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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报告

时间:2022-06-06 17:42: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工作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

第1篇

二、各支部每月向中心学校党总支专题报告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分别在每月30日前落实。

三、遇到有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各支部随时向中心学校党总支报告。

四、各支部班子成员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履职尽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述学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制度一、建立分析研判机构。成立各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校长、支部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副校长、教导主任、支部委员担任,成员由学校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及教师代表担任。

二、分析研判时间。常规性研判每半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6月中旬和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及时研判。

三、各支部全年专题研判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

四、分析研判内容。重点分析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存在的重大舆情和重大问题、今后的应对策略等,研判结果以报告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五、定期通报结果。各支部每年在各校通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阅评制度一、阅评领导。人员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主要负责同志组成。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二、阅评内容。重点阅评各校德育工作方面、教师队伍考核与管理方面、师德师风方面、学校办学行为方面、学校网站和校园广播等方面。

三、阅评时间。每季度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下旬、6月下旬、9月下旬、12月下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组织阅评。

四、对学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错误思潮和言论,应通过学校管理信息形式,理直气壮地及时进行批驳,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

五、各支部阅评情况以信息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系沟通制度一、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与各校“结对子”,明确联系方式,建立联系。

二、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同各校的交流活动。

三、开展联系活动要发扬民主作风,及时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四、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日常联系沟通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建立联系档案,作好记录。

五、联系沟通制度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检查考核制度一、各支部负责组织检查考核各校意识形态工作。

二、检查考核每年至少一次,纳入各校年度目标综合考评,与各校述职述廉相结合,统筹安排部署。

三、检查考核内容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四、检查考核结束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并向被检查考核对象反馈。

五、检查考核情况要在全校进行通报。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工作、研判形势、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实现信息共享。

二、成立联席会议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担任,成员由各支部书记、校(园)长、各科室负责同志组成,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教师。

三、职责分工

1.中心学校党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2.各学校各科室应当在中心学校党总支的统一领导下,履行好指导、组织、协调、督导和抓好落实的职责。

3.中心学校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各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

四、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中旬、6月中旬、9月中旬、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召开,形成联系顺畅、反应灵敏、配合有力的工作秩序。

五、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制度一、专项督查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二、专项督查工作每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在12月份进行,也可根据需要开展督查工作。

第2篇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结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家对语言文字和文化内涵的处理决定着翻译的质量,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根据文本的权威性、服务对象等,我们可将文本区分为高等地位文本与低等地位文本,面对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基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不同地位的文本,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如直译加注、释义法、意译法等进行文化补偿,以达到翻译效用的最大值。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缺省;翻译补偿;不同地位文本;翻译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排在世界前列。而 “文化力量”却依旧弱小,文化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因此,国家大力推崇“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促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

二、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是由尤金・奈达所提出的。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强调的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的对等语,以恰当的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而进行交际。

三、高等地位文本的补偿处理

高等地位文本一般为统治阶级服务,传达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统治阶级授予的最高权威。这一类文本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宪法公告等。这一类文本大多以行政公文的形式出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讲究时效性、政治性、准确性,在文体,句式,用词和功能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文本。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选择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保持“原汁原味”。

(一)直译加注

高等地位文本的高权威性不容许译者随意措辞,以免扭曲原义。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是直译,并进行加注处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三严三实”,该词属于缩略语,是中国特色词汇。在译文中,译者将“三严三实”直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并在段末加上标注:To be strict with oneself in practicing self-cultivation, using power, and exercising self-discipline; and to be honest in one’s thinking, one ‘s work, and one’s behavior.对于中国人来说,“三严三实”的内容不言自明,而外国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译者需要另加标注,帮助目的语读者建立连贯的语义框架。

(二)增译法

增译是在译文中明示出原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语读者却不知道的意义。增译过程即将原文表层上省略的成分再现出来,译出它的弦外之音(乐金声,1999:20)。如“约法三章”属于特色政治词汇,可被看作文化缺省处理。译者将“约法三章”译为:three-point decision in curbing government spending.除了译出词汇的本义,译者还增译了“约法三章”实施的目的。

(三)释义法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认为,为了能够让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读者一样接收到原作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对等是最重要的,而形式是其次。因此,译者通常采用释义法来打破形式的限制,还原句子的本来意味,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例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词,译者没有按照字面的缩略词翻译,而是将其译为“formalism, bureaucratism, hedonism, and extravagance”,译者通过释义法将“”的本义展现给目的语读者,弥补他们的文化空缺,建立连贯理解。

四、低等地位文本的补偿处理策略

与高等地位文本不同,低等地位文本所代表的不一定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一般不会被授予权威。这一类文本包括小说、戏剧等。低等地位文本的文化内涵与高等地位文本有较大差异,在词汇、句式、功能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低等地位文本中采用的词汇和句式往往丰富多彩,同时,文本中通常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法,以便于充分表达感情。小说、戏剧、诗歌等主要用于表达思想,抒感,是一种思潮在一个特定时代传播的工具。低等地位文本大多是非正式的,因此译者可以依据译者个人风格,采用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

(一)归化法

归化法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尤其值得推崇。如台词“等改完了剧本,你再唱你的《西厢记》或再唱你的‘陈世美’”。译文:(1)After finishing the script, you can play out your “Lover’s Tales” and “Wicked Husband”.(2)After finishing the script, you can play out your “Casablanca” thing. 《西厢记》和“陈世美”都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在这里象征爱情。译文(2)将两个词合译为“Casablance”,既传达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又巧妙地采用了和原作同样的修辞手法,完美地弥补了文化缺失。

(二)意译法

文化翻译补偿往往伴随着译者对于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选择,例如:中国经典古诗《清明》中,“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句中“清明”一词,吴钧陶译成“the Pure Brightness day”,许渊冲译为“the Mourning Day”,一种直译一种意译,前者将“清明”的表层意思逐字地译了出来,而后者考虑到英语国家中没有“清明”这一节日,于是将其译为 “哀悼日”,直白地将“清明节”在中国的文化意蕴翻译了出来,显然,许Y冲的翻译更能为英语国家读者所接受。

(三)音译法

音译法在汉英翻译中并不常用,但这一翻译方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必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有效毕竟途径。英语中汉语的借词也有不少,比如最常见的kowtow(磕头)、kungfu(功夫)、t--ofu(豆腐)等,这些词汇都带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走向了世界。在翻译低等地位文学作品时,我们也可以适当地选择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例如:巴金的《憩园》的英译本中,对于“老爷”一词的翻译,译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意译为“master”,另一种则直接音译为“laoye”,之所以能够这样翻译,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master”无法完整地表达出汉语称谓“老爷”的意思。

五、结语

只有大力推进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是翻译家不可推卸的使命。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文本,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既能够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又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是每一个译者的翻译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红玉.谈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J].青海大学学报,2003,21(2):91-93.

[2]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叶小文.中国文化“走出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5-9.

第3篇

亮点

兵团党委书记、政委车俊在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在推进兵团先进文化建设、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上取得突破。车俊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加强民族团结,关键是大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交流是最根本的交流,是我们民族团结传承的基因。近年来,我们积极推进城镇化、打造现代文明聚集地,倡导现代城镇文明生活方式,探索先进文化示范引领,涌现出十四师皮山农场“十个起来”、一师“四个一起”、三师五十一团青年连建设等好经验。新时期,我们要从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从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角度,规划实施重点工程,在凝聚人心、巩固阵地、抵御渗透、筑牢根基上下工夫、见成效,切实发挥好兵团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

要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党的恩情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开展党史国史、新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兵团发展史教育,大力弘扬新疆精神、兵团精神和老兵精神。要广泛开展兵地文化共建活动,各师团要积极主动与周边县、市、乡村共办文化体育活动,大力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提升兵团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示范带动作用。要结合“三化”建设,引导职工群众积极追求现代文明城市生活,并影响带动周边各族群众。

兵团要率先行动起来,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为抓手,以开展文明共建为平台,从日常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的点滴抓起做好,教育兵团干部职工群众热爱祖国、热爱新疆、热爱兵团、热爱各族人民,争做促进兵地团结、民族团结的模范。要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兵地共建、联谊、结对子活动,着力在双语教育、文化引领、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方面做好试点示范,推动形成兵地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维稳、共同致富的良好局面。要继续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倡导先进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增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群众的示范带动效应。

声音

七师一二五团政委 孙洪波 今后,我团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大文化、娱乐设施投入力度,丰富文体活动形式,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朱雪萍)

三师托云牧场一连指导员 何仁华 要配齐文化娱乐设施,为高原牧民提供学习、娱乐的场所,让职工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李中飞)

九师一六七团电视台台长 李新平 兵团文化工作者要深入职工群众,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创作出他们看得明白、听得进去、影响力大的作品。(刘 明)

九师一六三团五连职工 田 永 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可以激发兵团干部职工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维护民族团结的局面,引导广大群众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陈 崎)

微评

兵团以捍卫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最高利益为核心价值,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大使命。推动各族人民文化交流、构建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是兵团屯垦戍边的题中之义。在屯垦戍边实践中,兵团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使命,把推动文化交流作为维稳戍边的重要实现形式,赋予各项事业更加自觉、更加充分的文化功能,携手各族人民,共建共享共有精神家园。要采取多种措施,形成长效机制,着眼兵团大熔炉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共建精神家园的目标,立足兵团实际,主动对接周边县、乡、村,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共建活动,用文化增进兵地团结,用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文化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斯穆芭提・萨提别克)

第4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落实三中全会的该领域改革要求,指出“优化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且“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

继中石化2月19日宣布将在油气销售领域引入民资,由此开启新一轮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序幕后,许多央企和地方国企也加快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一时间,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大有“运动化”之势。

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如何实行?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改革的未来前景到底怎样?就此,《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记者日前专访了知名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国资+混合所有制”概念

CBF:您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及其对国企改革的意义?

刘胜军: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早有探索,上市公司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其实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它不仅提出混合所有制,还以国有资本的概念取代了国有企业。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也是当前国企改革大的思路。

强调国有资本概念,意味着不再像过去那样行政力量过多干预企业微观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所有者,只要关心回报率就可以了。要做到这一点,发展混合所有制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

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解决国企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上的弊端。如果一家国企政府还是绝对的大股东,就必然拥有人事控制权,必然导致政企不分,企业也必然搞不好。目前广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提出,国有资本持股将不设下限。如果国资持股占比降得很低,甚至国有股东变成了小股东,尤其是在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民营大股东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就有望从国企转变为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化企业。

CBF:但是对一些大型央企而言,民资会不会并无足够实力持有多数股份?

刘胜军:对于央企改革来说,一方面要打破垄断,像电信行业完全就应该给其他企业发放运营牌照。如果不打破垄断,光在混合所有制上做文章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国有股份要减少。比如将部分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从长远来看,国有股还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减持,以缓解政府负债压力等。政府抛售部分国有股后,企业股权就越来越多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会慢慢淡化对企业的控制,民资后来居上自然顺理成章。

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

CBF:目前民资对进入国企这些领域似乎还多有担忧,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刘胜军:这些障碍主要有:一是规则不透明。在此次两会期间谈到国企改革时也特别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举个例子,在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向红塔集团讨要云南白药股权纠纷案中,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但时隔3年多股权转让协议未获国资监管机构审批,而云南白药股价已经大涨。目前股份转让协议被云南高院确认合法有效,但陈发树交割股权的请求却被驳回。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很不公平的。规则的透明和对契约的尊重,非常重要,否则民资投资难有保障。

其次,国企吸引民资进入,还可能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比如,中石化将其下游业务的一部分拿出来引入民资,它并非一个独立业务,可能与中石化有很多关联交易,民营投资者很难判定它不会被做手脚,在此情形下就可能缺乏信心。说到底,民资愿意做国企的小股东,往往是因该领域存在超额利润,否则它可能没有任何兴趣。其道理很简单,民营资本的运作效率要远比国企高,只有所进入领域存在垄断和超额利润,才能弥补效率上的损失。

因此,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建立非常清晰的规则,包括详细的转让流程、国企股份如何定价、怎么竞标、发生纠纷怎样解决等,审批程序也要透明化;二是要通过一些司法判例给市场以信心,“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实际却是“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问题,毕竟涉及数十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可能需要分阶段分步骤不断完善其中的规则。

对于国资管理者而言,他们也担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让自己承担政治责任。当年“国退民进”浪潮就因遇到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而被迫停止。所以,此番强调“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国有资产有序退出,也就是在退出过程中,国有资产得到合理价格非常关键。要实现这一点,国有资产的转让(包括管理层持股等)必须有一个透明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避免这方面的风险。

经济领域改革两大难点之一

CBF:您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及国企改革的未来前景?

刘胜军:事实上,在国企改革上,中央此前的认识已经很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利益集团阻挠、意识形态上的认知问题等。

中央先后提出了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实行政企分开,要破除行政垄断,国企改革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三点。如果都能做到,就不存在国企与民争利现象,国企领导也能通过市场化机制选聘而不是由党委组织部任命,并通过公平竞争提高效率。只有这样还能继续生存下来的国企,才能证明其有存在的必要。不过,这些都执行得很不好。

国企改革在观念上还存在两点障碍。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段话很令人费解。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国企越来越强大,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不是好事,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另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是坚持国企的党管干部,以及国企领导行政化。党管干部管人事必须从企业中退出,国有股东可以行使权力监督董事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由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企业领导就很荒唐了。

第5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单独阐述,这是我党历届工作报告中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春天的来临,也预示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推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作为锌硒茶乡的文化工作者,如何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个人认为,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同时,一是要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增强文化活力;二是要围绕绿色产业发展思路,培育良好的产业文化、企业文化、让这种和谐的文化元素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而各民族在各自区域内形成的民族民间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挖掘、保护、整理本辖区内的民族民间极具特色而又富于生命力的本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其发扬光大,最能获得区域内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最能激发区域内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热情,最能唤醒区域内广大各族人民的自豪感,从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园的豪情壮志。

凤冈,是一个汉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份,各种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简洁、朴实的民歌婉转悠扬、沁人心脾;龙灯、狮子灯、花灯、茶灯、推推灯、丰富多彩;傩文化、茶文化、土家农耕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百花齐放。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打造地方“十大戏”、“十道菜”就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提炼,也必然会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形成全县40万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声声不息的不竭动力,在经济发展、事业建设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最后竞争还是文化的竞争,这是一种“软实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的是文化的催化作用,而文化本身作为一种产业,其核心就是实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加快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以此带动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区域竞争力和亲和力必然会大大增强。

作为锌硒茶乡产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茶文化的兴起。没有文化的注入,茶叶产业就会缺乏其丰富的内涵,没有文化的注入,茶叶产业就会丧失生机与活力,就不可能在茶领域中抢占制高点。一个以茶为主导产业的县份,应在茶乡的建设和打造上充满个性,县城建设要给人以浓浓的茶乡气息,县城规划、广场设计、房屋格调,绿化建设,户外广告都要充分张扬茶的个性、茶的文化。田坝茶区无疑应该打造成集茶产业、茶品牌、茶旅游、茶经济、茶文化为一体的示范带。玛瑙山古军事洞堡则应以屯堡文化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为基础,以民族村寨的创建和恢复为契机,弘扬极具本土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增强辖区内的历史厚重感,让人们在旅游观光中领悟千年古军事洞堡的神秘。黔羽枝古陆生植物化石,是我县不可多得的地质资源,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生命的摇篮竟源自这块神秘的土地。建设黔羽枝生态博物馆,于科学考察、对外推介、提升凤冈知名度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做好这些硬件的同时,还要充分挖掘茶的历史与文化。在茶叶品牌中充分注入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在打造地方“十大戏”、“十道菜”中要把茶叶与人的缠绵悱恻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全县40万各族儿女视茶为“珍”,把茶为宝、话茶为乐、以茶为耀,以此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把茶的理念贯穿于各行各业的宏伟蓝图中,把茶的文化融入城镇建设的细节之处,只有这样,才能为凤冈经济的腾飞插上坚实的翅膀。

“两座金字塔、两条循环链”是凤冈决策者们对于绿色家园、“三生”产业的理性探索和战略思考,这种富于先见之明的战略对于凤冈的发展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沿着这样的思路坚持不懈,必将富于成果。同时,这种战略决策的成功实践,必然为凤冈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而敢于吃苦、善于创新的凤冈文化人必将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凤冈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可喜的贡献。

第6篇

一、大众化的含义及动因

推进大众化,必须首先明确大众化的含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使这个理论体系由抽象、理性转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掌握和理解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使它转化成为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大众化意味着当代的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就是把理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让人们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理论然后去指导实践的过程,即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合力。这一转化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其中的道理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的大众化过程是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并与社会、时展不断相适应的过程。社会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也是理论走向实践的平台。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地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大众化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理论不能实现其大众化就不能实现其发展,就会在实践中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在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化实质就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适应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大众化的过程。作为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在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适应、发展的结果。要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必须不断地实现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基本原理及中国化的成果,并形成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凸显出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魅力,产生巨大的社会实践效益。只有这样,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才能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

二、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来自于:

国际上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给大众化带来挑战。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全球化从起源上看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从根源上看,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加紧对其他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渗透。西方国家把经济、政治、文化合为一体,在输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利用电影、网络、餐饮、娱乐等媒介渗透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信念。于是,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我国开始传播,甚至流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影响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结构给大众化带来新的挑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之时,使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结构上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们的一切合法收入,不管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都能得到法律保护。这种结构又促使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但是,社会上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现实,促使人们形成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减弱了一部分人对的信仰,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基于这一现实,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在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是当前面对的又一挑战。首先,宣传普及的内容不够明确。其次,党内思想政治理论宣传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再次,宣传普及的方式手段过于简单。传统的“灌输”方式成为宣传普及的唯一方式,造成一些人对的消极抵抗情绪。其实,党的很多理论和方针政策,可以采用通俗读本或者电影、电视、网络等形式多渠道开展。

大众化过程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问题,证明了推动大众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为大众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多学科、多维度广泛开展。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众化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需要建立一支过硬的宣传队伍,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因此,当代中国大众化的适然选择可从以下几方面探求:

推进大众化必须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具有理论性、抽象性、专业性、系统性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在中国的最新成果,也具有抽象性、学理性的特点。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出书本,走近群众,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这就要求理论必须通俗易懂,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掌握。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必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乐于接受的载体,把政治理论翻译成能够解大众困惑、指引大众方向的群众话语。编写大量通俗易懂的读物来表现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要了解百姓语言,必须放下架子跟老百姓认真学。理论宣传者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必须把所讲理论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联系起来,要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党的宣传工作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群众中的鼓动,关键是要具体,根据于工农群众眼前的实际,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要使走近群众、进行通俗化宣传,而又不使庸俗化,就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

推进大众化必须对象层次化、形式多样化。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期望用一种教育、传播模式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样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在教育、宣传中,从对象群体上看,可以对大众进行群体、层次划分,区分不同的对象,提供不同对象所需的普及化、大众化的内容。我党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领导干部有中心活动组。一般干部有专家报告会学习,广大群众有专题讲座学习,从而推动了的宣传和普及。我们党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始终重视的实现形式:一是科学理论的阐述方式的多样性,不仅以经典著作的形式,也通过通俗读物的形式、文艺形式、艺术形式来表达。二是科学理论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渠道的多样性,既要充分利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渠道进行传播,又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挥网络的功能,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载体和手段。三是充分利用隐性教育的功能。在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人们日常文化和教育机构的显性教育,而且存在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隐性教育渠道。在开发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品中,要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反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隐性教育使当代中国大众化达到更好的效果。

建立大众化理论的长效机制,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增强实效性 。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机制建设是大众化工作取得成效的有力保证。重点加强理论大众化基层宣讲阵地建设,要上下联动,形成整体合力。各级宣传部门要在基层建立大众化示范点,积极探索基层宣讲教育的有效形式。按理论学科门类建立宣讲师资库,建立集体研讨制度,通过完善科研选题、成果考核、专业评奖、社会评价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对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成果给予支持,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工程等,使之成为推动理论大众化工作的重要渠道,要把理论大众化工作的要求体现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之中,使大众化理论与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相连,使大众化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理性认识和自觉行动。

第7篇

一、我县基层文化骨干和乡土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

(一)目前,我县有县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1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个,公共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博物馆1个、广播电视台1个、文化广电稽查大队1个、电影公司1个、农村文化站11个。各类文化人才有:文化馆员7人,其中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4人、初级职称2人;博物馆员5人,中级职称4人、初级职称1人;图书馆员8人;采茶剧团专业人员22人,其中三级演员9人、三级演奏员有4人、四级演员有9人;局综合执法大队7人。根据调研情况建立了文化人才信息数据库,为储备专业人才和开展文化活动等提供人才保障。多年来,我局注重“刚、柔”相济引进人才,在刚性方面,每年编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招录计划,陆续录用了舞蹈、声乐、财务、执法等人员。在柔性方面,我局为了使各单位的工作正常有序开展,通过调入和内部调整的方式充实了文化人才队伍,使系统内部文化人才得到合理配置,起到了“才尽其用”的效果。

(二)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人才总量、特别是中高级人才偏少,正高以上人才属于空白,副高以上人才仅占总人数的1%不到;二是中高级人才多为文化艺术、文博,并多数集中在我县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文工团、博物馆、文化馆等单位;三是文化产业人员中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偏少、文化程度低。

二、我县基层文化骨干和乡土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

我县基层文化骨干和乡土人才队伍还存在着人才的总量相对不足,人才的素质偏低,人才的专业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短缺,人才的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具体表现:

(一)人才总量相对不足。公务员编制较少。由于单位性质的原因,只有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有公务员编制,且都为副科级以上领导,公务员偏少,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和工人编制,专业对口人员相对较少,给总体工作带来很大难度。特别是,在进行文化研究方面由于缺少专业性人才导致深层次研究不够。

(二)人才整体素质偏低。干部来源比较杂,第一学历大专以上的比例较小,大多数都是工作之后再进修,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其所学专业多而乱,人员素质不一样,高、尖、专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文艺创作人才。

(三)人才分布不均。大量的人才集中在县级文化单位,而作为重要生力军的乡村一级文化人才奇缺,仅有的也经常被抽调至其它中心工作,不能专心组织开展农村文化活动,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均衡发展。

(四)高层次创新型文化人才缺乏。受我县吸引人才的载体不足、机制不健全、引进和留住人才的经费投入不足等各方面原因影响,导致了对文化高层次人才的吸附、承载作用偏低。因此,外地人才流进来比较少,本地高素质人才外流相对较多。另外,存在人才使用上专业不对口,人才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匹配等问题,导致一些工作墨守陈规,无法创新。

(五)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有待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制度尚需完善中,政策待遇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激励机制尚未根本形成,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存在,人不得其位,事不得其人,影响了人才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对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奖惩、待等各个环节,缺乏稳定、系统的法制保障,人才资源管理的法制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搞好我县基层文化骨干和乡土人才队伍对策建议

我县人才工作将以围绕文广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乡土人才工作,以提高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坚持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原则,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坚持与是俱进、改革创新的原则,坚持培养与使用并重的原则,坚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用5到10年的时间,在全县文广系统选拔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深厚、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基层群众文化人才;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艺术家、文化研究专家;一批熟悉意识形态工作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现代管理水平较高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一批熟悉现代新兴媒体和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文化专门人才;培养和引进一批思维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文化创意人才。

一是组织举办人才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和资深文化研究专家,就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等问题举办专题讲座,引进先进经验和理念,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全面提高文化人才的综合素质。

二是多渠道培养人才的业务素质和实践能力。重点是建立个性化的人才扶持计划,为各类拔尖人才参与重点课题、学术交流、基层锻炼、深入生活、学习深造、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三是建立健全人才工作新机制。为切实加强对人才工作的管理和督促检查,将逐步建立基层人才考核制度、人才工作报告制度,人才宣传制度等,使人才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第8篇

一、要规划先行,为使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与世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衔接协调而积极努力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落实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二五”规划编制启动之年。“十二五”时期,将是北京市全面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的重要时期。今年4月,北京市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并启动了世界城市建设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作为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体系中的一般专项规划,不仅要在编制时间的进度、程序的规范性上与总体规划相衔接,而且要在内容的科学性、任务的细化落实上与总体规划和有关重点专项规划相衔接。如建设世界城市涉及城市发展的各方面,既要对“硬件”建设提出新要求,也要对“软件”建设提出更高标准。在“软件”上要注重把握后工业社会世界城市文化型、消费型、宜居型、生态型的非物质生产特征,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重城市品牌的持续打造。这些问题不仅应是世界城市建设重点专项规划明确的内容,而且也应是总体规划编制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而档案是真实记录“软硬件”建设历程的原始凭证,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档案工作涉及各领域和行业,是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打造城市品牌中具有独特作用。因此,北京市档案局要主动沟通、积极争取将《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涉及的一些重大项目,如国家档案馆新馆建设、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在总体规划和世界城市建设重点专项规划内容中有相应的文字表述,以充分体现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之间、一般专项规划与重点专项规划之间的对应与衔接,从而使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与世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同步衔接协调,并得以切实贯彻落实。

二、要加强研究,为确定世界城市档案工作的建设目标与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世界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而国际城市是指那些具有较大规模且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都达到“极强”或“较强”程度,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国际性城市。关于世界城市或者国际城市,在国内外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认为,世界城市有六大特征,即世界城市是高端化的、知识化的、创新化的、人性化的、国际化的、生态化的城市。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三个,即纽约、伦敦和东京,它们在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为了明确档案部门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组织力量研究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世界城市档案工作的现状与特征,分析其档案工作的发展历程与规律、管理体制与机制、管理方法与特点、服务内容与形式以及专业人员的构成与素质等,并找出我们的差距,从而为有针对性地确定建设目标、工作任务和有的放矢地改进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有力支持。

三、要夯实基础,为提升世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文化软实力是世界城市的核心。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世界城市的文化应该是世界性和民族性两大性质的综合统一。世界性主要体现为文化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本身特有的人文内涵上,即城市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档案工作承担着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真实面貌的任务,是一项“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事业,它在体现城市历史性和文化性方面发挥着其他文化事业不可替代的作用。

夯实档案工作服务提升世界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基础,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所谓硬件,主要是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和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馆及其配套设施;所谓软件,主要是指构建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管理科学的档案馆(室)藏档案资源体系和利用体系。

从硬件来讲,按照《“人文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规定,北京要大力推进一批市属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北京市档案馆。市档案馆新馆等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应该瞄准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按照世界级建筑标准的要求来规划、设计及建设,以充分体现中国首都的悠久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凝固历史与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从软件来讲,要加强档案馆(室)档案资源建设,构建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发展情况的种类齐全、载体多样的档案资源体系,为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奠定坚实基础,要全方位挖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接待利用服务、档案展品展出服务、史料编辑出版服务、档案信息网上服务及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

显然,档案部门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打造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

四、要创新服务,为满足档案管理者和利用者个性化需求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使创新成为整个城市的生存状态和运行规则的过程,成为广大市民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人们在满足低层次需求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将渴望得到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产品经济是注重提供优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生理与安全需求;服务经济也只能是部分满足人们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而体

验经济则可以满足人们情感和个性化需求。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以商品为道具,以服务为舞台,以提供体验作为主要经济提供物的经济形态。体验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有着与产品服务经济不同的短周期性、互动性、不可复制性等特性。正是由于世界城市所处的高端经济发展阶段,所以,世界城市必然成为人性化的,知识化的、创新化的城市。

档案部门虽然不能以“提供体验作为主要经济提供物”,但档案部门的管理服务可以体现世界城市的一些经济特征。档案局(馆)面对的服务对象有两类,即档案形成管理者和档案利用服务者。对于档案形成管理者,可以通过展示已归档或进馆档案的保管、利用情况,举办庄重的档案交接仪式,开展个性化的需求培训以及奖励表彰等多种形式,让他们体验到档案工作的价值和崇高、感受到作为档案人员的使命与责任;对于档案利用服务者,可以通过观摩档案整理、修复过程,制作与档案、档案展览、档案史料汇编及档案馆建筑等有关的纪念品,以及提供对个人或单位有特殊意义的开放档案的复制件等多种方式,让他们走进档案馆、走近档案、感受历史、获得新知。

可见,档案部门应该围绕档案管理和利用,提供具有历史性与文化性特点的、满足档案管理者和利用者个性化需求的创新,为世界城市建设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五、要加强培训,为提升档案人员主动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发展的自觉性提供保障

第9篇

驻外使馆新闻制度建立的背景

1,我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与国际话语权相对较弱的矛盾

尽管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依然还是一个“新闻输入国”,处于世界传播系统的边缘地带。尤其在面对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时,西方媒体通过掌握的话语霸权形成话语压制,使得我国陷于被动。这种局面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

2,我国坚持和平崛起与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恶劣的矛盾

我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恶劣,掌握绝对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常常意识形态先行,用一种固有的符号在受众头脑中建立起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将种种误读传播给国外受众,从而在世界舆论中形成一个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场”。

5,中国传媒“走出去”战略与对外传播效果较弱的矛盾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新闻出版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然而受到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我国保守的传播理念和方式的局限,我国传媒的影响力一直难以走出去,对外传播效果较弱。及时权威信息是中国传媒影响力走出去的门路之一。我国驻外使馆及时信息,为中国传媒走出去、扩大影响力和对外传播效果提供了帮助。

驻外使馆新闻制度的普遍建立,将会更加及时便利地诠释中国对外政策、传达中国政府信息,有利于媒体、政府、民众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和理性沟通,推动国家软实力建设,对我国有效地设置议程,强化对外传播效果,引导国际舆论,化解各类危机风险,提升政府的国际形象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驻外使馆新闻的特点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自2007年11月28日至今已举行新闻会26次,本文以此为样本探析驻外使馆新闻的特点。

1 会定期举行,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

自2007年11月28日至2010年2月26日,28个月中,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已举行新闻会26次,新春媒体茶话会1次,新闻会几乎每月举办一次,设立两名专职新闻发言人。

2 方式较为灵活

针对突发事件和重大情况的信息,能够快速、灵活反应。2008年4月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打破惯例,召开两次新闻会,一次为例行月度新闻会,另一次是专门针对拉萨暴乱事件而召开。2009年7月份的例行新闻会改为专门针对新疆7・5事件的新闻会,都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3 重视新闻的平衡

驻外使馆新闻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示国家形象,面对负面消息不能回避,同时运用新闻平衡方法有效引导舆论。2008年9月25日的月度例行新闻会,既奶粉安全事故方面的信息、也了有关神舟七号飞船的信息。在对负面消息做出回应后,也宣传介绍建设成就,通过平衡新闻,既满足媒体信息需求,又巧妙、智慧、隐性地输出我方的“价值议程”。

4 消息以塑遣形象、展示成就为主要目的

驻外使领馆肩负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升我国软实力的职责。驻外使馆的新闻是宣传政策、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在26次新闻会中,纯粹的信息只有2次。成就展示7次,政策宣传为3次,剩下14次则为针对热点问题、争议事件的表态。

5 目标性媒体选定明确

受邀参加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的各类媒体共计29家,在权威性、客观性上都有一定保障,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我国媒体的驻外机构,如人民日报驻洛杉矶办事处。第二类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发行的各类中文媒体,如《侨报》。第三类为美国本国媒体,如《洛杉矶时报》。其中前两类占大部分。三类媒体受众叉覆盖在美华人、华侨及美国人。

驻外新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缺乏法律规范,应推动驻外新闻制度的法制化

至今我国也没有一套明确的法律法规对新闻制度的实施及相关事宜做出规范。WTO规则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的公开原则和透明原则,应当成为我国驻外使馆新闻制度建立的外在驱动力。同时,驻外使馆新闻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国际交流,伴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驻外使馆新闻制度必定会普遍建立,这就需要国内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该制度的实施,就新闻发言人的资格认定、信息内容的边界、信息的程序、新闻发言人的问责等问题做出规范。

2 参会媒体多为华文媒体,应巩固与当地英文主流媒体的良好联系

参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的各类媒体共计29家,其中当地主流英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洛杉矶时报》等5家,参与次数也较少,《洛杉矶时报》仅参加1次,美国之音4次。参与次数较多的依次为《侨报》(25次)、《世界日报》(23次)、《国际日报》(20次)、《城市杂志》(18次)、《星岛日报》(16次)、《中国日报》(14次)、《中华时报》(11次)。几乎全部是面向美国华裔发行的中文报纸。这不利于实现受众的广覆盖,不利于向西方受众充分介绍我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使其逐步了解中国,改变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思维定势。

驻外使馆新闻发言人应当有所作为,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联系。尊重当地英文主流媒体的立场、视角和策划新闻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同时应该树立新闻意识,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使媒体围绕设定的议题进行报道。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媒体是合作与博弈关系,要在充分认可这一关系的前提下,在博弈和互动之中建立与当地英文主流媒体的良好联系。

第10篇

一、传统精神文化对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响

在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把这些同样能走路、能发声,有四肢、有五官的动物和同样能冬枯春荣、春华秋实有着旺盛生命力、繁殖力的植物,当成同自己一样的生灵,但同时又具有神性,加以崇拜,并通过巫术与祭祀的方法获得他们的帮助。不同的民族其宗教崇拜对象会有差异,但在崇拜对象上毫无疑问是非常广泛的。怒族信奉的鬼神主要有13种,分别隶属为氏族神灵、自然鬼灵、灾难鬼灵和民族鬼灵四类;布朗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80多个;基诺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60多个;独龙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50多个,分为天上和地下两大类。

在他们众多的神灵崇拜中,不少民族把自己民族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这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有反映:独龙族传说中的猎神、山神“仁木大”就是上山打猎失踪的猎人变成的。他管辖着山林里的各种野兽。以后,人们进山打猎,都要首先祭一祭保佑多打野兽的“仁木大”。德昂族传说《天王地母》中说,在很古的年代,世上没有人类,只有花、草、树、木。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刮下102片树,变成人,结为夫妻后,才有了人类。(2)

这说明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而且产生了祖先崇拜。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首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民族把自己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并具有同其他自然神一样的神效。这表明本民族祖先与自然界神灵之间存在的相互转换关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耕作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不是人们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和祖先神处获取食物的过程。收获也不是人们的耕作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本民族的祖先神或上与祖先有密切联系甚至就是二位一体的自然神的赋予。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作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崇拜的基本行为基础。”(3)因此,耕作和收获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和二位一体的自然神赋予食物的过程。对祖先神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神灵的祭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而贯穿于万耕火种的整个过程,形成一套完整的以农业祭祀为主的农耕礼仪。以布朗族为例,农业祭祀中对大自然的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就十分突出。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几乎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总共有1、选地占卜;2、砍地祈祷;3、烧地祭祀;4、播种仪式;5、薅草仪式;6、割谷仪式;7、打谷仪式;8、叫谷魂。

农业礼仪在刀耕火种中的灵魂地位,恰恰反映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刀耕火种这种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并且对于实行刀耕火种的民族而言,也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支柱。其次,对实行刀耕火种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对家庭、氏族血缘关系的保持是实行刀耕火种的客观需要,而农业祭祀活动是保持农业生产中血缘性有效存在的主要方式。通过研究布朗族种植旱稻的生产过程发现,其旱稻的种植从选地到装仓共有十一道工序,其中选地、砍地、烧地、播种工程浩大,单家独户难以完成,一般都要互相帮助。互助者多为同一嘎滚的成员,所以地中常常排开多达十余对的男女一同劳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使得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还必须依靠集体,以血缘为纽带来得到近亲家族成员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互相援助。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对血缘性的客观需要,必然在精神文化中有所反映,要求在传统精神文化的体系中增加相应内容,通过系统化、制度化和各种行为规范、仪式来强化这种物质生产中客观需要的血缘性,使血缘组织观念渗透于生产生活领域,以保证传统生产方式的需要。布朗族在选地时要请佛爷念经,请寨神、地神共同来决定种哪几块地,此后在砍地、下种、割谷、薅草、装仓几个过程中,按习俗都是要举行祭寨神和家庭神的仪式。这正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而目的是满足物质生产中的对血缘性的需要。另外,如前所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刀耕火种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鬼神存在,也就都需要相应的祭祀仪式。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还是通过神化的方式来突出了血缘关系对生产耕作收获的影响,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表现。

二、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其精神文化所强调的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和具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以适应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其蕴含和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选择机制的本质也应与之相同。所以无论是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还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在向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播时都会因传统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机制的原因出现部分拒绝甚至完全排斥的文化选择结果。例如,在独龙江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负载量增大,使刀耕火种地的轮歇间隔缩短。相应的,土地肥力也有所下降。为提高土地肥力,曾教授独龙族使用农家肥和化肥,但按照独龙族的观念,土肥的肥瘠,粮的丰收全在于谷神卜拉,每一粒粮谷的种子从播谷、发芽、长茎叶、扬花、结籽到收获,周而复始、延续不绝,全在于卜拉。在粮谷处于发芽或结实阶段,独龙族都要祭鬼护住卜拉。因此,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独龙族仍是习惯于种没有施过农家肥的卫生田。

这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不能完全离开传统精神文化构造出来的文化模式,只有符合其传统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指标才对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实际作用,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正体现于此。

刀耕火种是人口较少民族适应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同时,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这一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也是刀耕火种民族坚定不移地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刀耕火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耕火种不仅是适应自然界的产物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直把刀耕火种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农业,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而以内地的固定耕作的农业模式予以取代。“一是改土造田,凡是稍微平缓的地方都开成水田,改变了独龙族不种水稻的历史。二是固定耕地,坡改地,打破轮歇制度。三是使用良种。四是施肥和使用牛耕。五是推广地膜覆盖等农业科技。这些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独龙江峡谷收获不大,一些措施还造成局部生态破坏。”(4)当地干部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力度不够。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是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于发展内地固定耕作式的农业。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居住的怒江州,这一区域纵横着担当力卡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奔腾着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因此,全州土地基本以高山峡谷为主,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76.3%。而且地表可耕层薄,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深挖深犁的精耕细作短期内就会耕尽土壤肥力,并且还加速了土壤流失,土质劣化的过程。从主观上分析,刀耕火种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在农业活动中受这种观念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和节制开发自然的行为,以表示对自然谦恭的的态度。如“为了减少水土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5)由于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当地民族一般在沿河流两岸的玲散土地上从事刀耕火种的简单农业,其生产工具简单实用。由于新式的农具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农田开垦,故在当地多无用武之地。因此,建国以来,不仅他们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简单农业加采集为主的生计类型模式也没有多大变化。

有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独龙江地区推行内地的农业模式收效甚微是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经过不断摸索和对刀耕火种的研究,开始在独龙江地区推行经过改进的多种混林农业模式和刀耕火种的轮作技术。混林农业“实质上是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模式”,由于混林农业“是刀耕火种民族熟悉的传统技术,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途径”(6),在模式上突出了刀耕火种模式中的合理部分,也符合了刀耕火种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因此在经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后成为这一地区独特有效,切实可行的生存发展模式。

显然,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变迁缓慢,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发展模式仍有很强的限定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精神文化的这种限定性以及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因为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就否定他在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然后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

三、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弱化

对比50年代的相关记载发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有了很大变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最为典型。以布朗族为例。传统社会中,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而据笔者2005年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的调查显示,目前在老曼娥寨中还保留的农业祭祀活动只有8月份的播种仪式、薅草仪式。见下表:

1964年对老曼娥寨解放前农业祭祀情况(《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传统社会中的农业祭祀活动是对大自然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的表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下,耕作、收获对于他们不是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的过程。因此,繁琐的农业祭祀的社会功能正是在于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笔者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农业祭祀活动变化的调查正反映了传统精神文化――农业祭祀对农业生产活动控制功能的弱化。其原因之一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

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训。以布朗山乡为例,205年布朗乡举办各种科技培训40期,受训人数达9530人。(7)笔者对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中,有21户参加过科技培训,19户通过向培训过的农户学习的方式掌握部分农技知识,6户通过书报自学掌握相关科技知识;有31户从未学过相关农技知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有400多户独龙族、怒族,由于采取了多种培训方法,使这个村50%的农户基本上掌握了1至2门农村实用技术,培育科技示范户62户,农村党员占24户,同时还成立了水稻、养牛、蔬菜等研究会,会员达400多人。(8)一定规模的培训无疑加快了村民接受并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对比怒江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的情况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该村氮、磷、钾、复合肥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分别从40276吨和1010吨增加到126960吨和2029吨,(9)每年分别以21%、12%的平均速度增加。此外,生产工具的变化也很快。布朗族传统的农业主要有长刀、斧、镞、锄、犁、弯镰、木齿钉钯等,所代表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截至2005年布朗乡已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生产工具,其中拖拉机215辆,碾米机295台,摩托车4223辆,农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随着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这一趋向对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1)随着对现代农具、农技术知识学习、掌握和运用,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产量增加以及对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技术的掌握。详见下表:(10)

作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明显增加,在粮豆播种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下(1999年为32732亩,2004年为29829亩),依靠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的增加全乡农业总产值从1999年的1371.34万元增涨为2004年的2585万元。同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人均经济纯收入比实施“素质教育”工程前增36%。在掌握运用新工具、农技知识――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一形成连锁效应的因果链中,越来越多的村民对现代农业、农技知识与提高生产效益的关系有了直观正确的认识。而随着这一认识的加深,其结果就是传统精神文化各种原始宗教的农业祭祀活动对农业活动的功能的削弱。

据对布朗山乡新曼娥寨的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宗教祭祀对经济生活有所促进的约为38%,认为没有影响或有所妨碍的约为46%,而有96%的被调查者肯定了科技知识对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11)

(2)这一时期生产领域技术的科学化所形成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系统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其中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因为一定的观念形态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总是一定观念形态文化的客观化。如此,则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文化,他规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类型,对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具有导向,或者说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形成,必然引起反映这一物质生产活动自我调整需要的观念形态文化向特定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凝聚沉淀。具体而言,新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为大量吸纳与之相应的观念形态文化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一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巩固发展完善的要求形成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在这种需求效应的作用下,加速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现代文化的吸纳。

据统计,截止2005年布朗山乡已有电视机1773台,影碟机1560台,收录机262台,电话177部。(12)对老曼娥寨抽样77户家庭的调查,表明76户家庭均把看电视作为业余休闲方式之一,有12户家庭既看电视又收听广播。基诺山乡信息化程度更高一些,截止2004年已安装电话748部,移动电话1274台,87%的村民看上电视。41%的村民安装有线电视,乡政府已开通互联网,(13)其2010年的目标是,以乡民族中小学为重点建立信息化网络,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建立乡、校基础教育信息网络,开设信息课,计算机人机比中学30:1,小学40:1。(14)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他们作为文化传播途径的作用也将不断发挥。而与传统精神文化相比,主流文化通过信息途径传播的条件更为成熟,主流文化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资源信息化的途径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主导地位,相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更大优势的强势文化,冲击改变着他们的传统观念,而逐渐被少数民族由羡慕而模仿学习。以基诺族为例:“基诺青少年传统的审美情趣正在或已经消失,就人体审美而言,象征祖先崇拜的发型已经消失;象征勤劳勇敢的耳环眼只有年长者的耳部才存在;漆齿染唇也只有部分老人保留这一习俗,青少年中绝少有把这些作为美的象征。从服饰审美来看,只有中老年人还经常穿本民族服装,其他人则很少穿,有不少青少年则公开认为,穿本民族服装‘不好看’,完全改穿汉族地区的流行服装。从文学艺术审美看,传统的文学作品除老人继续讲唱外,大多数年轻人则更欣赏影视节目和通俗书刊。影视明星成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维发展、成就动机、审美情趣,都产生变化。(15)

简言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使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完善,其所产生的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文化选择机制的产生。新的文化选择机制呈现出对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盲从,而对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相对弱化的特点。在这种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同喻文化传承方式与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并存,而且同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传承形成冲击。所以,在同喻文化占主导传承地位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青少年更热衷于看电视、接收流行文化,而主动选择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向老人学习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歌曲、舞蹈的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精神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文化载体,更不可能对其社会和生产活动产生作用,发挥其社会功能。

注释:

(1)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地区,其中,云南有七个:德昂族、基诺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独龙族、怒族,总人口23万(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综合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01页;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0页。

(4)侯远高:《独龙家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5)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6)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7)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8)云南省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工程”典型经验材料选编。

(9)根据鹿马登乡1998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0)根据布朗山乡1999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1)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朗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2)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13)数据由景洪市统计局提供。

第11篇

关键词:大众体育;生态文明;低碳;泛轻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8-0037-05

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即使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高速增长的GDP也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而大打折扣。呼唤“绿色GDP”的发展模式和统计方式,倡导“低碳”生活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低碳生活理念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最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活”。所以,大力推广低碳生活理念,从中析出“低碳健身”理念,整合生态体育的相关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群众体育的指导工作当中,从而达到指导全民进行“低碳健身”运动的目的。

1 “低碳健身”的理论与实践来源

1.1 建设有中国特色“四位一体”社会文明体系的内源性诉求

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并体现为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将政治文明提到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同等的高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生态文明理论对体育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宏观上对建立体育与环境、体育与生态、体育与自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十一五’前4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4.3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9.66%和13.14%……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建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文明体系,进一步使“低碳”理念从意识形态“硬化”到相关的政府条文当中,“低碳”文明正逐渐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低碳”理念的大力倡导表明了我国政府、人民拥护国际环境保护的态度,更是积极促进社会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最好佐证。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体育健身也应该主动与主流思想融合,“低碳健身”理念正是建立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上的典范。“低碳健身”不仅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建立低碳产业体系和低碳消费模式,从而达到丰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目的。

1.2 人类社会文明转型时期的外源性诉求

从人类社会文明转型的视角来看,从对自然顶礼膜拜的原始文明,到自然顺从的农业文明,到物质依附的工业文明,再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为特质的生态文明阶段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观包含着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3个重要特征。在新的文明理念下,低碳生活理念是针对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现代文明观的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扬弃。它主张用低碳的、生态的规则、规律及原理作为基本观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低碳”的生态文明观要求人们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发展观、自然观,将改变人类凌驾于环境之上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平衡、协调和统一,社会、生态、经济必须协同发展。

体育是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身心的发展规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体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之一,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众多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理应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现代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类行为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并对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由奥林匹克运动和大众体育构成的现代体育文明,保持强大发展势头,且正以它特有的形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21世纪人类文明的行程。然而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工业文明的烙印,染上了工业文明的一些恶习,使自身面临着来自环境、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科技等方面的挑战,出现了人的异化、兴奋剂泛滥、体育暴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体育人文精神弱化、体育“物种”减少等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现代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体育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思考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生态体育”。随着生态文明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生态体育”概念的逐渐完善,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育界,开始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两个维度对现代体育进行全面反思和多方面实践,致力于化解现代体育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人文危机,使“生态体育”、“低碳体育”应运而生。2008年以“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为主题的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其口号中“科技奥运”代表的是工业文明,而“绿色奥运”则是代表着生态文明,此届奥运会还首次引进碳平衡、碳捕集监测等前沿理念和内容,在生态体育的基础之上,体育界开始关注低碳体育。体育的低碳理念不仅体现在筹备、管理、运行大型体育赛事,更应该将这种低碳的体育健身理念传播给人民大众,让作为体育根基的大众体育健身更为生态、低碳。对于

大众低碳健身来说,这种理念的传播不仅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求,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1.3 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诉求

20世纪40至60年代,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理论。虽然进入60年代后,随着冲突论、批评理论、互动论等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兴起,结构功能主义开始逐渐衰落,但它仍然是社会学界经常争论的中心,由它所开创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途径。

作为一种关注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社会结构中的每一部分对于社会的衡稳、对于社会整体作用的发挥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一理论非常强调社会一体化,强调社会制度、规范及角色的功能,其中心概念有结构、功能、统合(整合)、稳定与和谐。体育社会学认为体育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体育系统又由若干系统组成,各系统的有机联系影响着体育的整体发展。这在理论观点上与结构功能主义一致。因此,结构功能主义比较适合阐释体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以及体育系统的改革与发展。

在对我国体育改革的研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深入阐释体育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体育改革的动因(结构与功能的失衡)、体育改革的目标(建立新的结构与功能的平衡)、体育改革的措施(调整结构、创新制度)、体育改革的决定因素(对体育功能的定位)以及体育改革的动力与阻力(社会成员对功能结构创新的认识与支持程度)等。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促进社会整合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要素与价值共识,即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下存在着特定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和肯定的目标和原则。价值系统不仅是社会整合的最深刻和最重要的来源,也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稳定的因素。而相对于“低碳健身运动”理念而言,“低碳”、“低碳生活”、“低碳经济”和“低碳GDP”这些目标和原则,都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低碳健身”的价值体系也必将被社会所广泛接受。“低碳健身”已经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今后大众体育健身的发展方向。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后提出的“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口号为大众体育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继承北京奥运会的遗产,延续“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去分析“低碳健身”的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探讨社会成员对功能结构创新的认识与支持程度,用“低碳健身”理念把后奥运时代的大众体育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充分体现了“低碳健身”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诉求。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低碳健身”的大众健身理念是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是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更是根植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中的。当“低碳”生活理念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体育科研工作者有必要思考在“低碳”生活理念下的“低碳健身运动”。那么在倡导“低碳”的同时,如何切实地做到健身而又“低碳”,如何使健身运动的方式、途径等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低碳”的标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要运用这些新的理念去指导体育实践,并对社会理论与体育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形成新的体育改革与发展理论,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的创新。

2 化解“便利生活”嗜好与“低碳健身”矛盾的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丰富的物质生活已经不再是人们享受生活的标志,对于精神生活品质的追求则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终极选择,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加之我国对于大众体育的大力推动,《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全民健身日”的设立,“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都促进了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大众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何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两个维度去考虑现代大众体育的发展,如何解决生态文明社会体系中全民健身的不和谐因素,如何在“低碳时代”到来之际让我国的大众体育健身活动也充分实现“低碳”,则要首先了解目前“低碳健身”的现实矛盾。

“低碳生活”(low―carhonlife)理念是一种生活态度,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少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3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从“低碳生活”理念中衍生出来的“低碳健身”理念要求我们把生态文明理念渗透于全民健身过程之中,在选择和参与健身活动时,戒除以消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生活”嗜好,尽可能的树立低碳生活理念、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或降低碳排放成本,尽力做到既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又健康了地球的“身体”。目前我国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中的“高碳”因素主要集中在“便利生活”嗜好、健身成本、健身方式及健身装备的选择上。

2.1 戒除“便利生活”嗜好以降低健身的碳排放成本

“低碳”生活理念下的“低碳健身运动”,首先的要求是改变“便利生活”嗜好,降低健身的碳排放成本。坚决反对坐电梯上楼、开跑步机出汗、开空调消暑的“高碳低效”健身方式。爬楼梯是一种有效的健身方式,在国内外都有爬楼梯比赛,如美国纽约号称“爬楼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帝国大厦爬楼梯比赛已经举办了33届;英国伦敦金融城的“42塔”大楼爬楼梯比赛;国内的重庆CBD城市攀楼比赛;深圳市“地王大楼”爬楼梯比赛;郑州晚报、泉州晚报的爬楼梯比赛;湖北武汉则把爬楼梯比赛融合在市运会当中等等,爬楼健身吸引了无数的体育健身爱好者,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爬楼梯不仅可以健身而且可以降低电梯、跑步机、空调的耗电量,节电即是“低碳”。

2.2 健身提倡走出去

健身提倡“走出去”而不是开着空调和跑步机在室内流汗,建议用快走或骑单车的方法取代跑步机,用开窗来取代空调。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人均碳排放量约25吨,只要所有人关闭空调或者仅仅是把空调控温调高1度,那么全国每年能省下33亿度电。跑步机和空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是在“低碳时代”,拔掉电源开关,降低体育健身的耗电量,就相当于降低了碳的排放量。“低碳时代”的来临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要有所改变,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使我们成为“低碳”的践行者。

2.3 选择低碳的交通工具

在去健身的路上少开汽车,选择骑电动车或乘公交车。如果必须要去较远的场馆参与体育运动,则尽量减少开车去健身的次数,还可以改为步行或乘公交

车。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排放量30%以上,减少此类排放量的最好办法之一是:乘坐公交车。如果坚持要自行驾车去健身,那么提倡选择电动白行车或者即将来临的电动汽车。这些交通工具最大的优点是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节能环保。电动车虽然同样耗电,但是相对于“吃石油,排温室气体”的汽车来说,是相对低碳型的交通工具。

2.4 选择低碳的运动装备

选择纯棉的运动装备去参与“低碳健身”,因为从生产销售的整个流程来看,生产一件化纤衣物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生产一件纯棉质的衣物要高很多。“低碳”理念下的“低碳经济”在不断发展,“低碳风”必然成为我国体育休闲服装业的潮流。我国2009年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40%以上,作为生产消费比重越来越大的运动休闲类服装行业,“低碳”理应引起相关部门、体育服装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重视。阿迪达斯专柜已经推出一些“低碳”款式运动鞋,鞋子的面料以天然有机材料为主,可以充分回收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耐克、乐卡克、李宁等品牌的部分服饰采用相对较“低碳”的有机棉、竹纤维、彩棉等材质制成,在倡导生态的同时,也会防止化学染剂的二次污染。

虽然我们的生活中“便利消费”、“便利生活”的嗜好造成的与“低碳健身”矛盾比比皆是,但是只要我们深化“低碳健身”理念,从健身的每个细节做起,选择低成本、低耗能、低碳排放量的“低碳”运动方式不仅同样可以达到健身的效果,而且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和低碳生活的实现贡献了力量。“低碳健身”不是一个官方词汇,“低碳健身”源于生活,“低碳”的矛盾更体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当中。只有改掉“便利生活”嗜好,解决其与“低碳健身”的矛盾,每个人都身体力行主动实践“低碳理念”,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的达到“低碳”,我们的体育健身运动才能被真正称之为“低碳健身”运动。

2.5 提倡泛轻体育

“轻体育”(Light Physical Education)是欧美体育界提出的一种体育运动形式,较为适合大众的健身。“轻体育”也称“轻松体育”或者“快乐体育”,提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空间,让身体获得轻度运动,以此促进人体健康。从语义学来讲,“轻”与“重”相对,具有“负载小”、“轻松”的意思。轻体育之“轻”借鉴了“轻音乐”之“轻”的含义。轻体育相对于大强度、高能耗的体育活动而言,具有能耗低、强度小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在负荷上的“轻”以愉悦身心、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还能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目前,“轻体育”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其运动形式在许多地方已经哨然兴起。对于“轻体育”本身来说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运动方式,也不像“竞技体育”那样专业,客观上对场馆、器材、经费等方面也没有要求,它主要是发挥参与运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轻体育”使大众体育不断适应人们的需求,注重精神调节与心理调适,使大众健身朝着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文化产业;经济拉动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风波”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季度增幅依次为10。6%、10。4%、9。9%、9%,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幅剧减至6。1%,二季度稍好,也仅7。1%,形势不容乐观。

2009年初的“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呼吁:将“文化产业”作为“金融危机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1]。此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赞美之词一直络绎不绝,诸如“文化产业是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兴产业,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P1)、“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示了自己作为‘朝阳产业’的无穷魅力,并迅速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3](P3)、“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4](P1),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其他论述中亦屡见不鲜。文化产业真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甚至成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吗?对此,本文持有异议,并拟从外国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指出前述命题中存在的值得商榷之处。

一、突如其来的“文化产业”

1947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其专著《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商业化和标准化了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产业”,并批评了“文化产业”的平庸、强迫性与单一性。此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尽管得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结论,但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意识形态”研究范式。

1994年,澳大利亚发表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创意国度》,强调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此,“文化产业”开始纳入政府施政纲领。《创意国度》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由原来的理论性思辨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倡导与扶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澳洲的经济与文化实力并不占优势,因此其政策主张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直到1997年情况才为之一变。

1997年7月,工党赢得了英国大选,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工党政府进行了机构重组,成立了“文体传媒部”,力图将“文化产业”①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并组建了一个“创意产业专家组”,进行创意产业界定、创意产业纲要拟订、创意产业成果计量等工作。1998年和2001年,“文体传媒部”分别公布了当年的《文化产业行动纲领》,把“文化产业”看作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认为应纳入国家的政治议程。在英国的鼓噪下,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宣布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一时间,“文化产业”声名大振。

但是英国政府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文化产业,以至于它的后继者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2000年,奥地利新任命了一位负责艺术管理的国务卿,他宣称:在未来的文化和经济政策中,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行业。在当时的奥地利,没人真正知道他在谈论什么,甚至,连这位国务卿本人也不知道“文化产业”到底是什么。虽然“文化产业”已被纳入了奥地利文化政策争论的核心,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搞清楚“文化产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艺术进步或文化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产业”不过是从现有的各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下属的各行业中抽取一部分,组成一个“新”的产业形态,使之成为继一、二、三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文化产业”仍然属于传统的三大产业的范畴,只不过在重新排列组合后具有了新的性质与功能。由于各国/地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各国/地区所抽取的“文化产业”的范围也互不相同(表1)[5](P53)。

表1各国/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范畴比较分析表由于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界定上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既然各国/地区的“文化产业”外延各不相同,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就难免缺乏可比性,那么所谓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柱产业”的说法就值得慎思明辨了。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范围上存在分歧,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各方外延的重叠之处。大卫?所罗斯比分析了几种“文化产业”的分类模型,发现在确定“文化产业”的范围时,各方对以下部门没有疑义: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舞蹈、音乐、音像、电子游戏、视觉艺术、广告、摄影、手工艺、出版[6]。事实上,这些达成共识的部门占据了“文化产业”外延的大部分,从而使各国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又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二、“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经验验证

世界各国中,英国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因此我们决定“管中窥豹”:以英国作为典型,通过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数据透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作用。

在英国,政府和学术界高调宣扬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给人一种任何地方都能发展“文化产业”的幻觉,似乎“文化产业”成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各个地区纷纷宣称要建立本地的“创意中心”或“文化产业区”,将“文化产业”当作一个应当大力扶持和培养的部门,全然不顾各地不同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文体传媒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英国各大产业中,“文化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以2004年为例(图1),在产生的增加值总额①(GVA)中,“其它服务业”的贡献超过了2/3,稳居第一主力的位置;其次是制造业,其GVA占全部GVA的比重超过10%;剩下的农业、采矿、建筑、旅游和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总额(GVA)”占总体增加值的比例都不大,均低于10%,属于“第三梯队”的行列。

只有在“第三梯队”里面,“文化产业”才算得上贡献最大的行业,但从宏观来看,“文化产业”对整体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仍然有限。当然,我们不排除未来英国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12004年英国各行业增加值占全部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资料来源:英国文体传媒部另一方面,从1997~2006年的十年间,英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在全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例一直不高,始终在5%~7%之间徘徊(图2),虽然有增长的迹象但速度缓慢。依此趋势,要使“文化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因子,还需待以时日。

资料来源:2009年1月英国“文体传媒部”的《创意产业经济统计公报》不但英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处于次要地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大抵如此。图3来自于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刻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五个重要成员国的“文化产业”对本国GDP的贡献,即使贡献率最高的英国也不过6%左右,其余四国大都在3%~4%之间。很显然,这样的态势难以证明“文化产业”对宏观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各国“文化产业”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再选取我国香港和台湾地方政府对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表2及图4),作为审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的参照。如果说图3反映了英国人的视角,则表2出自香港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从表2得出与图3相似的结论:美国和台湾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以上,其余国家都在3%~5%之间。这样,无论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亚洲的香港,其统计数据都支持我们的假设:“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但表2也同时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一般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观的增长潜力,这恐怕是世界各国看好“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了,但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等于现实,何况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

图4所选取的样本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亚洲,同时也包含欧、美、澳洲的国家,显得更有代表性。在图4中,美国和英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最大,在5%~6%之间;澳大利亚、韩国、香港、台湾的“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4%之间,只有新西兰最低,仅1。7%。图4同样表明:“文化产业”在各国/地区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更不是“支柱产业”!表2创意产业经济价值———所选国家/地区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