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7 11:28: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经济现象间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一词在生活中很常见。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状态，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实体，它在本质上属于事物的属性关系。这种属性关系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对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它们才能够构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义我们可以对应的得出关于经济矛盾的定义，经济矛盾应该是反映了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经济实体间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构成了经济矛盾。
关于经济矛盾概念的理解
万事万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却不是事物自有的。经济矛盾是无法脱离主体意识单独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体的阶级属性。政治经济学是矛盾演化的产物，经济矛盾并非是先验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体利益的研究者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规定的，正是因为主体性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探讨如何最有效的实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则要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规定现实中国经济矛盾，并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要明确矛盾指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在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中，规定出现象之间的矛盾。
不只是经济现象，作为矛盾的研究者――经济学家的思维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场和时代的变化，他们处在不断变化的矛盾中。在资本主义研究的代表中，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自由的思想，运用大量的实证大量的比较进行研究，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社会上还有很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权专制严重压迫着资产阶级，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张资本的自由竞争，深入分析经济矛盾。在资本统治全面确立以后，资产阶级摆脱了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发展，需要研究如何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对国家政策研究的同时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标，效用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批判的对象转为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自身处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的批判只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这更多的是一种辩护。从矛盾的分析也本质转到了表层，力求解决一些表层上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明确主义。现实生活中处理事情时，我们经常会提到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们同样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好”与“正确”是两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为“好”，何为“正确”，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据最后想要达成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这就是正确的、好的方法，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就是在批判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经济学学术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问题时有具体的目的，但是这些目的都离不开一个总目的，这个总目的始终围绕着你的“主义”。“主义”也就是立场，它具体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阶级”，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维护哪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当前迫切需要实现的利益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站在劳动者的视角上，而劳动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为这个社会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只是为了国家，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因此单纯地去研究社会如何发展这是不全面的，这或许就是“GDP主义”的弊端。劳动者在这个社会上还属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终谨记研究目的，探索当前劳动公有制的矛盾对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碍劳动发展的因素，实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以正确的哲学观作为指导。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变革通常是以哲学观念的变革作为指引的，各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也开始于哲学的变革。哲学的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它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哲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有上帝论、之后是天命论，发展到最后形成了当今社会普遍认可的唯物论。后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唯物观念的影响下，站在资本所有者的视角上，探讨如何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分析社会经济矛盾，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使得社会变革前进。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集成并发展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唯物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独到的视野分析经济矛盾，铸就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马克思在从事矛盾分析时，既运用了经济学分析方法也没有脱离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在之后的分析中，应该沿袭这一先进的思路，不要将二者完全对立，应该继续把他们统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实践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是以“唯人主义”为中心，要点就是处理矛盾。在主流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客观规律，总结人类社会、自然界，研究其发展，总结其发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辩证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严重淡化了，人成为了客体不再是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首先，对辩证法的来源存在误区，认为自然界是遵循客观原则发展的，人类在认识其发展的过程中从中总结出辩证法，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其次，对辩证法的主体认识错误，认为其主体是自然界，人只不过是从属于其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的思维活动也不能脱离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此不同，是具有实践特点的，是对于传统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其出发点由自然界转向到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来，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意味着从人类和人类社会出发，物质和自然界只是从属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实践之后才对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进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变幻莫测的特点，其内容丰富繁杂，不可能对其每一个内容进行细致的研究，为此，总结了以往时代对矛盾的研究，有建设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在对矛盾的研究中，要学会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主要的方面。虽然矛盾的内容非常复杂，但是各个矛盾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起引领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变化发展，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会有其中一个方面从属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变化影响，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当然，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在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变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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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上接第57页）
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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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并使用经济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没有经济人模型之前，经济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所有关于人的阐述都可以对经济理论发生影响。经济人模型的提出，使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公理化的支点，也使社会科学获得了一个理论支柱。同时，进化论、社会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对经济人模型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或补充。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自利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其“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是理与市场秩序建立的最佳诠释。同时，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把人的本性视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之间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应当来自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而不是来自这些目标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这里斯密所说的“一般准则”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认为，经济主体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区分，即竞争下的自利性和个体试图与他人的协作性，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经济人假设是将经济行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这同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异化了的理性经济人相比具有较大的本质区别。如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论证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为，是出自纯粹的经济理性的自利行为，但这种自利行为又可导致公利的实现，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经济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约，经济理性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造就的方向。显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经济理性所激励的自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所倡导的公利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隐含着作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他”的经济理性，是被利用来为道德理的。如果经济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之间的的实现，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应当就不会如此肯定经济理性了。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经济理性中包含着历史、社会、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没有将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消费者行为，所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响下，李嘉图在方法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图的“奥卡姆剃刀”下，经济人内涵的社会、道德、历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经过了去伦理化过程的经济理性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把经济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要前进的方式。”至此，古典经济学家完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开始将人类追求财富的行为动机从人类的其它社会行为中分离开，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边际革命：经济人范式的发展
边际主义的出现之所以带有革命性，不是从时间来说，而是从它对经济学的关系来说。边际主义不仅表现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涵义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作为经济分析核心的“经济人”的内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伦理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主义无疑是使经济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学派强调供给和成本对价值的影响相反，杰文斯独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为获得充分食物及他种能予适度欲望以最大满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趋向和本务。在古典学派的分析中，认为价值产生于外部世界的状况，因此，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客观的东西，正是在客观的价值学说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着眼的，为此，自然地就忽视了主观因素――个人。正是在这方面，杰文斯则从一种“绝对感觉”中得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主观的，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及其需要。为了研究个人的行为，他找到了一套现成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原则。据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种以边沁的“行动源泉表”为依据的愉快和痛苦的学说：人是一个愉快机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结构，以效用论为基础，以交换论为核心，从此，将经济人从古典的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张的个体。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的门格尔，与英国和法国的边际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他禀承一贯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姿态，坚持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说社会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些经济力量的直接表达形式，而仅仅是一些个人，即他所称作的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行为的结果。为了理解总的经济过程，必须分析其成分――个人的行为。所以，门格尔认为“原子论”的研究法是方法论所必须的，它不具有伦理的或社会哲学的含义。因此，罗尔认为他是第一个力图创建一种必须脱离开任何享乐主义假设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由此，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操心历史上决定的阶级制度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加后退，趋向于一种仅仅关心抽象的个别原子和财富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纯经济学的概念是研究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而不管个人的主观因素，因为个人是多余的，人们用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系统里的一个元件。乔吉斯库一罗根对这种情况评价说：一种关于人的科学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标准的经济学对于用一种无人的场面来运行，特别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声称，只要我们已经确定个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对他的爱好的逼真的印象一个人就可以消失”。个人就这样被化为仅仅是效用功能的一个微点φi(X)吼逻辑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种经济动因，只是因为没有经济的过程，只有一种拼合益智图式的活动，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这需要计算机，不需要动因。在这里，乔吉斯库一罗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锐地看到了边际革命把纯经济学改变为
一种“无人的科学”，并暴露出纯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经济人范式的确立
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通过对前辈们认识的考察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为了家人的利益勤奋工作的。同时，他认为人是有分类的，而且不断变化的产业特性和制度影响着人的行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经济学家们曾经努力以经济认得活动为内容，谨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机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钱利益，但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甚至没有彻底尝试过，原因在于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他还强调，经济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场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经济人置于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以表明经济人的历史基础，然后再对经济人作一般性的理论抽象，并以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所以，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他既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者们的经济人的不妥之处，并对时间、组织、政治、制度变迁等范畴以很大的关注，但是，他对于将“经济生物学”趋向却感到难以把握，而致使最终依然是落入了经济机械论的范围之中。
一、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因而，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统筹。
作者:邱海平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35-02
一、多学科的视角看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一）经济理论
劳动价值论首先是作为经济学理论问世的，是在与当时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对战中不断成熟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前繁荣，为马克思全面总结人类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实践基础。他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劳动创作价值的理论，并将这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遗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延伸，从而创立了系统科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以前，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总是被世人模糊。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更像一条红线贯穿经济学的始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诸多范畴，例如：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本质、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规律、价值载体、价值形式、价值构成、价值转形、国际价值等。它的诞生标志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基础，也就没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也就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现。但是只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陷入片面性。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赖以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
（二）哲学世界观
劳动价值论更是关于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历史观与经济学说的结合，有人说经济学家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们只能代表与自己利益统一的阶级、阶层、集团来思维，概括其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意识。正是由此，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劳动者的历史观―劳动价值论。
（三）革命的政治学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要有先进的革命思想、理论作指导，有个从思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但是翻开人类政治革命史就会发现，以往每次变革都是从思想艺术领域开始，哲学领域深入，政治领域开展，唯独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开始，这在人类革命史，尤其是革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首先，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来源，人民受苦与受剥削，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受剥削命运，而不只是勤奋劳动。另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劳动价值论告诉人们：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只有解放劳动者，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也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这一基础理论为前提的，它通过现实革命这一最高方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二、目前有关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创新
（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劳动成果也应该属于商品
首先它符合商品的定义―有用、劳动产品、交换。前两个条件很明显是满足的，这里惟一存在争议的就是―交换，那么服务性劳动成果到底可具有交换的性质呢？笔者认为虽然它不一定具有交换的形式（无形的），但它具有交换的实质，只要它作为有用劳动被别种劳动承认了，得到了价值回报―劳动报酬（因为货币是劳动价值的一般）就可以认为是交换的完成，价值形式的实现。尽管服务性劳动的工资偿付有可能不是即时即地，现钱现货的交易，但这种时间或空间上的分离不影响交换的完整性，更不影响它的实质，所以说服务性劳动成果在理论上是可以划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它也许是随生随灭，不能凝聚的，但是人类的劳动成果既有实物形式的，也有非实物形态的，既然满足了商品定义的条件，是活劳动的凝结，也可用于交换，那它就应该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应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这部分人的理由是：除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外，经营管理活动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企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形成商品价值的，是企业的总劳动，并不只是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所以，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应有一部分属于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只不过经营管理劳动是以间接的形式，而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参与价值创造。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强调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直接参与了生产劳动，毫无疑问，那当然是创造了价值，但是就大多数而言，他们的劳动只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不构成（C+V）的任何部分，活劳动部分是工人们的劳动，物化劳动部分是转移的价值，那么所谓的经营管理劳动参与显然是（C+V）以外的部分。另外这里还犯了个简单的错误，那就是把“价值”代替了“价格”。其实这些非生产的所谓间接劳动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尽管它是限制在一个企业之内的，这些管理劳动只能算入企业生产的成本，它更多的取决于企业文化，技术条件，生产方式，它的的确确改善了价值劳动的生产条件，但不能取代价值劳动，所以创造价值的仍不是这种劳动，而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劳动。如果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那么产品的销售、服务以及一系列围绕商品生产的劳动环节都可以与生产劳动相并列，都可以划入总劳动，劳动的内涵就 会无限的缩小，而外延就会无限扩大，到最后不管什么劳动都算生产劳动了。
三、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两点新思考
（一）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5张床可以与1间房交换，即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等式“5张床=1间房”，我们现在就从这里看看这两位天才是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他们一致认为两种不同的物体可以相互交换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通约性，即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种通约性就是撇开物品有用性后的产品的劳动属性，共通物就是劳动。这种分析表面看没有问题，其实有不严密的地方：两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是否一定说明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完全有理由说这里的等号是亚里士多德强加的，是对交换这个概念的偷换，交换与相等不是一回事。另外等号两边的共通物难以像重量一样可称量，也难以像面积一样测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也难以在标准上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共通物未必存在，尽管我们可以设想、赋予它一个共通物。
（二）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应该是统一的。第一种含义就是从哲学、效用论来看，它是客体中所存在的对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成主体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属性，这也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相一致。这里“价值”实质上被定义为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效用，我们姑且称之为效用价值。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指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独立于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称之为真实价值，或者是客观价值。由于商品要进入市场交换，这里就不能以真实价值来交换，因为交换不可能脱离广大需求主体对商品客体的效用评价，脱离了就交换不成，这时交换价值就是真实价值经过效用价值修正后的价值，是真实价值（C+V+M）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一。这样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就在此得到了统一。真实价值理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传统理论，在理论上处于主导地位，主观的效用价值主要在实践层面有很大作用。我国当前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没有必要将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运行实践、改革思路割裂开来，一方面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是以效用、价格为基础能使经济高效率运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样两种原本可以合二为一的东西长期得不到统一，不是在实践领域就是在理论界产生混乱，不是在行动上就是在思想上阻碍社会主义的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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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亚当・斯密问题”；人性；理论层次
一、引言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建者”著称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有两本著作传世，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另一本则是更为人所熟知的《国富论》。19世纪中叶，德国旧历史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围绕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的问题展开了持续大约一百年的争论。旧历史学派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观点是利他的，《国富论》中的人性观点却是利己的。而边际效用学派则认为两本著作中的人性观点都是利他。双方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又称“斯密问题”、“斯密悖论”、“斯密难题”。
学界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真伪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另一种则认为它是一个真问题，并赋予它各种解释。笔者认为，学者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人性，一些学者已将它上升到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伦理理论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学者将它上升到经济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的关系上。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多个层次，关于“亚当・斯密问题”真伪的判断，也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得出的。那么“亚当・斯密问题”有哪些层次？在什么层次上，“亚当・斯密问题”是伪问题？在什么层次上，“亚当・斯密问题”是真问题？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亚当・斯密问题”的理论层次
“亚当・斯密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亚当・斯密两部著作中的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第二层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统一性问题。第三层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
1、斯密两部著作人性论观点的一致性
20世纪60年代后的学者大多认为，斯密的两部著作没有矛盾，“亚当・斯密问题”是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
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1]休谟提出了构建一种像牛顿物理学一样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设想，即以一系列公理和定理为推理的起点，演绎出解释社会运行秩序的理论，而这个起点就是人性。社会由人组成，社会的运行归根结底是由许多个人的行为组成的，而人们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人性。所以，研究社会秩序的学者，必有统一的人性观点，否则其学说的基础就不稳固。
斯密的这两本著作所研究的内容非常不同。《道德情操论》论述的问题是道德何以可能。18世纪，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了人性中的利己面，甚至还出现了像孟德维尔这样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认为“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形下，为传统美德找到人性的基础便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密继承了其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的观点，认为人类道德的基础是“道德情操”。即人性中本来便具有一类情感，这些情感能够使人们做出道德行为。《道德情操论》分析的起点是带有利他色彩的“同情”。《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国民财富的定义、来源及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之所以讨论这些内容，是因为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让人民能够自己为自己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计，二是让国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收入，即富国裕民。讨论这些内容时，斯密分析的起点是利己心。然而这并不代表斯密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论观点。
斯密的人性论观点是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用利己或利他来概括。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除了利己心，还有同情心、自制、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等。这些非自利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被还原为自利动机。[2]而且，他也没有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观点之间做出截然划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既批判了以孟德维尔为代表的完全以自利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又质疑了仅仅从“仁慈”得出道德判断的传统的道德理论。[3]斯密认为，人性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首先，他承认人性中的利己面，并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的和正确的。”[4] “‘人生的伟大目标’是改善自身的条件，谋求自身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5]第二，斯密认为“同情”也是人的天性，是人人皆有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6]所以具有完全道德的人，应该是既能控制自己的原始的自私情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
2、斯密思想体系的统一性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当・斯密问题”的提出才是斯密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偏重出版和注释斯密著作而已。[7]自那起，研究“亚当・斯密问题”的学者不论是否认为这一分歧真的存在，都要深入到两本著作的意义中，而不是肤浅地，片面地看待斯密。那么内容相差甚远的两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关系；它们是如何统一在一起的；斯密思想体系的全貌可能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亚当・斯密问题”研究的第二个理论层次。
两部著作是斯密庞大的学说体系的两部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的是“道德哲学”教授，他当时讲授的内容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两本著作是斯密根据自己讲授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斯密的写作计划是完成其“道德哲学”的完整体系，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仅完成了这两部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序言中，斯密写道：“我曾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尝试说明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相应革命；其中涉及的不仅有正义，而且有警察、国家年收入、军备，以及任何其它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在《国富论》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年收入和军备问题上。”[8]
学者们一般认为，《道德情操论》中这种复杂的人性观点为《国富论》奠定了基础。陈岱孙先生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提出了人性中的利己面，而且认为人性中自然的利己冲动十分强烈。斯密主张控制人性中的利己倾向，反对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富论》中关于人性的观点应该是《道德情操论》的继续，即被控制的利己。[9]蒋自强与钦北愚在他们翻译的《道德情操论》的序言中，认为斯密两本著作都是以利己为出发点的。[10]胡怀国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探讨政治法律所保障下的、个人基于谨慎这种美德之上的现实经济行为问题，是《道德情操论》中所揭示的道德理论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是在《道德情操论》所奠定的伦理观念基础上，斯密在《国富论》中才能够以自利心为基础、专心地探讨其经济理论。[11]
还有学者认为，公正才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根基。帕特里夏・沃哈恩（Patricia H. Werhane）研究了斯密所有的著作，包括《法学讲稿》。她同样认为《道德情操论》为《国富论》打下了基础，而公正是其思想体系中关键的美德。参照《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稿》来仔细阅读《国富论》，就能发现一种迄今为止一直被人忽视的意义丰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与人们所说的不一致相反，亚当斯密运用这三本书来补充和协调他的论题和论据。我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关于自我利益的思想是很复杂的，由于社会激情和社会利益都发挥着同样的主导作用，自我利益就不是经济事务中惟一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公正（不是仁慈）才是所有三本书中的基本美德，也是所有社会存在的条件。[12]解涛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斯密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公正的制度安排。在‘公正’这一美德的制约下，利己和利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动机才得以统一，从而最终为斯密所设想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3]这就是说，公正不仅仅是人性外部，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种契约原则，而且是人性内部，平衡人心中的利己和利他的一种美德，制度是这种美德的外化。
3、“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
在上一个层次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人性的复杂性问题。人性中利己与利他兼有，人性中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问题”是真问题。
“经济人”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理解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要与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人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满足他人的某种需要。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在斯密那里，“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人”与“道德人”逐渐分离，“道德人”越来越被忽视。从约翰・穆勒到帕累托，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人逐渐地被抽象出来，成为“经济人”的内涵。这样做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学并不是要研究人性的全部，它只需要讨论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人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出来的人性就是“经济人”。这种对人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但也埋下了出现问题的种子。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即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分离。这种分离实际上是经济学两个根源的分离的结果和表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提到：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伦理学”，一个是“工程学”。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这两个维度都有关注，只是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有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问题，比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等；有些经济学家更注重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比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等。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伦理维度越来越被忽视。樊纲在其《不道德的经济学》中对经济学的界定，就体现了这种忽视。他认为，经济学应当只满足把现存的“人性”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而不去分析人性。
研究“亚当・斯密问题”可以为我们重新融合“经济人”和“道德人”提供启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指出，中等和下层社会的人们“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的道路”是一致的。中下阶层的人们的利己心，往往会使他们变得勤俭、利他、善于经营，而上层社会的人们的利己心，则往往使他们变得放纵、浪费、奢靡。这启示我们，要使“经济人”与“道德人”相融合，就要限制人们的利己心，使人们的利己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实际上，道德的基础也是物质利益。正义最初的含义就是各人得到各自应得的物质利益。正因为人们追求的物质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社会的运行才需要道德的协调。所以“道德人”并不在经济生活之外。针对今天经济学的现状，如何融合“经济人”与“道德人”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三、结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亚当・斯密问题”已经从简单的两本著作的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的问题，上升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大问题。“亚当・斯密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普遍问题。人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活动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方面，不能用简单的利己或利他来概括。不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这种利己与利他、“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我们总是要回到历史长河中，求助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先贤。所以，“亚当・斯密问题”还会被不断地讨论和研究，这位先哲为我们深入地理解人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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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美]帕特里夏・沃哈恩，夏镇平译.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21.李燕飞.“斯密问题”再论[N].攀枝花学院学报，第22卷. 第5期.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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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自强，何樟勇.简论“经济人”的约束机制――亚当・斯密研究的反思[N].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 第2期.219.
[9] 陈岱孙，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J].真理的追求，1990-1.
关键词 范式 社会科学范式 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关键词古典分配理论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分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分配理论的内涵得以揭示。本文拟对古典分配理论加以比较，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1配第的工资、地租理论
（1）工资理论———工资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配第把工资和必要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由劳动者为了“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说：“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对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在这里，配第实际上是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工人被迫超过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即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入的源泉。
（2）地租理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配第说：“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后的余额。马克思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配第还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最初概念。他论述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2斯密的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
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虽然重点探讨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很少涉及对财富分配问题，但他提出了三种收入的理论。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基本收入，归根到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斯密从劳动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收入和报酬。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而利息则被看作利润的一部分，是由利润派生出来的收入。他说：“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收益。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付给利息作为报酬。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当然属于使借用人有获取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
关于地租，斯密说：“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其他一切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成物，也要求地租。……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这里，斯密把地租看作是随土地私有权出现而产生的，并接触到地租的剥削本质。但很快，他又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把地租当作价值源泉之一，认为是使用地主土地的自然报酬，进而又掩盖了地租的剥削本质。同他的价值理论一样，他对地租的论述也是前后充满着矛盾。
3三位一体公式
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宣称，商品的效用，从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这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所决定的。在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萨伊制定他的分配理论。在他看来，生产三要素既然都创造价值，从而是价值的源泉，则各个要素的所有者就应分别依据这些要素各自提供的生产，取得各自的收入：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
萨伊认为，工资是劳动的生产的报酬。他把劳动分为三类，即科学家的劳动、企业主的劳动和雇佣工人的劳动。三种劳动的生产的报酬，形成它们各自的工资。他认为，科学对生产提供巨大利益，“科学家的利润”总是低于他的贡献，因此应给予荣誉奖赏；“企业主的利润”则最高，企业主要靠自己的信誉获得资金，要具有判断力、坚毅和专业知识，他们这种“高级劳动”的供给总是小于需求，其价格也就总是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至于“劳工的利润”，由于社会能保证这种简单劳动的充分供给，因此，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存。
萨伊认为，利息是企业主交给资本家的资本的租金，它由资本的生产的等值报酬，即资本的利润所构成。此外，它还包括资本家冒失去资本的风险的保险费，利息率的高低则依存与借贷资本的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关于地租，萨伊认为是农民（指农业资本家）交给地主的土地的租金。基于上述看法，萨伊说，政治经济学“无须探讨财产权的由来或者财产权的正当性”。他把资本说成是资本家克制消费的结果，对工人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横加指责。马克思讥讽其三要素是“三位一体的公式”。
4相对工资论、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
在古典分配理论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李嘉图。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将研究领域从生产转向分配。他在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声称：“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序言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有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技术、智巧和工具。”
在工资理论方面，李嘉图阐明了各国、各个时期工资差异的必然性。他说：“劳动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的价值也是如此。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十分大。这一点基本上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过的相对工资理论。
李嘉图在分析利润时指出，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主没有利润也是一样。”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利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剩余价值与全部垫支资本之比；二是指剩余价值。他认为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彼此相关的三条定律：在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①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动，一定长度工作日劳动者总是生产相同的价值产品，虽然产品的数量和个别产品价值有增减；②工资和剩余价值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按相反方向影响工资，按相同方向影响剩余价值；③工资是变动的原因，剩余价值是变动的结果，是由工资变动引起的。这样，李嘉图就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对立。
地租论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他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说，运用等量资本和劳动耕种不同质量（主要指肥沃程度）、位置不同，以及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所得结果不同而产生的产品差额构成地租。随之，他对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了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他说，利润始终取决于工资，工资取决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主要受到粮食价格的支配。粮食价格则取决于使用在土地上的最后一笔资本的生产力，即取决于耕种劣等地所必需的生产成本。粮食价格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就提高，资本的利润相对下降，地主阶级所得地租则上升。
5折衷主义
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的产物，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该书要阐明的中心课题，是“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以及从它们推论出来的一些实际结论”。穆勒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他说：“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则不同，“财富分配决定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他承认分配规律是一种暂时的易变的具有历史性质的历史关系，这是一个进步，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利润，穆勒一方面说：“产生利润的原因是劳动所产生的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多，……他们除了再生产他们的需要的必需品和工具之外，将有剩余时间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的产生并不是其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交换，而是由于劳动生产力。”这实际上承认了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劳动产品的蓄积的见解出发，认为“资本家的利润，照西尼尔的精当的用语，则是忍欲的报酬。他自己忍住不自己消费自己的资本，而是让给生产的劳动者为他们的利益而消费，利润便是这种忍欲的所得。这种忍欲是必须有报酬的。”这些“东也是西也可”的论述充分显示了穆勒理论的折衷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1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关键词：边际分析 边际效用 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 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 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 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 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 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 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 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 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 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 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 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 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 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 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 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 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 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 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 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 且赋税越高, 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 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古典 分配理论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分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分配理论的内涵得以揭示。本文拟对古典分配理论加以比较，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1 配第的工资、地租理论
（1）工资理论———工资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配第把工资和必要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由劳动者为了“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说：“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对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在这里，配第实际上是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工人被迫超过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即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入的源泉。
（2）地租理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配第说：“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后的余额。马克思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配第还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最初概念。他论述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2 斯密的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
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虽然重点探讨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很少涉及对财富分配问题，但他提出了三种收入的理论。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基本收入，归根到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斯密从劳动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收入和报酬。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而利息则被看作利润的一部分，是由利润派生出来的收入。他说：“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收益。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付给利息作为报酬。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当然属于使借用人有获取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
关于地租，斯密说：“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其他一切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成物，也要求地租。……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这里，斯密把地租看作是随土地私有权出现而产生的，并接触到地租的剥削本质。但很快，他又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把地租当作价值源泉之一，认为是使用地主土地的自然报酬，进而又掩盖了地租的剥削本质。同他的价值理论一样，他对地租的论述也是前后充满着矛盾。
3 三位一体公式
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宣称，商品的效用，从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这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所决定的。在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萨伊制定他的分配理论。在他看来，生产三要素既然都创造价值，从而是价值的源泉，则各个要素的所有者就应分别依据这些要素各自提供的生产，取得各自的收入：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
萨伊认为，工资是劳动的生产的报酬。他把劳动分为三类，即科学家的劳动、企业主的劳动和雇佣工人的劳动。三种劳动的生产的报酬，形成它们各自的工资。他认为，科学对生产提供巨大利益，“科学家的利润”总是低于他的贡献，因此应给予荣誉奖赏；“企业主的利润”则最高，企业主要靠自己的信誉获得资金，要具有判断力、坚毅和专业知识，他们这种“高级劳动”的供给总是小于需求，其价格也就总是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至于“劳工的利润”，由于社会能保证这种简单劳动的充分供给，因此，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存。
萨伊认为，利息是企业主交给资本家的资本的租金，它由资本的生产的等值报酬，即资本的利润所构成。此外，它还包括资本家冒失去资本的风险的保险费，利息率的高低则依存与借贷资本的需求与供给的比例。
关于地租，萨伊认为是农民（指农业资本家）交给地主的土地的租金。基于上述看法，萨伊说，政治经济学“无须探讨财产权的由来或者财产权的正当性”。他把资本说成是资本家克制消费的结果，对工人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横加指责。马克思讥讽其三要素是“三位一体的公式”。
4 相对工资论、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
在古典分配理论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李嘉图。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将研究领域从生产转向分配。他在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声称：“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序言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有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技术、智巧和工具。”
在工资理论方面，李嘉图阐明了各国、各个时期工资差异的必然性。他说：“劳动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的价值也是如此。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十分大。这一点基本上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过的相对工资理论。
李嘉图在分析利润时指出，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主没有利润也是一样。”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利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剩余价值与全部垫支资本之比；二是指剩余价值。他认为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彼此相关的三条定律：在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①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动，一定长度工作日劳动者总是生产相同的价值产品，虽然产品的数量和个别产品价值有增减；②工资和剩余价值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按相反方向影响工资，按相同方向影响剩余价值；③工资是变动的原因，剩余价值是变动的结果，是由工资变动引起的。这样，李嘉图就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对立。
地租论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他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说，运用等量资本和劳动耕种不同质量（主要指肥沃程度）、位置不同，以及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所得结果不同而产生的产品差额构成地租。随之，他对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了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他说，利润始终取决于工资，工资取决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主要受到粮食价格的支配。粮食价格则取决于使用在土地上的最后一笔资本的生产力，即取决于耕种劣等地所必需的生产成本。粮食价格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就提高，资本的利润相对下降，地主阶级所得地租则上升。
5 折衷主义
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的产物，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该书要阐明的中心课题，是“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以及从它们推论出来的一些实际结论”。穆勒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他说：“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则不同，“财富分配决定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他承认分配规律是一种暂时的易变的具有历史性质的历史关系，这是一个进步，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利润，穆勒一方面说：“产生利润的原因是劳动所产生的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多，……他们除了再生产他们的需要的必需品和工具之外，将有剩余时间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的产生并不是其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交换，而是由于劳动生产力。”这实际上承认了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劳动产品的蓄积的见解出发，认为“资本家的利润，照西尼尔的精当的用语，则是忍欲的报酬。他自己忍住不自己消费自己的资本，而是让给生产的劳动者为他们的利益而消费，利润便是这种忍欲的所得。这种忍欲是必须有报酬的。”这些“东也是西也可”的论述充分显示了穆勒理论的折衷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