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11 10:27: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儒家 管理思想 图书馆 人本管理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儒家学说在国人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打下深深烙印。儒家学说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语足以证明儒家学说的管理学价值。我国管理思想从古至今都看重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儒家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提出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以“人”为中心。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仁”和“德”。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孔子对于仁的解读是“爱人”。儒家“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道德教化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
简单地说，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依据人的本性进行管理。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以往的图书馆管理中的以人为本，较多注重于服务客体(读者用户)的层面。实际上“以人为本”所指的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服务客体的读者或用户，二是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馆员。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图书馆领导班子应该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其下属的全体馆员要有仁爱之心。其次，领导要有仁爱之心，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让每个馆员都能发挥其专长，真正做到“人能尽其才”。实行参与民主管理，使全体工作人员既成为管理的客体，也成为管理的主体。再次，图书馆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要从“内部人”扩展到图书馆的“外部人”。它除了涵盖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外，还应包括高校图书馆的目标是满足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高质量服务。
以上三个层次都包含了“仁”和“德”的儒家管理思想。
三、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中的运用
1.“德”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德”，即“为政以德”，这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管理者要讲究道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管理方针。
2.“仁”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在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活动中，无论馆员还是读者，他们都是有思想感情、有个性的群体，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应该相互尊重、宽以待人，营造充满宽松和愉悦的工作与学习氛围。儒家倡导的“仁”运用于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馆员第一”与“合理用人”的管理理念。馆员是图书馆的主体，是图书馆的第一资本。高校图书馆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而且这些人才其实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用武之地。因此，领导者要有“仁者爱人”的儒家精神，高度重视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尊重馆员的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精神。
第二．适度授权，实行民主管理，同时加大对馆员的培训力度。高校图书馆领导者要尽可能地扩大馆员的工作范围及决策权力。另一方面，图书馆领导者要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馆员进行全面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和专业技能。
第三，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就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这也是儒家“仁爱”之心的体现。高校图书馆必须努力为广大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服务的人本化。另一方面，要开展人文关怀服务。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就是要在图书馆中营造人文氛围，尊重读者，爱护读者，让高校图书馆成为学生和广大教职员工的精神家园。
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仁”和“德”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人本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探索儒家管理思想与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推进我国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人本管理改革实践。
参考文献：
[1]廖建.关于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的探讨[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2:25
[2]李小梅,张健萍,沈蔚晴.图书馆人本管理：内涵与特征[J].图书馆杂志，2002,2:15
关键词:儒;儒学;仁爱;和;义
中图分类号:F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187-03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儒”的概念界定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经常使用“儒学”、“儒家”之类术语。但是,对于“儒”的涵义却存在争论。探讨儒学基本理念首先应对“儒”的涵义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儒”是指从事礼仪教化的士大夫阶层。
关于“儒”的涵义历来有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儒”是指一种职业[1]。早在儒学创立之前就存在儒。在殷商时期,“儒”可能主要是为贵族举办祭祀等礼仪时的相礼。《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其民”。郑玄注:“儒,诸侯保化有六艺以教民者。”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礼等行为中常常斋戒沐浴,即认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段玉裁注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西周时期注重教化,“儒”成为隶属于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艺”为教。等到周天子衰微之后,“儒”的职业地位下降,仍以相礼和传授“六艺”知识作为谋生之道。
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字从人,说明它必定属人,是一种人[2]。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指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本是殷民族的教士,在春秋时代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是治丧、相礼、教学,还从事其他的宗教职务。郭沫若在《驳〈说儒〉》中否定了的观点,认为儒本来是“邹鲁之缙绅先生”们的专号,包括一种高等游民――小人儒和暴发户豢养的食客――君子儒。
先生在《论师儒》中阐述了由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师儒”,用道统来驾驭或影响皇权,以规范牢笼现实[3]。费老所阐释的“师儒”是由在野的士大夫阶层组成,他们克守并倡导儒家学说,倡导的礼仪规范和秩序对中国基层社会实行现实的统治,并以宗亲关系影响朝廷。《论语・雍也》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唯一仅见的孔子言“儒”。孔子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呢?从子夏后来设教西河可以看出,孔子的意思是要子夏给君子做儒,莫给小人做儒。“君子”、“小人”以社会地位区分,分别指贵族和劳动者。“为”为训教,“儒”指师儒。可见,费先生对“儒”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儒”的原义。孔子言“儒”,其本义是以“仁”、“义”、“忠”、“信”、“孝”、“悌”、“礼”、“智”等思想教人,讲究礼乐,崇尚礼仪。
2.“儒学”范围的界定
本文阐释的“儒学”是指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起传承至今的儒家学说。新儒学属于本文阐释的儒学范围。儒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曾经遇到两次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在汉魏时期。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确定为官方正统思想。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文化进入中原。儒家学说碰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和挑战,加上本土生长的道教学说的存在,儒佛道的斗争贯穿了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因为儒学思想适宜于小农宗法社会结构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套适应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因此,儒学的主体性并未丧失。
儒学的衰落及其主体性地位的丧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扩张以及近代中国在20世纪的衰落这一历史进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儒学赖以存在的小农宗法社会日益解体,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无力维护封建统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儒家学说在中国逐渐成为支流文化。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其实是想借助新公羊学来推动政治改良,改铸儒家学说。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儒学救国”的信心,转而到西方或俄国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帝制宗法社会的崩溃,使得儒学不再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不再享有官方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中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随着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儒学所倡导的“亲亲”和“等级”被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取代。但是,儒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亡,儒学中衰落的只是它陈腐僵化的部分,而使它的合理内核突显出来。
二、儒学的基本理念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还向国外辐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典型,在东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那么,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认为,“仁爱”、“和”、“义”是儒学的基本理念。
1.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仁爱”思想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论语・颜渊》有:“仁者,爱人。”孔子认为“仁爱”是一个人自身应当具备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包括:“恭”、“宽”、“信”、“敏”、“勇”、“惠”、“智”、“孝”、“义”、“礼”。其中与“仁”紧密结合的“义”、“礼”、“智”能够说明“仁”的内容。关于“义”,孔子没有直接给出定义,他只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仁”和“义”是不可区别的,因此,他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其实“义”还是别于“仁”,“仁”一般是从抽象意义上表达人的和睦关系,“义”则是在家庭血缘关系以外作为人际关系处置的原则。因此,孟子说:“亲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仁”、“义”是通过社会上的礼加以制度化的,“礼”的功能在于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化,《礼记・曲礼》明确地表达了这个含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节退让以明礼。”但这些人际关系又是以“智”为基础的,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遇;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可见,一个以“仁”和“义”为实质,以“礼”的形式制度化,并有“智”为联系的和谐社会就是充满“仁爱”的社会,也是儒学正义所理想的社会。
2.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和”的思想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正义理念的精髓。儒学正义观念中“和”的观念内容极为丰富。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和”是事物各个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说,万物就是在这样的和谐的秩序中产生、发育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事物就在对立中达到协调并保持统一[4]。可见,“和”的思想孕育的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
3.儒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义”的思想
“义”是传统儒学正义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在甲骨文中,“义”的繁体为“”。“”字由“羊”和“我”二字会意而成。古人以“羊”为聪明正直、公忠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我”字本指一种戈形兵器,后来假借第一人称代词。因此,古代的“义”应是:以“我”的力量来捍卫正直公平、善良美好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5]。古代的思想家多解释为“宜”。如《礼记・中庸》就说:“义,宜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过不谋其功”。这里的“宜”或“谊”应该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可见,他明确肯定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
三、儒学基本理念的演变进程
儒学基本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子仁。”(《论语・学而》)可见,孔子提出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是由“亲亲”到“爱众”,有一定的心理基础和等级次序。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仁爱”由爱人转到了“仁学”。在《尚书》、《诗经》、《国语》等文献中,“和”这一名词以及相关思想已经出现。但“和”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到了西周,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思想,体现了人与上天的和谐。《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在这里“和”是一种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原则。“和无寡”说明了“和”作为一种策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则把“和”的思想用于其“仁政”的理想抱负之中,并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到了西汉董仲舒时期,“和”的思想表现为他的“天人和一”思想,有利于限制封建统治阶级滥用权力。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儒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时,儒学传统理念中的“和”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宋元明清时,“和”的思想表现为“理”。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是世界的本源。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
儒学正义中的“义”与“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之前,子产就论述了义利关系。他认为,义利应当等同。晏婴则认为,以义限利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孔子则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生利”。但是,孔子的义利观属于义主利从论,所以,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从天命论观点出发指出天生义利,“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他在对待义利问题上还有重利轻义的特点,他说:“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关于义利争辩到了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激烈。程颢提出了“义利分辨论”,他说:“大凡出义而入利,出利而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提出了“义利公私论”。他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到了朱熹那里,他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认为,义利可以统一,“义未偿不利”,他主张“以义制利”。到了近代,中国的义利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重义到重利,最后,实现了义利观的转变即“利决定义”。龚自珍、魏源等肯定个体私利,如洋务派兴办军用民用企业,在“兴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西方功利主义大师边沁、穆勒的学说为旗帜,推崇功利,强调利决定义,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正义理念中的“义”的思想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实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传统,即内圣之学;一为政治儒学传统,即外王之学。在儒学的发展中,这两大传统本是各尽其用,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形成了所谓内圣外王之学[6]。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抛开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
①掌握常用的文言实词，能用现代汉语翻译课文。
②理解课文思想内容，能流畅地朗读、背诵课文。
③积累成语、格言、警句。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思想内容，能流畅地朗读。
课前准备
①搜集资料：了解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概况；了解《论语》的主要内容；搜集最能表现松柏品性的诗句。
②查阅工具书，疏通文意，把握全文梗概。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在它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不少光耀千古的文化巨人，为我们留下了极宝贵的文化遗产，《论语》就是其中的一部辉煌的巨著，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它依旧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现在就让我们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来研读它的节选部分《〈论语〉十则》。
二、交流探究
交流有关孔子、《论语》的知识。
①学生在四人小组内交流。
②班上交流：每个知识点由一个同学介绍，其他同学作必要的修正、补充。
③师生交流：教师用多媒体展示自己搜集整理的资料。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称为“大成至圣”。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播，他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
《论语》是“语言的论纂”，也就是语录的意思，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体例主要是语录体、对话体、叙事体。内容上以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
三、整体感知
学生自读课文，思考本文内容主要包括哪三个方面。
学生交流后，教师概述：本文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个人修养以及儒家核心思想三个方面的内容，前五则着重谈学习，后五则着重谈修养做人。（有的地方内容上有交叉，教师应该在分析中给学生讲明）
四、合作探究
课文前五则
①初读课文，扫除语言障碍。
a.多媒体展示下列词句，先让同学读，其他同学评价，最后教师再打出正确读音。
人不知而不愠（yùn） 学而不思则罔（wǎng）
思而不学则殆（dài） 不亦说（yuè邑）乎
三省（xǐng）吾身 传（chuán）不习乎
诲女（rǔ）知之乎 不知为（wéi）不知 是知（zhì）也
b.学生朗读课文，教师小结朗读文言文要注意的问题，并用多媒体展示：
结合具体语言环境，读准字音。
处理好停顿和语速、语调。
c.质疑交流：根据对课文字词句的理解，学习小组互相质疑，提问组有权指定某组或某同学回答。
对个别词句的理解，教师要加以点拨，并加以提炼、补充。
探究的词句摘要：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②精读课文，探究课文思想内涵。
a.学生自主阅读。
教师要求学生思考：课文在学习态度上强调什么？学习方法上又强调什么？
学生交流后，教师概述：学习态度强调要谦虚，学习方法强调独立思考与复习。
教师再要求学生思考：哪些语句强调谦虚，哪些语句是强调独立思考与复习，并分别说明理由。
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独立思考、复习：学而不思则罔；温故而知新；传不习乎？
b.班上讨论、交流以下两个问题：
在本文论述的教育思想中，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哪一点？为什么？
在学习生活中，你在哪一方面做得最不够，今后有何打算？
五、作业
①必作：“研讨与练习”第一题。
②选作：课外阅读《论语》，了解孔子的其他教育思想。
第二课时
学习内容
研读有关修身做人的内容，小结全文，背诵课文。
教学设计
一、课文导入
儒家学说是为己之学，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下面我们来研读文中修身做人的内容。
二、探究学习后五则
①全班朗读课文，教师正音。
②自主研读，疏通文意，理解主要内容。
③班上交流，重点研读以下几句：
a.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b.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c.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探究第一句]
请同学们从字面和深层含义两个层面探究本句的含义。
班内学生交流写松柏的诗句，学生小组内交流后，教师用多媒体展示诗句。
教师要求学生回答：松柏有什么样的品性？要求学生讨论交流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学生观点摘要：学习松柏高洁傲岸的品性，要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要求学生找一个与这句话意思相近的成语、俗语。
[探究第二、三句]
请同学翻译这两句话，其他同学评价、修正、补充。对重点词句教师要讲解。
请同学介绍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及其代表人物；其他同学作必要的修正补充，要求点到为止。联系生活实际，学习小组内讨论交流，怎样看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由学习小组推举同学到班上交流，观点摘要：
a.这样的处世之道可取，因为人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
b.这样的处世之道不可取，社会这个大家庭是由若干成员组成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喜好，有些东西也许我们都不喜欢，但又不得不要，比如监狱、死刑等。如果什么东西都要去考虑个人的喜好，这个社会的秩序就没法维持。
c.这样的处世之道既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可取之处，看你用这种处世态度来对待什么人、什么事。
教师小结
现代社会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美德亟待发扬。现代著名新儒学大师、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曾预言，公元2050年左右，中华文化将全面复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传统美德的蔚然成风吧！
《论语》的思想博大精深，我国古代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我们今天初步了解到关于《论语》的思想内涵，但这种学习是不够的，一方面，我们要将它作为指导自己实际行动的一种航标，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多掌握一些文言文知识，来更好的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继承祖国的文化，陶冶自己的情操。
三、巩固练习
搜集整理《论语》其他篇章中出现的成语、格言、警句2―3个，要求注明出处、含义，并制作资料卡在班上交流展览。
课后记：学习本文必须要求严格，须能通背全书，原因有二：一是古代典籍里常引用这本书里的话；二是通过诵读熟悉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用语，以养成语感。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黄帝内经》为中医从业者所熟知，然“黄帝”即是传统文化中的传说的人物，足以表明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的，历代中医药名著的问世、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名老中医的培养，都是在汲取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对当时疾病的认识规律相结合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收到中医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包含着古代哲学、军事学、气象学、历法学、自然观、儒家、道家、佛家等丰富的内容，其中尤以儒、道家对中医的影响尤其明显，本文试从儒家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简析如下。
1、儒家文化在中医学中的影响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发展于孟子、荀子，历经各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创新发展，在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后，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启动了儒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也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成书、中医名家的成长均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俗语就有“儒不必医，医必须儒”，如刘完素、李杲、朱丹溪、张介宾、李时珍、陈修园等，均是一代“儒医”，儒家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医的发展模式，内化为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其主要的思想内涵为“中庸之道”和“仁爱之治”。
1.1 “中庸之道”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中庸之道”即中和，在《黄帝内经》中可以看到受“中庸之道”思想的广泛影响，中医学在理论体系和临床治疗方面，无不蕴含着“和”的思想。“中庸”一词出自于《论语 · 雍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准则，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时要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和谐相处，反对处理人和事的极端化倾向。“和”的思想在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治疗中均有体现。在理论上，中医学中的整体观念即要求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患病时即相互之间的不和谐关系表现出病理的变化;中医学的养生观点“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也是在讲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阴阳和合，方可健康长寿，中医学讲求阴阳的交感运动，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和”的思想;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之间相生相克，相互制约，才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状态，如若出现制约不及或制约太过，则就表现为病理状态，身体也就表现相应的症状，即“不和谐”的佐证。在临床治则上，追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原则，其实也就是通过药物的调理达到机体的寒热、虚实之间的动态平衡;清代医家程钟龄把治法归纳为“八法”，其中就包含“和法”，即通过和解与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一类治法，医家戴天章《广瘟疫论》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明代张景岳把方剂分为“八阵，曰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和方之剂，和其不和也”，“不和”即人体生理功能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要以“和剂”治之，这些在治法或方剂的组成上都体现着“和”的思想。由此可见，中医学中从理论的形成到临床的治疗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的影响。
1.2 “仁爱之治”的中医学体现
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思想为“仁爱之治”，以仁爱之心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大悲恻隐之心非仁人君子可有也?!先修的“仁心”，后才可操“仁术”，如此才可谓“苍生大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苦，中以保身长全”，即不论是君王亲人还是贫贱百姓，亦或是自身，医术都是一种“仁术”，医者都要以仁爱之心平等对待患者，一视同仁，以“仁术”救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医已经被视为仁术，“仁”即儒家的道德思想，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说“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人君子都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在人们观念意识里所形成的“圣人”，可见医为仁术突出了医者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这些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医者的道德基础。目前国家非常重视医生培养中的医德培养，鼓励成为“德艺双馨”的医学大家，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仁”在中医学上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医者医德医风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故古人把医者的道德修养纳入医德范围。
2、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医
20世纪初，中医理论家恽铁樵提出“西方科学不是学术的唯一途径，东方医术自有其立脚点”的观点，细细思考，中医学的立脚点就是其所产生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进行高级中医药人才培养时，非常强调加强学员的国学修养，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体，在研究中医理论时，要注重她的整体观，既不能脱离中医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也不能脱离其社会属性的“人文观”，因此在中医的发展与完善道路上，必须抓住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基石，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熟读理解中医经典，在理解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中医药的发展需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中医药的发展思路与理论基础，并且要学会中医研究，要站在中医的角度上出发去研究，而不是一味的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医，脱离中医学的基点，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医学，要用一门医学的标准来验证另一门医学，这本身就没有科学性可谈。所以中医的发展要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积极寻求中医的革新之路，在自己的土壤中再生，不断地汲取中外科技文化的精华，发扬广大，再创辉煌。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宗教型文化；文化复兴
一、中国文化并非一种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严格的仪式方法，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当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当然也有其他的定义，如一些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在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论中，国外许多大思想家都断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通过比较区分了八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唯有中国文化属非宗教型文化。有许多国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们把以宗教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先有宗教并以宗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且处处都浸透着的作用和影响。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本文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灵魂，从古至今宗教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别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未来的寄托了。中国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起到过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犹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绝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我们的问题也正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那样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中国文化为何会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与宗教的斗争是以宗教的胜利为结果的，西方文化内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学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价值伦理秩序为基础的，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充当着宗教神学蝉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则是以哲学的胜利为结果的。哲学通过把远古时代盛行的巫术信仰理性化、哲学化，并最终战胜了宗教对国家事务的统治权，从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类型中宗教所占据的或应当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是以李泽厚先生在其新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巫史传统的考察为参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以及以哲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应起的作用。
二、没有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却也能够上下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枯萎或者中断，而且在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汉族社会屡被不同文化类型的异族征服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同化异族文化进而同化异族。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虽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却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内涵，这种成分笔者称之为类宗教成分。这种中国文化的综合性造就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作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精神枢纽，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易于被异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却一样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长盛不衰几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儒释道三家合一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质，也是其广博内涵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作用。在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该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完全取代了宗教。这种独特性甚至被西方学者误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形态并称之为儒教。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误解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误会，儒家不仅不是一种宗教派别，而且正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才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提倡但却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宗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的机会，而是因为它自身就缺乏成为一种大众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现世的、世俗的，不关心生死问题，不承诺彼岸世界，不追求终极价值，拒绝承认所有超验的至上神观念。总之，它缺乏一种宗教品质。《论语》之中记载的孔子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那种把儒家当作儒教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然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教，但是它的教诲却起到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类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文化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和佛教与儒家相比，它们拥有自己的僧侣或者说是神职人员，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却只有通过渗透进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们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到宋代的时候，儒家学说吸纳释道二家学说形成新儒学才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塑造，从此宗教在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占居统治地位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并使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性达几千年，重要的还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却又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有大量的基督教教徒和天主教信徒。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作为次要角色和处于补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外来的未经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过的宗教会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使中国文化也在将来变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国性质呢?
目前，在我国，当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处于有史以来处境较艰难的时刻，它已经不可能再如同历史上那样通过同化外来宗教而进行自我调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了。中国人要想使现代中国文化保持其中国性质不变，就必须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些文化民族主义提倡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并且认为国家宗教能够把中国人统一于一个信仰之下，能够把中国人凝聚起来，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康晓光就持此种主张，他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动用国家力量，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采取这种做法来振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却拥有比宗教型文化更优越之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宗教从来就没有长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居统治地位。我们看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广大，以此支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浪潮汹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敞开怀抱、积极接纳现代精髓，还是回归传统、消极固守，实际上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阿拉伯国家为了复兴传统而固守传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的目标，甚至连固守都已经无法做到，而且现在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要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西方国家有着他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即中世纪传统，因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当然也就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的现代化。现代化当然不是西化，我们借鉴和吸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现代精髓也不是西化，我们的传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和吸收，更何况这也是我们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借鉴和吸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并不是说就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从而建立和健全我们中国式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吸纳并消化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完成了我们前现代传统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成功，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因此而西化，而且会因此而振兴。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我们的人伦日常之中，一旦现代化了，它的力量不仅不会因此而削弱，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关键词]张载；儒家；宗教观；建构
传统的儒家宗教观以“敬天法祖”为核心，它严格遵循着宗法等级制度。自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出现“三教合流”的局面，学术思想的风气由朴质逐渐趋向于形而上学。佛道二教的“鬼神观”、“轮回观”融入儒学，对儒家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受到统治者广泛的推崇，为了维护混乱时期的统治秩序，统治者兴建了大量的佛寺、道观。隋唐之间，文中子王通在河汾讲学，综合儒家、佛教、道家的思想，奠定了初唐以来的宗教观。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唐朝开国者对于黄老之道的推崇，唐代的统治者兼信佛、道二教。唐高祖认为李氏一族乃老子李耳的后裔，他崇尚道教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因此，他对道教极力推崇，并将道教定为国教。唐太宗时期，高僧辈出，玄奘西行取得的经书推动了佛教的兴盛。唐中期，统治者在弘扬禅宗佛法的同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清规戒律，确立道德行为的标准。唐末虽有武宗灭佛，但仅是昙花一现。从总体而言，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均得到较大的发展。到了五代十国，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中国的历史文化处于一个非常絮乱的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关怀为战乱中的平民百姓带来精神上的寄托，促进了佛教和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及至宋初，儒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土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1]佛学和道学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接受，儒学的学术地位日趋衰落。因此，从理论上对儒学的宗教观进行建构，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张载批判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神学，他以儒家学说的义理观为基础，剔除在“三教合流”的过程中融入儒学中的关于鬼神、天灾、因果轮回等宗教观念。为了建立更精致、更哲学化的儒家文化，张载以思辨哲学建构儒家宗教观，提出了气化实体、虚气相即、以人为本的理论，为儒学思想体系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气化实体论批佛道之轮回转世
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世间万物均在轮回转世中进行着因果报应。作为现世中的人必须潜心向佛，借助佛祖的力量往生极乐，进而在来世的轮回中修得善果。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佛教的义理。与佛教的宗教观相比，道教的轮回转世带有通俗的色彩，它主张作为个体的人应通过祈祷咒术、烧炼丹药等仪式来获得富贵、安定与长生。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服用丹药致死。对此，道教解释为羽化升仙。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佛教和道教以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为核心的宗教神学观念对儒家宗教观也产生了影响。北宋初年，儒学处在从宗教神学向思辨哲学理论过渡的时期。张载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气化实体论批佛道之轮回转世，通过建构儒家宗教观，实现了儒学向思辨哲学的过渡。
对于佛教、道教借神灵之力改变因果轮回的宗教观，张载予以批判。首先，他认为，生和死，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佛教和道教没有认识到生死的必然性，因此佛教和道教所提到的轮回转世是不存在的，“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2]人的生死由气的聚散变化决定，随着气的消散，人的生命也会终止。所谓的生死轮回，不过是佛教和道教为维护宗教的神秘性而杜撰出来的产物。其次，张载强调人与客观世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知有识，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2]人在最初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人的无知造就了鬼神力量的强大，以至于人常常将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于鬼神之力。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逐渐深入，终究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气化”的结果。因为气的运行，世间万物的存在均有其规律性，这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因此，佛教和道教中借助神灵力量改变自身处境的行为，在张载看在，显得十分荒谬。此外，人的善恶是在与周围世界周而复始的互动中产生，而并非轮回报应。世间万物均是由气构成，气有清浊昏明的区别。人性本无善恶，由于周围气的清浊昏明程度不同，于是有了善恶之分。归根到底来说，人的善恶与个体所处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环境对个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永远受制于环境。张载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来改变周围的气对于人的影响。“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3]作为个体的人既要认识到万物之性都是相应的环境造就，又要通过研究事物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个体的人要通过内心的反躬自省，而非虚幻的外在力量，确定其行为是否符合理性的标准，从而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
张载以气化实体论批判佛教和道教的轮回转世观，为儒家宗教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气化实体论认为，万物由气所生，由气所造，气有聚散决定了万物的生灭。佛教和道教则否认气的存在，将万物置于“不生不灭”的轮回体系中，主张借助神灵的力量实现个人的诉求。张载以气化实体论为基础，揭示了佛教、道教轮回转世说的荒谬性，革除了传统儒家宗教观中对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认可，使两汉以后日渐惨淡的儒学再度复兴。在理论层面上，气化实体论的提出，使气学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种理论研究范式，还促进了宋学体系的建立。
二、以虚气相即建构儒学本体
在对世界本体的认识上，道教以“道”为本体，自然、无为、不知均是“道”的体现。佛教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世界是虚幻的，万事万物由“心”所造。在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佛教、道教关于本体的认识融入到儒家宗教观，与儒学内部原始的宗教观融合，使儒学自身对于本体的认识模糊不清。儒学内部对于本体的认识不清，导致儒学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作出合理、统一的解释。佛教、道教以“心”、“道”为本体，对事物的变化发展作出一系列解释，用宗教神学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到了北宋初年，儒学在发展上面临一系列困境。
儒学在北宋初年的困境，使张载意识到建构儒学本体认知的必要性。为此，张载以气为世界的本体批判道家的无为、自然之说。他认为太虚是气的本体，气是世界的本原，世间万物的变化均是虚气相即作用的结果。太虚存在于气变化过程的始终，太虚与气之间是体用不二的关系，双方相互依存，不容分割。“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2]太虚作为气的本体与气之间应该是相即不离、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并非道教中的自然、无为、不知。对于佛教以“心”为本体的宗教观，张载指出，“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4]佛教认为心法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存在与否，天地依赖于人的感觉存在，没有心法，客观世界便没有独立存在的依据。在张载看来，佛教以心法决定天地的存在是十分荒诞的，“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2]因此，张载批判佛教以“心”为本体的虚空观念，他认为，由于事物内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天地万物呈现出不断地变化发展状态，这是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佛教中“以心为法”的思想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使人陷入以意识形态决定客观世界的境地，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世界。
通过虚气相即的思辨哲学原理，张载实现了对儒学本体的建构。他以太虚和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打破了宗教神学对万物发展变化的认识，确立了以思辨哲学为依据的儒家宗教观。儒学体系中的思辨哲学改变了人们以“心”、“道”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开始以理性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客观世界。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儒学地位逐渐上升，与张载虚气相即思辨哲学思想的建立有着必然联系。
三、宗教观与人性的统一
在宋以前，儒家以“敬天法祖”作为其对宗教看法的核心。对于鬼神、天命的看法，儒学内部存在很大的分歧。先秦的孔子对鬼神、天命的看法比较严肃，他一方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对鬼神的崇拜培养人民的敬畏心理。继孔子之后，孟子以“尽性知命而知天”强调个人主观认识的重要性，虽然他没有提到自己对鬼神的看法，但从他对仁政、道德以及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上，可以推测孟子并没有将鬼神、天命观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秦汉时期，儒学开始关注鬼神、天命，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建构起一整套维护封建统治的神学体系。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神灵造就的，神灵为众生设立了行为规范，所谓的天灾就是神灵对行为规范遭到破坏后发出的警示；万物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由天命决定，众生必须遵循这种等级秩序。董仲舒的宗教观与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观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成为了日后三教合流的理论渊源。东汉时期的儒家学者王充和魏晋时期的范缜，对于鬼神、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坚持无神论，主张废除一切祭祀活动。王充和范缜的宗教观与当时儒家维系宗法伦理的观点不符，没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儒学内部宗教观念的模糊性助长了佛教、道教的盛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均通过兴建佛寺、道观加强思想领域的统治，儒学地位逐渐下降。
为了改变儒学面临的困境，张载用儒家的礼制文化去调和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鬼神观，使建构后的儒家宗教观与人性达到统一。张载反对祭祀鬼神，他认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5]对于鬼神，张载始终认为这是气化的产物，宇宙间万物的存在变化均与气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气的消散，鬼神最终也会归于太虚。他强调对待鬼神，“敬而远之”即可。对于天命，张载认为，人与天存在双重互动的关系。严格的等级秩序并非天命决定，它与统治阶级对封闭而静态的制度均衡的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可以遵循礼制，但不必受制于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人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中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己在各方面的修行、历练，改变自己的出身，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对天命的认识上，张载既点明了儒家宗家观的社会等级规范，又强调了人性的“天人一源”。基于张载对儒家宗教观中关于鬼神、天命的思辨性的哲学认识，张载对儒家所提倡的宗教祭祀提出了人性化的看法。与以往批佛辟道的儒家学者相比，张载对鬼神、天命的不同点在于不主张废除一切宗教祭祀活动。张载认为，传统的宗教仪式（如祭祀天地、祖宗等仪式）建立在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制基础之上。这些宗教仪式是儒家礼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宗法的维系和忠孝精神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张载本人也因此极力倡导儒家的礼制文化，他主动学习《周礼》，以身作则，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家的礼仪制度。在丧葬家祭方面，张载亲自参加宗教祭祀，依据儒家传统礼制进行丧葬家祭。“近世丧葬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6]
张载从气学的角度对鬼神进行解释，厘清了儒学内部的宗教观念，使儒家宗教观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在对天命的认识上，张载对儒学中“天命不可违”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发扬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性与天命的互动关系，使人性融入到儒家宗教观中。此外，张载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宗教祭祀仪式中，使宗教祭祀活动以儒学礼制文化的形式延续至今，成功地做到了儒家宗教观与人性的统一。
结论
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既是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气化实体论批佛道之轮回转世说，张载为儒家宗教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虚气相即建构儒家天道本体，张载阐发了以气为本体的思辨哲学思想。在对鬼神、天命的认识上，张载否定儒学传统的鬼神、天命观，将人性融入儒家宗教观，用以解释宗教祭祀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学内部混乱的宗教观，使儒学的宗教观逐渐趋向人性化。在批佛辟道的过程中，张载将对佛教、道教的批判提升到哲学层次上。他以气本论为基础，通过批佛辟道的方式建构儒家宗教观。在对儒家宗教观进行建构的过程中，张载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抽象化、哲学化的概念，使儒学从宗教神学过渡到思辨哲学阶段，为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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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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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礼”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是这样阐释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爱人”。抑或者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仁者”是指充满慈爱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爱人”则是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并且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要求，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仁学在塑造汉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构成现阶段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孔子的“礼”则是要维护“周礼”，“礼”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为了维护“礼”，维护以“周礼”为代表的氏族统治体系。这里说的氏族体系，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体系。维护或者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完全体现这一观点。“修身”可以理解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治国平天下”则是“礼”的表现，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修身”的效果呢，这就不得不注重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强调学习和教育，从而获得各种现实的及历史的知识，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观念，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观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习相远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例做了论述，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高中生要重视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终使自我修养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这也使得孔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强调孔子学说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注重政治和人事”，这也是在说孔子强调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会的“礼”，告诫高中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强调孔子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高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在孔子之后，孟子则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这正是将孔子的以“仁”释“礼”学说，即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孟子“亚圣”的地位沿袭了两千年。孟子之所以没有像孔子那样以“仁”释“礼”，是因为在战国时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坏，孟子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叙述了孟子强调“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说王者的政策实施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关联，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这里的得民心是指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相联系，并把它作为“仁政”思想中最为主要的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则评价这种观念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在强调一种心理原则――“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学的关键抓住并突出了，使其与墨子的兼爱，韩非的利己，老子的无为而治明确的分割开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则是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素质品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人的这种性善，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证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努力去培育的，否则，这种先天的善，仍然会被掩埋。对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学习与努力，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善，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去拓展内心的善，这就是“存善”。孟子强调，这是一种可以发扬的内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与“性恶论”
与孟子观点相对的，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说是上承孔孟学说，下接易庸，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精华，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界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叙述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这种性恶是指，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恶”也可以变为“善”。荀子的“学”是为了改造人性的“恶”，是在强调外在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观现实的任务改造。孟子的“学”则是为了扩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观意识的自我修养。同时，荀子还强调“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人要与自然奋斗才能生存，人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在荀子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事在人为，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奥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规律就够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视与人事相关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还强调“礼”。荀子的“礼”同孔子的“礼”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张打仗，荀子却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称“礼”“法”，这也成为荀子区别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这也使得“礼”成为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是人作为族类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个社会的礼法纲纪。在荀子看来，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礼”，不仅仅从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个体修养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出发，强调的是整体的礼法纲纪。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这个“礼”就是指整个社会的法律规范。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儒家思想到了汉代，则演变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为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有了系统的政治伦常纲领，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以儒为主，儒学独尊，融合各家学说而构成的儒家新时代。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特别指出，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依赖自然的天的五行阴阳来呈现出来的。着重指出了人要对天的服从，要根据天的旨意来实行政治制度，处理人际关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与客观现实规律相结合。作为具体存在的人的形体和社会等级及伦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间的推演。董仲舒将自然事物伦理花，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为了强调王朝统治也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和谐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这些的目的，都是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之间的严格的统治秩序。正因为这样，他的观点才可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开始提升。诚如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所说：“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也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 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