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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石涛;克罗齐;感受;认识;直觉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16-02
一 《石涛画语录》与《美学原理》
1.《石涛画语录》
《石涛画语录》是中国艺术理论史上一部重要的画学画论著作,共十八章。以“一画”为其核心,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总论,提出“一画'概念,谈到了了法、变化、感受等;第五章至第十章则是分别具体的论述绘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前四章的具体落实;最后十章是画外之话,是绘画成功的关键,是“功夫在诗外”的体现。《石涛画语录》是一部既传统又饱含创新的、系统的、分层次的美学、艺术学著作。
2.《美学原理》
《美学原理》是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罗齐(Bennedetto Crose),第一部著作。也分为十八章,前两章是提出并论证直觉=表现=艺术的观点,后十六章都是根据前两章的结论提出来的观点。其所有的结论都从一个轴心原理推演而来,这个轴心原理即是“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
3.《石涛画语录》与《美学原理》的比较
“受与识”放在《画语录·尊受章第四》,在全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石涛在这一章中重点突出了“感受”在绘画实践中的作用。而“直觉说”却贯穿于克罗齐《美学原理》全文,在此文中,他其他所有的观点都以此为轴心。
石涛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石涛,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在画论上的言说方式的体验性、情感性和非逻辑型的特征,不同于古希腊式主客两分的科学思维方式。中国的绘画艺术学和美学范畴也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谨严性质。因此,石涛相较于克罗齐而言,表达一个思想,更习惯于用片断的、体验性的、多语义的表述方式。
二 “受与识”与“直觉说”不同点的比较
1.两者对于“感受”的理解不同
本文欲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比较“受与识”与“直觉说”的不同点:一是两者对于“感受”在概念上理解不同;二是两者对于“理性”的理解不同;三是两者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不同。
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的思想中没有人用过“受”和“识”的概念,石涛是僧人,极有可能从佛学理论中借用这两个概念。在佛学意义上,“受”是心理活动,是“根”与“境”的产物,它包括生理的舒适与不适,又包括情感的忧或喜,还和直接相连。克罗齐认为“直觉”可以脱离概念而独立存在,它有别于“知觉”,也不同于“感受”。“知觉”被看做是在“直觉”之后,概念之前,是见一事物而知觉其为某某,明白它的意思,它的对象仍是个别事物,概念则需涉及许多事物的共相或公共属性,被认为是理智的、抽象的。在克罗齐看来,石涛所谓的“感受”它只是事物触到感官而感官起作用,也不同于“知觉”。因为它还没有到“觉”的程度。感受在克氏的词汇理被解释成“感官领受”,或刺激在感官上的作用。由此看来。首先,克罗齐的“感受”不同于石涛“受与识”中的感受,他对于“感受”的定义要更窄,只是感官领受。
2.两者对于“理性”的理解不同
克罗齐把“直觉”看成是非理性的,是丝毫不带理智关系的,可以脱离理性知识而独立存在的。他在哲学上强调精神是唯一的实在,认为历史只是精神发展的过程,直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否认人能凭借感觉、理性和实践活动去认识世界。可以看出,他的直觉说是非理性主义造型艺术直觉说。石涛的尊受章中是既承认“感性”的知识,也承认“理性”的知识。相比较而言,石涛认为作为艺术家来说,“感性”的知识更为重要,具有灵性的有才能的画家可以“借其受发其所识,知其识发其所受”。
3.两者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认识不同
克罗齐认为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绝对的美(纯美)和绝对的丑都是不存在的,“美”中必然包含“丑”,同样,“丑”中也必然包含“美”,两者必须连在一起才各有意义,剩下的其他三个概念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认为“美”、“真”、“利”、“善”这四种概念相对应的心灵活动的发展,不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发展,而是高一度包含低一度的辩证关系。比如说“直觉”(美)与“概念”(真),直觉是低一度的,概念是高一度的,概念必须包含直觉,直觉可以不依存于概念,概念必须依存于直觉,从直觉发展到概念,是低一度到高一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来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辩证过程。在《石涛画语录》中,石涛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又说“古今至明之士,借其受发其所识,知其识发其所受。”这样看来,石涛是承认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一方面,从先后关系来看,他认为感性认识在前,而理性认识在后,“先受而后识也”。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辩证过程来看,他认为至明之士可以利用感性认识来启发直观的感官感性,又可以从直观的感官感性回归到理性认识。第三,石涛没有明说,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相互渗透的,两者交织在一起,没有纯粹的感性认识,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识,但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推测,事实上,石涛是承认这一观点的。石涛说“识然后受,非受也”,是说对某一事物先有了认识然后再去感受,就不是纯粹的感受了。我们知道人只要有了一定得理性思维,对很多事物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了一定得认识,想要得到所谓的纯粹的感受是困难的。
四 结论
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受识论”与“直觉说”做一些综述。①从研究的对象上来说,两者都是涉及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美学观点,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第四》,整片文章都是在说明“受”与“识”的关系。克罗齐“直觉说”则是在阐述“直觉”的含义,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只是他所言的“直觉说”之推论;②从表达的方式上来说,“受识论”的表达更为直观、感性和注重体验性。“直觉说”的表达更为晦涩(这里所说的晦涩不是贬义)、知性和注重推理性;③从得出的结果上来说,“受识论”,肯定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作为艺术家来说,感性感受显得更重要,画家要生生不息、不断丰富和加强自己的感受,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又用理性的知识来提高、增强感受的灵敏度和深刻性,是一个循环相生、连绵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而“直觉说”最终是在强调“非理性知识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俞建华.石涛画语录究[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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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译;非语言障碍;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60-02
一、引言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工具。
口译实践虽然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口译作为一门专业还依然年轻。口译是一种基于语言的活动,如果没有语言间的障碍,那么也绝对没有口译和口译工作者(胡庚申,2004)。当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为了洽谈事务,交流彼此想法的时候,正是他们之间沟通的障碍成就了口译的产生。而交流中的障碍主要可分为两大类:语言障碍和非语言障碍。比如说语音,语调,以及听力方面的都属于语言障碍,而文化差异、心理素质、以及会场环境等方面的障碍都属于非语言障碍。而笔者认为,决定口译工作成败的应该是非语言障碍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语言是口译工作的基石的话,那非语言因素决定着口译这座大厦的高度和质量。本文将主要分析口译活动中的非语言障碍,以此来进一步探究口译的神秘面纱。
二、口译中的非语言障碍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跨文化沟通的综合体。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了一起,而经济全球化也要求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务人士走到一起沟通和洽谈生意。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落,说不同语言的人更加频繁的举行国际会议、洽谈生意、搞学术研究以及解决彼此关心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一过程中非语言障碍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化障碍和心理障碍。
2.1.文化障碍
不同文化的相同点使跨文化交际变为可能,而不同点会造成意见分歧和无法想象的困难。口译活动涉及到不同的文化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这些不同是跨文化障碍的主要成因(潘能,1994)。它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缺少一个共享的编码系统和共同的文化假设、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不同的思维方式。
2.1.1缺少一个共享的编码系统和共同的文化假设
交流被视为一群分享共同语言和文化的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并且很多人都认为交流有很高的象征性和语境性,所以如果想最有效交流的话,就必须存在一个共享的编码系统,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必须同时拥有相同或相似的语言体系,以及关于信息的形式和内容要有类似的概念,他们必须对影响信息传递和口译的环境有相同的理解。总之,在交流的过程中信息的发出者对信息进行编码,而接受者能够对这些独特文化体系的信息进行解码。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交流的双方可能拥有不同的编码系统,信息被发出者用一种文化的代码来编出,而被接受者用另一种文化的代码来解释,不同文化的编码系统是不同的,所以同样的信息代码对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人来说必然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时候会大相径庭。因此,不同国家编码体系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交流和口译中诸多的艰难险阻。例如:“红”这个概念,“红色”在中国往往代表着节日的喜庆和祝福,并通常会用在婚礼和喜庆的场合,但在一些说英语的国家里,“红色”意味着憎恨、生气以及危险。因此,当一个中国人对一个老外说“中国的婚礼以红为主色”的时候,可以想象老外会多么的惊讶。
显而易见,交流者双方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差异越大,那么造成交流不通和文化扭曲的可能性越大,并有可能造成冲突和交流的破裂。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的的巨大差异,尽管经济或政治利益也很重要。
2.1.2 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价值观,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也同样会给口译工作者带来文化障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个体由于价值观不同,会有不同相应的行为习惯。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存在根本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人民交流的方式更直接,并且喜欢以自我为中心,而其他国家的人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有不同的习惯,在对待金钱、时间。以及隐私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个造成跨文化交流障碍的因素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用不同的观念来认识同一个世界,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很大的影响和限制。东方人和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相差很大,拿我们自己来说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对而言,更直观、直接、并带有一点浪漫色彩,而西方人则更简洁,逻辑性和理论性都很强。因此,在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在口译中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除了以上的不同外,信仰的不同也会造成文化障碍,不同的民族必然有不同的信仰,而它也一定会在语言和文化上或直接或间接的有所反应。例如,在西方,由于大多说西方人都信基督教,所以他们的很多短语都与上帝有关。在中国,虽然没有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但佛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风俗和精神中,同时儒家和道家也直接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马大森,1996)。
2.2.心理障碍
口译是一项对译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译员的心理素质在口译过程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译员本身缺乏自信,以及对可能遇到的陌生词汇的担忧和焦虑都会阻碍口译工作的正常进行,并且译员的三心二意和主观臆断都会对口译的质量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应尽可能快的捕捉到演讲者的每一个细节。有很多学口译的学生发现他们在自己练习的时候比面对老师和观众的时候要表现的出色,其实这就是焦虑所造成的,这也是口译活动中最要命的心理障碍。对一名译员,特别是对一名生手来说,能做到在观众面前宠辱不惊是相当困难的,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译员的听觉系统和记忆力机能都下降了。
另外,如果译员在口译活动过程中,过分的关注于自己的思想,就可能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演讲者所说的内容上。而口译任务的要求就是尽其所能把信息的每一个细节都用另一种语言传到出来,因此译员的三心二意必然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从而影响口译的质量。
译员的主观臆断也是一个主要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译员主观推测正在发生的演讲内容。有时,一名没有经验的译员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以至于不认真接收信息的内容,或者他会根据自己本身的主观经验和想法假设说话人所要表达的信息,而不关注与每一个信息的细节,这种情况下译员会不自觉的放松对原信息的综合理解,必然会犯下大错,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三、总结
这些年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涉外口译工作者作为中外交往的一支必不可缺的中介力量,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因此,作为一名译员,仅仅掌握和准确应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进一步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政治和经济状况等等,使自己真正成为一本能够把握细节的百科全书。同时,译员也应该积极养成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做到从容面对,自信淡定,努力攀登口译的最高峰。
参考文献:
[1] 陈 洁.英语口译技巧.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2] 丁树德.翻译技法详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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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钟述孔.实用口译手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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