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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价值认同、道德基础、精神支柱、知识力量、审美条件。就其本质而言，衡量一个社会和谐水平的根本标准应该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亦即文化和谐程度，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
任何一种和谐文化都由其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所决定，和谐文化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所要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和平、均衡、协调。其具体内涵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它的根本目的是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开放性、多元性、发展性、先进性等外在特征。
1、时代性。和谐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和谐形态，处于不同的和谐水平，具有相异的和谐要求，达到可能的和谐程度，不存在超时代的绝对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历史的产物。由于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们所建设的和谐文化亦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文化。
2、民族性。和谐文化拥有不同的文化主体，有不同的民族创造、民族特点、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使人类的文化充满丰富性、多样性、互补性。
3、地域性。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空间内存在并进行，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天然具有中国及其各个地方的地域性特征。文化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文化和谐不仅指同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域间的文化的和谐，也指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的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党注重统筹不同地域间的发展关系并推行和平外交路线，这表明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区域性。从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然具有中国特色，而不是超时空的、无主体的、一般性的和谐文化。
4、开放性。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排外、不封闭。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在确保其主体性的前提下，不仅在其内部开放，而且也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化开放。开放的目的是吸收一切文化营养发展自己，并反之为人类文明及社会进步服务。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使我们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充满了空前的张力，使之既能“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美”，并进而“美美与共”，使复兴中华文明、实现国际文化和谐、再造人类新文化成为可能。
5、多元性。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虽然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但它绝不是一花独放，而是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得其所，和而不同，互为存在，共生共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尊重多元文化、主张文化平等，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
6、发展性。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仅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而且其自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发展性必然决定文化的发展性，文化的程度性必然决定文明的程度性，文明的阶段性必然决定和谐的阶段性。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发展的、有程度的、具有阶段性的，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其发展的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之中。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文化必将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和谐文化所代替。
7、先进性。与任何一种和谐文化都有其先进性一样，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也具有其先进性。和谐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实现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和谐，就是因为它在其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具有先进性，即能适应该社会的生产力并促进其发展。一旦失去其先进性，一种文化也就必然走向衰落、遭到否定，从而通过内因或外因进行更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始终追求、反映并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其先进性是以往任何时代的和谐文化所不可比拟的。
[关键词]文化 生态文化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13-04
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共同本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它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况，根源于社会实践及其发展的需求，但又不完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反作用，虽然是以柔性的方式实现的，但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文化的这种共同的和本质的特征，在生态文化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要受到整体的文化特征的影响和制约。正是由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使得中国的生态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和内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文化与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及其作用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发生作用的机制，是通过文化环境和氛围，对社会成员的个体发生作用，使之接受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习惯，从而转化为共同的、持久的社会运行和存在方式。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上也具有这一共同的特征。
如何理解生态文化？由于视野和研究目标的不同，理解生态文化的切入点会有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理解生态文化不能离开文化的基本功能、特征和作用方式。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生态文化：（1） 人或人类与生态环境一体的认识。这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前提，没有关于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一体的关系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化。本文赞成人与自然对话的观点，但这与自然在本质上与人类同为一体的生态文化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别。（2） 生态问题成为思考社会发展问题中的一个自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生态思维成为思维习惯并在行为中得到体现。这是从个体方面所形成的生态文化的基础，是生态文化的底层的结构和最基础的部分。（3） 形成生态文化的社会氛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由构成这一系统的无数个体集合而成的。个体的文化行为只是整体文化特征的体现，与社会文化还具有较大的差异，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如果不能与其他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形成同构，就无法形成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就不能称为文化，不能发挥作为文化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整体、统一的文化环境中，都必然存在一些与主体的文化特征和氛围不同甚至冲突的个体及其行为。之所以不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化，正是因为文化的作用是通过文化环境来影响着其中个体文化的形成过程，并制约着个体的言论、行为、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的设定与实现程度的。
虽然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但是，任何个体首先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等，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逐步形成并长期稳定下来的。所以，社会的主流文化必然对社会成员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产生巨大的塑造作用，其特征必然会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身上得到体现。而在一定的文化体系结构中，何种文化要素占主导地位，则文化体系就更多地显示出相应的特征和倾向，并对个体的思维与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生态文化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体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关系认识的整体水平，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和政策的状况。而生态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环境，对社会成员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的程度，必然受到生态文化本身在文化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制约。当生态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人的生态行为及相关的社会政策等，都会朝着有利于热爱自然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全球资源加速消耗、环境持续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强化生态政策、发展生态文化，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生态文化的研究，确立生态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更重要的地位，使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单纯经济发展的文化观念，转向更加重视生态的发展观，在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制定有关政策时将生态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并形成制度和习惯。同时，由于文化的积淀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必须加强科学生态观的教育，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使科学的生态观逐步转化成生态文化氛围。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作为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至于本文所以将生态文化的发展分成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历史阶段，是因为工业社会独立出来的所谓“信息时代”，还没有真正脱离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在生态观方面，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基本是由工业化造成的。这种情况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态文化来说，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中国农业社会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态文化有诸多共同点：本质上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其主要的内容和特征都反映了社会实践发展的状况和需要；生态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力都是由于人或人类生活面临着严重或较为严重的危机，等等。但由于农业和工业社会处于社会发展本质上不同的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态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质的差异。在中国，自然经济经过了较西方社会更加漫长的发展史，与之相应，以农业文明为深厚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自身特点，且这些特点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首先，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特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因社会的统一而持续发展，具有长期的连续性。这种文化的连续性，保持着一个长期受儒家思想主导的状况。生态文化在先秦“天人合一”等思想中就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主要在道家、佛教思想等特别是道家思想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复兴的趋势。生态文化虽然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取得主流文化的地位，但它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化重要的历史资源。其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等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的生态文化思想反映了中国2000多年生态文化最基本的特征。道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及其系统的关于生态文化的思想观点体系，是以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对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生活相互关系的自然观和生态观为核心的。古代的生态文化所围绕的中心是人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将心灵寄托于自然之境。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方面存在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如何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关系上，所采用的方式更多的是“人定胜天”。但它主要不是针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是针对自然自身的状况所形成的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危机，自然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不是根源于人类实践对自然的破坏，而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和秦汉时期，人们不仅将自然视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认识和观念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从对自然界运行、变化过程的体悟中形成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生观中明显地带有自然的色彩，从而对人的生存态度和行为模式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常常是比照自然规律而形成的，认为人的本质最终源于自然的本质。所以，在中国古代，尽管政治的和道德的文化长期占据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但以人与自然本然一体的生态文化观对人的思维、行为也具有较为直接和深层的影响。
其次，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更主要地源于人与社会的矛盾。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足，相应地也就决定了人类实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为有限，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足以引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矛盾只表现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破坏，而这实际上只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古代的生态文化并不根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由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而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的社会纷争和动乱，使社会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难以预测，生产和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矛盾长期存在并激化，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内部的矛盾长期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能和谐相处，人的精神和心理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归宿，社会生活内部的危机促使部分社会成员将心灵转向自然。而在儒家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观点受到了排斥，其行为更是不容于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人们的心灵转向自然，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更持久地在部分社会成员中得到延续。所以，人生活的基础和环境，就是自然和社会，如不能相容于社会，就只能寻求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另一部分――自然形成更密切的关系，以求从中得到解脱或寄托，这是早期中国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再次，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养生和避世的特点。传统的人与社会的矛盾更多地体现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之上（尽管只有众多这样的个体才能形成生态文化）。人与自然本然同一的思想，如前所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源自人与社会的矛盾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转移。所以，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一种方式，是对社会生活中矛盾的回避，因而具有消极、避世的特点。但是，这种由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所转化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文化”的特点。因为作为生态文化，必须是主体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与主体自身的心理、情感、态度和自我评价形成同构，从而形成个体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并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氛围，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认识和观点，与“文化”还有较大的差别。只有在人们真正将心灵和情感转向自然、拥抱自然的时候，才能真正使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形成同构，因而才能使上述生态观和自然观转化成为文化因素，进入“文化”的层次和范畴。
三、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方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生态文化也必然在基本特征上与农业社会生态文化形成较大的差异。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时代，工业化有了相当的发展，信息化过程也在日新月异。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还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整体上处于自然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所以，除了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特征还有深厚的基础以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又使中国的生态文化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首先，生态危机或者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人类生存的危机源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当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的破坏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使对自然的保护、生态的稳定与平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使生态文化逐步得到发展。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规律，但它又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虽然对生态的持续发展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国家也制定了一定的生态保护政策，但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对生活的影响整体上还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在理论、观念和政策中所发生的影响都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所以，由于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众多的生态问题并制约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因而在文化观念中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生态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代中国生态文化所围绕的中心，本质上没有离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工业社会生态文化所围绕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人与自然如何融为一体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自然、保护生态，从根本上将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手段来看待的。如果没有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约，当代生态文化存在的基础就极其薄弱。所以，工业时代包括当代社会生态文化的本质还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多年来一直在“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种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文化，具有很浓的实用主义色彩，与真诚地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甚至以自然为心灵皈依的传统生态文化观具有重要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年之后，在科学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观基本要求的今天，对生态的破坏还仍然无法遏制，“人类中心主义”在社会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方面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人文素养主要由人文知识、人文能力与方法、人文精神三个方面构成，其中人文知识是社会价值理念的基础，人文能力与方法是整个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精髓，决定人文素养的性质。三者有机统一，相互联系，共同推动社会价值理念的进步。英美文学作品是西方社会文明的产物，体现了西方社会价值理念与时代精神。以英美文学作品为载体，探究其人文素养的社会体现可以充分地展现出英美社会的文明形式，帮助受教育者充分的了解英美文化的背景，进而为英美文学、语言等课程的学习提供基础前提，保障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1.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人性的本质
很多英美文学作品都刻画出一位或者多位具有时代特征的主人公形象，进而以人物的性格描述、人物的活动以及人物的结局来展现出整个社会的特征与价值理念。这一基本的展现手法将当时的欧美文明直观的表现出来，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社会中各种角色，进而将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元素、文化创作手法、以及时代精神表现出来。
例如作品《哈姆雷特》中，作者就刻画出一为本性善良，信仰纯真的王子形象。哈姆雷特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是充满爱的，坚信人类应当具备善良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因此其复仇的使命本质上成为其去除黑暗、恢复光明的一次追求。这一形象的人物刻画充分展现当时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无论现在的社会有多么的黑暗，无论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有多么的艰辛，人都会为了成就自身的高贵典雅、仁爱平等而不懈的追求。
2.创作生动的情节，勾勒出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
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是人文素养社会体现的最佳形式，英美文学作品往往会创作生动的情节，以社会的现实为依据勾勒出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进而凸显人类文明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展现出来的情节变化往往能够将一段时期的时代特点展现出来，进而结合当时社会的价值理念与时代文明将文化的发展趋势再次体现出来，补充了单一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容，又进一步拓展了人性的复杂性。
作品《简?爱》虽然描绘的是一位英国女子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坚持自我，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但整部作品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不平等以及随着社会发展，女性不甘忍受社会压迫，追求幸福生活的社会变化。作品刻画了一位遭受当时社会压迫的女性形象-简?爱，同时再以生动的情节展现出简?爱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而整部作品在本质上通过人物及故事情节勾勒出女权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以及社会对父权、男权提出的挑战，进而展现社会的发展变迁，展现当时社会价值理念以及人文精神的变迁。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结合情节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中人文素养被充分地展现出来，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时代特征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达。
3.以社会现实为原型，展现各个时代中人性的追求
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简?爱》，都是以社会的某一现实或者是社会的时代特征为参考来进行创作的，其刻画的主人公以及情节的发展变化往往是社会现实的体现。而英美文学作品中除了展现社会基本特征外，往往还能充分的展现人性的追求，以人物和事件为基本的载体，从本质方面展现出各个时代的人文精神，进而整部作品得到升华，人文素养的社会体现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
作品《哈姆雷特》表达了主人公对光明、美好、博爱的追求，虽然追求的道路异常的艰辛，现实也充满了挑战，但是无法阻止主人公驱逐黑暗追求光明的热情。这一使命的追求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不懈的追求，人文精神的内涵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诠释。而作品《简?爱》更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展现人追求平等，追求美好的愿景，除了展现社会的时代特征外，更将女性崇尚合理的自由，寻求自由平等的理想表达出来，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形象。
Abstract:Will the youth be the social culture future inheritance and the inventor,how the Contemporary China youth's cultural attribute,will relate our country tradition outstanding culture whether can obtain the inheritance,relat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culture which our country will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hether can obtain promotes and develops,this will also relate our country in the futur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uture and the destiny.
关键词：当代青年文化属性象征文化。
key word:Youth of the period Cultural attribute Symbolic culture。
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看待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会得出不同的关于文化属性的判断，本文主要应用马格利特·米德的“文化模式”理论，即“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文化形态影响着青年怎样接受和接受什么文化，这也就影响着青年文化属性的形成和确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后象征文化仍然是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地位，互象征文化处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前象征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苗头但并不明显，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三种文化属性，即：后象征性、互象征性和前象征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的这三种文化属性的所处的地位和表现。
首先，研究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后象征性文化属性。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父母、尊重传统和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品德上都具有深厚的向长者、向过去经验学习的后象征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经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青年一直具有后象征性的文化属性，正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具备决定中国的青年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后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文化属性。
其次，考察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互象征性的文化属性。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互象征文化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存在着属于不同辈分群体文化期望和文化价值，所以互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文化属性。这表现在：老师、同辈人和青年团体已成为青年人学习和获得文化信息的楷模。当代中国青年形成了以自己的同辈人作为文化楷模的文化，而这种属于青年自己的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年互象征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互象征文化无处不在，青年人有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他们很少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而是与他们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同辈或年轻成年人中的精英，总之，青年人的楷模不再是或不只是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他们更亲近于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同辈人。
最后，重点探讨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的前象征性的文化属性。前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年成为社会的权威，长辈以青年为文化楷模。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和权威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前象征文化并不明显，但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已经有了前象征性文化属性的某些体现。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已经把他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另一个时代。许多长辈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新的知识，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文化领域，青年人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领路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人的文化也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标。
以上我们从社会的不同领域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前象征文化属性的一些表现。但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当代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的表现是有限的。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他们往往只是学习或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始创新性。可以说，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真正确立和壮大，还得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走很长一段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千年文明深深的牵绊着中国人，中国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一定会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形成也一定会更加漫长并伴有自己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青年人身上的文化属性会具有多种类、多层次的特色。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绝不会是横空出世、无土栽培的，而是有根的，这根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后象征文化属性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特征；综述
[作者简介]蒋建新，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理论教育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裕军，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理论教育一系讲师，博士，江苏南京210003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2-0001-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架构、基本特征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三个重要方面，本文就十七大以来学术界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架构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进行归纳。
(一)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时空维度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横向看，学者孙堂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宏观指导、战略布局以及条件保障等三大层面的基本原理组成的包含三大板块、十二个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200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该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十四个方面，并在每个方面都有“三大理论成果”中对应的相关内容，使这种归纳方式更加完善。
(二)从理论逻辑层次维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架构。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逻辑分层时，学者们的角度各不相同。荣开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回答的主要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分为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主体、关键等三个主要层次。梅荣政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架构由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本内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三部分组成。李恒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第一层次是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第二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第三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战略设计。聂运麟着重从理论范畴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系，它包括“改革与发展”、“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效率与公平”、“独立自主与经济全球化”、“社会生产力与民族文明素质”、“民主与法制”、“批判与借鉴”等。倪德刚从基本理论、具体理论和重要范畴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罗文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哲学基础和“精髓”、理论基石、主要内容、基本范畴等四个理论层次组成。严书翰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多个方面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面的理论(即基本理论、总体布局理论、实现条件和保障理论)构成的。这一归纳，给予我们更为科学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架构以新的启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共十七大报告简要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学者们围绕着开放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质与体系特征展开了研究。
(一)对开放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何建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是“不断发展”和“开放”，在对世界积极文明成果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进程中不断开放发展。涂小雨则从四个方面解读了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向度，认为总体布局是“四位一体”、全面小康是目标、和谐社会是任务、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这四个方面都要与时俱进，从而体现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性。
(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角度探讨其开放性的源泉。学者们认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体现，这使其必然呈现出开放性特征。张国镛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之中，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品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若干个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如姜作培认为，这些本质特征具体表现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而田克勤则认为，应该从原则性和再创性的统一、完整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几方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
(三)以开放性为中心。从多角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征。学者们从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多角度概括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特征表现：首先是实践性特征。秦刚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不断总结、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次是时代性特征。秦刚把“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纳入了理论体系特征的范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最后是创新性特征。万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具有创新性的特征属性。可见，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体现出时代性与创新性特征，他们共同诠释了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迄今为止，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
(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括的意义。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论名称，把它作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首先，具有良好的整合性。石仲泉认为，这一概括是我党用来整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的最佳选择。这种整合一方面突出了该理论体系的本源性，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具有突出的优点。石仲泉认为，这一最新概括至少具有如下三大优点：一是体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二是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三是体现了理论表述的简明性。包心鉴则认为这一重要新概括的优点在于它凸显主体，更加注重党的创新理论是集体智慧和
心血的结晶，更加体现了“去个人化的发展趋势”。最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沈宝祥指出，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还会有重要的创新，这些创新的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实现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郎益君认为，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重大飞跃。其次，解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秦伟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意义在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发展和怎么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刘海涛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勾画了理想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二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探索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三是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最后，突破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苏荣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正如张远新指出的那样，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意义，就必须放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体现在：首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针。苏荣把这一理论体系对国内建设的指导意义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三是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其次，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包心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时代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借鉴意义。张爱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建设、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而秦刚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既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又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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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时代特征；基本问题
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属于核心范畴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社会的发展下，现代管理理论有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下面就基于这两点进行分析。
一、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
（1）国别性色彩
西方管理理论与西方国家自身的情况有密切的关联，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管理的本质就是改革，管理理论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进行创新，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照搬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是不现实的，需要根据我国特色的历史背景来制定新的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的制定需要针对当时社会发展现状，一旦与社会发展现状脱离，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早在2004年，国家就针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与任务来制定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现代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调动起各类积极的因素，提升社会创造活力，推进管理体系模式的创新，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在十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这种现代化既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涵盖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其本质就是在我党的带领下，制定出由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共参与的管理格局，提升综合治理能力。这就给现代管理理论赋予了新的特征。
（2）实践性特征
现代管理理论是源于实践的，从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任何的社会生活本质都是具有实践性的，现代管理理论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年代中，现代管理理论具有不同的实践性特征，在理论的发展中，需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科学看待社会上出现的各类矛盾，这样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3）创新性特征
现在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思想的创新，我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不同，如果一味的进行追随与模仿，无疑是难以解决我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根据社会的发展步伐来创新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组织机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实现了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有机结合。
二、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问题
关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涉及到大量的问题，从学科管理诉求来看，学科诉求是包括理论诉求和实践诉求两个方面，从现代管理理论的管理理论来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应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营造出一种舒畅、默契的关系。研究显示，和谐管理属于管理的最佳状态，也是我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诉求，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工作，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基础条件。长久以来，之所以我国现代化建设工作屡受挫折，一个重要的诱因是由于管理模式是不科学的，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究竟采用何种管理模式才能适应我国国情呢，毋庸置疑的是，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组织、管理计划、管理控制与管理领导工作都必须要科学化，这既是管理手段，也是一种管理过程，以科学化来控制管理工作，实现风险管理、绩效管理、文化管理、流程管理、资源管理的科学化，不断完善现有的管理理论。这不仅是现代管理理论的过程、要求和归宿，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精髓。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信息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了使决策和控制更加准确，管理理论综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使组织的各项活动一体化，进而实现组织的目标。21世纪的管理学应重整也必然会重整自己的理论体系，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使之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使之科学性得到不断地升华。
三、小结
总而言之，现代管理理论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工作中规律、效率和理论知识的概括，这也是我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而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时代特征的研究也正是为了中国式的管理实践走上科学的殿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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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学图书馆管理 宏观思路 具体措施
中学图书馆是整个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对教学和全校师生进行相关服务的一个重要机构，同时中学图书馆是链接学校和社会的重要基地。进入21 世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日益发展，信息化逐渐成了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因而在这一背景下，中学图书馆管理日益受到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不断面临网络化、数字化及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进步的冲击，从而使中学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面临诸多挑战，使中学图书馆具备新的特征。这就需要进一步把握中学图书馆管理服务工作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更好地确保图书馆发挥自身作用和功能。
一、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信息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学图书馆作为连接学校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纽带，已经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从而使中学图书馆在原有特征的基础上具备新的特征。中学图书馆所具备的特征，是进一步探索中学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基础。笔者认为，信息化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1.文化特征
文化特征是所有图书馆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学图书馆概莫能外。图书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集人类之大成者，是人类不断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结晶，也是传播文明的重要场所。中学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类文明和信息知识的载体，更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以及人类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发展的历程。
2.学科特征
中学图书馆建设始终是围绕中学相关学科建设服务的，也是图书馆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的需要。学科研究和学科发展始终是中学提升质量和迅速发展的主题。因此，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按照学科专业建设和文献工作流程，组织存储和编辑文献科技信息，使文献获取、检索、传递信息化，从而使中学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学科化，优化文献服务职能。在图书馆数据库建设过程中，要按照学科专业需求对文献信息进行科学编辑，整理成信息化的文献信息图书馆，开发学科专业数据库，建立学科种类系统化学科数据库体系。优先建设学科专业相关文献和重点建设学科文献数据库，通过学科专业文献数据库建设，促进各个学科教学科研快速发展，充分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文献库资源，提高图书使用效率。
3.教育特征
中学图书馆最重要的特征是教育功能，中学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因此，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和学生知识传授需要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是中学图书馆的基本要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与中学图书馆在教学、科研工作方面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中学图书馆建设需要适应中学教育教学、科研需求，以及课堂教学和教学实践需要，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教师技能。
4.信息特征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科学知识体系日趋庞大，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人的一生不可能对所有的知识都加以获猎。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各自学习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知识方向和学习导向，从而不断丰富发展某个领域的知识体系。如何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寻找知识方向，捕捉和有效利用原来的文化信息，是中学图书馆需要为读者提供的基本服务。因此，中学图书馆加强文献知识的信息化管理是有效发挥图书馆功能的重要手段。
5.数字特征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网络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和信息容量呈井喷式发展，中学图书馆面临技术和管理的巨大挑战和机遇。各种知识不再局限于纸本文献，多媒体和光盘管理成为中学图书馆的重要途径。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特征明显显现，从而使信息资源海量化、动态化，增强信息资源的共享性。
二、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管理的宏观思路
对信息时代下图书馆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分析看到，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既有传统的文化特征、教育特征、学科特征，又被赋予新的数字特征和信息特征，新老特征相交织、相结合，尤其在信息时代下，日益呈现出知识信息化、信息知识化的特点，这些都给中学图书馆的相关管理提出新的挑战。下面从改革管理观念、突破传统服务模式、建立起信息一体化管理等角度，对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管理的宏观思路进行相关分析。
1.改革管理观念
传统的中学图书馆管理模式是以收藏纸张为载体的文献信息，主要围绕纸张文献的借阅服务，图书管理与服务功能单一，服务方法简单。并且图书馆以藏书为主要目的，图书馆建设与管理的重点是更好地保证藏书、管理藏书，存在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思想，往往把读者放在次要位置。这种单一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管理的新要求。因此，要革新落后的管理模式观念，并依据信息化发展需求采取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实现图书管理模式创新和规范化管理。
2.突破传统服务模式
中学图书馆是服务于中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文献资料的有效性对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教师在文献检索与阅读过程中，通过筛选甄别，科学思考，挖掘信息资源，寻找教学科研的新思路，从而在反反复复的科学思考、论证、演算过程中提炼科学问题和解决方法。中学生的自我学习离不开相关文献信息资源的学习。如何有效地为师生提供需要的文献资料，帮助师生科学有效地查阅文献，是信息时代下的中学图书馆管理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因此，图书馆需要采用多种方式向师生推广介绍文献检索知识和检索方法，开设文献检索课程，帮助师生掌握文献检索系统方法，提高文献检索效率，加强文献检索和使用的服务工作，真正突破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
3.建立信息一体化管理
信息时代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对图书馆文献管理和服务模式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为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要加强信息一体化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从图书馆文献组织结构变革到图书管理制度变革，全新地思考应对信息环境下图书文献管理的新模式。文献信息更新很快，人类在知识创新和探索的过程中要更好、更新的文献信息服务，就要在图书馆管理中改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系统与服务模式，增强文献管理的创新意识与知识技能，提高能力素质，加强对图书管理员的培训，使之熟悉图书文献的加工编辑、检索查询等服务功能，并采用相应的激励措施激发管理员的创新服务意识和服务思想，使文献体系、人力资源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之间形成有效的一体化管理模式，使知识素质与能力素质融合，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能动性，加快文献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速度。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图书馆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要针对图书馆所有文献信息、知识、智力资源，进行一体化科学管理系统模式创新，使文献知识更新和服务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
三、信息时代下加强中学图书馆管理的具体举措
在对信息时代下图书馆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加强中学图书馆相关管理的宏观思路进行了分析。下面则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创新相关管理、增强现代服务业理念、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分析加强中学图书馆管理的具体措施。
1. 创新相关管理
中学图书馆的管理是以管理机制为依托，以图书馆馆员为渠道，通过图书馆馆员落实的，因此在信息时代下，中学图书馆相关管理的创新就要从管理机制和图书馆馆员两方面入手，双管齐下地进行。
就中学图书馆管理机制创新来说，创新图书馆的内部管理机制包括理顺内部关系、转换运行机制、调整结构、优化队伍、改善条件、提高待遇、调动积极性和增强内在活力等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能本管理的作用，使被管理者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就对馆员的管理看，在信息时代下，对馆员的管理要侧重馆员图书馆知识的创新，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知识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中学图书馆应根据本校特点，合理引进人才，为本校教学服务。对于已有馆员，中学图书馆的管理者应根据馆员的个人特点和工作需要，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馆员进行全面知识的培训，提高馆员的岗位技能，使馆员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2. 增强现代服务理念
创新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是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在信息时代下，对于中学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人员来说，其要不断学习，紧跟社会和科技发展新潮流，掌握最新的专业理论、最新的专业技术，使图书馆服务和信息时代的大背景相结合，开拓新局面。
新形势下的图书馆服务业要贴近读者，做到“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开展多种服务方式，如馆内服务，网上服务、定向服务、专题服务、咨询服务等，本着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好务，强化服务效果，强调图书馆信息服务业的文化含量和知识含量。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图书馆管理的实践中走出封闭的圈子，树立“以人为本”，而非“以书为本”的理念，中学图书馆的受众是全体师生，而非仅对教师开放或仅针对特定的学生群体开放。
3. 优化配置人力资源
中学图书馆在传统管理模式下，人才队伍老化，人才组合不够合理。这就要求中学图书馆在引进人才方面多引进些图书专业以外的各种人才，如计算机、外语、历史等各种学科人才，进行图书专业培训之后，如继续教育、岗位培训、交换馆员、派出进修、做访问学者等，逐步改变目前中学图书馆人才单一、匮乏的局面，逐步完善中学图书馆人才结构，以此提高整个中学图书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从尊重人的个性化特征出发，了解人的所能所长，结合培训结果，大胆起用新人，合理配置部门人员，让他们在适合自己兴趣爱好，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能力，在管理者的协调下互相配合，最终达到中学图书馆工作的新水平。
总之，在科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学图书馆作为学校信息化的基地，必须从宏微观的多个层面，通过观念的改变、服务模式的创新、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改进图书馆的相关管理，发扬图书馆精神，使中学图书馆充满生机和活力，通过优化人力资源、服务理念的转变等相关具体措施，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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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信；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资源；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蔡晓钰.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历史演进及述评[J]. 当代经济管理，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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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钦先.基于普惠金融导向的征信体系发展研究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10）.
关键词：传统；现代化；新传统主义；东亚；中国
s.n.艾森斯塔德（shmuel n.eisenstadt），当代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代化问题专家，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教授，著有《社会的进化与发展》（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帝国的政治体系》、《轴心文明的源头与分殊》等。他在《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一文里认为，现代化并不需要消灭传统，也不可能消灭传统，需要探讨的是应该如何让传统适应或顺应现代化，即让传统为现代化所吸收和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制约和影响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与日本和泰国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可以相容的结论，这与他主张的“多重现代性”理论是一致的。
一、重估“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
艾森斯塔德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把“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化的做法，主张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共存，“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因此，需要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第一，“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吗？”
众所周知，在“经典”文献以及近年来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论著中，“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两分法中，“传统”社会常被描述为一个静态社会，分化或专业化的程度很低，城市化与识字率的水平也不高，而“现代”社会则被看作是一个分化、城市化、识字率水平很高，大多传播媒介较发达的社会。在政治领域中，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以某些“天”的代言人控制的“传统”精英为基础的，而现代社会的基础则是大众的广泛参与，他们并不承认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产生必须基于世俗价值与效能。总而言之，传统社会被它的传统所限定的文化视野所束缚，而现代社会在文化上则是动态的，具有变迁与革新取向。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导致对所谓“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功能的极端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持续不断地发展与现代化要以摧毁现代生活中的所有传统因素为条件，甚至将两者完全等同。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s.艾森斯塔德认为，“很明显，这种探究法或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可以发现一些相反的证据”。[1]
第二，现代化能够也必须从传统中受益
艾森斯塔德认为，常有这样的情形：传统背景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如家庭、社区、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瓦解导致的是解组、断裂和混乱，而不是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在日本、英国等国家，其现代化是在传统象征的庇护和传统精英的赞同下取得成功的。在许多情况下，现代化的最初动力是来自反传统的精英，但不久以后，他们就试图将传统社会中的某些方面或象征恢复起来。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化冲击进行反应的也是这个背景。现代社会功能的不断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可利用性，以及被整合到现代背景中去的可能性。[2]
第三，应该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艾森斯塔德强调：必须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需要分析在特定的传统或传统社会中哪些力量有利于或有助于变迁过程，而那些力量会阻碍变迁过程，并要仔细考察这些力量与所谓“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关系。需要把那些仅仅能为传统社会的框架所容纳的变迁与可以导致对这种框架的超越，即导向现代化的变迁区别开来。需要考察那种可以有助于向现代性过渡的变迁过程的特征，这种变迁过程是与阻碍这种过渡的变迁过程不同的；还需要考察那种可以导致现代框架的发展与连续性的变迁过程的特征，这与那种在现代框架建立之后会窒息其生命力的变迁过程是不同的。艾森斯塔德认为，为了更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界定为：（1）现代变迁力量对传统体系的冲击的一般性质；（2）传统秩序影响人们感受这种力量以及感受在新形势下必须面对的问题的程度；（3）从自己的传统遗产中形成的处理这种问题的能力的程度，即或是在不根本改变自己的中心制度与象征的情况下适应新环境，或是通过改造中心制度和象征来适应新环境。[3]
二、现代化对中国冲击的性质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现代化对中国冲击的性质是什么？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之下，中国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是什么？
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两种形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崩溃的潜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和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不仅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时代，而且这种挑战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就其对内部秩序的影响而言是如此。它不仅毁坏了现存的王朝或维持特权政体的可能性，而且也瓦解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形成一种新的、现代类型的社会秩序的期望和要求的形成也影响到这种瓦解过程，这些期望和要求包含意识形态和制度两层含义。[4]
三、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的异同、特征与原因
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艾森斯塔德认为，在晚清，从必须重构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民国时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在晚清，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民国，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新传统的儒家取向、非改造型、半世袭性）的。
尽管存在基本差异，但对现代化的反应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特征，即中国对新的环境、现代力量的冲击和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在晚清时期，统治中心仅仅愿意促进某种有限的并为自己所控制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往往局限于技术以及某些经济和行政领域。不愿促进更长远的可以确保广泛阶层参与政治秩序的变迁。统治中心的政策以强调维持现成的社会结构为特征，对社会运动和独立的公共舆论进行镇压，使之转变为积极的、较为成形的政治成分和组织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统治中心之外的现代化群体的组织程度是很低的，改变现存的象征和制度秩序的效能很低。在民国时期，的基本现代化取向是新传统主义的。在最一般的象征层次上，精英常常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的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组织领域，精英努力控制其他群体，使之不超出传统的界限，互相分离，缩小和控制他们流通的渠道，将他们与中心相分离，限制他们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参与与接近。在社会的宏观层次上，新传统主义反应是在秩序中心形成了军事“传统主义”和新型世袭制。其特征主要是：保守的军人意识形态；强制性的取向与政策；新中心在意识形态和象征上的封闭性；主要关心的是现有政体的维持，并与社会中的主要群体（大部分是传统的）建立临时性的妥协。[5]
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艾森斯塔德从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特征和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改革与“革命”传统）两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社会秩序中与（对现代化）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形成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性特征，就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互相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中国社会不具备这种独立性。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独立性来看，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互相交织是最紧密的，几乎成为一体。”在中国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或文化组织。“虽然从原则上来看，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中的许多普遍主义的伦理因素是超越于特定的边界和社区的，但在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是与的特殊政治框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帝国是由儒家象征合法化的，但儒家象征和儒家伦理取向也在帝国内部找到了自己的‘自然’位置与框架，以及主要‘对象’。”[6]艾森斯塔德认为，“儒家伦理取向的基本对象就是帝国——科层框架中的政治活动，这就带有很强的特殊主义色彩，并局限于现有的文化——政治范围”。[7]其次，从社会与政治相互独立性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的分层体系完全是按照政治中心形成的。”带有强烈儒家取向并由儒家学说加以合法化的帝国中心，是威望与荣誉的唯一分配者。各种社会群体和阶层都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身份取向。几乎所有较重要的宽泛的取向都是与整体性的政治——宗教中心相联系的。将帝国中心与广泛社会联系起来的文人阶层可以在帝国体系中承担一些至关重要的整合功能，也能够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发挥这些影响的方式则是支持等级制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的文人的存在依赖于统一帝国的理想的维持。中国文人的特征虽然有利于在长跨度的历史时间里调节和吸纳变迁，但也恰恰是这种特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中文化上和政治上最成形的群体的改革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广泛群体中的改革或改造能力的水平也与他们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的基础有关，这个基础就是“家庭主义”。虽然“家庭主义”不一定是中国没能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凝聚力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制度领域的联系），但中国的家庭确实是“一种相对自主而又自我封闭的群体，但却很少带有自主性的广泛取向。”除了那些在科层系统中获得地位并对科层系统承担义务的人之外，个人的基本责任是扩大家庭的力量和所拥有的资源，而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目标和义务来体现家庭的价值。[8]
第二，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历史上的变迁、革新和造反的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意识形态也许是它对于现世责任和现存的社会框架中的活动的强调，这些活动包括家庭、亲属群体的活动以及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同时它也相当强调恰当地履行这些职责与个人责任的终极标准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是大规模意识形态和宗教中最具有“此岸世界”特点的一种，它特别强调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政治的重要性。这种取向并不缺乏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但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人类生活中的政治和家庭标准来表达。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革新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形成的改造取向大都趋向于在这些框架中完善个人责任，或使他们脱离现实生活，而很少具有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结构和社会政治的基本方面进行改革的取向。中国社会的边际性变迁——造反和地方主义（地方长官演变为半独立的军阀）也具有以上基本特征。从政治组织的观点历来看，“这种造反和武力反抗都不能带来一种不同的、新的政治表达的层次”。他们虽然能够传播社会抗议的许多象征符号，但却很难就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形成积极的要求。一般地说，他们的目标只是在于夺取政府和科层系统，以及按同一个模式建立新政府。这些造反所提供的只不过是对现成的价值结构的第二种解释，而并不能提供创新性的，完全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同样，军事总督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也是在现存的价值和政治框架内形成的。虽然他们努力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中央政府，或控制中央政府，但他们很少想到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体系。即使军事总督和军阀最终分裂了帝国，但其终极的政治理想还是在“传统制度的肯定与强化”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帝国统一。[9]
四、中、日、泰“新传统主义”式的现代化成败及其原因比较
民国时期新传统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断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统治精英努力去控制社会中的所有权力位置的群体，垄断所有有效的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又向各种群体的要求不断让步。民国新秩序的中心象征是传统与更极端的现代象征或反西方象征的混合物，它不能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政体形成和发展中提出的具体的、手段型的组织与制度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的指导。这种新传统主义政策将导致以前的传统型关系的延续，如工业背景中以及涉及官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家长制，而且这一点又与在新的背景中缺乏承担责任和首创性的准备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传统主义群体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以控制社会中较重要的广泛领域，并利用急剧的变迁来支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较为分化的、有效的中间性和中心制度发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限度。结果浪费了那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同时也破坏了想建立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但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是否应该归之为新传统主义的政策，还是应该归之为结合在一起的内部瓦解力量和外部冲击力量过强，艾森斯塔德认为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他以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为例，说明了新传统主义政权与较高的经济发展和对国际力量的挑战较强的适应能力共存的可能性。新传统主义政权可以容纳部分的制度创新（一方面防止制度中心制定将导致政权崩溃的政策；另一方面逐渐释放在制度中心社会参与的空间），但几乎完全依赖美国保护下不受国际压力影响的特殊国际环境。在大陆现代化失败，而在台湾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艾森斯塔德归结为国际环境作用下的内外压力的差异。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所处的比较边缘或与世隔绝的位置，会有利于形成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政体”。[10]
泰国的例子与台湾相似，甚至“也许可以最形象地说明传统政体的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中心象征和制度中并没有发生变迁，在有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方面也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泰国的现代化适应是通过改变这些制度中的某些方面而实现的，特别是通过科层系统的理性化以及在中心和统治圈中的参与扩大到众多的群体实现的，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但与旧的群体并没有很大区别。这种对不断变化着的现代条件的高度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边陲的地位。[11]
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日本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它是这样的一种现代化案例：由专制寡头驱动，而且专制寡头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导和控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既有的框架中吸纳许多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独特的特征的形成，也许在于这种寡头本身是革命性的、想进行现代化的，但同时，他们又把传统的帝国的象征的保留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帝国传统的连续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确切地说，它成为新的国家认同的目标和内容。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弹性的中心制度和集体目标。因此，这些精英虽然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中的创新，特别是极为老练地在政治和行政活动中进行创新，但在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也具有同样的取向。由于这些特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支持，使得它能够疏通广泛阶层的某些传统型效忠，并通过科层制的手段将这些阶层结合到新的中心框架中去，实际上并没有授予他们政治权利，至少是没有授予他们有效的政治权利。[12]
五、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及其社会文化基础
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前两次存在明显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这三次现代化反应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从表面上看，前两次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而第三次则与前两次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次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
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建立的秩序中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艾森斯塔德认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混合物”。新中国政体与中国传统秩序及新传统主义秩序之间的非连续性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政体努力摧毁大部分具体的传统象征、传统阶层和传统组织，形成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并建立新型的社会组织。但尽管如此，这两者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某些价值和取向的层次上就更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对不同的传统象征和取向的使用，以及对这些象征和取向的支持。这个政体感受到了与传统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某些广泛性的社会与文化秩序中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努力去利用传统的取向，而剔除这些传统取向的许多具体内容，以及这些取向对旧秩序或旧秩序的某些组成部分的认同和联系。这个政体努力将旧体系中固有的动机取向释放出来，同时又按一种新的方式对其内容和基本本体加以改造。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在国家的作用和集权化的科层系统方面，形成了一种利用以前的职员、知识和组织机构的趋势，但同时又将这些与以前的框架分离开，并对这些因素的自主性加以否定。[13]
为什么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与前两次具有根本的不同，艾森斯塔德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在中国不同方向的“改革”和“造反”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即在文人和绅士群体的“理想主义”趋势与“秘密会社”和农民的造反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联系，使得绅士群体、某些秘密会社、某些军阀和农民造反者能够超越他们自己有很大局限性的社会取向，去寻求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形成新的、更加广泛的取向。
第二，第三次现代化反应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这样一开始，就没有在国家秩序的改造与社会秩序的改造之间形成很大矛盾，相反，这两方面之间到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互相加强的关系。[14]
以上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中国政体从新的国际力量的冲击中所选择的那些象征和取向的性质，而这些象征和取向又成为新的具有内聚力的精英和改造取向的纽带与目标。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基本取向：一个是“乌托邦式”的公共——整体取向，另一个是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工具——制度取向，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取向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但新中国的许多活动并不主要是以公共——整体取向为基础的，而是主要基于“更理性”的努力，以打破有局限性的传统效忠，激发新的动机，即有关新型的经济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动机，并反复灌输对新的广泛的社会秩序的效忠意识，疏通被封闭性的群体和组织割断的效忠。[15]
艾森斯塔德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存在两个忧虑：第一是如何控制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的问题？第二是如何运用人们对它的效忠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他认为困难在于“既有的制度模式与正在形成的制度模式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即官员、地区性组织和经济企业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在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中）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存在这样的不信任”。[16]艾森斯塔德强调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互不信任”会严重影响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尤其是社会凝聚力和现代性制度建设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中介制度和组织”或“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社会群体组织以及这样的社会身份的基础”，会在事实上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的延续，对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会有消极作用。[17]
结论
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反对“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的极端观点，他主张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以便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中国经验为例进行考察，就是这种重新定位的尝试。他把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分成三期：晚清（或帝国）时期；民国（或后帝国）时期，共和国（或共产主义政体时期）。认为前两期与第三期有明显的区别。第三期则与前两期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期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但前两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期，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第二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第一期的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第二期，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的。到了第三期，现代化反应虽不再是新传统主义的，但“中国共产党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传统所影响”[18]。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台湾、日本和泰国现代化的成功，是在新传统主义框架下的成功，但受益于它们所处的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地位，减弱了国内外对它们的期望或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新传统主义现代化在大陆的失败与这种压力的强弱有关。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艾森斯塔德还是建议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包括各种中介制度和组织），以整合和化解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必须有吸纳和释放机制）。鉴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互不信任”，只有加强“信任建设”（也可以看作一种隐性制度建设）和“制度建设”（显性或刚性的制度建设），“信任危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化解。艾森斯塔德的传统与现代性相容，并能为现代性所合并和控制的观点，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深度推进富有启发，现代化建设要摈弃简单地否认历史与传统的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过程。
注释：
[1]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7——1088页。
[2]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8——1089页。
[3]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9页。
[4]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0页。
[5]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1——1093页。
[6] （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7页。
[7] （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8页。
[8]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8——1099页。
[9]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9——1100页。
[10]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3、1094、1095页。
[11]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6页。
[12]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6页。
[13]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4——1105页。
[14]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6——1107页。
[15] 参考（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7、1108页。
[16] （以） 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8页。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性功能。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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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特征；分析
马克思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念传入中国后，通过一系列的传播、运用及发展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因此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传承及民族特征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所以，在现阶段民族特征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可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应该正确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文化认识以及创新的基础上，制定正确党的发展路线以及基本方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知过程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点内容就是民族化的体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内容的分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文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而且也逐渐提高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在共产国际帮助及支持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文化的构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强调民族化，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将民族化与马克思注意进行充分性的融合，从而在根本意义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对于任何的事物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被称为一种矛盾的个体，主要是由于矛盾是各个事物的根源，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可以在中国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不仅是社会文化构建中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中国化社会构建的根本因素，通过其制度的体现及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模式构建的稳定性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及分析，构建战略性的发展目标，从而为民族化文容的构建提供有效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的实质性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实践统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形式是社会性质、价值目标以及发展历程的展现，同时也是民族化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本质需求。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进程优化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强调思想的解放及统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历程的分析，其思想与实际内容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充分的体现出教条主义以及大党主义等社会的基本形式。其中的实事求是，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逐渐推进民族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通过民族化思想的解放及统一，可以为中国化社会进程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征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发展过程中，其核心理论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基本内容，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化发展需求的分析，可以结合中国国情实现民族化的发展。而且，在实践经验总结的过程中，可以认识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的运用会使中国化的民族化运行少走弯路，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中国化发展，会使民族化的发展逐渐失去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需要充分满足社会对发展需求，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发展，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建设应该充分满足时代的发展实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进行进行了紧密的配合。因此，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中国化的实际需求，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所有的内容应该在实际出发，将实际需求作为基本前提，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构建提供有效依据。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将民族化作为基础，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所以，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市场需求分析的过程中，应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作为基本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优化，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处于永无止境的状态，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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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社保基金;费改税
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7402
1社会保障税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
社会保障税又称为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征收的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它主要对薪金和工资所得(即劳动所得)课征,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筹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强制储蓄形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1.1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
社保税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规范性,促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
1.2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社保支付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养老金负担至201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12%,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10%的临界点,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保资金缺口,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走出社保支付的困境。
1.3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1.4对社会保障税实行收支分离原则,进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税的健康运行和廉政建设,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增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形成社会保障的收入、支出、管理分别独立的科学管理系统。
1.5有利于与国际的税制惯例接轨,促进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
目前,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成为了各国除所得税外的第二大税种,我国依国际惯例开征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收协议中可以相互抵免,有利于协调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有利于维护国家及本国居民的权益,促进国际间的开发与交流。
2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条件分析
2.1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立法依据和制度基础
“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条例和决定,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征缴力度,基本上实现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改革和实践,为社会保障税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2.2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国际经验借鉴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世界范围内70%的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其中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社会保障税还是头号税种。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税税法,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呈现出以下共同的几个特点:社会保障的法制健全,立法规范,实施规范化、制度化,依法筹资,依法保障;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比较广,纳税人包括本国有工薪收入的人,也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人员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税率是从低到高,其税负随生产发展而调整,并与政府、雇主、职工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分开,税务机关征收,纳入财政部门预算范畴,集中到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保障资金收、管、用相分离,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目前凡是实施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政府基本解决了无法支付国民安全、保险资金的困扰, 人民对缴纳税收也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防病养老等方面的更大的安全感,如今社会保障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已逐步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深入地总结西方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理论和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做法,设计出优良的税制,使我们在费改税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收体制。
2.3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充裕的税源支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分配杠杆逐渐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私人收入积累也有了一定规模,物价相对稳定,,工薪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工薪阶层已具备了一定的纳税能力。另外,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改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完成了三年脱困目标,基本上具备了纳税能力。而且开征社会保障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成为纳税人,使得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相对以前有所减轻,有利于改善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竞争地位,再者,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全体公民都希望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因为只有现在缴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所以在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况下,他们也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税。
2.4社会保障税实施有较成熟的征管条件
(1)征收机构和人员已经到位。直至今天,地方税务局有着近十年的征收社会保障费的经验积累,拥有遍及全国、组织严密的征收机构和一支专业较强、素质较高、善打硬仗的征收队伍,保证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的运作筹备工作顺利进行。
(2)税收征管水平有保障。税务系统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构筑起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税收监管网络,加强了对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和纳税检查,有效防止申报不实和逃、避税现象。
(3)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地税部门通过长期基础性管理工作,探索出一套“征、管、查”一体化、运作有序的社保费征管模式,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并积累了征收经验。
3社会保障费改税前景预测
3.1社保基金的征缴率明显提高
当前由地税机关征收社会保障费仅是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一种准备,其实质仍然停留在“代征”的性质上,因此还不能完全推测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的征缴率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地税机关征收社保基金的征收主体地位更明确,执法刚性更强,社保基金征缴率将超过当前“代征”社保费的情形。
3.2社保基金的征收成本明显降低
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征缴范围、计税依据等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有较一致的方面,且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除必要的票据印制和管理费用等成本外,可以大大削减人力、物力支出;二是税务机关有着严格的管理机制和较为完善和征管手段、方式、方法,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而规模越大、集约化越高则相对成本越低,这是一条基本的成本管理法则。从当前地税机关征收社会保障费的征收成本来看,一方面可与过去社保部门的征收成本对比,另一方面也可推测将来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成本。
3.3社会保障税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保证
首先,社会保障税的最大特点是社会化,它将“企业人”,转化成“社会人”,将职工保障责任由企业转向社会保障体系。所谓“社会保障”就是改变小团体保障,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改变企业保障,保障体系只有独立于企业之外,才可能具有社会共济的性质。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必须与劳动力结构调整相伴而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调整的是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其次,社会保障税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不仅仅是为了处理短期的支付危机,而且从制度设计上为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资金平衡问题提供了保证。
3.4社会保障税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利好消息将刺激消费需求
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形式,由收费改为征税,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转移,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人们的消费需求有着天然的层次性,安全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要,如果这个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其他需求只能是奢谈。现在我国的个人存款高达7万亿元,人们紧守个人存款这道“最后防线”不松,原因就在于此。解开需求不足这个结,关键是给消费者一种安全感。经济低迷、机构改革、下岗分流,许多人对预期收入心中没底;同时,个人预期支出明显增加,医疗费、保险、住房、教育等都得切实考虑。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不用“扬鞭”,居民存款自会“出笼”。消费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而且是最终动力,消费增长了,何愁经济不随之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生态增长,是以社会福利提高为基础的增长,而非那种人为的以巨大的投资浪费为代价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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