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30 17:36:29
【关键词】社交媒体;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
新技术日日新的当下，5G时代来临，互联网愈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媒介化社会成为新语境。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勃兴，信息工具、媒介使用渗透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新背景下，用户对信息与媒介的关注、使用、管理等都超过以往，人人都已是“数字公民”。同时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也在日益完善中，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比为15.6%[1]。另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7%，98.35%的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初中、高中学生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98.1%、98.3%，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也达92.1%[2]。在数字乡村振兴与社交媒体浪潮的共同主导下，农村青少年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呈高频化、高密化趋势，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不够完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网上自护意识和能力等都需要加强。基于此，乡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不可忽视，并尤为突出。
一、社交媒体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内涵
媒介与信息素养是取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并列、并包的整合概念。媒介素养（MediaLteracyi）概念，最早于1933年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ankRymondLvisae）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h）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vironment:TheTainingofCiti-nrrcalAwareness）中提出，随后，美国、俄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联合国也都关注到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概念[3]。综合看，媒介素养意指公众的媒介接触、分析、评估、制作及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作和生产能力[4]。媒介素养根本上是一种能力，也同时具有教育意涵。信息素养（InformationLteracyi）概念，于1974年由美国人保罗·泽考斯基（PaulZrkowskiu）在《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势》（InformationSrvicesEvironment:Rela-entionshipsandAdvantages）中提出，指涉人们捕捉、筛选、评估、交流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素质[5]。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传统媒体也从新闻发布转向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并重，这也即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并合实践呼之欲出。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媒介与信息素养整合概念的提出者、推广者，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teracyi，MIL），即公众接近、获取、理解、评估、利用、创造和分享各种信息与各种媒介内容的能力，这能够使之参与、从事个人的、职业的、专业的、社会的活动[6]。此定义也特别说明，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组相互交叉的概念群，包括计算机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图书馆素养、网络素养、影视素养等。媒介素养偏重于媒介使用维度，信息素养偏重于图书馆工具维度，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概念，更契合媒介社会化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
二、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凸显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媒介教育浪潮以及我国对媒介素养的重视，是促发乡村青少年媒介与素养教育问题凸显的大背景。在大众媒介影响力不断扩大、扩散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向来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也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现、倡导并积极践行。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实践，历经90年的发展，横向上可以分为欧美国家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等，纵向上可分为防御免疫模式、分析理解模式、破译建构模式。英国于1930年代将之纳入学校教育范畴。1990年代末，美国也将媒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中。我国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模式——防御、进取、建设相结合，最早始于1980年代，多由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文献检索课程。2000年，我国正式将信息化纳入基础课程目标中。2013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近两年，我国开始把影视教育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步骤试推行并逐步实施。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性。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线上教学、公众互联网使用与参与等大大凸显，五部委联合发布文件，再度强调全面提升教育中的师生信息素养。在技术不断迭代中，媒介日益渗透入公众的现实生活与交往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群，乡村青少年群体囿于地理因素的羁绊与未成年人交往不完善的双重情境，其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伴随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成为包裹每个人存在的“气候”环境。万物互联、万物为媒，我们都处于媒介化、信息化的社会中。其中，受新媒体影响最大的是青年学生群体，伴随网络的逐步大覆盖，农村网民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网民日益增多。就农村青少年媒介使用来看，在互联网带来学习、生活等诸多便利与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媒介与信息素养缺失所促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宏观上，乡村与城市间的媒介信息接触、使用与管理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中微观上，大量留守儿童的媒介依赖显著，网络安全与自我防护知识较为欠缺等。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农村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素养教育成为应时之课。上网技能之外，信息甄别管理、防止网络沉迷、互联网自我保护等媒介素养知识应成为必修内容。基于此，农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迫切。
三、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效用
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现代化教育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是时代声音。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扮演了环境围绕、基础底座的角色。因而，对于乡村青少年进行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具有应时意义，又具有应用意义。
（一）宏观维度：助力数字乡村与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
农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贴合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信息化深入推进等政策思想。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并加大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青少年是觉醒力量、破解力量，更是振兴力量，作为新农人的主要培育对象，乡村青少年是建设新型农村的关键力量。因此，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不仅有利于乡村数字化建设，更是实现乡村教育信息化、数字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二）中观层面：延展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社交媒体的勃兴，让人类社会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包括媒介与信息获取、媒介与信息使用、媒介与信息管理等外在层面，还包括媒介化社会交往维度。这缘于，媒介作为人类交往的前台，已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展示窗口和重要工具。因此，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不仅仅是获取、使用、评价、管理等外层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媒介与社会交往、媒介与社会互动、媒介与社会公共生活等连接知识的传递。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作为整合概念，自一开始使用，都将媒介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在媒介与信息专业技术知识之外，重视媒介社会学视角，以此指导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这将对他们未来工作、生活的长远发展具有指导和关键意义。
（三）微观视角：优化乡村青少年的数字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日常使用媒介与信息，形塑自身对世界、社会的认知，并构建与他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与信息素养是每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媒介知识、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信息意识、信息道德、数字化学习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对于农村学子来说，家庭引导管理相对不如城市，学校和老师成为他们可依赖的中坚平台与力量。某种意义上，乡村学校、乡村教师扮演了核心角色，具有关键作用。乡村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将直接在课堂内外引导、启发、影响乡村青少年。学校在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开展中，会将新技术环境、新媒介知识、新媒介交往等输入到学生知识体系中，这不仅会向学生传送全面的互联网接触与使用知识，同时还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管理与延展。如此而来，丰富媒介教育内容、拓宽信息教育视野，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获取、评估、创建并利用媒介与信息技术参与学习的能力，同时，还能促进青少年其他核心素养的塑形。
四、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提升路径
乡村政府管理机构、乡村中小学校、乡村教师是青少年媒介与信息培育的中坚力量，地区、学校、老师，作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三维，分别扮演着顶层设计、中层管理、微层执行的不同角色。
（一）做好顶层设计，夯实“超越数字鸿沟、兼具未来关照”的教育目标
宏观政策引领下的顶层设计，是贯通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全局的关键因子。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在地管理者应考虑到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独特面向：一方面，首先乡村青少年也是未成年人中的一员，相较于成年人而言，未成年人的网络屏障能力与防御抵抗能力弱势明显，因此，培育他们需要更多补充新技术催发的数字素养与融合媒介素养等知识。另一方面，乡村青少年具有地缘特色，与城市相异，他们的培育更需要考虑农村特点：既重视网络与外面世界连接、打开交往新纬度等开放性意义，也要传递网络失范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风险知识。为此，追寻新技术发展，跨越城乡媒体鸿沟、蕴涵农村青少年未来的教育观，是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重中之重。面对于此，从关键处、高处发力，事半功倍。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要贯穿到当地乡村信息化行动的目标定位、具体执行等方案设计中。在地方乡村教育振兴和数字发展中，管理者要重视乡村青少年媒介信息与素养培育，关照高等学校、农村中小学校等各个教育环节，为他们铺设政策性、理念性路途，并通过互动沟通、试点示范、城乡对接帮扶活动等可实践形式开拓乡村媒介教育的新土壤。
（二）转变中层管理，开拓全学科融入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较为滞后，形式单一，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媒介素养课程缺失，媒介素养多被等同于多媒体上课技术使用能力；信息知识和实践运用脱节；照搬城市模式，同质化突出，缺乏贴合农村现状与乡土特点的针对性教育；教学偏重资源的获取，信息使用与管理，人文性、道德性、素质性欠缺；学生的参与式与主动性不足。对于学校而言，要适时转变教学观念，突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全学科融合特征。现有中小学媒介与信息课程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在信息技术课中侧重计算机知识；二是在日常课程中利用新媒体形式。这都是侧重信息检索技术的传统设置，虽也有学校尝试媒介素养教育，但他们更多是将媒介、信息知识作为拓展元素，加入到日常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独立性不突出。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时代，南方地区的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尝试将媒介相关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如：浙江省中学开展了传媒艺术特色课程教育，开展传媒艺术特色班，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艺术审美情趣和鉴赏创造能力。由此而言，一方面，乡村学校需要转变媒介与信息素养只等同于技术训练的单向度观念，意识到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的可融入性及交叉性。另一方面，学校要有条件、有能力保证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多形式开展，逐步践行从融合课程到独立课程的发展目标。
（三）创新微层教学，延展乡村教师自身素养与课程建设能力
乡村教师既是信息时代巨潮的感受者、体验者，也是农村学生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引领者。教师作为中坚力量，应以立体、融合视野，不仅善用新媒体，会用新媒体，还能将媒介与信息素养视为重要能力，让学生既会利用新媒体，又能在生活中抵抗新媒体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相较于城市，乡村教师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更显短缺。媒介与信息素养知识融入日常课程体系严重不足。为此，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乡村教师需要凝练、提高自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通过职后培训，在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从意识、认识上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对深度学习、未来发展的效用价值，加强数字素养知识，获得媒介专业知识、系统知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要紧跟社交媒体最新特征，“进阶”信息课程设计观念，课程设置既加大、加深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重量、质量，又明确、结合学生需求，同时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培育实践的完成。
结语
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的社会教育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民间团体对农村的社会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在实际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其他方面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
随着经济的繁荣、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面对现实,积极响应党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号召,发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逐步开展农村数字化信息服务,让信息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乡、镇农业资料室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图书馆业务指导下的农业资料进行管理利用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和国家在建设新农村工作中对我们公共图书馆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而乡、镇农业资料室又有着与乡党政机关、中小学图书室不同的特点,把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好,对普及乡镇文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有着重大意义,而乡镇农业资料室面临如资金严重缺乏,资料少,信息不快,不易被农民朋友认识等现状。造成这些现状主要原因有:(1)资料室的房屋建筑破旧,没有专门的读书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2)资料室仍然以印刷型文本形式收藏为主,造成慢、散、不全现象,而有的乡、镇资料室还徒具形式,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无资料室。(3)数字化信息资料的出现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又出现诸如声像、音响、多媒体等新载体的分类、管理等问题。(4)农业资料室目前仍处在或基本处在原始的文本检索状态,对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和农业科研都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5)声像、音响、多媒体等信息资料的出现,对建设新农村有着独特的意义。因此,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建设发展就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网络条件下,数字化农业信息的大量涌现,给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检索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资料室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我们建设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乡镇农业资料室建设的意义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网络信息,他们多以数据库超文本、多媒体的形式存在,电子型、数字型信息资源逐步占据网络时代的主导地位。随着网络信息数量的不断扩充,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组织与控制的要求日益迫切,将现代化技术手段应用于资料室,不仅是将手工操作转换为计算机操作,更主要的是它将服务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载体的多样性,数字化影像资料的大量利用,解决了长期以来依靠手工检索资料的难题,因而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利用率,尤其是满足农村读者可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就能搜索到所需的文献信息。
3乡、镇农业资料室特点
3.1农业资料载体特点
农业资料一般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几大学科。特别是各种动植物标本,由于专业种类繁多,农业文献资料类型多样化,资料室收藏不但有印刷型的纸质文献,还有非印刷品的实物标本资料,以及磁、光、电介质的资料如VCD、LCD和磁盘、光盘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农业资料室的专业文献收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迅技术将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源进行综合数字化处理,不但使广大农村读者更有效利用这些文献,还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彻底解决特殊文献难以实现的查检和存取难题,实现按需阅览和随机存取,同时还可提供多用户使用,不再受藏书量、时间、地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农业资料室网络化、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具有新的活力的。
3.2乡、镇农业资料室的特点
乡、镇农业资料室的服务对象不同于公共图书馆较集中于城区,而是主要面向广大农村,而农村读者居住较散,交通不便。许多村社距乡、镇较远,且农村读者白天还要忙农活,他们主要是夜间学习。农业资料室还有一个特殊的收藏特点,即实物标本的收藏。这些标本不能像书刊一样借给读者,其定期展示的受益面也是有限的,所以网络化、数字化的农业资料室更方便读者学习。
4乡、镇农业资料室的困境
4.1资料室工作人员网络信息服务意识不强,计算机操作技术欠缺
首先,由于受传统文献服务方式的影响,资料室工作人员目前仍然偏重于手工检索和局限于资料室收藏的印刷型文献的查找,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计算机知识不够深入和全面,不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网络信息的检索和利用,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分类、加工、著录。
4.2资料室文献收藏形式单一,现代化设备不够完善
目前,乡、镇农业资料室仍然以印刷文献形式收藏为主,绝大多数没有自动化系统。
5农业资料室管理的组织设计
负责制定农业资料室建设的发展、目标、方案、制度和运行机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其争取更广泛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促进农业资源共享,有计划地协调和控制管理职能,宏观调控农业信息资源的建设。调控资源建设。根据各农业资料室所处的地理位置、特长、特点等因素,对信息建设进行合理的调配,解除资料室的后顾之忧,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切合实际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发展具有自己优势的信息资源。
6对农业资料室建设发展的设想
6.1进行资料室网络信息组织设计
以现有资源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依托,构筑一套农业网络信息技术系统模型。首先,建成单位农业信息网络数字资源库,向全乡、镇广大读者提供农业资料查询、信息资源开发,大众目录服务,开展网上读书、光盘数据库查询和提供文摘、索引、全文数据库及多媒体信息服务等。
6.2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库建设
抓紧进行资料室资源建设是实现农业网络信息组织优质服务的首要任务,资源建设要把重点放在建立本乡、镇农业文献资源库上,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文献资源库。
6.3注重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将社会上大量分散的农业信息资源,经采集、分类、整理、加工、建库,形成大型的农业数字资源库,向大众提供服务。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为建设新农村服好务。
6.4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
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给传统资料收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难得的机遇。网络信息资源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比传统资源大得多的空间,拓展了资源利用和服务的渠道。进行网上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可以使大部分读者不用走进资料室,就可通过网络得到大量宝贵的农业资源服务。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关键词：城乡；教学信息化；教学信息化能力；教学
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差异的现实不容忽视，认清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差异的现实需要我们以客观现实为基础逐渐减小差异，推动城乡教育体系协调发展。同时，乡镇地区教育工作者的信息化教学水平的提高一定要根据现有条件，自发地探求并研究出拥有乡村特点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乡村教育从业者不可以等到教学水平提高了再来增强自身信息化教学水平，而应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农村信息化教育水平。
1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化发展水平深层次的研究越来越透彻，促进了信息化教育水平内涵的深入探讨。当今，常见的狭义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含义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李天龙教授给定的，主要表现在老师基于信息化教育氛围中进行授课，并在学生学习中利用信息技术上课，并在各种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能力。上述能力与实际教学过程紧密相连，因此，信息化教学能力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和课程融合水平、信息化教育设计水平、信息化教育资源设计与挖掘水平、信息化教学实际操作水平、信息化教学品评水平、信息化教学控制水平等主要方面。
2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针对发展滞后的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我们常常关注制约原因：(1)相对于城市学校，乡村学校的数字化软硬件环境较差，教育者们不能开拓数字化教育模式；(2)乡村学校数字化资源的欠缺，对教育人员通过数字科技进行授课和提升教育水平也是一种制约；(3)乡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敏感度相对较差，而且对信息技能的训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2.2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瓶颈
影响乡村教师信息化教育水平低下的因素包括两方面：教师个体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而内部原因包括教育者的教学理念、信息技术认知以及信息技术水平等方面是制约乡村教育体系信息数字化教育水平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其中，内部原因中的教学理念方面是增强乡村教育者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最主要限制因素。而且，乡村老师也没能充分调动个体的主观积极性来提高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在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方面的态度不够坚决，而且信心不足导致主动探究的实际行为跟不上，这也阻碍了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水平的提高。
3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协同发展的路径依赖
3.1送教下乡
为了积极展现骨干教育力量的标杆功能，共同利用高品质的教学资料和教育力量，同时加强城市教育资源面对乡村学校的融汇。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适当协调并部署重点初高中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下乡任教。这不仅是城市教育力量支持乡村教学工作的关键，而且应该成为教育工作长期坚持的工作核心。这一工作实行的方式包括：示范教学、专家点评及报告、校内培训等方式，而且应该努力做到有效、实际、实惠。
3.2加强城乡学校的互助合作,为培养乡镇教师的信息教学能力创造条件
城市学校老师的信息教学水平毫无疑问在乡村老师之上，而乡村老师大多都是民办转公办的。大多数的民转公教育者长时间驻扎于穷困地区辛苦工作，为乡村的教育工作奉献自己的一生。然而，随着年龄的慢慢变大这些教师也暴露出观念陈旧、知识欠缺等不足，难以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所以，强化城市与农村学校和睦关系，促进城市与农村老师的沟通，完善城市农村教育人员的协作机制，既有利于促进城乡学校协调与合作,也有利于教育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在教学水平方面进行交流，在教学理念方面进行沟通，可以促进老师们互相学习，也可以促进教育人员自我信息教学水平，也可以提升学校的全面发展水平。而且，对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等情况，构建城市农村校际兄弟关系有利于让农村教育人员得到到城市学校培训的机遇，而且经过沟通和互动有利于增强乡村老师的信息教学水平。由于社会的进步国家越来越关注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地区学校早晚要完善基础设施，因此，农村地区的教育人员一定要增强信息技术水平，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
3.3增强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的培训技巧
(1)加大培训力度和针对性。对培训内容而言，应该关注连续性和针对性。在教育人员的信息技术的搜索水平、数据整理能力、对各种软件的掌握上提高培训的强度，努力弱化乡村老师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之处，增强乡村老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2)培训方式多样化。以现有培训形式为基准，丰富培训方式，将多个教学形式融合在一起，例如：信息技术平台的协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等形式，根据乡村教师的自身特点以及培训内容、培训目标、培训力度等计划出最适合的培训方案。培训人员要起到督促作用，通过与受培训者面对面的交流，或采用QQ、Email等网络工具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受培训教师的学习进展情况，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3.4提高应用综合效益
为增强乡村地区教育人员的信息化教学技能水平，必须构建“城乡学校共同体”,促进城市农村教学工作一体化，并提高数字化设备的完善以及利用，重点强化信息化教学建设的综合效益。同时提高自主参与意识，调动乡村教师积极性，增强教育人员的信息敏感度，将学用融会贯通，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多种模式培训，增强乡村地区教育力量的信息教学技能及水平，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3.5紧贴教学服务师生
紧跟教学,直接为一线教师和学生服务。丰富的资源是网络的生命，在资源建设中，紧贴教学实际，一方面融合现有资源，对现存资源库群进行整合，建成教育信息管理数据库。另一方面，发掘与开发各种优秀资源，开辟“名师在线”专栏，组织特级教师讲学，拍摄新课改示范课及中考、高考考前专家辅导讲座等，使农村、山区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享受和城里一样的优质教育。
4结语
乡村地区教育人员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在增强乡村地区教育数字化、减小城乡信息化差异以及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会长时间受到阻碍一定是多方面复杂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同时需要多方面协调共同促进城乡教师信息化教学。
参考文献
[1]熊才平,吴瑞华.以信息技术促进教师资源配置城乡一体化[J].教育研究,2007(3):83-86.
[2]王陆.信息化教育研究中的新内容：互动关系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1-17.
【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摘 要：科学利用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手段与网络信息化管理，是提高乡镇文化站服务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此方面着手，试述如何将科学便捷的文化服务融入到今后的农村文化服务中去。
关键词：科学因子；农村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206-01
作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首批入选城市，我市的文化主管部门正在加快强化各级文化部门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农民朋友提供高质量的群众文化产品。那么如何应对新形势下乡镇文化站服务设施与能力水平的要求呢？笔者认为，科学地利用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手段与网络信息化管理，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拓展文化服务内容，会更有效地满足农民朋友的文化需求。
一、加快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建设，提升文化站（室）服务水平。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能通过卫星、互联网，甚至数字电视、有线电视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一项重要工程。它能够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集图书、文艺演出、农业科技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传播渠道不受地域、时间限制，为农民朋友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数字化服务，有效地缩小了城乡文化供给的差距。
文化共享工程自2002年实施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网络，目前正加大加快乡镇以下的基层服务点的建设。这就需要乡镇文化站在加快建立基层服务点的同时，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尽可能地为农民朋友服务。比如，对于没有互联网和无法进行卫星传输的偏远地区，我们可以在市或县中心，把农民需要的各类信息用移动硬盘保存下来，或使用智能刻录机有针对性地刻成光盘，免费或只收取成本地在集贸市场发放，为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提供文化信息服务。
二、实现资源共享一卡通，创新基层文化服务模式。近年来，各地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探索出了许多为基层农民服务的好办法，“一卡通”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市级图书馆为中心，辐射各区市县图书馆，形成包括广大基层农村在内的城乡一体的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街道（乡镇）图书馆――社区（村）图书馆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实现城乡异地间图书馆“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书”的资源共享格局，从而缩小城乡差别、地域差别，提高公共图书资源的利用率。即使再偏远的地区，我们也可以用“农家书屋”来实现“一村一屋”的全覆盖，并以“流动图书馆”的形式定期不定期地为农民朋友送书上门，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但是，在开展“农家书屋”服务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要有独立的阅览室。“农家书屋”不能设在一屋多用的“多功能活动室”，更不能建在村委会里。村委会在许多农民朋友眼里就是“衙门”，大部分人不会以轻松愉悦的心态为了看书而走进那里，这只能使他们望而却步，失去其“读书学习场所”的意义。其二，用有限的经费科学购书。在购置图书时要尽量避免“一书多本”和反复购置的现象，避免经费的浪费。其三，实现村村“图书互换”。村与村的“农家书屋”之间可以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图书互换”，科学合理地利用图书资源，以保证图书的最大利用率，节省大量的购书经费。其四，实现图书的科学化管理。培训专职图书管理员，逐步完成从人工编目、登记到计算机索引、登记、管理的过渡。
三、优化文化人才信息管理，加强文化服务队伍建设。人才是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及保障，有了人才我们的群众文化事业才有了生命力和活力。然而，目前在我们的乡镇文化站及村屯文化室的建设中，欠缺的恰恰是人才的管理。因此把当地各种门类人才登记建册，录入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并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文化服务人才网络，是提高文化服务队伍质量的关键。其一，建立文化艺术人才专家库。分门别类的把各门类专家从事文化艺术的自然情况、教学情况、社会活动情况及联系方法做成网页展示出来，便于人们的了解。其二，建立文化艺术人才志愿者库。很多从事或曾经从事文化艺术教学及相关工作的专业、业余文化工作者，仍有意愿从事基层的文化艺术教育服务，且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的，我们可以将其纳入志愿者库。文化志愿者具有热情高，服务时间灵活等特点，将会成为文化服务业的主流。其三，开通网络互动服务。通过网络互动，我们可以即时了解和查找农民需要的人才信息。网络互动可以通过QQ和MSN等手段实现在线咨询服务。通过以上的网络信息储备，农民朋友可以足不出户地有针对性地找到自己需要的老师及专家，城镇居民也可以通过人才库及时了解和掌握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人才，对我国非遗技艺传承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总之，科学信息数字化服务，将会成为今后农村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快捷、方便，跨时空、跨地域的特点，将惠及亿万农民朋友。文化工作者应紧密联系农村实际，长远规划，边建设边摸索边服务，切实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论坛上，与会各方见仁见智，纷纷就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及趋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本社记者对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数字农村网项目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专访。
《时代》：您认为此次“新农村・新农商・新产业――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论坛”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中国数字农村网会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办者？
任殿国：众所周知，农村信息化建设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重点。然而，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农村信息化建设更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规划与推动，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本次论坛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搭建一个社会各界多方参与的交流沟通平台，让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关注和参与到农村信息化建设事业中来，集群智，汇民力，更好的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和“三农”事业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数字农村网会成为此次论坛的组织者，我想这是由我们“为实现中国农业信息化、现代化而奋斗”的项目使命决定的，只要是对农村信息化建设有利，对缩小城乡差距有利，对“三农”事业发展有利的，中国数字农村网就乐于并敢于去做。
《时代》：我国农业信息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您认为目前我国的农村信息化建设主要面临的哪些问题？又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任殿国：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布局分散，而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影响，广大农村地区长期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注入，尤其是缺少现代信息产业这一高端产业链条的带动与整合。同时，广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知识普及面还不够，农民对于互联网的不了解也成为制约农村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城乡信息资源的统筹和农民互联网知识的普及成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关键，而这也是中国数字农村网正在做的事情。一方面，“中国数字农村网”有效了整合以城市多年来发展积累的最具价值的商务信息资源和以农村地区有效市场信息资源，并建立起覆盖全国、直达城乡的机构服务体系，通过线上线下的完美结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超级市场。另一方面，项目还在全国各地有针对性的开展网络、农资、农机等各种实用农民培训，让信息化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好帮手。
《时代》： “为实现中国农业信息化、现代化而奋斗”的项目使命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数字农村网对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决心，我们想知道目前中国数字农村网项目运作情况是怎样的？未来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任殿国：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国数字农村网“诚实守信、关爱‘三农’”的理念和各项务实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面认可。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全国建立省、市、县及乡镇分支机构近1000家，培训信息员近10000名，在北京、山东、天津、江苏、河南等全国各地举办各类活动20余场次，产品代销等各项运营工作也在逐步开展当中。
“十二五”规划即将拉开大幕，接下来，我们将朝着规模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上市准备，我们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完善服务体系，形成一条全面的农业信息化产业服务链，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摘要]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都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教育工程，本文对这三项工程的资源整合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指出，加强三大资源整合是县级公共图书馆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当务之急。
1三项国家重大文化教育工程
1. 1现状
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一项用数字技术组织的，以网络形式发布的，具有双向使用功能的文化创新工程。也是一项惠民工程和德政工程。它将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网络传送到城市农村的基层文化单位，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公众所享用，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工程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实现以国家中心、省级中心为龙头，市级分中心为枢纽，县、市公共图书馆为基础，农村乡村和城市社区文化站、图书室为重点的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和农村乡村的公共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网络。汇聚其它文化机构的各类优秀文化资源，以及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让公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通过“天网”或“地网”可以方便快捷的享受文化信息资源。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在新形势下实施的造福亿万农民群众的一项功在当代、惠及长远的富民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
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实施的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促进教育均等，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惠民工程。
这三项工程的实施，给基层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1.2存在问题
1.2.1财力资源的重复投入和发展不平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都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虽然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实施的，但国家财政部均参与其中，其设备的投人均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的投人占有较大的比例。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互补隶属。虽然牵头实施的部门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三者的服务对象是基本上是农村最基本的群众，在服务平台、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终端设置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经过几年建设，贵州省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中心现已具备资源接受、制作、发布、人员培训的能力，数字资源总量近6.8TB。贵州省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从2006年10月全面启动以来，目前已建立了省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收集整理了可供基层收看学习的各类教学节目2800多个小时，建成乡镇、村和城市的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终端站点18000个，计划到2007年底完成终端站点16000个，约占全部建设任务的90% ，2008年将完成全部终端站点建设任务，基本形成全省城乡一体的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贵州省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也基本上普及到村级小学，基层网点也达到20000多个。目前，我省已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这三项工程中，无论是建立的乡镇和村级网点，还是数字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一个村既有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点又有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现象普遍存在，且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比较，设备投人和发展状况也不平衡。
1.2.2受人才资源的限制，工程的效益发挥不够理想
三项工程基本上都是依托计算机网络或者卫星传输、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为手段的高新技术来实现资源共享的。但是，在农村，特别是在贵州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县、乡镇的计算机人才十分缺乏，甚至有的乡村干部对计算机的认识还停留在表象阶段，威宁县支中心仅有3名工作人员，下属650个村级网点，几乎没有人懂得计算机的一般操作程序，各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工作人员也是有教师兼任的。各乡镇、村技术人员因工作关系，经常变动，往往接受共享工程培训的人很快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由于人才匾乏，一些偏远山区的乡镇因操作不当，造成设备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需要花很长时间到县城维修，甚至有的因经费困难干脆不去维修，形成设备闲置。据2007年9月的调查，威宁县650个村级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点，正常开展活动的不足70%，甚至个别村几乎全年役有开展活动。这种状况不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造成国有资源极大的浪费。
1.2.3数字资源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都把数字资源建设作为工程实施的重点，各自都在建立自己的数字资源。虽然各自的资源建设重点不同，但由于役有统筹规划，有许多数字资源仍然是重复的，打开各级各自的网站和镜像站，相同或者似曾相识的数字资源随处可见。特别是电子图书、影视节目等数字资源重复量较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资源传输也随之多样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远通联发[2006]1号)和贵州省委组织部、省远程办、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全省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黔组通〔2007]10号)要求，加强对“两项工程”的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推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网络优势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步骤。通过对“两项工程”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组织管理等资源进行整合，将有效地扩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覆盖面，丰富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目前，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汇集各类资源达35TB;“十一五”期间将达100T$以上，每个基层用户将拥有5万种以上电子图书、9000部以上数字视频节目和40个以上多媒体数据库的文化资源)，提升“两项工程”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2加强三大资源整合是县级公共图书馆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当务之急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相比较，虽然目前的发展规模、普及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就数字资源建设看，无论是数字资源数量，还是涉及社会领域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就成了当务之急。 令人高兴的是，进行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多次出台资源整合的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必须坚持“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充分整合各系统各部门现有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管理队伍、站点场所、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多方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因此，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的资源整合，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扎实做好资源整合，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正确政绩观，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作用，构建“远教搭台、部门唱戏、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多赢，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健康协调发展。最近，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文化厅已经就资源整合问题发出通知，拉开了资源整合的大幕。共享工程贵州省分中心还与省农业厅、省计生委、省环保局、省科协、省烟科所、省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商讨我省资源库建立的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全力配合共享工程贵州省文化资源建设。利用共享工程平台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我认为:资源整合，要立足于实现“多赢”，坚持统筹规划、密切合作的原则，明确资源整合工作任务，重点加大整合和协作力度，真正使“几张皮”变成“一张皮”。
2. 1整合墓础设施和网络资源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在省、市、县三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上进行对接，实现远程教育资源与文化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终端站点同时作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基层服务网点，为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播放文化信息资源。实行“一站(点)两牌”，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实现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共同使用。中小学远程教育播出平台要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播出平台对接，让文化信息资源和党员干部教育资源进校园。
我省于2006年底建立遍及遵义全市的“文化共享工程”县级分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初步搭建起市、县(区)、镇(乡)、村四级网络构架，成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运行五年来，第一家达到了“全区域覆盖”的地级市。2007年，国家中心再次向遵义市8个县配送了8套文化共享工程设备。2008年，8个县下辖114个乡镇全部配备文化共享工程设备，进一步完善了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
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建立以来，各支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利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为改变遵义市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欢迎，被有关媒体誉为“流动的数字图书馆”。
为确保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的资源利用最大化，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得到实惠，遵义市开拓思路，强化全局意识，打破条块和部门的局限，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与遵义市广电网络、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整合，实现了“多网合一、一网多用”的目标，创建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探索出一条西部地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在2006年6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经验交流会”上，被国务委员陈至立誉为“遵义模式”。
2. 2整合数字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省级“先锋在线”播出平台主页面，设置“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题栏目，播出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提供的资源。在各地州、县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大量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中小学远程教育服务，并不断开发整合资源。在数字资源建设上，根据各自的工作重点，既有分工，又有协作。
2. 3整合基层站点管理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的组织管理上，各县级支中心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规划，相互协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要科学制订基层站点的活动安排，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妥善处理相互的关系，合理安排收看时间，统一组织服务活动，确保服务管理和组织活动健康有效开展。要积极探索和总结工作规律，努力形成基层站点正常运行和维护的长效机制。
1.1现状
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一项用数字技术组织的，以网络形式的，具有双向使用功能的文化创新工程。也是一项惠民工程和德政工程。它将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通过网络传送到城市农村的基层文化单位，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公众所享用，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工程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实现以国家中心、省级中心为龙头，市级分中心为枢纽，县、市公共图书馆为基础，农村乡村和城市社区文化站、图书室为重点的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和农村乡村的公共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网络。汇聚其它文化机构的各类优秀文化资源，以及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让公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通过“天网”或“地网”可以方便快捷的享受文化信息资源。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在新形势下实施的造福亿万农民群众的一项功在当代、惠及长远的富民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
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实施的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促进教育均等，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惠民工程。
这三项工程的实施，给基层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1.2存在问题
1.2.1财力资源的重复投入和发展不平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都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虽然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实施的，但国家财政部均参与其中，其设备的投人均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的投人占有较大的比例。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互补隶属。虽然牵头实施的部门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三者的服务对象是基本上是农村最基本的群众，在服务平台、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终端设置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经过几年建设，贵州省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中心现已具备资源接受、制作、、人员培训的能力，数字资源总量近6.8TB。贵州省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从2006年10月全面启动以来，目前已建立了省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收集整理了可供基层收看学习的各类教学节目2800多个小时，建成乡镇、村和城市的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终端站点18000个，计划到2007年底完成终端站点16000个，约占全部建设任务的90%,2008年将完成全部终端站点建设任务，基本形成全省城乡一体的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贵州省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也基本上普及到村级小学，基层网点也达到20000多个。目前，我省已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这三项工程中，无论是建立的乡镇和村级网点，还是数字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一个村既有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点又有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现象普遍存在，且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比较，设备投人和发展状况也不平衡。
1.2.2受人才资源的限制，工程的效益发挥不够理想
三项工程基本上都是依托计算机网络或者卫星传输、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为手段的高新技术来实现资源共享的。但是，在农村，特别是在贵州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县、乡镇的计算机人才十分缺乏，甚至有的乡村干部对计算机的认识还停留在表象阶段，威宁县支中心仅有3名工作人员，下属650个村级网点，几乎没有人懂得计算机的一般操作程序，各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点的工作人员也是有教师兼任的。各乡镇、村技术人员因工作关系，经常变动，往往接受共享工程培训的人很快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由于人才匾乏，一些偏远山区的乡镇因操作不当，造成设备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需要花很长时间到县城维修，甚至有的因经费困难干脆不去维修，形成设备闲置。据2007年9月的调查，威宁县650个村级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点，正常开展活动的不足70%，甚至个别村几乎全年役有开展活动。这种状况不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造成国有资源极大的浪费。
1.2.3数字资源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都把数字资源建设作为工程实施的重点，各自都在建立自己的数字资源。虽然各自的资源建设重点不同，但由于役有统筹规划，有许多数字资源仍然是重复的，打开各级各自的网站和镜像站，相同或者似曾相识的数字资源随处可见。特别是电子图书、影视节目等数字资源重复量较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资源传输也随之多样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远通联发[2006]1号)和贵州省委组织部、省远程办、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全省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黔组通〔2007]10号)要求，加强对“两项工程”的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推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网络优势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步骤。通过对“两项工程”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组织管理等资源进行整合，将有效地扩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覆盖面，丰富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目前，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汇集各类资源达35TB;“十一五”期间将达100T$以上，每个基层用户将拥有5万种以上电子图书、9000部以上数字视频节目和40个以上多媒体数据库的文化资源)，提升“两项工程”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2加强三大资源整合是县级公共图书馆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当务之急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中小学远程教育相比较，虽然目前的发展规模、普及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就数字资源建设看，无论是数字资源数量，还是涉及社会领域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就成了当务之急。
令人高兴的是，进行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多次出台资源整合的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必须坚持“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充分整合各系统各部门现有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管理队伍、站点场所、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多方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因此，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的资源整合，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扎实做好资源整合，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正确政绩观，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作用，构建“远教搭台、部门唱戏、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多赢，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健康协调发展。最近，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文化厅已经就资源整合问题发出通知，拉开了资源整合的大幕。共享工程贵州省分中心还与省农业厅、省计生委、省环保局、省科协、省烟科所、省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商讨我省资源库建立的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全力配合共享工程贵州省文化资源建设。利用共享工程平台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我认为:资源整合，要立足于实现“多赢”，坚持统筹规划、密切合作的原则，明确资源整合工作任务，重点加大整合和协作力度，真正使“几张皮”变成“一张皮”。
2.1整合墓础设施和网络资源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在省、市、县三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上进行对接，实现远程教育资源与文化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终端站点同时作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基层服务网点，为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播放文化信息资源。实行“一站(点)两牌”，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实现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共同使用。中小学远程教育播出平台要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播出平台对接，让文化信息资源和党员干部教育资源进校园。
我省于2006年底建立遍及遵义全市的“文化共享工程”县级分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初步搭建起市、县(区)、镇(乡)、村四级网络构架，成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运行五年来，第一家达到了“全区域覆盖”的地级市。2007年，国家中心再次向遵义市8个县配送了8套文化共享工程设备。2008年，8个县下辖114个乡镇全部配备文化共享工程设备，进一步完善了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
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建立以来，各支中心、基层分中心以及基层服务网点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利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为改变遵义市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欢迎，被有关媒体誉为“流动的数字图书馆”。
为确保遵义市文化共享工程的资源利用最大化，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得到实惠，遵义市开拓思路，强化全局意识，打破条块和部门的局限，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与遵义市广电网络、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整合，实现了“多网合一、一网多用”的目标，创建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探索出一条西部地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在2006年6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经验交流会”上，被国务委员陈至立誉为“遵义模式”。
2.2整合数字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省级“先锋在线”播出平台主页面，设置“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题栏目，播出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提供的资源。在各地州、县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大量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中小学远程教育服务，并不断开发整合资源。在数字资源建设上，根据各自的工作重点，既有分工，又有协作。
2.3整合基层站点管理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的组织管理上，各县级支中心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规划，相互协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要科学制订基层站点的活动安排，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妥善处理相互的关系，合理安排收看时间，统一组织服务活动，确保服务管理和组织活动健康有效开展。要积极探索和总结工作规律，努力形成基层站点正常运行和维护的长效机制。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看到、看好电影，是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繁荣农村先进文化，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我市农村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多方努力争取，省文化厅、省发改委立项申报，国家广电总局、发改委批准同意，确定20*年在我市全面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这是推进我市农村电影发展一次难得的机遇，必将对我市农村电影改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市、县区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一思想，扎实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我市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取得实效。
二、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新思路，深化农村电影改革，探索建立多种所有制，多种发行放映主体和多种发行放映方式相结合的新模式，鼓励农村电影跨地区经营，促进农村电影放映规模化发展，增加并组织适合农民群众观看的片源供应，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目标任务：优化资源配置，理顺管理体制，培育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建立政府公益放映补贴新机制，结合乡镇文化基础设施规划，综合改造建设一批放映场所，推动露天放映与室内放映相结合，免费放映与有偿放映相结合，胶片放映与数字放映相结合，并逐步向数字化放映过渡，不断扩大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的覆盖面，到20*年全面巩固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
三、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政策措施。
（一）推进农村电影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动国有电影行业内部资源重组，整合市、县、乡各方面资源。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民营、个体等各类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以及跨地区股份制农村电影院线公司和多种形式的放映队伍，大力推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和机制创新，打破国有与民营单位和地区界限，促进农村电影市场化、规模化发展。
（二）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大力加强以“三网”建设（配送网、传输网和培训网）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是构建设备配送网，负责数字机及其技术维护，做好流动放映车和放映大棚等设备的供销配送工作；二是构建节目传输网，负责数字节目的订购、接收、下载和分发工作，做好节目的放映管理；三是构建技术培训网，负责技术培训，提供技术升级服务。培育发展农村电影院线，积极探索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的有效模式，建立各级数字电影服务和监管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实现数字电影放映信息化管理，形成覆盖全市乡镇农村、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数字电影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快捷、方便的电影数字化放映服务。
（三）加强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紧紧围绕农村中心工作，普及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重点影片、主旋律影片的放映。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扎实有效地开展农村中小学爱国主义影视教育活动，认真落实省文化厅等五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爱国主义影片放映工作的通知>>（*文市[20*]75号）精神，妥善解决学生观看爱教片的费用问题。紧密结合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实际，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放映知识性、实用性强的科教片，推进科技兴农，服务农民脱贫致富。
（四）组建商洛市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市农村数字电影发行和放映任务。各县区设立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服务站，属院线公司派出机构，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同等条件下原电影放映员优先聘用。
（五）建立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补贴新机制。各县区政府要改进对农村电影放映的扶持方式和以往按人拨款的财政投入方式，政府只买服务，不养人，不养机构。为确保农村数字电影的公益服务，国家统一实施农村公益放映场次政府补贴机制，根据中、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市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每场补贴标准为200元，其中：中、省财政每放映一场数字电影补贴标准为*0元，市、县区两级财政每放映一场补贴*0元（分担比例为2：8），并纳入财政预算。对农村电影放映单位的场次补贴，要引入竞争机制，对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一视同仁，采取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公开招标采购的方式进行，同时建立健全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四、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的长效运行机制
（一）加强领导。市上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广电局、市文化局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工作。各县区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此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把农村电影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考核，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和放映计划，足额落实场次补贴经费，为推广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建设队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逐步提高放映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技能。市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院线有限公司和各县区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站要积极主动承担农村放映员的培训工作，并按照标准落实好农村电影放映员放映工资补贴。各有关部门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电影放映单位和农村电影放映员，要予以表彰奖励。
但是，我们看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增加了城市教育的负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教育在农村的发展后劲不够，而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教育离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一章叫作“文字下乡”，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落后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他才提出了所谓的文字下乡。农村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缺乏知识的，他指出必须通过文字下乡来提高农村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脱离乡土社会。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的教育质量由于师资、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本身就处于一个劣势状态[3]。教育离乡现象的存在将会使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更大，进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一、社会变迁所涉及的主要方面
1.人口变迁
人口变迁包括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移动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人口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增长的势头。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加大，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就人口结构而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
2.农村社会的变迁
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的社会变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最近几年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都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3.教育体制的变迁
教育变迁作为社会变迁中的一大方面，对社会变迁起到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组成了教育体系的主要框架。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已经明显加强，教育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4.经济体制的变迁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由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国门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
二、社会变迁导致教育离乡的现状分析
1.人口流动与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会引发教育离乡，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广大农村学生进入城市接受教育，导致农村学生人数减少，城市学生人数增加。这就进一步要求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态势。据有关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为27.3岁，流动人口中有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这些人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领域，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在人口流动中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城市就业，而且这些农民工大多将自己的孩子也带到了城市接受教育。在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数量在逐年递减，有的乡村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甚至不到10个人，有的一个学校的总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个人左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农村中小学人数不断下降的现象已经迫使国家和政府对农村的教育资源采取有力的整合。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合并。很多村办中小学通过有力的整合在办学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我们看到农村中小学的合并对于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给他们带来了便利，而是增加了他们的上学负担，在许多山区小学，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寄宿制学校。因为撤点并校后很多学校离学生的家非常远，学生必须选择住校，有的小学生，年龄还非常的小，他们的自理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照顾自己的年龄。这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系统中，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化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
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的农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跑。”[4]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入而造成的。人们迫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开始盲目地向城市跑，城市犹如一个磁场在吸引着农村的人口。随着人口的流动，大量的村庄学校将在中国消失，教育资源的整合可能意味着中国乡村文化的没落与终结。人口流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会加快教育离乡现象的再次高涨。
2.城市化与教育离乡
城市化的推进已经让教育离乡问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最近几年来，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都在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例如户籍制度的开放，广大山区移民的搬迁，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等举措的实施，这一切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有关数字统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数量的42%，达到5亿多，这样庞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许多教育资源的集聚，教育资源开始偏离农村，从而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出现了教育资源的离乡，虽然在现阶段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农村所占有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相比微乎其微。在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资源大量缺乏，校舍等存在很大的隐患，农村教育处在崩溃的边缘，最近几年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的学杂费，以及蛋奶工程的实施，还有大学生支教等项目，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但是从根源上还没有解决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6]。
由于城市化不断发展，教育离乡现象在削弱农村教育的同时对城市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许多城市的中小学班级人数不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于城市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在投资城市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给予农民工的子女免除借读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促使了农村孩子向城市的集聚。总之，城市化的加快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教育质量的差异，进而走向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现实中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他们和其他种种因素相互聚合构成了社会变迁。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变迁虽然导致了教育离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从全局出发，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离乡的现象还是可以控制的。
三、扭转教育离乡的途径
1.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减少人口流动
当前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农村贫困落后的局面。广大农民为了摆脱这种遭遇而盲目地向城市流动。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农村的整体面貌还有待改善。这就要求国家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要让农村真正地富起来，走上小康之路。最近几年来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来扶持农村的建设，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免除，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这些惠民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力度还不够，农村贫穷的现象还存在着。
对于农村的扶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想办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这其中包括农民的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孩子接受教育的质量、享受的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只有这几个方面总体得到了提高，农村才会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比如兴办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当地的剩余劳动力，鼓励一些大型企业向农村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农村的有效扶持将有力地控制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对中国最近几年来存在的教育离乡现象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的有机统一。
2.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发展
当前情况下，从全国的教育投资来看，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在有的少数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务还没有得到保障，还存在适龄学生无学可上的现象，有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师资得不到保证，学生们坐在危房中读书的现象很常见。在城市，学生享受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教育设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而且还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这种公平的缺少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所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现象，许多家长宁愿花高昂的代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接受教育，这使得很多农村的学校变为空校，农村的学校不得不实行撤点并校措施来应对这种现象。所以，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要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师的配置上下工夫。要继续鼓励师范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城市学校也应该帮助农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农村学校在教学方法，管理经验上一定的指导，城市学校可以和农村学校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子，加强城乡学校之间的交流。
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应该对农村有所倾斜，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要给予农村相应的支持。在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加强与城市学校的资源共享和交流，促使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农村与城市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过大现象。政府不但要发挥作用，而且应该与社会福利与慈善机构携手来解决经费的问题。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而停滞不前。只有农村的整个教育水平上去了，才能相对缓解农村学生的外流现象。
3.全面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
当前情况下，随着教育离乡现象的发展，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重点高中与重点大学来自于农村学生的数量在逐年下降。在中国农业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中，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自2002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这与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落后现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农村教育质量的下降，也与农村的师资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的农村师资力量求大于供，农村许多的教师，还是由以前的民办教师转化而来。教师的年龄普遍较大，这些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都比较陈旧，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基本都不是所教专业出身，大多数教师在课余时间也还进行着农业生产活动，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教师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只把教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进取精神。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在加大对于农村学校教师培训的同时，必须加大农村学校的教师与城市教师的交流力度。尤其应该多与城市的年轻教师交流，接受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办一流教育，才会出一流人才，才能建一流国家[7]。城市化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对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政府来说，却不能借口社会变迁而放弃自己提供公共生活服务的职责。农村社会的没落与教育离乡有很大的关系，乡村教育盲目向城市转移，会使中国社会走向单面化，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伴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在加快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只要采取合理措施，教育离乡现象在中国还是可以得到扭转的[8]。而要做到这一点，从公平教育投资、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出发，大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改善甚至大大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和人才而停滞。扭转或缓解教育离乡，不仅是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负责任之举，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吴忠才.论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当代教育论坛，2007.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 李守金.农村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