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0 04:05: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法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1978至2004的26年中，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于是，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个“时代”做出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具体而言，我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最终我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据此，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那种“现代化范式”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支配了中国法学的研究，甚至使中国法学的研究意识不到这种支配？或者说，“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究竟是如何不加反思和批判地被误置为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在本文中，我将以 “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对此做出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说明。
我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利”与针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讨论具有相关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与中国现实生活中切实面对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典型地说明中国法学所陷入的困境。我们将看到，一方面，中国法学对于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日益突显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有限的围绕“消费者权利”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也都带有严重的“都市化趋向”和“部门法学科趋向”，以西方法律中的概念或法条来“裁量”或“量度”中国“消费者权利”问题上的具体现实。也就是说，在中国法学关于“消费者权利”的研究中，作为研究出发点和依凭所在、并赋予它以根本意义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要素，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掉了，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中国”因此而严重缺位。
为什么“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
就“消费者权利”在中国体制方面所受关注的程度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指出：
第一，自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把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始，广州于1984年9月便成立了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正式成立。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包括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甚至还包括分散在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再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所享有的下述九项权利进行保护，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每年3月15日展开的“消费者权益日”运动，国务院领导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并由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展开的各种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颁布的一批有关打假的司法解释，各省市持续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和“清柜台”等活动，以及创建“购物放心店”、“放心街”、“放心市场”等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各阶层应有的关注。
但是与此同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见收敛，反而呈现出了日益猖獗之势。一如我们所知，卫生部于2002年底公布了当年的十大食品制假售假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于2003年公布了当年的造假案例。近来，关于假冒伪劣食品的新闻，更是越来越直逼人类生存的安全底线：藏着吊白块的米粉、饱含生长素的豆芽、劣质婴儿奶粉、氨水泡制的粉丝、敌敌畏浸泡的火腿、死猪肉制作的肉松、添加工业冰醋酸的老陈醋、“福尔马林”浸泡的水发食品、工业盐腌制的泡菜、用色素养出来的红心鸡蛋，乃至韭菜、香肠、肉丸、饺子、竹笋、酱油、瓜子、果丹皮、黄花菜、饮料、烟酒等日常食品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毒物质。
面对这种逆向发展的情势，亦即我所谓的“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的情势，我们必须做出直接且严肃的追问：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运动越来越“彻底”的情况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却反而呈现出日益猖獗之势？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法律问题和中国法学问题，或者说，这既是一个极具中国性的“问题束”，也是“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法学因受“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不关注中国现实生活的典型性之所在，因为从理论上讲，其间还隐含有至少这样几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第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乃是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紧密相关的。这是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特有问题，因为在西方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方面，那些以西方现代化社会之景象为基础的各种新的预期和希望；而另一方面，由这些景象而形成的对贫困和低水平生活的强烈意识，都经由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渲染和强调而变得更加突显了。这些新的预期和希望以及这种强烈的贫困意识，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不可能急速扩大财富以满足大众需求的情形下，除了导致广大民众竭力想摧毁或改革那些造成匮乏的现行经济结构以外，在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迅速致富的情势下，还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趋势，即以“低成本”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方式达致迅速致富的目的。
第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的日益猖獗，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大趋势：一是迎合中国“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主要制售“假冒伪”的中高档时髦产品，二是抓住中国依旧是一个以农民和贫困人员为主要人口的社会而主要制售廉价的“劣”质产品，而其间则以食品和药品为重。必须承认，上述第二种趋势更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对消费者生命权利侵害更大的，因为我认为：
首先，中国迄今为止的消费者组织或机构都有明显的“都市化”趋向。法律法规或相关的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运动也都有着明显的“都市化”趋向。因此，无论是在数据的统计上，还是在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上，它们也主要是与中国的“都市化”相应和的。显而易见，这种“都市化”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归根结底中国即是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新兴的“贫富差距结构”构成的真实社会。
其次，与上述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劣”质食品和药品正在大规模地流向贫困的地区和农村。一如我们所知，“劣”质食品和药品的特征不仅是廉价，而且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往往不会马上表现出它们所具有的毒害，而等到人们发现这些毒害结果时，已经对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这里的要害之处在于：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不仅会极容易侵害到每个正在食用食品和服用药品的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更会因其价格低廉而流向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流向贫困的中国农民阶层。
第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监管和地方司法机构执法缺位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大规模的恶性食品或药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某个环节的监管出了问题。在众所周知的山西白酒中毒事件中，无疑表明了地方政府部门对工业酒精销售监管的缺位：不法商贩勾结地方政府个别官员，致使工业酒精随便售卖，然后一兑水就变成了侵害人命的散装“白酒”。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一、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灾难性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活动往往是在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保护下形成的；二、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也往往能够得到当地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比如王海发现的大连销售伪劣电缆电线的公司正是被相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予的“质量信得过单位”称号者）；三、地方政府部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以罚代刑（比如2003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14万件，案值18.86亿元，但是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仅有191件），而这实际上是在与制假售假者进行“共谋”，纵容制假售假者在罚款的“制裁”下继续制假售假，甚至为地方部门或政府官员个人谋利益。
所有上述现象都表明，在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一个核心的维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质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这里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本身进行制约，以及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
法学家们的“空中楼阁”
显而易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或者说，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乃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种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更是关涉到中国在当下的特定时空中所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具有中国性的“问题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法学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做一番分析和检讨。根据本文的论旨及结构安排，我选择分析和检讨的，乃是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中所发表的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论文。
就CSSCI历年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而言，1994年至1998年共收录17种法学期刊：《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1999年又增加4种法学期刊，2000年再增加1种。至此，CSSCI共收录了22种中国法学期刊。
在对这22种中国法学期刊进行检索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这些法学期刊（其中的18种）在这个期间共发表文章3245篇，而在篇名中直接表明讨论和研究“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仅有25篇。即使在这仅有的25篇文章中，在笔者看来，还有6篇论文与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无甚关联，即《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大力培育我国的教育消费市场》、《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和《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等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法学论者对中国人时刻面临着的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第二，再就CSSCI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发表的那些讨论“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来看，我认为，它们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其论述的，即如何理解“消费者”、如何界定“生活消费”、单位是否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等问题。因此，从这些论文讨论的重点来看，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认为：
首先，这些法学论文表现出了一种与消费者组织、有关消费法律法规或打假运动相同的明显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富差距结构”重合的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从本文所选择的这一具体个案来看，那些信奉“现代化范式”的中国法学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消费者权利”当成了一个“同质”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把“消费者”视作一个“同质”的现代主体。因为无论是在案例的选择上（比如“王海打假案”、“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等），还是在论题题域的限定上（比如“定式合同”、“房地产”、“电子商务”、“知假打假”等），他们都在很程度上遗忘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与在中国的发达都市或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实际是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困境。
其次，这些法学论文大都出自部门法论者（尤其是民商法论者）之手，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仅在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中国法学在对待具体论题（比如说“消费者权利”）时往往具有的狭隘的“部门法学科趋向”（在这一方面，中国法学中的“法条主义”论者之所以研究“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其部门法所处理的问题；而类似于“权利本位论”的论者之所以不研究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属于部门法），而且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突显出了中国法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淡漠。
再次，这些法学论文所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消费者”概念的明确性、有关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逻辑上的自恰性、在调整范围上的确定性、以及消费者权利在种类上的完善，而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更奢谈去研究和追问“消费者权利”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或地方政府制度中，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很好保护这样的“问题束”了。
最后，这些法学论文基本上都以一种笼而统之的方式对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些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违法活动，而根本意识不到制售“劣”质食品和药品要比制售“假冒伪”商品更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大恶”，对于广大只能消费廉价食品和药品的贫困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权利；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
一、论文装订
1．论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2．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
论文装订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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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原创声明：论文原创声明的格式参见附件1，须打印后亲笔签名；
（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一般为300字。在内容摘要所在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关键词一般为3－5个；（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均为小四号宋体字，具体格式参见附件2）
（5）论文目录：要求使用三级目录；
（6）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二部分；
（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三部分。
3．页面设置：
（1）页边距：上下左右均应大于2cm；
（2）行间距：20磅（操作：格式 段落 行距 固定值 设置值20磅）；
（3）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 字体 间距 加宽 磅值1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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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打印；
2．正文以及标题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注释采取小五号字；
3．标题序号：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一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后必须加顿号，二级标题和四级标题之后不许加顿号，即带括号的标题不许加顿号。
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 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载privatelaw.com.cn，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1．认真进行文字校对，论文错别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2．正文所有小标题、各段段首必须空两格（即空出两个中文字符的位置），格式错误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3．论文所有标点必须采用中文标点（除外文文献外，一律不许使用英文标点）；所有数字必须采用半角，禁止全角数字。误用标点符号和数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4．注意论文的学术规范，杜绝抄袭。
附件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系统化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学在职业类院校的定位应该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处于基层和服务前沿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法律专业发展来看，我们逐步完善着专业的设置，朝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三年学习成果检验手段之一的毕业论文环节却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高职法律专业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对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法律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高职法律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在历史沿革和专业发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随着我国1999年开始高考扩招，法律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高职院校开设，这样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这个“高大上”专业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呼职院）开设了法律专业（包括法律事务和法律文秘专业）。高职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侧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对法律专业的定位主要表现在：1.法律高职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及生活紧密联系，侧重应用。法律高职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定位，社会对法律职业需求什么岗位，就设置什么专业，如经济法律事务、司法文秘、法律英语等专业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应需而设”的特点。2.法律高职教育比较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换言之，法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我们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注重灌输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设置目的
毕业论文对于大多数文科专业来讲，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在以培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为教育理念的高职法律专业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写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过程。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为例，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具体写作目标。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对学生而言，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寻找自己论文的基础支撑材料，然后根据具体写作目标进行甄别和思考，最后形成论文写作的大纲和思路。这是一个 “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以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反馈。综上所述，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也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自2007年指导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至今，我发现学生在论文的选题、写作和答辩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涉及到学生的态度、能力、论文的形式、论文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给定的题目索引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题材选择过于集中，论文题目选择重复率高
很多学生在选择写什么方面的论文时并未仔细思索自己是否有兴趣并擅长或有能力创新，而是选择一些成熟甚至陈旧的内容，理由是这样的文章多已成型，观点表述上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且答辩的时候能够对答如流。这样会导致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等论文题目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的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没有创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论文格式不规范，甚至有的学生在出了两稿后论文的字体、行间距等基本规范问题仍未改正。有的学生在论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规范内容存在滞后性，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在毕业论文中提出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自我认识或对现行法律法规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出现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的行为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中，有的抄袭他人作品，但未做标注或说明，有的将几篇文章进行拼凑形成自己的论文，最为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诚信缺失、学风不严谨、不求勤奋上进与求真务实、缺乏锐意创新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学校和教师在就业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学生的论文失范行为
学校虽制定了毕业论文答辩的管理文件，但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戒措施。很多学生虽知抄袭论文的做法不正确，但这样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照样答辩毕业。因此，法律专业学生“不守法”的论文失范现象与有效的惩治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
（五）学生论文写作中资料查找途径单一，论文缺乏有力基础支撑
大部分同学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通过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甚至直接将要写作的内容从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载“引用”，对资料的真实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别和考证。学生在资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识欠缺问题，缺失学习的主动性。
四、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改进对策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当下国家对法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深化对毕业论文存在意义的探析，改进毕业论文的写作，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和授课内容上的不同，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使我们对学生在理论层面的知识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目前，我们的论文题目索引给定的题目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在课程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确立论文题目库，给出学生偏实践性的指引。其实，除了现有的毕业论文写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运用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结业考察。换言之，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或实训单一或组成团队针对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这个过程既能使学生全程参与也能体现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学生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教师可以在答辩或交流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并给出成绩。
（二）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净化校园学习环境，建立诚信校园
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路径可以在新生入学之初的教育培训中体现，也可以在日常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道德的建设和学校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诚信校园建立后，大家都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诚信做事。长此以往，心存侥幸的同学就会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羞耻，从而纠正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完成大学期间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保障毕业论文设置目的的实现
学生自我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远。除此之外，对于学校而言，应该出台管理文件，对于在毕业论文环节态度不端、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教育、纠正和惩治。就业率的确能体现出学校的成绩，但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优秀的人才，优秀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问题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一个完整科学的惩罚和有效纠正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失范行为的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挥指导教师的督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教师，身肩“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为人师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创新是学生的一面镜子。近些年来，职称评审条件高门槛及的高难度导致在学界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行为，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言之，教师学术声誉的重建和学术责任的承担能够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学生分配给导师之后，导师要能够时刻起到督导作用，无论从论文题目的遴选还是论文逻辑的架构以及论文内容的创作上都需要认真对待、实时关注，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逐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关键词：阳光学院；法学专业建设；探索；成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阳光学院法律系法学专业，同学院其他专业一样，自2001年开始招生以来，已经招收8届17班，已毕业4届9个班516名毕业生，目前尚有在校学生8个班约500人。经过八年的改革探索，在实现自己培养目标上，努力打造高等法学专业建设新的模式，办出自己特色；在实施法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上，不断开拓、改革和创新，应对当前人才竞争的严峻挑战，取得较好的办学效果。4届毕业516名学生，被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法学院录取法学硕士研究生21名，被省、市各级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90名，录用事业单位70名，通过司法考试取得司法资格47人，截止目前以上“三考”达标人数为228人，占毕业生44.2%。尤其是05届57名毕业生中，当年就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等硕研3人，录用公务员16人，经过近三年努力，现先后被录取公务员35人，占61.4%（其中录用法院9人，检察院6人，司法行政及律师5人，公安、税务、工商等其他公务员15人）；录用事业单位8人，占14%；到企业就业12人，占21%；出国、读博2人，占3.5%。国家司法考试通过11人。05届法学专业毕业生百分之百、高规格就业的佳绩为法律系法学专业建设打出了新的品牌。法律系法学专业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被学院确定为办学模式样板，得到全面肯定。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法律专业人才
阳光学院是阳光（国际）集团与福州大学联合举办的民办高等学校。在性质上，阳光学院属于民办的独立学院，具有民办事业独立法人资格；在招生上，阳光学院为本科第三批招生，其生源录取分数线与一本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法学院相差在100分以上，与二本的师大、农林大生源也有很大差异。这一差异性决定了阳光学院法学专业无论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上，还是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既要注意传承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好的传统经验，但又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应当根据国家的规定、社会的需要和阳光学院的实际情况，以勇于创新、改革的理念，正确务实地设计和确定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这就是通过四年学习，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较强的动手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实用型高级法律专业人才。具体要求所有学生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最后要达到取得“两证”，参加“三考”的目标，即取得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参加各级公务员考试、硕士研究生考试和全国司法统一考试，获取更多的专业就业机会和提高竞争综合能力。这样培养目标既具体明确，又务实可行，不仅为法律系正确设计实用性的教学计划提供了依据，而且也成为法律系师生一起做好法学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的动力。
正是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要求，系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一方面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开设14门核心法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不变，作为必修课程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从适应“三考”需要，开设一些诸如律师实务、法律文书、法律职业道德等实务性强的课程，为配合“公务员考试”需要，还开设了行政管理学选修课程，专门训练学生适应“申论”、“行政执业能力测试”两门公务员考试的课程，以应对公务员考试的现实需要。
二、专职教师队伍培养是建设特色法学专业的基本保证
在建院初期，法律系同其他系一样，基本上采取外聘的方法，从福州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行政学院等九个院校聘请了约30余名具有“双师型”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16名，讲师、硕士研究生10名，他们的丰富教学经验，不仅支持了法学专业教学工作顺利完成，而且可以使学生从多院校优秀教师多风格教学模式中获得更多教益，同时也为我们加强对系里专职教师的培养提高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教师体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外聘教师早来晚归难以承担法学专业建设和改革的重担，为此有计划引进一批专职教师，采取积极有效培养措施，促进专职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是必要的。根据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计划，法律系从02年开始，先后积极稳妥地引进聘用15名专职教师。每名教师一到职，系里就根据新教师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从事讲授专业课程方向，制定培养计划，并采取“赶着鸭子上架”、“推着卒子过河”，“比着擂台打拼”等方法以及集体备课，编写教材，听课、交流、进行案例教学法研讨等措施，促使教师尽快成长，比较顺利地经过了教学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教师教学能力不断提高。经过一年锻炼，04-05学年学生对教师的测评教学质量人均为76.4分，05-06学年以及06-07学年第一期学生和院督导组的综合测评人均为81.3分。学生和专家对法律系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持肯定的评价。二是教师完成教学工作量逐年增加。在03-04学年第二学期，我系专职教师全部都上公共课；04-05学年开始，专职教师逐步开始上专业课；05-06学年，两学期我系教师共开27门专业课，共完成3461课时，人均168课时，占全系专业课的53.8％；06-07学年第一学期共开专业课10门，合计1134课时，人均103课时，占全系专业课69.06%。教师已经走上专业课教学的主战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教师教学方法得到不断进步。法律系所聘用的教师，过去基本上都未站过讲台，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在他们受聘后，系里首先安排他们在公共课讲台上锻炼，为了使他们更快熟悉教学环境和工作，系里组织他们集体备课，编写教材，听课取经，定期交流教学方法。在公共课教学上普通受到锻炼的基础上，逐步安排他们开设专业课，一来有一定讲课的实践经验，二来有老教师榜样和对比，三来有较为充分的备课过程，所以他们走上专业课教学就旗开得胜，普遍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巩固成绩，提高教学水平，系里又通过教学法研讨会，教学观摩活动，开展互相学习和交流，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等活动，促进大家更用心地探索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四是教师科研工作得到不断加强。几年来，在学院科研管理政策的鼓舞和推进下，法律系教师在积极完成教学工作任务同时，也努力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以肖义方、翁连金、王浩云等人申报、承担了阳光学院第一项省教育厅“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课题项目，并已完成结项。全系教师共同编写出版具有实用特色的第一部教材《新编大学法律基础》和四辑《法学教学案例汇编》，系主任陈训敬教授认真总结、撰写并发表教学改革系列论文6篇，其他教师也撰写发表学术论文9篇，开启并初步形成了全系法学学术研究、法学教学改革研究风气，这对提高教师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有着积极作用，对教师今后职称晋升也打下坚实基础。系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所有成效，年轻教师尽快成长，直接为建设特色的法学专业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的保证。
三、课堂教学中注重案例教学法与开展法制视听课第二课堂建设
（一）加强教师教学法的研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系里采取集体备课，组织教师编写教材、选编案例，召开案例教学法研讨会，组织观摩教学活动等形式，加强对教师教学法的研究，互相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全系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系积极推行“讲法理、看法条、析案例”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目标的实现。首先，他们在选择教材上十分注意兼顾教材的权威性和适用性。其次，也重视配套相应的法律汇编和重点学科的案例分析资料，使学生在四年学习期间，有可能在教师具体指导下，深刻分析一百例较为复杂的疑难案例和结合各个课程学习亲自分析一千例各种类型的典型案例，这样做，不仅使学生能够比较扎实地学习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而且学会运用理论知识和法律规定去分析处理各种类型的案件和社会上各种法律问题，使自己在法律素养和能力上都得到更大的提高和培养。三是加大实践教学环节分量，不仅在教学计划上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的门类和学分，而且落实到课任教师身上，结合理论教学，进行案例分析、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案例教学，使案例教学法得到全面推行和落实。
（二）充分发挥法制视听课作用，加强对学生进行“三种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学院的支持下，系建立起法制影视资料库和视听实验室，购置了一整套包括古今中外法制影视资料和庭审资料，共有五类百部千碟，为加强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化的专业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配合专业理论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并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三看”的具体做法：一是“必须看”，即在第一学年，针对新生的专业思想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红色康乃馨》、《大法官》、《主诉检察官》、《被告》等电视连续剧，并结合写心得体会、召开专题班会，使学生在影视情结中增强对法制专业的认知和责任感，培养对法律职业的热爱，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法律专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结合看”，即在第二、三学年各专业课教学中，结合实体法、程序法专业教学，由课任教师组织学生观看民、刑、行政等法庭庭审实录案例，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各类案件诉讼程序，增加对司法实践的感性认识，起到旁听庭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三是“自由看”，即在第二学年以后，由年级、班级两委组织同学，利用课余、周末、节假日时间，自由选择观看其他各类法制影视资料片，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第二课堂内容，活跃了课余文化生活氛围，而且寓教育于娱乐，潜移默化，不断地深化对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广大学生牢固地树立“做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理念和宏愿。
四、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与实习基地的建设
（一）注重抓好各类实践教学环节活动，环环衔接，努力把学用结合贯穿教学计划始终
法律系不仅重视在教学计划中集中安排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内容和时间要求，而且充分利用假期安排一些有益的实践环节活动，使学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自始至终贯穿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如在第一学年暑假，学生初步学了一些法律课程，系就结合学院安排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专业感性认知实习，要求学生注意观察和调查发生在自己身边有关法治的人和事，并写出心得体会，在新学期伊始组织班会交流，培养学生从法治视角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加强专业思想，提高法治责任感；在第二学年的暑假，学生学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后，专门安排学生到司法部门见习一个月，进行初步的专业实习，通过见习，让学生熟悉司法环境，初步学习司法实践知识，由于做到去前有动员布置，返校有检查总结，评定学分，使见习起到加深学生对法治实践的认识，起到提高学习积极性的作用；结合第二、三学年的专业课程教学，通过案例分析、案例讨论、案例作业，模拟法庭，庭审旁听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努力培养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三动”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从第三学年暑假开始安排学生毕业实习、模拟法庭毕业设计工作，努力把这两类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带着毕业设计的课题到法院的实习基地有目的向司法实践学习，使毕业实习更好地为毕业设计创造条件，打好基础，通过系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两个实践教学环节工作，最后通过模拟法庭庭审毕业设计演示、考核，对学生的四年法学理论知识和运用理论的实践能力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检验和锻炼，为学生毕业工作和“三考”做了充分的准备。
（二）建立规范的实习基地，实行以集中实习为主的毕业实习模式
在传承高等法学教育毕业实习模式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情况，系里调整了毕业实习模式，使毕业实习工作更加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并得以顺利进行。其一，建立稳定的毕业实习基地。经过几年努力，通过和法院充分协商，系里已和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龙岩市、宁德市等五市九个法院协议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其中与三个法院签订了书面共建协议，并正式挂牌，其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通过总结经验，制定了毕业实习管理规范意见，提高了毕业实习成效和水平，使毕业实习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其二，实行以集中实习为主，结合分散实习的模式，有利于妥善解决毕业实习在时间上、精力上与考研，就业矛盾的问题；其三，在毕业实习时间安排上，由第七学期提前到暑假进行，腾出更多时间，有利于毕业生参加研究生，公务员考备和就业应聘工作，达到学生参加毕业实习精力集中成效好，法院更加欢迎并积极接纳实习和院系毕业生工作得到妥善安排的“三满意”效果。
论文摘要：《经济法》课程是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必修课。由于该课程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覆盖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点众多，且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又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逻辑概括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对尚未投身社会的学生而言学习难度较大。本文从《经济法》课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如何结合高职院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经济法》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工学结合；教学目标；分层次教学；案例教学；实训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高职院校遵从职业教育规律、凝炼发展特色、提升办学水平、增强育人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全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共同取向。《经济法》课程作为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必修课，由于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覆盖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点众多，且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又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逻辑概括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因此，对尚未投身社会的学生而言，学习难度是较大的。如何切实增强《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使高职学生真正达到能懂会用的目的，确需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探讨，改革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程序设计以及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在此，笔者就如何契合高职院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经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高职经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开设的现状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提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不仅符合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适应我国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客观需要。与此相适应，高职院校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过程中，在大多数专业的培养计划中，经济法都是被作为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安排的。特别是在会计、金融、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经贸类专业中，基于其人才培养目标为适应经贸部门或企业经营管理第一线需要、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定位，其在知识的结构中，就必然要包括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法律在内的非常广泛的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通过加强对我国以及主要贸易国经济领域的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以培养学生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为重点，使其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具有初步掌握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符合现代企业对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因此，经济法课程已成为各类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培养既懂经贸知识、又懂法律知识的高素质经贸人才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二、高职经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未能突出重点，不利于学生学习目标的确定
《经济法》课程由于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因此，对于非法学专业的高职经贸类学生而言，在学习中不仅会处处遇到抽象、专业的法学专有术语的问题，还经常感到知识点太多，难以掌握，从而容易滋生畏难情绪，影响了对学科学习兴趣的产生。此外，经济法属于法学体系中的内容涉猎很广，覆盖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既需要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又需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的知识。因此，如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结构体例逐章讲解，而不是根据课程开设要达到的使学生能真正掌握必备的法律实务技能，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最终形成处理职业中的法律事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实务能力，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技能人才的目的来安排教学，突出实用性技能方面内容的教学重点，必然使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经济法》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最终使该课程开设的目的不能达到。
（二）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法律课程由于涉及到众多的法律概念和具体的法律条文，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是注重概念的解释，特别是对于非法律专业的经贸类学生，为便于学生理解陌生的法律专业术语，老师理论知识的讲授时间一般较多。但这种传统的以法律概念、特征、作用为主要知识点的理论讲授模式，使学生每节课都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授的大量概念，不仅在知识消化上存在一定难度，使学生作为一个初学者在接触新概念、新知识时可能产生种种错误和不解；而且由于不能将抽象的法律概念、法律条文与具体的实践生活、社会现象相联系，结果往往使学生不能理解法律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存在着一定差距，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导致课堂讲授的知识缺乏说服力。
（三）教学手段单一，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高
传统的教学手段往往是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老师一本教材、学生一本课一本笔记本，由教师向学生灌输教材内容，且偏重于理论部分，学生采用的是“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考笔记”的应试学习方法，处于一种盲目跟从的地位，缺乏自主思维和学习积极性，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偏少，最终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学习主动性差，知识面窄，综合素质较低。由于《经济法》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而单纯的法律条文又十分枯燥，如果单靠老师一味地说教来讲解，学生就永远只是课堂的配角和被动的接受者，这样，既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结果往往使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所以在讲授《经济法》课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用大量的案例作为辅助来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条文，调动其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应该积极探索其他新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缺少实训内容，未能体现高职院校“工学结合”的教学要求
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来看，高职院校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是其重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根据课程的特点，结合课程开设的目标，将实训内容引入到课堂当中，通过“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切实提高学生的实务应用能力。但从目前各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的讲授情况来看，由于相当部分授课教师本身缺乏具体从事经济法实务工作的经验，甚至由欠缺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授课教师，由于授课者本身欠缺实际的经济法规训练，往往把经济法教授成单纯的法律条文解释学，更谈不上指导学生结合实际具体运用相关法律知识。无论有多么科学的教学大纲、适合的教材、先进的教育技术，如果在教学模式中未能加强对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的训练，尤其是那些动手实践性很强的一些专业技能，单靠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课堂教学的话，学生应用能力和实务技能的培养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转贴于
三、改革高职经贸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一）要明确课程性质，确定教学目标
《经济法》课程的开设，是旨在通过经济领域主要法律制度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未来在企业中工作时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巧，最终形成处理职业中的法律事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实务能力。因此，在课程开始讲授之前，就必须向学生明确课程的性质，即该课程是属于应用型的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开动脑筋、勤思考，多总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掌握各种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而且逐步提高应用具体法律规定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为参与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在课程开始讲授之前，我就首先明确，经济法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法律学科，死记硬背没有用，最终，还是要通过掌握法律知识解决实务问题。由于课程的性质、特点以及作用等问题明确，教学目标清晰，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课程的基本体系与结构，明确了课程在整个专业教育中的地位，并特别注意与其他紧密相关课程的衔接与配合，这就为切实增强《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要抓住教学重点，采用分层次教学
由于《经济法》课程包括了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等，因此，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对初学者来说，往往因课程的内容广泛而在学习中易于混淆，影响了教学的实际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采用了“抓住重点，分层教学”的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具体做法是，根据《经济法》课程的内容特点，将课程内容和要求学生所应掌握的学习内容分为“了解”、“掌握”以及“能用”三个层次。对于经济法的一般原理、概念和功能，要求学生达到“了解”；对于简单而较次要的法律知识，只要求学生达到“掌握”；而对于学生今后工作、生活中要运用到的重要的法律知识，则要求学生达到“能用”。例如，在讲授合同法律制度时，基于商事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基本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因此，合同法律制度作为重点讲授的章节，在教学时，我就对教学内容划分了不同的层次，如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即属于“了解”层次；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效力等属于“掌握”层次；而合同的内容、违约的补救方法等则属于“能用”层次，是课程的教学重点。
由于学生对整个课程的教学层次有清晰的了解，在学习重点和分配学习精力上就能有较好的把握，能注意区分重点与非重点，合理分配和使用力量，从而取得了以点带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三）要以实务为主线，进行案例教学
法学课程，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基于法学课程的特性，在《经济法》课程的讲授中，要以实务应用为主线，以学生未来在企业中工作的实际需要为重点，抛弃以往法学教学单纯罗列法条，深奥、枯燥的理论知识较多的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由浅渐深的案例教学，不仅使课堂教学气氛生动，师生交流活跃，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合同法律制度的教学中，为了使缺乏合同实务知识的学生能掌握好这一以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知识，从合同的订立程序、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违约救济这一整个合同业务流程的法律讲解中，笔者共运用了30多个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基本上每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都相应配备了一个案例。使学生通过从每一知识点的导入案例的思考，到带着问题听知识点讲授，到开动思维代入角色分析个案、解决个案，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积累实务经验的作用。
关键词:建筑法规;课程改革;实用性
一、优选教材，根据专业特色优化教学内容
工程类专业《建筑法规》课程内容繁杂，集建筑学专业知识和法学专业知识于一身，加大了教材编写的难度。目前，市面上供工程类专业学生的《建筑法规》教材都有一个弊端，即缺乏针对性，纯文字的教材内容抽象，工程类专业知识及法律专业知识都是浅尝辄止，对需要探究的问题并未深入讨论。工程类《建筑法规》课程的授课对象是缺乏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和人文知识教育的工科类学生，对于他们来说，有公式、计算、图形的教材才是理科专业的重点，纯文字的《建筑法规》会给工科学生产生误导，认为该门课程只是副课，并不重要;另外，工科类学生缺乏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建筑法规》教材几乎没有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介绍，整篇都是专业法律知识，学生课前看不懂，课上就会听得云里雾里，从而降低课程学习兴趣。因此，一本好的《建筑法规》教材是课程效果实现的关键之一。针对市面上的《建筑法规》教材都未考虑到工科学生的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和人文知识教育缺乏的弊端，独立学院在优选教材之后还应该根据学院工程类专业特色编写辅助教材。以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为例，学院开设《建筑法规》课程的对象是工程造价专业的学生，辅助教材内容应以购买的《建筑法规》教材为基础，从中梳理出与造价工程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并配套相应的法学基本理论知识以及相关的实际案例分析，让学生在了解法与道德舆论、公权与私权、罪与非罪等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后，结合自己专业，结合实际案例，主动学习，从而学以致用，达到课程开设目的。
二、双重考核，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
目前，独立学院工程类专业《建筑法规》课程虽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同时也被列为考查课，以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为例，造价工程专业开设的《建筑法规》课程的考核方式要么是课后案例分析，要么是论文写作，考核重点不突出，考核难度不大，这种考查方式无法让学生对重要知识点进行梳理和掌握，无法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运用所学解决问题，本应是一门专业应用较强的课程因考核难度的降低被学生误以为是不重要的课程，从而失去学习兴趣，把精力都放在其他需要应试的课程上，降低本门课程的学习主动性。笔者建议实行双重考核，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五五分成，平时考核以考勤和案例分析为主，期末考核采取应试方式，让学生既要重视平时课堂的学习，也要掌握重要知识点，以备遇到真实案例时，能运用所学知识及所学案例处理方法解决问题。
三、健全培训机制，夯实教师自身知识水平
影响课程实效性的另一关键因素便是任课教师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建筑法规》作为一门集工程类专业知识和法学专业知识于一体的课程，仅靠一本优选教材和短短32个学时的课时讲解，并不能让学生很好地把握重点和运用实践。因此，教师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对于独立学院来说，以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为例，师资力量本就薄弱，承担课程任务繁重，像《建筑法规》这样的考查课程一般是由青年教师担任，青年教师多是刚从学校毕业，并未从事相关工作，不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同时要么是工科类专业未受过法学知识教育，要么是法学专业老师兼任并未受过工程类专业知识教育，这类青年教师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经验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抓住课程重点，只能照本宣科，案例讲解也只能浮于表面，本就对纯文字教学不感冒的工科类学生更是失去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建议独立学院重视《建筑法规》课程，对造价工程方向教师进行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培训，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者律师给做培训，并鼓励青年教师多学习、多去挂职，努力夯实自身知识水平，提升授课能力，促进课程实效性目的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田蓉．关于＜建筑法规＞课程改革的思考与探讨［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1－04．
关键词：危险驾驶 定罪标准 法益保护
刑法修正案八中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①“追逐竞驶”、“醉酒驾驶”问题正式纳入我国刑法规范。然危险驾驶罪的入罪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处于摸索阶段。首先是一个入罪必要性考量，其次是定罪量刑标准，再就是法益的保护功能如何，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 危险驾驶罪的概述。
所谓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应当包含两种行为：第一、行为人驾驶机动车以追逐竞驶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情节恶劣；第二、行为人以醉酒状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了“飙车”和醉酒驾驶这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因此，我国刑法中危险驾驶罪的危害行为应仅限定为“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这两种行为。
虽然“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这两种危险驾驶行为最为人们所关注，且最为多见，但如服用、麻醉剂驾驶、疲劳驾驶、无证驾驶、严重超载驾驶、或者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驾驶等行为，其危险性与“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并无不同。危险驾驶行为根据英国法律被定义为：司机的驾驶方式远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谨慎和被期望的程度，并且对于令人满意、谨慎的司机来说，很明显，以此种方式驾驶是特别危险的。
（一）“追逐竞驶”行为之认定
在我国对“追逐竞驶”行为之认定，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二中第119条规定给我们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对“道路”的规定，道路所包含的是第一、公路、城市道路；第二、虽属于单位管辖范围，但是仍然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高校道路等允许公众通行的场所）。该立法目的是符合我国的交通发展现状。其次，“追逐竞驶”并不等同于“高速驾驶”，相互追赶，相互竞赛并造成严重后果即可认定为“追逐竞驶”。而“高速驾驶”必须要速度超过一定的限度才能认定为高速驾驶。“追逐竞驶”要求必须有一个及一个以上的追逐对象才可认定为追逐竞驶，而“高速驾驶”则不要求有追逐的对象。再次，行为人如果由于情况紧急不得已造成了客观上的“追逐竞驶”，其主观并无造成“追逐竞驶”的故意，也并未造成法益的紧迫威胁，则不应简单认定为“情节恶劣”加以处罚。再次，对“情节恶劣”的认定也需要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晰。对情节恶劣的认定必须结合行为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潜在危险性、认识因素、主观心态。若行为人只是由于情况紧急不得已造成了客观上的“追逐竞驶”，其主观并无故意，也并未造成法益的紧迫威胁，则不应简单认定为“情节恶劣”加以处罚。
（二）醉酒驾驶行为的认定
首先，对醉酒标准的认定。根据常识人们都可以知道，由于人们体质等方面的差异，对酒精反应和承受能力不同。只从血液酒精含量标准来判定是否属于醉酒驾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受制于当前的技术，通过血液检测相对也比较客观，可以建立一个全面检测驾驶者实际驾驶能力的模型，通过驾驶者当时的认识能力、意志因素等加以判断。从而得出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
其次，对“隔夜醉驾”和“非饮酒性醉驾”不能客观归罪。所谓“隔夜醉驾”即机动车驾驶人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非饮酒性醉驾”即机动车驾驶人因食用或者在体内注射了含有酒精的物品客观上造成了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有报道就曾指出某些“豆腐乳”和医用口服液含有酒精，而食用这种含有酒精的食品或药品在短期内会造成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因此如果驾驶者属于正常驾驶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情况下，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有客观归罪之嫌。
再次，醉酒驾驶不应一概而认定为犯罪。深度醉酒状态造成的病理性醉酒，容易急速发作并且完全失去或半失去对于所处环境的一切意识，产生一种使人完全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行为。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危险驾驶已经法定，从刑事责任角度而言，完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丧失了全部或部分意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事实判断上行为人是完全无责任能力者或部分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令其承担与其行为不相当的刑事责任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区分不同的情形，考虑驾驶者的客观状态。
二、危险驾驶罪和相似罪名的区分
（一）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分
从主观方面来说，危险驾驶主观心态是故意。这种故意可以表现为行为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生命财产安全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危害结果而言，交通肇事罪须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的区别是：前罪为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后罪只能是过失。
从客观方面来说，危险驾驶罪首先在驾驶行为上要求具有危险性，即行为人必须处于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而且这种行为产生危险，有可能给他人的人身、财产带来损害。其次是有情节上的要求，“追逐竞驶”（飙车行为）要求“情节恶劣”，醉酒驾驶也要求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状态。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在客观上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行为人有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2，行为人行为须引起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3.重大事故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有因果关系。交通肇事罪调整的是违反交通安全运输管理法律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危险驾驶罪调整的是严重违反交通安全运输管理法律的行为，无论是追逐竞驶行为还是醉酒驾驶行为都是属于严重违反交通安全运输管理法律行为的，而危险驾驶罪正是规范此类行为的。在调整的时间范围上，危险驾驶罪属于危险犯，交通肇事罪则属于实害犯。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介入要比交通肇事罪提前，这样有利于预防危险驾驶行为和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两罪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故意，但两罪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均有不同。从认识因素上来说，两罪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转化为现实可能性的程度认识不同。对于危险驾驶罪来说，行为人对于具体危险是有认识的，只是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认识不深，轻信自己能够避免，因而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是放任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公共安全危险的发生，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故意的全部内容，这符合了此罪的立法目的。
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程度有所区分。驾驶者的现实情况和客观环境等不同，其产生的危险性也不一样。然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客观上决定了要有与放火、爆炸等危险行为危险程度相当才可构成此罪。只有当其满足了上述客观要求，才能够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除此之外，危险驾驶罪必须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没有前提条件，只要对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就可以认定。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以其他危险方法”，作为一个“兜底”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当其他罪名无法适用时，才能适用。
三、危险驾驶罪完善思路，践行其法益保护功能
首先，应发挥好危险驾驶罪的预防功能。危险驾驶罪设立的首要目的就是预防危险驾驶的犯罪，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必须要发挥好其预防功能。媒体在报道时须合乎规范，客观真实的报道相关事件，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其次，加强普法教育。各类危险驾驶案件经媒体报道后，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关专家学者应当用能让一般民众能懂的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让民众了解。但“人们在考虑争议案件时往往会不自觉的感情用事，当法理与情理冲突时，公众的情感会偏离法理，对司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③但是人们一方面有智力的需求，同时也有感情的需要，感情需要寄托在事物上，情理冲突是必然的。比如在农村，危险驾驶，醉酒驾驶依然大量存在，不能说是其合理性，这是法律的空白区，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因此，在处理典型案件时，应注重对民众的法律教育。可采取公开审判、电视直播等方式，让公众能直观地了解整个案件。
其次，搞好刑法与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衔接。刑法虽然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但这只是对行为人人身和财产的处罚，对行为人资格的处罚还需要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处罚，但对高速危险驾驶行为并没有相关资格处罚的规定，因此，为了能与刑法较好的衔接，应该对高速危险驾驶行为的资格处罚作出规定。可以参照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规定，对于高速危险驾驶机动车，情节恶劣的，吊销驾驶执照，并在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高速危险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再次，坚持法律适用的统一。“所谓法律适用的统一即司法机关在司法中针对相同的案件相同的情况依照相同的法律，做出相同的或者是差异不大的结果出来”。④由于立法主体的多元和司法人员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司法机关在处理危险驾驶案件中适用法律不统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要实现司法的公正，就必须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最高法院应建立健全全国的协调机制，加强对同类案件的指导，使司法人员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有统一的参考和认识，减少对相同或类似案件判罚的巨大差异。
总而言之，处理危险驾驶案罪与刑要相适应，以免同案不同判，同时，还应重视危险驾驶案例指导制度，形成此类案件的指导范例。我们也应对其有所觉解，只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应该调动人们的公共意识，形成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守的习惯.（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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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万琨.关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思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3] 吴洪义.酒驾肇事的刑法责任探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0.
[4] 郭孜政.驾驶行为险态辨识理论与方法[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9.
[5] 肖中华，王海桥.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J].法学论坛，2009年第6期.
注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
② 肖中华，王海桥：《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6期，第34页。
一、民商法信用的主体与客体
信用体系包括繁杂的内容以及对象，为了更明确划分信用内容、引进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就要科学合理地界定信用主体，一旦信用主体进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纳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关切到后期信用主体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企业、政府、个人三个信用主体来划分主体和客体是与社会经济运行相适应的。
（一）个人信用经济社会里，消费者的个人信用成为社会个体身份的重要标识。商家和金融机构鼓励消费者提前、透支消费，通过约定以财物的形式并规定期限的偿还方式，对消费者设置了严密的信用系统，这是当前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信用关系。个人信用体系最先在欧美地区如美国等一些国家实施，曾一度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幅增长。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不仅化解了社会消费供求矛盾的危机，也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平均消费能力和水平。在我国，该体系自引进后就发展迅猛，但是整体还不完善，该体系所涉及的个人信用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制建设才是完善体系的最好选择。
（二）企业信用企业通过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在社会经济拥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业作为民商事主体的法人，理应享有相应的信用权利并承担对等的义务。依法设立的企业在相关法律中所参与的主要是民事和商业活动，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具备独自负责债权和债务的能力，当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从事关联交易时，企业是有信用权利的，相应而言，交易活动是双向的，企业也有责任维护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权利，以此，企业才能最终确立其信用主体的身份。企业具有法人资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规定的相应权利，企业通过将明晰股东及公司的产权，保证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实施，来为企业财产增值，这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将转换为钱，转化为社会财富。
（三）政府信用一个国家的信用是该国在国际社会、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体现，主要是根据该国政府的行为来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对社会所承诺支付的信用情况，比如公债就是政府通过国家债券形式向社会筹集财务和货币并在限定日期内按照约定利润比例偿还债务的工作。政府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构的指导和参与者，政府信用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政府信用建设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关键部分，是规范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体系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商法体系和我国其它法律体系一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完善与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还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依旧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明确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目前我国法学界还未明确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都还未形成统一。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大致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和外延存在四种不同观念，即“语义说”、“条款说”、“立法者意志说”和“双重功能说”。语义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了民事活动的参与者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该遵守信用，不进行任何欺诈的要求。条款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外延虽然并未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它仍然是应强制遵循的一般条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应对复杂的案情的审判，也可成为民事活动的参与者进行正确合法的民事活动的指导原则。立法者意志说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实现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终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制定的意图在于贯彻实现立法者的意志。双重功能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实现两大功能，即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功能，最终实现法律法规旺盛的生命力和弹性。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滞后在私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已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成为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在私法领域（如债权法和特权法）中均有其体系，但在序位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相当滞后。如民法通则第四条中确定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守法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却排在平等原则、自愿原则以及公平原则之后，这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最高行为准则”和“帝王条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衬的，严重滞后。
（三）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保障诚实信用原则我国现行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其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法规的指导性原则的，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规多达四百多部，覆盖面相当广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些全国性民商法律法规，还是在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规中诚实信用原则下位原则却非常少，如果从立法者明文确定的视角来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根本就不会被确立。如情更原则，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诚实运用原则的具体应用。我国合同法草案规定了情更原则，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导致变更原则不见踪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则的完善路径
（一）建立和健全个人信用体系个人的信用体系在我国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处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对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则进行完善，首先需要从个人的信用体系来建立、首先需要对社会当中的个人权利进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条规定都需要从个人信用的方面进行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确的规定。此外，针对于我国公民中的个人信用资料的保护状况上来看，我国还没有真正的达到保护隐私的一种状态，无论是个人的收入支出情况，还是个人家庭内的生活状况都是需要对其隐私采取保护的措施的。
要想彻底的解决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对个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当事人对于个人信息的沟通方式和时间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对于个人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权利，同样也需要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另外，我国公民应有权利对自己的资料进行修改，进而达到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们修改的现象发生。同时还需要将救济途径也归纳到个人信用体系的权利当中，并对于资料收集人对个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惩处的法律法规。
（二）加强公司的信用建设不得不承认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了限制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设则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信用建设的前提是经济市场中的主体不能够对权利与义务进行违反，除此之外还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规定。无论是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员还是公司中的债权人都对公司的信用体系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评判公司信用的过程中，实际承担的债务水平以及自身义务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参与下对公司中的内部人员的人格进动态的资产和静态的资本组成了“资”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资”来进行巩固。
（三）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同样，政府在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则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对社会中的信用体系的建设起着引导性的作用，所以对民商法中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的信用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政府在对其信用的建立过程中应需要群众以及法律的监督和评判，这种行为有益于政府引导信用体系的构建。那么在政府中的信用体系构建的相关人员也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并随时遵守民商法中的相关规定，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我国当前公务员的自身素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道德并不能充当一切事物的标准，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需要采取法律来对当前的社会状况进行管理，同时相关的部门需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则的对待工作，而对于社会信用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对于失信的行为要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使得市场经济发展稳定。
社会经济要平衡好各方面的权益问题，此时就需要政府信用来发挥效用，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廉洁为民是政府部门坚守的信条之一，这就使得专项治理更具必然性，要在法律法规的监督下增强政府办事能力，对于政策的推出也要合理、透明，让民众看到政府信用提升的一面。针对国家公务员的信用问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监督考察。影响社会廉洁之气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公共权力的使用问题，想要达到理想的国家法制建设和管理，就需要针对公共权力这一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律，并加以完善，从而实现公民权力不被侵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公务员的诚实、守信问题是属于道德和法律双重范围内的，同时也可以为政府的信誉树立一面旗帜。
当前社会各行业中危险行业比例不断增加，而这些行业又在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易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亟待保护。和其他国家相比，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处于研究阶段，相关立法和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文将通过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研究，以期探求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并将目前经验推广到其他强制责任保险领域。
【关键词】 强制 责任保险 政府干预
一、 强制责任保险概述
在对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前，我们必须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以及是对谁强制、如何强制；强制责任保险的特点和与一般保险的区别；强制责任保险的基本种类等问题。
通观我国相关立法和论文专著，我国学术界尚未对强制责任保险达成统一的定义。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上位概念作出了规定，强制保险则又称为法定保险，是由法律规定的股和条件的当事人必须参加的保险，其最主要特征是强制性。其次，在一些具体险种上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了交强险，在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1]
由此可以归纳出强制责任保险的定义：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在某些特殊的群体或行业对其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管当事人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的责任保险。在我国，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强制保险、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和旅游业
二、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责任保险起步较晚，但国家队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较为重视。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995）11号文件，公安部《公共娱乐长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不重视保险，以致中国的强制保险在立法、覆盖范围、险种开发、监管制度等方面相对较为落后。依据中国保险法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规定强制保险。
（二）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缺陷
法律是责任保险来意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和约束，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法律责任就无从谈起。从法律环境来看，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与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立法数量少，规则不够细化
我国的强制责任保险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责任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的疏忽、过失行为而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法律应成安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在我国，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相当有限，已有法律法规涉及的责任保险覆盖面窄，从投保到监管都缺乏可操作的条款[2]。因此对企业和公民来说，当法律么有明确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时，当然不会向保险公司需求寻求责任风险的转嫁，也不可能产生对责任保险的需求。[3]尽管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十一、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上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其他的法律中，对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仍不够清晰、充分，内容也多为笼统性规定，，未对具体操作进行进一步阐述。[4]
2、立法覆盖面窄，危害大、涉及面广的领域未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围
如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仅适用于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而未将同样属于高危行业的劳动者考虑在内，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涉及各行业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也还很不完善，虽然有些行业通过立法部门本部了航路也的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力度和执法水平相当地下；一些伤亡重大、易损害巨大公共利益的事故如公共场所的火灾事故也危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畴；在国外受到普遍强烈重视的医疗责任保险未在我国得到有效开展和普及，“看病难”已成为关系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有利于缓解医疗纠纷、解决看病难问题，有助于社会和谐，应得到足够重视。[5]
3、上下位立法存在冲突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限制了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主体即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制定强制责任保险的有关法律。但存在着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特点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或振幅规章 指定强制责任保险种类的情况，虽然对强制责任保险的推广和实施具有积极作用，但因违反上位法《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而无效。《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使大部分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则失去法律依据，限制了它的发展，扰乱了它的立法。
二、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之完善
（一）放宽立法限制
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全国保险业只有3家公司，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保险公司不注重市场营销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公关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文以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以至于有些地方将保险列为变相乱摊派、乱收费的一种，予以清理。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保险法严格限制了强制保险的权限，这对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中外资保险公司约100家，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随着保险在处理突发事件、稳定社会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仅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显得过于严格，而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已经被突破。鉴于中国目前各地和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把确定强制保险权授予保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规章。[6]
（二）理顺监管体制
由于一些法规没有得到及时修改，社会对有的强制保险存在一定的疑虑，有的甚至引起行政诉讼。如目前仍在执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火车票中含有 2%的强制保险费，其依据是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保险金额为2万元。依据保险法规定，只有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强制保险的条款和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据铁道部介绍，由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提高，2万元的保险金额已远远达不到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这一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保险金额等应尽快作全面修改。此外，有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了强制保险，有的是在办事程序中通过必须出具保险凭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对此，应加强研究分析，及时清理和修改。
（三）加强监管
加强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中国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在审批强制保险时，应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原则。因此，在审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时，应当特别注重条款的公正性，非盈利性，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强制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被动地位，对条款的公正、费率的高低等均无选择权和谈判权，特别是强制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往往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特定的利益主体关心被保险人的权益。20__年3月国务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监会按照总体不盈利、不亏本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这一规定为以后审批强制保险费率树立了典范。推动强制保险的目的，是利用保险的市场手段帮助政府处理事故和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而并非帮助保险公司扩大业务范围或盈利。因此，在审批费率时，应当扣除盈利因素和部分展业成本，要特别注意程序公开，原则上开听证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将精算数据公开，支持媒体报道，来年再对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用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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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4、张卉芳：《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__年学位论文。
5、/view/38324.htm 强制保险
[1] /view/38324.htm，2013年4月3日访问。
[2] 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3] 郭颂平主编：《责任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18页。
一、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定位
(一)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延长了实践教学时间
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包含社会调查、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和专业实习等形式。这些实践教学模式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素养和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往往实践比较短，而且基本都是模拟性的法律实务锻炼。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将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入学后的前5个学期，进行工程基础课程和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强调工程学科教育与14门核心课程的优化:第二个阶段是在法学本科生学习完工程学科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之后，在三年级下学期(第6学期)进行行业实习，为期一年半(含论文完成时间)，培养既懂法律又具有建设专业知识背景的法律人才。
(二)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深化了建设行业参与实践教学的过程
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由于与建筑工程行业进行深化合作，通过建立法务管理班的校内培训和建设工程行业的招标投标、诉讼事务参与解决等工作，而且实习时间三个学期，深化了建设行业参与当前法学教学的力度，从而为真正培养工程法务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法律素养、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
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侧重法学专业学生的交往能力、调研能力和法律素养的培养，对法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足。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将学生的实习纳入到真正的工程法务纠纷与工程招标和投标中来，从而使得学生在工作实务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发现建设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很好的提高了法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
(一)以培养工程法务实务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
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重点定位于为建设工程法律实务领域输送专门人才的角度，将工程开发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工程建设齐询机构等作为人才输送的主渠道。由于这些法律职业岗位注重从业者的法律应用能力和工程实务解读能力，因此，应充分考虑这种职业性质，要按照这些法律职业部门的人才引进要求设置培养目标。卓越计划视角下法学实践教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可表述为:系统掌握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知识，熟悉建设工程基本业务知识，以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为初始目标，以解决建设工程实务纠纷为主要目的，熟悉处理建设工程法律实务的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
(二)以司法考试和建设工程实务为参照增加实践教学内容
2002年我国对原有的律师资格考试进行了改革，开始实施每年一次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它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律人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保证法律职业者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同质化。司法考试是法学专业学生进入法律职业的门槛，因此卓越计划视角下法学实践教学也必须以司法考试为参照来增加实践教学内容。当前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存在脱节的问题，而且司法考试越来越侧重于法律实务的考察。因此，卓越计划视角下法学实践教学模式正好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发现和解决法律实务的能力，有利于提高法学专业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概率。
三、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建设的措施
(一)优化课程设置，做好法学实践教学的时间保障
卓越计划视角下建设法学实践教学，由于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必须进行优化。在课程设置上，法学14门核心课程所谓必须课程，工程类课程作为专业限选课程，公共基础课程要缩小教学量，提高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中，要突出学生工程业务解读能力和工程法律实务能力的锻炼。
(二)深化行业合作，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
提高法学实践教学质量，必须深化与建设工程企业深化合作。在卓越计划视角下，可以通过与建设工程企业组建法务培训班、法学专业学生顶岗实习和建立校内外双导师制等形式加强与建设工程企业的合作，从而不仅保障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时间，而且通过对学生亲自参与建设工程企业的法律实务工作，不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和工程解读能力，从而提高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
一、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教学脱离法律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法学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系基于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1]。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一直是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培养,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由于大部分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毕业后面对非常简单的案子竟不知如何入手,更谈不上运用办案技巧了。同时,由于大学生涉世较浅,对法律所调整的部分社会关系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对个别部门法学的理论难以理解和领会。因此,法学本科教育应适当增加法律实践活动。
以税法中的增值税为例,由于大学生平时没有接触过商品流通过程,也没有见过增值税发票,所以大多数学生对“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就是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的理解产生障碍。这就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通过带领学生到纳税人的公司实地考察,使学生对增值税概念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有感性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二)学生缺乏综合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法学理论可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学。教师按照不同的部门法学分别授课,所以每门课程所讲授的只是单一部门法学的知识;教学中即使需要援引案例对理论进行解释,所引案例也多是学者根据某个知识点设计的小案例,这样的案例一般不涉及其他部门法律的知识,甚至不涉及同一部门法律前后相关的知识。然而,现实中的案件不可能按照不同的部门法律而分门别类地发生,一个案件往往涉及不同部门法律的不同规定。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将不同部门的法律规定融会贯通、综合地加以适用。而我们现行的“条块分割”式的法学本科教学很难适应这一现实情况。
(三)学生欠缺驾驭专业语言的能力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专业语言,法学也不例外。熟练而准确地使用法律语言办理法律业务是一个法律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然而,现在很多法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不具备这一基本技能。法学专业的教师不难发现,学生在课堂上对某个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时,经常使用非规范的语言表达;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更是白话连篇。
造成法学专业学生专业语言能力欠缺的主要原因有2点:其一,高校扩招使得本就失衡的师生比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本应小班授课的专业课只能大班授课。大班授课必然使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的机会大大减少,学生失去了在课堂上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天然地形成专业语言能力。其二,从目前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教学实践看,多数教师授课完毕后不安排书面作业,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撰写毕业论文之外,基本没有用专业语言进行书面表达的锻炼机会。
(四)大部分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无法进入法律职业阶层
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生就职于公检法机关或律师事务所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现实是大部分本科毕业生无法进入上述单位或机构工作。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规定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职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均需要通过国家组织的统一的司法考试,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而大部分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生没有能力通过这类司法考试。有资料显示,我国法律专业“每年有10多万毕业生,但只有很小比例的学生能进入司法机关工作;目前国家司法考试的社会平均通过率约为22%,而全国政法院校毕业生的平均通过率也只有24%,并不占多大优势。可见,法学教育离‘职业化’越来越远”[2]。
二、法学本科教育面临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法学专业的实践课程缺失
课程设置是教学大纲的大纲,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课程设置科学与否,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过程的实施和培养目标的实现。法学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一般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①必修课程为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②选修课程在不同的高等院校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是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中外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环境法学、国家赔偿法、犯罪侦查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律师与公证制度、合同法、商法、竞争法、公司法、税法、金融法、侵权法、社会与劳动保障法、婚姻家庭法、法律诊所等。
总观法学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可以发现,只有选修课中的法律诊所是实践课程,而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程中竟然没有一门实践课程。即使是以选修课形式设置的法律诊所课程,也只是部分法学院校近几年才刚刚尝试开设的,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显。这种实践课程缺失的课程设置导致了法学本科专业大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低下。
(二)教材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教材是一个重要的介质。法学本科专业的教材作为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材的编写模式和内容质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然而,在“重理论、轻实践”传统理念的主导下,现行的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编写模式决定了90%以上的教材内容属于法学理论介绍,基本没有案例和实务知识。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材编写模式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从而使学生很难领悟到法学知识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理论的精髓,缺乏将法律理论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的能力;而且,这种教材学习起来枯燥乏味,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虽然现在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会安排一些案例讨论或模拟法庭庭审,以弥补教材的缺陷,增强学生对法学理论的感性认识。但是,课堂教学毕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具有重复性;而且案例讨论或模拟法庭庭审作为课堂教学技巧,其采用与否因教师而异,所以很难固定化、规范化和持续化。
(三)课堂教学方式陈旧
课堂教学是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形式,约占本科教学时间的3/4多[3]。因此,课堂教学方式的选择对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从当前的教学实践看,大部分教师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以讲授法律概念、法律体系、理论观点为主。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快速、全面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信息输出机器,学生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师生间缺乏互动,课堂教学气氛沉闷。这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四)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虽然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缺少实践课程,但并非说整个教学过程没有任何实践内容。目前,大部分法学本科专业在教学计划中都规定了实践环节,一般占总学时的10%左右。但是,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以毕业实习为例,法学本科专业的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第4学年,实习单位或由学校统一联系,或由学生自行联系,多采用分散实习的方式,俗称“放羊式”。在毕业实习的过程中,指导教师一般只负责与学生保持联系,而没有与实习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由于毕业实习地点遍布全国各地,较为分散,且实习单位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所以教师无法对学生的实习实施全程的监督与指导,也很难全面考察学生的实习内容和实习效果。即便如此,目前这种流于形式的毕业实习也已基本被学生忙于找工作的行为蚕食殆尽。在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大学4年级的学生很难安心地进行毕业实习,往往利用实习时间四处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准备研究生、公务员考试。即使一些学生进行了毕业实习,其实习内容也可能与法律职业能力的锻炼毫无关系。总之,法学本科专业的毕业实多已经形同虚设[4]。
三、法学本科教育困境的突围路径
(一)增加实践课程和法务综合能力培养课程
法学本科专业实践课程的缺失导致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执业能力,所以必须对现有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实践类课程。笔者认为,首先,要把法学本科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调整为6∶4,并逐步过渡到5∶5;其次,为了与理论课程相配合,还应单独设置“民事案例分析”“刑事案例分析”“行政案例分析”等实践课程;第三,为了加强学生办理案件能力的培养,应开设“法律诊所”“律师实务”“仲裁实务”等实践课程;第四,为了满足企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应开设“法律顾问实务”等实践课程。
除了适当增加实践类课程之外,法学本科专业还应增设法务综合能力培养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笔者认为,应开设“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区别于传统的“司法文书写作”课程),培养学生书写判决书、诉状、合同等法律文书的能力;开设“法律语言训练”或“法律口才训练”等课程,培养学生口头陈述和抗辩能力;开设“法律逻辑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科学的思辨能力;另外,还可以在第二课堂开设“调查走访”“模拟审判”“调解劝导”“演讲辩论”等训练学生执业能力的课程,以丰富学生的法律文化生活。
(二)改革现行的教材编写模式
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的编写应当遵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笔者认为,具有代表性、启发性的案例应大量纳入法学教材,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课程教学更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教材,如法理学、民法总论、法律思想史等,更应当结合大量的案例对理论进行阐释和剖析,使学生对抽象的理论有感性的认识。目前,个别法学教材已经开始尝试把大量案例编入教材,但大多是在每章节的理论内容之后,将案例在习题部分进行资料性的罗列,一般不做分析。这虽然较之传统的法学教材编写模式有了改进,但是由于案例不是穿插在理论内容之中,且对其缺乏适当的分析,所以所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只有充分重视实践教学,才能培养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因此,笔者建议应重视法学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计和规划[5]。法学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可以由课堂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2部分构成。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案例分析、问题讨论、模拟法庭庭审等;社会实践则包括法律诊所、法律实习、法律社会实践等。其次,要将必要的实践课程纳入必修课程。例如,“律师实务”“法律诊所”“法律文书写作”“法律实习”等课程应该作为必修课开设。第三,要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监督考核机制。只有建立科学的实践能力考核机制,才能真正将实践教学落于实处,避免流于形式;也才能在提高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实效。
(四)提高教师的法律实务能力
教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因素。作为法学本科专业的教师,不但要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法律思辨能力,还要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法律洞察力。只有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过硬,才有可能培养出能力强、素质高的学生。然而,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法学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从事过法律实务工作。这些教师本身就不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对课程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法律实务问题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应鼓励法学教师尽可能兼职法律实务工作,如兼职律师、仲裁员、法官助理等;同时,还应鼓励法学教师所在的院(系)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为广大教师提供实践场所,以提高教师自身应用法律的能力。
文秘法律专业知识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文秘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能力：法律文秘操作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部门的文秘及相关岗位。
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法学和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岗位文秘工作技能的复合型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文献检索、司法笔录训练、书记员工作概论、档案管理、法律文书训练、现代汉语与基础写作、秘书理论与实务、计算机与应用。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五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法律事务执业能力、掌握秘书技能、会英语、会电脑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要求取得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专业英语、秘书实务、档案管理、企业管理概论、法律文书、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税法、电子商务、商务谈判、沟通技巧、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等。
专业特色：注重塑造形象、提升品味;注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复合型多元化的职业能力。
职业前景：学生毕业后，既能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法务助理工作，又能从事法庭助理、书记员、律师助理职业，还能从事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助理和商务管理工作。本专业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并有潜力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法律文秘专业第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学生应在掌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技术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素质、知识和能力基本要求
1. 素质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和技能;养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一定的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具有自我调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身体素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知识基本要求
(1)掌握语言文学类、政治哲学类等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文秘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办文、办事、办会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2)掌握管理学、秘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4)掌握办公室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懂得档案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和法律法规。
(5)掌握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6)掌握法律公文及其它常用应用文的写作知识。
(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能运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进行法律文秘事务运作。
3. 能力基本要求
(1)熟练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心领神会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咨询、中文写作能力。
(2)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文的能力。
(3)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事的能力。
(4)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会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公文处理能力。
(6)运用法律和文秘的基本理论知识从事法律文秘运作的能力。
(7)运用基本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咨询、司法调解和解决一般法律问题的能力。
(8)公关活动策划能力和人际沟通、接待协调能力。
(9)运用计算机进行办公事务处理、法律秘书实务活动的能力。
(三)证书要求
1.获取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2.获取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以上证书或大学四极以上证书。
3.获取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或劳动部门计算机操作中级以上证书。
4.秘书资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