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5 10:39: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几年的经济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落幕，中国经济的布局已经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未来资本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十分重要的砝码或者因素。
据我的观察，这种重大的变化集中在宏观经济的布局上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已经同时指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往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时候，显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们曾经用过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几年用的是平稳较快，谈到宏观经济政策，都难免一个快字。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标志着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大家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起码中国将由高速转入中速，特别是个位数的增长，在这点上已经大致形成共识。
其次，大家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和持续化也已经形成共识。比如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何时走出危机，目前难以预测，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话。
第三，用健康持续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并且给出了几个可以测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等等，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还把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起来，这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条件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健康发展，显然要求一个特别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我们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顶多是反周期的作用，这次除了逆周期调节这个表述之外，还提到要推动结构调整，同时把两个作用同时并列起来，显然也有深层次的考量。
比如，当谈到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这样一种态势的时候，实际隐含着对这场危机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种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种表述，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这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出了问题，紧接着判断是，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要反危机，要使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必须转方式，必须调结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同时界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作用，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2008、2009年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长，后来又加上了控物价，再后来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转方式调结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指向五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又加上一个防风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目标是单一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当目标变成多元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目标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像过去那样，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在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下所做出的适当的选择。
第四个重大变化，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实施的都是这样一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是有很大的距离，名义上相同，但是实际内容上却有细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体会今年的积极稳健配，相对于前两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上是趋向于稳健的，而不再是趋向于扩张性的积极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处于从扩张向中性的这样一种过渡状态，货币政策方面的表现我不多说，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尽管要在稳增长政策的追求方面担当主力部队，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从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细微变化。
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要实施扩张，总体作用就是三句话，增赤减税扩支，今年财政赤字肯定会有所增长，这不仅仅因为赤字是积极财政的标志，要使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趋向于扩张，必须表示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去年来得大，去年是10700亿，今年一定要增加，这是一个变化。紧接着减税，在今年结构性减税前面加上一个限制词，结合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再接着扩支，今年对于扩支用的表述非常慎重，非常截至，谈到投资的时候，要把投资投在打基础，惠民生，又不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性建设项目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此文根据其在第17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论文关键词 财政支农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业和农村的各项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支农政策的落实，使得全国各地区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得到了很大改善，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但是，随着农业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特别是近几年来，农业产品购销不够、价格下降，农民群众增收缓慢，说明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一般性考察
1、 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绝对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51 亿元增加到2004 年的1500亿元(中央财政)。但是财政支农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却相对下降。从1978年至今，财政支农总体规模不断扩张，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下降。（见表1）
表1 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与农业GDP占全国GDP比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GDP
占全国GDP
27.1 24.5 21.8 19.9 20.2 20.5 20.4 19.1 18.6 17.6 16.4 15.8 15.3 14.6 财政支农支出
【关键词】中国 经济形势 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
与以往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同，当前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这个现实需求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需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需求。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统筹规划设计和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目标
由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有了明显变化，今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强公共服务职能，还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都要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基本目标。
1．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背景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应当按照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
（1）从经济领域看，我国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这意味着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已超出以往以政企分开为基本要求的职能转变，而是要为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2）从社会领域看，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对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体制上解决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确保政府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并发挥主导作用。
（3）从政府自身建设看，面对行政成本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和体制机制性腐败增多等问题，需要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政府还要尽快完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使自身建设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
2．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政府转型。我国28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各类企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继续扮演投资建设主体的角色将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矛盾。为此，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1）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转变，以此来提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
（2）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尽快成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主体，以此来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3）以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为重点，改善公共治理结构。这就要求政府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中超脱出来，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3．以全面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推进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实践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等都很重要，机构改革也很重要。问题在于，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诱导下，这些改革的目标都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出现改革的扭曲变形。就是说，面对现阶段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把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例如，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不到位的情况下，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出的一些改革就有可能演变成政府“甩包袱”，从而使改革走形变样。因此，在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上，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推进中，要十分强调政府自身的职责所在，并由此严格约束规范政府行为。
二、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实现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大背景下，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尽快从微观经济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大大强化宏观管理职能。
4．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它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弊多利少，难以为继：助长了投资过度、产业结构恶化；使地区、城乡间发展严重不平衡；降低了就业增长率；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等。
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9．04％的专家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应当看到，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应再是直接投资搞建设，而是要通过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5．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有效地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一步应重点改善和加强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
（1）加强政府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近些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缺乏预见性和连续性所致。为此，建议成立专司中长期规划及经济政策决策的国家经济部或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以提高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约束性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稳定性。
（2）提高货币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地位。利率和汇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的基本工具。为此，应当明显增强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职能，并由此完善央行运行的体制机制。
（3）确保经济信息统计的准确性。准确的经济信息是保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但目前统计数字失真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建议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改进方法，提升国家统计机构的权威性，以进一步增强经济信息的客观性。
6．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2．75％的专家认为，当前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监管不力和过多干预并存。最近几年，药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已经触及了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为此，应尽快从体制机制入手，提高政府市场监管效能。
（1）保证市场监管的统一性。实行市场监管的垂直管理。例如，把处于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中的监管机构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受国家行政法和相关法规的规范和约束。
（2）建立国家层面的市场监管委员会。针对市场监管中多头参与和监管不到位并存的现状，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统筹协调，整合各监管部门的力量，提高监管效率。
（3）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过渡。以金融业为例，混业经营大势所趋，应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转变。
7．加强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加强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任务比以往更为紧迫。
（1）大大强化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我国现行的能源战略规划、机构设置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为此，应当尽快组建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司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此外，最大的三家国有控股能源公司既有执行国家能源战略的某些职能，又都是海外上市公司。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盈利性和国家能源战略职能之间的体制性矛盾。由此，尽快组建国家能源控股公司有着十分迫切而重大的现实需求。
（2）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我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政府的对外经济战略职能还比较薄弱。虽然履行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部门是商务部，但是相当一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责任落在其他相关部门。为此，建议由商务部专司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以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3）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要在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保持主导作用，与此相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应当始终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和工业部，专司国有资产战略管理职能。这样，既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国有资产战略管理和重大政策决策的职能，又可以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8．扩大国家的环境保护职能。**年度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有86％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39％的人认为，环境污染对本人和家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或较大影响。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了人类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应当大大强化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
（1）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能。严格纠正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而轻环境保护的倾向。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
三，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
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四、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依然存在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运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就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政策对其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为例展开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会导致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对于湖北省来说，要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肯定不够的，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省的自身情况，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切实可行地制定出针对地区的专门政策，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区域政策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从理论上讲，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发展。其内容很多，主要是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景观和自然保护政策等[1]。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1经济原因
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尽管区域的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现象，但一旦超过限定值，呈现不断扩大的增势将会破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动力，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配套设施平衡、有序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互利互补，共同发展。
12政治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矛盾常常会通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来，并以此来强化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平衡政治集团利益或为获得更多的当选选票，国家会运用区域经济政策来满足政治集团要求，用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13社会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是否能协调发展是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区域间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会过大。在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福利水平都会相对较差，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则远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区域间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则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动荡，危害十分巨大。对于这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一般会采取一些社会性的策略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通过区域性的经济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此来缓和各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平以及稳定。
14环境原因
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但是在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总会出现滥用滥采、浪费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需要借助区域经济政策来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开发，用以保护和调整环境，协调各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为整个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区域政策所具有的特点
21地区差异性
差异性是区域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区域经济政策最为本质的体现。由于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现状不一样，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不同的区域都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特点来设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决各区域的自身问题。
22整体综合性
产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体综合性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为原则来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来全面解决问题。
23区域协调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突和矛盾，要想使区域经济高效、合理、快速地发展，就要在协调性的原则下，在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协调好各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好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4发展阶段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其区域经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采取与其相匹配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政策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适合当地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导区域内的各项资源特别是有限的资源向更具备先导性和前瞻性的产业行业流动。拥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区域政策会对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该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使用。
32发挥资本聚集作用
拥有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对资本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迁移。以企业为例，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发达地区越难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就更倾向于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迁移，当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这一差异更明显。换而言之，适宜的区域性政策能够促使同种行业、同种类型的企业向某一个区域集中，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当产业相互聚集的同时，也能够推动该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缩减产业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时也会加大其对外部区域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年的“汉阳造”声名赫赫乃至传播海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重工业化企业在城市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无法避免的一大问题，如何将重工企业集群并迁移到适宜地区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自“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仅对东部的升级和西部的开发极其有利，对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以钢铁、汽车、建材、化工为主要门类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区自强作用
地区自强作用是指区域政策在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源增值的过程中，地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效能，例如，由于区域政策的产业集聚作用，大量的企业势必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的非生产型与生产型行业，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也在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会引发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获得相应的发展，从而促成区域综合实力的增强[2]。
以湖北省为例，在2006年时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仅列第16名，与东部的发达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通过实施合理的区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汉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武汉正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湖北通过自身的优势条件逐渐达到了区域的自强。
34就业创造作用
《商业周刊》2008年6月2日
在近乎疯狂的媒体竞争中，当小说已因时效太差而乏人问津时，有一种老套的文章形式却开始表现不俗。年复一年，它不断吸引着网上读者的眼球。奇怪的是，尽管技术创新一马当先，但人们讲故事的方式仍旧古老。而正像YouTube视频网站的突破性革命，如今广泛的博客急先锋也开始横扫全球。这就是始自2005年的博客文化。它使得整个媒体业发生了改变，媒体世界里出现了会话式新闻。不少人士认为，博客可以成为登载琐事八卦甚至恶毒人身攻击的媒体工具。
但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博客氛围里，仍有不少值得纪录的重要事件发生：比如每隔10秒就会诞生一个新的博客账号，而借由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个博客账号成为全球出版商。有些博客还能借此成为明星博客和获利的工具。在这个新的媒体世界里，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再希冀实行信息封锁，因为甚至是一封电子邮件抑或一个备忘录都可以登上博客。而在一个公司里，不论何种职位的员工都可以或公开或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胀归来
《经济学家》2008年5月24日
两位数的价格上涨如今已使全球三分之二人口饱受折磨。直至最近，各国央行才意识到，这个难缠的敌人如今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幸好还有健康的货币政策，使得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还保持较低水平，但危险现在还是来临。
如今美国正走向经济衰退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减缓，但通胀水平却在不断上升。欧洲央行主席最近警告说，不要再重蹈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当时通胀水平较为宽松，以致支出成本巨大。这一警告主要针对富裕国家的央行，但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更应多加留意此点。在诸如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国，官方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里，物价水平已上升了8%-10%，俄罗斯的物价上涨已超过14%，阿根廷是23%而委内瑞拉则已达29%。如果你准确测量下这些数字，会发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都将在今夏面临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威胁。
新总统的经济难题
《时代》2008年5月19日
正如当年卡特时代一样，本次大选年，经济问题重新成为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房产市场的、信贷危机、摇摇欲坠的健康保险系统及就业保障问题等使得美国经济不堪重负。而通常来说，历任新总统都无太大作为。1932年的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1980年当选总统里根则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例外。里根总统当政期间，其开明灵活的经济政策又恰遇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故将1970年代以来令人沮丧的经济问题一扫而光，使美国经济重拾灵活、创新和增长之势，此一发展势头甚至直到1989年他退休后仍在发扬光大，并延至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
然而这一蓬勃时期并未持续多久，一系列经济问题接踵而至，因此美国选民希冀通过此次选举令美国经济出现转机，重回1980年代。
亚洲人最信赖海尔冰箱
美国《读者文摘》2008年6月1日
2008年，亚洲地区最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有哪些？信赖度最高的冰箱品牌是哪一个？日前，美国《读者文摘》第10届信誉品牌年度调查给出了答案：海尔冰箱一举夺得金牌。此次评选，金奖得主的各项指标必须明显优于其它竞争品牌。与海尔冰箱同时获得亚洲消费者信赖的还有宝马、劳力士、惠普、立邦、希尔顿等各行业的世界级顶尖品牌。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
一、基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虽然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一开始的关于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构想并没有实现。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发展仍相对缓慢，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作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分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开始将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了区域层面，将各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质性研究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体系。国内研究主要基于风险价值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各区域经济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判断和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分析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
何丽娜（2010）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安徽和江苏两省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贤（2011）首次避开“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区域划分――采用更能反映区域差异的内地31个省来反应区域差异，运用区域AD-AS模型和VAR等计量方法，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省城经济增长和物价两个指标的脉冲差异。葛腾飞、孙自胜（2013）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GDP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特征进行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张细松（2012）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东、东北、中、西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四大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差异的区域效应研究中，他认为货币政策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四大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多重不对称效应。丁涛、赵昕东（2012）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各个省份的通货膨胀周期是不同的，有显著的区域效应。
（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
王昊（2012）和罗玉冰（2013）分别对西北五省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五省区产业结构、财政实力、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西北地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信贷渠道在五省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同一阶段不同省区在信贷渠道传导速度、深度及影响时间长短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一地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阶段，信贷渠道传导效应也不尽相同。
陆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关季度统计数据，运用STR模型和LM统计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效应及地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不对称性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影响。
黄德勇（2012）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别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对投资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东部地区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财政政策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区被动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自身遭受的冲击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李菁、赵邦宏（2013）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效应差异作定量比较，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协调效果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佳，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效应最弱，甚至表现为负效应，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环境，加强政策协同效应。
郭立平（2013）认为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对货币信贷、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复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非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困扰我国当局决策的最大问题之一。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我国不同区域货币市场发育程度、经济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主体上的差异导致的，央行应加大各大区分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其效应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求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途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分为货币渠道理论和信用渠道理论。货币渠道理论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换，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信用渠道观点则认为，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资发生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围绕这两个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展开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一）以货币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何丽娜（2012）则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认为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地区在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区域货币乘数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非对称效应，我国基础货币的区域供应量应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理、巫慧玲、张琴（2013）应用PVAR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31个省区的央票交易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从央票操作到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再到经济产出与物价水平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确实存在，且在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
毛彦军、王晓芳、徐文成（2013）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费占当期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为消费约束的度量指标，分析消费约束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和影响机制。推演发现，消费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杨全年（2010）从与信贷渠道动作密切相关的信贷配给角度，通过修正贷款决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地域性信贷配给，其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即由于行政区划、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形成了以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和配给均衡的特征。认为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突破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王志强、蔡祥锋（2013）章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货币供应量M2、利率与股市变动的关系，并得出在当前利率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但货币供应量M2更有效，调节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的结论不一致，这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作用不明显的现状相符。
傅先义、张辉、陈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认为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可以有效互动，缓解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基层行的定价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加复杂，传导机制也具有多重性。从近几年货币政策转变的频度过快，市场难以对经济形成合理的预期，充分暴露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滞后性，我们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官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面较为紧张，刺激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如雨后春笋席卷全球，影子银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
（一）衍生产品创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统的传动机构，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的变化。邢博木（2013）认为，金融创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活期存款显著下降，这使得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方显仓（2013）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发现，金融创新改变了产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性态，使IS曲线变陡、LM曲线变得平缓，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认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的作用已经下降，金融创新使信用渠道传导及其效果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张伟等（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路径，发现理财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从而影响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会上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建议将表外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斯文（2012）通过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对比发现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传导机制畅通程度出现明显变化，信用传导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过运用普通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已经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汇率传导渠道的功能出现明显的减弱迹象。
（二）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严格的管制，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子银行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哈斯（2012）认为影子银行独特的运行机制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诸多挑战，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对货币政策的稳健运行和工具效力产生影响。
骆振心、冯科（2012）认为影子银行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资金需求情况，大大偏离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形成了挑战。此外，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突出的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梗阻”和“渗漏”效应，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被严重削弱，增加了货币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
总之，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影子银行，都使信贷供给更加趋于隐蔽，给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货币当局应当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信贷活动监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台，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伴随我国市场改革与转型的持续深入，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以及其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根据不同阶段货币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近几年，区域非均衡视角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区域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结构与传导机制上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结构，实行有效的、适当的差异化货币政策是大部分学者都坚持的观点，无疑也是必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具体的指标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当前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已然是大势所趋，合理布局全国经济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升温，尤其是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弱化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建言献策。由于，目前影子银行还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方向与规模还有待观察，但加强影子银行活动监管和增加信贷透明度，应当其资金流动规模与银行表外业务共同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国际宏观调控经验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单靠加息降息这类传统宏观政策难以调控经济运行，一些国家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你怎么看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史蒂芬・罗奇：中央银行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正在失效。从零利率到量化宽松再到负利率，可以说是从一个无效的政策到另一个无效的政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对于疲软的市场来说是强效的解药，但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漏洞和刺激总需求实质性回升上，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同样，转向负利率政策并不会在全球长期缓慢复苏进程中带来明显的经济驱动力，相反只会增加金融风险，使下一场危机成为可能。
以上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本质原因。对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而言，重点应放在需求端，只有企业修复完负债，才有可能结束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货币刺激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效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要先于总需求的复苏。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负利率使下一场危机成为可能？
史蒂芬・罗奇：负利率政策最早于2014年在欧洲推出，最近日本也采用了，是近几年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和利用财富效应来增加总需求。而现在的负利率政策，是通过对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征收“罚金”，从信贷供给端来刺激经济。也就是说，鼓励银行发放新的贷款，而不考虑实际贷款需求。实行负利率的央行认为，传统货币政策与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在效果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
在传统货币政策中，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贷款利率对实体部门产生影响。这些部门的需求会根据基准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对信贷价格敏感的实体部门，利率调整的影响迅速被传导至整个经济，这种影响还常常受到资产价格上涨的提振。而在非传统货币政策中，传导机制主要通过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来发挥作用。
若干风险值得警惕，比如决策者可能对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会产生依赖，不太愿意使用财政刺激政策，从而落人流动性陷阱。由于缺乏财政刺激政策，央行只能继续向泡沫化的金融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增加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此外，央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金大量流入金融市场，股市和债市出现大量泡沫，实体经济出现严重扭曲。当泡沫破裂，失衡的经济体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盯住通胀的央行已经“弹尽粮绝”。
中国经济报告：关联储从去年开始进入加息周期，每一次加息时点都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猜测和市场波动，你如何看？
史蒂芬・罗奇：经验表明，渐进式正常化所带来的过度流动性，极容易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暴露。在正常化过程将更长的预期下，这些风险更让人担忧。美联储渐进式加息的过程越久，它所面临的困境就越艰难，系统性风险也更大。只有非常独立的央行才能让实体经济摆脱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然而，陷入政治化经济增长争论的美联储无法承担这一功能。只有缩短正常化时间，美联储才有可能降低系统性风险。美联储越早对市场动手，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小。诚然，陡峭的正常化路径也存在一定问题，但远比又一场灾难性危机要好得多。
中国经济报告：关联储在对短期利率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通过前瞻性指引来稳定中长期利率，以确保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前瞻性、持续性。如何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的作用？
史蒂芬・罗奇：从整体来看，政策不一致的风险越来越凸显。战略与战术、长期与短期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均存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比如对政策目标优先序进行更明确透明的排列，避免不同政策议程的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再者，央行应独立制定金融与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流动性泛滥已成为全球性难题，各国应更多依赖财政政策，而非竞争性宽松货币政策。你对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有何建议？
史蒂芬・罗奇：财政刺激政策必须要有退出机制。在我看来，后危机时期政府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比较糟糕的退出政策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不管是央行还是财政部门，必须要解决特殊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危机后各国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史蒂芬・罗奇：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警惕，若一味操控经济、不推行结构改革，经济就难以走上健康复苏之路，可能会导致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及日本式长期停滞。比如日本，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就经济神话，主要是因为日元汇率被压低。但抑制汇率是不可持续的，在1985年《广场协议》中，欧美对日本的做法提出质疑。随后日本银行不得不实施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催生了大规模的资产及信贷泡沫。最终泡沫爆破，日本经济迅速步入衰落，时至今日日本仍然饱受经济失衡困扰。
虽然有日本的惨痛失败做为前车之鉴，但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坚持以货币政策纠正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美国、欧洲、日本迅速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然而，这种政策除了对个别经济体复苏产生影响，还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急升、货币汇率下降，带来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各国央行接二连三地大举向市场注资，令全球出现资产泡沫的风险加剧，各国货币也有可能竞争性贬值。另一方面，各国政策制定者却错误地满足于现状，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动力。
量宽政策下，各国不断注入流动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利息转为资产及外汇市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支持者表示，这种情况不足为惧，因为央行以传统方法无法做到的事情，如今可以通过资产市场泡沫形成的财富效应或压低汇率达成。但实际情况是，在遭受过经济危机冲击的经济体中，财富效应和汇率效应都无法推进经济企稳复苏，反而产生了新的失衡问题，成为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令全球经济持续受一系列危机所困。
中国宏观调控实践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判断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
史蒂芬・罗奇：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没必要保持悲观，但对中国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承诺。中国在不断推进结构性调整。一些因素如股市泡沫破灭、货币政策陷入两难、资本大量外流，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正在进入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将不断完善。因此随着中国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不匹配最终将得以解决。短期来看，金融改革滞后也不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这为抵御传统的货币和流动性危机提供了重要缓冲。当然，如果中国外汇储备按2015年减少5000亿美元的速度持续下降，那么这种缓冲将在6年后消失。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是1998年的20多倍，我想，这种悲观情形不会产生。
中国经济报告：对于长期增长来说，结构性政策非常重要，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缩窄，结构性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吗？有没有比较好的衡量结构性改革成败的指标？着眼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与短周期的调控政策如何平衡？
史蒂芬・罗奇：中国不应该在结构性政策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中国有足够的工具、资金和政策空间同时进行调结构和稳增长。
衡量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最佳方法是需求端占GDP的比重（具体比如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供给端的生产效率。如果中国成功完成其结构性改革议程，那么私人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将保持强劲增长。中国应避免结构性改革的倒退，即使是在面临短周期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坚持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人说中国将获得成功并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结构改革的模板。对中国怎样更好地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你有何建议？
史蒂芬・罗奇：供给侧经济政策的概念在宏观政策讨论中颇具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供给侧经济政策被里根和撒切尔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减税、放松管制、削减资本和劳动力过剩产能等政策，从而振兴了美国和英国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英经济好转，受益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种结果无疑将是当今中国决策者非常希望看到的。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措施，如削减过剩产能、减少国企冗员、住房去库存以及去杠杆。最终，生产率将是判断供给侧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标准。随着中国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型，生产率增长必然会放缓。中国的关键任务是缓冲生产率放缓的下行空间，让经济平稳着陆。
此外，供给侧改革措施不应被视为振兴原有制造模式从而阻碍向新模式转变的一种不正当策略。虽然中国从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并希望保持这一地位，但若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仍有必要推动以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但与此同时，在迅速采取供给侧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中国还要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否则将影响到转向新增长模式的进程。正如中国决策者所强调的，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
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贸易增长速度持续高于预期，2007年仍将保持继续较快增长。但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正在受到愈来愈多人的质疑，全球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利率上升，而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使通货膨胀呈现从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消费者价格传导的状态、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不利于世界经济、贸易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世界经济形势与特点
1.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6年9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别将2006年和200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4.9％和4.7％上调为5.1％和4.9％，均上调了0.2个百分点。照此计算，从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连续五年达到4％以上，平均增速接近4.7％。
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几年来，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在国际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促进下，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到加强；二是美国、中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为世界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同时其进口的迅速扩大也拉动了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对世界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形成带动作用；三是世界经济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能力明显增强。例如，对持续上涨的油价冲击的影响、对地缘政治冲突和恐怖袭击的影响，以及SARS、海啸、飓风等突发事件的影响等。
但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能力正在受到愈来愈多人的质疑，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值得关注。全球房地产市场的迅速降温、利率上升而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使通货膨胀呈现从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消费者价格传导的状态、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依然庞大，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出现迅速下降的可能性，比2001年恐怖袭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强。同时，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收益和全球资源的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等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此外，国际安全问题不利于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因此，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持续、强劲增长之后，2007年增长将明显放缓的风险加大。但从总体来看，虽然受美国经济影响，世界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却不会出现衰退，发展仍会较为平稳。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从1988年至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得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
近几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地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
2006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延续了2003年以来持续攀升的态势。8月份后国际油价一路回落，10月初落至每桶60美元以下。2006年前八个月，国际市场原油现货和期货平均价格分别为每桶68.57美元和68.77美元，比上年均价上涨21.1％和21.3％;然而2006年9月现货和期货均价则分别骤降至63.80美元和63.90美元。
全球经济增长将趋于放缓是近期油价下跌的根本原因。但是此轮油价上涨呈现持续性的特点，这是由于油价上涨主要反映的是强劲的持续性需求增长。近年世界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明显提高，高油价虽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总体上来看，到目前为止高油价给世界经济和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要小，但需要关注的是原油价格持续处在高位，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深化。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热点问题
1.利率全面上升。2006年全球利率呈现全面上升态势。英、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是最早进入此轮升息周期者。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日益稳固，而通胀率却长期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的上限。因此，欧洲央行连续五次加息25个基点至基准利率3.25％。日本央行于2006年3月9日宣布结束实行了五年之久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并于7月14日将基准利率提高到0.25％，结束了零利率政策。
美国经济从2006年4月中旬到6月初仍保持较快扩张，但随后增速减缓，同时房地产市场降温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通胀始终保持在温和可控的状态下和失业持续保持在低位是此轮美国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因素，然而，在利率不断升高的情况下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目前美国利率调整已经达到前期确定的5％～5.5％的中性目标，在私人投资率持续过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低增长与通胀风险依旧，使美联储处于困难的决策阶段。过度紧缩有使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可能，也会使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上升，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2.房地产市场降温。受连续加息的影响，美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许多国家房地产市场几乎都开始出现下跌。房地产是支撑这些国家经济繁荣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例如美国，其房地产业规模超过两万亿美元，占全国家庭整体净资产的1/3以上，已成为美国金融、零售和建筑等诸多行业最重要的“晴雨表”。
从2006年二季度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更趋明显。受连续加息的影响，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房贷利率逐渐上升，使消费者贷款发放速度下降。在货币政策调控下，房地产市场降温可以使房地产业许多已达到历史高水平的指标下降，挤出其泡沫成分。但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社会财富巨大，房地产价格上升使得财富效应增加，是许多国家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实际住房价格下跌也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增长，而后者正是美国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3.通胀水平依然较高。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逾期上升，是当前对发达经济体未来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之一。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为2.6％和2.3％，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0.3和0.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欧元区通胀预期上调较大。2006年和2007年美国通胀率预测分别从3.2％和2.5％上调为3.6％和2.9％;欧元区通胀率预测则分别从2.1％和2.2％上调为2.3％和2.4％。
近期，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特别是能源价格回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核心CPI依然保持在高位。另一方面，2006年以来，许多国家物价呈上升趋势，从上游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向下游消费者价格传导的状态，表明原油价格持续处在高位对经济影响已经逐步深化。同时，一些初级产品价格呈指数式上升，也成为推动价格开始向下游传导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