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4 11:25: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深植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具有传承性强、世代沿袭，渗透性强、影响广泛，鲜活性强、内容丰富等特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其最贴近日常生活，最草根却又最质朴。继承和创新农村优秀民俗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带动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甚至不少民俗文化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在此种背景下，尤其需要重新审视农村民俗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民俗文化的自身价值：文化传承与延续
作为传统文化在民俗领域的反映与投射，优秀民俗文化本身既是瑰丽的文化资源，又是传递文化密码的载体。
一是优秀民俗文化包含民族文化的基因。优秀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民间文化多以世代口头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承，民众最朴实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道德要求、心理感受等也附着于这些民间文化得以世代传承，中华民族草根文化也由此得以延续。我们现在所解读和参与的许多农村优秀民俗文化都包含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营养元素。
二是优秀民俗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源泉。传统的优秀民俗文化孕育了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并存、交融、吸收、超越。所谓传承与创新正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深刻规律：现代文化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经过检验，不断被突破和创新而更适应现代化发展。
三是优秀民俗文化是现代先进文化的根基。近几年，很多地域掀起了重新检视民俗文化的风潮，深度挖掘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把民俗文化打造成先进文化的坚实基础。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俗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大众的，因其包含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得到最广大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实践与传承；其二，农村民俗文化因其最朴素的草根性，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生活气息浓重，最容易被普及、被接受，最容易变成现代先进文化的根基和艺术基础；其三，群众在传承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形成共同心理感受和风俗习惯，并进一步生发出其信仰与文化认同。
二、民俗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经济资源与竞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文化遗产经济学的出现，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原民俗文化经济已经日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更多人们开始关注到民俗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社会文化观念、文化形态等都成为市场经济繁荣的精神条件。因此，更要深入挖掘最具内生性，最能体现民族认同感的优秀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激活千年历史文化资源。
一是推进民俗文化产业化，扩大民俗文化的资源效应。当下，一些地方的民俗旅游、民俗歌舞演艺、民俗制造等已经借助产业化，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俗文化产业化能将民俗文化的内涵、自然的人文景观、群众的生活实践、休闲娱乐等结合起来产生联动效应：既带动相关产业整体发展，又解决了群众的就业增收问题。所以眼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灵活转变观念，提升产业化的意识水平；确立思路，明确产业化的基本目标；找准产品，规范产业的操作流程；准确定位，找准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合作伙伴。
二是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精神，既是促进经济物品保值升值的人文动力，又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原动力。民俗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资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价值，应该抓住机遇发挥其社会效应，整合其经济价值。
三是提高文化竞争力，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民俗文化的地域性、艺术性等特点明显而不可复制，特色成就竞争力。近年来，各地竞相把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视为现代产业化的天然资源，不懈余力进行开发和创新，运用各种方式挖掘其深厚底蕴，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如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又维系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种族认同。这些都进一步推动民俗文化成为区域综合实力的核心竞争力。
三、民俗文化的社会价值：社会秩序与和谐
民族认同和社会团结离不开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公平、正义、和谐等理念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反复演绎、宣传已展示了塑造民族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
一是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民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泉和载体，信息承载丰富、教育教化有力，记忆传承深刻，数千年来承载和传承者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民族性格和心理密码，为民族精神的培育和传承提供无尽的营养元素。社会成员通过民俗的维系功能保持凝聚力、向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冲击虽然强大，但民俗文化作为维系民族团结的坚强纽带，在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方面价值明显，保持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民族独立性。
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匡正社会风气。民俗文化包含着历代劳动人民生活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当这种总结上升为一种习俗之后，便以传统道德为基础发挥着社会规范的普遍约束力。虽然它不似法律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构建健康、和谐、文明的现代生活方面却有天然的优越性，比如其内蕴的道德律令，比如其零成本性等。
三是民俗文化具有教化民众的教育功能。譬如传统戏曲中蕴含和合精神，如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等现代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执著追求真善美强烈批判假恶丑的抑恶扬善精神；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忠贞不渝的诚信观念等，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维护人际和谐、匡正社会正气都有巨大的作用。一些存在于民俗中的惯例已经成为藏而不露的社会规范，甚至可以作为法律的补充和立法的基础。
四是丰富农村生活，调节民众心理。基层民众是农村民俗文化的创造者，田间地头是其传播的舞台。所以即便现代化的生活模式业已成为部分农村的常态，但互联网等媒介所传扬的一些生活状态和思维习惯依然被许多农村人认为是与自己生活格格不入的“另类”。这些人依旧愿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民俗文化，通过自发性、简朴性的民俗活动来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心理上的调节。
论文摘要：作为有着数千年农业立国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而随着现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如何将此要求与优秀民间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这既符合文化传承的一半规律，也是现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1优秀民间文化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和要求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勾画出了美好蓝图。这个思想体系中，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农村文化中的民俗、民族语言、生活民居、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杂技和各种传统技艺等丰富的民间文化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的根基和源泉，是农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今的农村文化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丰富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被忽视，遭到冷遇，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贫乏。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它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因此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保护我国的文化多样性，保存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基的迫切需要。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研究。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走遍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浙江等7个民俗文化集中呈现的省份，而一些有悖于我国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保护的现象让他痛心疾首，因此他振聋发聩地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把‘新农村’变成‘洋农村’”，要注重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很多有研究者提出，民间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根基；民间文化形式多样，有利于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民间文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弥补农村文化建设专业工作人员的不足的困境，便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传统民间文化建设有利于发展农村民办文化；传统民间文化建设需要的经费投入少，可以减轻政府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压力。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民间优秀文化为支撑。
那么，如何结合民间文化在农村中的生存现状，开展民间文化的保护，以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2民间文化在农村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全球化威胁民间文化多样性存在
经济全球化对民间文化的冲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当前全球化是伴随着西方的经济理念、管理模式、价值观念等内容共同推进的。为了在全球化中取得优势，我们必然要求自己在宏观和微观中都按照当前最先进的相对统一的经济、文化理念生存和发展，甚至按照与此一致的价值观进行思考。从这一点这就能解释为何现今好莱坞的大片可以在全球大行其道，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在全世界分店林立。经济全球化对民间文化的另一个冲击是过度商业化，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建筑、服饰、器具及传统节日、庆典活动和民间工艺、民俗活动等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商业化的过度开发和滥用，人为的损毁和扭曲，个别地方甚至已损害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程度。
2.2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堵塞民间文化的传承通道
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大军的产生。前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农村人口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生存方式决定思维方式”的原理，城镇化无疑取消了传统民间文化的存在土壤。
同时，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以农民工形式涌入城市后，使得农村的“留守”人口以老人和儿童为主，对于民间文化而言，出现了最为直接，也最为严重的损失，它失去了传承者，老一辈的艺人、工匠无法通过传统的“口口相传”、“手手相传”方式将自身的技艺传下去。
2.3民间文化自身“现代化”变革不足
理论上来讲，面对上述两个困难，民间文化并不意味着必然的萎缩和消亡，作为一个名族最为深刻的印记，文化根植于民族本身。故而，振兴民间文化不能一味要求国民以“怀旧”的情绪面对民间文化，其生存和发展有待于自身的“现代化”变革。当然，在此笔者需要指出，这种“现代化”变革绝对有别于上文提及的过度商业开发，而应将民间文化的内涵形式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这一点上，韩国（以“江陵端午祭”为例）的许多方式值得我们学习。
3促进民间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以江苏镇江为例
镇江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一座著名的江南文化名城，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着“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自古便以“天下第一江山”而闻名遐迩。
镇江具有以白蛇传传说、《华山畿》和华山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南乡田歌、古琴艺术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以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以玻璃雕绘画、上党挑花、扬中竹编为代表的民间美术，以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及唐老—正斋膏药制作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手工技艺，以金山寺水陆法会为代表的民俗。以针作笔的正则绣、工艺精湛的竹编、“乱趣”的邮贴画更是称为镇江民间工艺品“三绝”。可以说镇江的民间文化底蕴深厚，品种丰富、源远流长。
如何使得这些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有效融入现代的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一下几点：（1）加强农村民间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要坚持地域性、传统性、生活性、“百花齐放”、“原汁原味”、“弃粗取精”等原则;（2）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3）加强领导重视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合理保护开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4）加强农村民间传统艺术人才和文化骨干队伍建设，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5）鼓励、扶持以传统民间文化为主的农村民办文化；（6）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社会积极性；（7）加强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民俗文化保护政策，科学合理地制定文化保护规划；（8）加快民俗博物馆建设，提高民俗文化保护的技术含量；（9）采取的措施保留和改善民俗文化活动场所，举办相关民俗文化活动；加（10）强民间文化的调查，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梅亮.论城市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20
关键词：农民增收；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策略
“民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民俗文化传统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创造，它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1]民俗文化包含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宗教及巫术以及婚丧嫁娶等。特色民俗文化，是一种民俗区别于另一种民俗文化，或一个区域民俗区别于另一个区域民俗，或一个民族民俗区别于另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独有的风格和形式。因此特色民俗文化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特征。俗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实际上是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乡土民情民俗呈现出多样的特点。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农村、农业、农民紧密相连，已经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从整体来看，农村仍以种植业为主，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传统农业改造相对滞后，农村市场的潜力很难有效发挥出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来自于农村、根植于农村、发展于农村，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不仅要培育，还要延续；不仅要继承老传统，还要适应新需求；不仅要保护原生态，还要创造新生态。
1 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开发价值
1.1 有利于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深入，农村中的自然风土人情和特定的文化沉淀在逐渐消退，乡土民俗文化出现了严重的退化、弱化和断层危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不可分割的连续过程，把握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就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传承。利用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是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集聚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广袤农村地区，集中在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民间手工艺文化产业、特色农产品等领域的产业形态，具有生态环保、劳动力密集等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文化已经脱离传统抽象的作用而在现实状态下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经济魅力，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乡土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弘扬。在开发利用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保证乡土文化原有的朴实性和完整性，确保乡土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效性。
1.2 有利于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文化产业作为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且其产业链较长，涉及范围广，关联效应强，能够带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庞大的就业市场，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该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住宿、餐饮、交通、大型实景演出、民间手工艺品、乡土特产零售业等很多产业的发展，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国际旅游组织曾统计，如果有1元是旅游的直接收入，那么就可以带动相关行业增加8元的收入。文化旅游产业尤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具有强劲带动作用，每增加一个旅游业直接就业岗位，就可以产生5个间接就业岗位。如果某一个乡镇是以旅游作为其支柱产业，其涉旅就业人员就占劳动力总数的30%以上。
1.3 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文化本身具有经济价值，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先进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方向保障，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反之，文化的落后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大潮己席卷全球各地，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范围更加广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农民收入长期增产不增收，势必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减少农民对收入的预期。农民收入的提高关系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少农民仍然存在“增产不增收、丰收不脱贫”的问题，这不仅会减少农民对收入的预期影响生产的积极性，也会使农民生活消费的商品化程度降低影响农业的投入，进而影响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文化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相互渗透。文化的繁荣需要经济的发展来支撑，同时文化的发展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必然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 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产品形态
文化产业产品或项目简称“文化产品”，是不断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商品或者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类产品或项目。文化产业本身所具有的生产的批量性和流量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文化产品通过物质形态或者服务形态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的精神情感，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感染，或者说受到感官的巨大冲击。感染力、穿透力、冲击力、震撼力就是文化产品的价值所在，是文化产品追求的品质目标，是文化产品的最大卖点，也是人们（顾客）关注的焦点和目标。优秀的、富有个性的和地域特性的文化产品会潜移默化地起到陶冶情操、净化道德、洗涤心灵、涵养性情、启迪智慧、增长才智、改进社会的积极作用。豪泽尔说：“当艺术潜入生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可能是赞美的，也可能是批判的，艺术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可以批判社会，可以诊断和医治社会的病害。”[2]
2.1 乡土特色民俗地域文化产品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地域的差别，就有传统艺术和民间文化的差异。从民族区域上看，汉民族风俗文化与少数民族有着天壤之别，婉约细腻的江南水乡民歌与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民歌对比鲜明；从地理区域上看，湖北的楚文化与四川的蜀文化迥然相异，尤其是文化部命名的142个全国民间艺术之乡，涉及市、县、乡、村，门类多样，农村气息浓厚。如湖北省长阳的民间歌舞之乡、安陆市的民间漫画之乡等。有的独一无二，如崇阳县的提琴戏之乡，这些地域文化资源个性鲜明乡土气息浓郁，如果将其打造为乡土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将更加利于发挥地域的整体优势，实现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2.2 乡土特色民俗生态文化产品
我国许多地方乡土民俗文化资源历史悠久，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形成的文化传统，包涵了祖先的智慧及文明，弥足珍贵。如水乡周庄、安徽西递村等古建筑，则属于物质文化生态；如民间歌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等，则属于也有非物质文化生态。利用这些原生态民俗文化中的生态文化项目，打造乡土特色生态文化产品，如通过建造生态博物馆，将原始的文化生态和农村生活场景相结合，其珍贵的科学、艺术、历史和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2.3 乡土特色民俗传承文化产品
乡土文化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可以流传上千年，沿袭至今。同一民族，同一片区域的人们有着相仿的习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民风民俗却有各自的风格特点，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乡土特色民俗文化。如民间饮食、节日、竞技、婚丧、雕塑、刺绣、皮影等各异；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如安徽的民居、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客家土楼等代代传承；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及各种风俗等都具有不同的特色，从历史的传承文化资源中提炼乡土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将不可估量。如全国闻名的魔术村――河南省宝丰县周营村，历代传承的魔术产业已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支柱性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2.4 乡土特色民俗旅游体验产品
要想使乡土旅游业得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与特色民俗文化的融合是不可缺少的一步。不但要丰富旅游产品的民俗文化内涵，而且要不断创新文化旅游项目。现代旅游已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和表达。古老而厚重的乡土特色民俗文化积聚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民俗文化等人文信息，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农耕文化。在传统厚重的乡土特色民俗文化面前，城市文化难以保存和展现最为原始的文化面貌，这正是乡土特色民俗文化旅游形成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
3 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策略
3.1 增强创新理念，激活创意引擎
文化产业的灵魂是创新，文化产业的本质是创意，创新和创意也是一种生产力。比尔盖茨宣称：“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难以计数的商业利益和商业奇迹。”一是增强创新意识。乡土文化资源要想实现文化和产业的转移，必须要跟上时展的新理念，注重以现代生活方式整合传统资源，创新产品形态。“经由好的创意的点化，看似平常的文化资源就会成为具有更高欣赏价值或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3]二是激活创意引擎。文化产业是最具创意的产业，乡土文化产业的开发需要饱含热情、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能够运用自己的创造技能，把本土特色的乡土文化浓缩渗透到文化产品中去，推动产品的生产、流通和经营。三是要加大对有关文化产业人才教育的扶持培养力度，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库、档案库和人才培训基地，不断加强文化经纪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创意创新等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机制。
3.2 打造品牌效应，延伸产业链条
品牌就是产品，品牌意味着价值，品牌意味着文化。整合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民俗文化品牌是一个重大战略，该战略将积极推动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个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品牌不仅可以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能产生延伸性影响。河南省辉县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有《清凉寺钟声》《走出地平线》《倒霉大叔的婚事》《战争角落》《举起手来》《天高地厚》等几十部影视片在此拍摄，因此万仙山景区绝壁上的郭亮村被誉为“中国第一影视村”。郭亮村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彰显品牌意识，延长产业链条，将悬崖绝壁和山间隧道的自然景色与淳厚古朴的民风民俗相融合，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这种做法既发展了文化产业，又极大地增加了当地村民从事相关产业的收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又比如河南的特色名片之一濮阳杂技，为形成杂技之乡的特殊氛围，在濮阳及周边地区建成了文化产业园区对旅游者开放。同时，深入开发与杂技相关的旅游纪念品，使濮阳杂技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杂技艺术，可以策划与杂技相关的文学作品或影视剧、动漫作品，或者将杂技的元素同民间剪纸、雕刻、泥塑、木版年画等工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产品，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品牌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浓缩，如果做得好能提升农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当农村农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强烈。[4]
3.3 把握市场规律，构建营销策略
在“营销”环节，文化产品与生产主体、经销主体转移到消费主体，完成价值交换。[5]一是文化内涵营销。大力挖掘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品的独特内涵，使文化产品的品位、知识、价值观念、修养、精神气质等提炼出来。再比如通过老品牌的复兴唤起消费者儿时的回忆，使其产生共鸣，触动深处情感，使消费者情不自禁为情感买单。南方黑芝麻糊这个广告大家耳熟能详，通过聘请明星代言，打造爱心情境，小时候黑芝麻糊香甜的味道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实现了传统品牌的新发展。二是包装形象营销。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需要考虑将产品中所涉及的文化内涵直观地展现给消费者，突出自己特有的品牌。包装要以产品的特性和价值为依据，使审美价值最大化。包装要尽量符合环保标准，做到循环使用，便于携带，方便使用。三是事件营销。事件营销是指文化企业公司即营销者在真实的不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策划、组织和利用具有名人效应、新闻价值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人物或事件来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和注意，以提高企业或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以达到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并最终起到销售更多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目的。历次年终的电影贺岁片，就是借助年终岁尾之时，文化企业拿出“事件营销”杀手锏，使出浑身解数，制造浩大声势，端出偌大演出阵容，爆料影片拍摄花絮，探寻演员情感历程，或隐或现影片内容，他们在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扩大了影片和文化企业的知名度，消费者情愿自掏腰包，企业当然就增加了不菲的收入。四是节会主题营销。节会是“节日庆会”的简称，其形式包括各种传统节日以及在新时期创新的各种节日、会事。办好节会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定位，而定位的首要原则是突出地方性，就是立足本地自然、历史、文化、产业等特色资源，努力寻求、放大“唯一性”和“特殊性”。地方性是节会生存的基础，而国际性则是节会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一个节会要长盛不衰并不断扩大影响，必须立足地方性，瞄准国际性。[5]登封着力弘扬少林武术，洛阳围绕牡丹文化做文章，信阳抓住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加以开发，焦作凭借太极拳推介城市，抓住了地方文化特性，就抓住了文化产业营销的命脉。
3.4 借力“互联网+”，搭建信息平台
“互联网+”的概念提出，立刻得到了全民的“点赞”。按照马化腾的理解就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在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发生演变的同时，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发展变化，为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生产力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6]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价值，信息就是生产力。信息是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由于信息输出和获取的滞后制约着乡土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要善于借力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力量，搭建有效的信息平台，积极宣传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这样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投资者前来投资。另一方面，也将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围观，这就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保障。与此同时，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将农民培养成为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产业知识后，又投身到乡土文化产业之中，使更多的文化产品赋予更大的价值和内涵。
3.5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保障体系
由于乡土文化产业刚刚起步，方方面面还不成熟、不完善，急切需要政策、法规、法律等方面的保障。一是应加快出台文化生产、文化服务、商业运作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等手段，为乡土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加大机制改革力度，完善农村文化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组织协调机构。文化产业要构建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这是快速健康发展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伴随物，其发达程度成为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7]三是加快培养文化产业管理和经营人才。无论是发掘传承、策划创意、组织协调、产品设计等每一过程，都需要专业人才来实施，所以培养、发掘、引进、留住人才是发展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的重要环节。
3.6 建立资金支持机制，畅通投资融资渠道
发展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资金问题是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一些投资巨大的大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为了凝聚人气起到轰动效应，进而推动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政府不遗余力进行了先期投入。然而，文化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方方面面。因前期资金投入较大，如果单纯等待国家资助，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因此，在加大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积极同市场接轨，建立起多元化的文化产业融资机制，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力争从单纯的政府投入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同时，政府也要积极鼓励基金会投资、商业赞助、私人捐助、金融系统介入或利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等多种融资渠道。
4 结语
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文化市场也不同于其他市场。发展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产业要重视保护、利用与传承相结合，深入挖掘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内涵及社会价值，使乡土特色民俗文化资源融入现代社会，促进乡土文化资源市场化，推进乡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现乡土文化资源品牌化，从而惠及社会公众，增加农民收入，开创中华民族乡土特色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4.
[2]阿诺德・豪泽尔（匈）.艺术社会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61.
[3] 管宁.导入产业意识激活乡村文化――关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视角，东岳论丛，2009（10）.
[4] 杨武.广西文化产业品牌打造策略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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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封建陋习普遍存在由于现代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或节日感兴趣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58%的农民感觉村里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青年群体缺乏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关注度。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也在逐渐消失，庙会活动的开展频率正在减少、农民参与度逐渐降低，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如今的庙会活动缺乏特色，无法激起农民参与的热情。除了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的发展呈萎缩趋势外，传统的民间工艺技术的保护和继承也受到很大冲击。在问到“你村里赌博的人多吗?”时，仅14．08%的被调查者表示本村“没有赌博现象”。在参与赌博的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妇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农户认为，形成赌博风气的原因是村里的娱乐活动太少;30．03%的农户认为，赌钱玩着刺激、有意思;20．25%的农户认为，玩牌赌钱比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调查算命等迷信现象时发现，有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算过命，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订婚或结婚、给新生儿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学等情况下去算命。调查数据显示，95%以上的农民每次花费在10元以上;其中花费超过30元的被调查者超过30%;更有甚者，个别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师”等单次收费超过100元。这说明当前农民对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这一件事上花费金钱。
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3．2农村文化建设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发现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不同;以区域位置划分，发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基层领导应当根据这些差异区别对待，解决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对于青年群体做好引导工作，防止其沉迷网络、赌博等，浪费青春。“由于经济条件对上网消费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对网络操作和网络文化的理解与吸收的影响及年龄增长形成的惯例思维对新生事物的排斥等，农村老年群体正在被以网络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边缘化”［2］。老年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层单位可以针对其需求特征组织一些场面热闹的文化活动方式，如看戏、文艺演出等，以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设备越完善，文化建设应注重形式、内容;越接近山区，应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器材、网络信号等。
关键词：民族认同；现代民俗艺术；城市民俗；传承性；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67-005
一、民族认同：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
所谓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对于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但并非始终显著的问题。所谓一直存在，指的是每一个人类成员由于自然的原因，总是天生地属于某一个族群，在传统社会中，极少有质疑自己民族归属的可能，民族认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会成为显性的问题。不过18世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很多民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被动地进入现代化，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民族认同便成了问题。
对中国而言，这一形势直到清末才出现。由于晚清保守式变革的失败，中国以激进的革命形式进入到现代化的序列之中，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是如此。就文化层面而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使得文化的延续性一时间被压制（1），在随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文化政策都没有给传统文化留下太多空间，从而造成了文化上的断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本来就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割裂，中国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更是深化了这种断裂。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卷入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经济诉求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使得原先的文化独立性被打破，文化同质化的倾向逐渐显现。同时，又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不均衡，欧美在全球化状况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欧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强势文化，所谓文化的同质化也就是对欧美文化的模仿和趋同，而并非是世界各国文化的独立或综合发展。
如此一来，当今中国的民族认同必然面对着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同质化与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中产生的文化断裂的双重压力。如果说这是民族认同的离心力的话，那么在这些离心力加大的状况下，还伴随着民族认同向心力的减弱，而之所以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个人意识的增强。现代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单子”式的个体，“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确定他所扮演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2]63，他不再是整体的有机部分，而是和整体保持着一种契约关系；和他人也不是自然融洽，而是把他人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些人抱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每一个人天生的有别于其他的个人，而且与被称作‘传统’的过去时代的思想行为的各种各样的忠诚背道而驰”[2]62。这就从内部极大地削弱了民族认同的强度。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认同受到不断的冲击，尤其是在青年中，这种危机尤为明显，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奈特所言：“根据一项青年价值取向研究报告，在中国青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统一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盲从转向独立，从政治转向经济。这些转变的结果是，青年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弱化。”[3]当然，我们绝不认为中国人已经模糊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说这种民族的归属感变得越来越抽象；也不是说中国人不希望感受和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说这种民族认同变得越来越缺少载体。换言之，民族认同的理性认知方面还是很牢固的，但在感情依附方面却受到很大威胁。如何在人与人、人与民族实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流畅、真切、可靠的感性联系，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的是：其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是一个概念。其二，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认同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单个民族层面，北方拥有语言的民族（如维族、哈族），其民族自身认同始终强烈，而在国家层面，可能未必如此。我们在此强调的既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的弱化，更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某种缺失。当然，严格说来，这种缺失更多的是由于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选择的工具理性等，而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全球化。其三，笔者无意于预设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缺失之间的必然关系，事实上，我们应注意到，两者之间的成因是复杂的，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或许从本质上来说，民族认同的形成更应该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焦虑，而并非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危机。
二、现代民俗艺术：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醒我们，民族并非是一个天然的一成不变的实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4]6，“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4]6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其所在的一个民族实体，而必须研究那些想象的方式，通过一些特殊的文化手段来巩固民族认同的基础，来强化甚至固化那些联结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尤为重要。
那么，有哪些“想象”的方式可以作为实现民族认同的基础呢？我以为主要有四种：
宗族制度。这是一种来自血缘的天然联系，曾是民族认同最基础和最坚固的部分。在传统中国，宗族制以祠堂、家谱等不同方式不断被强化；又由于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模式，民族国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
经典文献。经典文献保存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的神圣性和有效传承极大地巩固着民族认同，成为联结民族成员的重要的精神文本。比如犹太人，尽管他们流离失所，分散各地，但他们的经典文献（比如《希伯来圣经》、《塔木德》等民族宗教文献）使他们民族认同十分牢固。
宗教。这是一种构成认同的强大力量。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某些民族国家，宗教是一种强有力的认同基础，如英国的圣公会。
民俗艺术。这是一种构成认同的富有活力的基础，它的亲切、鲜活、绵延，对于保存和激活民族认同意义重大，正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所指出的，能为民族成员“提供持续的认同感”。艺术之所以成为构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是因为艺术具有感性、具体、审美的优势，能够调动人们的情感，并通过想象性的共同意象使接受者趋于共同的心理指向，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作品能够以它们所唤起的观念的体验的共同性把人们联合起来，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交际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某种共同体的统一”[5]。
纵观以上实现民族认同的四种方式，特征各异，在不同时挥的作用也强弱不一。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能够在现代语境中显示出强大效力的民族认同方式，应该具有怎样的特性。
在我看来，这种民族认同方式至少需具备五大特性：其一，它应当具有足够宽广的民众基础，是大众能够普遍参与的某种集体行为，而绝不能只是少数精英所独享的沉思；其二，它应当立足于日常生活，而又不局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有一个精神内核；其三，它应当是特殊与普遍的结合，换言之，对本民族它是普遍的，而对于其他民族，它又是特殊的；其四，它应当具有感性的因素，而不能只是形而上的思辨；其五，它应当是可以传承的，因为唯有可以传承，才能延续民族的集体记忆。
比照这几个特性，我们看到：宗族出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日益淡出，尽管它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但已不再是一个有效沟通人与人、人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中介，其稳固性和有效性远不及在传统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而经典文献虽在近代以来屡遭打压，但其传承性始终强大。问题是，在古时，经典文献的传播主要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之中，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们已显得晦涩抽象，虽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认可它的价值，但在感性上却终究隔了一层，而如何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而中国文献经典的特殊之处还在于，20世纪的几次激进运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合法性，扰乱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文化传承。直到21世纪初，知识界才又开始提倡读经，试图复兴“国学”，在现代语境中，这无疑是一种有助于强化民族认同的方案，但其困难在于，读经之传统自1912年从学制中摒弃后，便已丧失了制度基础，而要想在西方文化模式深刻影响下的当下中国重建这种传统，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外，虽然读经在2004年前后成为一时热点，后又经过于丹等明星学者推波助澜而日益受到关注，但究其实质而言，这种方式更多的还是一种时尚式的追捧，一种“心灵鸡汤”式的肤浅慰藉，国学之精神依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重构，依然是游离于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就宗教而言，虽然它是民众的、日常的、传承的，也有感性的层面，但在中国本来就缺少一定的现实基础，在不与宗族制度结合的状况下，更是无法成为民族认同的方式。宗教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既可能是一种强化民族认同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弱化民族认同的力量，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既可能同一，也可能排斥，如基督教，它所宣扬的普世观念对民族认同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相较而言，民俗艺术则比较符合以上几点特性，诚如段宝林先生所言：“民俗是人民生活的具体形式，世界各族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民俗形式之中，民俗是最有民族特色的。”钟敬文先生也强调：“民俗文化，由于它的广泛存在和潜在作用，它在凝聚团结民族成员的作用方面，特别显得重要。”[6]我们知道，民俗学本身也正是在民族运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比如在民俗研究的发源地之一的德国，就始终有着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2）在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也同样如此，是在20世纪初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中萌生的。
如前所言，艺术本身就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艺术在它的早期，就曾是一种氏族活动，只有同一氏族的人才可以参与。但艺术后来的发展使艺术的情况变得复杂，艺术脱离了它原本的氏族意味，部分变得十分专业化，其创作和传播脱离了大众，仅限于贵族和士人阶层，成为一种鉴赏的对象。这些高雅的艺术形式固然包含着民族精神，但却缺乏大众性，偏离日常生活，难以引起民众的普遍参与。现代艺术也是如此，甚至显得更加曲高和寡，“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上是无法通俗普及的，更进一步讲，它是反通俗普及的。”[7]而那些和大众紧密相连的艺术则成了民间艺术，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传统的重要载体，不过随时空变换，有的已经失传，有的仅仅成为民俗馆中的展品，失去了传承性，无法在现代再引起人们的普遍认同。而那些在当下依然流传的民间艺术，也就成了现代民俗艺术，具有现代性、大众性、审美性等多重品格。
所谓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8]75。作为民俗和艺术的结合，民俗艺术因此有其独特性，按陶思炎先生的看法，民俗艺术学有着三个重要的理论支点，“‘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8]76这也就揭示出了民俗艺术有着三个根本特性，即传承性、社会性和象征性，而这些特性正表现出它对于巩固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
传承性意味着，“民俗艺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发生和存在既不会突然偶见，也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体现出古今相贯、承前启后的特点。”[8]76这种传承性由民俗和艺术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民俗本身就有着很强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因为现代化进程有所损耗，而艺术对这种损耗则能有所弥补。我们知道，艺术有着普世性，也就是说，一流的艺术是跨越时空的，能被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我们说过，民族认同的基础是需要特殊性的，要体现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差异，所以艺术的普世性对民族认同有时是负面性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艺术的普世性有着独特的作用，那就是能弥合社会转型带来的民俗的断裂，强化民俗的传承性，帮助完成民俗的时空转换。从时间上而言，民俗艺术的传承特征能使民族精神从古至今延续而来；从空间上而言，又能使乡村民俗中的民族精神过渡到城市民俗中去，这就从整体上有助于完成民族精神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跨越。而民俗的自身的特性又能克制艺术的过度的普世性，使其负面作用能最小化。
社会性意味着民俗艺术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民俗艺术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某个个人的独创，它不以个性风格相标榜，而是社群风俗的体现，集体创作的延伸，其间虽有个人的局部改进或创新，但仍顺应社会风俗的氛围，其社会性仍强于个体性。”[8]76这在个体日益单子化的时代意义重大，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孤立于社会，孤立于他人。这种孤立不是客观事实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越来越缺乏情感沟通的方式，更多是经济、政治等功利方面的交往。艺术固然是充满情感的，但单纯的艺术很多只是适合于个体的独自欣赏，标榜个性，而不是一种大众普遍参与的形式。另一方面，艺术虽然有普世性，但它又有等级性，不是对所有人都平等，它常常是一种阶级区隔的符号和工具。这对民族认同很不利，“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4]7民俗和艺术的融合则能既借助艺术的情感形式和审美特性，使其更具有吸引力，又能克服艺术的个性和等级性。
象征性是指民俗艺术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应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8]77这意味着民俗艺术既立足于日常生活，又不限于日常生活，它是对日常生活某些形式的加工和改造，是一个对生活意义化的过程，是使民族性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的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其实，无论是民俗还是艺术，自身都有象征的特性，而两者的结合则更能使其象征特性得以强化和显现。
三、整合城市与农村民俗：
实现民族认同的未来方向
在当下中国日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须注意到，民俗艺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极为动荡的。“依存于封闭型乡土的农村民俗正随主体的流动在耗散，而城市民俗在快捷地整合和发展”[9]195，也就是说，原本稳固的认同基础被动摇了，而新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中，城市民俗又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
一是易受到各种外来民俗的影响。就民俗本身而言，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无益，也不可能完全回避。但如果对其影响没有正确地把握和适当的改造的话，那么对形成有效的认同基础却是有害的，因为发挥民族认同作用的民俗毕竟要建立在某种差异之上。
二是对城市民俗如何恰当地传承农村民俗中的民族精神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正如陶思炎所指出的：“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而二者整合的基础之一就“在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10]。不过两者的发展程度毕竟不相同，乡村民俗在长期的传承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民族性，能有效地在农业文明中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同时，乡村民俗虽然在古代也并非一成不变，但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长期稳定，因而乡村民俗的变化在古代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而城市尽管也历史悠久，但在传统社会，并不是主流。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和深入，“以城市、乡村这传统的两大生存空间而论，民俗中心在我国正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其结果是城市生活必将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11]但就目前而论，城市民俗是否能够有效地成为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础还需要详加分析，因为城市民俗中的民族精神不如乡村民俗那样稳固，城市民俗的发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存在着诸多可能性。而乡村民俗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相对封闭，没有太多外来文化的干扰，因而往往是自然而然地渗透着本民族的精神。正如民族认同只有在民族交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才被凸显出来一样，而民俗的民族性问题也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才会存在。
三是城市民俗如何更好地提高自身的民众参与度。城市民俗面对的是无数单子式的个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各自有各自的爱好、兴趣，如何打破阶层的限制，使他们能普遍参与到民俗中来，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认同危机的出现，冲击最大的是作为现代化革命对象的农村，即村落的终结，正是因为村落的终结，才会导致城市农民工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大步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俗随之发展，又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引导，方能有效地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正如陶思炎先生不断号召的：“对中国来说，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都市民俗的比重越来越大，及时地从学科的高度加以理论的概括已是一项不可漠然置之的工作”[9]195。“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理论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实践，民俗学总结与引导俗民生活的使命正有待及时完成。这不仅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实践的要求。”[9]196可以说，城市民俗的发展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时尚化与传统民俗的相互转化，都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的互动再融合，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组与再现”[12]，这三组张力既是城市民俗发展的趋势，也是城市民俗发展中需要谨慎对待的三对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三组张力的平衡，才能促进城市民俗的健康发展。
总之，民俗艺术是对民俗和艺术单独发挥民族认同功能时的缺陷的克服，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能最大限度地持存和发扬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民族认同的视阈下，正视和解决现代民俗艺术发展中存在的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民俗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尤其是整合城市民俗和农村民俗共同的民族精神资源，无论是对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的传承和弘扬，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就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发端是在兴起的背景下，礼失求诸野的过程，民间在五四时期也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资源。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当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德国民俗学就是在二战时期成为纳粹分子民族主义的武器。因此，二战后，德国民俗学因为在二战中成为帮凶的缘故，包括整个欧洲在内，民俗学都成为众人唾弃的学问，从而不得不以欧洲民族学的名称试图洗刷民俗学的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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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使越来越多的景色宜人、乡风淳朴的村落展示出来，这些村子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典范，它们的成功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但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在学习模仿之前，应先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
1.缺乏规模产业
从全国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推广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在试点区域形成一种共识，以浙江为例，11个地级市，33个县级市中，都有美丽乡村的分布。美丽乡村建设的势头是可喜的，然后，不容忽视的是，许多美丽乡村分布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大的规模效益，缺乏带动当地产业的动力。
2.基础建设落后
相对经济发展较快和农民收入增加较多的乡村，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形成配套。不少乡村的道路建设落后，道路相对狭窄，路面材质依旧是土、碎石等。交通设施不便利，不仅影响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也会对市民到村里游玩消费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如缺少公共交通设施会影响一部分的消费和探索欲求，缺少公共停车场会影响一部分自驾出行游客的需要。有些乡村还存在通讯信号覆盖不好等问题，在信息高速传递的时代，通讯讯号质量不高会造成信息传递不及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是一个普遍问题。
3.生态破坏严重
从国内外的发展看，环境污染几乎成为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国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一些地区人均耕地少，农民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引进一些工业项目，但造纸、制衣、制鞋等工业三废排放量高，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4.核心实力不足
2014年，农业部公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类型，突出了十类典型的美丽乡村，但是乡村不仅要有美丽的风景，更要有美好的生活。乡村缺乏能够支持村子、村民发展的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一些乡村有农业产业，但仅限于低级别的农产品加工，没有形成完备的产业链条。美丽是乡村应有的外表，实力是支持乡村美丽的核心，村子没有核心实力，发展就难以维系，村子没有发展，美丽只是华而不实。
5.整体规划不够
我国乡村建设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没有进入科学规划阶段。建设美丽乡村，应当站在科学发展的角度去谋划，从村子未来发展的角度去合理规划，布局村子的整体功能区划，不仅满足当下的需求，而且要融入整个发展中。目前，一些乡村建设存在，为建造而建造，工程没有问题，但对整个村子的效用不大。
二、休闲农业发展带来的契机
休闲农业作为贯通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生态，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改变农村经济的单一结构，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建筑、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1.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丰富产业类型、促进产业集聚
立足本地实际开展休闲农业工作，挖掘资源优势，优化结构，科学布局，以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提供度假体验和科普宣传为核心，促进休闲农业区域建设。规划建设休闲农业交通线路，规范道路交通指引标志；扶持修建休闲步道、连接道、道路照明、停车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改善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及卫生条件，实行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实现垃圾净化、环境美化、村容绿化，使休闲场所服务设施及卫生条件达到相关标准，休闲农业发展推动公共基础设施落后问题的解决。在休闲农业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趋势下。加强经营主体培育，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广大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种养大户生力军作用。通过政府的鼓励引导，有利于创建一批优势产业突出、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休闲农业特色村；打造一批有影响的休闲农业知名品牌和节会活动；更能够促进农家乐示范户以及农家乐聚集村、聚集区发展。
2.有利于丰富发展内涵、强化创新创意、实现注重文化传承
发展休闲农业可以将农村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强化农业产品、农事景观、环保包装、乡土文化和休闲农业经营场所等方面的创意设计，开发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休闲商品。加大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景观价值的发掘，把其作为休闲农业的重要资源来传承利用，按照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理念，就地取材挖掘田园文化，寻幽探微发扬山水文化，追根溯源传承建筑文化，去伪存真浓缩民俗文化，点石成金，开发物产文化，促进乡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形成乡土民俗文化特色，加快乡土民俗文化的推广、保护和延续。
3.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规范发展秩序、树立品牌形象
发展休闲农业，在常态化休闲农业宣传推介下，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及精品线路宣传力度，能够提升休闲农业节会活动品味和层次，增强休闲农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引领新的休闲消费热点的形成。发展休闲农业，制定出台休闲农业相关标准，便于推进管理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在规范的秩序下，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利于加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促进区域发展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整合农业、旅游、文化等资源，实现差异对接、优势互补、合理组合，构建功能完善、形式多样的产业布局。树立大产业、大基地、大品牌、大市场发展理念，能够培育出主题突出、特色明显、设施配套的休闲农业品牌。
三、结论
关键词：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休闲旅游；产业转型；宁波市
随着宁波农家乐休闲旅游的迅速普及化，越来户，从业人数8067人，而到2008年6月份，全市农越多的旅游者不再满足于一些成熟的农家乐旅游点家乐休闲旅游经营户增至799户，从业人数达和较固定的旅游项目，对农家乐休闲旅游品种多样10534人。对宁波农家乐休闲旅游的调查显示，农性、内容丰富性和体验差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宁家乐休闲旅游从业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初中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正步入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学历者为主，极度缺乏高层次人才。其次，随升的转型阶段。因此，如何加强宁波市农家乐休闲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人城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农家乐休闲旅游向深度发市，结果导致了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从业人员主展，实现其成功转型是当前宁波市新农村建设中一要以中老年为主，老龄化趋势异常明显。由于整体亟待解决的难题。素质较低，从业人员不了解旅游是一种产业，旅游景1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现状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是近年来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新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景、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集休闲观光旅游、领略乡村风情、体验农耕文明于一体的农村新兴产业。
据统计，目前宁波市已形成了一批诚信经营、规范管理、服务良好、特色明显的农家乐示范点、农业观光园和特色生态农庄，包括各类农家乐旅游点214个，从业农户799户，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省级农家乐特色村6个、省级农家乐特色点9个；市级农家乐特色村6个、市级农家乐特色点13个。2008年，宁波市农家乐共接待游客504．5万人次，营业收人4．9亿元；2009年共接待游客647．6万人次，营业收入5．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8．4和16．3。
伴随着农家乐休闲旅游快速发展，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增长较快。根据市农办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市农家乐休闲旅游经营户720收稿日期：2011-03—02基金项目：宁波市旅游会展基地课题(jd080614)；宁波大学教研项目(jyxmxzh200927)作者简介：周佳(199】一)，女，浙江温州人；苏勇军(1973一)，男，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研究生。
点规划、建设、旅游接待服务、旅游商品开发、旅游活动策划、旅游宣传营销等环节薄弱，极大地限制了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2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需求分析随着游客消费意识的提高，这种粗放型的运作模式已无法满足游客需求，势必影响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整体水平。根据调研，宁波市目前紧缺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主要有以下几类。
2．1旅游决策型人才或旅游发展领头人这类人数量不一定要多，一个村一两个即可，但对其整体素质要求较高：要求年富力强、文化程度高；具有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信息灵，点子多，市场观念强，善于调查研究，具有旅游市场预测能力和业务开拓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带领村民发展旅游。
2．2旅游经营管理型人才
这类人才要求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与技能，懂得政策法规；具有旅游市场观念，善于管理，长于经营，工作中知人善任；富有团结协作精神，办事细致认真。这类人才能够对农家乐旅游资源和市场进行充分论证和策划创意，丰富旅游产品，设计游客参与性和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以扩大农家乐旅游开发规模，提高发展水平。
2．3民俗文化传承人才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地和各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成为吸引旅游者的亮点。在宁波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中发现，全市700多项农村民间艺术中，仅有200多种得到保留，而且其中不少种类仅仅是一个文本。因此，农家乐休闲旅游的发展迫切要求培养一大批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将这些濒危的民俗文化进行活态保护，并将其转化为农家乐休闲旅游发展的持续引力。
2．4旅游服务型人才
这类人才需求最大，包括导游、餐饮服务员、安全保卫人员等。这类人才要求经过培训能掌握旅游基本知识和较规范的服务技能，有良好服务意识及团结协作精神，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身体。
3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3．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不断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环境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求政府高度重视，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制定相关的人才政策，并将其纳入到各级旅游总体开发的规划中。目前政府部门应该就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制定如下激励政策：一是鼓励在职各类人才提高学历政策，二是鼓励专业技术人才晋升职称等级的政策，三是制定人才引进奖励政策，四是制定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政策，五是制定完善从业人员工资待遇及基本保障的政策。同时由于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协调，调整充实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成立由组织部门牵头，人事、农委、旅委等单位主抓，建设、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国土、教育、旅游、工商等部门通力协作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建设工作领导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部署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工作，及时解决现实问题。
3．2发挥旅游院校作用。加强农家乐旅游人才培养旅游院校是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开发培养的主力军，在人才开发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最近几年，宁波市旅游教育发展迅速，共有高、中等旅游院校2o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8600余人。当前应重点发挥宁波市各旅游院校的作用，以培养知识密集型的管理层为目标，着重培养复合型、创新性的高级管理人才；紧紧围绕质量和特色办学，加大校企办班力度，大力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把宁波市农家乐特色旅游人才的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培养出适合需要的旅游专业人才。
3．3开展多样化的人才培训工作，完善培训内容根据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整体发展的需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和能力建设的要求，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培训和专题培训。如宁波市北仑区由于开展农家乐的村民文化水平偏低，大部分村民只关注促销，对提高服务水平重视不够，为此制定了《北仑区2006年乡村旅游培训工作方案》，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应该根据培训的对象与阶段，不断完善培训的内容：对分管农家乐休闲旅游的市县区长，开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如何发展农家乐旅游、农家乐旅游规划的编制、农家乐旅游资源产品开发与策划、农家乐旅游商品开发等方面培训；对乡镇和村农家乐休闲旅游负责人，开展特色旅游乡镇村评定标准、农家乐发展与规范管理、农家乐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农业旅游示范点评定标准等内容培训；对农户和旅游示范点，开展农家乐发展与规范管理、农家乐食品卫生、农家乐餐饮服务规范、农家乐旅游管理安全分析、农家乐服务礼仪等培训。
3．4开展行业比赛，发掘特色人才为充分挖掘一批农家乐休闲旅游行业短缺的特色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开展行业比赛将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牵头，会同组织、宣传、旅游等部门，举办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湖(海)鲜大赛、农家乐厨艺大赛、农家乐导游技能大赛等行业性比赛。动员农家乐休闲旅游从业人员积极参加，从中发现一批特色旅游人才并选送参加高层次技能培训和专业资格认定，为农家乐休闲旅游的深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3．5建立人才交流平台，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农家乐休闲旅游部门要加强与市人才交流中心的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力争每年召开一场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招聘大会，积极引进旅游规划、市场营销、文化传承、旅游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为促进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专业人才市场的有效运转，特别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有效流动，必须有旅游人才信息库作为支撑。目前要通过建立数据库，尽可能完整地搜集农家乐休闲旅游中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资料，逐步形成宁波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信息库，为宁波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引进国内外更多高层次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3．6营造良好环境，有效留住人才首先，强化农村创业环境。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各种宣传渠道，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工作，特别支持大学生投入新农村建设，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其次，加大政府工作人员到农村挂职力度。
转变以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为目的的指导思想，把真正有水平有能力有经验的机关干部派驻到农村，加大对农家乐休闲旅游指导力度，向农村干部传授现代化农家乐休闲旅游管理理念，提升其管理能力和水平。再次，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改善医疗、养老等状况，丰富农村文娱活动和场所，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有效留住人才。
4小结
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之一，农家乐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符合国家产业导向。虽然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人才队伍，严重制约了宁波农家乐休闲旅游的深入发展。为此，当前宁波市县区的组织、人事、旅游、农业、林业、教育等相关部门应通力协作，广开渠道，努力营造“引得进、流得动、用得好、留得住”的人才环境，建设一支文化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规划、营销、经营、管理和服务人才队伍，为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实现宁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的成功转型。
一、农民自办文化的意义
1、净化农村文化市场，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农民自办文化普遍具有文化实践活动吸引力强、内容比较健康、参与者身心满足感强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社会，农民自办文化越多越普及，则深度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必然越多，相应地，留连于、沉湎于腐朽、落后文化的农民群众就会越少。从而为形成文明乡风提供健康的养料和良好的导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多了，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聚众赌博的少了。
2、传承乡土文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办文化源自乡村民俗文化，或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俗特征，是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继承。这是由于乡村民俗文化在时间安排、内容和形式上往往与农民群众的生产互补和平衡，与其生活相适应和相融合，容易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农民群众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而，乡村民俗文化很容易被今日的农民群众在生产之余和生活之中所沿袭、所采用，很容易转化为农民自办文化。因此，农民自办文化因具有文化的传承功效，将为当代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3、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在丰富的农民自办文化中，以开启民智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办文化不在少数，如，农民读书社、农民书屋、农家文化大院、农民故事会、农民电影放映队（放映各类科教片）等。此类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得越多、越普及，则越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
4、增加沟通交流，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聚合功能。由于农民自办文化一般伴生着农民群众的聚合现象，从而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群众互动、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其结果往往是有助于促进邻里、婆媳、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农民自办文化的现状
农民自办文化属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当前*区的农村文化活动基本是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援助和扶持下开展的，有一定的成绩但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氛围。各乡镇文化站充分利用有限的设施，积极开展农村自办文化活动。农村文化活动室不定期对农民群众开放，适时举行读书、象棋比赛等活动，另有一部分文艺爱好者也常在文化活动室互相交流。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相对较好的乡镇有曲濑乡等。曲濑乡共有12个行政村，总人口1.7万，有一支舞龙队和一支民间乐队。已有图书阅览室的村1个，文化休闲广场2个，娱乐休闲场所1个，筹建中的篮球场4个。*镇有龙灯队20人，狮灯队6人，唢呐队8人。还有禾埠乡、兴桥乡的民间舞龙队活跃在本乡各村，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大部分乡镇农民自办文化活动未开展起来，缺乏浓郁的文化氛围、农民自身的素质和审美观亟待提高。部分村委会的农村文化活动室开展活动情况不太乐观，大部分仅有场所，没有书籍和娱乐器材，有些村委会甚至农民活动场所都没有，使得有些农民活动难以开展。这与各乡镇文化站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乡镇文化站基本上是“空壳”，有些乡镇文化站没有办公场所，没有设施等，有些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不务正业”，被分配做其他部门的事情。从调研中了解，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还是非常渴望的，随着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在目前文化活动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的文化需求的情况下，农民自办文化活动一定会蓬勃发展。
三、农民自办文化存在的问题
1、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视还不够。一些干部对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有偏差，存在“经济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的模糊观念。造成农村文化工作摆不上位置，往往“说起重要，做起次要，忙时不要”。村一级干部对文化建设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文化建设是上面的事，是城里人的事，农民本身文化不高，没有必要再花吃力不讨好的冤枉钱。这种思想观念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影响了乡村文化阵地的建设和发展。
2、农村文化活动缺乏必要的场所阵地。*区大部分村缺乏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等文化活动场所。部分行政村办公地点小，要挤出一部分专门搞文化场所，实属不易。演艺队平时训练主要在简易的晒谷场上，雨雪天则挤在队员的客厅中，无法达到预期的训练效果。同时，在文化设施上，设备陈旧，同时由于缺少经费投入，日常管理问题较大，存在设备散失或损坏的情况。20*年上级部门在我区设立农家书屋共有21个点，将对缓解农村文化活动场所严重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
3、农村文化活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开展农民自办文化的资金主要靠村级经济挤点投入和农民自筹，可谓杯水车薪，仅够维持开展简单的文化活动所需，无法满足扩大规模和更新内容的资金需求。如：西村村委会一农民自办演艺队，表演用的“狮”“龙”“蚌”等道具损坏多年，因村级经济薄弱，无法修复器材，导致几十号人的演艺队在家“休业”。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安排来看，首先是盖房子、看病、保子女读书及日常的生活开支，基本没有剩余的钱。所以，农民普遍反映：“文化我们很需要，就是没有钱去享受，希望政府在文化服务时，尽量使农民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
4、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和儿童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而这些人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休息时间也仅满足于在家看看电视，农民剧团缺少新鲜血液，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不高。
四、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从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出发，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组织引导，鼓励农民大力开展适合自己的文化活动。
2、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投资渠道。积极争取各级部门的支持，进一步落实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并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培植农村文化市场，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各种捐资，加快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步伐。
关键词：锡伯族民俗村；乡村景观；地域性文化主题；未来方向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 A
1 老虎头民俗村的构建在辽河保护区开原段规划中的缘起与风格定位
1.1 老虎头民俗村的构建在辽河保护区开原段规划中的缘起
近来，辽河的生态保护建设已成为国家级的重点开发项目。辽河作为辽宁母亲河，其覆盖面积之广、可利用资源之多、未来发展前景之大，毋庸置疑的使辽河保护区旅游景观规划成为各地方发展的重中之重。
老虎头村位于庆云镇政府西南5公里处，濒临于辽河中游东岸。老虎头村作为辽河区唯一的锡伯族聚居村落，其历史上一直是锡伯族、蒙古族等古民族聚居地，至今这里的村民都是地道的锡伯族人，村里仍保留着浓郁的锡伯族风俗。为了充分挖掘老虎头村传统地方文化，促进辽河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全力打造全省锡伯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打造东北唯一锡伯族民俗村。
1.2 老虎头民俗村的构建在辽河保护区开原段规划中的风格定位
辽宁地区地大物博，有丰厚的旅游资源，包括：湿地植被资源、珍惜鸟类资源、水产资源等。不仅如此，辽宁的少数民族众多，这使得辽宁的文化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开原亦是如此。作为辽河唯一的锡伯族聚居村落，老虎头村现阶段可查人口共1818人，其中1660人为锡伯族，占总人口的90%，是全市锡伯族人口高度聚居的村屯。西迁民族锡伯族，其民风民俗有着独特的魅力，包括他们的传统美食、节日和少数民族的独特舞蹈等，都将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民俗风情。
老虎头村目前是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是开西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代表，不就也将是东北唯一的锡伯族民俗村。
所以，老虎头锡伯族民俗村旅游项目的风格定位将结合辽河的治理开发，农业与民俗共同发展，打造富有地域性锡伯族特色的乡村景观。
2 老虎头锡伯族民俗村的构建
2.1 老虎头村的地域性文化主题与民俗村的构建
通过对老虎头村的实际调研和分析，老虎头民俗村的地域性文化主题分为：(1) 以锡伯族西迁为背景的老虎头村建村故事；(2) 锡伯族的传统美食；(3) 锡伯族渔猎生产文化；(4) 丰富多彩的锡伯族民俗生活和手工艺品；(5) 独特的锡伯族传统民居与乡村景观艺术；(6) 辽河母亲河对锡伯族人生活变化的见证。老虎头民俗村的构建将从这六个主题中逐一进行。
2.1.1 锡伯族西迁历史长廊
老虎头村距辽河景观游道一公里左右，利用现有道路，在其道边树立记录以锡伯族西迁为背景的老虎头村建村故事的雕塑。满足了游客的求知欲、增添了民俗村的历史文化感。
2.1.2 锡伯族传统美食农家院
开原锡伯族的特色饮食是面酒与达子粥。锡伯人喜酒，这是祖上传来的渔猎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酒称面酒，家家都有。锡伯人喜欢喝一种粥，如八宝粥内再搀大肉，是其独特的饮食，人称达子粥。面酒与达子粥，再配上满锡两族著名的“碗”，让游客的味蕾过足了民俗瘾。锡伯族传统美食农家院的开设，大大增加了锡伯族村民的收入来源，也带动了村民的生产热情。
2.1.3 锡伯族骑射表演
锡伯族人精于骑射，其风俗上更是处处离不开骑射活动。利用现有河滩条件开展骑射活动，自然化游览场地。游客来到这里定少不了体验“纵横辽海尽情挽弓”。
2.1.4 锡伯族节日庆典和纪念品
开原老虎头等地锡伯族的传统民族节日，一是抹黑节，二是西迁节。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是抹黑节。西迁节是每年四月十八日，锡伯族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赶庙会，唱山歌，举行各种文体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西迁节。节日的纪念品全以手工制作，免费发放给游客。游客按需购买民族服饰、纪念品等。杜绝乱收费等现象，为其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做铺垫。
2.1.5 锡伯族传统民居体验与村落景观
锡伯族先人为应对严寒气候建了传统的巢居、穴居；勿吉、人的建筑形式“采用了筑城(堤) 穴居”；早期民居地印子、马架子等建筑技术和应对气候环境的生活方式给今天的建筑设计带来了新的灵感。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旅游季节性强，是；老虎头村旅游业开发的不利因素。因此，村民的住房与传统民房相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让游客们住进富有民族特色的锡伯族民居。
而村落仍保留着蒙、满的聚落方式，从现有村外圈隐约可见的椭圆形沟渠和村内南北交错的街路，可以看到女真部落山城和曼陀罗平面规划的影响。村落建筑均为一层高，街路宽与建筑高度尺度亲切、比例协调。
2.1.6 搭建锡伯族历史剧场
在村落开设剧场搭台，将锡伯族的西迁故事、辽河与老虎头村锡伯族的历史情缘等富有文化内涵的民族风情以历史剧的方式展现给游客。在满足游客求知欲的同时，将锡伯族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下去。潜移默化的增添了村民的民族荣耀感。
2.2 老虎头村乡村资源的应用
老虎头村农副产品丰富以观光为主、采摘为辅的果蔬采摘园是典型的具体形式之一。游人融入自然野趣的采摘环境中，体验休闲的快乐，享受采摘成果。这种保持自然野趣的景观形式，目前普遍受到游客的欢迎。农副产品开发利用型景观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在保持原生态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游客兴趣，有选择地种植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农产品，通过农副产品销售与特色餐饮美食、采摘垂钓活动等结合，可以形成“采摘园”“垂钓世界”“美食村”等特色景观。
2.3 老虎头锡伯族民俗村的构建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3.1 发扬民族淳朴，勿忘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历经几千年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是精神财富的历史沉淀，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不注意保护就会枯竭乃至消失。因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同时又能成功保护文化遗产，这是老虎头锡伯族民俗村发展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勿忘民族文化，不贪图小利，将锡伯族人的淳朴热情发扬开来。
2.3.2 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面对民众日益增强的生态、环保意识，的生态景观发展是乡村旅游景观的命脉。生态环境的破坏、滥用人工景观的“去自然化”，是万万不可取的。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原则，坚定地走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老虎头锡伯民俗村的明天才会更好。
结 语
老虎头锡伯族民俗村的民俗风情和乡村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使游客们在领略民俗风情的同时增添了民族文化，并将娱乐消费与文化消费融为一体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化的乡村民俗文化。为开原段的辽河保护区增添了新的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领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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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传说 三省交界 道家思想 美好愿景 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2-0080-02
引文
民俗文化凭借着它悠久的历史沉淀，从古至今的地域发展，代表着当地居民最朴实的真切愿景，成为每一个城市的艺术名片。陕县，古名陕州，基于史前黄河肥沃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经历了仰韶文化的艺术巅峰时期、夏文化的尚黑风俗影响、以及道家思想的熏陶，留下了包括尚黑剪纸在内的一系列古朴肃穆的民俗文化。
一 陕县剪纸的历史发展脉络
有关陕县剪纸的最早历史已无从查证，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所记载的“剪桐封弟”的典故。周成王幼年和其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时，突发灵感，顺手从地下捡起一片桐树叶，并用剪刀剪成“玉圭”状赠与其弟，戏言封其为王。若干年后戏言成真，叔虞果然做了唐国第一任诸侯。除史记记载在册之外，相关陕县所在的豫西剪纸还有着一个很古老的传说：道家始祖老子修道成仙后，骑青牛过灵宝函谷关，沿途发现贫苦农民耕地缺少耕牛，便立即用金箔剪出许多牛，赐给当地百姓。这也是造纸术出现之前，有关剪纸记忆相关的民间传说。可见造纸术出现以前，早至周代，已经出现与剪纸相关的手工技艺来满足当地人民的精神层面需求。这对于当时正处在地势肥沃、农业发达、文化昌盛的黄河流域并不足为奇。
后续通过豫西巩县的大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中的诗句：“暖汤盥我足，剪纸招我魂。”可得知唐代剪纸已经作为具有宗教性实用功能的民俗艺术流传在民间。剪纸发展至宋代，已出现剪影等许多相关行业。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北宋首都汴京（河南开封）一派繁荣盛世，文化产业发达。京内盛行“剪字”、“箭簇花影”、“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籍以衣食之地，皆他处所无也”。周密还在《志雅堂杂钞》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京城剪纸艺人中的一些高手：“向旧都大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每剪诸家字皆专门。其后，忽有一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技艺更精于前者，于是独擅一时之誉。”由此可知，剪纸技艺在北宋百家齐放，艺人辈出，已繁荣到出现剪纸行业的商业竞争。以唐宋为时间界点，原本服务于宗教祭祀，上层社会的相关工艺铸造（青铜器、漆器、陶器、丝、绢）的剪纸已经走进大众生活，逐步发展为民俗工艺，岁时节令的审美规范中去了。这一历史悠久，并广泛发展的剪纸文化随着时间推移，延续至今已在陕县根深蒂固，其造型、纹样、工艺都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二 陕县剪纸的地域属性
不同的地域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文化的沉淀，往往给当地的民俗民风留下了它们独特的历史印记。陕县位于黄河西部黄河南岸，东于渑池县交接，西邻灵宝市。所在的三门峡市属于河南西部，与山西，陕西交界。在民俗文化等方面，与山西，陕西的文化交融已久，在陕县剪纸上的风格也有所影响。山西凭黄河水土一路繁衍而来，其民俗风情向来粗旷豪放，朴实敦厚。晋南剪纸虽然承袭了北方的朴实与雄浑，但粗中有细，拙中藏巧，且刀笔道劲，酣畅淋漓，山西剪纸以各个因地适宜，造型多变的窗花为代表，一个个精致造型，整齐修剪的窗花带有山有的豪迈却不失精细的气质与性格。陕西剪纸素来是北方剪纸的代表之地，与山西剪纸不同，陕西剪纸除装饰窗棱的窗花以外，其剪纸种类繁多，应用纷杂。由于陕西剪纸较完整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阴阳哲学以及生殖繁衍崇拜的观念，如古老的造型纹样“鱼身人面”、“狮身人面”，与周文化相似的“抓髻娃娃”，与汉画像相似的“牛耕图”等，其剪纸作品更多以一个个形象生动，造型活泼多样的造型类剪纸为代表。其风格醇厚、粗壮、线条有利、且剪纹简洁；虽造型神态透漏着古拙不羁，但其一竖一横多为直线，且边缘流利奔放，明朗整洁。总的来说风格粗旷，寓意明朗，包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尽管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式，但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其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这个从远古时期就依靠着黄河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早期开始，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中原龙山文化，夏代第一个文明国家的建立，商周时期的文化繁荣，之后的泰国统一帝国，以及后来的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可以说，以黄河流域为主体，陕县所在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中南部，陕西省的中东部结合而成，是黄河中游的三角地区，即是人类黄河流域文明的发源地。而陕县所在的三门峡市区正是这个黄河三角地区的中心位置。
陕县所属的三门峡境内发现的300多个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可分为141个聚落群。其中大部分聚落群位于三门峡市区，陕县，灵宝京内的三门峡盆地。足以看出历史上的三门峡盆地是一个资源富裕、物产丰盛、人丁兴旺、生产力发达、意识形态先进的古文化部落。
三 陕县剪纸在民俗应用中的文化内涵
陕县剪纸历史悠久，经过了2000多年的文化积累，如今的剪纸种类已经十分丰富。剪纸在陕县的应用十分广泛，几乎一年十二个月，红白喜事，男女老少，月月有，事事用，人人有。
3.1 源于道教文化的宗教礼仪
陕县剪纸最早已无从考证，但其出现缘由与其他剪纸相同，最开始都是用于巫术，后来相继发展到宗教，祭祀，殡葬，以及窗花和婚庆等民俗活动中。相比较其他剪纸，陕县剪纸的宗教性质由于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发展最早并最盛。道教与陕县的渊源自远古时期便已开始，当时陕县所在的三门峡盆地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一片文化繁衍的沃土。森林、草原、湖泊、泽地等多地并存，使得当时是黄河流域最为繁华的文化中心。公元前491年，出生于河南鹿邑的老子来到三门峡灵宝函谷关，并在此完成了警世之作《道德经》，更留下了“老子剪春牛过函谷”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也使得包括陕县的豫西一带仍保留着正月二十三，家家剪春牛的习俗。
道教作为五大家文化之首，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世界七大宗教中，道教是名副其实的多神教，谈及所遵奉的神、仙、灵、圣之多，道教当属首屈一指。其供奉之神仙谱系十分庞杂，从最初的太上老君，发至至“三清”、“四御”，其中囊括了众多天神，以及地官。除此之外，民间被誉为圣贤之才以及忠孝义烈英雄，例如关羽，岳飞等，都为道教所奉祀。民间口口相传的“八仙过海”、“八仙庆寿”传说，皆来自于道教。随着这一得天独厚的宗教文化在陕县的发展，并融入陕县的本土生活中，剪纸用于相关殡葬，祭祀活动的种类如今亦是分门别类，并格外规范。大到典型的丧事祭祀活动，小到新家落户时用于镇宅在门前张贴的门神，给老年人过寿时剪制的“八仙过海”，以及过年时候，给神龛的外面做了门帘的装饰，无不体现“神”的重要性，以及源自道家思想中对于“神”深厚的尊崇与敬仰。除神之外，陕县人民对于鬼，魂之类的尊敬和信仰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闻在豫西民间，有着这种“剪倒捆驴”的民间信仰，先用纸剪个“倒捆驴”的纹样，在贴在一张配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文字，贴在大门口，可防止幼儿夜里啼哭，这种风俗至今还很流行。这样招魂的民间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安史之甜’时，祖籍豫西巩县的大诗人杜甫举家外逃避难，途径陕西彭衙县（今白水县）时，受到一位姓孙的小官吏的热情接待与安抚，并按当地风俗剪纸为其压惊，杜甫深受感动，并为此赋诗一首，即《彭衙行》，诗中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之句。就是在这酋诗句中，“剪纸”一词被首次作为专业名称提到，并沿用至今。
3.2 对美好生活的追崇
作为陕县民俗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剪纸的应用场所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占据最大比重的内容仍然是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与期望。春节是一年中最盛大的民族节日，整整一个正月，可以说是展现剪纸艺术最丰盛的时期。即便夏文化素来朴实，内敛的国风熏陶了陕县干百年，但丝毫不影响朴实的村民对与美好愿景的期许。节日期间，屋里屋外，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挂上“门笺”（谐音“门钱”）预示来年好的收入。墙墙上贴“春牛”，窗户上贴满窗花，屋顶上要贴“吉祥团花”。炕上，床沿儿上都有“墙国花”（万字连续纹饰，俗称“富贵不断头”），厨屋，灶间有“灶头花”，走亲访友送“礼花”。这样一个以黑剪纸闻名的村落，家家户户处处张贴着代表村民对于生活美好愿望的黑色剪纸，整个陕县在春节里充满着朴实肃穆却毫不逊色的别样年味。
除去每年的节日时令以外，婚事嫁娶也是展示剪纸文化的一大盛事。每到好事将近，村里的剪纸老艺人都会格外的忙活。新人会提前亲自上门向老艺人请一份婚事剪纸，由老艺人亲手剪出的剪纸仿佛承载着更多更好的祝福和寓意（图1）。祝福新人的剪纸主要以多子多孙为主题，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丁兴旺是生活幸福美满最典型的象征。剪纸在婚嫁场合最主要的应用场所是新人的婚房，其装扮规格盛大；墙国花，屋顶上寓意幸福美满的顶棚花，以及墙面中段的祝福爱情甜蜜的主团花，团花四周镶嵌着代表多子多孙的瑞兽麒麟，搭配墨汁书写的爱情诗句，新房满目黑色，整齐饱满的剪纸装饰承载了对新人满满的祝福，格外盛大古朴。除此之外，在新娘的陪嫁品上，剪纸的应用也面面俱到。如脸盆里要放置寓意“鱼戏莲”、“富贵有鱼”的“盆花”；被褥上装饰着“鱼连娃娃”、“榴结百子”、“福寿娃娃”、“连生贵子”、“麒麟送子”的“床花”；喜镜上张贴“镜花”等。
陕县由于多年受老子思想和夏文化“尚愚朴”，“尚俭”、“尚忠”的朴实严谨的思想熏陶，非常重视对孩童的文化思想教育，于是剪纸也适时成为村民教育晚辈忠孝仁义的主要民俗媒介。例如，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中，老艺人们会剪出“二十四孝”来提倡青年人应多尽孝道。同时，诸如此类的具有教育性的神话传说也会成为艺人们的主要素材，例如《西游记》，《三国》等。
3.3 新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导致剪纸一类的村落民俗艺术迅速消亡。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反思。民间剪纸至此再次受到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的重视，于80年代中国成立的中国剪纸研究会，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以及剪纸艺术展览，各地的剪纸文化中心积极相应，各地剪纸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得以被关切，使得剪纸这一近乎陨落的民俗文化再―次走进人们视野。
剪纸艺术的再次兴起，改革开放的时代性赋予了这次剪纸文化的重兴许多新的主题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陕县剪纸老艺人怀着对北京奥运的期许和自豪感创作了一系列北京奥运主题的剪纸作品，并参加了北京奥运期间的剪纸艺术展。除此之外，与国画颂扬祖国大好河山的主题相贴合，陕县剪纸自80年代以后以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代表被再次带入民众视野，为迎合国家对剪纸文化村旅游业的发展策略，一系列具有时代性的剪纸主题随之出现，主要包括颂扬祖国大好河山和祖国发展的新型社会型题材。
一、乡村旅游和江西新农村建设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把乡村旅游作为稳定农村、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已具相当规模。我国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但对乡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却影响深远。因为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放逸身心、感受自然野趣、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实践证实,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旅游容量,而且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农民脱贫致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三农”新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江西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状况及存在的新问题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功能,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以“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为主旋律的乡村旅游在全国各地异军突起。早在
四、五年以前江西就有一些乡村搞起了以欣赏田园风光、感受地方风俗、品味特色农家饭菜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如庐山脚下的农家饭庄等。目前,在将江西建设成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后花园”的战略思想主导下,全省各地都在本着“政府主导、农民自主、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突出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把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特色化相结合,积极扶持乡村旅游发展,使不少偏远山村初尝发展旅游的好处。乡村旅游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1.江西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江西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不仅有风光秀美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泊,更有我们祖先辛勤耕耘留下的宝贵遗产。有世界双遗产的庐山、革命圣地八百里井冈、道家胜地三清山和龙虎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等自然景观;有千古第一村——流坑、客家文化的象征——赣南围屋、人间绝境——上堡梯田等闻名的人文景观;有萍乡傩神舞、兴国山歌、赣南采茶戏等民间戏曲歌舞;有南丰蜜桔、信丰脐橙、兴国红鲤鱼、樟树药材、婺源绿茶、萍乡腊肉、上饶夏布等品种繁多的土特产;有候鸟之乡、毛笔之乡、烟花之乡、夏布之乡、客家风情之乡等特色村镇;有景德古窑、新干商墓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2.江西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多种多样。江西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大致有4种摘要:(1)村落民居旅游模式,即以村落民居建筑为凭借和吸引物,开发旅游项目。如以赣南客家围屋、安义古村、婺源徽派古建筑群等以古民房、古宅为凭借进行开发;南昌郊区则以新农村新风貌为凭借,来展示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2)民俗风情旅游模式,即以农村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为凭借和吸引物,充分展现农耕文化、乡土特色、民俗风情。如萍乡的上栗傩神节和湘东春锣、赣南客家文化、兴国山歌节、信丰脐橙节、樟树药材节等。(3)田园生态旅游模式,即以农村田园生态环境和各种农事活动为凭借和吸引物,“吃农家屋、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将农村生态和农事风情、旅游和休闲相结合,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如庐山脚下的农家饭庄、上堡梯田等。(4)综合型的乡村旅游模式,即将各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集中于一体进行开发。如星子县开发的温泉度假村,位于庐山之南的秀峰脚下,交通方便、环境幽雅清静,就是一个很好的商务会议型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3.江西乡村旅游消费群体相对集中,多以自助游为主。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其动机一般是摘要:(1)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寻求回归大自然的享受;(2)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非凡是增加少年儿童对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了解;(3)各种类型的故地重游,如“知青情结”、“寻根情结”的推动;(4)渴望对神秘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了解。这就决定了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城市居民,江西也不例外。有关调查显示,人们正在逐步放弃过去那种集中式的(如黄金周)、拉练式的长途跋涉,而更加钟情于在城市周边地区一两天、两三日的度假休闲,非凡是双休日的乡村旅游。因为乡村旅游时间短、消费水平不高、多以散客为主,旅行社普遍对此喜好不高,游客多以随心所欲、闲庭信步式的自助游为主。
江西乡村旅游虽然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乐安流坑村在港澳地区也小有名气、婺源甚至赢得了“中国最美的乡村”的美誉。但是江西乡村旅游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水平低,品牌意识差、重开发轻保护,也是不争的现实。
1.江西乡村旅游层次较低。中国社科院旅游探究中心探究员魏小安将乡村旅游划分为三个层次摘要:第一是农业旅游,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农家乐”;第二是农村旅游;第三是农民旅游。江西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局限于低层次的“农家乐”,以吃农家饭为主,对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实际上,乡村旅游应该是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围绕行、游、住、食、购、娱6大要素,将其精心设计制作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摘要:文化探密、休闲度假、康体健身、生态观光、体验生活等。
2.江西乡村旅游配套建设不到位。很多地方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的道路、停车场地、公共厕所、垃圾处理、通讯设施、住宿和饮食卫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新问题。
3.江西乡村旅游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目前,江西乡村旅游项目政府投入不足,大多以村民自我管理为主,人才的严重匮乏导致管理的不到位。而乡村旅游经营者知识缺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让不少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笔者曾陪几位慕名而来的远道朋友前往有“千古第一村”之称的流坑,流坑村在古代共出了2位状元、78位进士,可谓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其颇有特色的明清古建筑,虽屡经战乱,仍保持完好,是江西难得的古建筑遗产。然而,其管理水平却不容乐观。就是其作为流坑百年沧桑历史见证的祠堂,里面也是杂物横存。
4.江西乡村旅游综合开发水平低。近几年,江西乡村旅游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大多仅局限于观光旅游、吃农家饭,而对旅游的延伸产品开发严重不足。仍以流坑为例,在整个流坑村居然没有一处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的商店。流坑村的道路颇有特色,都是用鹅卵石铺就而成,有天然按摩器之称,为行走方便村民都穿用千针万线手工纳就的布鞋,笔者一行听了导游小姐的讲解后,为了旅游更加舒适,也为了更好地融入古朴的小村之中,都想买双布鞋,却只能是带着遗憾而归。
5.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亟待提高。村民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受益者,但小农意识浓厚,只注重眼前利益。如为建度假村而随意破坏生态,导致污水横流、蚊虫肆虐的现象随处可见,使旅游者感到是在花钱买罪受。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教授彭兆荣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让当地人熟悉到,贫瘠的土地、污染的河流、贫寒的生活、肮脏的环境、鸟兽罕至的农村是不会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只有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农村传统习俗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的村寨才能成为游客热选的旅游目的地”。努力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势在必行。
三、精心打造品牌,促进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无庸讳言,乡村旅游的发展关系到江西农民的脱贫致富,关系到江西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直接影响到江西新农村建设成败。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促进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江西乡村旅游起步晚,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各级政府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政府导向性投入。乡村旅游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规划必须先行。为避免景点建设中一哄而上和雷同建设带来的弊端,政府必须发挥其主导功能,组织专家为乡村旅游把脉,对乡村旅游景点实行区域化布局和差异化规划设计。同时,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会对原先的状态造成变化或破坏。变是必然的,不变是相对的,关键是要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这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新问题。因此,在规划中,我们必须把握几条原则摘要:(1)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尽量做到“一村一品”,避免程式化;(2)贴近自然、保持乡土特色,避免城镇化;(3)注重人文和自然的和谐融合、传承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避免过度现代化;(4)统筹规划、配套设施到位,避免低档化。
2.市场定位,创造需求。毫无疑问,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城市居民。长期生活在高楼林立、喧嚣拥挤、空气污染、景观呆板的城市,加之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社会竞争,使许多人产生了向往大自然、渴望放松身心、回归大自然的强烈愿望。针对市场需求,我们必须积极创造美丽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优质的服务、特色的项目,做到处处特色突出、品位高雅、文化悠远、民风淳朴,充分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融合。让消费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下榻农家庭院,品尝山野菜、农家饭;或游走古宅深处,欣赏先人的杰作,感悟历史的久远;或围坐篝火旁,烧烤野炊、享尽人间美食,观民俗表演、尽享民风乡土之情;或垂钓于田野池塘,体味乡村文化;或徜徉田园,采摘时令蔬菜、新鲜水果,分享收获的喜悦,让消费者真正得到心灵的放松。
3.挖掘遗产,突出特色。消费者对假日旅游的需求更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新西兰的旅游人类学专家科林·比姆指出,“一个地方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财富……假如你们有独特的建筑,那么就保护它们,并让它依旧是古雅的模样;假如你们有独特的音乐、歌谣或舞蹈,那么你们就保护它们,让它古色古香;假如你们有独特的耕作方法,那么你们就保护它们,并教给他人;假如你们有传统的文化信仰,那么就保护它们,并熏陶他人。千万不要破坏这些资源!”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就是要保留本地特色,不能盲目跟风。保持村寨的原始风貌以及当地居民仍然还有的传统社会风尚、淳朴厚道的自然秉性,真正体现“人住农家院,享受田园乐”,才是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如开发和完善特色农业游、瓷都文化游、客家文化游、道教文化游等。
4.培育人才,提升素质。在目前难以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到乡村进行乡村旅游探究和管理的情况下,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尤为重要。要把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作为“培育新农民”的重要内容。通过培训,使村民熟悉到他们是乡村旅游最大的受益者,熟悉到只有洁净美丽的环境才能吸引游客,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改变那些不讲卫生的陋习;通过培训,使村民充分熟悉到乡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自己文化价值的熟悉,成为自己文化的主动传承者和保护者;通过培训,强化服务意识,改变过去那种散漫、自由、不受约束的坏习惯;通过培训,提高整体的接待水平;通过培训,探究开发旅游的延伸产品,提高农特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概而言之,就是要通过培训,造就一批守法纪、懂技术、会经营、讲诚信的乡村旅游经营人才,进而扶植一批经营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市场信誉好、发展后劲足的乡村旅游企业。
作者：王玉平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马克思所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无疑，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劳动群众的文化首创精神以及原生态的生活实践，是文化产品诞生的沃土，经久不衰、富有民族特色和乡土地域特色的文化作品，往往最具中国特色，最有艺术魅力。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奉行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原则，因为，“为了谁、依靠谁是我们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3］。努力唤醒民众的创造潜能，使农民积极主动、发自内心地参与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这就需要强化农村文化主体的自身建设，着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水平，增强农民的致富本领和生产能力，培育现代农民，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这意味着，农民群众既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只有当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互相支撑并自觉融洽时，才能真正成就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如何使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获得主体地位呢？首先，农村文化建设要立足于农民素质提升，谋划农村“大文化”建设的格局，从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道德风尚、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民的思想观念，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培育新式农民。着力培养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农民文化队伍，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打造一支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骨干队伍。农村文化建设还须体现在农民的利益主张之中，以利益共享促进价值共识，与农民勤劳致富、增长本领、提升素质结合起来。主动适应广大农民“求富、求知、求乐、求美”的综合性文化需求，在满足农民群众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让农村群众从活动中学到更多致富本领，创造更多财富，增加幸福指数，提升生活质量。其次，在制度上确保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基础力量。要制定实施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完善机构编制、学习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4］理顺政策引导机制，建立健全农村文化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文化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使其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选拔的农民文化骨干，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加强业务和技能培训，采用送出去系统学习，将专家学者及专业文化工作者请进来进行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农民文化骨干掌握文化知识，增进艺术技能。农村文化必须深深扎根于农民群众之中，唤醒广大民众身上的创造潜能，将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这是农村文化建设取得成效的根本条件。
保护和传承农村传统乡土文化根脉
由世代农民创造、传承的农村传统乡土文化，是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农民身上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虽然因历史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农村文化在自身内容和呈现形式上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凝结在农村文化之中的深层内核和文化根基却源远流长。传统乡土文化，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风貌，是一个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品牌，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某种程度上，若失去了乡土文化就等于断了农村的“根”，也会断掉一个民族的“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产生的原始基础主要是农村，是人类所依附的土地。但在当今，铺天盖地的快餐式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掩盖了传统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乡土文化置身于这样的境况之中：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生存能力也越来越脆弱，传承发展变得越来越艰难，直接危及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根脉。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依附于土地、生长于农村的丰富乡土文化资源日渐失去自身的生存根基，致使农村文化建设无所依从，出现了许多“盲点”。要拯救和保护传统乡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文化资源积淀而成的乡土文化，不管是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还是手工技艺，都是当地劳动群众在长期实践中过滤出来的，其中承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包含着历代劳动群众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对自身理解的经验积累。我们应该像拯救濒临消失的物种一样来拯救已经处濒危状态的乡土文化。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视野，统筹谋划、科学部署，对重要项目、重要作品、重要技艺，建立科学有效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系统发掘和整理乡土文化。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将现存的各种乡土文化，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实物、声音、文字、图像等多种形式保存下来。对民间艺人、传统工艺的传承人，要做为“活文物”进行发展性保护，通过培养乡土文化传人、培育民间习俗来刺激乡土文化的内生，回归乡土文化的本体。要发展和创新传统乡土文化。早在1957年就号召，要“移风易俗，改造国家”［5］（P606）。传统乡土文化做为一种农耕文明的自然生长，在承载着历史和传统、包含着现代文明基因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传统礼俗中的诚敬谦让、和众修身的礼义原则，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提倡，而那些繁缛琐碎的细节、形式则早已不适宜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行为规范，是应该摈弃的。所以对历经岁月磨砺而留存下来的传统礼俗、民风民俗、历史文化，应进行辩证的否定，进行合理的扬弃，需认真辨析，择善而从。各级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剔除糟粕，存留精华，为其注入能够相互融合的现代元素，使传统乡土文化不断添加新的生命活力，走上健康传承发展、不断发扬光大的轨道。要努力实现先进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结合。传统乡土文化要保持自身的生命活力，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明确知道自身之优劣长短，不断剔除旧有的痼疾，以开放包容的气度，主动接纳现代文明的引领和养分，追随时代进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将先进文化植入乡土文化的沃土，使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向现代化的转换，使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这里的关键是找到先进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有效结合的链接点，让先进文化的因子像泉水渗入大地一样，浸润农民的日常生活，让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乡土文化的内核，并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这尤其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到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引领、推动和发展之中，使其与乡风民俗相对接，与当地文化特色、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相对接，为广大农民接受核心价值理念找到历史依托、奠定实践基础。同时，要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方式，建立一套农民能理解、乐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话语系统，力求与农民的心态、判断和兴趣相接近，让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增强老百姓的认同感。充分利用乡土文化人才，让农民在农村文化大舞台上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响主旋律。通过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等途径，挖掘蕴藏在农村的特色文化，促进农村文化的内生增长。
盘活民间文化组织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确保农民对乡土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民间文化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乡村社会的各类民间文化组织，为乡土文化的展示、存活和发展提供了一个个功能独特、内容完备的场所和平台，是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重要阵地和中坚力量。因为传统乡土文化，一般是渗透到农民的心理，转化为农民的思维方式、行为特性以及风俗习惯来彰显其存在和力量，通过民间艺人口传心授而得以流传。所以，发展和保护民间文化组织，能为传承乡土文化营造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场所，使其保持活性状态，发挥出自身的社会功能。民间文化组织是维护地域特色文化的生力军，它们或者以艺术形式、或者以手工技艺传承历史文脉，使农民群众在此找到家园的归属感，为培育农村文化人才搭建起有效平台。但是据相关数据显示，多数民间文化组织的生存状况却令人不乐观，诸如组织松散、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经费短缺、缺少支持等等制约因素，使民间文化组织常常举步维艰。堪称湖北文化品牌的黄石爱乐合唱团，同样处于尴尬的夹缝中。该团团长在2012年“两会”期间，曾经对记者这样倾诉自己的苦衷：“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文化团体，能做到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有所名气，这中间历经的艰辛是外人想象不到的，就希望这次两会能让政府更多地关注一下我们民间文化团体的生存环境”［6］。要盘活民间文化组织，加强组织管理是当务之急。政府及文化宣传主管部门要起到操盘手的作用。其一，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规范引导职能，对民间文化团体的发展做出整体规划。将所有依法注册登记的民间文化艺术社团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根据不同团体的各自特色进行分类引导，及时协调、研究解决民间文化社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发挥各自优势，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推动民间文化产品不断实现向文化精品的迈进。其二，政策支持，在积极扶持的同时，加强规范和监管。加大对民间文化社团的经费投入，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监控评估体系，使民间文化社团真正成为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社会自律性组织。其三，建立起政府对民间文化社团的综合协调机制，在民间社团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使双方携手联营，促成区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赢发展。政府还可成立文化发展基金，重点扶持优秀文化社团不断壮大，鼓励各类文化艺术爱好者依法成立相关专业协会，开拓凝聚文化艺术人才的阵地，使各类民间文化组织、各种民间艺术人才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
创造农村文化生产力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源力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的路子。传统乡土文化是一方百姓的精神矿藏，也应当并且能够转化为造福当地百姓的物质财富。做好乡土文化产业，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推助农村经济、满足城乡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助文化传承，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使文化产业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撑，是实现文化富民、文化惠民和文化育民并举的通达之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民生意义。广大农村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劳动群众经历数千年积累的民俗文化、生产经验、手艺文化的传承，理应回归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去，在乡土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最新科学技术、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文化、经济与乡土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模式。其实，将传统乡土文化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已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河北邯郸以民间资本“入股”形式搞的“股份大舞台”，组织具有地方特色各种技艺协会等等群众自办的文化合作组织，就是在服务村民、满足自身文化需求的同时，积极开拓市场，成为致富渠道，进而孵化为农村文化产业。还有一些发端于农村的乡土文化、民间手工艺品步入产业化发展道路，发扬、传承了传统技艺，促进了农民增收，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如著名的临沂柳编，就是山东临沂柳编手艺产业在农民祖辈“打柳编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文化产业，临沂人感悟“走东北，下江南，不如在家编花篮，”形成了“家家搞柳编，户户是工厂”的格局，折射出柳编这一民间工艺在临沂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民间手工技艺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中，作为农业生产之外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重要生产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成为一条延续不断的造物文脉。传承和创新传统乡土文化，与文化产业接轨，会使乡土文化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基础和人才支撑。乡土文化产业化的关键是做强文化市场。既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还要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争得政府和民间的合力推动，在保护传承、做响品牌上下功夫。统筹协调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让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回归有内涵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状态，以民间艺术生产、民间艺术展览、民间艺术表演、民间艺术出版等形式使其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建立传习场所，培训传习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近民间艺术。同时将传统的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要使乡土文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和文化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共赢共生的格局，还要提升农民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文化消费能力。因为农民的消费习惯一般是秉承节俭、实用的原则，常常重物质生活轻精神生活，不论经济条件优劣，在日常消费中大都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认为物质生活的消费是必须的，而文化消费则是可有可无的，再加之一些精神文化产品往往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导致农民没有文化消费的兴致和欲望。“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显示，在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消费比重占居民消费总量的7．6％。我国在2009年人均GDP就达到5 000美元以上，但我国农村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尚不足3％，因此，我国农村文化消费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农村文化消费将进入战略机遇期。”［7］要提高农村文化消费水平，提高农民消费需求和消费兴趣是前提。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年龄普遍偏大（“空心村”现象）的状况，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素质，促使其文化消费的多样化发展，努力为农村中老年居民提供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产品，提供能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的农业科技类产品。要提高农村文化消费水平，各级政府适时引导、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开拓农村文化产品市场是关键。通过市场手段，使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达到优化配置，采取或直接投资、或资金补贴、或免费示范等多种形式，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传统工艺、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村文化消费渠道，优化文化消费环境，引领广大农民成为乡土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享用者和消费者。同时，挖掘农村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突出地方特色，使资源与资本相结合，利用好农村原生态的田园风光优势、红色资源优势，扶持传统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绿色生态旅游产业、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以旅游促文化消费，提高文化消费能力。总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利用民间文化基因，进行积极创新，将经典的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一方百姓，形成地方特色，即可使农村文化建设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