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4 07:25: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外贸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品牌一词的英文“brand”，原意为“烧灼、烙印”，最初人们用这种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区别私有财产。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手工艺人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上烙下印记，以便区别于其他产品和生产者，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商标。美国现代著名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谓品牌，就是指一种关于某种商品的名称、术语、标记、象征或设计，又或者是以上这些的混合运用，以区分于其他竞争者或卖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图形标志。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核心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核心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核心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袁辉，品牌营销对外贸易新策略[J]，商场现代化，2007年11月（下旬刊）总第522期
[2]丁建军，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品牌营销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11期
[3]李世辉，中国企业品牌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J]，消费导刊，2008年第1期
[4]年小山，品牌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宋永高，品牌战略和管理[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我国的外贸制度历经二十多年的历史演变，在摸索中不断吸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制度的精华，在坎坷发展中不断充实。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避免贸易逆差，有利于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各种不稳定因素隔离，起到保护国内尚处于幼稚的民族工业。我国的外贸制度与我国外贸改革实践密切相关而颇具中国特色，其不同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任何一种法系的制度，但同时又体现了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趋势。
2我国现行外贸制度的缺陷
(1)政策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外贸制的推广。我国外贸是以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而制定的，长期形成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垄断以及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与国际上贸易的一般要求有较大差距，不利于推行制。同时我国也缺乏推行外贸所要求的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关规范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和协调，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外贸实践中就表现为行为很不规范，国内纠纷频繁，对外则难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造成索赔困难。
(2)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影响外贸制的推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普遍建立起来，部门、行业垄断还未有效清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够理想，推行制的配套服务(信贷、税收、结汇、商检等)也不完善，使外贸机制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3)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对推行的意义认识不够。外贸企业普遍认为进行外贸自己利少责大，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指标，有的还把推行看成是在目前资金紧张、退税滞后、出口下降、亏损严重局面之下的一种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差认识实质上是工贸双方对权利义务设定失衡的反映。
(4)外贸企业本身实力不强直接阻碍了外贸制的推行。由于我国外贸企业都是外贸垄断下的产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存在不少问题：自有资金比例较小，企业基础薄弱;业务范围狭小，经营模式单一;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经营成本大，效益差;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差;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策性亏损及经营上的盲目性，相当多的外贸企业的经营已非常困难，有的已经资不抵债。
(5)外贸中的行政干预性强。实践中表现为：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大都不是自主选择。外贸企业尚未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未完全分离，产权不清，企业无经营自;行政部门严格限定的收费标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不顾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对其规定硬性出口创汇指标，使其经营的非理性化现象更加突出。
3改善我国外贸制度的建议
3.1统一外贸法律法规
虽然目前调整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有《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合同法》及《暂行规定》，但在规范方面它们存在冲突，这严重影响了外贸制的推行。具体可作如下处理：
(1)先制定《民法典》。针对《民法通则》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首先，应扩大民法的法律概念，立法时要有前瞻性，针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特征越来越复杂，须为给出一个更广的定义，并对其基本特征加以明确界定。其次，要实现外贸制度和其它制度的统一。
(2)废止《暂行规定》并删去《对外贸易法》中的条款。目前《暂行规定》从其内容来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其效力来看，层次太低，也不能适应推行制的要求，应予废止。而《对外贸易法》为行政法，外贸属民商法效力范围，按照西方国家法律体制，《对外贸易法》是贸易管制法，不涉及私法条款，而且其规定不仅简单，甚至连“”字样都未出现，没有民商方面实质规范作用。
(3)制定《合同法》实施细则。《合同法》的制定，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制度和英美法的隐名、身份不公开的规定，也吸收了《公约》的合理成分。相对《民法通则》而言，其对制度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完善，不仅弥补了原外贸制法律效力的不足、拓宽了的内涵同时也平衡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3.2扩大内涵，引入新的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借鉴了大陆法中的直接制度，但因为没有引入行纪制度，因此概念太窄，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鉴于我国法的现状，扩大我国的内涵确有必要，只有扩大的内涵，才能为制度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扩大内涵相适应，我国应重新调整法律体系，并引入新的制度，比如可以直接采用大陆法的直接制、引入行纪制度(间接)、吸收英美法中委托人身份不公开的合理部分等。
3.3增强外贸企业自身实力，促进制的健全和推广
我国外贸公司应以国际上通行意义上的以合理分工为原则、以追求效益为动因的工贸双方长期的稳定的外贸为依据，不断提高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4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体系
(1)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审批制为基础，外贸经营权的取得，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政策需要及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审批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确定有权经营外贸的公司，无形中保证了其业务，确立了外贸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与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环境不一致，这样也会使行为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运作，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应随着时机的成熟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2)进一步强化政企分开，排除行政干预。
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仍是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是政府的附属物。很多地方对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下达了出口创汇的硬性指标，这使企业不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选择经营方式。造成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在经营方式的非理性选择，不惜成本和不讲效益的盲目追求自营出口。政府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地对费的限制性规定，也影响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加快外贸企业的改制，以法律、税收为主要手段加强宏观管理，排除政策性干预。
(3)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塑造统一市场。
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源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比较优势系指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及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而使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据此说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和条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该理论的缺陷在于：生产要素仅局限于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有形资源要素上，没有考虑知识、技术、商誉等后天累积形成的无形资源要素会对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也不可能考虑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预是影响比较优势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国提升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日本、韩国的兴起就是一例。
2.比较优势和外贸竞争力
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外贸的企业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可以看到比较优势仍然在外贸竞争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劳动力丰富而低廉，这正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一定是具有竞争力的，就一定能够打入国际市场了。理论上可以想象，在一个两各国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其贸易伙伴的市场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一个多国世界中，如果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或生产技术完全不同，各自都生产一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产品，这种产品同时也是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各国的要素禀赋或者生产技术并不会完全不同，因此各国生产的产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当几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相同产品时，哪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在该市场上取胜就取决于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了。
竞争力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因此，在一个多国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并不必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以我国输往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产品来看，总体上根据比较优势我们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我们出口的这些产品大多数还是粗加工低档次的产品，主要依靠低价竞争，因此我们的产品一方面面临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产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发达国家的倾销指控。总之，从整体上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意味着劳动工资成本相对较低。不可否认，我国的纺织业具有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然而以上优势属于低层次优势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单位产品所耗的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劳动力工资成本己经超过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我国纺织业目前竞争优势缺乏。长期以来纺织业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忽略了技术创新，缺乏技术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国际知名品牌，缺乏品牌优势；虽然从1999年以来，纺织机械的进口一直维持在20%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优势；管理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营销网络不健全，缺乏软件方面的优势；工厂规模小，缺乏内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不够，缺乏外部规模效应；信息不灵，市场敏感度不够，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机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并意味着它会自动具有竞争力。
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报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四个基本要素和机遇及政府行为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战略措施——提高外贸竞争力的战略措施
(1)发挥比较优势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认为，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充裕程度。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其假设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可流动，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生产要素方面的天然优势不再被一国所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进、替代、培养；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产业内贸易、差异化产品快速发展。比较优势退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抢先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依靠长期积累并持续对设备、技术、R&D投入获得的技术优势；依靠个性化产品、个性化服务所获得的差异化优势；依靠长期在营销上投资而获得的优势；依靠持续的创新改善、升级换代获得的自我提升优势；依靠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环境优势；领先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优势；依靠挑剔的消费者和有力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优势；依靠网络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对市场敏感而做出瞬间反应优势等。对于我国来说，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利用资源，为增强外贸竞争力创造条件。这也等于相对提高了资本及技术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本积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对稀缺到相对充裕，就可以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源、技术及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从而加快了资源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增强了产业的竞争优势。相映之下，不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则这些产业不可能较经济地，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竞争优势。如中国的骑车业、电子信息产业以目前状况很难进入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渐进的过程，知识经济的来临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契机，更是双重压力（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善及知识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和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发挥比较优势，稳步前进才是提高竞争优势的捷径。
（2）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外贸竞争力提高。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在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国家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国家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个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前四个基本要素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认为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教育产业，积累人力资本。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关键环节。对我国来说，技术、知识是稀缺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来临使智力资源成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性资源，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和开发新产品。而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例为2%-3%之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5%,造成人力资源匮乏；我国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为86%；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场所，高等教育投入更为不足。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如增加劳动力进行终身教育和培训机会；改革教育体制，在培养“通才教育”的同时，注意培养创新精神，这对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对于提高基础研究水平，自主开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的自主研究与开发。我国技术开发能力低下是制约外贸竞争力的因素，而技术开发能力低下除了企业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外，R&D投入严重不足，如R&D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96年为0.5%，同期发展中国家为1%，发达国家为2%。按波特的观点，先进要素在竞争优势中起决定作用。先进要素不同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先进要素是个人、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结果。为培养先进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先进要素生成和循环转化的环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还应该加大R&D投入，支持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第三，制定产业倾斜政策，保护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对于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如关税保护、出口补贴等方式。高技术产业对于改善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着重大作用，政府应对这些产业战略性扶持。就当前来说，为取得或保护在一些高科技产业或关键性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了多种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仅美国而言，就频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单方面的贸易制裁等手段。我国为了尽快提高外贸竞争力，有必要对一些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的高技术产业，进行适当的、一定时期的保护，建立有效的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如，应继续对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实行退税优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发达地区由于工资成本上升，逐渐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发达地区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同时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我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春宝.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东北财经人学出版社，1997.
[2]黄顺荃.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贸易摩擦加剧
我国现行外贸政策使我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地增加，导致了我国与主要工业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状况日益加剧，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我国贸易呈逆差的国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以各种理由对我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最终导致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急剧增加。这一倾向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更加明显。2002年对我国立案最多的国家是与我国贸易逆差最大的美国。美国对我国立案调查14起，其中反倾销12起，特别保障措施2起。
2.贸易条件恶化
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强调贸易顺差，在评价地方政府的业绩时，把对外贸易额的大小以及逆差和顺差作为标准之一，地方政府因此千方百计地促进出口，更多地关注出口创汇。为了争夺出口市场，很多企业甚至以低价竞销为手段，导致出口价格持续下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造成我国外贸的“贫困化增长”。
3.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
由于我国外贸长期处于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其最合适的水平。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了2300亿美元，接近1年2435亿美元的进口规模，是短期债务170亿美元的14倍。至2003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86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由此导致了其他国家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如果升值将使外商投资大量减少，这样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减少二到三个百分点，这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4.出口与国内发展相脱离
我国在贸易体制改革中采取了进口保护与出口鼓励政策的措施，其结果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体外循环”的加工贸易，另一方面国内也建立了许多新兴产业。这种情况导致了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的生产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差异。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增加，贸易与国内工业发展相脱离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二、对出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认识
1.出口政策趋同导致政策失效
目前，世界各国或地区为了发展经济，普遍实行了鼓励出口的政策。这种开放国家政策趋同的现实，导致了政策的失效，即所谓的“合成谬误”。在国际市场上，如果只有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是，如果很多国家也实施同样的政策，由于供给急剧增加，需求相对保持不变，从而导致贸易价格急剧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崩溃，造成所有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国家的“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2.世界贸易体系面临崩溃
日本在不违反世贸组织法规的情况下，以激进的贸易政策把其他国家的工业摧毁无遗。随着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这个问题还会恶化。如果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继续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在全球市场中与美、日、欧产品竞争，此时全球的贸易体系可能面临崩溃。自由贸易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效仿日本。如果中国以此作为范例，照日本的方子抓药，现有的制度绝对撑不下去(查理德·隆沃思，2002年)。
3.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确定
国际有关研究显示：从1975—1994年之间出口增长最快的25个国家来看，如果按不变价格来看，很多出口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国家(地区)却未必经历了经济的更快增长。1998年，经过分析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的数据后，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出口本身能获得更高的效益。1995年和1998年对美国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出口企业在规模、生产率和增长方面相对非出口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是出口本身导致这样的结果。效益好似乎决定了企业处于出口状态，而不是相反。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贸政策时，决策者本末倒置，过分强调出口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出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倾向受到严重的挑战。
4.历史经验
一方面，从美、俄、日三个大国的发展道路和成败经验来看，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出口导向和单纯的投资主导可以取得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但最终要面对内需扩张的转换，转换不好就会出现经济问题甚至是经济危机，俄罗斯、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我国的出口增长奇迹名不符实，存在巨大的差距。对于出口乃至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有关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官方和主流学派所提供的数据不足以证明国内经济正在走外向化的道路，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国民经济是由出口带动的，更不能肯定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改善国内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而言，出口只起到了一个间接的作用，我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增长更多是依靠内部规律。
三、对进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认识
1.进口与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有密切关系。因为进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它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GDP增长率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实例也可以佐证这一点。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至少有27％要归功于高科技产业及高新技术的进口。同时，以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为例，进口中间产品或许同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但其潜在联系不容忽视。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大多数的专业化中间产品很难依靠本国提供。限制我国获得这些中间产品的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会贯穿于整个经济之中。
考察我国1980—1999年国民经济的有关数据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在我国贸易顺差的年份，经济增长反而趋缓，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
(2)我国的进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进口增长速度快的年份，经济增长率(用GDP增长率表示)呈上升趋势，而在进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年份，经济增长率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只是进口增长率的变化幅度更大，而且其在时间上有先于GDP增长率变化的趋势，很明显，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进口参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出口参数则没有进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那样显著。在同样的增长率下，进口大约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一倍。
2.进口与就业
人们总是认为进口会冲击国内产业，增加失业。实际上，进口对就业的影响因情形不同而不同。最有利的情形是伴随进口扩大的产业升级，随着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产业，劳动力也随之流向高效率产业。在灵活的经济结构中，如果高效率产业具有更高的增长率或较高的就业弹性，进口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就业。相比之下，就业弹性高的产业比就业弹性低的产业更能吸纳就业。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汽车产业的工人因失业而转移，在相同产业增长率的条件下，转移到电脑或芯片业可能过剩，转移到软件业可能不足。
显然，经济增长不仅来自技术创新，同时还来自进口带来的以产业升级为特征的结构效率，所以，不应当片面看待进口对就业率的负效应作用。在我国就业压力十分严峻的今天更是如此。
3.进口与保护
我国实施进口限制，主要出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保护国内有关企业和产业的考虑。但是我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我国的高关税政策并没有增加政府的收入。首先，高关税只是给走私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其次，进出口企业为了获得进出口许可证或进出口自而进行“寻租”活动，使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被政府官员和企业获得。有关研究显示：在我国降低进口关税提高进口自由化程度，不仅会抑制走私，而且通过海关过货的进口规模会大幅度增加，即使税率降低，关税总额的规模也会继续增加。
(2)保护对象发生错位。我国的进口限制本意是要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但是，我国现行关税保护的却是整个中国市场。但是，在很多行业里，外商企业在中国的整个市场中有很大的份额，有的甚至达到垄断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保护的对象实际上是外商企业，而不是我国的幼稚产业和民族产业。
(3)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差距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关税水平“名不符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的名义关税税率为35.6％，而实际征收税率仅为2.7％。实际征收税率不仅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税率水平，甚至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可见我国关税的虚保护现象十分严重。这一现象不仅没有达到保护的效果，反而成为别国的把柄。
4.进口与出口
进口增长是出口竞争力提高和出口扩大的基本保证，只有适度的进口，才能保证持续、稳定的出口，才能使出口产品不断升级，从而具有国际竞争力。
(1)进口是出口的保证。进口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瓶颈。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进口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突破资源和技术的约束，为发展经济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2)进口有利于形成潜在的出口。人们的消费并不总是由国内的产品来满足的。满足国内对外国产品的潜在需求，能够实现人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改变消费方式和习惯，形成新的消费市场。由此带动我国相关生产领域的变化，导致新的投资生产。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彩电、手机等产业，开始时，我国的这些消费品都是进口的，然后国内企业开始模仿生产直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出口，成为出口大国。
(3)进口可以带来外来竞争压力。外来竞争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和体制垄断，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有利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长动力，形成有能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的出口部门和竞争性产业，为我国的持续出口打下基础。
四、调整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新思路
1.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外互补型经济转变
内外互补型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从全球视角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定位，放弃以前只是单方面利用国外或国内资源的出口政策或进口政策，把进口和出口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这种良性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设备和材料的进口增长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增长动力，形成有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新的出口部门和竞争性产业。
(2)进口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我国经济综合效益的改善，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3)进口有利于减少与贸易伙伴的摩擦和争端，在此基础上，进口才可能是可持续的和有保证的，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内外部经济的相对平衡。
(4)出口应该为进口空出新的产品市场和产业空间，为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和产业的升级做好准备，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做好准备。
2.构建资源安全贸易体系
资源安全贸易体系的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保障我国获得发展所必需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不断改善我国资源供给的态势，使得我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中逐步趋于有利地位，进口本国稀缺的资源，实现国际间资源互补与转换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今天，自然资源的国别属性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还是一味的强调资源自给，国家不得不开发高成本的资源，将使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最终导致战略上的不安全。但完全依赖国际市场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风险，因此，立足两种资源、两国市场是资源战略的惟一选择。
我国现实的选择就是适度的增加进口。所谓适度的增加进口，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保证国家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国内经济、国际贸易长期健康的发展，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而采取的加大进口力度的一项重要的措施。一方面，我国的进口应该以国内比较稀缺的、不可再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原材料为主，另一方面，应该以进口国外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为主。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外贸政策与外资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
目前，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里，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这给我国的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国际贸易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发挥政策合力，实现政府预期的政策目标。单独地实行贸易限制政策，或单独地实行外资限制政策，均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它们分别具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既可能交叉、重合，也可能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效果。
如果国际贸易受到限制而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受到限制，那么限制国际贸易的政策就不能发挥作用，国际投资也就会替代国际贸易。例如，如果政府以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或建立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那么，就会导致进口替代型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如果国际直接投资受到限制而国际贸易没有受到限制，那么限制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国际贸易就会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例如，如果政府对某个行业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但是不限制对该类商品的进口，那么就可能导致该商品进口的增加。
另外，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势必会对贸易产生各种影响，尤其是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更会对贸易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讲，只有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和统一，才能促进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4.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
(1)贸易政策应该优先安排有利于产业政策实现的进口商品结构，以进口来调节产业结构，以调节产业结构来促进出口。作为管理和调节进出口贸易手段的关税体制，应从其关税结构中反映出上述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安排有利于产业政策实现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并使关税政策符合产业政策发展秩序的要求。从实物形态来看，如果国内缺乏各种投入品，那么产业发展的约束问题就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2)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从开放的角度出发，以世界产业关联为背景，追求有利于出口生产的产业目标。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重点产业的选择都以提高国内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目标。这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伴随着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根据我国的优势使产业的调整有利于实现外贸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
5.构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
经济开放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进行适度的保护。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民族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构建贸易保护政策就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但是，不管是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扶持，还是对纯粹国内产业的扶持，要根据所选择的产业或者产业集团的特殊性质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一般来说，战略型贸易保护政策扶持的原则和依据应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产业具有盈利性，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当高的进入壁垒。
(2)本国产业必须面临外国厂商的激烈竞争或潜在竞争。
(3)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
(4)扶持政策不应引起要素价格过高的上升。
(5)本国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者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且增加生产会带来相当大的规模经济或学习效应。
(6)国内新技术向外国竞争厂商的外溢最少，且政府干预有助于把外国技术转移给本国厂商。
(7)研究开发和资本成本构成该产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可能领先的产品正处于产品开发、生产、研究开发的早期阶段，给予补贴可以提高外国厂商进入该产业的壁垒。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快，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2007年达到了65%。而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既影响我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也有汇率变化方面的关系。只有做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善外汇制度，才能消除高依存度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测算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
一、我国高外贸依存度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据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4.5%；而根据WTO和IMF的数据统计，全球外贸易依存度仅为45%左右，我国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1]。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国内产业带来了诸多影响。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一般认为，当一国GDP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时，进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简单加工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此类产品都将计入对外贸易总额中，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高；而当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时，对外贸易获得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及服务贸易等方式，而不是商品进出口，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低。而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高的原因之一。
（二）加工贸易比重大，战略资源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在我国外贸商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过大，上升速度过快。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7%，几乎占到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2]。由于对外加工只收取少量的工缴费，没有过多的附加增值，国内采购、配套率亦较低，即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国外。这一进一出加以汇总再除以当年的GDP，使得外贸依存度明显地虚高。此外，能源、矿产品等战略资源进口量连年增长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
（三）外汇汇率的影响
1980年——2003年，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左右，而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高于GDP增长，而汇率却从1980年的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003年的1美元兑换8.26元人民币。若按1980年的汇率计算，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3.49%，这一计算充分显示了汇率变动对外贸快速增长以及外贸依存度迅速走高的影响；而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这两年的外贸依存度略微下降。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汇率的变化是导致外贸依存度变化的直接因素之一。
三、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竞争，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影响，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暴露出中国的贸易目的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一旦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波及。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顺差来源国，我国产品对美出口占到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9.4%，近两年来，中国对美国净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放缓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出现了大幅回落，中国贸易顺差额从2007年11月起不断下降，2008年1月份的顺差额自2007年5月起首次低于200亿美元，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手中的海外订单正在大幅减少。据分析，今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相当大，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如果今年美国GDP增速回落至1%至4%之间，估计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至15%至22%区间。如果美国经济由于陷入衰退而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四、调控高依存度的合理措施
（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从当今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服务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一国GDP的数值，优化了其产业结构，同时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4]。为此，我国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使之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二）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有各种缺陷，但它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协调发展，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明确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同时，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工贸易逐步形成了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地域分布不断扩展的发展态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有所改善；三是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将越来越合理。
（三）完善人民币汇改，保持汇率合理稳定
人民币贬值曾是刺激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的增加，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为此，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消息一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攀升。0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幅达到6.13%。我国货币的升值，也就意味着他国货币的相应贬值，从而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他国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对扩大出口不利；而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下降，对扩大进口有利。海关总署6月11日公布，今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780.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6%，净减少73.2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连续降低，而进口幅度则连月大涨，这说明，汇率的适当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为科学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平衡中寻求增长，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必须适中，否则势必带来一些副作用，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国珍.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1：66-67
[2]、张旭宏、庞锦.我国外贸依存度分析和政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5.9：39-41.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3]胡艺:《中国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国际渠道》,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4]高正平:《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作用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论文关键词：外贸持续恢复增长，下半年变数犹存
今年上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国内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加强。在国内外良好经济环境的支持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延续了去年年底以来较快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但是，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的高失业率，消费仍然不振，以及由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放缓，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纵观全年，我国外贸形势仍不容过分乐观。
1、我国外贸持续恢复性增长
从2009年11月起，我国进出口已经延续了8个月的恢复性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1-6月国际贸易论文，进出口总值13548.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0.90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7.92亿美元，增长52.7%；贸易顺差552.98亿美元。与金融危机前2008年1-6月相比较，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8%、5.8%和14.5%。除了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进出口商回补库存的因素外，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较快的恢复性增长也与去年同期全球经济下滑，进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外贸基数较低有很大关系。
6月当月进出口增速放缓，而顺差有所扩大。6月进出口值2547.69亿美元，增长39.2%。其中，出口1373.96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4亿美元，增长34.1%。当月贸易顺差200.22亿美元。
表1 2010年以来我国月度进出口情况
年 月
出 口
进 口
贸易差额
(亿美元)
金额(亿美元)
同比(％)
金额(亿美元)
同比(％)
2010.01
1094.75
21.0
953.07
85.5
141.68
2010.02
945.23
45.7
869.10
44.7
76.12
2010.03
1121.12
24.3
1193.48
66.0
-72.36
2010.04
1199.21
30.5
1182.39
49.7
16.81
2010.05
1317.61
48.5
1122.28
48.3
195.33
2010.06
1373.96
43.9
1173.74
34.1
200.22
2008.1-6
6662.51
21.8
5675.49
30.6
987.03
2009.1-6
5215.29
-21.8
4245.95
－25.4
969.33
2010.1-6
7050.90
35.2
6497.92
52.7
【论文摘要】绿色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文章在探讨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特征及发展趋势,详细论述了它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一、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这无疑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两点:一是绿色壁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国采取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二是绿色壁垒的性质,即以保护生态环境或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一种形式。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笔者认为这就是恶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强制性技术水平标准。发达国家依赖其科技和环境水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以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②环境措施。由于我国出口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使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发达地国家环保法规的影响。③认证制度。除了ISO14000系列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有各国的实验认证以及某个行业的认证，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压力越来越大。④绿色包装和标签制度。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和资源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越地位，设置环境壁垒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从而影响国际竞争，限制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将被污染的废弃有害物品和污染型产业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破坏，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和反补贴税，将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此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乃至报废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测。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使产品的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
三、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和建议
1、依据原则，积极抗辩。我国在面对无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时，应沉着应战、据理力争。我国可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通过采取双边磋商、谈判解决。
2、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绿色经济意识融入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
4、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ISO1400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该体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门机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起草制定。
5、严禁国外污染产品和产业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正将污染产品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进口产业的环境监测。
【参考文献】
[1]李培良．中美绿色壁垒的法律比较[J].对外经贸实务，2004，（5）．
[2]李树．技术性贸易壁垒下我国政府的行为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04，（2）．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曾以英明能干著称的L公司董事长陈总经过一番思量，决定重回国内市场，实行国内国外两条腿走路。听起来很不错，然而开发国内市场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半年过去了，L公司的国内市场开发工作丝毫不见起色，只有投入不见产出。L公司的陈总和高层管理人员迷惑了，面对挑剔的外商他们也没有犯过这么大的难，如今却对自己的家乡市场束手无策。
外贸型企业的内销困惑与出路
在普遍意义上，只要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需求就可以获得市场，但如今的市场又伴随着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竞争、渠道、价格、业务模式等方面。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满足需求已经不能让公司轻松地获取客户和市场，要想获得市场的青睐公司还需要做到在某些方面比竞争对手优秀才行。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被浓郁的商业气息侵染着，任何一块市场都被不同的对手霸占着，任何一个后来者想进入新市场都不再是轻而易举之事。基于以上事实，L公司转做国内市场基本上等同于重新开发陌生市场，也必定要经历一番艰苦的磨难过程，其困惑也可想而知。但是，L公司的困惑绝非是他们一家公司的困惑，也许我国众多外贸型的公司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与困惑。
内销之因
前十年中，外贸型企业的日子是十分舒服的，几乎是每天坐等大把的订单，但是今天外贸型企业纷纷转向国内市场，其间是有很多原因的。经过总结，外贸型企业转做内销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导致外贸利润微薄：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各项承诺的逐步兑现，政府对出口退税大幅度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贸企业的利润收入。外贸型企业为客户代工生产本来就是赚取价值链最末端的微薄利润，出口退税政策的挑战让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
其次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外币吸引力下降：由于人民币相对外币的升值，导致企业在和外商交易的过程中实际收入下降，随之外币对外贸型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也就出现了赚外币不如赚人民币的情况。
最后国外贸易壁垒增多，竞争也更加激烈，市场开发难度加大，订单也不像以前那么好拿。
外贸企业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劣致使他们产生转做国内市场之念，很多企业也已经付诸行动。
内销之困
在做国内市场一段时期之后，外贸型企业发现国内市场并非如自己所想，他们也越发的不自信和困惑。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生长的自认为最熟悉的地方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之陌生。外贸企业虽然做的是外国人的生意，但是自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同中国人做生意怎么又这么难呢？国外客户的挑剔，我们都有所耳闻，他们严禁、严格甚至挑剔，不会轻易地把订单给你，然而很多企业就是和这样的客户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今天，他们转向国内做生意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客户会乖乖地听从他们、门庭若市，但事实是国内市场根本不买账。如此之大的反差造成了外贸型企业的最大困惑，L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其董事长陈总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就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想到，国内客户竟比国外客户还难伺候，我们的确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国内市场了。
困从何来
做习惯了国外贸易，而在做国内市场受到打击后的外贸型企业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剩下的只有困惑了。这些困惑绝非凭空而来，而应该是他们不协调的市场行为带来的结果。
首先，是外贸经验主义思维所致。我国目前阶段的外贸型企业基本是按单生产，客户要什么他们就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什么，在国际市场上也很少有自主品牌。在这样的认知情况下外贸型企业转做国内市场，由于思维的惯性他们也想通过一些宣传和简单推广让客户找上门来，这在国内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其次，是需求错位所致。全球区域市场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企业不能用满足欧洲需求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客户。很多外贸型企业在做国内市场的时候，往往硬将其以前产品推向市场，或者对名字进行改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换来市场的冷漠。
解困之策
在竞争如此残酷的今天，外贸型企业转做国内市场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种困难不只是由于其固有内在思维所造成，更是由于外部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的变化所致。但是任何时候的任何市场也都是有机会所在的，作为外贸型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国内市场的机会发挥自身的优势是当务之急。外贸型企业要想在国内市场有所发展和突破，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是为下一步进军国内市场为自己明确定位做铺垫，不至于四处出击导致力量分散。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做出客观评估。作为外贸型企业，相对于国内市场其优势应该存在于质量方面，国外客户对质量的严格要求造就了外贸型企业的质量提升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不是绝对优势能力，因为竞争对手也同样可以通过质量管理监控体系和科学的方法来提升产品质量。外贸型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迅速反应能力，为外商贴牌生产就会遇到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而且要对产品进行相关认证，但交货期却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各个部门迅速反应马上行动才能满足外商客户的需求。
外贸型企业的劣势相对来说要多些，但主要表现的在两个大的方面：产品不成系列以及对国内市场的资源占有不足。与外商做生意是被动式的按单生产，不同的客户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技术标准，而外贸型企业的生产就是围绕这些客户的标准进行的，没有自己的产品系列和品类。在国内市场如果企业还等着客户来给你下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内市场资源包括渠道、知名度、消费群体以及公共关系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占有不仅仅是不足，而是根本谈不上占有。
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之后，一方面要想法维持和发扬自己的优势，把优势展现于市场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迅速利用资源弥补自身的劣势，至少这些劣势不能够影响正常的业务发展。比如缺乏产品系列方面，企业在决定进入国内市场之时就应该立刻对国内主流产品进行研究，并结合市场进行开发或前并形成自己的主要产品系列。如果连基本的产品都不具备的话，又拿什么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呢？
其次要懂得整合资源。开发新市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当前来说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是不会取得什么成绩的。作为外贸型的内销企业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从零做起，尤其是渠道建设和产品规划两个关键方面。渠道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渠道就掌握产品通往最终客户的桥梁，但是国内市场的渠道都已基本趋于成熟和稳定，这时候外贸型企业的进入难度是相当大的。对于产品来说，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十分快的，如果企业从调研立项开始再进行研发生产可能会导致出来的产品已经落后于市场。在这样的渠道和产品状况下，企业就没有必要按部就班来做，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实力进行相关整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同行进行合作，或者收购具有一定资源的企业，通过合作或收购将自身的优势资源注入这些企业并与这些企业的有用资源整合，从而达到优势互补。
整合外部资源对于开发国内市场虽然是条捷径，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要注意的是整合后双方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导致互不兼容，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员流失。合作对象的渠道和产品资源都是由其人员掌握的，合作很重要的工作就文化整合，让两者相互兼容保证员工不流失，否则整合后的渠道和产品资源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对外贸易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制约
对外贸易的发展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一定的压力，环境和资源又约束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的高速增长，河南省的资源绝对消耗量不断增加，河南省平均每天能源消耗量由2000年21.70万吨标准煤到2013年的67.82万吨标准煤。2013年河南省单位GDP能耗为0.7699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单位GDP能耗为0.6624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三废”的增多给生态环境建设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河南省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树立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努力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仍不容乐观。与此同时，进出口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科技、管理、创新等要素投入不足。有些产品的生产甚至是以环境为代价，如果不加强外贸发展的环境保护意识，将会进一步恶化生态。
（二）对外贸易发展面临产品生产标准提高的挑战
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对产品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关注食品方面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以及产品本身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外，还关注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外贸产品在生产环节中面临生产标准提高的挑战，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包装标识标准、环境标准、劳工安全标准和福利标准等对产品的出口造成极大的阻碍。无论是国际环保使命的要求，还是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都要求河南省外贸企业适应当前各种复杂的贸易保护措施，摒弃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积极优化调整商品结构，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走外贸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河南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大力发展绿色贸易
当国际绿色贸易大潮滚滚而来时，河南省企业首先应积极顺应绿色贸易的潮流，及时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树立绿色产品竞争意识，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贸易；其次，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支持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与科研院校联合起来，提高环保技术，开发高效节能环保产品，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使绿色产品、环保技术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等成为对外贸易导向型产品。在吸引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河南省应逐步提高污染产业中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采取限制或拒绝进口的贸易管理措施限制国外高污染产业向本省转移。
（二）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对外贸易在扩大企业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引入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竞争对手，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企业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取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河南省很多中小企业目前仍处于围绕外商需求进行生产的阶段，在出口过程中只注重生产忽略技术创新，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些企业应抓住历史机遇，加大科技投入，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通过创建自主品牌，贯彻落实品牌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河南省政府同时还应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并以重点企业为引领，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国际综合实力的提升。
（三）促进贸易整体协调发展
河南省外贸企业要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兴市场，逐步降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拓展新兴市场，开拓成长性好、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既可以化解企业在原有出口市场上遭遇的激烈竞争，也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在更广的空间、更高的层次上提升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应在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同时，发展高端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提高有机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创立和打造一批国际品牌的特色产品，提高河南省农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进口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从国外直接进口和使用已经成熟的技术可以节省自己研究与开发的支出，提高技术进步的效率。所以，河南省政府应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短缺能源的进口，促进资源进口的多元化。
（四）继续推进加工贸易升级
一、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