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8 10:58: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政治现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引起了国际政治理论界的轰动。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著。而该书也使其作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赢得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1〕全面了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现象。本文将阐述《国际政治理论》的假设、观点与推论，并选取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
一、假设、观点与推论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建立起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首先在第一章对规律与理论进行区分，界定了理论的含义并明确了建构理论的重要性。第二章到第四章则对一些流行的传统主义理论以及系统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第五章到第六章沃尔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而在该书的最后三章，将这一系统理论运用到经济、军事和国际事务管理中。下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与观点，并集中解释为什么沃尔兹忽略国家、个人两个层次，而着重关注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这一问题。
（一）前提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假设便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共同假设。这一假设主要吸收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和约翰?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的概念。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的自助系统中，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对抗与竞争，合作很难达成。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仍然同主权国家的存在有关；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揭示了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以普世的道义原则为基础，而必须以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力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为首要出发点的根本原因。〔2〕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沃尔兹在体系层次上筛除国家与个人因素，而只关注国际因素的基础。
（二）体系层次
采用还原法来建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是沃尔兹大加批判之处。所谓还原法，其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只关注单元层次的因素。由于沃尔兹想要建立的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因此他强调“研究的是在国际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家层次或个人（人性）层次上起作用的力量”。〔3〕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不同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但国际政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恒定，相同的事件（比如战争）无休止地重复发生。因此，单单从个人或国家的单元层次来寻找解释国际政治的原因是不足的，在此之上必然存在“某种能够影响结果的约束力量”。“这一约束力量可对所有自变量施加作用，而且随着系统的变化，其作用方式也随之变化”。〔4〕这是沃尔兹在建构理论时去除了国家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因素，而单单保留国际层次因素的最主要原因。
（三）结构概念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系统内包含两个要素。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括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另一层次，也就是在国际层次上，系统包括一个结构。系统的结构便是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在各单元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又对单元层次的行为产生约束。结构概念的明确界定可谓是结构现实主义最突出的成果。沃尔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界定：国家在系统中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在无政府状态的系统中，由于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其功能具有同一性，因此这一标准不具有意义）、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在这样一种界定下的结构是一种选择器，而非行为体。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
以上是从理论假设、研究层次、分析架构这几大重要层面概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为构建起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单独挑出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巨大的解释魅力，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可谓是为国际政治理论界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第一，在现实主义发展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更为严密。沃尔兹用结构要素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机（国家利益）阐述上的模糊性；用安全取代权力最大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第二，在理论建构方面，沃尔兹借鉴了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次将结构这一体系层次因素同国家和个人的单元层次分离开来，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简洁、科学的系统理论，以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连续性的现象。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对传统的还原法、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第三，在政策指导方面，尽管沃尔兹并不致力于构建外交政策理论，但结构现实主义为国家的行为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只要美国仍然以增强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自《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其受到的批判之声可与赞美之声相较。由于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批判的种类之多难以在本文全部阐述。因此，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简约型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另外，笔者按照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批判进行分类，并将主要阐述更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批判及其发展趋势。
（一）针对理论高度简约性的批判与回应
第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有限，它无法对国际政治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做出解释以及预测，尤其是对于冷战结束的预测失败。
这类批评是出于对系统理论功能的模糊不清。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反复强调，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它解释的是跨系统的变化，而非系统内部的变化。由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严格区分。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因应外部的压力。而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因此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要求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与预测面面俱到，而追求一种高度的宏观化、简洁性，相信现实不会与理论一致，理论越是远离现实，越是精简越具有解释力。
第二，在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时，只将国家，尤其是大国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忽略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这类批评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国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都是重要的行为体，现代国家权威的非中心化导致国家之间“多渠道接近”。〔5〕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建构其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承认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能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只能是主要行为体。这其中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国家是构成国际政治分析单位的合适单位？第二，在各类国家中，为什么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要以大国为基础，而非小国？对于第一个问题，沃尔兹解释道，首先，国家的存在相当稳定，消亡率低。其次，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程度与影响日益上升，但其实力仍不能与国家相匹敌，更不必说超过大国。再次，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即在处理内外事务上拥有自主性，因而国家是一种同类单元。〔6〕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沃尔兹则简洁地指出，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或公司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由此，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沃尔兹将其他行为体全部筛除，只留下国家作为研究的唯一单元行为体。
以上的几类批判其实可以总结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过于简洁的一种批判。由于沃尔兹追求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高度简约性与科学性，他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体系层次，忽略了来自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难以“面面俱到”。针对以上的批判，笔者认为，国际政治学界应鼓励多种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种类的理论关注不同的研究领域，致力于不同的解释目标，不应对某一理论过分苛求。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与外交政策理论（次体系层次）的分类方面，笔者认同沃尔兹的区分。这样既有利于追求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性、简约性，也能兼顾对于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因素的研究，从而实现国际政治理论界多种源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繁荣盛况。
（二）主流理论的批判与发展趋势
综合国际政治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非主流理论的批判，第二类是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非主流理论的批判集中表现为第一部分中所归纳的几类批判。笔者认为非主流理论不能与之对垒，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主流理论只是从次体系层次出发，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建构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此，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的深刻见解，但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因此，主流理论学者对这类批评不予重视，也很少做出回应。〔7〕
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理论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和奈的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去构建国际体制变迁的结构模型”，试图提高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国际体制变迁的能力。〔8〕从两人加以改造后的“结构研究计划”来看，他们同样致力于发展一个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核心争论上，遵从了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国家这一假定，只不过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的和跨政府的关系。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显示出二者在某些方面逐步走向趋同的趋势。其重要意义更多的在于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部分，同时促进了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建构主义进入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打破了之前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无政府状态先定的理论，因此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围绕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系统结构从一开始便是自定义的东西，它是不会产生动因的”。〔9〕这一新的批判与之前学界的各种批判呈现大不同的态势，也为国际政治理论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结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通过批判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建构了一种比早期现实主义者更为严密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将单位层次同结构要素（体系层次）严格区分的同时，也指出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沃尔兹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检验，并提出了两极稳定论的推论。正是由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天辟地的创新研究，赞美与批评并存，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竞相向结构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必须承认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弱点。作为一种理论，不能要求其在解释和预测的能力上面面俱到。批评本身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国际政治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5）02-0078-04
[摘要]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国内外教育界影响巨大。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国际政治专业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具体的专业教学实践中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阐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应用到国际政治专业教学中的必要性，重点论述了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旨在使国际政治专业教学模式更加适合专业培养教学目标的要求。
[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国际政治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5）02-0078-04
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是长期以来教育界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课题。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及教学模式在我国教育界影响巨大，很多学者把它看做是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把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引入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理论探讨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首先提出，经由维果茨基（Vygotsky）、奥苏贝尔（Ausubel）、布鲁纳（Bruner）等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其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教学不是简单地把知识经验灌入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通过教师创设相关知识环境，提出有效的引导和支持，在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由学生自主建构起新的知识经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教学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学生同样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引导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从而由学生自己主动、自觉地建构
新的知识体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已有知识经验的接受者，而且是对已有知识经验的批判者和创新者。
教学理论是教学模式得以形成的逻辑指导和理论基础。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绘画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1]具体而言，在教学过程中，区别于传统的教师向学生单向的知识传授，而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主动获取知识经验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与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新知识的教学模式。在该教学模式下，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一个主动建构、发现知识的研究者，通过自主活动，在与原有的认知、经验的相互作用下，充实、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从而使得自己得到持续的发展[2]
。从国内外的研究和应用现状看，较为成熟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主要有支架式教学模式（Scaf-folding）、项目研究模式、问题解决模式、情景教学模式、探究学习模式、合作学习模式等。
2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国际政治专业课程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2.1建构主义教学模式高度吻合国际政治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国际政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政治学及国际政治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涉外工作的专门人才。这就导致了国际政治专业课程有一大半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理论性特征。国际关系理论源远流长，国际政治现象纷繁复杂，要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仅仅是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学习掌握是远远不够的，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积极创新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模式是国际政治专业最常见的授课模式。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这种模式的教学过程模型中，学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学环境下，以教师讲授为主要手段进行学习，从而获取所学课程涵盖的知识经验。在这种模式之下，教师由上而下地展开教学进程，将知识分成若干单元，让学生根据教师的思路按步骤学习，最终达到掌握整体知识体系的教学目的。这种教学模式理论上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但却忽视了学生主动思考能力、逻辑思辨能力、积极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平时的提问中，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对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和大众媒体的说法相差无几，并不能体现专业学生应有的专业素养。很多学生在最后考试期间完全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在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国际政治专业课的结业考卷中，有具体答案的考题往往得分状况良好，而那些考核学生主动思考、逻辑思辨能力的考题得分状况则参差不齐，能提出自己独特观点的更是少见。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生和教师同时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是通过“自主阅读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证实假设提出新问题”的程序来学习。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假设，是学生主动思考的过程，证实假设则是学生逻辑思辨的过程，提出新问题则是学生对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的过程。因此，把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用到国际政治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是非常必要的。
2.2建构主义教学模式高度吻合国际政治专业课程的特点
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政治实体在参与国际社会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综合。实际上，要真正学好国际政治专业，必须涉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法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从大类上来看，理论类的课程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学、现代政治分析等;历史类的课程有：国际关系史、中国外交史、现当代国际关系、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各种国际专题类的课程更是繁多：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美洲地区国际关 系等等不一而足。总体来看，国际政治专业课程特点表现为：内容涉猎广泛，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从本科的实际教学活动来看，国际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原理、理论，对本科生来讲一般都比较难以理解、掌握，更别提运用理论来分析现实的国际政治现象，至于对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更是难上加难。究其原因，国际政治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学生之前并没有相关的积累，直接学习理论对学生来讲相对困难。 英国学者布莱曾经说过：“如果要学生学会思考，就必须将学生置于他们必须进行思考的情景中，学会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给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3]根据教育学的理论，学生的认知规律是：学习和掌握新知识，要依托于以前的知识或体验，新知识要进入以前掌握的知识体系才能更有效。而给学生提供材料让未知成为已知，并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思考，这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所倡导的核心内容。
2.3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符合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种国际政治现象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变化多端，这对研究和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课堂内容不能局限于教材，关注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同时，由于今天所处的信息化时代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一个主题的相关信息繁多，观点不一，由教师一人采集这些信息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每门课程的课时有限，如果全部由教师讲解也会顾此失彼。因此，要增加课容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是必须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海量的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和处理，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高度吻合。
3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国际政治专业教学中的实践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批驳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模式，为国际政治专业课程教学开辟了新视野。在笔者实际的教学中，建构主义的一系列教学模式一直在综合使用，其中“支架式”教学模式是最为典型的。
支架本意是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这里用来形象地说明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引导着教学的进行，使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知识，从而使他们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4]。简而言之，是通过教师的帮助（支架）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学生自己，最后撤去支架。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在教师指导下的知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成为“最近发展区”。教学应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开始，不断创建“最近发展区”。当前国外流行的支架式教学，实际上融合了情境教学、合作学习、最近发展区等多种理论观点，它以理论整合为特征，以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为宗旨[5]。
国际政治学概论作为人文社会学科，教材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其内容显然是不够的。基于这一理念，笔者对每节课的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分类：教学内容、辅助案例、名家视角。并把这些内容提前两天发到学生申请的公共邮箱。以国家外交决策模式这一部分为例，发送的资料包括古典决策模式、政府政治决策模式、有限理性模式的具体决策程序、决策利弊分析以及适当的决策情境。辅助案例则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名家视角则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里森对肯尼迪这一决策过程的评价。这些资料相当于是为学生构建了一个知识平台，即把未知变为已知，即“最近发展区”的构建。
发送资料的同时，笔者还提出了两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并对学生提出了如下要求：一是在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对所提两个问题首先进行独立思考，之后进行小组讨论;二是要求每个小组就其中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好用PPT的形式呈现;三是对阅读内容不理解的部分提出问题。小组是学生们自由组合，一个教学班级分为4个小组，为了增加团队精神，要求每个小组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并规定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关联到整个小组的平时成绩。分组是必要的，它激发了学生课前的思考和讨论。
课堂环节的第一步是教师答疑解惑，即由学生就阅读内容不理解的部分提问。学生经过阅读并思考最终提出问题，教师此时的回答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环节是开放性的，所有同学都可就自己不理解的内容提出问题，每个问题教师都作为共同问题集体作答，几乎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回答完问题之后，教师把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整体上再做一次梳理。这事实上就是传统教学中的讲解部分，由于有了前面充分的准备，教学内容已经成为已有知识，本节所学知识完全可以依托于这一已有知识体系，因而教学效果良好。
课堂环节的第二步是由一组同学派出代表发表本组观点，组内成员进行补充，其他同学可以提出质疑，由此在学生间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点评。这一环节既训练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培养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思辨意识和创新精神，同时增加了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环节的第三步是师生讨论，即基于前面几个环节的学习基础，讨论根据阅读资料提出的国际政治现实问题。事实上，几乎所有学生对国际政治现实问题都非常感兴趣，关键在于他们平时的认识只基于表象，而无法认识其本质。而国际政治概论的教学目的之一，正是能让学生通过各种视角去从本质上了解国际社会、认识国际社会。因此这一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环节，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加深了其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培养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最终掌握了所学内容，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教学目的。
最后，每个小组的发言都由其小组成员在课后总结成书面材料，形成《××队关于××问题的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封面、正文（发言人、发言时间、发言主题、其他团队提问及回答情况、教师点评）、结束语等几个部分。这一环节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积累知识的能力和专业文字表述能力，同时也是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之一。
在这一案例中，课前提供给学生的阅读资料给学生创建了“最近发展区”;而课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小组讨论则使学生进入问题情境，并开始独立探索和合作学习的过程;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答疑解惑、团队PPT报告、团队之间的讨论和师生讨论则是进一步使学生深入问题情境、合作学习的过程;课后的问题报告则是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反洗钱；国际金融业
一、当前国际金融业反洗钱业务形势的主要变化
2011年，毕马威国际委托总部设在英国的独立研究机构――RS咨询，根据2010年7月版的“银行家”杂志公布的结果对全球1000家大金融机构进行了电话调查，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跨越零售银行、企业和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投资银行和批发银行等广阔领域。受访人范围包括机构反洗钱事务负责人、法律主管和风险主管等。调查涵盖了高级管理人员在反洗钱事务中的作用、反洗钱合规成本、反洗钱政策和程序、客户尽职调查信息、政治公众人物、交易监控、制裁监控、风险为本方法应用、反洗钱内控制度检测等内容。对比毕马威国际前些年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当前国际金融业反洗钱业务形势面临着如下主要变化：
（一）高级管理层重视程度下降。洗钱对金融机构来说仍然是一个显著的风险和成本事项，不成熟的反洗钱体系能给金融机构产生重大风险。但是，面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危机与动荡，高级管理人员对反洗钱的兴趣下降，对反洗钱的注意力明显被其它优先事项转移。虽然反洗钱合规成本不断上升，全球金融危机却已将反洗钱成功挤出高级管理层的重要议程。根据毕马威国际的调研数据，2011年只有62%的受访者认为反洗钱仍是高级管理层的优先重视事项，这一数据比2007年71%的数据显著下滑了9个百分点。从地域上来看，西欧高级管理层对反洗钱的重视程度明显下滑，只有55%的受访者将反洗钱看作优先重视事项，这比2007年下滑15个百分点；北美和中美洲地区高级管理层对反洗钱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亚太地区、俄罗斯和中东欧地区。
（二）合规成本显著上升。根据毕马威国际的调研数据，2011年全球金融业反洗钱合规成本比三年前（2007年）显著提升45%，超过80%的受访者对反洗钱合规成本的快速增长印象深刻。从地域来看，反洗钱合规成本的快速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北美地区的增速最快，达到64%。毕马威国际多年的研究显示，反洗钱合规成本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中的一个持续现象。如果没有监管政策或反洗钱程序的巨大变化，这一成本增加趋势不可能得到消减。在毕马威国际的调查中，受访者认为不断增长的交易监控是反洗钱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监管者以及执法者不断增长的报告需求则是第二重要原因。此外，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反腐败洗钱所提出的要求成为反洗钱合规成本增长的第三重要原因。
（三）全球化策略波动较大。对比毕马威国际2004年、2007年2011年的数据，金融机构反洗钱全球化策略波动较大，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危机与动荡的可能结果。2004年，建立全球化策略被认为是一个巨大挑战，虽然近三分之二的受访机构采用了全球化的反洗钱政策，但其中又有一半不得不根据本土情况调整策略。2007年，全球化策略在金融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85%有国际业务的受访机构开始构筑全球化反洗钱政策。2011年，全球化策略的应用范围又下滑到了2004年的水平，并且其中四分之三的机构不得不根据本土情况调整策略。
（四）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检测趋于稳定。2004年，75%的受访机构对反洗钱内控制度拥有独立的检测流程，并认为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检测需要更大程度的独立，并受更广范围的配合。2007年，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检测得到更广范围的应用，83%的受访机构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独立测试。2011年，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检测趋于稳定，84%的受访机构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独立测试。
（五）对政治公众人物的反洗钱关注程度显著提高。2004年，政治公众人物还不是反洗钱的重点关注对象，只有45%的受访者对政治公众人物实施了开户阶段增强的客户尽职调查程序。2007年，对政治公众人物的反洗钱关注得到显著提升，81%的受访者对政治公众人物实施了开户阶段增强的客户尽职调查程序。2011年，96%的受访者将政治公众人物地位视为一个重要洗钱风险因素，88%的受访者对政治公众人物实施持续监控。但是，从地域来看，亚太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没有识别和监控政治公众人物。从方法上来看，61%的欧洲金融机构和55%的北美金融机构使用商业机构提供的名单识别政治公众人物。
（六）遵守国际制裁事项面临挑战。2004年，毕马威国际还没有将遵守国际制裁情况列入调查内容。2007年，毕马威国际的调查显示，由于逐步增加的监管注意，遵守国际制裁事项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也是金融机构反洗钱成本投入的重要事项。20%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建立及时更新国际制裁信息的有效程序。2011年，遵守国际制裁事项仍是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对客户的审查依然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最难领域。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对客户的审查过滤让金融机构不堪重负。对FATF特别建议7（电汇）的执行难以完成，当SWIFT报文不完整时，只有45%的金融机构会中止业务。此外，值得忧虑的是，只有50%的受访者采用了新的SWIFT MT202报文。
一、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语言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也成为了人们乐于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和使用过程中，中外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每个内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差异和不同的重点，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为政治研究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古人对语言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名实论”是有关语言、社会后果以及语言行动的话题。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社会的行为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语言不仅是作为一项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会价值。举例说明，语言可以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口角产生的根源。所以必须给予语言足够的重视。“言意论”讨论了语言和含义的关系。语言是否得体是中国古代语言准则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内容得体，方式得体，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语境的关系问题。在儒家的“言?Z观”说话的时机和内容，以及交谈对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示我们，说话应该是经过思考的，采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行为的工具，而且与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治国安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交流者的社会、品德、身份、语境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为当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
相比来说，西方有关语言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哲学。哲学家们发现，万物理论的出现都是源于语言的表达，社会世界甚至人类自身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和规定，这样的论述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哲学观也关注语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语言的存在和社会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表达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基于语言和现实的社会接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无论是研究社会的任何方面，反映社会语言与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学习一门语言，对于用这种语言研究社会也很有必要，所有语言都是社会、历史、政治的发展。
二、基于语言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语言视角提出应该重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时候，应该重点分析语言的作用以及影响，并且认为语言是构建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国际关系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同时由大量的语言信息构成，但是同时又认为世界政治同时也是语言活动的产物。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国际关系这种现实主要还是由于语言符号所构建起来的，这种认识也是主要由语言途径获得。对于方法论来说，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依赖语言作为思考的工具，通过对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话语进行解读，并且通过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作为研究结果记录下来。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所以国际关系中那些被构建起来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断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更新和重建。
国际关系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体系，而是社会发展和国家交流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语言的作用不仅是反映和记录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还作为工具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构建。语言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现实的组成成分，离开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关系也很难着手研究。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话的关系，相互合作相互沟通，双向交流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为国家提供物质和经济实力竞争的场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就是依赖于语言社会和文化的构建。尽管国际关系会不时的以不合适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更多时候取决于语言的智慧运用。如果说物质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那么话语权就体现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赋予的价值。
作为基础系统的语言是国际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基础，语言符号的运用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运行来实现的。对于语言符号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国家的行为主题的语言构建、施加语言暴力、对行动和事件的叙述和描述，在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活动都属于政治活动。叙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认识的全新视角，并通过语言符号来构建一些情节和动作，由此来引导人们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说从哲学角度的语言视角阐明了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轴心学，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不能就没有语言的帮助，语言活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话语理解的性质形成和意识的权利。
三、结论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 文化差异 应对措施
一、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
（1）什么是文化差异。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语言与文化差异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史的积淀，同时是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特质的一种载体。虽然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文化也相互影响和渗透，但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却依然保持了各自独特的一面。因此，文化具有差异性，一种文化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于其他文化来说就可能并不会受到如此的重视。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和深入，文化差异的影响也越发地突显。世界贸易中文化差异的存在已影响到国际间的贸易活动。
（2）文化差异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方面进行的对比，有差异性或独特性才有可比之处。优势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有了交换的需要。文化的民族性产生了横向上的差异，在强烈的文化差异下，人们产生了对异域文化的需求，即希望从外来文化中获取本民族文化中稀缺的元素以满足自己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化的时代性产生了纵向相对性，因为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交流中不断融合新的内容，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二、文化差异的类型及其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体现在文化构成要素的各个层面。具体说来，这些文化层面包括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及制度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即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承和文明演绎的差异，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别，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甚至是对立的，这些都形成了国际贸易特有的文化氛围。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因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在贸易中，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文化差异已影响到国际间的贸易活动。文化差异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语言的差异。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社会现象。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国际间的贸易活动，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转换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不同语言之间交流转换的困难，从而影响到了国际商务交往。
（2）宗教的差异。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组织、行动、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宗教，也对国际贸易的运行产生影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教，阿拉伯国家多信奉伊斯兰教，英国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
（3）社会习惯的差异。社会习惯是在长时期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它不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思维模式。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带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一个成熟的跨国公司必定是一个了解目标国文化的公司，一个注重文化差异的公司。
（4）政治哲学的差异。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国际贸易由于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的，因此必然要受到政治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因素不同，对商品的包装材料、结构、图案以及文字标识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只有认识到政治上的不同，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促进外贸出口。
（5）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结构是某一社会制度的基本成分之间有组织的关系。社会结构极大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运行和跨国公司的目标市场定位。一个社会中的支出结构方面，各个阶层存在着明显的区分。比如中产阶级上层，他们很少在食物、医疗服务、招待客人方面节省开支，去国外观光旅游及教育旅行也无疑是属于上层人士的支出，建筑或购买房屋、成年人健康服务及教育服务则属于上层及中层人士。因此，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一定要准确把握目标市场的社会等级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使用不同的营销策略。
（6）教育的差异。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营销方式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如果一国国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和程度较低，则其比较优势更多地向劳动力密集型倾斜。若一国重视教育，公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则该国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比较优势主要为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
三、应对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
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这是正常、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时应正视它、承认它的存在，不该回避或者对其不闻不问。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寻找能够减少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损失。企业应积极采取方式解决并寻找本土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差异，创造出新的体制或产品来支撑企业的发展。企业应把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挑战，是与其他企业竞争的绝对优势，不断地探讨文化差异，并使文化差异这一劣势转化为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机会。
（1）培养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指商务人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并做出适当反应的一种商务意识。换言之，反映国际贸易者本土文化的价值观的行为标准已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了。国际化的企业运作的各个环节，如国际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等都需要较高的跨文化意识。因此，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必须拥有基本的跨文化意识。
（2）掌握跨文化商务技巧。跨文化商务交往中应当具备的能力有对文化和组织的理解力、适应能力、建立关系能力、系统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态度、敏感性、语言能力、文化影响下的决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这些能力与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些能力需要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练，实践经验和大量的在职培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在职人员来说，应该加强相关能力的培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商务人才来说，应加强跨文化商务交往意识的培养，同时学校应提供相关的课程以及实践机会。
（3）在策略制定上注重文化的融合。一个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经营时，往往需要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只有注重文化的融合，才能深入地适应市场，进而拓展市场。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文化生搬硬套的移过来，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风俗、道德观念，那么注定他的企业、他的产品将会被逐出这个国家的市场。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企业应在进入他国市场时考虑到文化本土性的特点，将自己企业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当中，使自己的企业符合他国市场的需求。
（4）加强文化交流与展示。为了消除文化差异，最宏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建立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和文化交流中心，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以消除观念、习惯、语言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贸易阻碍。文化是有传统的，但它也是可以交流的，高层次的文化也是易于被世界各国人民理解和接受的。只要人们不懈努力，文化大融合的一天终究会到来。通过文化展览的成功举办，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一定会加深，更会增加他们对中国产品的喜爱，最后带动中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销量的上升。
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使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企业更需要跨文化的管理，为进一步推动世界贸易的自由发展，促进贸易环境法制化、规范化，我们应进行国际性的文化展示与交流，在国际贸易策略制定上注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进行多种方式的文化培训，培养跨文化管理人才。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文化日益互为一体，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作用越发凸显。离开了文化，我们就很难说明许多贸易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不能去把握贸易的本质和运行规律。
【关键词】 货币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
过剩美元大量外溢，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由此不少国家开始寻求经济各方面的去美元化，中国也不例外，在2009年以后开始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目前国际上的强势货币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又是有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本文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并且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同其他强势货币竞争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1. 国际货币层次以及竞争的概念
Cohen（1998）将货币总体上划分为了七个层次，包括顶级货币、贵族货币、精英货币、普通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和伪货币，这些货币可以粗略的被分为两类：国际货币和非国际货币。前三种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四种则为非国际货币，非国际货币只能在本国流通，而国际货币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结算和储备的媒介。Kenen（1983）将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职能按照官方与私人部门划分为六种，具体的划分如下表1。Philipp Hartmann（1998）将 “国际货币竞争”定义为决定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何种程度上被非居民所使用的过程。
2. 国际货币竞争影响因素的理论
学术界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国货币国际使用情况是由该国自身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因素大家莫衷一是，主要理论认为有三种。
2.1综合实力因素
2.1.1经贸金融。Tavals（1997）将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条件总结为：对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有绝对信心；发行国拥有开放、深入的金融市场；其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较高比重。Philipp Hartmann&Otmar Issing（2002） 提出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货币的国际使用。
2.1.2政治、地缘因素。Posen（2008）指出美元的贬值无法改变其国际化地位，因为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这是欧元无法取代的。Cohen认为欧元区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架构，结构松散，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国家缺乏地缘政治影响力，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现象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特征。
2.2货币特性说
其实这个理论无外乎是综合实力说的侧面印证，只有综合国力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高，才有可能去影响结算货币的使用、高度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保持币值的自主稳定。Grassman（1973）、Carse（1980）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般选用发达国的货币，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选取则视乎贸易种类。李稻葵、刘霖林（2008）在对国际储备中币种结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中显示，GDP比重显著且系数最大，此外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真实利率都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前两个理论所要求的综合国力和币值稳定条件。
2.3规模效应说
2.3.1网络外部性。所谓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国际货币在使用规模和范围方面具有正反馈现象。Lim（2006）利用1999-2005的外汇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网络外部性”的存在。Gaspar（2004）提出货币现行范围越广，越频繁，交易成本越低，就越具有竞争力。
2.3.2历史惯性。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进同经济中的许多宏观变量一样受到明显的惯性因素影响，各种实体因素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导致一国货币占比的上升、下降。Chinn&Frankel（2005）、石巧荣（2011）都在国际货币竞争的因素计量模型中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作为惯性因素，结果证明惯性因素确实显著。
3.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中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作为参考：
3.1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撑。在经济发展方面，目前资源消耗性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向更集约、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市场资本项目管制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需要先将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深化，在离岸金融市场较快速的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收益性，使国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能够更安全、稳固的对接。政治方面，除上述与贸易伙伴的协议外，中国要先在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利用自身经济、外交上的优势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意愿，促成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推进到国际化。
3.2币值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证分析已经证实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都对货币的国际使用有显著影响。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没必要人为地扭转其趋势，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大幅波动。
3.3由于国际货币竞争存在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及早推行，当然作为国际货币市场的后入者，必将遇到更大的阻碍和付出更多的代价。根据李稻葵&刘霖林（2008）的回归预测，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可能达到接近20%。而石巧荣（2011）的实证分析显示未来20年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交易领域人民币都将崛起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只是时间，相信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完美的。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
[2] 刘玲.国际货币竞争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博弈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
[3] 石巧荣.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演进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前景[J].国际金融，2011（7）：34-42.
[4] 宋晓玲.国际货币竞争的决定因素：理论评述[J].金融理论，2010（10）.
[5] 刘玲.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替代与货币竞争博弈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1（9）.
[6] Chinn Menzie and Frankel Jeffrey，2007，
1 国家观是公民政治观教育的灵魂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以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列宁说,国家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一切政治活动、一切政治关系和一切政治现象都离不开国家,都以国家为主轴。自然,国家观也成为政治观教育的灵魂,政治观的其它内容都是围绕国家观所形成并为国家观所决定。民族观与国家观紧密相连,一个国家对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因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加强对公民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捍卫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2 全球化对我国公民国家观教育带来的影响
2.1 全球化对公民国家观教育带来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处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他们的政治思想更加开放、活跃和自由。“地球村”、“地球人”、“国际公民”等概念相继出现,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为我们进行公民国家观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要求我们放眼世界,培养公民的国际观念和全球意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帮助公民了解国际知识、熟悉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培养公民的的国际交往能力。以科技全球化趋势为先导的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尤其是以智能化、便捷化、多媒体化为特征的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公民国家观教育提供了新的媒介和手段,使教育公民国家观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方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
2.2 全球化对公民国家观教育带来的挑战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地球村”、“地球人”、“国际公民”等概念相继出现,“民族国家时代己过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领先于阶级和民族的意识”,“人类共同的利益高于一切”等所谓的消除国家意识形态壁垒,以便更平等更自由地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思潮也在西方国家的宣传和鼓动下风行起来,成为影响当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的一种新观念。从表面看,它确实从一定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各国期盼自由平等交往的愿望,但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大讲意识形态全球化,甚至将它作为分析当前国际关系和看待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根本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潮误导了公民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放松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进行经济剥削与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和防范。(2)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潮淡化了国家利益观念,弱化了国家归属感,销蚀了爱国主义精神。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潮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所坚持的国家观和爱国主义教育。(3)模糊国家界限和国家意识的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完全对立,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强烈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3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积极的国家观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等做出合乎时展的调整,突出三个内容,讲清四个关系,树立五个意识,以增强其实效性。“突出三个内容”即突出国家主权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讲清四个关系”即讲清政治与义务的关系、我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树立五个意识”即帮助公民树立国家与国货意识、全球意识、民族忧患意识、信誉与质量意识、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意识。此外,还要注重“三个结合”: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危机意识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大学生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加强危机意识教育,看清全球化给我们的发展机遇和在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国家主权方面的挑战,居安思危,坚持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反对不加限制、不讲原则、没有差别的抽象的全球化,自觉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安全。二是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培育结合起来。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的精华,它远离民族的劣根性,闪烁着“进步”、“积极”的光环。中华民族精神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统一体,在这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渗透在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三是爱国主义教育与热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不能停留在感情阶段,要把对祖国的感情上升为爱国的行动,把爱国的热情引导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努力我国的建设社会主义。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辅导员工作；学生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根据教育改革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要求，是通过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办学模式和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创新的一种新兴办学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实施多国家多校园的培养模式，以培养国际型人才为目标，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突显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国际化趋势。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自身的特殊性，使得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中，辅导员工作是合作办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为例，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来探析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的辅导员工作新方法。
一、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1.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特点
（1）学生基础良莠不齐，两极分化。由于高中基础的薄弱，高考成绩从重点线到专科线，甚至落榜生，很多学生都会有一门或几门功课存在跛腿的现象，例如，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2年共招收6060名学生，从学生的高考成绩来看70%在三本以上，生源有本科生、专科生和补录生，特别是英语的学习上，学生们的基础普遍较差。大多数学生都会感觉到学习的压力和课业的难度，很多学生并没有好的学习习惯，迟到、旷课现象时有发生，没有课的时候就在寝室打游戏，认真学习的学生较少。学生层次差距较大，后进生多，学风管理难度大。
（2）学生思想活跃，文体特长突出，可塑性强。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的学生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周围学习风气浓厚，容易激发他们向上进取的志气，从不断涌现出的“考研宿舍”、“考研班级”可以看出。但如果周围环境贪玩厌学现象严重的话，有时也会出现“打游戏宿舍”、“迟到旷课宿舍”等现象。
（3）纪律观念比较淡薄。独立学院的学生纪律观念比较淡薄，自我管理、自身约束力不强，若学校和老师放松教育和管理，时常会出现一些违反学校规定的现象，如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用电、考试违纪等现象。学生存在着理想信念动摇，没有人生目标，自信心不足，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积极性不高，导致多次思想工作效果不明显，导致学院工作难以开展，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4）学生心理问题突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由于社会认知的原因，没有本科一批、二批的学生有优势，由于成绩落后背后往往存在社会、家庭教育问题。比如学生性格孤僻、单亲家庭存在、家长忙于工作子女教育疏忽，况且成绩落后也本身带来心理压力，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个人的成功。所以心理咨询工作、思想工作任务较重。
2.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中外合作办学起步晚，发展迅猛。学生工作理论和经验相对滞后，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学生管理工作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1）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办学模式，站在国内外教育交流合作的前沿，在这种特殊的体制下，很多课程采用的是外文原版教材，学生在课堂上和课间、课后增加了很多和外教交流的机会，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渠道更为广泛。国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及社会制度，通过各种途径展示在他们眼前，使他们具有较宽广的国际视野。但是，这对于社会经验较少、政治敏感性差、道德判断能力不强、可塑性较大、对外来文化有浓厚兴趣、对国外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很难自觉判断并抵制其中一些有害的和不健康的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思潮、价值观的影响。
（2）心理问题和独特个性问题日益显现，成为学生管理的中心工作
合作办学模式的高要求与受教学生素质“低配置”，学习过程中的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稳定，这就为学生管理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通过调查了解到，国教院有近80%的同学是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好。这部分同学衣食无忧，但是会盲目攀比；虽然个性显明，有“雄心大志”，但是对学习缺乏具体规划，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承受压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较差。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容易因学业不顺、个性固执带来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中外合作办学中贫困生数量虽然不多，但是贫富差距极大，这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种种心理健康的新问题对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3）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对学生管理的冲击
学生管理干部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教育？学生管理干部面对中外合作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这些也都是学生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学生管理模式仍为国内的“手把手”模式，高校合作办学项目出于对学生及家长负责，事无巨细都由辅导员统一管理。
二、中外合作办学辅导员工作的对策
从辅导员工作方面来看，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工作要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的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辅导员学生管理的重心主要有加强入学教育、做好学生出国规划、对学生实施分类管理、建立心理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处理系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