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2 10:15: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的历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考情分析】
[ht6]年份题型考点
2010年选择题儒学社会地位的提高
2010年选择题宋明理学
2011年选择题儒、道、佛出现融合趋势
2011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人画的特征
2012年选择题诸子百家的思想
2012年选择题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
2012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
从近三年新课程地区的高考试题看，本专题主要考查的内容是儒家思想的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尤其是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阶段本文由收集整理性特征，更是考查的重点。这突出说明新课改形势下高考依然注重对主干知识的考查。第一，对于“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主要考查儒家代表人物及思想，兼顾其他学派的思想，对东西方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学生复习时应注意掌握儒家及其他学派的思想内容，并能灵活运用；从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外思想家的主张。第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点考查董仲舒儒学的内容及影响，学生复习时仍要以此为重点。第三，对于宋明理学，主要考查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学生复习时要对理学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加以关注。第四，对于明清之际活跃的进步思潮，对李贽的思想考查较多。学生复习时仍要重视这一点，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要稍加注意。总之，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专题在高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复习时应高度重视。
一、初中教育阶段德育课程设置内容与儒家思想融合解析
初中思想政治课本基本按照每册三至四个单元，七至十节课为主的模式进行，学校课程设置基本按照每周一至二节课进行。内容时兴，时段合理。《论语•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既“悦”，“乐”既“笑”。愉悦地去学习，高兴地迎接远方来的朋友，这种笑对人生的态度正是儒家哲学所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现行七年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人教版）的第一单元就从“笑迎新生活”打开了中学生德育教学的第一扇窗户。认识新自我，过富有情趣的生活等内容和儒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所体现的飘逸、洒脱精神毫无二致，能够积极入世，而且以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态度处理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境界，也是青少年学生处事立身的一种大境界。七年级下册安排“做自尊自信的人”“做自立自强的人”“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三个单元内容，着重强调“人”和“仁”的重要性。儒家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以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等思想以一贯之。也只有自身首先学会立德立人，自强不息方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敬佩。八年级上册，“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交往艺术新思维”分别从爱人、爱友、爱朋友、爱社会等几个方面突出了“仁爱”思想的重要性，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既“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平行而进的孪生兄弟，儒家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孟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盖棺”（陆游《病起》），八年级思想政治课本下册“权利义务伴我行”“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的文化、经济权利”“我们崇尚公平和正义”几个模块内容和以上儒家修为息息相关。责任、使命和理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苏轼认为，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儒家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教会学生“志存高远、博学笃志、壮心不已、不辱使命”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九年级是学生成长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即将步入中考，即将进入更高一阶段去学习，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更为成熟。“承担责任服务社会”“了解祖国爱我中华”“融入社会肩负使命”“满怀希望迎接明天”四个模块融入了儒家入世精神之精髓，为青少年学生及早地以敢于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去面对未来的新世界而做了坚实的道德铺垫。
二、高中教育阶段德育课程设置内容与儒家思想融合解析
人教版高中政治课程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建构而成，贯彻了整体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德语课程体系的思路，既突出生活主题的系统性，又体现了内容目标的渐进性，由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几个方面的内容而构成了完整的学习体系。其中，“文化生活”与“生活与哲学”两个模块尤为突出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现行《全日制普通高中政治课程标准（实验）》认为，德育“课程要重视高中学生在心理、智力、体能等方面的发展潜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各种生活关切的同时，恰当地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关注社会发展，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1]拿“文化生活”模块内容来说，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文化与社会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坚强努力才真正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永恒发展。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文化之根在于儒学，中华民族之精气神在儒学精髓。有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思想的点滴灌输，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的吸引力、渗透力。第二，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有利于促进素质提升的综合性、全面性。第三，儒家思想的科学扬弃，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提升。……尤其是儒家文化提倡的自强、自立、自信的精神，对于培养当代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2]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切时时指导着人们热爱和平，自强不息，实现自我，崇信和谐。高中德育教育旨在使学生徜徉在文化的海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修身正己，从而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中庸”思想，不违背仁义，也不违背现行社会发展需要，相反，正是中庸之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思想指导人们以一种自然坦诚而又在方圆之内和谐处事的一种思维方式。
三、儒家文化指明了青少年德育发展的未来导向
思想源自于生活，生活创造文化，只有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才能思想博大精深。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文化思想和其他文化形态不断相互冲突、交汇、融合，逐步成熟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形势。当下的社会纷纭复杂，青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极易走向偏颇，通过德育教学，教学生崇尚科学和理性，把握生命和智慧，拥有知识和力量，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的德育精神水平，正是德育课程设置和德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德育课程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的思想。德育课程贯穿了儒家知行并重和道德逐步提升积极思想，“在修身正心的方法上，重视人的自觉性，重视在实践中的思想转变，明实理，做实事，强调知与行并重。儒家认为，人的思想政治态度的转变，伦理道德的升华与进步，是按照社会要求不断地‘内化’为自身素质的过程，它既不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又不能坐而论道，而只能在实践中去完善和提高。曾子声称，‘一日三省吾身’，既说明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也说明了这是在‘行’的过程中来不断完成道德升华的。”[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青少年只有在求知求学的人生历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知行合一，才能正确弘扬传统，把握未来。总理说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修志，旨在整理国故，传承经典；问道，旨在探求精髓，弘扬文化。儒家思想是“宁静致远，明德至善”的优良哲学，也是开启未来之门的金钥匙。所以，德育教学课程的设置，既是青少年了解儒学文化的积极平台，又是弘扬民族文化，正确把握未来的有力抓手。
作者：于兴雷 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核心素养”包含两个概念，核心素养和历史素养。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和能力。”[1]“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2]。
新课改后的高中历史教材（以人教版为例），图画、材料多了，文字表述少了，很多知识点都“隐”了起来；加上教材编排重专题，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容连贯性不强。因此，挖掘利用隐性知识非常有必要。
高考《考试说明》在“关于知识的考核深度”中指出：“高考命题对于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文综高考和各省高考试题来看，考查“隐性知识”的比例和范围都超过前几年的要求。以2016年的江苏高考题为例，第12题涉及印度支那的概念问题，就属于隐性知识。
综上所述，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需要来看，隐性知识都是如此重要。但是，作为教材的重要内容的隐性知识，在常态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善于发掘隐性知识，利用隐性知识，对于丰富课堂内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着实提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重大意义。
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实际，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三的第一单元为实例，我发现课文中的一些总结性、表述性的隐性知识内容，教师如果设置有梯度的设问，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就大大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切实提高历史素养。而且，如果放到复习课当中应用效果更佳。
1.第一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教材对于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是这样表述的：“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取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3]结合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几个问题：其他学派主要有哪些？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思想是什么关系？战国时期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如何？通过这样设问，引导学生学习并补充：儒家思想尽管是后世的正统和主流，但在战国时期只是“百家”之一，绝不是最受欢迎的主流思想。再引出战国――秦朝――汉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通过这样挖掘，既拓展了知识，使得课文内容平稳过渡，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在愉悦讨论求索的过程中能力素养得到了提高。
2.第二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代儒学的影响表述为：“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段表述如果应用在单元复习中，让学生以表格形式概述儒学发展历程，并对这段话进行论证，就会起到良好的知识引领和素养提升作用。部分学生对宋明理学和明清进步思想家思想会有种错觉，感觉儒家思想消失不见了。实际上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好，甚至明清之际的几个进步思想家，他们本质上都是儒学家，他们只是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思想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促进儒学不断丰富与发展。
3.第三课“宋明理学”，对理学的影响是这样表述的：“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理学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教材言而不明，但是从考试和历史素养的养成角度看，这段隐性知识的补充非常必要。
政治上，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体系对规范人心，重振纲纪，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教育上，为了传播理学，宋明重视教育，促进书院教育的勃兴。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大家都曾参与其中，对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伦理道德上，中国文化中的注重气节、品格、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是理学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积极产物。
当然，强调理学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回避理学为君主专制服务、强化思想专制、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消极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与挖掘，增加课堂容量的同时，对学生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
4.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最后一句这样表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是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的？引导学生讨论后列表概括：针对“君权神授”，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继承先秦孔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主张；针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思想，并继承传统儒学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主张；针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
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表明历史课程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教材为载体，对隐性知识大胆发现、巧妙应用，必将有助于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也必将为课程改革书写华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钟启泉.核心素养的核心在哪里――核心素养研究的构图.中国教育报，2015-4-1.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教思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气质
一、引言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我国人民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智慧。
从雄伟壮丽的宫殿，到多姿多彩的民居;从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到奇巧别致的宝塔桥。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继往开来，博采众长，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建筑文化也曾光辉灿烂。建筑艺术在历史长河中就是一种文化，在延续中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中国传统建筑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经历了几千年。
二、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礼乐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这肯定有它的道理，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礼乐为基本框架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
我国传统建筑的审美价值是和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密切关联的。在商周时代，不管是我国的中原、西北还是江南，人们的精神理念都是由鬼神观念占据，正常的人性被紧紧地束缚着。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为激烈的变革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创造成为了主流，百家争鸣，诸候蜂起。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我们所说的理性主义，它承前启后，在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传统观念的同时，又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单单从思想、文艺领域来说，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儒家把传统礼制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把一种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利益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心理学解释，从而也就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而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而为服务和服从于人”。而道家，避弃现世，但却不否定生命，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在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上充满了感情的色彩，因而，它以补充、加深儒家文化而与儒家文化共存，形成了历史上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现象。以上这些观点的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才促成了秦从某种严格的礼的秩序出发来进行建筑布局，即使是秦代开始的园林建筑也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百代皆沿秦制度”，一切都遵循着秦的建筑规范。显然，理性贯穿了中华民族建筑的始终，决定并影响着中华民族建筑的发展。
三、传统建筑中儒家与道教思想融合的体现
我们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看，儒家和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进程。并且，二者又相互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征。显然，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华民族建筑的始终，尤其儒道思想，决定并影响着中华民族建筑的发展。
儒家思想中讲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纲常伦理制度造成的等级观念及中庸思想，在建筑设计和布局上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组织关系中是以血缘为纵向，以家族关系为横向组织起的社会制度，从而体现在建筑布局设计上，中国的传统建筑以群体组织关系为长处，体现出社会组织关系。在轴线设计上，以南北纵轴线作为重要布局，以东西横轴作为辅助轴线。以中轴线作为中心，按照轴线对称的方式进行，在不同坐标点的建筑，直接体现出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及等级，轴线对称布局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等级观念及中庸思想物化的集中体现形式。故宫设计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体现，故宫的庞大的建筑群落是中国最大的四合院，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的儒家等级制度，主次分明地对布局进行设计，分为前朝后寝。前朝是帝王处理政务的地方，后寝是皇帝、皇后生活起居和处理日常公务及举行内朝小礼仪的场所。在故宫的设计中采用以纵轴线为主，以横轴线为辅的方式。在轴线的前半部分正中央依次排列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轴线的后半部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在左右横轴线上，为配殿和东西六院。组织关系严谨、有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不仅融合了佛教诸派思想及玄学的思想所长，并且结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成为与儒家传统文化并重的一派。
在儒家、道教思想的融合中会发现它们的连接点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于先秦时的儒家，在汉武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不把自然看作和自己不同。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有“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而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人艺术心境与自然融为一体，“崇尚自然，归法自然。”因而也体现在建筑设计，园林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中建筑以群体取胜，重群体的组织关系。注重和环境的关系虚实结合，以含蓄的线条与大地相依，向铺陈的组织形象体现了与自然相适应的观念。建筑外部造型虚实相依，轮廓柔和，线条流畅：屋顶设计为反曲线和轻巧多变的翼角，表现出与自然相融洽的观念。在建筑主体设计中对房屋基础和方位选择的极大重视，形成我国所有的人与自然朴素的哲学观念，即“风水”。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结构框架系列的优点，因而在最大限度上形成了室外空间完全流通在一起。但在园林设计上注重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把自然美与人造美统一为一体，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学术观念。在室内设计中，儒家的“天人合一”也表露无遗，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设计师所遵守的设计哲学的运用人力巧夺天工，不露人工修饰的迹象。
四、结语
古代的建筑有过许多的辉煌，有许多建筑上的奇迹至今仍让我们不敢比拟，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我们要认识了解的还很多，所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建筑的创新与继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主编：《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罗哲文主编：《礼记・礼器》（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生态文明；儒家；和谐共存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的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以人的自我觉解的方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可持续发展途径解决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历程一直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标准为目标，用短短的几十年走完了欧美等国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当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时，我们依靠粗放经营模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开始显露。频繁爆发的地质灾害、越来越多的雾霾天气、范围越来越广的沙尘暴等等都在警示我们生存环境日渐恶化，时刻提醒我们：杀鸡取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状态，最终受害的是人本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思想由来已久。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主张敬天爱人，要求人们合理的追求物欲，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强调通过身心物我和谐的方式解决人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这些思想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儒家认为，人有物欲追求是正常的、自然的，但它只是人的生存的最低层次，如果我们满足于此，我们就和大自然的其它生物没有什么两样，人应该有更高的生存状态，全部的文明都是为了这个更高的生存状态，孔子用“质”（天然的、未被社会化的）与“文”（人为的，社会化的）两个概念代表这两种生存状态。按照孔子的观点，处于“质”的阶段人生是低质量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真正价值，人的发展是不全面的，是低层次的，生命的巨大潜力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因而人的行动受到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是不自由的。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有发展到“文”的阶段，理性主导人生，我们对人生有了自觉的认识，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激发出来，在精神上我们摆脱了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生命的价值得以体现，人的自由才是可能的，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在精神上超然于一切外在的制约，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矛盾中超脱出来，人和他的生存环境和谐为一体，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个状态代表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他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性中各个方面得以全面展开。
“天人合一”的思想表明儒家非常看重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不仅指社会环境，还指自然环境。在儒家的思想中，自然被纳入到个体自我成长的外在环境中，更多地展现出人文的涵义。儒家认为自然只有置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彰显它的价值。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对自然环境可以为所欲为。儒家要求统治者要应时而动，不要破坏自然规律，要爱民节用，不能无止境的索取，通过人的自觉行为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人的生存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知天乐天：积极构筑身心物我和谐的生存之道
儒家思想中有一个主导思想，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主宰。人贵于物的根本在于人有理性，可以感知天地万物之变化，把握宇宙生成变化之奥秘，因而把握人生的发展方向，可以自主的进行人生的抉择。
首先，作为一个自然生命有机体，个体遵循自然的规律，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人的生物性的成长；不过，生物性的成长不能代表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更多的体现了人的生理机制的完善，对于一个生活在既有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来讲，成长主要是由人的自然存在状态（自在）转化成人的社会存在状态（自为），“成人”意味着接受文明的熏陶和洗礼，这一过程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学习、遵循社会规范到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成就，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个体行为的自我抉择，个体的成长展开为从自在到自为到自在又自为的人格的追求过程。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意味着人的心智的健全发展，理性能力的不断展开，相对于自然生命来讲，人格生命才是人的存在意义所在，“成人”意味着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人生的理想目标就是成为一个自主自在的人。
要成为自主自在的人，就需要协调人的双重存在的矛盾，使身心物我和谐一致。人的存在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作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人有感望和需求，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向自然索取，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人的行为又受到理性的支配，如何协调人的双重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认为，解决的办法不是退回到饮毛茹血的原始状态，而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自觉行为来化解，即通过道德实践活动，个体的成长展开为从自在到自为到自在又自为的理想人格的追求过程，人生表现为人的自然天性经由理性的辖制，个体自我成长、纳入文明仪轨的过程，儒家把这个过程看作个体生命的终极目标，通过个体的努力，不仅充分展现了人之为人的本性，而且构筑了一个知天乐天、心物和谐的生存观，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三、义以为上：注重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儒家把人的感性和理性两个生存层面称之为“理”与“欲”， “理”与“欲”的矛盾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义利之争。儒家认为满足个人物欲、追求财富并没有错，关键是取之有道。逐“利”是合理的，但只是实现“义”的方便手段。简言之，就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不能不择手段，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不能把自己当成赚钱工具，也不能把别人当成赚钱工具。要尊重每个人生存的自我意愿，不能强迫他人、利用他人，甚至以牺牲他人的幸福达到赚钱的目的。从这一思想出发，儒家反对杀鸡取卵式、追求短期效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活动中不鼓励单纯的追求利润的行为，而是遵循“义以为上”的原则。
儒家的义利观从人的自我成长需求出发，要求合理的追求物欲，克制自己的欲望，提倡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注重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它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也是一个整体。只有舍弃了只顾眼前利益、只顾个人私利的狭隘的经济发展意识，注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体性，尊重每个人自我发展的意愿，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成长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持久的。同样地，只有舍弃了盲目追求物欲满足、不顾大自然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解决人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良性的持久的发展才是可能的。自然只有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才能彰显它自身的价值，而在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中，我们的价值观也得以不断完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不断进步，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是一个整体。
四、小结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独特的东方文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要积极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而且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有选择的“拿来”，方能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观。鲁迅说，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就此而言，源自本土的儒家思想观念能够为中国建立新型的生态文明观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勾承益、李亚东译释.论语白话今译[M].中国书店，1992.
[2]朱熹集注.四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内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在价值取向和动态发展历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当前法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这里将儒家法律文化的整体特征主要归纳总结为“无讼是求，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天人合一”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三个方面。
(一)无讼是求，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它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中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法律文化则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谐，排斥竞争;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耻辱，在此影响下，“无讼”是其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无讼是求，以和为贵”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针对诉讼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认为诉讼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这与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背道而驰。因不主张诉讼，且诉讼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的价值取向，造成“讼师”职业也历来受人鄙弃，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对“兴讼”“滋讼”“聚讼”及“讼棍”等进行惩罚。因此，对“无讼”的推崇必然导致“贱讼”观念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畏讼”，可以认为它是“无讼”价值观取向引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德主刑辅，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德主刑辅，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为政以礼”，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战国时期的荀子则主张“性本恶”，“隆礼至法”，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了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从此，“外儒内法”的正统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以《春秋》“微言大义”为准则实行“论心定罪”，主张“《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三)以民为本，礼法结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民”的“关注”和“重视”，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主张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实行仁政。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主张，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儒家“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挥到极致，“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融，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显著特征。其中，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条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也结束了汉代以来“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价值取向，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儒家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及儒家法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中国古代法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挖掘和运用的东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打破“法律万能”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法律万能”的论调悄然降临，这种论调无疑是不利于当今法制建设完善的。法律不是万能之器，因此国家法制建设应该遵循德、法并用，实行综合治理。自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民族救亡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当代西式民主法治观念曾一度甚嚣尘上，“法律万能论”也曾风靡一时。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因现实社会复杂多变，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滞后性，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传统，“少讼”“厌讼”观念及“礼法结合”思想影响至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法律“万能误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结合实际国情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也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法律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制。
(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儒家道德法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加强和谐法治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和谐社会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这些内容是和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诚信友爱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曾提出“舍身取义”之说，千百年来被人传颂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礼记•乐记》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言曰:“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可见，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繁荣发展特色文化，促进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管理；儒家；“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53-02
现代由于科技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管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管理的矛盾，加之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在另一个方面暴露着西方管理学的弊端。所以现代管理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本文就儒家思想中“善”进行分析，发掘其对现代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性“善”
管理学从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到当代管理学与东西方管理学的互动与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对于人性的假设一直是管理学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斯密、法约尔等人的“经济人”假设，到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马克思“全面发展的人”和现代管理的“复杂人”，以及当代管理实现中的“博弈人”和“文化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作为行为管理科学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因为在每一项决策和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设。而且管理是人本管理，它不应该是对人性的压制，而是对人性的张扬。如果不研究人性，就不可能把管理做好，要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管理。这样管理才会有效率。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思想，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儒家思想，整个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儒家认为天地间家人是最宝贵的。既然是管理人，必然从最基本的人性来分析。孔子《阳货》中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包含这人性善恶的萌芽，具有发端意义。这里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孔子并没有展开解释，只是说人的本性原来差不多，只不过由于环境和教育习惯不同，而使人的习性差别越来越远。对于人虽然“性相近”，但是并不完全相等，而是有不同的等级之差，由于智慧、认知能力的先天性而分为不同等级。
到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继承孔子的学说，从“性相近”发展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首先从人性出发，提出它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人”的本质。这就是作为人所持有的善德，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他认为人性的四种德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共性，从而主张人性平等。而这些先天的善的萌芽，就是“善端”。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是一种精神到物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扩充善端，主要来自于个人主观的修养，通过自我追求以达到善的目的。
而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只能是作为人的形体、感官的自然本能属性。而不是以孟子的天赋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人性。人性的物质欲望是本性，如果不加以节制肯定是“恶”的。至于善则是后天的人为努力的结果。荀子把恶放在人的本望上，而把善放在后天的认为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对立。因此他提倡“化性起伪，积善成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实质都不是张扬人的自然性，而是教化人性善的方面，赋予规范和约束的必要性。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美国的麦格雷戈的X- Y理论有相似之处。X理论是人性本恶，认为人们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人们的工作本性是被动的。所以应该用各种方式加强监管措施。Y理论是人性本善，认为人们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主张用人性激发的管理，使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会趋于向工人授予更大的权力，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机会，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X—Y理论阐述了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的内在关系，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不可能存在着工作懒惰和勤勉的本性，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要还是决定于人们在工作中能、责、权、利是否能够统一。所以对于加强工作监控还是松弛的管理方法都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儒家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主张对于现代管理的人性管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的X—Y理论有一定的先进性，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向“善”，这样个人有了“善”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仁“善”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关系。在组织管理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团结。团结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反，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就缺乏凝聚力，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感情关系就会破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加剧，试问一个组织像一盘散沙似的，如何能够承受住困难和挑战呢？但是如果成员之间的感情融洽、关系和谐，他们就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齐心协力地工作。可见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效率和组织效益的好坏。
在儒家的“善”关于人际的关系的理论的是“仁”，“仁”字是二人，原指两人关系，尤其在春秋时期应用更加普遍，孔子看到春秋战乱，民不聊生，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让统治者宽厚待民。在论语中，有109个“仁”字，作为道德原则使用有大约105次，足见其在孔子“善”思想中的地位，而“仁”最基本的是“爱人”。子曰：“爱人”就是爱人，相互关心，互相体谅，帮助别人，同时人要自重自爱。这种爱人是广泛的，不仅在家族、贵族、城邦、还要推广到普天之下。这种爱和西方基督提倡的博爱有相似之处，都是提倡广泛的爱别人，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但西方更强调无私，无阶级，没有等级差别。“仁”的实质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缓和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使社会安宁。在不同的阶级中“仁”发挥着它的不同作用，在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仁使他们协调一致，维持原有的等级和特权。在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仁使前者宽厚，后者恭顺。在一定程度上让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但是孔子的仁具有一定人道主义，它提倡泛众爱，把一切人其中包括奴隶当人看，这也是其进步的一面。
西方的企业管理中，过去一直非常注重目标、制度、结构、战略，缺乏对正确价值观的强调；注重强调企业经营的非道德性和法律的制约，忽视伦理规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片面地把个人视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关注个体的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忽略对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等关系的协调。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突出普遍和谐是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以人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仁”的最高境界“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整个企业的员工时，采取思想疏导、道德教化的手段，对员工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满足员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先让员工有所得，才能让员工心甘情愿、齐心合力地为公司作出贡献，这样，管理者才能实现其管理的目的，提高公司的利润、创出业绩。管理者要认识到人是管理的主体。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管理者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让员工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更自觉自愿地为企业服务。
三、和“善”
只有正确认识和引导人性的“善”和正确处理和调节人际关系，才能达到管理的“和”也即管理善之美。儒家向来重视“和”，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以和为贵”的命题，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管理的五大职能的目的是实现各要素的最优组合与和谐运作以达到过程最优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管理不仅是各要素和各功能之间的和谐，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和谐。过去管理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性管理，实际是对管理的一种误读。这种管理与管理战略的全局性和长期性发展相违背，只能使管理走向失衡，企业的管理走向死角，只有让失衡的管理重新回归和谐，实现和谐管理，体现和谐精神，才是现代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管理学的这一和谐走向，赋予了管理学以全新的和谐内涵。
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比西方唯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企业要使自身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团队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一支充满团队精神的高绩效团队，是企业决策层的管理目标之一。要尽可能使该支队伍趋向于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望，有着相近或类似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以致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团结进取。
其培训的着眼点不仅在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更要让员工对公司和企业文化的认同，这样才能把理念传达给合作伙伴和客户，以及整个医药行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方针，办公室注重人情味，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根基，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将这些思想灌输到全行业，进行规范行业秩序以达到良性循环。在激励方面注重员工的物质保障和福利的同时，激发员工爱国爱家爱公司的热情等等。这种正是现代社会的企业所学习和运用的原则。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以人为本 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 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实际的历史可能更长。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构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缔造了繁荣、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道路,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关注人本的伦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主张争相辉映,盛极一时。到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从各种学说中逐渐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成为“官学”。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指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转换,继而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转换,中国文化逐渐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专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从孔子“恭、宽、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不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专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过人的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强调人为帮本,强调人的修为,强调入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
2.从文化的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体的,人就必须关注自我,强调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儒家认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克己安人,强调人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
3.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和而不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创立初期到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从秦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的佛教东进,从草原文化到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充满着渗透、融合和变革,但始终是“和而不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认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自身的积极修为;佛教文化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适应佛教的因果轮回,也体现了儒家的现实修为,提出不仅要“修现世”还要“修来世”的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博怀,“克己致礼”的谦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无不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
管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自身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人自身的积极修为,实现经世致用,达到管理别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响和管理天下的宏伟目标。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本与末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就是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开创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学的管理哲学和思想,进行了人类历史时间最长,规模和范围少有的伟大管理实践。从华夏始祖的教民农桑到秦王朝统一中华,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元朝的中华版图到大清的“康乾盛世”,从万里长城到四大发明,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中原文化到华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缔造了一个个历史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宝库,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1.西方现代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脉。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神的宗教文化,其基点是人对神的敬畏和遵从。神是万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动的,人是罪恶的,对人的管理就如同对物的管理,就必须按神的意志制订规则和律法,实现对人的管理
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管理,其起点是对物的管理。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注,管理学科中的行为科学也强调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产,对人的管理也是把人当成物来管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从本源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实现自我管理为出发点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样的。
2.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
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罗马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中世纪末,中国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使西方两只眼睛盯着上帝逐渐改变为一只眼睛看着上帝,一只眼睛看着人,人本主义逐渐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融合更新和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思想、政治和产业的三场变革以后,到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新兴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专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根据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把管理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代时代。西方管理从对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当机器的科学管理,到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才开启了社会人时代,再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当代时代,更加重视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渐将尊重人,理解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升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从物到人的演变。从西方管理的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
1.中国周边国家的管理实践证明中国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2.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本土化其实质是对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与理解,西方公司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与实践,结果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许多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实践。
3.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也必将影响世界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大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管理在帮助人类实现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帮助人类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独自承担,必须凝聚全人类的智慧。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4.中西方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地球村日渐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将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内核和元素,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几千年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和核心内容。中国管理现代化应正本清源,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思想、理念和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变化、适中的思维习惯,大力弘扬爱国爱民,责任奉献,修己安人,信义忠诚,和谐中正等核心价值和精神,摈弃人情过重,人治过滥等弊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未来。
西方现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东方管理,中国现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国现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理念,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谱写人类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 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张岱年 方可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读书是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读书是自我情志的陶冶和自我完善的过程。读书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人类文明通过书籍保存和传播的，读书是学习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的过程，从而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历程，以史为鉴、即古至今把先人的智慧和处事哲学以发展、创新的思路应用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实践学习的价值做到有的放矢、学以致用。
孔子的弟子在孔子故去之后留下记录他言行的一部光辉巨著——《论语》这是为数不多的儒家经典之一。宋朝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学院，推崇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学习他的思想、感悟他的人格、体会论语中蕴藏的深奥的处事哲学。读论语、学习论语中的儒家思想是力求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潜移默化也有儒家思想的印记。事实证明了《论语》是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而存在的永恒的思想。《论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凝成的精华，是可以影响人一生让读者受益一生的一本书。
读《论语》是一种精神的探索，每次读都是对内心的一次荡涤。感悟圣人的思想、聆听圣人的教诲，从而改善自我的思想的偏移完善自我的心志、坚定自己正确的信念，在论语中汲取养分指导工作和学习。
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你是君子吗？心中有法的概念吗？每读到此便要扪心自问，深刻体会内心的道德。告诉自己做一个品行好的人，心中要有法的概念，做事情要有道德的约束，心中要有是非观念，做人做事要有原则。做到问心无愧对待外物的诱惑和利益要有清楚的认识，不要因为营头小利而迷惑放弃自我的理想和信念。眼前的小利益和自我的人格自我的理想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以“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思想时刻掌握自我前进的方向完善自我，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发展和道德层面的需求。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在工作中一定要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把自己置于较低的位置，以便更好的学习先进的工作经验和先进的工作方法。工作中就是保持要多听多看的习惯，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即使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也会有不懂不明白的事情，所以要少发表个人意见，说话的时候要谨慎切合实际情况。这样就会少些抱怨和不满的情绪，工作就会显得轻松自如。即便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也要谨慎行事。保持谦虚、平和的心态，在工作中就会少些过失，不至于有让自己悔恨的事情发生。以谨言慎行的工作态度去对待每一项工作，你就可以获得来自工作的奖赏取得成绩在工作中增强自信逐步迈向成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我们的圣贤有这样的感慨是值得我们后辈人学习的，发展变化的思想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见证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是站在圣人肩膀上看着历史发展，社会的进步的幸运的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理解圣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必将影响我们在新社会新时期创造和发展的思路，把古老的经典运用于现今社会的发展是新时代新青年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随着时间的流逝《论语》的魅力会更加的光鲜，会更加激励后世人去创造和创新。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实现新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的学习，更加深刻的去把握《论语》内在的主旨和精神，创造更大的财富和社会效应，以儒家的仁德精神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与科学发展。
读书可以知理，读书可以明智。新时代读书是必然的需求，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更多的经验，用以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抓住新时代的新契机融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潮中去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和理想。通过读书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学习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 韩国影视；儒家文化；文化心理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和它们的影视产业。
东方人着重努力、西方人重视能力是简化了的结论。受此影响，首笔者早期的一些论文也用过“华人究竟是较聪明些还是只不过是较勤力些”这一类标题。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开始进入话题，也就出现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学习者”这个名词。“儒家”这个观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台。笼统言之，它包含两岸四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但确实指哪些地区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届东亚数学教育会议上，一位新加坡与会者不同意新加坡属于“儒家地区”，因它是一个多种族国家。Hatano＆Inagaki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数学课堂大有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区域应否视作一个“儒家地区”。而当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及后时期被摧毁时，我们也很难解释中国内地的情况了。难怪如有学者指出“我们找中国人找错了地方”。
中国文化与考试文化
对于任何社会现象，学者们寻找其文化根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学习者现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误解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一些错摸。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就算以中国内地而言）有23个省、56个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有异。就算我们局限于“中原文化”，从地理上也不容易确认那儿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华中（两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黄河文化还是更早的长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国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传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亦随着时代而更新，①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结合，如阴阳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们曾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澄清这些观点。其实，儒、释、道、法、墨等对教育均有其启示，如道家的“无”、禅宗的“悟”等（于科学领域，法、墨尤然），不过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辕北辙。故此，有人指出，许多对教育（甚至经济）的解释有“过份儒家化”之嫌。广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着“文化X→行为Y”的因果关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会行为Z”的关系更遥远。
一些学者将华人学习者的现象归因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注重现世功业和以学业成绩报父母恩、光耀门楣等。在历史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管治工具（所谓“阳儒阴法”、“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与其说儒家思想导致华人的优异学术成绩，为统治目的而设的“科举考试文化”对社会成就取向的影响远比儒家文化深远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试文化的产物。考试（科举）本来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就是理论上，要进入上层社会（当官），不完全只能透过世袭，普罗大众也可透过相对公平的考试，为这个家族“翻身”，给与一般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学习加进了“利害关系”（“今之学者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当官的少数才需要接受考试的洗礼，一般的农民、商人，大可“逍遥试外”。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社会，进一步加重了考试的压力。中国数学中由官学出身的人其实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辉时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统”（如道观、隐士）中得到传承。宋代书院（其传统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现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为人津津乐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补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并非出自儒家论著，而“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笔（宋真宗《劝学诗》）。我们不敢马上就说他正是要诱使“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但不可讳言，这些文化取态与帝皇统治之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们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试的“紧箍咒”愈拉愈紧？
寻找有效的教学：由“入法”到“出法”
有些学者提议，我们应暂把上面的议题放下，把注意力转向寻找华人地区中不论其文化来源（不管它是儒家、道家、东方抑或西方）、不同地区对有效教学的启示。这里仅指文化上的“应然”，而不是在普遍地实施的“实然”。这大抵存在两个方向。一是探讨古代中国人如何学习和如何学习数学，试图寻找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另一是看中国内地为主现行一些好的做法。对中国古代算经的分析中外皆如星罗棋布，但我们所知道古代中国人实际如何做数学、学数学、教数学甚至考数学的方式不多，主要论述集中于萧文强的几篇文章，当中亦带出了一些启示。但一旦尝试寻找“中国式教学法”时，又牵涉到上面的问题，中国那么大，是哪部分的中国、哪个时代的中国？学习（数学）方式是否是一种人类颇为普通的东西？尝试寻找“中国式学习法”亦或“中国式教学法”是否是某程度的民粹主义？
随着清末西洋学堂的引入，我们可进一步问，如果说今日华人（数学）学习成就上凌驾于西方，是受惠于传统的中国教学模式还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再推前一点，现时普遍在课程和课堂上存在的数学是西方的数学，还是“世界的教学”？这其中又有多少的中国的成份？抑或明清以来关于“源”和“流”的争论，即是说西方数学及历法，其源是中国，由中国传到西方（包括阿拉伯）转个弯再传回中国。是耶非耶？这些又是另一组甚多历史学家探讨的有趣课题。又或者，犹如中提出的设想：今天华人数学的成就可归因于用中国传统的某些学习方式（如考试导向），至于学习，哪管是中国式还是西方的数学。#p#分页标题#e#
不少人一谈到中国传统教学就会联想到死记硬背，但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却为大众所一再引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如朱熹亦强调怀疑及反思的精神。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教师在理念上接受儒家的想法，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可能受制于考试。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并不是一些人想象中只侧重权威性的“机械学习”。此外，若做得好，“基本功”可以是“能力发展”的基础。武术界便有“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练功不练拳，犹如无舵船”之说。这样看来，通过大量的练习所做的重复学习成了一个重要手段。透过实证研究，Biggs发现，重复学习不一定就是机械学习。Marton进一步指出，在重复中若能有系统地引入变化可导致深入的理解（于下一节再详述）。透过进一步审视书法、武术和篆刻三个中国传统艺术的学习历程，首笔者归纳出一道由“入法”到“出法”之路。
首先是“入法”。不少中国传统思想都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正当”的方法，就是所谓“礼”，①又或称作“道”。以书法为例，在各基本功的训练外，接着就是描红与临摹。就是由老师选择一位典范，如颜真卿，给弟子模仿，直至弟子的书法与颜真卿的书法到难以分辨的程度。武术的练习也是一样。拳经里说“习之若恒久，不期自然至”。最终，学习者会达到一种“技到无心始见奇”的境界。在其五次华人地区的访问中，Gardner亦归纳出“基本功———向大师学习———自己成为大师”的学习路径。在“出法”的过程中，老师的启发和指导至关重要。但此中并无定法，因为这些手段往往是要“应机、应境”。故此，黄檗禅师曾叹道：“不道无禅，只是无师！”（《碧岩录》）。
寻迹华人学习的剧本
以上我们尝试从传统（古代）中国教学方式中寻找对今天教学上的一些启示，然而或多或少有纸上谈兵之嫌，自1990年代开始西方人已对华人学习现况进行实证研究。例如Biggs发现华人学生（当时主要是香港学生）的学习取向不比西方学生浅层，而多了一个“成就式取向”（achievingapproach）。他又提出重复性学习（repetitivelearning）不一定代表“盲操瞎练”（learningbyrote）、不求甚解。［40］Marton等人更提出，华人能把记忆（背诵）和理解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并不普遍存在于西方学生群中。他进一步用“现象图示学”（phenomenog?raphy）分析，要形成概念就要用“例子———非例子”的反差加以凸显或审辨（dis?cern）。这种想法有别于传统教学的例子和非例子，因为还有考究概念的不同度向。要做到这点，重复是无可避免的。以等腰三角形这个概念为例，我们要提供许多许多的三角形，有等腰的，有不等腰的———这还不够，有不同大小的、不同颜色的、不同物料的……让学生审辨出这个等腰性的关键特征（criticalas?pect）是两边长度相等而非大小、颜色或物料。故此，重复是无可避免。问题的关键是要避免不断地机械性的重复，要在重复中布置有系统的变异。故此，重复性练习（操练）不一定是坏事。更有人认为，中国（内地）普遍流行的变式教学能达到这个目的，且是解释中国（内地）高效数学学习的钥匙。当然，问题又会变成：变式学习与操练能引致高层次思维是“应然”还是“实然”？现行的变式教学是否真正能体现有系统的变化还是只为形式上为了变而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不少学者如黄荣金等曾为华人数学课的情景作出勾画，大致得出如下的一幅图画：学生循规蹈矩，聚精会神听教师讲解；教师教学内容准备充分，结构严谨；学生很少提问来打断教学流程；教师通过提问检查学生听课情况；教师不会在课堂上照顾个别差异；学生课后仍有不少学习机会（包括课后作业，辅导班）；教师课后给以个别辅导；教师注意对个体担负的道德培养责任，包括与学习无直接关联的方面（如个人成长，文化价值传播者等）。上述的一些元素可能与奥苏泊尔（Ausubel）提倡的“教师带动，学生为中心”［48］的想法类似。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基础知识以高效率、大范围在课堂内传递，学生得到“入法”。课后有个别辅导，以期“出法”的实现（纵使这可能很偶然）。邓国俊等人便曾论述“以儿童为中心”与“教师带动”并不一定对立。Watkins甚至提出华人教学的特色为“以学习为中心”（learningcentred），这亦更胜于“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red）。
不过，要实现这一剧本，我们可以想象注意力和课堂纪律是先决条件。所谓纪律，远非单纯的服从，而是学生需要知道并遵从课堂教学的各种常规。譬如，何时讲话、何时在座上做堂课、何时打开课本、何时看黑板（或计算机投影）等等。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假设（课堂常规），“教师主导，学生中心”的剧本就无法演出了。例如Hatano＆Inagaki便提出东方文化重视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聆听者（listenership）而非西方人的重是“发声”（意见表达：speakership）。我们不评论两者的优劣，假如新的教育趋势重视学生探索、动手、主动建构等（我们无意反对这种想法），我们就要问，上述的先决条件是否还存在？过往师生共“演”的“剧本”若不调整，是否有由“满堂灌”变为“满堂动”的可能？［53］
虽然我们提出了“纵然教师带动仍可以以学习者为中心”这个可能，但首先并不是说现行普遍的“以教师带动”的课堂就必然可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上面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和某程度上的寻找中带。我们不能轻率的就此认可了以教师带动的课堂。此外，我们也无意否定“夏山式”的学生主导性学习，当然这种学习方式自有其专论，不在此文讨论范围。#p#分页标题#e#
变式教学与“深层程序”
如上所述，变式教学正于中国内地广泛地施行，与上面“入法———出法”及有一定的一致性。甚至有学者提出，西方变异学习理论及中国的变式教学的实践有其共通点，二者均尝试在“基本功”与“高层次思维能力”之间搭建桥梁。首笔者等曾对个中理论作出整理和进行实证研究。黄荣金等人更提出这种变式教学法是解释华人学习现象的钥匙。纵使我们可再追问现时普遍施行的变式教学究竟是体现了个中精髓还是只流于形式，我们还是看到，它的理论基础正在逐渐整理出，而且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证效果。与此同时，西方开始提出程序性理解不一定次于概念性理解，有别于Skemp等人先前的想法（Skemp甚至觉得程序性理解算不上是真正理解），Star及Baroody等人指出，程序性理解也可以有其深层的面向，而深层与否，取决于其联系性（connect?edness）。嗣后，这批学者进而提出以“比较”去缔造程序性理解的深度。黄荣金等人提出这与变式教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探讨“深层程序”的内涵似乎有着很大的研究潜质和实际教学意义，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华人学习数学的趋势和不足。与此同时我们亦应进一步探讨“程序”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学习和学习成果，其实不同的情境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如上所述，在Star等人的论述中，似乎并没有提示程序性学习（纵使有多深层）能取代概念性学习。不过，现时数学教育重视问题解决，把它看成学习数学的主因，而这些问题基本上纵不局限于常规性问题，起码是已曾解决的问题（与数学发明有一段距离）。在这情况下，程序性学习在达成数学成就上自然有其优势。因为着眼点仍是解数学题，由此可见，我们常常谈到“学习”、“学习成果”，然而在不同处境中这些词的意义可能万别千差。
对于某些领域一定程度的纯熟性和自动化是必须的，如技击便需要透过无数的演练把攻防变成自动反应，正如黄汉勋在书中所说“……武术之运用，动辄危及生命，拳攻之中，刀枪齐举之际，俄顷之间，生死胜败立见，此又非七步倚马可望其万一也”。［71］乐器演奏要自动化（如不用看乐谱）才能浸入感情，甚至佛教的很多讽诵，亦要背诵如流方能腾出意念作相关观想（观心）。故此，大量的练习是少不免的（图1，略）。于数学而言，程序性学习能让学生解决（常规性）问题，深层程序让学生在解题中不至不求其解，这亦解释了变式教学等程序性学习何以能为华人学生不至于不求其解，变式教学等程序性学习何以能为华人学生带来优秀的成绩（因为测试方式基本上集中于此），但是解非常规性问题（这里所指的包括数学发明这一层面）和教学可能又是另一回事。概念形成产生作用可能在于常规问题无法解决时能让问题解决者建构自身思维概念架构，从而跳到高一层次审视问题，所谓迫使他们找寻统摄“低阶法则”的“高阶法则”。［72］不能满足于深层程序而忽略概念形成，总的来说，这些学习目的之间的关系仍要进一步理清。
课程、教材、教学
我们还可进一步问：是否有不同的数学？我们在讨论东西方的情况时会否根本上在说不同的语言？这不只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可能是学习目的的问题。我们是在针对有效解数学题还是数学创意思维？这又关乎经典的“P”（prod?uct———学习结果）和“P”（process———“过程能力”）的问题。在华人数学成绩彪炳有目共睹的同时，数学创造能力就是否能被这些测试中如实反映（我们认为并非主张把创意也纳入高利害考试中），我们是否仍有不足之处与改善空间？在华人地区，我们往往重视制度、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等硬件，仿佛有了完善的教育制度、好的课程、完整的教师训练，他们就会把课程如原先设计般执行出来，再加上配套的评核就可量度出预期的学习成效。我们不妨把心怀放开考虑以下问题：
（1）首先，学校是否是接触知识（包括数学）的唯一场所？（2）除了学校知识外，学生于生活中是否也会学习到不少其他一般如概念或问题解决、自学能力等？（3）就算局限数学而言，是否教师教了一遍学生就学会了？（4）既然不是，学生是否本来就可透过自行摸索、钻研模仿其他同学，看教材等获得数学相关知识和技巧？这些问题其实提供了为何一些地区（如香港）在硬件上有着不少缺憾仍有可能教学成果不算太坏的部份原因。
既然如此，课程等设置纵然相当重要，但其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反过来说，不把这些硬件定得太死，是否反而让能干的教师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学生也有更多自行学习的空间？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把很多东西塞进学生的脑袋还是提供他们学习的诱因和指导？老师也需要由知识的传递者转为学习的促进者？［74－75］当然，考试文化在这个环节会起障碍性的作用。反过来看，课程及教材设计人员，无论多专业，没可能预视全国每一个课堂发生的状况而加以设计课程。事实上，现时透过学生诊断设计教程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大部份只是按学科知识结构而撰写，那么又怎能预计这些教材会在学生身上产生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