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8 14:36: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商业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为了凸现新课程理念，实现三维目标，历史教师都在不懈地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有效的课堂教学。那么，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实现教学的有效性呢?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以岳麓版必修Ⅱ《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为例，谈谈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途径。
一是确定适当的教学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结果的预期，它不仅是教师确定教学重心、明确教学主线、开展预设与生成的依据，而且也是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内心情感的保证。课标要求，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能“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笔者通过整合教材，把目标明确为：知道古代商业发展在商人、城市、商路、政策等方面的表现；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样，本课的教学内容就比较明确，重心也很清楚——通过商业经济的发展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而感悟传统的商业文化。这个教学目标的确定比教材更有条理性，实践中也容易操作。
二是设计顺畅的教学流程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学流程包括本课有几个教学环节，每个环节有什么活动，解决什么任务，达到何种意图，各环节间有何内在联系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各环节间的逻辑。清晰流畅的教学流程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从历史内在逻辑来看，第一部分介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主要是商业现象；第二部分着眼于商业现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过商业看商人，力图发掘传统商业文化的精华。这条线可归纳为从商业现象到商业政策再到商业文化，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学习过程来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书的表述琐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分别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业发展状况，梳理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括其特点，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知识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聚焦个案，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因素，以达到体验探究、反思历史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力图从枯燥的商业史中发掘出人性与人文，还原商人的真实形象，达到清晰认识、传承文化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情感基础。本课通过内外双线的安排，层次清晰，意图明确，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设置让学生充分参与的情境是有效教学的关键。考虑到学生不易理解古代的商业，笔者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创设情境，化解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在导入时，笔者出示了一副学校周边示意简图。可以看出，以景山学校为中心，有米市大街、灯草胡同、油坊胡同、大豆腐巷等学生比较熟悉的地名，它们都是古代的商业市场。同时笔者提问，学校周边这些老街巷曾经是做什么的?看到这些街巷的名字你能想到什么?这些熟悉的地名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在新课中，笔者设置了几个历史情境：到春秋跑买卖、到唐朝做外贸、到宋朝开饭店、到清朝办票号，让学生通过四种商业活动，体验历史，感受不同时期商业发展的状况。情境体验容易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激发其主动探究的兴趣。
如果历史教师能有效地控制课堂，就能让学生从“有效的历史教学”中取得收益，让学生从枯燥、沉闷的认知、记忆中解脱出来，在学习中发展自己，以强大的历史责任感，把自己锻造成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作者单位 北京景山学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相比唐诗，词的格式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更能满足人们抒感的需求，所以继唐诗之后，宋词有很大的发展。宋朝时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词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
词是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为宋代儒客文人智慧精华，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来源：文章屋网 ）
一、本单元简介及设计总体思路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内容量较大，且知识点较为松散，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大，如果单凭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这课主要采取教师点拨，学生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合作探究、课后的总结等等。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点拨，这样，学生更容易消化，而一些较为简单的内容则要求学生通过主动学习的手段来掌握。
若想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做好的五项工作是：授课清晰、教学多样化、导向任务、引领学生投入到学习中来、保证学生的学习成功率。想要实现这五种行为，就一定要解决下面的问题。
1.提高备课效率
提高备课效率对于教师的要求是，让教师把教学思路从学科知识传授转变为促进学生发展。从机械式的灌输教材转化为能自主地“开发教材”，即灵活应用教材。从单纯的制定课时目标进一步拓展到全程目标、课题目标、章节目标等一系列目标设计。从单纯的展现教师教学手段，到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交流发展机会。从单纯的案头备案转化为生成式教学设计。从单纯的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组织转化为师生间多元互动。从遵照教参的一次性备课转化为针对课堂进行研究探讨的二次开发型备课。
2.落实课堂主导
新课改的历史课堂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可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教师的重要作用，要明白教师的主导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不管采取何种类型的教学方法，都需要明确这样一条标准，那就是不管教学形式怎么变，都始终要服从教学目标的指引。近些年，一些地区与学校在搞创新型课堂改革，经常是重形式而轻目标，教师为了形式上更符合课改要求，而设计出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环节，像某些小组讨论活动完全属于蛇足，是可以去掉的，因为不需要小组讨论也可以起到相同的学习效果，且能节省不少时间。教学实践里，教师过于集中地组织小组活动，活动内容又较为单调，让这样的学习形式在学生中间逐渐失去了市场，讨论的目的也远远没有达到。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一定不能忘记教师主导的地位，该抓时抓，该放时放。否则一味地屈从于形式，难以把教学效果完美体现出来。
二、有效教学的实施
1.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不单单要成为教师确认教学的重点，明确课堂主线与课程预设生成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把握住学习重点，这是学生丰富情感体验，提升自身素质、内化历史情感的一种保证。在学习中国古代商业经济这一堂课的时候，笔者通过以阅读构建历史的教学设计，将知识和能力、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相关目标整合到一处，起到了非常好的导向作用。类似的教学方法，让教学变得更为准确，使学生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掌握本课的基本知识点，使学生在进行主线梳理的时候，习得了重点，掌握了方法。
2.开展有效活动
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主要阵地是课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解开一些动脑、动心的学习活动。在进行活动设计时，要摒弃那些浅思维、低层次、形式主义的东西，多提出一些具有思维含量的内容，真正把学生的学习能力及思维能力开发出来。设计的活动要能具体有效，且符合新课改的课程理念。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变得更为丰富而精彩。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商业经济一课教学设计里，笔者就加入了材料证史、读图导史等两个活动，让学习活动可以融入到探究史实、探索规律、现实延伸等多个环节中来。以读图导史来讲，可以在课堂上引入语文中的木兰辞，然后对学生进行提问：我们能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几句话中读到什么样的历史信息？花木兰为何不在一个市上把这些东西都买好，这反映了当时商业的什么特点？通过这样的问题，可以让学生明白南北朝时期市的分布很广，且所售商品有固定化的趋势。这样的导入活动能让学生的思维充分调动起来。
3.做好情景教学
使得南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进一步走向高处。
我国古代状元的地域性分布十分明显，具体表现是由唐及清，状元和进士数量逐步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换言之，南方学霸多过北方在古代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南方比北方多呢？
“天命所在地”的北方
管仲早在春秋时就告诉世人，仓库有了粮，身上有了衣服，才会去考虑礼节和道德，这跟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学说不谋而合。科举选拔制度出现之前，由于士族门阀牢牢把持着社会上升通道，基层人才的流通处于一潭死水状态。然而科举一开，一个地区的富裕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投入的多寡，进而该地区的人才的产生，也就表现出了对经济水平的强烈依赖。
西晋之前，无论是政治还是农业和商业经济的重心，都绝对在北方地区。八王之乱后，黄河流域的世族大家们首次成规模地南迁，北方原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理念被带到南方，于是在农业上，南方头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东晋之时，农业重心逐渐移至长江以南，南方水稻的亩产量比之过去有了显著增长。
隋朝科举的开始，给底层人的改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状元出现了141位，但这时期的状元分布，还是以北方占据绝对多的地位。以状元数量最多的三个北方地区为例：河北（15）、河南（13）、陕西（11），江苏在唐代只出现6名状元，而浙江居然是0。
可见，农业上虽然在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但由于国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应，导致科举人才还是以北方居多的现象。再者，从东晋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统，不过一两百年两三代人的时长，这一时期南方的各项发展，还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因此在这一轮的人才选拔中，南方居于下风也是正常的。
宋初开始南方状元多于北方
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重心、农业重心、经济重心这三者是重叠的。然而进入北宋之后，重叠局面被彻底打破，政治和农业重心首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北分离。国都虽然还在北方，而农业重心已经不可避免地南移。
早熟稻在南方地区大面积的推广，是导致农业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到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这一数字已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
包拯就曾言：“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一跃超过了北方。北宋部分地区状元数量：河北（3）、河南（20）、陕西（1）、江苏（9）、福建（24）、浙江（19）。然而，由于黄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农业、经济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国都也在开封，从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认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
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方状元的数额，宋初宰相寇准曾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然而，裸的地域歧视，也改变不了南方粮多生活富足的局面。
虽然北方籍的统治阶层在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坎，但农业和经济基础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所在，北宋后期，人们彻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农业经济重心南移的分离局面。
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是南北方状元人数置换的分水岭。北方由于大规模的战乱，社会各个方面开始迅速凋零，在战争的夹缝里求生存，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填饱肚子进而安全地生存下来。而此时的江浙地带，不但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主产区，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甩出其他地区好几条街。
贾志扬所著的《宋代科举》里统计，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南方的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北方地区，自然进士以及状元的转化率也就高于北方了。
明清之时，状元南多北少的局面进一步稳定，虽然两个朝代的政治重心均在北方，但农业和经济重心始终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尤其东南江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人们对经济作物的偏好大于粮食作物，以至于“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16世纪又逐渐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粮食产区沿长江向上游位移到了湖广地区。明代八个省份的进士人数，南方超过北方。南方：浙江（3697）、江西（3114）、江苏（2977）、福建（2374）。北方：山东（1763）、河南（1729）、河北（1621）、山西（1194）。状元分布的前四个省份里都是南方，北方彻底出局：浙江（20）、江西（18）、江苏（17）、福建（10）。《大明一统志》里记载，全国有308所书院，其中长江流域各省市的书院有230所，北方各省市只有48所。
经济上的彻底碾压
南北方在农业上的偏差，随着清朝来临，已逐步让位给了商品经济的流通，进而导致南北方的差距比纯粹的农耕时代还要大。
于是，当江浙一带成为经济重心的时候，这一地区其他领域的发展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到了极好的验证。江浙地区，河网密布，沿海港口良多：这个地区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通常被称为江南地区，是现在被我们称为长江下游的大地区的繁华核心。这一核心区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东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人们常常以这个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扩展进行论述。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经济已在这里存在了七八百年。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于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
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跟江浙地带比起来，农村的商品化程度最低，可供销售的剩余农产品非常少，而且由于没有能通航的河流，陆路运输成本的高昂彻底停滞了商业化的催生。产生不了商品集散中心，进而导致都市化水平极低。
于是，华北自明清时代开始，成了一个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南北方两地的发展，和宋代之前的社会，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对换。
宋代以前，南方还是所谓的蛮地，北方才是华夏正统。然而自宋至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没有显著的变化，原来的华夏正统之地一直在原地踏步。但江南地区在农业起步后，却从没有停下发展的步伐。两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直接影响教育的投入，进而又影响了科举选拔。清代前四个省份进士人数：江苏（2949）、浙江（2808）、河北（2674）、山|（2270）。清代各省状元，山东作为北方勉强有5个上榜，但是和江苏的27个状元比起来，还是有五倍多的差距。
关键词： 高考 高中历史 教学现状 对策
一、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分析
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是教师的教学现状，第二是学生的学习现状。首先，新高考方案确定以后，高中历史如何迎合方案，优化教学是每个历史教师都要重视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高中历史教育发展的大事。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方法还有些单一，教学模式僵化，学生主体地位难以体现，一直是教师讲重点，学生课下背重点，将高考成绩作为终极奋斗目标，难以体现“生本”理念。第二，当前高中生学习环境不容乐观，学生作为被动学习者，学习能力有待加强，学习方法需要优化，师生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长久以来高中历史教育的桎梏，阻碍学生能力的发展，阻碍教育的发展。特别现在很多学生讨厌学历史，认为历史就是死记硬背，毫无趣味，师生关系僵化。
二、新高考方案下高中历史教学优化策略
1.明确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新高考方案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在学习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确保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明确教学目标，帮助学生打牢基础。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明确每一章节乃至每一堂课的重点是什么，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提升知识掌握程度和认知能力。如教授我国古代商业经济这一部分内容时，通过“阅读构史”这个环节，更好地将知识、情感、方法糅合在一起，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知识，推动教学目标的实现，实现本堂课教学目标。教师先通过问题设置，帮助学生了解这部分内容究竟要讲什么，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在哪里，然后做积极的引导者，帮助学生梳理知识轴，鼓励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精神，通过强化阅读练习，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古代商业的特点在哪里，实现教学目标。
2.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活跃课堂。
新课程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为高中历史课堂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给教师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阶段的高中历史教学不仅要重视高考，更重要的是要转变学生的被动学习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传统以高考为导向的历史教学教师的一言堂，教师担起教学大梁，学生只是被动地背诵。新高考方案的实施，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养，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教学后加强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实现教评一体。在课堂上多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提升历史课堂的活跃性。教师从心理上转变高中历史教学不能仅以高考为目的，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学生从新的教学方式转变对历史课的态度，提升学习兴趣。如教授《中日》这一课时，就可以充分创设情境帮助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入情境，如放映电影短片或者PPT，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感受到清政府的逆来顺受和软弱无能，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历史的屈辱。
3.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新高考方案要求高中历史教师改变课堂教学侧重点，将教师主体地位转变为学生主动，引导学生培养良好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新阶段如何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提升课堂活力，是每一个教育者都要思考的问题。传统高中历史课堂氛围死气沉沉，缺乏让学生亲自动手的机会，学生认为历史课就是一门没有趣味性的课，每天都需要背诵，让学生对历史课感到没有兴趣甚至厌恶，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教育者没有凸显学科的趣味性，给学生呈现出的就是每天重复枯燥地记忆，因此，教师必须认识到帮助学生转变学习历史课的态度的重要性，让学生体会到学习历史的趣味性，从而提升教学效率。如教授我国古代商业经济这部分内容时，同样利用“阅读构史”的环节，通过图片和材料双管齐下，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史实。如花木兰从军这一部分，教师可以从木兰词里提取出花木兰从军列出的物品，然后由此提出问题：第一，从刚才列出的图片中，你能获得什么信息？第二，花木兰在四个方向买齐了所需的从军物品，这么费力地购买物品折射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现象？在教师材料和图片的引导下，再经过提问，可以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南北朝商业控制严格的现象，让历史故事更形象。
三、结语
基于新高考方案下高中历史教学的优化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不仅是由高中历史教育教学现状决定的，而且在于新旧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思维的碰撞，以及新高考方案在实践中的磨合所致的。所以，新高考方案下高中有效历史教学课堂的构建，首先需要抓好教育思维、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发力点与改革点，大力推进高中历史教学面向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兵武.新高考方案下高中历史教学的优化探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4，12：16+192.
[2]明安田.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提问现状与对策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3.
关键词：传统 科技伦理思想 基本特点
一、科技伦理思想在农业文明中孕畜
中国科技伦理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是嵌在古代社会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说到底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相应地，传统的科技伦理思想也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特点，从经济上讲，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依附封建特权、缺乏独立的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盘根错节；从政治文化上讲，就是完整、系统的以儒生为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教育感化制度相得益彰；从政策措施上讲，就是“重农抑商”和“重文轻技”政策的珠联璧合。在农业立国的国度里，农业需要丈量土地、观测天象，由此产生了为农业服务的数学和天文学，当然也产生了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农学。而农业文明还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战胜疾病和自然灾害，因此产生了服务于农业文明的医学。可见，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四大科学一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都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文明有关。而在技术方面，大量的技术发明如铁犁、水车、石墨等是与农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密切相关的。因此，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气息的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决定了传统科技伦理具有农业文明特有的精神气质。
二、科技伦理思想在科技实践中壮大
1.在科技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前提。
2.科技实践活动的发展丰富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内容体系。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知识伦理、技术伦理、营造伦理、医学伦理、生态伦理。
3.科技发展推动科技职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逐步增强，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扩大，在此基础上，陆续开辟了新的产业部门与社会职业。
三、传统伦理彰显了强大的张扬功能
在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传统伦理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传统伦理道德向科技实践活动的广泛浸润和渗透。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传统伦理文化，儒家的伦理文化始终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传统伦理的张扬功能，又主要变现为儒家伦理道德对传统科技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2.科技实践活动自主选择和吸收传统伦理道德。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主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技实践活动选择和吸收传统伦理道德的过程，其实就是科技主体对传统伦理道德内化和外化的过程。在内化过程中，科技主体对传统伦理或选择、或吸收，并内化为科技信念和良心。在外化过程中，科技主体把内化的信念转化为科技行为准则，并自觉服从它。内化与外化过程相互交织，螺旋式地上升，不断推动科技主体沿着道德的阶梯不断攀升。
四、科技伦理在善恶矛盾斗争中发展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科技伦理的发展就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在这个矛盾斗争中，始终伴随着对矛盾：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其中善与恶是主要矛盾。
善与恶作为道德领域的特殊矛盾，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科技活动最根本的善恶标准就是看其道德价值取向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同一科技活动，当它给社会大多数人带来利益时，就会被赞誉为善的行为，就会得到社会的鼓励和支持。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也贯穿着与假的斗争。科技之真是富有力量的。科学技术之“真”主要表现在其客观性、自主性和怀疑性三个方面。客观性是说科学技术内在的根本内容及其外在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主性是说，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受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其内在的逻辑的自我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抗拒的。科学技术的怀疑性是说科学技术不怕遭到怀疑，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传统科技之美来源于科技之真。传统科技之美表现在其独创性、统一性、和谐性和简单性四个方面。独创性表现为传统科技的新奇美，统一性显示出传统科技的崇高美，和谐性引发出传统科技的和谐美，简单性则凸显为科学技术的质朴美。科技之真善美战胜假丑恶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但从总的趋势看，科技之真善美最终要战胜假丑恶，在曲折中走向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P90
关键词： 中国 封建社会 近代衰落 原因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严格意义上讲应是古代封建文明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期间，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封建文明。然而当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自1840年的开始到1945年的结束共计105年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程中，中国屡战屡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宣告了中国古代封建文明的终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段悲惨的近代经历，其原因值得深究。要分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就必须对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一系列要素进行分析。
一、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但是奴隶社会的发展却远不如古埃及、古罗马帝国那般兴盛。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从此，古老的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度得到不断加强。自秦代始，中国就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创立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汉代初期，通过平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措施，削弱地方势力，使其无力对抗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元朝时，施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大都及其临近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明朝时设立“内阁”，以及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清朝时期，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更是紧收权力之网，把封建皇权统治推向集权统治的巅峰。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上层建筑，在其统治末期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自上而下地体现皇帝意志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且缺乏强大生命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西方比较早地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统治很快让位于资本主义统治，资产阶级集权统治与封建集权统治相比，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产阶级把科技直接作为工业发展、商业竞争与争夺殖民地的一种手段，必然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而强大的中国封建集权统治却束缚了生产力在中国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经济的发展最终是由经济模式决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农业属性必然会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围城效应，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强制推行农本主义，采取民间禁矿、禁海政策，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早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中末期，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显露，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完全确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强大阻碍作用，始终没有发展到破坏封建社会经济模式、创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地步。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因此，人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潜意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末，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汉昭帝的“天下以农桑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显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手工业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农业经济在整个封建社会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在中国根本无法形成，而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呵护下的自然经济模式却得以长期延续。所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直接原因。
三、文化教育的“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制约了科技人才的成长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只研究“治人”而不重视“治自然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看，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是墨家、法家等学派，都属于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儒家是典型的政治道德伦理说教，道家关注的是怎样长生不老，佛家研究的是灵魂如何进入极乐世界，它们都不包含制“天”的内容，其他学派也是如此。
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分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精于治世的儒经被各级官私学校作为学习的主要教科书。及至明代，更明确规定“非科第者毋得与官”。而且考试又以“八股文”为标准款式，题目和内容都依据“四书五经”。这种死板呆滞的文体和僵化的思想与科学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从价值观方面讲，“做官”是古代中国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封建社会，“当官”成为人生最主要的追求目标。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所以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科技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们不关注自然科学，更不去研究自然规律，这就使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成长失去了“动力之源”。可是，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虽然主要学习宗教神学，但也学习一些被列为宗教教义的自然科学，如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力学，盖伦的解剖学，等等，这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结论的否定，以及维萨里、哈维对盖伦有关人体结构理论的否定，都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而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束缚，知识界唯以功名为尚，对于自然科学则不屑一顾，社会上处处鄙视科学技术，“艺形而下”的观点十分流行，也就谈不上发展科学了。显而易见，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对近代科技人才成长的制约作用非同一般。也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单一的文化教育内容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重要原因。
四、科学技术的垄断封锁禁锢了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禁止民间研究科学，另一方面又对重要的科学项目实行垄断。如天文历法，历代都被国家天文台所垄断，禁止民间习历。明人沈德符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因此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经常是处于被禁锢、被歧视的地位。中国儒学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巧”。老子学派就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激起”，应当“常使人无知无欲”，因而鼓吹“无为而治”。
清代对科学技术的禁锢达到极致。当有官吏主张招商时，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当有官吏主张开矿时，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查约束。”当西方竭力寻找新大陆，拓展殖民地时，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不宁而焦躁不安。清朝的两百年，是中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两百年。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间手工业总是处于市场狭小的受抑状态。手工业者要想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以奇取胜。他们小心谨慎地保守着祖传的技术秘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是以口授的方式，很少有文字记载，以防泄密。这种对技术秘密的极端封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和提高，同时也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在西方，尽管当时的科学研究还是被局限在教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即便有时科学的发现因为突破了教会而遭到限制或扼杀，但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理论就是这样。这说明科学研究在西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空间。这是因为，同为封建社会的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没有中国那样独特的儒学教育，没有科举制度和八股考试，没有对科学技术的极端垄断与封锁，更没有中国人那样鄙视科学技术的社会风尚。
五、对外关系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社会的发展
明朝之前，中国对外来的事物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朝的科学家对中国古代所有的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也对西方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引进，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方科学的引进而得以复兴。到1644年，中国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中国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1655年6月，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1662年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
关键词：独立人格 自我价值 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83-02
杜十娘是冯梦龙在“三言”中着力描写的一个人物，也是冯梦龙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那么，从杜十娘的形象中，我们可以依稀见到作者的影子。杜十娘的身上，必然带有着作者冯梦龙的某些创作意识与思想观念。明末，小说的功用思想已由自我抒解，反礼教、崇尚自主爱情，藐视封建礼教发展到“情教观”和提倡爱情至上与主张男女平等。明末的“情教观”最早见于冯梦龙《情史》。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去。冯氏的“情教”虽形式上类似于佛教的宗教形式，但从根本目的上说，是以男女之情来宏教化、正人伦、厚风俗、向儒家的大同世界进取。
冯梦龙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传统士大夫日趋世俗化、市民化的时代。他深受李贽等王学左派思想的熏染，在传统价值标准的失落中彷徨四顾，放浪于青楼舞榭，反叛传统，追求自我，发挥主观能动的想象力量，把自己的意念与生命感悟倾注于笔端，描摹出了杜十娘这个富有人文气质的性格人物。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是冯梦龙沧桑一生的情感迸发，是冯梦龙一生人生理想的浓缩。我们从杜十娘的身上可以看到，冯氏“情教观”中的尚情至情、女性自主择偶意识的觉醒、男女平等要求的呼声。这些冯氏创作观中的人文意识，成为促使杜十娘独立人格形成的强有力的内在推动力量。
1 低头吟，坎坷心事更与何人说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明代商业经济是在宋元商业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和发展的。宋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瓷、制盐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手工业繁荣，纸币流通，酒饭茶肆兴旺，海外贸易频增。元代，随着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南北大一统，结束了唐末以来的纷争与战乱，农业逐渐恢复。宋末之后，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和商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朝廷重视商业经营，“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明代初期，商人们的身影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商人们亦开始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文人士子们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态度，留恋于市井民巷。文人仕者的身上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商人们对财富的掌控及其社会参与程度的加深使明代社会被金钱的光辉所笼罩。金钱，逐渐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纽带。传统的儒家圣化观念已面临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君守阙思想开始无条件地让位于个人主义和利欲的追求。物质至上，精神世界世俗化，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沦丧，封建宗法大厦日渐倾圮，封建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和游戏规则中，金钱日益成为一种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和崇拜对象。
在她的爱情破灭之后，她完全可以带着藏有万金的百宝箱飘然离去，但她却选择了投江，保留下生命中最后的尊严。她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她的人格亦是独立的。杜十娘13岁零落尘泥，七载之间，历过无数公子王孙，个个都不惜倾尽家财。虽有鸨儿从中盘剥，杜十娘却仍存下“装满金银翡翠，各色珍奇”的百宝箱。杜十娘为了在扭曲的社会中生存下来，不得不承认金钱的重要性，不得不喜欢金钱。杜十娘深知自己的“商品”性，自己只不过是被当作高级商品“出售”而已。因此，她“久有从良之志。”盼望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肉体与人格都“独立”的人。身为下层，却深藏万金巨富，从某种程度上说，杜十娘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金钱成为杜十娘追求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为杜十娘谋求独立人格提供了可能。
2 抬望眼，香消魂断撼坼千秋世
封建社会的男性，无论公卿士族还是布衣书生，他们人生的至上追寻唯有“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封爵赐禄、光耀门楣。统治阶级的垂爱是他们获得那些无尚“光荣”的唯一的橄榄枝，当任何妨碍他们仕途经济的人或事出现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人或事摒弃和铲除。这种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男性无法逃避的。这是一种必然。而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性只不过是男性专权下的附庸，当她们成为男性仕途经济上的阻碍或是危害男性在等级社会中健康“成长”时，她们便会被男性负心寡情地、毫不犹豫地抛弃。李甲的负心薄幸是封建宗法社会男权专制的必然和代表，李甲的负心薄幸不只是他个人的人格缺陷，更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性格缺陷。
从一个侧面上看，杜十娘以纵身投江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对男性负心薄幸的血泪控诉。可是，若我们细细品味，不难看出，这一切亦更是对金钱罪恶的锋芒指斥。杜十娘的悲剧是一个凄美壮丽、激动人心的爱情悲剧。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的滔天罪恶。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扼杀，本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实，并非明代所特有，但是杜十娘爱情悲剧中显现的独立人格却孕育在明代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和市民思想勃兴的反理学的进步思潮中，其本质是“情”与“理”的矛盾，其实质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的指斥。
她用心良苦地经营自己的爱情，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的恩爱与海誓山盟，竟然抵不过萍水相逢的新安盐商的一番挑唆和一千两银子的蛊惑。在李甲心中，她终究是个。她痛悔自己的痴情，仇恨造物的捉弄，诅咒礼法的虚伪。杜十娘在猝遭弃掷之时化悲泣为冷静，纵身投江，说明其心已死，而此时也正是其独立人格觉醒之时。杜十娘的壮烈投江显然更具震撼力。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陈封几千年的压抑情感的爆发，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指斥男权压迫的匕首与投枪。杜十娘的沉江断魂足以撼坼千秋万世的世人之心。她的独立人格亘古未有，她的沉江悲情天地尤怜。杜十娘的独立人格谴责的是封建社会的负心薄幸、金钱罪恶，谴责的是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谴责的是宗法社会男权的专横束缚。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之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主轴动脉，其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其历史回响持久而弥远。
3 回眸处，丰碑永驻笑傲天地间
金脂妆楼，舞袖添香，轻纱慢拢，秋波百媚。悠悠一曲青楼梦，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生活在封建等级社会最低层的一位青楼名姬，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在中国青楼文学史上可称得上永镌千古、流芳万世。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使青楼女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摆脱了“物品化”的囹圄。中国青楼文学发展到杜十娘形象的出现，才真正把的人格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主体意识才开始成为作家们创作实践关注的焦点。
杜十娘渴望“万里丹霄，何防携手共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较之悲凄哀婉的霍小玉，私奔遭逐的李千金，麻木随波的谢天香……其人物形象的透明化、动态化、立体化展露无疑。较之前人对女性形象塑造拘于意识化、静态化、平面化的捆束，杜十娘的形象对女性作为“人”的人性化关注大大加强了。杜十娘沉宝投江的悲壮之举便是封建社会的女性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外放，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本真是人类永恒探索的不解之题，而对于身处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各式女性，人格的独立、自我的觉醒、命运的归宿、灵与肉的统一，永远是值得深深思索的。杜十娘的独立人格犹如屹然矗立于天地间的丰碑，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文青楼文学中的女性，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使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地关注；作为独立的女性形象，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为《红楼梦》中个性各异的女性群像的塑造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杜十娘的生命结束了，可她那炽热的、跃动的激情仍在；杜十娘的悲剧结束了，可她那执著的、真挚的追寻仍在。杜十娘以她的飒爽，思忖着她的苦短心事；思忖着她投江断魂的千古流芳；思忖着她镌刻铭诔的天地永傲。物欲横流、浊浪蔽空的明末社会，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人性的光辉才没有泯灭，而是焕然勃发为熊熊火焰照亮乾坤；束缚人欲、桎梏伦常的封建宗法大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才会面临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颓然溃圮之兆；姹紫嫣红、百艳竞逐的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女性对自我的关照才会凝眸良久、精深邃远。杜十娘的沉江悲情以其惊人的震慑力刺破苍穹，人们在慨叹杜十娘傲世独立的人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人格内质中所蕴涵的生命的真谛。杜十娘的生命在她的侠骨悲情中得到了慰籍，而她带给我们的关于生命的感悟与动容，也将随着那滚滚逝去的滔滔江水延绵永生永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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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发展看，古代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上模仿唐朝的日本，其最初的城市形态—京都、奈良等城的建置也是中国长安城的模拟。
一般说来，一部比较两个城市“差异”的著作会从微观的层面着手，或侧重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或侧重于它们的政治管理。正因如此，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教授试图在其新书《北京与江湖：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回答上述问题时，笔者不得不承认有些出乎意料。
“由于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传统社会，它不但全面体现了传统政治的属性及特征，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特别是对从属于政治的东方型城市而言，社会变革与转型都是最先从都城开始。”刘凤云解释了她这一研究的可行性。
事实上，正是通过对17—18世纪社会转型发生前北京与江户的空间形态、社区分布、商业街市以及商人与町人、官僚与武士社会角色的比较，刘凤云教授发现：
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日本社会步入转型、国家发生质变的时期，它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的所谓“都城时代”……相对应的同期中国在“变动”上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城市中所孕育着的诸多新的因素，都被压制在传统文明带给社会的超稳定的结构之中，政治体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远大于各种躁动的新因素的破坏性。
可是，步入近代前夕的中日都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城墙的北京与天守阁的江户
1644年清兵入关，并没有修建新的都城，而是完全接受了明代京城的原貌。此后有清一代二百多年，北京城由四部分组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所谓“国家定鼎燕京，宫殿之外，环以紫禁城”。紫禁城又称“宫城”、“大内”，周长六里许，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紫禁城外由皇城包围，周长十八里有余，也即“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
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城墙的样态即是北京城的形态。按照刘凤云教授的观点，古老中国的历史城市是以城墙为主要特征的。“城墙不仅仅构筑了我国传统城市的外观，规定了城市的范围，而且它已成为城市的属性界定。”
“一个没有城垣的市集，从某些意义来说，是很难称为城市的。”而作为政治中心和统治者居住地而产生的城市。其造物城墙的出现，最先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是政治的产物。商朝时期即有高达9.1米的城墙，到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城池林立。而秦统一六国以后，随之毁六国城郭，却也在广置郡县的过程中，重新建筑起“无郡不城”、“无县不城”的城墙式都市体系。
整个德川幕府时期，虽然天皇等朝廷贵族的居邸都在京都，但是由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住在江户，且由将军组成的幕府实际主宰着国家的政治，所以江户不仅同样具有政治中心的都城地位，而且是权力的中心。
当1590年德川家康奉丰臣秀吉之命进驻江户之时，江户只不过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低洼地，被称作“寒村”。修建江户城是为了在平原上安置武士和町人。
同所有的城下町一样，江户是沿着海岸、湖边和河流修建的，最外面没有城墙的包围。其修建经过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的努力，前后历时七十余年，先是在庆长年间（1596—1614），建起了以日本桥、京桥、神田等江户郭内的古町，郭内共有30万坪，是德川氏的大本营。其中，分为将军的居地本丸以及二丸、三丸，还有将军世嗣的居地西丸。同时，外神田、芝等地也形成了町。接下来的宽永时期（1624—1643），下谷、汤岛、町、四谷、赤坂、三田这些位于郭外的町地也在城的周边形成。至万治二年（1659）江户的建设才算基本完成。
旗人的饷米武士的禄米
另外，她还注意到在商业发展过程中，中日之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即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作为武士薪俸的米在整个经济运行，特别是在商业运营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米本位”。
原来，城下町在建立之后，进入城市后武士的收入是米，支出则需要货币。如何将禄米兑换成货币，成为自大名至下级武士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与同期居住于北京城内的旗人需要将饷米换成银两是一样的道理。相比清朝的限制旗人买卖饷米，幕府考虑的是以什么方式去卖米换币。
元和六年（1620），幕府为其家臣团—旗本、御家人设立了保管禄米的仓库，称作“御藏”。这些“御藏”就设在江户浅草一带，其中也包括幕府的藏米。由于这些禄米不仅需要专人保管，而且还需要有人将它卖出换成货币，而这些商业行为不但绝非武士所长，且属于被严格禁止的事情。于是，幕府的非常之举就是将经管禄米的事情交给了一些御用商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作“札差”的町人。
而按照规定，各藩的年贡米（禄米）必须运到大阪方能进行交易，即便是销往他处，也要先运送到大阪，再由大阪转销各地。由于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在运到大阪之后不可能立即全部出售，于是，各藩大名便需要在大阪建立用以储存米以及地方产品的仓库或者货栈，即所谓“藏屋敷”。最初这些“藏屋敷”是由各藩派遣的武士掌管的，但不久这项经营便交给了商人—包“藏元”和“挂屋”，其中前者指那些经营储存大米的业务者，后者是指经营米与货币兑换的商人。而随着这些商人实力的增强，在从事米与金融交易的“挂屋”中又产生了“两替商”。
在这一过程中，幕府和大名领地之间的商业和财务运转，使得武士和商人形成了相互利用而又利益不同的复杂关系。江户与大阪成了两替商以及米与货币的交易市场。随着商人与武士在财政以及其他方面普遍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商人逐渐取得武士债权人的地位。
刘凤云教授告诉我们，正是如此造成了中日之间商业道路上的歧路：
首先，“米本位”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虽不是幕府刻意所建，但却是幕府政治体制的产物，从日本的经济及江户的商业空间可以更多地看到幕府政治体制对商业运行体制或者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紧紧连接着幕府的财政与武士的俸禄。而在北京，城市商业经济始终是因消费城市的性质而存在的，它在传统的体制下缓慢地发展着，虽然也受到不断东来的西方经济大潮的冲击，并在市场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但是其内在的商业秩序并未改变。在成熟的官僚体制下，传统的商业经济按部就班地在秩序的范围内运行着，商业贸易之作为城市生活的消费需求存在，与政府的财政、官员的俸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无法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体制。
其次，众多的商人汇集在大阪，使幕府将军管辖下的大阪有了商人之都的称号，这种状况是日本社会与地理等自然条件的产物，是日本历史自身的产物，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商业都城。
更为重要的是，“米本位”决定了两国商人与町人阶层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而影响到了城市中统治阶层的城市化进程。
城居乡村化的官僚PK“米本位”冲击下的武士
清代中小商人多以商帮、行帮的形式聚居北京，为北京的皇亲国戚以及众多的官僚提供消费性的服务，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造就了京城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商人个体，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或者纳捐等形式改变商人的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但是，商人是没有资格参与城市的管理及政治生活的，他们只有在获取功名取得士人的头衔并成为国家授职的官员之后，才能有政治地位。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是作为传统市民社会的一分子，在城市经济的运行模式下发挥着“同有无”的作用。
在德川时代，对于属于武士阶层的幕府来说，商人（町人）自始至终是个问题。在身份制下，幕府官方的任何政策都无法改变由商人主导商业的趋势。而商人又被严格限定为商人，无法取得高贵的身份，便只好全力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拼搏，而不似中国商人有许多人沉迷于科举之事。
相对于中国商人在政治上的低微，德川时期的上层町人取得了对江户町人区的管理区。
原来，在江户时代，在町地，二位町奉行作为武家的代表是法定的最高长官，他们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具体行驶这些权力、实际主持町地行政事务的却是町人身份的商人，他们被称作“町役人”，即“町官”—包括两级“町年寄”和“町名主”。
加上“米本位”的影响，结果在江户时代，“在城市中，町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凌驾于武士之上，成为都市的主体。因为，无论是札差还是两替商追求的毕竟是从武士那里得来的米的利润，以及在市场上将这些米卖出去的价格差异的最大化。所以札差们的资本积累无不是以对武士的经济掠夺为前提的，而日趋浮华的都市生活和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以及身份制度的拘牵，使以禄米担保进行借贷的武士们身陷泥沼之中。
而在同时期的北京，虽然也有米商、钱商等利用买卖旗人饷米进而成为旗人的债权人，并出现将旗人逼向高利贷债务深渊等事件的发生。但是，旗人与铺户之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正是这一点也决定了北京和江户这两个都城中的统治阶级官僚和武士不同的城市化命运。”刘凤云指出。
据其介绍，大约在18世纪，江户的武士负债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各藩大名的领地都出现了需要向商人的挂屋借贷却又无力偿还的情况。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像日本社会那样具有操控国家经济的商人集团。城市化的过程虽然造成了旗人社会的两极分化，下层旗人面临生计问题的困境，中下级小京官同样有薄俸的困扰，但这些都属于传统社会秩序之内的矛盾现象，并未对政治体制带来任何威胁。相反，清代财政仍牢牢地把握在国家的手中，而汉人官僚虽然在京为官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及价值认同上，始终没有走出儒家的农本观念。他们总是试图在城市生活中努力寻找乡村的山野味道，于瓜果菜蔬、草木花卉中享受乡村的气息。而一旦为官期满，便会选择致仕归田。”刘凤云指出。
对话刘凤云：“近世”日本不是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城”与“町”
时代周报：在书中，江户被看做是城下町的代表，能介绍一下日本城下町形成的历史过程吗？
刘凤云：自公元701年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其所创建的奈良、京都等城市也是模仿古代的长安，譬如京都里面就有皇宫、官衙、寺庙等。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没有修筑起防御性的城墙。而城下町则完全不同于奈良、京都等“律令制城市”，它的形成完全是武家政治的产物。
在1467—1568年日本的战国时期，诸大名出于战争的需要修建了许许多多的城堡。而且，基于战略的考虑，城堡差不多都修建在山腰上，地理条件增强了城堡的防卫能力，而在城堡的周围则驻扎着保持一定距离的武士，他们是大名势力向外扩张是初被收编在麾下的武士，被称为“家臣团”。这就是武家早期的城堡—最著名有织田信长修建的安土山城和丰臣秀吉修建的大阪。
当时还不是像“近世”城郭那样的平城，而是利用枢纽地点的山丘筑城，是向平城过渡的产物。山城走向平原还有一个过程。
随着诸大名的势力急剧地增大，在聚集力量的同时，客观在山城的下面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工商业聚落，这些聚落是以满足山城及其周围的武士集团的消费要求为目的的，它们一概被称为“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些工商业者的聚居区多见于城堡的围墙之外，如此一来，居住在“町”外的“城市居民”对于武装侵略者处于完全无力防备的状态。而且，武士之间的争战除了要消灭对方、夺取建于山上的作为大名居邸的“城”之外，争夺目标还包括那些位于山下的工商业聚居区，即诸多的“町”。战争中的“町”最先遭到战火的袭击，成为战争的殉葬品。从战略上讲，当时最经常性的攻击战，也总是在战争打起后首先烧掉对方在山下的“町”，以断绝粮道，再去围困半山坡上孤立的山城。
失去了“町”的“城”，武士集团虽获得自身的保全，却断绝了粮食等物资方面的供给，因而，无论从防御的角度还是自身生存的需求来看，建设“城”与“町”一体的大城砦的城市便成为诸武士集团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武士集团将山城向平原转移，与“町”合为一体。
正由于诸大名将自己居住的“屋敷”（居邸）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地的商业和交通中心，所以，相对于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建于山上的“城”而言，人们将建于山下的诸多“町”以及与之相连的城称作“城下町”。
变异的儒家文化
时代周报：你提到，江户时代对于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指出日本这一“近世“文化酝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何以得出这一结论。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与中世纪的封建体制有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刘凤云：在探讨日本文明发展历程的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明治维新的作用，甚至有高估的倾向。然而，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江户时代，也即是日本的“近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对于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譬如我提到的“米本位”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直接导致了町人阶层控制了武士阶层的经济命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已经孕育着可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日本依然存在中世纪的领主体制，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同中世纪时期的一样。特别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商品经济不是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而是与封建地租紧密结合；商人是封建领主经济的寄生物，是专为封建领主服务的等，这些决定了德川时代没有像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那样产生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决裂的市民社会。
时代周报：你指出，近代前夕的北京和江户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最终影响了其各种的近代化历程，对此，能否作出进一步的延伸。
刘凤云：通过比较17—18世纪的近代社会前夜江户与北京，我们不难发现：一是“米本位”、商人与武士经济角色的逆转以及幕府政治二元（天皇与将军）体制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早期融入的儒家文化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异，并让位于形成过程中的本土文化。
二是同期的中国的城市商品经济却没有丧失传统的城市结构与形态，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在传统的框架模式中保持着矜持的长者姿态，缓慢地移动着习惯性的脚步，走着熟悉的道路。正是如此，我认为在这一时期，两国的经济结构、社会角色都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与日本在城市发展诸多表象下的差异，实质是发展成熟的君主集权的官僚制政体与二元政治的幕藩封建制的差异。
时代周报：我们该如何评价以江户为代表的日本近世文化，尤其是与中国的北京比较？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
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
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
1．由于地理与国家安全的原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分散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中央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为社会以及工商业发展所预留的空间进一步变小，社会很难形成与国家分权的中间力量。
2．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民间的管制为基础，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高强度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收缩的均衡状态，向现代公共治理模式转变所需要的经济条件难以形成。
关键词：古希腊；古代中国；地理环境；文明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两种层面的生产，也就是自我层面的生产和他人层面的生产。而地理环境对于自我层面的生产（食物与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地理环境获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来种族繁衍生息和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地理环境概述
（一）古希腊
古希腊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位于东地中海，自西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半岛；自南向北经过北非，埃及的东南角，克里特岛（塞浦路芝）、爱琴海、两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等。古希腊就是在这样的海与山、诸岛中处于欧亚非三洲和北非、南欧、西亚、东欧四大地区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线十分曲折，毗邻岛屿众多，星罗棋布，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气温不高；冬季低温多雨，这种不协调的气候配合，对粮食的生产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这种独特的海洋地理环境对古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二）古代中国
中国地理方位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陆D欧亚大陆的东部，内部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西部以山地为主，东部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东面和南面临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横贯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脉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又有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两条大河D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积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区，有着多种的气候类型，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大部分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种独特的华夏大河文明对古代中国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环境发展模式
（一）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的形成
古希腊由于山海交错，毗邻岛屿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史上却从未形成统一的大帝国，有的只是小国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无不跟岛屿众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罗棋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体制中，古希腊政权组织形式是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隶）属于政权中的公民团体，其特点是以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代替一人的权力。在希腊政治中，无论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实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严密而复杂的政治运行程序等措施，都说明政体在本质上排斥个人权力。[1]虽然以财产的多寡来划分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贵族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对于城邦中的社会责任感。古代中国的华夏大河文明有着广袤的疆域，内部平原广阔，其他三面交通极为不便利，形成了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整体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创统一的政体的形成。黄河中下游渐渐成为了文明的汇合处，以宗族为单位从氏族发展到国家。[2]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长的绝对权力演变为君主的专制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演变为国家的各个机构。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机构为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国家化，由于这一原因，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既没有出现向古希腊国家那样的城邦制度，也没有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度政体。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职高无上的权力，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构成了西周时期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谓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天子诸侯的诸子中，由嫡长子继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终形成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长子继承父亲的权力，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规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庙，使从姓氏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成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家天下”基石。“众建亲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亲或有军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理这些地区。这些封国有自己的封号和军队，之后要世代服从王室的统治，负有向王室进贡和出兵打仗、保卫王室的义务。从整体的地理环境中，更易于专制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始皇建立起真正的统一大帝国后，封建专制延续了2000多年，由此可见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以“家天下”为主的专制制度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式发展的模式
古希腊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岸线曲折，毗邻岛屿众多的优势，又因为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可以利用海洋漕运之便，人员的交流和流动更加方便，而内部的活动空间较小，回旋的余地相当的有限，加上这里的气候条件十分不利于生活必需品D粮食的生长，又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这是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向外去开拓的最初动机。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从这种为了生存而冒险，用本地区十分富饶的橄榄、葡萄、陶器品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希腊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而是以工商业贸易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而后随着当满足了变成欲望时，商业航海贸易经济活动就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腊生根发芽。山海一体的古希腊由此成为经济中心，当航海贸易活动变得十分频繁，从资本变成资本后，全面性的商品经济就越来越发展了，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海洋发展的商业经济模式也就形成了。中国素来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孕育了农业的发展，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气候占据了很大的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一面靠海，三面环山环草原，内部空间开阔，又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季风气候等有利的条件造成了以农业发展的天然优势条件，使得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发达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就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据考证，古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超过了六千万人口，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主要是天灾、战争，抵御能力差）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统治者为了保护农业必需的生存资料，往往“崇本抑末”，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代，统治者也限制商业对农业的“侵蚀”。农牧的长期对抗，虽有北方时有少数民族的骚扰，但毕竟地域广阔，有着余地可退。所以，在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虽然社会分工及其落后，缺少像古希腊商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虽然也有畜牧业和小作坊的手工业，却只是作为辅的生产部门而存在。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水平。整体的地理环境中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和手工业为辅，是很长时期内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
（三）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文明发展的方向
古希腊支离破碎、多半岛和峡湾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在海洋环境中注重个人英雄冒险主义，向外扩展的野心以及殖民贸易活动在逐渐发展起来，经过长时期的贸易建立起雄厚的海洋争夺权的力量。在独特的海洋环境中这一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这种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地理环境下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模式不无关系。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正是奴隶制雅典城邦发展和兴旺发达的时代，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视使得古希腊人的思想异常开放活跃，强调人的价值，由此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发展的个性充分得到实现，也为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是人多地少，迫使古希腊人向外扩展，重视商业的发展也随之而来，商业繁盛，贸易发展，由于古希腊缺少必需的食物，贸易中就要讲究交换，而早期形成的民主与公平也在贸易中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独特的地貌也造就了雕塑文明的发展，在这种石质地貌为主的环境下，古希腊的神话文化以雕塑为载体就体现在形形的雕塑、建筑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在地理环境下的作用下显得十分的重要。古代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而没有中断的文明，究其原因，相对封闭且无法逾越的开阔地理环境，雨热同期的气候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完全自给自足，使中国没有向外扩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安分守己的思想性格。中国的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酝酿成长，虽偶尔有外来文化的传入，但也无法撼动以农业安身立命的传统观念。另外一点，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势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的丰收不一，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有向“南方蛮夷”之地南进的趋势，也带去了文化的南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必须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离开了土地就难以存活，养成了安土重迁，对土地的依赖。但在整体的环境中，错落有致，又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高原、平原、草原、山地、沿江沿河沿海等不同的地域类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农耕文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以土地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没有形成古希腊自由环境下的“天马形空”的抽象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发展为主的社会，并由此产生了区别于古希腊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结束语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实例，也为当今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虽然全球日益联成一个整体的大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区域的限制虽有减弱，但局部区域内的小地理环境的差别还是千差万别，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特色。在强调地理环境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作用，特别是当今环境局势严峻的情况下，要做到发展和保护的统筹兼顾，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建设更加丰富多彩的区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艳.古代中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差异浅析[J].哲学史学研究.2008.（12）
[2] 康婷婷，陈宇.地理环境对行政体系形成的影响分析-古希腊与古代中国之比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