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0 15:55: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通货膨胀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中国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目前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经济硬着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一)便利收益相关研究Kaldor(1939)首次提出便利收益率的概念，它主要表示对存货持有者在不确定世界里从存货中得到利益的度量，衡量商品使用者感到拥有现货资产比仅持有期货合约更有好处的程度。Rout-ledge等(2000)拓展了理性预期的存储模型，并发现便利收益率和商品的存货数量相关。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便利收益率确实包含了相关商品的信息，如Pindyck(1993)构建理性框架下的商品定价模型发现便利收益率包含了商品基本面的所有信息。Knetsch(2007)基于仓储理论中的持有成本关系推导出边际便利收益，以它为变量通过定价模型来预测石油价格，并对布伦特原油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一个月到十一月的时段内，通过边际便利收益来预测远期石油价格比利用石油期货价格来预测效果更好。Stepanek等(2013)利用便利收益作为供给风险的指示器，发现便利收益可以很好地预测静态存货量和未来现货价格。Gospodinov和Ng(2013)构建了商品价格，便利收益率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分析框架，发现便利收益和商品实际价格对通货膨胀率具有预测功能。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于它的期权性质。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便利收益率期权特性的实证分析，并未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商品基本面信息分析其对商品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五、结论
一、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受实体经济率先复苏和预期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争相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早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收紧，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4次提高基准利率。加息只能使国内外利差进一步加大，使得国际游资加速涌入国内进行套利，流动性加剧，通胀风险进一步提升。全球面临流动性失控也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争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包括贵金属价格普遍上浮，铁矿石、铜等金属物品及大宗农副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致使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对于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间接带动了消费品价格上涨。其次，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从2008年3月（最低点）到2013年8月，中国的基础货币量（M1）从15.1万亿增加到31.4万亿，净增长16.3万亿，翻了超过一番（见表1）。但是，中央银行并不应该完全为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负责，中国的基础货币有明显的受到外贸因素影响而被动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和出口导向的影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2012年表现依然强劲，实现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增长了48.1%。由于央行负有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责任，净出口增加导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额急剧增长，而外汇占款增加的结果是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其逻辑是，中国企业出口赚取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把维护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的央行再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外汇，转化为日渐积聚的国家外汇储备。2013年6月末央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购汇使得基础货币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扩大了后者的可贷资金规模。由于净出口更多地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央行没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并不是随意的，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基础货币量被动增长，客观上增加了通货膨胀风险。再次，从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原因看，央行不仅无法控制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热钱流入、成本上涨和基础货币被动增加，也没有可能完全控制国内广义货币的创造。广义货币的失控和过剩是在刺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背景下，货币通过商业信贷过程内生创造的结果。
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三）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近年来，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方面它对通货稳定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净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在通胀背景下，消费能力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增加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编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以便科学地建立健全动态价格补贴机制，当因供求变化等原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出现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时，政府应及时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适当的临时价格补贴。
（四）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创造的同时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要依靠货币创造所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推手。故而，目前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以及难以完全改变GDP政绩考核体制的情况下，要控制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单靠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并不能完全奏效。在当前如此严厉的货币政策环境下，2011年以来贷款总额仍然持续增长。地方政府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已经开始建设而尚未完成的大量基础工程未来都需要进一步追加投资。即使中央政府继续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或继续加息，地方政府如发现从商业银行贷不到款或贷款不合算，还可能会通过发行债券等其他金融工具融资。后者同样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且未来的风险更大。解决方法是在财政上紧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都应尽量控制新的投资计划，即使是民生工程等必须实行的投资计划也应该首先从财政积累资金中筹款，避免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对于在建的大规模地方基建项目，中央应该加大审核检查力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该立即下马（比如近期对于某些区域高铁项目采取的措施），同时尽量控制在建项目的规模，防止无限制的追加投资。而从长期看，如何逐步改革目前的政绩评价体制和财权事权分配体制等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央决策层的面前。
作者：韩义民程振锋高俊学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路径总体看，进出口贸易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有四个:成本路径、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路径、货币供给路径和总供给—总需求路径。
(一)成本路径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进口，因此在进口总额中原材料、燃料、机械设备的比重较大。当生产要素的进口价格发生波动时，就会直接通过成本路径影响到国内。而且根据双重加价原理，我国进口原料和燃料等必需生产要素的价格必然会沿着各自涉及的产业链逐级传递，最终引起整个社会商品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二)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路径如果国外商品价格普遍上涨，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将导致出口量的增加，进而使我国外贸出口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将减少，从而增加替代品，最终导致整体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我国连年出现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环境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也在急速增加，这种对外贸易出口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商品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从而引发整个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如果不加以调控，有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从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可看出，我国进口的绝大部分商品是大宗商品，而生产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或生产成本价格的波动，最终表现为国内商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而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货币供给路径当一国存在大量长期的贸易顺差并有巨额外汇储备时，国内市场将会有大量的货物出口，中央银行要增加货币投放，达到收购出口所得外汇的目的。这样，就可能造成流通货币过多，易引发通货膨胀。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我国长期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截至201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美元，再度创历史新高。比2012年末增长了5097亿美元，年增幅也创出历史新高。因为外汇是不可以直接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初始货币会随着外汇占款呈正比增加，随之扩大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导致普遍、持续性的价格上涨，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另外，持续的贸易顺差使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比重持续增加，极大影响了我国货币的实际价值，给多个基础产业部门增加了压力，从而引起这些领域价格水平的上涨。
(四)总供给—总需求路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商品与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缓解了通货膨胀对本国产能控制的敏感程度，提高了对全球供求情况的敏感程度。贸易顺差大多代表外部需求的力量强大，与外贸出口需求快速增长并存的是内部需求的相对不足，从而出现外部需求拉动增长、内部需求抑制物价的情况。外贸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201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46%。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高外贸依存度和高外贸增速将成为常态，与国内生产、消费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依靠国际市场吸收本国相对生产过剩的产品，因此外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本国的产能结构产生影响。
二、防范进出口贸易传导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健全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价格调节基金制度指政府通过一定渠道，筹集一定数量的基金，用于平抑市场物价的制度，是政府调控市场物价的一种辅手段，是价格调控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针对部分地区、个别品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异常波动，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关措施，较快稳定市场和平抑价格，安定人民生活。目前，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突变极易影响我国市场的供求平衡与价格稳定，进而加剧通货膨胀影响。所以，价格管理部门应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早制定《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在基金的征收、入库、利用、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
(二)加快对外贸易的结构性调整我国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中的低端，依靠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这种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创新，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虽然世界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但这些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原材料价格高企情况下，国内经济势必产生通货膨胀。国际市场也影响着国内的价格指数，我国的价格监测部门除对国内市场，还要特别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商品进出口数量与价格的监测及预警工作，根据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准确判断来制定进出口策略。
(三)大力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是由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基本确定，我国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有限。我国要继续发展期货市场，推出各种原材料的期货产品，有必要联合国际采购行业组织，通过期货信息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共同抵御国外对冲基金的各种价格炒作。
(四)提高企业竞争力树立本国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我国要加强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实施力度;运用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和保障国内相关产业的权利和权益;在限制国外市场力量的同时，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统一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国内企业的竞争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
(五)促进国际合作通货膨胀已成为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仅凭一个国家国内的调控无法达到经济平稳的目的，所以国际合作极其必要。对我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可能是良策，虽然会产生抑制出口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政府能有效降低总储蓄率和私人储蓄率并扩大内需，就会既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又改善经济结构，才能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防范通货膨胀的措施本身就会加剧资产价格的上升，即对通胀的预期本身就会加快通胀的到来，央行也应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进行合作，有效降低流动性风险。
(六)做好资源利用的中长期规划为减弱进口资源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造成的影响，我国必须建立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从粗放增长转为集约增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期间必然要消耗较多的外部资源。因此，要从全球角度确立外部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合理利用外部资源。以有色金属为例，短期内我国应建立风险采购机构，以达到利用国际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从而降低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目的;中期的战略规划是要建立国家有色金属储备体系，如商业储备与期货等;长期要开发并利用其他资源进行替代，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另外，从粮食的战略规划角度出发，为稳定海外粮食供应需要采取避免长期风险的有效方案，建立新型粮食安全观，针对进口粮食的供应制定中长期方案，并与某些粮食出口大国进行长期合作，形成集外汇储备与战略物资等为一体的综合战略体系。
(七)减轻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胀的压力，深化金融改革
1.进一步完善结售汇制度。2012年4月，我国取消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使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有所缓解，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通常出现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出现顺差的状态下，由外汇占款增加所引起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的。建议实行意愿结售汇与限额结汇相结合制度。一方面，外汇收入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卖给指定银行，或者开立外汇账户保留。另一方面，外汇收入在国家核定的限额内可不结汇，超过限额的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分散中央银行之外的外汇，政府可运用政策、媒体等措施达到间接控制国际收支的目的。因此，从有效控制货币供给的角度出发，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与限额结汇制度相结合将更加有利。
2.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首先，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还不完善，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即期开盘价显著背离中间价的情形，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使人民币价格在中间价的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避免大幅度的涨跌。其次，丰富外汇市场参与者，加快产品创新步伐。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缺乏市场参与者和可供交易的产品，导致少量资金就可能左右汇率走势。因此，有必要加快主要交易者做市商建设，并不断丰富交易产品类型。
通常而言，经济高速增长都要归因于投资、消费及出口等的拉动，且投资和消费贡献极大。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第Ⅰ部类存在优先增长趋势，但第Ⅱ大部类也需有一定的增长，用以满足两大部类增长所需的ΔV和M/X需求，如果第Ⅱ部类增长不能满足增加的需求，便会在经济增长同时伴随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我国开始改革开放至1998年这一经济发展过程验证了这一点。
(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期我国通货膨胀路径的偏离1998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在原有路径上发生偏离(如图2)，从1998年开始，我国CPI增长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变为较平稳的低位小幅震动，并出现几年负增长。可见，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呈现世界经济体发展中罕见的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在此期间我国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却出乎意料地未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由表1可见，自1998年以来，我国持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2007年，达到14．16%的增长率，而CPI却出现较低水平上涨，其中有9年时间CPI上涨在2%以内(包括4年时间负上涨)，经济面临通货紧缩风险[4]。2008年物价指数上涨最多，也仅为5．8%，属于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另外，我国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同时，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有8年时间都小于投资贡献(如图3所示)，消费需求拉动明显不足，成为特有经济现象。从1998年开始至201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保持较高速度，其中有9年时间增长率超过20%，最高年份是2009年达到29．95%，其余年份除1999年外增长率也都不低于10%。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和不足的国内消费需求同时存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在低位增长，这些现象似乎有悖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两部类平衡规律，并使我国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预期，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便是我国房地产商品化的快速发展。
(二)房地产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应我国1980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但由于具体政策尚属空白，房地产市场商品化只能在探索中进行，各经济组织、个体、经济制度等都在探索中适应这种重大改革。如图4所示，我国房地产经历过探索式发展后，1998年开始迅速发展，商品房自由买卖使得改善自身住房条件的需求迅速增加。我国开始住房商品化前，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下人们住房大都是单位分房，因此住房支出占收入比值极低，同时住房条件也较差。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实施，单位福利分房制度被逐渐取消。原有住房条件差，新家庭又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因此对居住用商品房的需求迅速膨胀。近15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平均每年新开工房屋面积中，供居住用的普通住宅面积占近80%，高档别墅、公寓又占了4．05%，两者之和达到84．05%，剩余的生产经营用房屋仅为15．95%。可见房地产企业开发的房产也主要为满足这种消费需求。商品房属于长期资产，但在房地产市场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占房地产市场主要部分的居住用房屋主要用于满足人们基本居住需要，具有完全消费资料属性①，房地产开发绝大部分应归为第Ⅱ部类生产，而所占比例极低的办公及营业用房屋开发属于第I部类产出。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由于商品房需求骤增，这种特殊消费品具有占用流动性大的特点，在第Ⅰ部类高速增长期，与两部类(V+ΔV+M/X)相对应的收入将有很大份额用于购买第Ⅱ部类产出的商品房，商品房价格逐年上涨。人们为满足最基本居住需求，不得不改变消费倾向，节制普通消费品购买，以满足相对昂贵的住房需求。两大部类普通消费的抑制必然使国内消费需求难以拉动，消费价格指数也因此在经济较快增长时期仍处于极低上涨水平，甚至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因此房地产市场兴起将通货膨胀推离原有路径。我国自2000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同时增长，但商品房并不能拆分为每平米购买，也不能按使用时间段平均购买，而只能整套获取。这样，购房者不得不一次性支付较大数额房款或首付款。如表2数据，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每人6280．0元，若以三口之家测算，两人收入共12560元，供养一名未成年人。2000年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20．3平米，住宅商品房平均售价为每平米1948．0元，该户购房总价款为118633．2元，相当于两人收入的9．45倍，即使采用房屋抵押贷款的形式取得住房，按照30%的比例支付首付，也相当于2．83年收入总和，抛除生活必要开支，需要近6年时间才可完成积累。由此消费者必然改变原有消费倾向，节制普通消费用以支付购房需求，2000年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上涨了0．4%。另外，随着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充斥，购房总款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有提高趋势，对消费也继续起着抑制作用。房地产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不仅因为商品房吸收流动性大，还因为商品房总需求增长迅速。2007年之前，我国保持平均9．95%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除2004年外都低于2%，甚至有三年时间该指数变化为负，而同一期间，商品房销售额却出现高速增长，最高时为2005年的69．23%。2000—2007年，年商品房销售额占国民总收入比值也呈递增趋势(如表3)，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使本应出现的通货膨胀并未出现。房地产市场发展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被掩盖在经济增长背后，这种抑制使中国投资过热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未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反而促进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掩盖了两大部类不平衡的潜在威胁，使我国在发展房地产市场过程中很少主动预测该市场发展趋势和调整周期[5]，难以做到未雨绸缪。如2008年我国“四万亿”计划，虽然让2009年房地产市场重新振作，但却让我国与世界市场相脱节的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偏离，并出现2013年的反弹性增长，使房地产价格泡沫继续膨胀。总之，由于第I部类中V和M较多，房地产市场发展成为改善住房需求的重要部分，对V和M的购房满足减少了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由此CPI持续低位上涨。但当房地产完全成为投资品时，这种形势便会逆转。
二、房地产市场调整期的逆向通货膨胀冲击
房地产市场发展具有周期性，经快速发展之后，必然会达到饱和，继而陷入低迷[6]。饱和的房地产市场真正属于投资品市场，房地产也成为第I部类产出。房价内充斥的泡沫一旦破灭，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比例便顿时失衡，造成逆向通货膨胀冲击，且伴随房地产市场的产能过剩。
(一)房地产市场部类转移房地产市场由第II部类向第I部类的转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房地产新开发面积中居住用房屋比例减少。从2008年开始，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开发房屋面积中，无论普通住宅还是高档别墅、公寓所占比例开始持续下降，同时，办公楼及商业营业用房屋等所占比例开始逐年上升。后者明显属于两大部类生产中的C部分。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理论，两部类的C都由第I部类生产，根据图5所示的房地产用途变化趋势，房地产开发正逐渐向第I部类转移。二是由于居住用房地产属性转变，此类商品房也转变为第I部类产出，这是对经济影响最主要的部分。房地产具有消费资产和投资品双重属性[7]，由于商品房用途由最终获取者确定，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决定，其属性也取决于购房者的需要和预期。在购买的商品房满足居住需求之后，购房者继续购买的商品房便成为投资的一种方式。此时购买者增加的房产主要用以赚取租金或增值收益，因此居住用房屋的投资品属性变得更强，并逐渐变为社会再生产的第I部类产出。这种转移可能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由于房价泡沫破灭，在房价看跌的形势下，投资于房地产的预期收益减少[8]。根据资本追求利润的特点，商品房需求将下降，商品房成为产能过剩产品。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开发时间较长，生产规模难以自由收缩。房地产价格上升时期，潜在的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被隐蔽，房价泡沫破灭时，占经济活动重要地位的房地产投资过快问题便会显现出来。如果我国继续依靠投资拉动带动经济增长，便会造成第Ⅰ部类的(V+ΔV+M/X)过多，向第II部类购买的普通消费资料增加，没有商品房的第Ⅱ部类产出便不能完全满足两部类消费需求，从而出现通货膨胀。我国现今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种过渡期，房地产市场向第I部类的过渡，使我国不得不面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冲击。
(二)我国房价泡沫破灭压力表象我国房地产高速扩张之后，价格泡沫逐渐形成，现今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压力增大[9]。首先，作为实物资产，房地产使用已趋饱和。我国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开始获得迅速发展，进入明显的扩张期。2008年“四万亿”计划的刺激使房价反弹程度较大，到2013年底，我国商品房价格、销售面积都出现非正常速度上涨，12月份同比价格上涨最高达21．9%，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增长了17．34%，城镇人均住宅面积高于32平米。商品房的需求趋于饱和，一些城市出现大打折扣销售以及抛售现象，过剩的商品房供给短期内难以消化。其次，作为投资品，房地产投资收益低下。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可获得的收益主要包括租金、增值收益、更多的动迁补偿等，这三类收益的赚取都须以其实物使用形式为基础。在实际生活和经营求难以挖掘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价值降低。如今，我国房地产市场平均收益率下降，年净租金收益与房价的比例大都低于2%，小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3．25%。一些商品房空置的“零租金”现象愈加突出，我国商品房空置率已高于20%，一些大中城市呈现所谓的“鬼城”[10]。投资于无租金低价格上涨的房地产市场等于资金受到侵蚀。再次，维持房地产发展的资金链支持削弱，行业资金周转困难。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性行业，其发展离不开强大资金链的支持。我国房地产投资资金中自筹资金的比例一般为30%左右，其他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向银行获取的20%左右的直接贷款、个人购房时采用住房抵押方式向银行所贷款项，两种方式所获银行资金量极高。近几年，房地产业的直接贷款比例下降，2010年直接贷款比例就开始下降为17．30%，其后两年都在15%左右，2013年在房地产市场获得极强增长的情况下也仅为16．11%。长时间的银行信贷收紧使房地产商降价抽身的压力加大。银行资金支持削弱使得房地产商资金链条紧绷，时间愈长，房价泡沫破灭压力愈大。
(三)房地产调整期的逆向通货膨胀冲击引致因素中国房价泡沫存在已成为事实，但房价泡沫一旦被硬性挤破，其直接后果便是通货膨胀冲击。首先，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释放施压于通货膨胀。房地产吸收资金量大，对物价指数影响也大。1998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以来，我国出现罕见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2008年政府采取的4万亿刺激计划，使2009年物价指数出现暂时紧缩。2013年房地产市场出现反弹性增长，并导致令金融业措手不及的“钱荒”。2014年5月份一些城市房地产销售价量双降，CPI增幅却创今年来新高。可见房地产市场对物价的影响力量之大。若房地产价格失控性下跌，房地产市场不但不能吸收流动性，还会因房地产抛售挤出极多的流动性，加剧流动性过剩，给经济造成极大的通胀压力。2014年6—7月份，房地产市场低迷趋势明显，而不同于2013年的“钱荒”，一些银行开始主动设计新的放贷方式，以寻找资金的投向，这可说明银行流动性比较充裕。其次，银行次贷风险加大。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时，购买者若选择弃房，银行不得不对商品房进行拍卖，抵押物价值存在损失显而易见，这种损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价格下跌，这种价值减损是最基本的减损，银行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规避部分风险。近几年我国商品房贷款的严格控制，减少了这种抵押房估计价值下降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抵押用房地产拍卖价格的下降损失，实际上银行面临更大的损失便是这种拍卖损失。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房地产需求变弱，二手房有价无市。商品房按照市场估价拍卖，通常都会流拍，如2013年温州弃房进入首拍后，成功率还不到5%。经多次拍卖、多次折价后商品房才能成功拍卖，这种价值减损及拍卖费用是风险的实质来源。若房价泡沫破灭，弃房急剧增多，银行风险会更大，可能导致局部性金融危机。再次，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危机风险。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城市承载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大投入。地方政府在推出新产品“空地”之前，需要预付很大一部分动迁支出。所有支出是每年财政收入所不能弥补的，因此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并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弥补。房价泡沫破灭将导致土地出让难以实现，甚至出现房地产商想要“退货”现象，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支出增加和收入下降共存的结果便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开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不能破产，最终不得不靠增发货币来解决债务问题，货币的增发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总之，我国房地产抑制通货膨胀时期基本结束，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可使经济失去对新形势的适应能力。在我国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持续通货膨胀压力会加大。若持续使用计划性的救市政策，人为推高房价，只能助长社会投机活动，使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最终可引发通胀全面爆发。
三、政策启示
【关键词】经济增长；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是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作为两大重要指标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分析我国的经济现状，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9.9，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以后，我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轻，但是在07到08年膨胀趋势有所抬头，10年下半年多次再创新高。之所以人们把通货膨胀作为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因为近1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增长的前景广阔，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中我国能够尽快的从中复苏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言而喻，增加群众负担，影响社会和谐。11年以后，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居高不下，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不得不把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增长作为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变得格外重要。
一、理论分析
（一）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正相关性
凯恩斯曾经提到，货币的增长能够降低利率，利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投资的增长，投资能够增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能够通过收入的分配效应以及产业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二）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负相关性
诺别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莫里斯？阿莱曾经提出过，通货膨胀过度以及为了改变之前货币的超量发行从而采取的通货紧缩的政策这两方面之间的交替不断的发生，对经济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容易将经济拉近恶性循环中而产生有害影响，即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三）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的不相关性
这个观点是认为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当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动时，物品的价格会随之增长或降低，因为这种观点下的通货膨胀是不会影响实际的产量。萨金特、卢卡斯等人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可以预计经济政策实施的后果，这就不会使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
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各种关系
分析我国从1979到2010年以来经济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出现于85、87、88、92―96年。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并未出现过这样的关系组合。02和09年出现通货紧缩，其余年份我国的经济运行集中在“高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以及“适度的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其中03、05、06年我国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最优关系组合。通货紧缩的02和09年，经济也有所增长。80和89年出现“低增长――高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我国近年来这些关系的组合，我们不难看出，经济的高增长不一定会引起高通货膨胀，低通货膨胀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低增长。因此，在此期间必然存在其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组合关系。
三、实证分析我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组合关系
（一）数据的说明以及对其平稳性的检验
本文通过利用1981年到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不仅有历年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CPI），也有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经济的增长是使用GDP来表示的，CPI的增长率是用CPIG来表示。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我们将对模型所能涉及的变量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对数据采用AIC准则用专门的计量软件采取ADF检验，检验结果中两个变量均为1阶单整。
（二）模型VAR与变量之间的协整分析
此类模型的建立是近几年来被广泛应用的一种适用于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的模型。由于此模型中所选取滞后阶数对最后的结果影响较大，因而此过程要合理的选取滞后阶数。选取时应当综合充分的考虑LR统计量，FPE将最后预测AIC的信息准则、SC的信息准则、HQ的信息准则以及误差。用计量软件建立一个VAR模型并且对滞后阶数进行考察，得出LR统计量，而最终FPE预测AIC的信息准则、HQ的信息准则以及误差，检验均将指向2阶滞之后，SC的信息准则则是指向1阶滞之后。本文将选取2阶滞之后。在模型和阶滞确定之后，再对两内生变量进行协整性的检验，VAR模型JJ的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表可得，迹统计量在百分之五水平之下，拒绝最多仅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表明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说明了经济的增长率是和通货的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存在的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的检验
因为CPIG和GDPG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所以变量之间则一定存在Granger的因果关系，虽然拒绝“GDPG不能成为CPI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并不能拒绝“CPI不能成为GDPG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影响CPI变化的原因是GDPG，通货膨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过快增长。
四、小结
通货膨胀的出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我国正在经历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过快增长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从我国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来说，经济的飞速增长是依赖于资金高投入的，但是经济的增长只是通货膨胀出现的表层原因。而深层意义上的原因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合理，这才是决定因素。由此来说，要应对通货膨胀，必须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对投资的规模进行控制，加强对于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力度，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转变。当然，通货膨胀有存在其自身的特别性质，当期的变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其本身前几期的影响，尤其是之前一期产生的影响，但是物价一旦上涨之后，在很短时间内很难平抑下来，反而会保持继续上涨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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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双 市场化进程中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学位论文]2009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 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 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 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 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 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货币政策的挑战》,《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2.易行健:《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3.Ben S.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83, vol, 73, No.3, 257-276.
4.Ben S. Bernanke and Alan S. Blinde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Vol. 82, No. 4. pp. 901-921.
5.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Vol. 9, No. 4. pp. 27-48.
6.Ben S.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5, vol, 27, No.1, 1-28.
7.Ben S. Bernanke and Ilian Mihov. ”What Does the Bundesbank Target ”,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W5764.
作者简介:
[关键词]动态不一致性 零通货膨胀 政策制定者
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但是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很难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政策制定者对最佳经济目标的认识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的选择，宏观经济的长期目标是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即零通货膨胀（至少是低通货膨胀），在实施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遇到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一、动态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所谓动态不一致性是指政策当局在t期宣布t+n期将实行的最优政策，而当t+n期到来时，实行该政策不再是最优的，导致政策当局食言，初始的政策承诺不可信。也就是说，动态不一致性是指事前的最优政策和事后的最优政策的不相同。从对动态不一致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不再是和现实经济状况的简单博弈，而是和公众的动态博弈。作为理性个体，公众预期到政策制定者总想采取短期行动，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相机决策政策时，虽然这是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出于良好动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但是仍然使政策的可信度降低。
二、动态不一致性分析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是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决定的，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在长期内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在当期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零通货膨胀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政策；但在未来期，由于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的预期，零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充分就业和零通货膨胀的政策下，政策制定者有可能追求较低的失业和稍高的通货膨胀，而使政策成为一种骗局。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会采取短期行为，因而使政策成为不可信。向公众宣布的政策与具体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分离，产生了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图1表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结合图1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化，具体分析零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的成因。
政策制定者宣布执行零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决策者根据预期，必然选择与执行的政策相符的通货膨胀水平。图中A点是政策制定者许诺的零通货膨胀，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第一选择肯定是处于零通货膨胀的A点，此时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水平，也就是充分就业，所以经济运行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假设经济达到A点，在零通货膨胀水平之下，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也就是以通货膨胀的小幅度增加来减少失业，于是经济将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PC1向左上方移动到B点。
在B点，通货膨胀率高于政策制定者一开始许诺的零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公众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等，并相应的提高其预期，这一调整会使PC1将向上移动到PC2位置，经济最终恢复到充分就业，但是有正的通货膨胀率的C点。每一个人都渴望零通货膨胀，政策制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最佳的决策，但是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总是维持在一个正的通货膨胀率，政策制定者无法保证达到零通货膨胀，这种反常结果的出现使零通货膨胀的诺言成为一场骗局，也在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信誉。
三、避免动态不一致性的措施
1.政策制定者保持言行一致
政策当局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制定经济运行制度、方针和发展方向，政策当局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它必须身体力行，明确信誉道德的约束力。言必行，行必果，是做人的准则，也是政策当局的准则。如果政策形同空文，会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怀疑”，以后出台的政策会更难执行。一个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保持言行一致信誉的重要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如果常常因为时期和执行人等因素被随意改变，不顾信誉的追求短期利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度减弱。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政策当局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公众的满意程度，只有做到“言”与“行”的有机统一，才能维护政策当局的公信力，提高公众对政策的可信度。
2.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要适当
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诱惑，政策当局选择一个合适的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即要选择一个比其他公众更具有反通货膨胀倾向的政策制定者，从而这个政策制定者会自觉抵制通货膨胀的压力，避免以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来换取短期内失业的减少。如果该政策制定者相对于失业率来说更偏好物价的稳定性，从而更加重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必然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控制时，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将降低，从而使实际的通货膨胀与最优通货膨胀更加接近。
3.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
政策当局可以与政策制定者签订一份奖励低通货膨胀的合同，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防止政策制定者运用“相机抉择”导致动态不一致性。低通货膨胀可以给经济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减少，价格体系更趋于透明化，经济产出的波动很小，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等。经济政策制定者不是冰冷的机械装置，而是理性的经济人，这决定了政策制定者随时都存在以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换取经济扩张的动机。“相机抉择”规则往往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因此强化自动财政政策，弱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保持稳定的低通胀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彭玉镏.政策信誉与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分析[J].财经研究，2004.10
论文关键词：从价税，CPI，通货膨胀
一、引言
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集中在货币供给、投资、CPI及PPI等因素，但对于更为本质的财政税收增加、特别是对间接税转嫁因素的研究却鲜有涉及，这使得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事实上,过于偏重货币理论的分析，容易忽视财政政策中税收和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关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还集中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关系的方面。Barro (1976)提出,如果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1]。Sarg-ent,Wallace(1981)也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2]。中国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在我国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通货膨胀水平[3]。
新疆试行资源税从价征收是政府支持区域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资源税属于间接税，是可以转嫁的税种，实际上由卖方和买方共同负担税收，而负担税收的多少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需求弹性越大CPI，供给弹性越小，税负越倾向于由供给方负担；需求弹性越小，供给弹性越大，税负越倾向于由需求方负担。因此石油、天然气类的资源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和供给弹性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二、新疆财政收入通货膨胀效应的经验分析
我们以1978—2009年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因变量（1978年为100）,以财政收入的规模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投资率、对外开放性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都是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作为截距项论文提纲怎么写。数据主要是根据相应历年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用SPSS17.0进行曲线估计，三次方程的拟合效果最好。
图：新疆财政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次曲线拟合
我们构建时间序列模型：yi =β1 x +β2 x2 +β3 x3 +εi
式中yi为第i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X表示财政收入（亿元）；ε为截距项。具体来讲,当β3 ≠0 时, 模型刻画了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之间呈现N 型或倒N 型曲线关系；当β2 ≠0 且β3 = 0 时, 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之间呈现U 型或倒U型曲线关系；而当β1 ≠0、β2 = 0 且β3 = 0 时，模型反映出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单调变化特征。我们用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
y=7.182x -0.037 x2 +5.719*10-5x3 +78.549
（R2=0.939，F=143.365，sig=0.000）
模型中系数都异于零，且拟合程度很高呈现比较明显的N型趋势，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先是迅速上升，然后保持一定的水平或略微下降，而后又快速上升，表明在不同时期，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影响程度不同。从曲线特征上来看，自1978年至1997年，曲线迅速上升；1998年至2003年，曲线比较平缓；2004年后曲线又有快速上升的势头。经验表明，财政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存在比较明显的N 型曲线关系，改革开放后的20年，CPI随着财政收入的上升而快速上涨，曲线较为陡峭，斜率较大，本文认为这和市场经济下价格机制发挥正常作用CPI，价格扭曲现象得到纠正有一定的关系，不排除期间出现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问题凸显出来，尽管财政收入保持一定的增收速度，但是 CPI上升平缓甚至略有下降。2004年后经济走向过热发展的阶段，CPI指数有快速上升的趋势。
三、从价税对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及CPI预测
对资源税进行从价征收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但是税负可能由此转移到下游部门最终由消费者承受，引发CPI指数上升。资源类产品特别是不可再生的上游类产品，是属于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商品。因此，对石油、天然气、煤炭计征的大部分资源税都会转移到下游产业中并最终由消费者负担，通过PPI影响到CPI，最终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商品需求弹性表示需求量对价格的变动的敏感程度，需求弹性低的产品，价格的变动对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小，税负更容易转嫁。同时，作为工业上游产品，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弹性较大，生产商是垄断供给，为保证超额利润，税负可以转嫁到下游产业。因此资源税从价征收的结果是下游产品的大幅涨价、消费者剩余减少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财政支出的扩张，进一步会推动物价上涨。而据现行资源税率，新疆地区从量计征的原油资源税为30元/吨，天然气资源税额为每千立方米9元。若国内原油价格以每吨4000元计算，按5%的税率征收，原油资源税每吨税额将达200元。目前CPI，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已提高，新疆各油田所产天然气供应工业用燃气的基准价为每千立方米1200元左右，供应化肥生产和非工业城市燃气基准价为每千立方米790元。改革后，新疆天然气资源税相应税额将提高至每千立方米60元、39.5元。新疆有克拉玛依、塔里木、吐哈三大油田，以2009年生产原油2518万吨计算，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仅石油每年可为当地政府增收42.8亿元。由于天然气计价因购买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暂不做深入研究论文提纲怎么写。在这里仅仅分析42.8亿的财政增收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按上述三次方程来预测，假设原油生产量维持2009年水平，自实行从价税的今后一年里（自2010年6月1日开始实行），年财政收入增加x=42.8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y=304.5，CPI指数环比上升50%，2009年为579.3，2011年将达到883.8，涨幅十分巨大，通货膨胀预期十分强烈，这只是计算了对石油征收从价税引发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如果考虑天然气对财政增收的影响，按照模型估算的CPI指数还将大幅增加。由于新疆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不排除生产商减少新疆当地生产量而加大新疆以外地区的产量，通胀预期减弱的同时容易引发失业问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新疆地方财政收入和CPI指数之间符合三次函数的特征。目前，伴随着财政收入的上涨，CPI指数有加速上行的趋势。
二是资源税从价征收会加大地方财政收入，即政府的经济租增加CPI，但同时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大幅上升，通胀预期更加浓烈。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垄断供给，属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富有弹性产品。生产厂商掌握着定价权。在节约资源利用的同时推高价格在所难免，改变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是缓解通胀的途径之一。改变需求弹性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使用替代产品，发展新能源及战略性新型产业，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战略性新型产业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对传统能源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改变供给弹性可以从破除垄断生产的角度出发，长期以来石油、天然气的开发、炼制和批发销售环节以法定的专营权形式固定下来。寡头垄断经营下油气产业缺乏竞争机制，必须打破垄断机制，放开准入领域并放宽准入条件才能使产品供给弹性下降，价格转入市场定价模式。
The AdvaloremDuty,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Xinjiang Inflation Anticipated Analyze
FuMing
(Xinjiang University ofFinance & Economics 830012)
Abstract: The advalorem duty hasimplemented in Xinjiang.This reform measure may increase the local financeincome largely, which is advantageous in enlarging the expenditure, promote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we must be vigilant the influence of advaloremduty that may pass the tax burden to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and the residentconsumable price. This article began from the angle of relations between financialrevenue's increase and the CPI, analyzing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for advaloremduty to PPI and the CPI,wit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valoremduty and CPI.The article has proven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theimplementation of advalorem duty will promote the Xinjiang price leveluniversal which exist strong inflation expectations.
Keywords: Advalorem duty,The CPI,Inflation
现在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库尔勒市、克拉玛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编写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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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单位根检验
Abstract：The article using broad money supply M2 and CPI from 1997 to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0 for the sample data approves that currency supply has limited effects on inflation applying unit root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lusion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Key Words：currency supply，inflation，unit root tes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3-0019-04
一、引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趋势不断增强，研究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助于了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
截止到2010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5.9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比上年同期低12.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11月净投放现金607亿元，同比少投放7亿元。
截止到2010年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43万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4.1个百分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来看，自从2009年11月份CPI由负转正，CPI指数不断上升，近期通货膨胀明显，如图1所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再次刷新年内记录。这是自2008年7月上涨6.3%之后，中国28个月以来CPI创下的最高涨幅。其中，食品价格11月份同比上涨1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5.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由于统计数据的滞后性，实际上CPI涨幅比所公布的数据还要高。短期来看，仍存在自然灾害、资金炒作等因素导致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而美元持续贬值以及全球新一轮宽松政策的预期，又会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构成输入型通胀压力。由此可见，我国正面临着新的一轮通货膨胀，受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多重因素影响，防控通货膨胀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货币供应量多大程度上影响通货膨胀，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文献综述
研究中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但没有统一的认识。一些文献认为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有影响，仍然可以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通货膨胀。货币数量论解释通货膨胀的基本思想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交换方程式：MV=PY，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Y为实际收入水平或产出。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率增加。如唐毅亭、熊明渊（2008）分析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依然可以在货币数量论的框架下解释。王利、张桂喜（2009）以2000年到2008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运用VAR模型和ADL模型对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变化符合货币数量论学说。
另外一些文献则发现中国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小或者是没有影响，如米咏梅、王宪勇（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惯性很强，上期的通货膨胀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影响最大，而粮食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影响次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第三位的原因。王小广、郑慧（2009）分析了2003年11月到2005年3月、2006年12月到2008年8月的两轮通货膨胀，认为两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明显。王泽伟（2009）认为宽松的货币供应是通胀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通胀之前必然有宽松的货币供应，但宽松的货币供应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贾凯威、马树才（2009）利用VAR模型、方差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以2000年3月到2008年2月月度数据为样本，得出通货膨涨的原因最初来自三个方面：工业增加值（13%）、通货膨胀自身（60%）及货币供应量（27%），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李腊生（2010）通过构建同时包含实体经济产品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的货币数量方程，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货币数量方程扩展的有效性，认为货币供给过多只是诱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三、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1. 变量。本文对1997―2010年第3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货币供应量变动与我国物价变动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其中货币供应量指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变量，CPI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所反映的是经过加权平均后的总体价格水平，其变化幅度综合反映了各类居民消费品和居民服务项目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情况，因此选取CPI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
2. 数据。选取1997年1月至2010年第3季度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总计55个样本。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货币供应量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在研究货币供应量M2与CPI的关系时，本文首先对被分析经济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需要确定每个变量的阶数；其次再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根据Engel-Granger方法，在进行OLS 回归后，需对残差作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序列平稳，则回归方程中的经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运用Engel-Granger方法识别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的实证分析，检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物价是否有显著影响。
1. 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计量分析需要样本数据是平稳的单位根过程，否则就存在“伪回归问题”。此外，由于协整检验要求序列的积分阶数必须相同，故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必须对M2和CPI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为消除量纲影响并使变量的一阶差分表示变化率，对M2、CPI的对数序列logM2和logCPI运用图示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如图2和图3所示，货币供应量、消费物价指数序列均是非平稳的。
对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进而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显然，在一阶差分序列下，各ADF统计量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这些序列都是I（1）序列，它们的积分阶数是相同的，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分析。
2. 协整检验。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第一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CPI做静态回归方程。模型设计比较理想，借助Eviews5.0得到如下的OLS协整回归表达式：
（1）
第二步，对静态回归残差做ADF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对协整回归产生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残差序列ADF统计量小于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残差序列可以通过平稳性检验，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分析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消费物价指数上升0.0141%，反映出增加流通中货币量对物价上涨的作用不太明显，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不明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货币供应量M2与CPI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滞后阶数取2―6阶，从表3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滞后阶数分别取2―6时，货币供应量变动是CPI的格兰杰原因，但是CPI不是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原因。
综上，货币供应量变动是C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CPI变动的影响不明显。
目前大致有三类假说解释为什么我国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不大。一是虚拟经济说，金融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货币资金不断从商品市场流向证券市场、地下金融等领域，同时对货币流通速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反向关系对传统的货币乘数进行修正可以得出，金融创新使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这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没有直接转化为通货膨胀。二是财政假说，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来平衡财政赤字，从而导致物价的上升，财富效应使得居民减少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使得物价水平下降，而这也使得货币数量论不再成立。三是货币化假说，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货币供给不仅要满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需求，还要满足市场化扩张所带来的新货币化经济的需求。中国的货币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内生性。谢平（1996）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较为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二是没有发生东欧国家那样的持续的高通货膨胀，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化过程。转型经济中的货币化过程导致超速的货币供应，使政府得到了巨额的货币发行收入，这些货币发行收入在改革的进程中提供了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因此货币化过程提供了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维持改革速度的有利条件。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程度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明显。央行可以将货币政策的重心集中于稳定国内物价。除此之外，造成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其他原因有：首先，成本上升推进物价上涨。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此外，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导美元贬值，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中国，加剧国内市场流通性过剩问题，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另外，由于我国对铁矿石、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高度依赖，面临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通过进口途径传导至国内，引起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加剧国内通胀预期。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
控制货币供应量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实施：一方面，要控制基础货币，防止流动性泛滥，人民银行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调控，利用发行不同期限的票据等手段平缓短期的市场资金波动，加大央行票据对冲力度，回收流动性。另一方面，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引导资金流向，优化产业结构。要求商业银行强化资本约束的经营理念，坚持稳健经营，合理安排贷款进度，又要促进银行信贷的持续均衡投放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在运用上应当注意优化调整信贷资金的结构，既要促使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带来相应的社会产品的产出，同时，严防信贷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形成金融资产的泡沫，引发潜在的金融风险。
（二）加强价格调控及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对切实稳定通胀及通胀预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棉花价格调控制度，积极采取信息引导、扶持生产、产销衔接、促进流通，以及必要的临时价格干预等手段稳定价格。同时健全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棉花等关键物品的储备制度，并建立价格预警，使储备、价格、进出口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支持价格监测、信息、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和市场体系。完善成品油、住房、资源性产品等关键物品价格调控制度。在垄断性行业，进行管理目标明确、管理程序方法规范、价格合理的价格管理制度建设。遵循经济规律，增进社会福利，逐渐解决目前严重的价格不公平问题。
（三）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全球整个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流动性泛滥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当大。解决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不平衡问题成为各国通货膨胀货币因素调整的基本前提，要重视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任何国家从中长期来解决流动性过剩以及投机资本流动的问题成本都很高，在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的情况下，要加强国际经济协调，与世界各国共同采取反通胀的措施，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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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收入阶层的投资性需求及由此诱发的“超买”现象,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是一种干扰甚至破坏,应作为需求抑制政策的目标对象;对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应制定“最优惠”的支持政策。房价是当前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是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
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既是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的客观要求,也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之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房价快速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
一、今年宏观经济潜在的矛盾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已经稳定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已开始复苏,预计2010年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复苏趋势。从影响短期均衡的三大需求角度来看,虽然受经济刺激计划完成情况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在收入下降和刺激政策作用递减背景下也将略有回落,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外贸出口将明显恢复,由此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2009年水平,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在9.5%左右。虽然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和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已经确立,宏观经济潜在的矛盾和问题将有可能集中于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方面。
从价格方面来看,2010年出现小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大,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一般在2%左右,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大多在3%左右。从理论上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对价格上升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3%~4%比较正常,可以不称为通货膨胀,当物价涨幅高于4%以上时可以认为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习惯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增长、低价格环境的消费者对价格上涨比较敏感,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较低。近期接近3%的价格上涨虽然不能认为是通货膨胀,但却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预期,4%~5%的温和通货膨胀水平短期内难以接受。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10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态势取决于货币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输入性因素,以及通货膨胀预期。从理论上来说,为了“保增长”而过多投入的货币信贷将产生一定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出现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对我国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但压力不是很大。因而,如果没有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2010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将在2%~3%之间,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通货膨胀预期比较强烈,则有可能反作用于价格水平,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因此,可以认为,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通货膨胀预期。
二、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来自资产价格变化即住宅价格上涨
总体来看,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实体经济的总供求缺口,也不完全来自货币信贷的过度供给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是来自通货膨胀预期,且主要是住宅价格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及其对货币信贷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放大对价格变化的反作用。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来自:一是衣食类商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是2009年底及近期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重要原因,未来将随供给改善和新粮上市而逐步弱化。二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理性预期。货币信贷因素是2003年以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主要因素。在现阶段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并不足以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且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是有限的,即使引发现实通货膨胀也是可承受的温和通货膨胀。三是社会公众对作为消费升级主要对象的重要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可能形成的恐慌性预期。
据此,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是稳定商品房价格,而稳定商品房价格的关键则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因为一线城市起价格引领作用,其房价由真实供求和投机双重因素决定,容易大起难以大落。投机因素决定了其大起的轻易性,而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方向所决定的真实供求因素则加大了其回落的难度。二三线城市住宅价格处于价格追随者地位,其价格形成由真实供求、投机、预期及比价等因素共同决定,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一线城市住宅价格走势。因此,只要控制住一线城市住宅价格,就基本控制了全国住宅价格,也就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预期。
不仅如此,稳定房价也是当前防范资产泡沫的核心。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资产价格,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同时,作为危害性最大的资产价格,房价也是当前资产泡沫形成的催化剂甚至是加速器。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资产价格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直接和合理释放的渠道,但通货膨胀压力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释放效果存在较大差别。在现阶段银行贷款过快增长、股票价格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让股票价格指数呈现“慢牛”式上涨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利的。但商品房价格上涨尤其是过快上涨则不仅不必要,反而十分[！]有害。通过股票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而通过房地产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控制资产价格、防范资产泡沫、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的核心在于控制房价。
三、国内外经济复苏进程加速为房地产市场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房地产市场复苏的同时,住宅价格过快上涨,并引发了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甚至恐慌。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与其说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的结果,不如说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所直接诱发的恐慌性预期所致。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国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但考虑到在公共投资计划基本完成后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对房地产拉动的依赖,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策基本上处于左右为难的状况,既希望房价稳定或略有下降,又担心房价过度下降影响房地产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复苏进程。如果下一步住房价格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继续如一些房地产企业所预期的那样快速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预期,同样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复苏。
客观来看,政府公共投资是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第一波推动力,在制造业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 ,原来增长速度排行榜第二位的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市场性推动力量和政府公共投资计划完成后的第二波增长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保持房价的持续上升,房价持续上涨不仅对消费升级不利,对房地产行业自身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并有可能影响长期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近年来,房价大幅度上涨除了真实需求推动和投机性需求助涨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加速因素是房价快速上涨趋势所形成的恐慌性预期。原本未来甚至下一代人的购房需求被迫提前兑现,形成了强大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
虽然房地产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认定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地产行业的恢复发展也被纳入了经济刺激计划的考虑之中,但房地产所涉及的却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短期问题。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大部分居民正处于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需求的过渡进程中,改善型住房消费正在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升级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如果房价持续过度上涨,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改善住房的愿望难以实现、新进入工作岗位的80后、90后的住房问题难以解决,房价及住房问题将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从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问题发展成为具有长期影响的社会稳定问题。
在外需较快恢复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适当的调控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由于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相对较长、关联产业较多,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不仅阻碍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道路,也直接影响关联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既是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伴随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我国出口增长正在恢复之中,如果未来出口恢复形势比较好,客观上将降低房地产行业在推动经济复苏中的地位。
四、从供求、管制和改革等方面多管齐下稳定住宅价格
今年不仅需要把稳定房价作为改善民生的措施,也应该作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建议将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中间目标和重要政策着力点,通过稳定房价来稳定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同时,应将稳定商品房价格作为各级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首要任务,从抑制投机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政府管制和深化相关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进行必要调控。
(一)针对投机性购房的需求管理政策十分必要但远远不够
现阶段的购房需求比较复杂,需求管理要区别对待。年轻人初次购房需求和中老年人改善型需求具有一定刚性,不能抑制也难以抑制;外地人口流入、投靠儿女养老等迁移性需求具有一定弹性。需求抑制政策既不符合经济发展需求,也不符合和谐社会建设要求。高收入阶层的投资性需求及由此诱发的以“超买”为特征的预防型需求,具有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性质,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是一种干扰甚至破坏因素,应该作为需求抑制政策的目标对象。建议对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制定“最优惠”的支持政策,在公积金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和房屋相关税费等方面给予进一步优惠和支持。
(二)供给管理政策比需求管理政策更加重要
供给管理政策是解决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改善民生的根本举措,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供给管理政策要从土地管理、成本管理和生产企业支持等方面着手,努力提供有效供给。
1、土地管理政策。要按照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方向适当增加一线城市住宅建设用地。在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优化土地管理制度,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地区布局和用途结构。土地指标使用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区来分配和平衡,而要根据人口城市化的方向和规模进行必要的调整。
2、供给支持政策。要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的健康发展。目前需要打压的是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开发建设企业,不仅不能如此,还要进一步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扩大生产,增加住房供给,提升市场竞争力。要在打击囤地、捂盘等行为的同时,支持住房开发建设企业的正常生产供给行为,优先满足流动资金贷款等生产性需求,进一步提高住房建设和有效供给能力。
3、成本公开政策。住宅成本公开是国外管理城市住房价格的重要措施。为了控制房价虚高和住房开发企业的超额利润,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商品房成本公开制度,提高住宅价格结构的透明度。
[论文摘要]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取消了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后进先出法，国内学术界对其取消的原因纷纷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取消后进先出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国"-3前通货膨胀现实下的必然结果 。
一、 新会计准则中取消后进先出法的规定
2006年 2月 25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 38项具体准则，这是我国会计改革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进程，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该条款表明已经不允许企业采用后进先出法来确认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那么新准则取消该方法的用意何在，是该方法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还是基于其他原因，国内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取消后进先出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现实下的必然结果。
二、在通货膨胀现实下两种核算方法的举例
发出存货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物价水平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采用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所得的结果反差就更为明显。而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经济现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创新高，产品价格持续上涨。2008年 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8．7％．食品价格上涨 23．3％，非食品价格上涨1 ：消费品价格上涨 10．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 。在这样的通货膨胀现实情况下，我们将通过举例来说明后进先出法与先进先出法对会计信息产生的差异。
例 某企业为商品流通企业．2月初结存 A商品 200件，进货单价为 15元／件，销售价格为 22元／件 ，所得税率为 33％，本月的具体购销情况见表 1。
1．先进先出法下：
本月销售成本=200~15+600~16+400~16+2 000xl8+600x20=67000(元)：
本月存货金额=900x20=18 ooo(元)：
本月税前利润=3 800x22--67000：1 6 600(元)；
本月应纳所得税额=16 600x33a／t=5 478(元)。
2．后进先出法下：
本月销售成本=800x16+1 500x20+l 500~18=69 800(元 )；
本月存货金额=200xl5+200xl6+500x18=15 200(元)：
本月税前利润=3 800x22-69 800=13 800(元)；
本月应纳所得税额=13 800'／，33％=4 554(元)。
3．两者会计信息结果的比较。通过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核算举例。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如果采用后进先出法对发出存货计价，则会造成本期的销售成本增加2 800元 (69 800 7000)．进而使得税前利润减少 2 800元，造成少纳所得税额 924元(5 478-4 554)，增加了企业在流通过程中的现金使用量；并且，在后进先出法下，月末企业存货的价值比在先进先出法下低估了2 800元08 -15 200)．与存货的实际价值不符。
三、取消后进先出法的合理性
l.后进先出法加快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我国当前正处于通货膨胀时期，突出表现就是 CPI连创新高，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在后进先出法下，企业的当期销售成本偏高，从而使当期利润减少。获利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目标，因此，企业管理层就会有动机来提高售价以增加企业的利润，虽然在原材料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提高售价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由于存货的周转需要一段时间，售价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后进先出法下却没有考虑这个周转期的问题，直接影响了物价上升的速度，因此，取消后进先出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速度。
2．后进先出法使企业的实际现金流增加，社会货币资金存量增多，造成通货膨胀。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在后进先出法下，企业的利润额降低，不仅使有的企业达到了合理避税的目的．不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减少了企业实际的现金流出，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现金增加，即增加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量。而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量一旦超过实际需求量，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
3．后进先出法不利于相关人员的决策。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对存货的计量采用后进先出法就会使期末存货价值偏离当前的实际价值，不能正确地反映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并且采用后进先出法使企业当期的利润下降，应纳税额减少，企业的实际现金流增加，这样也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利于管理层、投资者、债权人的决策。
因此，后进先出法的取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不仅能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准确性。有利于相关人员的决策，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现实情况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并且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 ，后进先出法的取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取消是必然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s]．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