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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乡统筹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二元结构；三位一体；联动改革
一、引言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等一系列的原因，我国在现阶段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在家庭收入、消费支出、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乏力、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
成都和重庆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很明显，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他们从改革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着重分析成渝地区基于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管理制度的联动改革，并尝试得出促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路径[2]。
二、我国城乡户籍、社会保障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二元结构
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户籍、社会保障以及土地管理制度上所存在的二元结构，对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交流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现在我们首先分析这三种制度二元结构的基本表现。
我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意味着拥有农村的集体土地以及相关的农村社会保障，而城市户口则代表着在城市享有各种社会保障，因此户籍制度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各自享受的福利待遇、就学就业机会不同；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隔离开来。
二元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割裂，加剧了城乡之间在各方面的分化，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这势必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造成妨害。因此，全国各地有必要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
二元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隔离，决定了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拥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居民享受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表现为：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器”作用。
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违社会保障公平性、普遍性的原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不利于城乡之间的交流。打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有利于消除城乡壁垒，存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需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三位一体联动改革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1.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联动改革的理论依据
二元制度的严重缺陷和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决定了对它们的改革势在必行。在二元化的地权下寻找城乡土地流转的路径；在固化农民身份的前提下谋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会经济待遇的差别，注定是缘木求鱼[4]。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考虑三个方面，对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进行三位一体的联动改革。
首先，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差异的基础。我国的户籍制度将城乡隔离开来，拥有农村的户口则意味着必须享受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即意味着拥有土地，将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农村的土地制度。因此，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首先消除农民和市民的身份差别，建立起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的消除城乡的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的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城乡在经济水平、制度规章上的统一。
其次，在统筹城乡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三管齐下，实行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三位一体的联动改革，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实现城乡的统一发展。不以突破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差别的制度安排为切入点的改革，注定会产生新的三农问题。
2.成渝现实做法与成就
成渝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三位一体的联动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思路下，成渝很多地区将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推行“农民转市民”工程，鼓励农民“以住房换宅基地，以社会保障换承包地”，农民退出的宅基地纳入集体建设用地储备库，由各村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以重庆“双溪模式”为例，“农民转市民”和土地流转是双溪村试点的重点。土地流转的主要政策就是组建“重庆双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这样，成渝各地区就将户籍、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统一起来，实行三位一体的联动改革，三管齐下，取得了不菲的效果。
四、成渝统筹城乡发展三位一体联动改革对其他地区的启示
成渝两地统筹城乡发展的方式与过程对我国的户籍、社会保障、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将试验区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地区，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与转换，为中国提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统筹道路。
首先，从成渝改革的典型成功案例来看，在城乡统筹方面做得成功的乡镇多在城市附近。近郊农村由于能较好地接受成都和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在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辐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优越，城乡统筹的起点较高，因此这几个地区城乡统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和成功。
其次，政府在城乡统筹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不能做到“城市、农村一盘棋”，能不能很好的进行统一规划，关系到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务必要注意到各具体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单纯的从某一不合理的制度出发，不考虑与之相关的制度条件就高喊口号，要求大刀阔斧的改革。
总之，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必须妥善的处理在户籍、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综合考虑各地区的差异，切实关心广大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促进我国城乡在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统一，使得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平稳快速的发展。（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胜、张璐，《“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经验及其应用》，[J]，北方经济，2009
[2]程必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兼论成渝试验区的发展思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协整；Johansen检验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45-03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障碍。为此，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王骏（2008）论述了试验区面临的超越法律、综合配套的缺失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1～2] 。孙超英、贾舒、高波等就成都实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以及试点中初步显现的如相关试点的统筹协调问题等作了初步研究 [3]。林文棋从二元经济结构三个来源视角分析研究了城乡统筹的模式选择。许鲜苗、宋福忠等研究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地区应依据一定的原则，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宜的发展模式[4～5]。王梦奎、厉以宁、孔祥敏等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6～8]。张红宇认为，城乡统筹必须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9]。张苒、季洁对成渝两地三农问题作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地三农问题难点和重点，探讨了解决成渝两地三农问题的途径[10]。
总体看来，学术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定性的分析与描述，定量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从统筹城乡核心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切入，构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重庆1985―2008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将回归结果和理论模型对比，进而深入探讨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问题，以期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有所裨益。
一、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社会从生产角度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总人口为P1、非农业部门总人口为P2，P=P1+P2，P是该经济社会总人口。农业部门劳动力为N1、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为N2，N=N1+N2，N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力，非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假设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的，从而有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
1.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y1=f（E/L1）=f（e）
其中，E是土地，e是人均土地。
2.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2=g（K/L2）=g（k）
其中，K是资本，k是人均资本。
3.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是w1，非劳动部门的工资率是w2
假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从事非农业生产。y1-w1为土地收益，其归属取决于土地所有制度。y2-w2为资本的收益，归资本所有者 [11]。
为了反映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和叙述表达的方便，我们先定义如下比率：
1.劳动力负荷系数
μ=P/N
其中，P表示劳动力所供养的人口数，N表示劳动力人数。
2.城乡劳动力负荷比。
RLb==
3. 二元对比系数
Rru==
二元对比系数Rru主要反映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差异。
4.劳动力转移系数
RLt=
其中，N1是农业部门的总劳动力，L1是N1中在农业部门劳动力，N1-L1是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该指标反映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程度，也反映了非农业部门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5.城镇化水平
u=
其中，p2表示非农业人口总数，P表示全社会人口总数。
6.农民的人均收入
I1= （1）
该指标是农民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收入加上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工资收入除以农村人口。
7.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
I2=（2）
该指标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除以城镇人口。
8.城乡收入比
RI==（3）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表示。
由式（3）通过变形可得：
RI== =• （4）
对式（4）两边进行对数变换，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 （5）
把ln（+）用一阶泰勒展式近似表达代入（5）式可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1+） （6）
用Ru表示城市化程度，则上式为：
lnRI≈-lnRLb-lnRru-lnRLt-Ruln（1+） （7）
式（7）刻画了二元经济环境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模型。
（1）RLb，即城乡劳动力负荷比，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2）Rru，即二元对比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3）RLt，即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4）Ru反映了城市化程度，该项系数的符号与ln（1+）符号有关，而ln（1+）符号与城市化的模式有关。当城市化是市场主导型模式的城市化路径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N1-L1）＞0，从而ln（1+）＞0，Ru系数为负，城市化程度与城乡收入负相关；当城市化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路径时，ln（1+）＜0，Ru系数为正，此时，城市化程度与城乡收入比正相关。
二、计量分析
（一）计量结果
由理论模型（4），我们设定计量分析模型为
R1=CRα1LbRα2ruRα3LtRα4 ueε
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后得
lnRI=c+α1lnRLb+α2lnRru+α3lnRLt+α4lnRu+ε （8）
其中，α1是城乡劳动力负荷比的弹性系数，α2是二元对比系数的弹性系数，α3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系数的弹性系数，α4是城市化程度的弹性系数。
样本为重庆1985―2008年数据，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进行插补。
对lnRI、lnRLb、lnRru、lnRLt、lnRu用eviews5.0，根据AI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期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认为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即lnRI、lnRLb、lnRru、lnRLt、lnRu是一阶单整序列。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还需进行协整检验。对多变量协整检验，选用Johansen检验[12]。结果如下：
lnRI=0.76+0.24lnRLt-0.36lnRLb-0.62lnRru+0.0.18lnRu
（0.36） （0.04） （0.09）（0.11） （0.04）
t=（2.11）（6.00） （-4.00） （-5.64）（4.50）
R2=0.87，R2=0.83，F=37
（二）结果分析及改革问题探析
回归结果与现实情况的解读：
1.为什么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比呈正影响？回归结果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系数为正，与二元经济理论和理论模型不一致。其原因是，中国实际经济环境不满足二元经济理论假设条件。二元经济理论假定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同质，并且能达到均衡工资率。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城乡差别的教育投入，结果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并非同质，城乡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中机会不均等，工作中待遇不公平[14]。上述制度因素的存在，又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只能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经常出现“同工不同酬”现象。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村劳动力收入低于城市劳动力收入。农民工在提高自己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果是非但没能缩小、反而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为什么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比呈正影响？由回归模型知，城市化弹性系数为正，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城市化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按照刘易斯的设想，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剩下的农村劳动力由于人均拥有土地增多，实现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将会相应提高。但是，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土地依法自由流转，大量土地闲置或者只耕种一期，无法向种田大户集中，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同时刘易斯还认为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力资本的调整，当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过大差距时，乡村低生产率的劳动力会自由流向城镇，从而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但是，现有户籍制度由于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不能仅凭此就否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经济政策。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必然是扩大城乡差距，我们要转变现行城市化模式，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管理为辅的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3.其他弹性系数的影响力分析。回归方程中，系数最大的是二元对比系数，符号为负，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二元对比系数反映了城乡相对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越大，表明农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应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设立农业扶持专项基金，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政府应在财政税收收入中设置专门的城乡统筹基金，用于统筹城乡的专项支出，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间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揭示了重庆地区统筹城乡配套综合改革当前的重点是，统筹城乡财政扶持制度。
参考文献：
[1]王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4).
[2]王骏.关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展、问题与对策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孙超英，贾舒，高波.对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的初步分析与思考[J].探索，2007，(6).
[4]林文棋.城乡统筹的模式探索[J].北京规划建设，2010，(1).
[5]许鲜苗，宋福忠.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6]王梦奎.中国发展战略五大调整[J].神州，2004，(8).
[7]厉以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意义深远[J].中国经贸导刊，2004，(3).
[8]孔祥敏.城乡统筹发展:障碍及对策[J].长白学刊，2004，(6).
[9]张红宇.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7).
[10]张苒，季洁.成渝两地三农问题的比较研究[J].农村经济，2010，(2).
[11]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G]// 蔡，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第3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关键词：城乡统筹 改革发展 原则及重点
2007年6月中央将成都和重庆设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立改革实验区1年以来，重庆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但实际调研发现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崭新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目前还没有现成的可借鉴的东西，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中还存在着对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不够清晰，对改革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层面的误区以及改革中的工作重点不突出等一系列关键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中遇到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实力不够，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基础薄弱
目前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非常显著，二元经济结构还比较突出，总体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体系以传统产业为主，大部分行业居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不强，链接城乡的产业体系不完善，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弱，经济总量还较低，整体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各级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完全承担城乡统筹改革的所有成本：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温饱和低质量的小康之间，他们更是无法承担城乡统筹制度改革的过高成本。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基础还很薄弱。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欠缺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实力。
(二)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力有限
改革相应配套政策缺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法规配套。按照市委、市政府“先行先试”的总体要求，改革工作实际落实时，就会遇到如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等很多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的解决，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迅速出台一些有利于统筹城乡改革的法律、法规文件，指导具体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二是缺乏资金配套。调查发现很多改革项目的实施最终都涉及到资金问题，且数额巨大，改革的成本较高，而改革中县级财力不足。上级政府又没有相应的财政配套，因此改革成本与资金投入不足和财政配套的矛盾就成了制约统筹城乡改革最突出的矛盾，
(三)现行规章制度陈旧，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进程受阻
现行的土地、户籍等制度对于现今的改革发展已显得十分陈旧，严重阻碍着各项改革工作的推进。集体土地不能转让。农村土地闲置、抛荒严重，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利用效率低下。农村发展中建设用地指标受限等问题十分突出。土地流转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和经费，土地流转信息不畅，土地流转保障金的收取、管理和处置机制还不完善。乡镇协调、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土地流转仲裁机构还未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城乡之间人口、资源、技术的交流。加大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成为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改革发展中各部门间的利益争夺问题严重。
(四)农村教育水平低下，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智力不足
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且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机制，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不强，市场观念淡薄，改革中“等靠要”思想严重。自力更生思想缺乏，对现代农业生产理念不易接受，对农业科技实用技术掌握程度较低，推进不仅使得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缺少谋生手段，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活，极大限制了其择业、就业的渠道和范围，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还直接导致农业耕作方式传统老化，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缓慢，农村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效益不高，调整难度大，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五)理论学习研究滞后，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认识不准
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地区对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相关理论的学习研究滞后。存在较多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对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缺少系统性的认识。急于求成，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规划：农民进城只注重大城市，忽视了广大县域城市和中心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带动能力；将统筹城乡发展理解为城市单方面支持农村，忽视城乡两个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将统筹城乡发展简单理解为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盲目将农村变为城市，将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并最终消灭农村，缺乏对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外延的认识；仅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略科技、教育、文化、制度等软件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严重，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观念依然存在。
(六)实际调研分析肤浅，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主次不明
改革试点中各试点区县基本都是将土地流转、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农村金融、劳动力转移等各方面工作一起抓。但由于没有针对改革进行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使得工作的主次不明确，没有抓住改革工作的关键和突破点，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调研中发现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是各试点区县抓的两项重点工作，一般都有具体的工作指标，比如全年要流转多少土地，要转移多少剩余劳动力等。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就土地流转抓土地流转。就劳动力转移抓劳动力转移，没有更加深入地去挖掘促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对农民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土地、农民进城的最大顾虑是什么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
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工作原则
(一)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原则
作为一项“探索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寻找中西部地区新型发展模式”的改革。必须触及土地、户籍、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原则。积极地对不合时宜的政策、规章、习俗、习惯性做法进行大胆调整和探索。准确把握“重庆城乡统筹改革”与既往改革以及“上海浦东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成都城乡改革”等在改革目标、试点重点和自由空间上的差异性。对转型时期制度阻碍作先导性探索。大胆触及制度边界，对符合生产力标准、有利于激活农村资源的做法积极试点。
(二)坚持依靠市场推动为主的原则
城乡统筹改革是在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WTO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的，国家“优惠政策”的“边际空间”趋近于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基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现实资源条件，遵循内在规律提升发展实力，坚持依靠市场推动为主的原则，促进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重点以“市场资源”为主体依托资源，更多依靠产业发展实现改革的财力保障，综合运用计划、行政与法律手段。推动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进程。不能坐等中央优惠政策和
项目资金的惠顾与支持，也不能继续沿袭政府积极的财政支出增加宏观经济有效供给的“凯恩斯疗法”。
(三)坚持优势资源互通互补的原则
坚持城乡之间优势资源互补互通的原则，消除阻碍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体制性、政策，破除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打破城乡壁垒，增强城乡市场的联系，促使城乡资源要素相互流动，通过加大城乡资源整合和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城乡双方的优势。从城乡两个层次统筹考虑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确保城乡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优势叠加、产业协调的区域综合经济体。
(四)坚持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应坚持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以城乡协调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建立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城乡互促的城乡协调发展目标。协调好城乡产业关系、城乡资源流动和配置关系、城乡居民权利义务关系、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城乡优势，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实现城乡共同进步。
(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大课题，涉及面广，是今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现阶段的改革绝对做不到面面俱到。各地应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清改革的主次轻重，注重改革的原则、方法和策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寻求突破点，合理规划发展，抓住改革亮点，形成发展特色，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步伐。
三、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工作重点
(一)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促进经济发展
重庆在今后的改革探索中应充分抓住并利用好川渝合作、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全市“一圈两翼”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实施的大好历史机遇和优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推动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升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紧紧依靠产业调整和升级来带动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各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以城带乡为纽带，做好城乡互促发展
国家的宏观政策应向处于明显弱势的农业、农村、农民适当倾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或就业，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村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要改变城乡分割格局，充分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扩散与辐射作用，通过以城带乡这一作用纽带。走上城乡互促、协调、统筹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上，以城市为龙头，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和一、二、三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在社会文化发展上，以城市文明带动农村文明，形成城乡社区特色鲜明、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
(三)以体制创新为根本，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不断深入，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根本，建立和完善适合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构建功能互补、产权明晰、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二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吸收社会资金进人农村，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三是适应不同层次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多元化、梯度化，融合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
(四)以技能培训为途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统筹城乡发展要注重长远，加强农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力度，以技能培训为主要途径，加快提高剩余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与就业能力。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农民和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接受就业指导和职业技术教育，端正就业观念，了解择业方法和途径。要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当地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建立定点定向订单教育培训制度和区、乡(镇)村、企业、教育培训实体联合教育培训基地，鼓励各类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以改革试验为契机，改善农村投资环境
以这次改革试验为契机，用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一是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二是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加大农村饮水、公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境。三是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继续支持农村科教文卫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监管，特别防止出现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甚至违背农民意愿等问题。
(六)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完善县域城镇体系
各区县要立足自身，打破各种发展瓶颈，在加快县城建设、提高县城承载能力、增强对农村辐射带动功能的同时，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合理配置小城镇建设资源。重点加快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镇的建设步伐，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发挥中心镇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高度集聚人口、承接产业转移、服务农村区域、促进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就业能力，有梯度地往县城和中心镇转移。
(七)以理论研究为重点，深化对改革的认识
以理论研究为重点，深化对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学习和认识。一方面要从强化干部综合素质和转变干部思想观念人手，以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大对知识更新和相关能力的培训，帮助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法律、公共管理等业务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寻求实力雄厚的专家队伍参与到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机制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认真总结各项实践工作，进行理论提升，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理论，为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指导改革的不断推进。
【关键词】 城乡统筹 经济主体 利益博弈
农业是目前我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其症结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统筹发展已成为我国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博弈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经济主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必备工具。本文以博弈论理论为依据，分析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从而得到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一、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1、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
城乡统筹发展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2、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
（1）城乡统筹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的重要奋斗目标。和谐社会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工农关系顺畅健康的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大，其原因是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还不富裕，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三农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靠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
（2）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乡统筹发展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如果不及时调整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则会加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许多矛盾，制约我国的长远发展。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农业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合理局面，可形成工农业平等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的和谐局面。
二、城乡统筹发展中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
1、区域公共环境保护的博弈
区域公共环境是区域内各个经济主体赖以生存的共同外环境，若环境遭到污染，将影响到区域内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同样，污染的环境要得到治理和保护，需要各个经济主体的公共合作，因此，区域环境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然而在现实中，区域环境保护的目标却常常难以实现。
用博弈论来解释，可以这样看，假设区域内有两个经济主体1和2，需要的成本分别都为5个单位，可以获得的利润分别都是10个单位，治理环境污染分别需要耗费2个单位（当然，没有强制命令的话经济主体可以选择治理或不治理）。短期内博弈的矩阵如表1所示。
如果别人都遵守环境保护的规定进行治理，而他违章排污，节省了污染处理的投入成本2个单位，而且享受到了别人环境保护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会在治理污染和违章排污之间，选择违章排污。如果别人都违章污染环境，而他遵守环境保护规定进行治理，要多消耗2个单位，不仅加大了成本，而且又享受不了环境保护带来的好处，他当然不会选择治理污染。这样，大家尽管可能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好处，但是在没有外在力约束的情况下，大都还是不会积极治理污染，因为违章排污是每个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大家都污染环境就是纳什均衡。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大力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的繁荣作出主要贡献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地方政府虽然在城乡规划与发展中对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卓有成效，但很多地方的城市与乡村未形成统一规划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逃避污染治理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之间缺乏配合的积极性，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工业废弃物从城市转向城市的边沿以及周边各乡镇，城市周边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造成恶劣的后果。这里既存在着企业之间的博弈，更存在着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环境污染问题尽管已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因为城乡统筹规划制度的缺失而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2、城乡统筹发展中公共项目建设的博弈
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各开发商在城市与乡镇以开发房产、生产型企业、娱乐场所等见效快的居多，并从一个点扩展至一个街区或几个街区。而公共空间项目，如绿地、图书馆、停车场等却十分缺乏。用博弈论解释：是因为城乡公共项目对开发者而言不会带来直接收益，却有积极的外部效益，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提高可以带来区域的长期效益。在消费公共物品时，每个“理性人”都会做一个“免费搭车者”，因此，公共项目开发很难通过开发商共同出资开发。对于一个开发商来说，如果他投资公共项目的开发，改善了周围环境的品质，别人却坐享其成，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他的投入更多，当然不合算，这意味着生产厂商很可能得不到抵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如果别人投资公共项目从而改善了周围环境，他搭个“便车”，享受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更合算。这样，大家尽管可能都认识到公共空间带来的好处，但从长期看厂商不会提供该物品，即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供给，至少供给不足。在没有外部强制约束的情况下，每个开发商的最优战略都是不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博弈的结果是公共项目开发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事情。
三、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重构对策
实施城乡良性互动战略，就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和非市场力量，既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全方位自主交流与平等互利合作的局面，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良性互动，使城乡购买力在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将城市规划与乡镇规划纳入区域发展的同步轨道，是城市规划的延续与提高。在这种意义上，城乡统筹规划的实质又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基本利益关系的重新构建，而寻求利益格局调整中的最小摩擦值是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的重要条件。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城乡规划是进行“制度交易”的行为过程。
1、制定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强调集体理性，因而在以经济主体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市场中，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时常以市场主体对立面的姿态出现，规划在实施中经常碰壁。所以规划不应停留于理想状态的表达，而应该看到实际对象。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希望的规划才有可能自觉地贯彻实施。
关于区域公共工程开发问题，不能责备开发商唯利是图，因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中经济主体理性的表现，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达到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双赢”。如在开发区域公共项目时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为使投资者收回投资本息，并取得一定利润，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2、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制度体系，实现纳什均衡
实施城乡统筹制度是关键，在规划空间蓝图的同时，还应该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来达到规划目标。可以把开发商自主开发作为个体理性，把城乡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理性，在强调个体理性最优时（非合作博弈），与城市其他规划如区域环境整治规划、产业带规划、绿地系统规划、交通系统规划等一起达到整体最优（合作博弈）。
从理论上说，在给定的条件下，社会通常自发地趋向于某个均衡状态。社会一旦到达某个均衡状态，理性的参与者将没有积极性改变已经达到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局部最优”的。所以，均衡状态是社会活动的趋势和方向。
一切均衡都是相对的，新的制度与政策会打破目前区域开发利用的一些均衡状态，使区域开发利用向着更好的某个新的均衡状态趋进。如果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难以有效地贯彻下去，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或协定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整体最优。城乡项目开发不是强制或感化各个开发商，让他们依照规划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或完全由政府包揽，这不符合个人最优的理性要求。BOT投资就是一个较成功的制度安排，它兼顾了个人与集体的理性，构成了城乡统筹发展所希望的纳什均衡。
3、优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信息有效沟通
以“囚徒困境”为例。作为警察，当然是希望两个囚犯都能老实坦白，因此，在设计制度时，就要从囚犯的角度考虑，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囚犯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要了解囚犯的心理，这就是信息的作用。在城乡统筹发展工作中，规划部门只有知道对象所想，对象做出的反应，那么做出的规划才具可行性。另外，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理念的发展趋势看，规划已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如分权、私有化等），而以“问题干预”分析为基础，强调随机制宜或权变观念，这更需要大量、如实的信息的支撑进行制度设计。相反，规划一味推崇集体理性，忽视公众、开发商的切身要求，规划必然是难以实施的。因此，注重信息的作用，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才能合理运行。
（注：本文受到唐山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资金资助，课题名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编号：cx2010001）。）
【参考文献】
[1] 张红宇：农村改革与统筹城乡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2] 杨东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促进统筹发展[J].农村经济，2010（2）.
一、统筹城乡就业的内涵
统筹城乡就业，亦称城乡统筹就业。其涵非常丰富，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角度界定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内涵。卢亮（2008）则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理论上的含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有序流动；从政策层面来看，应该从就业管理对象和就业管理机构两个方面来进行统筹。王寅、阮衍宁（2010）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和实现劳动力择业自由和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让劳动力受经济规律调节，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流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
部分学者还围绕着是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展开了讨论。张建武（2001）最早指出，城乡统筹就业是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内容。莫荣（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就是要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从体制、政策和工作体系入手，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二、统筹城乡就业的意义
统筹城乡就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关系城乡劳动者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阐述了统筹城乡就业的重要意义。
微观层面是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展开的，如蔡昉（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法宝，是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根本途径。熊永兰、夏守财（2008）指出，实现城乡就业统筹是对传统就业制度的重大突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人差距，优化城乡人口分布结构。
宏观层面是从国家、政府、社会层面探讨的。季建林（2004）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袁建萍（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柳云飞、张素红等（2009）从五个方面较全面地归纳和阐述了城乡统筹就业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有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城乡劳动力资源；四是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五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个市（区、县）开展了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根据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对全国统筹城乡就业的试点地区进行了考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组编的《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统筹城乡就业》蓝皮书中对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进行了总结。曾万明（2007）分析成都市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时认为，通过“六大体系”，即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培训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援助体系、城乡充分就业政策体系、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城乡充分就业工作政府目标责任体系来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建立城乡一体的充分就业体制。丁海中（2009）将全国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城市马鞍山的具体做法总结为——发展扩大就业、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扶持就业、服务保障就业、培训促进就业。武晋、何美丽等（2010）从劳动力个人、社会经济、政府三个层面对北京市延庆县650个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做了详尽分析，这些试点地区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统筹城乡就业的实施建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统筹城乡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统筹城乡就业。饶翠华（2009）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在理性人追逐利益目标的驱使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将会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满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对东部地区的就业产生较大的压力，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不利于统筹城乡、统筹区域间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北京大学刘伟教授（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质，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经济体制的转变、城乡发展差距都将会严重影响城乡劳动力的有效统筹和均衡运动。
多数学者注意到制度障碍是导致城乡分割的最重要原因。江贻送（2003）认为，在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影响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性和操作是就业制度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户籍制度的歧视等。乔明睿、钱雪亚等（2009）利用2006年CHNS数据并采用切换回归模型，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户口的作用进行了判断，认为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元章、盛喜真（2003）在分析了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制度障碍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教育制度等。李春根、赖志杰（2008）从社会保障政策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就业问题，认为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和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重要因素。
部分学者还从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角度探讨了制约统筹城乡就业的因素。张建武（2006）指出，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已经成为转移就业的主要“瓶颈”。陈国铁（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
五、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制度的政策建议
学界在对统筹城乡就业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建议。学者们一方面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彻底打破原来城乡分割的旧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就业制度；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了统筹城乡就业中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从制度创新和政府责任视角提出政策建议的，如赵勇（2004）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出发，认为统筹城乡就业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打破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以职业资格和技能水平作为统一的就业标准。李志强、张征华等（2005）探讨了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农村和农业内部制度， 挖掘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潜力， 拓宽农民就地转移和就业渠道；破除各种体制障碍，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转移就业速度；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 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 提高农民市民化就业的容量。杨宜勇（2007）强调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加快劳动力流动， 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登记制度， 要大力发展中心城镇， 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饶风（2009）提出建立健全“四个体系、一个制度”，来促进统筹城乡就业：即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维权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工作制度。
从政府政策角度提出建议的，如张丽宾（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加强相关法律的建设。姚林香（2007）探讨了财政政策对统筹城乡就业的作用：一是为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人， 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三是在继续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黄红华（2009）则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统筹利用政府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激励工具、指导性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和服务性工具等。
强调在统筹城乡就业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如李安忠（2008）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在工作内容上，要重点完成以人力资源市场为主体，以社会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城乡一体、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转移就业机制。崔占峰（2007）提出，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关键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工稳定就业，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制和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长效机制以及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的保护机制。
六、研究展望
摘要：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影响了区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种理论创新。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分类模式打破了以往行政区划的城乡分隔模式，有利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以西安市为例，首先探讨了主体功能区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和制度保障，以期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 主体功能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不协调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目前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已有很多进展。夏安桃2003）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模式、制约因素、措施对策进行了研究综述，试图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1]；姜太碧2005）探讨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动力，内涵包括：城乡制度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和城乡关系统筹。动力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自下混合型[2]；孙文久等2011）在对现阶段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动力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重新确立、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改革思路[3]；汪寅（2009）从实现城市统一制度、建立城乡共赢机制、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统筹城乡产业结构等方面探讨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路径选择[4]；赵保佑2008）探讨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包括：政府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主体，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重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5]。
总的来说，目前基于主体功能区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文献并不多。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每种空间单元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都有一种主体功能。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分类模式打破了以往行政区划的城乡分隔模式，有利于实现城乡统一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种理论创新。
二、主体功能区与城乡协调发展
（一）西安市主体功能区划分
根据《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我省主体功能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三类。重点开发区域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的条件较好，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限制开发区域分两类，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即农业发展条件较好，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地区；一类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即生态脆弱，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条件，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地区。禁止开发区域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重点保护区域。
按照《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西安地区的划分结果如表1：
关键词 城乡统筹发展；小城镇总体规划；思考
城乡矛盾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是各学科长期致力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对象与范围的界定
(一)、对象
小城镇作为乡村与城市之间过渡的载体，其不定性导致了人们对小城镇范围的理解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有两方面：①是否包括小城市；②是否包括没有设镇建制的乡集镇。本文将小城镇界定为：对周边农村区域有确切影响的建制镇，不包括小城市及没有设镇建制的乡集镇。
(二)、范围
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乡村人口非农化和乡村地域综合化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生态化和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张，城市与农村的分界日趋模糊，城镇和农村地域相互渗透的作用增强，形成了连片的城市化区域，即城镇密集区。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城镇与乡村的发展差距仍然比较明显，乡村相对比较贫困。
二、传统规划思路
(一)、规划特征
目前，我国小城镇总体规划主要以镇区规划为重点。在规划内容上，总体规划侧重于镇区性质与规模的确定、用地功能的组织、总体结构的布局、道路交通的组织及市政公共设施的安排等方面，涉及面比较广。总的来说，现行小城镇总体规划具有几个特点：突出镇区规划，弱化镇域规划；与广大农村腹地结合不紧密；忽视城镇与农村的相互联系和融合。
(二)、规划动因
1 理论意识
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现行小城镇总体规划的思路主要建立在城市化与增长极理论关于空间集聚的内核基础上。
(1)城市化集聚观。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测度指标上都可以看出，城市化普遍被理解为要素在城镇空间的集聚，且城镇规模越大，相应的城市化水平越高。
(2)增长极理论。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J.Boudeville和其他许多学者一起将经济学家提出的“产业极”概念引入地理空间，他把增长极与极化空间、城镇联系起来，认为增长极是指在城镇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将原来为某种推动型工业的“极”与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这个“增长中心”相结合，提出投资应集中于增长中心，进而通过这个中心向周围地区辐射，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的理论。
2 政绩驱使
依照我国《城市规划法》，小城镇总体规划由镇政府负责组织编制。由于受政绩的利益驱动，一些基层官员不顾发展规律，片面强调做大镇区规模，重“外延”，求“大”求“高”，不切实际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
3 后果与弊端
由于空间所“关心”的主体为镇区，这就导致出现了小城镇的规模过度扩张，而农村地区则相对不景气，城镇经济发展以牺牲农村经济增长为代价等不合理和不协调的现象。很多地方出现了“盲目”的造城运动，镇区脱离实际，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出现了大量占地较多的公用设施、超规模的基础设施(如宽马路、大广场)及大型工业园区，进而导致了土地、资金等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农村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城乡二元化仍然突出，小城镇并没有起到规划预期中的对周边农村地域的扩散带动作用，这与总体规划的预期目标相违背。
三、规划新思路
(一)理念转变
目前，规划理念已从关注“空间变化过程”和“空间集聚过程”转到关注“空间关联过程”和“空间重组过程”，从城乡发展为线性因果发展理念转到城乡网络化协调发展理念。将小城镇与农村地区结合起来，把城乡统筹发展、网络化发展作为一个地区城乡有序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作为指导一个地区城乡全过程的基本模式。
(二)内容完善
1 产业空间统筹发展
(1)根据小城镇和乡村产业体系的特点提出相应的结构模式，促进城乡之间的产业结构协调化和城乡内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2)对城乡产业结构体系在空间层面上进行相应调整，促进城乡产业空间的有机融合与城乡空间产业的合理布局。
2 地域空间统筹管治
关键词：复杂系统；城乡空间；城乡关系；城乡空间统筹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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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Strategic Studies，East C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关键词：城乡流通；协调机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7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1-0034-05
一、引言
流通产业已成为引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统筹城乡流通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1)统筹城乡流通是转变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领域最主要或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15年。城乡居民消费比(农村居民为1)平均达1：3.6，扩大消费的重点应在农村。(2)统筹城乡流通是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有力途径。新农村建设要求统筹城乡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农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落后的商品流通体系为代表低下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而商品流通市场体系不完备会直接导致农村经济缺乏活力进而影响农村小康及和谐社会的实现。相关研究表明，统筹城乡流通对农民生产增收和消费品购买，对维护农民利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3)统筹城乡流通改革是发挥商业先导性作用，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必然要求。R・库克斯(Rbavis Cox)把城市理解为“流通组织”，流通服务业涉及面广，关联度高，特别是农村流通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推进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统筹城乡流通是实现消费公平，实现农村安全消费，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和农村繁荣问题，实现城乡利益均等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5)统筹城乡流通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战略转移，建立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重要载体。从国民收入来看，流通产业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而随着流通产业的不断发展，在流通领域从事经营或劳动的人越多，那么，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也会越高，进而使国民福利也得到增进。
因此，完善的城乡流通体系，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流通体系的薄弱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一个重要障碍。长期以来，在对待农村流通体系与城市流通体系的关系上，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这直接导致了城乡流通体系的严重失调，制约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统筹城乡流通体系，促进其合理化，就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研究综述
有关统筹城乡流通，国外的经典文献早有论述。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城乡分离和分工对立的运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最早从分工的角度研究了城乡流通关系。他提出了动态生产率理论，即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流通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流通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杨小凯和赖斯(1994)。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了城乡差别的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的分工水平由于居民集中居住所带来的交易效率的提升而显著增加，从而造成城乡商业化方面差距的扩大。在处理城乡流通体系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践方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和韩国“第三次国土规划”突出强调点(城镇)、线(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地域)的网络化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本国的城乡流通发展问题。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也有较深的研究。黄国雄(2006)指出城乡流通的和谐发展是促进商业系统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则和王雪峰(2010)认为增进城乡居民消费的要点是改善消费环境，排除消费增长的非收入制约和化解购买力存量，重要的是统筹城乡流通。高铁生(2007)认为加快流通发展，是建设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柳思维等(2007)则论述了统筹城乡的发展理论和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失衡的制度诱因。总体看来，国内目前对统筹城乡流通体系构建的研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1)以超市下乡为视角，认为构筑统筹城乡的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应该把城市市场中的商业业态、流通模式推广至农村，把农村市场作为城市的延伸和承接(尹汉宁，2007)。(2)以电子商务健全城乡流通体系为视角，认为农村的互联网、电话用户相对不足，导致了农产品销售信息闭塞。大部分市场主体是从批发市场得到供销信息或者从农户、销售市场终端搜集信息以及从其他商务伙伴处得到信息。因此，必须加大农村的电子商务建设，发展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谢菁，2006)。(3)以加快农业产业化为核心发展城乡大流通的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可以使农村流通减少中间产品之间的商流活动，进而减少流通风险和增加收入。(4)以供销社改造为视角，提出要充分利用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网络，为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提供便利(周声涛，2007)。各地供销合作社可以为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建立和完善为农综合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全过程、系列化的服务，真正成为农村的商品购销中心。(5)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的观点。夏春玉和张闯(2009)通过案例研究城乡互动机制，提出了一个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概念模型和可能的建立路径。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流通研究者就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构建及其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策层面，并没有对其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对城乡流通体系不协调的制约原因及构建策略涉及较少。笔者拟在此构建一个统筹城乡流通体系制度分析框架，从制度供给主体的特征分析制度变迁模式，探讨城乡流通失调的制度原因，探讨统筹城乡流通的路径选择。
三、我国城乡流通失调的原因分析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城乡经济协调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以及以商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农村流通改革，导致农村流通体系日益落后，城乡流通失调，直接表现为流通体系建设脱离城乡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农村流通体系支持。当前城乡经济发展失调，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的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所致。
我国城乡流通与农村经济失调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流通制度进行了有效变革，而农村流通体制变革滞后，城乡流通资源的理想比例遭
到破坏，进而导致城乡流通的发展关系走向失调，具体原因如下。
(一)薄弱的农村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
从总体上看，城乡商品市场失衡是与城乡制度相关联的。农村流通体制的变迁始终受制于落后的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发达，商品市场分工水平高，有着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各种新型商业业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运行的交易成本，分工也不断深化，城乡在制度上的差异导致落后的农村经济交易成本大大高于城市，农村商品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商品市场。
(二)长期“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工业化”的城市偏向制度发展战略，人为拉大工农产品“剪刀差”，牺牲农业，为迅速实现工业化积累资金，加上分离的户籍制度、二元分割农村土地制度、城乡流通制度等人为的制度安排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使农民身上的锁链日益牢固，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造成了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乡村与现代化的城市落后巨大。
(三)城乡流通的制度差异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流通制度变迁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由政府整体推进的；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流通和商业规划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而农村流通制度变迁则体现了农民个体的利益要求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体等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渐进过程，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流通市场变革起到了主要作用。国家采取的相对自由的农村流通体制策略暗含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从而忽略了对市场的研究，也忽视了城乡之间消费差异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农村的价格歧视行为，导致农村流通进一步弱化。
(四)对农村流通体系的准公共品特性认识不足
如前所述，城乡流通协调发展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商品流通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流通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熟悉不足，对自身应履行的职能熟悉不清，并且履职重点也存在偏差。农村流通体系的准公共品特性要求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应由国家提供，由此农村流通体制的制度变迁模式也应由政府主导。而对农村流通体系的准公共品特性认识不足导致农村流通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农村流通体制创新常常落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因此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城乡流通系统就会走向非均衡状态，资源就不能在城乡之间达到最优配置，从而使城乡流通系统发展不协调。
总的来说，城乡流通体系不协调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历史原因形成的落后经济初始条件的制约，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农村经济主体发育不良；也有国家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影响，使城乡流通体系一开始就脱离经济运行。具体表现为：农村流通体制结构不合理、缺乏政策支持，农村流通市场化改革落后，农村交易成本高，制约了商业性流通体制、合作流通体制发展，从而导致城乡流通体系的非协调运行。
四、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机制分析
城市和乡村作为一种非均质的地域经济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条件制约，其产业发展、功能形态以及生活习俗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最大特征是农村产业效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和居民消费质量逐步趋于一致。城乡统筹流通不是城乡资源统分统配，不是新的绝对平均主义，不能以牺牲城市效率求得低层次平衡，也不能揠苗助长。城乡流通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是流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最优配置。这种最优配置的前提是城乡流通协调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因此，一定要对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机制有正确的认识。
(一)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发展是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新农村建设的实现过程
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城乡资源的可持续性优化配置，也是农村城市化道路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现过程。其协调发展不仅依赖于自然、地理等条件，而且还依赖于交通、通信、信息化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交易技术水平，同时还依赖于社会传统、法制诚信水平、开放程度等制度条件。城乡流通体系之间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制约，这关键取决于政府以及城乡流通协调系统发挥其功能的能力。
(二)宏观制度环境的优化协调是城乡流通体系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
宏观制度直接影响城乡流通主体能力和交易环境。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从均衡实现过程看，城乡经济发展、分工与交换是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基础；平衡经济发展和利益集团要求的流通政策，以及城乡流通体系资源报酬率和创新能力是城乡流通供给均衡的主导力量。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均衡具有多重性，但都要求与城乡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相适应。
(三)城乡流通协调发展必须以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基础
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城乡流通协调要求农村流通资源的净收益应大于等于其用于其他用途的机会成本。由于农村流通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流通资源净收益率偏低，因此，城乡流通协调要求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必须有以财政支持为基础的优惠性流通政策与之相匹配，营造良好的农村流通产业发展环境。在主体行为方面，城乡流通协调应注重通过制度创新，关键在于把农民利益的提升作为设计统筹城乡流通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提高流通主体信用水平，发展长期交易、合作社交易、关联交易，强化农村流通功能，降低农村流通的交易成本。
(四)城乡流通协调机制是协调路径一致性和具体形态多样性的统一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城乡流通市场协调发展模式，有一个共性，即非常重视政策性、合作性和商业性流通的配合。具体协调手段的选择都是包括政府、市场，以及介于其问的企业、各类合作社等准市场组织、个体经营和社会协调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过程；因此，中国城乡流通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职能，制定统一的从城乡两个层次统筹考虑流通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城乡优势互补原则，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优势叠加、劣势互补的城乡流通体系。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地构建城乡流通协调机制与模式，进而寻找出城乡流通协调机制建设的切入点。
五、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路径选择
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离不开流通体系建设的环境。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更多地表现为流通体制创新的环境不佳、统筹城乡流通的协调制度缺乏弹性所产生的外生性城乡差距，因此，要实现城乡流通协调发展，必须建立有效的制度创新机制。
(一)深化协调城乡发展的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改革，解除城乡流通不协调的经济约束
城乡流通的协调同时是一个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问题。在经济从低水平分工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过程中，城乡差距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城乡协调发展就需要深化协调城乡发
展的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改革，通过提供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比较利益和农民收入，解除统筹城乡流通薄弱的农村经济基础约束。
(二)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流通的制度环境
要始终把“三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以国民经济发展为目标，构建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制度环境。要以协调发展为原则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城乡统筹为手段改变二元经济和现有农村流通结构，构建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协调发展机制，保持城乡流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双重协调。此外，还应合理把握协调发展中的政府职能、治理结构及能力，培育和保护好农民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明确为农村流通组织创新提供制度基础设施，是当前我国政府统筹城乡流通体制改革的首要职能。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村的投资回报率，也可以为城乡互动创造条件。
(三)创新城乡流通尤其是农村流通的制度供给模式
要尊重城乡流通主体的创新精神，在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明显的农村地区，尤其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流通制度创新模式。做好企业制度、市场制度以及政府对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与规章制度的创新。城乡分离是历史存在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自越来越大，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跨国公司等成为了经济的主体，这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歧视行为造成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逐利行为。因此，关注厂商的行为，鼓励他们向农村倾斜发展，开发适合农民消费的产品就成为统筹城乡流通的重要环节。
(四)加快流通现代化步伐，以流通技术促进农村流通效率的提高，实现城乡流通协调
统筹城乡流通要求在农村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落后的流通结构与流通业态，发展现代化的流通方式，构建流通功能联盟，以电子商务等现代技术强化流通功能，缩短流通时间，打造高效率服务的城乡流通体系，以流通技术的提高来促进城乡流通协调。
(五)树立现代农村大流通意识，鼓励农村流通主体的创新，促进多层次城乡流通市场体系的建设
要树立现代农村大流通意识。首先，要树立制度流通意识，按流通发展规律推进城乡流通协调体系建设。其次，要树立城乡大流通功能意识，按统筹城乡经济的需求推进城乡流通体制效率的提升。第三，要树立流通产业意识，按产业发展规律推进统筹城乡流通改革，要着力推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产权改革。在统筹城乡流通体制改革中，要充分利用农民合作组织这一潜在的重要流通创新主体，推进正规流通组织与农村合作组织合作，围绕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探索建立适合于不同协调发展模式的农村中小流通机构，促进多层次城乡流通市场体系的建设。
(六)改进城乡流通治理和管理模式，以“公平高效”为目标，实现和谐城乡流通
统筹城乡流通要求改进城乡流通治理和管理模式，注意城乡流通监管中监管与安全，政府与市场，创新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要以“公平高效”为目标，切实赋予并保护好农村流通体制的产业地位，加大监管和支持力度，注重发挥其诱导协调城乡消费市场的效能，实现和谐城乡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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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庆；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
中图分类号：C912.8；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148―03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将重庆列为统筹城乡教育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重庆高统筹城乡教育综合配套改革正式进入试验阶段。
统筹城乡教育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诸多社会要素的系统改革。统筹城乡教育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和特征：①主体多元性：既有各级党委、政府等权威主体，也包括教育捐助机构、教育协会、民办学校及其他培训机构等民间主体；既有组织也有个体，如教师和学生。②客体多样性：既包括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还包括聚纳和培育教育资源。③内容整体性：既要从教育内部要素进行改革，更要从社会大系统来统筹兼顾，整体安排。④手段现代性：不再是简单的控制型管理模式，而是民主型的治理模式。⑤目的多维性：既要协调均衡城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又要不断提升城乡教育效率。
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化，是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具体化。基于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及重庆教育的发展实际，重庆教育要率先在城乡统筹实践中探索出新路子，为重庆实现“加快”和“率先”目标提供人才和智力保障，也要为我国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总结出先行先试的经验。
一、立足重庆特点，追求城乡教育统筹的重庆个性
一是要分析和尊重重庆试验区的现有特点。重庆试验区现有“特点”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3000多万人口的直辖市，全国仅有，世界第一；管辖区域的90％是山地和丘陵，人口的60％是农民，辖区有世界最大的三峡水利工程，库区移民100多万，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流域的库岸治理、水体安全和环境保护压力巨大。②新兴直辖市带动传统老工业基地。既有新兴直辖市强大的政策优势、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发展后劲，也有全国连片贫困地区、传统老工业基地留下的一些历史负担和责任。③地处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发展相对滞后，且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二是要研究和规划重庆试验区建设的将来特点。对重庆试验区未来特点可做如下设想：①发展重庆个性。要从自然、历史、人文、区位、地理、地势等不同角度设计和规划重庆发展个性，如山水重庆的城市个性、大城市大农村共生的城乡个性、自然纯朴的山区为主的乡村个性、古朴悠远兼近代陪都的历史个性、内陆欠发达但西部经济社会示范性高地的区域个性、丰富的深厚的人文个性、复杂多样极端重要的生态个性等新特点。②实验性与示范性。重庆不但要在试验期间探索出有效解决统筹重庆城乡教育的制度设计、政策策略、具体措施和方法，还要承担先行先试、总结经验、示范全国的责任。③避免历史性的恶性循环。从我国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来看，存在明显的“大一统”文化价值取向传统与区域性显著“差异化”自然社会环境间的内生矛盾，构建了独特的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模型。当某种经验性制度在特定区域的某一时期获得成功，往往从制度层面予以强制性或半强制性推广，并在推广过程中滋生出新的适应性问题，并逐步演化和放大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试验区应尽力避免发生“试点经验一一集中推广――问题滋生――问题积累――问题放大――解决试点”的恶性循环。
二、突出基础教育重点，抓好职业教育生长点，建好高等教育支撑点
一要突出基础教育重点，继续加强基础教育。经过改革开放30年和重庆直辖10年的建设与发展，重庆市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2007年全市所有区县实现“两基”目标，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并明确了2012年实现普及高中教育的发展目标。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尤其显著，距离教育均衡发展和追求教育公平目标相去盛远，直接导致教育的起点缺失公平，“上学难”与“看病难、买房难”被视为新的“三座大山”，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和力求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所以继续加强基础教育，让受教育者公平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和机会便成为统筹城乡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也使统筹城乡教育变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基于基础教育的过度的城乡差异，才有统筹城乡教育问题的发端。
二要抓住统筹城乡教育的生长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我国教育体系一直缺乏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也遗传了诸如“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之类的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消极意识，更没有科学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关于人力资源理论、教育经济理论、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研究等成果逐步进入我国教育管理者、教育专家的研究视野。尽管随着高校扩招、金融危机爆发等因素影响，社会就业压力日益严峻，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日益突显，近年来也迅速发展和改善。但从近年来迅速规模化发展的职业教育实践来看，职业教育的普教化特征、重规模轻质量、重形式轻实质、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依然绝对明显，原因在于目前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从办学基础、理念、模式、师资、课程、方法、管理等方面都根基于普通教育。总结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职业教育被称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美国南部由一个贫困、落后的边缘区域崛起，成为美国“阳光地带”的核心区域，改变了美国自内战以来北富南穷的格局，职业教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重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保护长江中上游地区及三峡库区水体及生态安全等方面的特殊使命和需要，精心设计和开发，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已成为统筹城乡教育的“关键点”和“生长点”。
三要建好统筹城乡教育的支撑点，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和智力优势。高等教育既是统筹城乡教育的“统筹”对象，也是统筹城乡教育的支撑力量，为统筹城乡教育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必须着力建设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高层次人才团队。一是通过定点、定向、定制培养模式为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教育培养具有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 的专业人才和管理者。二是通过项目化、组团化、结构化等方式开展对接帮扶活动，为统筹城乡教育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三是通过合作、交流、轮换等方式促进人才流动、互动支持。四是将各项帮扶措施和行动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并予以督察、考核和评估。
三、探索统筹城乡教育实践必须坚持制度创新
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制度性缺陷问题。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源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历史经验看，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探索城乡教育统筹实践，必须坚持制度创新。一要坚持做好“四个统筹”，即统筹教育发展规划、教育经费、人事安排、资产配置，通过政策调整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二要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制度保障继续落实好城乡支教、轮岗交流等制度，促进优秀教师、优秀教改成果等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共享；三要加强教育内部结构改革，探索和改进各级各类学生培养模式，建立既符合学生成长规律又适应时展需要的培养目标、内容、手段和方法；四要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探索建立科学的学生评价体系，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五要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引得进、留得住，让青年教师能够充分地尽快地施展才华体现价值，形成培养名校长、名教师、名专家、名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六要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使偏远山区、贫困家庭子女、流动人口子女、特殊家庭子女、残疾人等群体能够平等地享受现代教育；七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制度，结合重庆城乡教育的发展实际，探索出适应“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重庆城乡教育统筹的新制度新体制新模式新方法；八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估机制，确保各种统筹政策和措施落实到基层；九要坚持学习制度，建设学习型组织，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法国政府针对家境贫苦儿童制定有国家助学金制度、开学补贴制度、上学交通补贴制度、教科书免费提供制度、午餐补贴制度等特别资助政策；美国政府为保证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享有公平教育权利推出了黑人儿童补偿计划、更高视野计划、头脑启迪计划、免费午餐计划、残疾儿童补偿计划等制度。
四、统筹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多渠道保障优质教育供给
一要坚持以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保证政府在统筹城乡教育经费投入中的主导作用，确保“三个增长”和4％等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既要积极争取中央加大对重庆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重庆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能力，也要解放思想，拓宽教育投资渠道，实行多元办学体制，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增加教育供给渠道。二要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原则，在统筹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基础上适当向农村教育倾斜。三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减少教育浪费。促进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社会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资源协调发展，减少教育浪费，减少重复投资，充分发挥有限教育经费的效用。四要充分挖掘和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的作用。充分挖掘社会资源的教育价值，变社会资源为教育资源。如：职业教育学校可以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方式向企业延伸学生实践教学的场所、师资、设备等教育资源。同时合理开发和利用公共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体育场、德育实践基地等社会公共教育资源的教育功能。五要建立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既要创新机制促使现有教育资源充分流动和合理利用，也要统筹规划优先投入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更好更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五、振奋精神抢抓机遇，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执行力
一、通过学习，对统筹城乡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培训期间，各位专家教授从不同层面对统筹城乡工作进行阐述，特别是唐书记的动员讲话，更是对统筹城乡概念的进一步细化，对全市统筹城乡工作的全面部署，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统筹城乡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
（一）统筹城乡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举措。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统筹城乡改革的加速推进、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既是党和政府“十二五”工作的关键和重点，更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和热望，再显党和人民同频共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节约型社会等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十大任务。
（二）统筹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城乡制度无缝对接，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关系的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比如我们晋星创建工作中，升到五星以后怎么办，就是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建设农民美好家园，按照城乡统筹要求，把新农村建设推上新的水平。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当前，各地各县都在抢抓机遇、竞相发展，虽然发展快慢不同，但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就是城乡差距问题。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经济越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较快，非公经济规模大，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工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低，造成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因此，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迫切需要。
二、我县统筹城乡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打算
今年以来，我县按照“统筹规划、逐步实施、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改革创新、完善机制”的工作思路，确定城中村、纯农业村不同类型的村镇试点，调研论证，制定方案，分类指导，全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制定试点方案。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深入城北村、太子村两个试点村，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开展调查研究，讨论完善试点村方案的可行性及各部门在试点村涉及的工作任务，科学制定出了城北村、太子村统筹城乡发展试点方案。二是有序推进试点。明确各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限。各部门按照任务要求，正积极申报项目和制定有关农民进城、社区建设、五项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理论方案。三是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工作汇报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每半月召开一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汇报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对统筹城乡工作的认识，理清了思路，特别是唐书记的动员讲话，对于下一步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认真领会这次培训会精神，坚持六个一体化，做好五项重点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城乡关系，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关系和谐，逐步消灭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方面切实做好全县面上工作。一是实施富民工程。按照“非公经济富民、第三产业（服务业）惠民”的思路，立足自身实际，发挥陕汽、法士特、众喜水泥等龙头企业优势，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发展工业经济，鼓励引导农民在企业务工，在产业链上就业，努力把工业园区打造成工业经济的支撑点、群众就业的大平台、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引导群众创业就业，提升产业层次，做大臊子面等地方名吃产业规模，实现产业转移、增收致富的目标。二是坚持规划先行，引领统筹城乡。按照蔡家坡大城市副中心——县城——重点镇——其它镇的四级城镇体系，结合各城镇的功能定位，将统筹城乡规划与全县“十二五”规划紧密衔接，统筹安排城乡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设施布局，将县域内城乡各类建设区域、所有建设用地和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纳入不同层次的规划范围，形成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实现规划的全覆盖。三是加快制度创新。结合省市文件精神，立足县情实际，制定进城农民就业增收、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政策的衔接办法，让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政策待遇。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制定进城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流转办法，使土地科学处置、合理利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完善领导包抓、企业联建等制度，加快推进一体化发展。四是做好农民进城落户工作。围绕农民进城后的生活需要，积极申报项目和制定有关农民进城、社区建设、五项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理论方案，加快建设农民进城创业园，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等问题，让农民能够进得了城、落得下户、有房子住、可增加收入、无后顾之忧、能生活得好，推动全县农民进城全面有序开展。
另一方面促进点上工作实现突破。一是在城镇密集区，城市化、工业化比较充分，城乡差距比较小，也是统筹城乡最易实现的地方（统筹城乡是有成本的）。我们选择了蔡家坡镇作为试点，在这一区域，我们把户籍制度改革和村民集中居住作为重点，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进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建设居住小区，引导群众集中居住，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我们选择县城所在地的凤鸣镇城北村作为试点，坚持统筹城乡规划既和县城“十二五”规划很好对接，又对试点村后续发展科学谋划的原则，加快制订统筹城乡试点规划，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开展调查研究等形式，讨论完善试点村方案的可行性及各部门在试点村涉及的工作任务，科学制定城北村统筹城乡发展试点方案。二是在小城镇层面上。蔡家坡镇小城镇是城之尾、乡之首，是城乡联接部，在统筹城乡中具体举足轻重地位。
[关键词]产业链 统筹城乡 陕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23-02
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走过三十余载，我们国家正逐渐地走向成熟，逐渐向世界一流强国的方向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也稳步推进，然而始终有阻碍社会进步的问题存在，城乡差异问题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陕北地区的这种城乡差距更是明显。这直接影响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此新时期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我们站在陕北地区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一、陕北地区产业及统筹城乡发展现状及问题
陕北地区仅有榆林延安两个城市，都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现代工业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建成了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有色冶金、食品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电子信息、医药制造、纺织服装等为支柱工业，兼有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建材、医药、节能、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等门类的现代产业体系：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建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现代旅游产业；以优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现代服务产业。
近年来，陕北地区产业发展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次产业产值占到全省同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但陕北经济发展中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发展模式太落后；第二产业的发展欠缺规模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
陕北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1.工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现在基本形成了以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化工、建材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约水平有所提升，产业集群布局初步形成。围绕着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的思路，例如，榆林市初步形成了两区多元的基本格局。能源经济一支独秀，资源驱动特征明显。第三产业规模较小，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2.资源性产业为经济主要支撑，矛盾逐渐显现。榆林和延安都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能源化工行业一定要优先发展，必须先努力实现现代化产业的成功转型与接续。3.陕北特色农业优势明显，但发展模式相对落后。陕北农业发展中现代特色农业体系初具雏形，从目前的情况看，现代特色农业取得一定效率，基本上形成了“东枣、西薯、北种、南豆”的特色产业格局。但是其发展的模式相比其他城市就太落后了，只是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有待改进。
近年来，陕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迅速提高。然而，这种过分依赖能源开采与利用的增长模式，使得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就是这种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从目前的趋势看，陕北的城乡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让陕北经济发展的果实为城乡居民共同分享。陕北地区统筹城乡中存在的问题如下：1.建设规划滞后，管理不到位。目前，城镇化建设虽然编制了总体建设规划，但规划定位不高，缺少超前意识，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和盲目建设现象。一是规划的超前性不够，功能不明显，只重视道路、商贸区建设等规划，忽视了对文化、体育、环境的建设；二是规划脱离实际，不考虑城镇财政的承受能力，摊子铺得过大，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同时，规划没有体现城镇特色，更没有体现地方特色；三是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间不衔接，甚至存在不相一致；四是存在规划与建设管理脱节和边建设边规划的问题，造成工程的重复和盲目建设现象。2.基础设施不完善。陕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受到资金、规划等因素的限制，城镇基础设施不完善，城镇整体功能较弱。一是城镇供水紧张，县城和一般建制镇用水普及率较低，多数城镇存在缺水问题；二是道路建设标准低，城区道路狭窄，交通拥挤问题严重，陕北城镇人均道路面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建制镇中还有不少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问题突出；四是市场秩序混乱，城镇“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总之，陕北地区城镇各项基础设施综合效益指标不高，影响了城镇化进程。3.金融体制不完善。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调整经营战略和贷款投向，退出了县及县以下农村机构网点，仅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金融服务又比较滞后，农村信贷资金流出严重不足，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的金融风险转移机制也不健全。
二、陕北构建区域产业链与统筹城乡互动发展的路径
陕北地区可以“城县产业新型化、城乡建设集约化、农村发展社区化、基础设施网络化、人居环境生态化”六条路径，全面推进市域城乡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设施配置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陕北地区构建区域产业链去统筹城乡互动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我们在设计产业链的同时也要符合当地城乡之间的关系，为实现乡村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动摇城市经济的稳步前进。所以我们也要制定相应的城市发展路线和乡村发展路线：1.陕北城市发展路线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还是要加强城市发展力度，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新农村事业，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村基础建设。但是城市也有一定的承载能力，所以还需要有部分农民中心镇或中心村，所以中小城市（镇）与大城市同步发展是必要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同步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分层次、有差别的发展，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发展；2.乡村建设路线。乡村的建设路线应该是培养重点镇，先进村，将“一村一品”的这种模式继续推广，最好达到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同时可以开设一农副产品的加工以及深加工工厂。与城市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得供求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并保持上涨势头。政府部门也要给予大力的政策支持以及部分的经济补贴和稳定的社会保障；3.区域产业链的构建。构建产业链包含两方面工作：一是调整产业布局；二是接通和延伸产业链条。调整产业布局能够为各产业找到适合的优区位，从而有利于产业的继续发展与升级换代；对于城市而言，产业布局的调整有助于大中小城市找到各自的发展定位，从而形成有层次、分等级的城镇发展体系，各城市的特色将更加明确，从而使其拥有自己的魅力，并吸引到相应技能的人进入城市。产业链的接通和延伸，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产业关联，增强大企业的带动力与城市的辐射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在产业布局方面，延安和榆林市都应重点以特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
解决陕北城乡差异这一问题的出路有很多，在统筹城乡战略引导下构建区域产业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通过产业链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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