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2 18:09: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与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学是文化的丰富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传媒。同时，文化又是培育文学的丰腴精神土壤。两者存在相生互动的生态关系。文化在历史上从来是文学生长的精神土壤，制约着作家的精神状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高下，还往往决定文学发展水平的高下。文化的繁荣也一定会促进文学的繁荣。而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和传播文化的有力载体，文学的繁荣也会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反之，文学的颓败则可能助长文化的颓败。可见，文学与文化彼此存在深层的相生互动的关系。
在文化的各种构成中，制约人们精神状态的政法、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特别是构成文化核心部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关系尤为重要和密切。文学既广泛反映文化的内容，同时，作家因自己赞同或反对某种文化，文学作品反过来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发展。
我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巩固统治秩序的四大支柱是“礼乐刑政”。“礼”指的是道德伦理。“乐”指的是文学艺术。“刑”与“政”指的就是政治法制方面的行为与文化。如果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制和伦理道德就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的最有权威性的行为与精神规范。它们与文学虽有区别，却往往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而文学也往往通过自己的传播，宣扬或反对一定的政法文化与道德文化。
政法文化和道德伦理自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渗透于人与人彼此关系的系列行为中。文学要描写人，自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处于一定政法制度、思想中的生存状态。文学艺术的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往往都体现着真、善、美的统一。善，就包含政法与道德判断。文学作品由于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和熏陶读者，使读者于审美感受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思想的教育，包括受到政法和道德伦理的教育。文学艺术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升华，其中也包括使人们获得伦理道德方面的不断进步。历代优秀杰出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而某些道德沦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就起着这方面的负作用。进步的作家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宣扬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进步的伦理道德，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历史的前进。今天我国作家更要通过自己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宗教文化与文学在历史上也早有密切的关系。宗教和文学都需要想象；而且在古代，人类的宗教想象和文学想象往往混在一起。文学作品不但表现有宗教内容，并且由于自己的艺术性，成为宣传的有力的工具。因此，宗教也很乐于利用文学作为它的工具。这在宗教力量强大的国家尤为如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在这样的国家，宗教还往往采用各种办法来干预文学，包括禁止某些文学作品的存在。有的国家甚至要对触犯一定宗教的作品和作家采取法律制裁。
宗教有落后迷信的成分，但宗教思想中又往往包含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可以有益于社会，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而在另一条件下，宗教则可能有害于社会，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在历代都不乏先例。
文学与哲学都是人类精神的花朵，又似乎是对立的两极：一个是形象的；一个是抽象的。文学作品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哲学著作则往往只能在社会精英的有限范围内才得到阅读和理解。读文学作品，会得到审美的愉悦；读哲学著作则得到的主要是智慧的启迪。在人类的原始精神现象中，比如在神话传说、在巫术占卦的说辞中，也往往兼具有文学与哲学的要素。原始人类通过自己的思维，企图去说明世界，而当时他们的思维基本是映象思维，对世界的抽象思考往往包孕于映象思维里。后来，掌握世界的哲学抽象的方式与掌握世界的艺术形象的方式才产生分离。文学通过形象的描绘去表现人自身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通过抽象思考企求回答人与宇宙生存的基本问题的答案。但在文学中含有哲学的因素，却由来已久。可见，文学与哲学的结盟或联姻，彼此促进，由来已久。
自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作品都表现政法观念或道德、宗教和哲学的思考。因为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审美愉悦的渴求，而非为了寻求其他。有相当多文学作品即使没有反映政法、道德、宗教、哲学等内容，也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而有些文学作品只不过图解上述内容的浅薄概念，反令人不忍卒读。但尽管如此，一部厚重的作品如果完全缺乏上述文化的内涵，只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琐屑的表面的描绘，那么，它的价值就必然要逊色。而一部作品如果包孕有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哲理睿智，又有极其出色的文学描写，形象鲜明，文字优美，那么，它就可能进入上乘之作的行列，这恐怕也是殆无疑义的。如果你期望自己成为一个不是平庸的、浅薄的，而是卓越的、杰出的作家的话，更是如此。人们说，伟大的作家也总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历史的事实。真正伟大的作家，他总要思考人生，不仅关心人类的命运，也关心宇宙的命运，而且把笔墨深入文化的土壤。他不仅用自己的笔，生动地描绘各方面的人生，更力求通过对文化的批判性思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正能量。屈原是这样，李白、杜甫是这样，鲁迅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包括德国的歌德、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也都是这样。
（有删节）
【关键词】外国文学；文化；身份
一、前言
探究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交流以及发展，不难看出，外国文学令大众基于汉语环境欣赏了不同国家文学风貌，并令我国文化资源全面丰富，令中西方话语的交融逐步渗透至我国文学领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同质化风险，可激励民族主义，掀起反全球化的呼声。基于当前背景，应科学探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内涵，开创属于我国的话语系统，有效的明确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国文学开创我国话语系统
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开探讨，足以见得创建我国话语系统的科学重要性。外国文学评论便开辟了有关文化变迁以及融合的专栏，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德明指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捍卫呼声进一步增强，并变成政治冲突的又一个焦点。其主张，应注重研究民间知识，基于其不可通约以及移译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学者普遍认为，新时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较文学才是重中之重，并渐渐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探究逐步转变成中国文学位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与推广。我国国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国际理论的争鸣之中，立足本土文化，开创基于外国文学的我国话语系统，进而真正的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正是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策略。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术探讨显现出我国学者面对文化霸权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碰撞环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公平合理的原则主动积极参加行业全球性对话交流的决心。同时勇于基于全球化发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动中创建我国话语系统，显现出我国文化应有的主体意识。
三、明确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创建我国外国文学探究话语系统，应合理明确文化主体意识。基于外国文学学科特征，主张文化主体性，树立主体意识尤为必要，其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指导思想。文化主体意识势必包含民族性问题，其属于个人终身同时可靠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文化斗争，反对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对立方，本土化作用长久发挥，同时未来文化建设发展势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对话中进行。一旦人们从民族属性内探寻自尊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便发挥了补偿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过高，跨文化认知便会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们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论以及文化思想发展传播过程中，民族特征仍旧得到广泛重视。
透过较多事实明确，西方国家强势者由始至终并不能同他人进行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世界大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身处在弱势地位的各个民族，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对话权，则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方能实现。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创建话语系统，应将自有理论作为核心基础。由于各个国家文学研究具有较多学派，为此应明确理论切入点，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国在全球文艺理论系统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创建具有我国特征的外国文学学科系统，应合理探究我国古代积淀形成的优秀传统。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内容后，便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科学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的精髓。因此在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系统中，不应将这一宝贵财富不良忽略。而应基于该基础，将各类文艺理论融合集成，通过不同文艺角度、应用方式的比对研究，创建新方法，树立新视角。应基于外国文学学科探究的整体全面性，令其发展变成更为合理的体系，最终令我国理论系统进一步完善，提升外国文学发展研究整体水平。
四、融通异质文化，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
新时期，不同文化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创建民族话语系统极为有利。基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应以异质身份参与到全球文化的互动对话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心，进而积极的应对时代挑战，契合发展需要。应真正明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国家非共时性，进而可令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不但可映射西方问题，还可预示今后发展动向。
在创建民族话语系统，预防强势文学单向输入的阶段中，也赢得了一定共鸣。各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均处于动态阶段，因此只要不呈现封闭状态，便会经受外来文化作用影响。为此，在开创我国话语系统阶段中，不应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认外国文化。而应积极探寻融通引进异质文化，令其通过更新发展形成本土化价值内容，完成互相对话，实现双方尊重与互相欣赏。民族自我意识以及长期积淀的文化记忆始终同外来文化持续的进行接触，在不断碰撞阶段中，变得日渐成熟并凝聚起来。
我国话语体系应基于保护本土文化具有统一性以及独具特色的基础上，明确本土文化可为更宽泛文化范围的内容部分，进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区域形成的语境束缚，形成文化反思，锻炼认知技能，令理解关照中的再阐释得以实现。学者们应不断的容忍并承认差异，形成豁达之心。民族话语系统始终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因此需要同他类文化作用中展开自我规定。应突破片面民族主义，开阔视野。目前我国文化问题同样为现代文化的相关内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样明确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体范围边界，而应探究现代话语历史结构内，基于普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视角进行自我阐述。为此，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应有所重视。不应将民族文化单纯的看做静态空间实物，将时间维度内的发展变化全面否定。实际上，生活方式、精神均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我国历史文化则为世界文化的构成，后者是国人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努力变成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我国文化虽注重自我具备的独特性，然而，我国悠久文明历史，体现了开放性以及传统性，进而可同西方文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应合理的引进西方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将精髓内容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文化融合势必引起创造与发展，并激励平等对话沟通。因此，我们应基于自身具备的特有话语模式，积极与全球国际领域并轨，探究外国文学，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五、结语
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确文化发展内涵，积极交流、互动融合，方能开创我国特有的话语系统，激发外国文学核心价值作用，继续推进其实现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传承。古典文明是由古希腊文明以及其延续的古罗马文明组成。罗马人在取其精华吸收古希腊文化的同时，传承并发扬其核心文明。故而西方古典文化由希腊人开创却由罗马人实现了其辉煌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整个文化体系最终成为了西方文化、社会发展动力和源泉。基督教文明则包括了基督教教义、历史、书籍、建筑以及基督徒的行为。古典文明张扬个性，重视人的本能欲望，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倡导用爱的感召来消除人性罪恶，在“原罪”与“救赎”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在西方世界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都流露出西方人对精神家园的重视以及对于精神的终极追求。意识流小说创作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吸取传统精华，在他的作品《尤利西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文化传统的足迹，并深刻表达出现代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挣扎，努力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成长经历。《尤利西斯》在浩瀚的文学史上正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闪烁着经久不衰的光芒。小说自发表以来，赞美声和抨击声此起彼伏。反对的声音认为小说“粗俗、不堪入目”,而溢美之词则把它当成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1]。在20世纪初，《尤利西斯》不仅将意识流文学推向现代文学的巅峰，而且在今天看来，它在西方古典文学与文化的传承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1《尤利西斯》篇章语言中的西方古典文学的印记
《尤利西斯》对西方经典文学的继承主要反映在对古典著作的模仿和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及与基督教有关的隐喻、双关。小说善用“反讽”等手法，委婉的将现代主题与古典文化联系起来。首先是对古典著作的模仿。小说在结构和人物角色上模仿了荷马史诗《奥德赛》。这种模仿看似简单、单调，却意味深长。现代人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如何能与气势磅礴的史诗巨著产生呼应？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呼应成就了《尤利西斯》平凡中的不平凡。《奥德赛》行文主要采用了平行几何结构，即分别叙述几个人的事，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再用环形几何结构关联起来。同样，《尤利西斯》叙述方式也采用了上述的小说结构：第一部分共3章，主要写斯蒂芬的活动经历；第二部分共分12章，主要写布鲁姆的活动经历，并将斯蒂芬的活动穿插其中；第三部分共3章，写布鲁姆、斯蒂芬、莫莉的活动经历。如此平凡陈腐的小人物生活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卫、超然的透视观点，让读者重新认真审视现实、了解社会。在人物上也和《奥德赛》有对应关系。《尤利西斯》一书的书名“尤利西斯”(Ulysses)恰恰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尤利西斯的名字。“Ulysses”是拉丁文，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俄底修斯(Odysses)。“Odysses”被译作《奥德修记》，亦译作《奥德赛》。小说的主角利奥波德•布卢姆、他的妻子摩莉和文艺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他们分别与《奥德赛》里的俄底修斯、帕涅罗佩、忒勒马科斯形成巧妙的对应关系。其次小说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及与基督教有关的隐喻、双关。《圣经》不仅是宗教经典，而且它本身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许多文学作品直接取材于圣经故事，如拜伦的长诗《该隐》，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还有一些作品则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复活》和艾略特的《荒原》等。《尤利西斯》仅在第一章中就至少出现了32处涉及《圣经》、教会或基督教神学家的地方。例如在小说开头的描写：“气派十足、体态丰满的勃克.穆利根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我要走上主的祭台[2]”。这里，穆利根将自己臆想为正在举行弥撒是的天主教神父。他手里托着的“圣餐杯”，交叉放着的镜子和剃胡刀呈十字架形，穿着淡黄色浴衣就像是神父做弥撒时罩在外面的金色祭披。又如：“是我从老妈子屋里抄来的，”勃克.穆利根说，“对她就该如此。姑妈总是派没啥紫色的仆人去伺候马拉基。不叫他受到诱惑。而她的名字叫乌尔苏拉。”[2]此处套用《天主经》中“不叫我们受到诱惑”一语，但将“我们”改成了“他”。再如：“讲出来吧，果敢地，要有生命[2]”。此处，斯蒂芬模仿《创世记》第一章第3节中的语调，而原句则为:“天主命令:要有光，就有了光。”《尤利西斯》中“God”一词出现频率颇高，虽然有时指爱尔兰天主教的天主，有时指英国国教的上帝，体现出了《圣经》背后赋予“God”所具有的神学乃至哲学层次的意义。
2《尤利西斯》“性”的隐喻化中西方古典文学的印记
美国文学评论家吉尔伯特•希格特曾说：“在心灵和精神活动的绝大部分领域，我们是罗马人的孙子和希腊人的曾孙。[3]”希腊罗马在西方世界的各方面的影响可谓巨大的，尤其是在文学发面，西方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谈到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人曾评论希腊神话是一部惊人的史。姑且不说这种评论是否得当，但读了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古人对于性的态度与追求。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充满着理想和热情的文明。古希腊人对于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希冀和执着的追求。青春是他们的宝贵财富，他们渴望美好和爱情，认为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是自然赋予人类最朴实、单纯的思想情感。纵使金苹果之争，带了战乱，但是人们仍然觉得值得。他们崇尚美、崇尚自然、崇尚，追求两性间的自然释放和快乐。古希腊人的这种生活观念、态度很自然的流露在他们的日常做派中，同时也在文学作品、雕刻绘画中一一展现。古罗马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汲取希腊文明的精髓并展示出自己的特点而成就了一片新的文明天空。乔伊斯对古典文明的传承，使他将创作落实在生命的根本之源“脐眼”上。在他看来，文化创造的最原始动力，应该是在人类作为原罪的欲望中，文化同样孕育和生长在“罪孽的子宫”里，原罪就是原动力。《尤利西斯》中有大量的性意识的描绘，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着实大胆，惊世骇俗。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本能生活是进攻与利己主义的自我满足。那么无论是莫莉、博伊兰，还是布卢姆他们都是由于自身的本能在追寻自我满足，就像回到人类原初阶段的希腊，把性当作人类最基本的要求。在小说中，布卢姆的性本能压抑得像埋在地底的泉水，因为妻子的背叛，他只能在能盲目地暗潮涌动中追寻人类本能的需求。他以“花”作为自己的化名，与女打字员通信，进行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他被格蒂的美貌深深吸引、无法自拔，即使在格蒂是一个瘸子的事实面前，依然对她产生了性的幻想，他的意识里开始充斥着对于异性的强烈渴望。他幻想着在一家妓院里寻欢作乐，又臆想荣升为市长，甚至还当上了爱尔兰国王，却最终被群众驱逐出境，灰溜溜的退场，在带有性的梦幻中沉醉却又不得不被现实打回原形。“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一些研究者认为的“身体叙事，日常生活，自为存在”[4]的观点正好可以运用到对莫莉的分析当中，与她结交的三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男人则恰好象征了继承和发展了初期的人类欲望。博伊兰是花花公子、强健有力、肉体发达，是欲的符号，性本能的象征。布鲁姆现实、理智、宽容大度、体贴入微，但却是象征着被文明的人性。斯蒂芬精通哲学、历史、神学、科学、艺术，知识广博、智力超群，是理性的化身，精神的象征，是人类的最高层面，也是爱情的最高需求。莫莉漂亮、性感、年轻，而丈夫却因为儿子夭折无法履行丈夫的义务。莫莉纵然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也是在11年后才红心出墙。莫莉对博伊兰大胆的追求，仿佛回到了人类的原始阶段。她喜欢诗歌，热爱自然，对斯蒂芬的追求则是希望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而她后来在回忆中重温了与布鲁姆的相爱的美好时光，那鲜艳茂盛的花海、甜甜的香籽糕和长长的吻……“YES”意味着甜蜜的回忆。在她的潜意识深处,依然怀有对丈夫的浓郁情意,回忆向她求婚的情景,想起丈夫对她的感情以及种种优点,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5]。对于莫莉的人物性格描写实现了对人性的超越。成为人类社会的隐喻化描写。西方现代派文学认为：唯一的真实是主观的真实，是内在精神本质的真实。作家的目的，不是像历史的书记官那样去反映社会现实外在的真实，而应揭示生命内在的本能的真实[6]。《尤利西斯》通过对莫莉、布鲁姆的描写，揭示了他们的本能真实，也传承了希腊罗马文化中对原欲的追求。
关键词：当代文学 对外汉语 文化教学
一、当代文学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重要性
文学既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就能在一些方面体现时代精神。我国现当代文学对目前有情境、体系、性质的反映，这样有助于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所历经的风风雨雨，还有怎样使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的。设置当代文学课，即能够提升留学生汉语交流能力，又能够知晓把握我国文化知识、语言环境。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现当代文学课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一部分。文学课能够有效促进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累积，促进其言语沟通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在有效范围内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面对现当代文学课的授课过程中，犹豫授课时间有一定限制，一些作家的作品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作品必须保持有效性等原因，经常会有文学课上重视现代文学而轻视当代文学的现象。在这之前在研讨留学生对现代及当代文学的教学中，许多人也会把现代文学当做教学的重点，更有甚者有人会仅仅研讨现代文学的教学。现实中当代文学虽然是现当代文学教学范围的一个重点内容，但人们还是没有将其归入研究范围内。
二、当代文学要适应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对象
对对外汉语留学生课程的教授始终是以基本的语言教学为主要内容，即使是单纯的文化知识，也无法与语言知识的教授脱节。 从语言知识的系统教学上来看，当代文学的言语是最灵动的，也是最基础的，他是留学生最喜欢学习的最容易理解的。留学生刚刚来到一个国家，最先要掌握的就是与当地的普通群众进行交流，也是保障他们基本交流的前提。大多数留学生想要学会的是当地的文学常识，而不是很难理解的文言文。留学生更喜欢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或者是当地的方言土语，这些都能挑起他们的好奇心。而那些优雅的、高深的文学语言只有在当代文学中才能寻找到。事实上，只有适应时展潮流的文学语言才会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才能适应社会生活规范。新的时展下，文学语言更平民化、更加通俗才是人们追捧的流行文化。
生活中，流行文化、流行文学或许才是最灵动鲜活、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而文学语言接收一些流行文化是可以接受的，文学语言有很多限制与规范，这些都会阻止其向大众接受化发展。文学语言在接受流行性的同时，还有自己所要承受的规则，它担负着一个民族语言的纯洁性、经典性、与规范性，还要拥有其自身特点的艺术性。
三、当代文学要适应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对象
根据留学生的年龄特征、生活的经验可以看出，最近几年，受到大力追捧的青春文学也可以收进当代文学的课程内。青春文学的重点毋庸置疑要放在“青春”两个字上，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等大多数青年作家以及他们洋溢着青春的作品中，很容易与作为同时代人的留学生产生共鸣，这些作家的作品也真正的在当下受到追捧，相当受欢迎。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仅仅是长篇小说的编写，每年就会达到一千部以上，就不需要提很难计算出数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了。校园文化、穿越魔法、情感纠葛等各种层面、各种题材，都有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找出映射，文学时刻紧握、把握历史的脉搏。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因为它精彩的情境画面，唯妙的故事情节，更加易激起留学生追捧兴趣。产生兴趣，也就产生征服欲望，才能促进其语言知识的学习，这是文学无法替代的魅力。回到教学中，对明确的教学来说，在认真研读文学知识的同时，恰当的坚持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也是提升语言知识、文化素养的重要保障。
四、当代文学要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内容服务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文学是社会、生活、地域的缩影，古代文学更是地域的反应，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中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地反应文化、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古代文学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地域文化文学。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思想认识模式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最主要的是考虑古代社会的发展和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古代社会思想转型期间，人类文学领域的精神活动发生较为深刻，如果采取以文学地域文明和文化作为参照坐标的话，就需要认真考察和考虑某个地域和地理文化的显著影响，以及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中的类型能够不断发展并且产生的额外表现。如果那样，则促使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思路。
这种研究领域和思路的焦点就在于，能够始终针对某个地域或者地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基点，对于所蕴含的文化理论知识、以及其重要影响下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生成的现象，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科学的把握。
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两个角度来把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类型或范式，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和采取针对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方、地理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诸多本土文学家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域鲜明的风格或者本土特征。另一方面，能够较为深入地研究出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理和地方始终发展壮大的非本土的古代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中及其产生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并努力形成古代文学作品和地域文化研究之间的作用与发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 隐逸文化 文学 审美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自先秦以来，隐逸行为不断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所效法，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发展为颇具传承性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风景。隐逸不仅表明每个生命个体对人生价值的扶择，同时也渗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背景、哲学观念，思维特征、行为方式及审美趣味。隐逸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不乏对各层面文化的吸收，然其最重要的根旨在于对老庄哲学的实践。老子的自守自重的重生观、重感悟而不参与的认识论、自然无为朴拙真率的审美追求，庄子所标举的自由精神和泛神论，都迎合了封建文人士大夫的隐逸心理，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一种深藏于心的内驱力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走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隐逸文化为古代文学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转换了文学视野，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崭新领域。
1隐逸文化与文学的个性色彩
从中国文学发生的源头来看，情态说似乎成了文学的奠基理论。正如鲁迅先生评论传统诗论从根本上违背了“诗樱人心”的特点，其关键就在于封建政治思想对诗人“设范以囚之”。所以，“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也，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多拘于无形之图圈，不能舒两言之真美”。从这个意义上看，隐逸文化的生发，使士大夫们在摆脱封建伦理政治与礼制秩序的同时，得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内涵，体悟主体情态及生命意识。因此，强调个体生命，以“人为中心”充满个性色彩的创作观念与实践，在隐逸文化的氛围中得以推向深入。总之，当隐逸主体在关注社会政治的热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他们的这种热情也就逐渐内化为充满个性色彩与重视日常生活情景的真情，这种情包含着更多的层面。如对自然的钦慕之情、人伦血缘的依恋之情、乡居相交的友善之情等等。而那种以承担社会责任、兼济天下为目的的志实现不了时，这种志也就转化为一种以完善、宣泄或设计自我的生存价值取向。文学在隐逸文化的影响下，由表现治世的进取精神到表现个性色彩为主的自觉精神，由客体回归到主体，两种精神如影附形，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
2隐逸文化与文学的幻象世界
隐逸主体在现实人生的际遇中受挫之后，极力寻求一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途径，寄情山水和转向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不足以弥补他们精神上的贫困，所以创造“某种精神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而老庄强调的虚极、静笃、无已、无功、无名的心境为艺术思维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刘腮所说的“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正表明了文学创作在老庄哲学为基础的隐逸文化的影响下，由“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现实生活视角转入对幻象丛生的内心世界的拓展。
首先，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隐逸文学中幻象世界的重要内容。隐逸文学中幻象世界的实质与那些咏颂采药、祈求长生的游仙诗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其本质就在于游仙诗就其认识论上是把人经过服食、吞丹、守一、行气等方法进行修炼可以达到长生与成仙视为一种信仰，是一种纯粹的维心，而隐逸文学的幻象世界则表现为一种对理想的追求。老庄强调自卑自持的重生观，而正是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法秩序对人性的摧残这一矛盾才导致了隐逸。在隐逸文学中他们的这一追求正是通过幻象世界表现出来的。阮藉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等大量作品中勾画的传说中隐士形象，构成了隐逸文学中幻象世界的重要画面。既然他们觉得在现实社会中“恐不免其身”又“苦心苦形以危其真”，那么，在他们心版上刻的最深的还是那无拘无束、从其所欲的自由精神。因此，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卓尔不群、飘逸无为的艺术形象集中表明了他们的理想人格及非现实的人物及其生活，侧面传达了隐逸文人的人格理想，使文学表现增添了浪漫氛围。
其次，理想社会的建构也成了隐逸文学的重要内容。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隐逸文人也在他们的幻象世界中寻求着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作为自身情志的安慰和易勉。隐逸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封建文人士大夫意识的超前性、软弱性、依赖性决定了他们对这弊端重重的社会制度既不敢公开抗争，又无法消极默认。因此只能在心海中构建一幅幅理想乐园作为精神的归宿，也借以表明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隐逸文学作品中每每叙及的昆仑、太清、太极、赢洲等概念，其实也正如桃花源一样，创作者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客体去追求，而是一种社会理想的象征。企望其间闪烁的人文精神能辐射或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而达到生存状态与理想的合一。
关键词：赵树理；山药蛋派；晋阳文化；地域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关于赵树理与晋阳文化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区域性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学界重新认定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以及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回暖之后，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再一次得到肯定。本文将从研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山西晋阳文化的内在联系出发，揭示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域性文化特质以及探讨这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并试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这种文化立场中所存在的缺憾。
一、浓郁的山西本土气息
赵树理的创作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这种气息是“从山西大地上的山、水、黄土、泥沙中生生地抠出来的”[1]，饱含着劳动人民的热血与深情。黄修己在《赵树理评传》中曾提到：“赵树理的创作具有严格、准确的时空性，即故事的时间、地点都有明确的规定性，不可以任意挪动搬迁，人物、情节都只能是此时此地的产物，而非彼时彼地所能有。春花秋实，不乱其时，南桔北枳，难易其所。他的故事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2]
《三里湾》中关于“窑洞“的描写十分细致：
文中写到“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先是“通过了一条东西街”，随后“上了个小坡”，就到了家门口。她的家在“西山根”， “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玉梅家的窑洞是在山根下的，背靠大山，依势而建，这种窑洞叫做“靠崖窑”。西边一共有四孔窑洞，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依次是“南窑”、“中窑”、“北窑”和“套窑”，这种布局，说明玉梅家的“靠崖窑”是并排修建的群窑式结构，相互连通，形成了北方民居中典型的院落。
除李有才和玉梅所居住的靠崖窑外，山西窑洞还有“下沉式”和“独立式”两种。“下沉式”窑洞最具特色，由于地壳运动，塌陷成一个巨大的土坑，窑洞就建在坑中，也叫“地窨窑”；“独立式”窑洞既不靠山也不在坑中修建，没有天然的地理条件可利用，而是在平地上用砖修葺而成，因山西人把围院建屋叫做“券”，因此这种窑也叫做“券窑”。对于“窑洞”这一黄土高原上独具特色的居所，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它的形成与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不无关联。山西黄土广布，百分之八十以上被黄土覆盖，且多河谷河沟，呈现沟壑众多，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加之气候干旱，降雨稀少，土质偏硬，不易坍塌的特点，十分适宜“穴居”。且“窑洞”的保暖性较好，不易透风，使洞内基本可以实现恒温，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反映出晋阳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地名设置都具有山西当地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当然这些也都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基于自然地形日积月累所习惯性指称的。除“窑”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名词还有“庄”（李家庄）、“山”（阎家山）、“湾”（三里湾）、“”（刘家）、“洞”（灵泉洞）等等。
二、赵树理小说中所确立的文化立场及缺憾
相比前一部分对于赵树理小说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地道的晋阳文化的论述，这一部分的分析之于文学的角度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笔者想要研究的是根植于山西这样的地理文化氛围之下，作家的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作家本人由此确立了怎样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当然侧重点在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文化缺憾问题。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沁水县，这是黄土高原上一方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古时称作泽州府或凤台县。这里位于山西的南部，是晋、豫两省的交界地带，也被誉为“山西的门户”，丹河、沁河流经此地，造福了一方百姓，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重利轻义、倔强慎行，但有限的地理条件又促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成了保守、闭塞的乡土习性。尽管传统的晋阳文化在形成之初，是一种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的，它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但“山西因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缘故，在近、现代是属于疆域变化较少，受近代文明冲击较轻、社会变动也较缓慢的省份之一。后，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虽名义上纳入‘民国’轨道，但实为阎氏独立王国。全省除太原略有些文明气息外，其他地区几乎仍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中”[3]。这些客观条件，导致了晋阳文化在后续的发展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古老的三晋大地再也没有往日晋商时代天下商贾往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而一再强调自己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的赵树理，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也不自觉地贴上了此种乡土性的标签，“土味”是他津津乐道的创作特色。与京派作家笔下的乡土小说不同，赵树理的文学抒写中渗透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土”，这种“土”是晋阳文化中的务实、保守与顽固，也代表了赵树理自身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纵观其一生的作品，其中也有浓重的“路线”痕迹，这也与他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实在”、“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这些词语来形容赵树理本人及他的创作是基本符合的。
然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文学界带来了一条新的创作路线。《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强调文艺应充当教育民众，启迪心智的作用，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功利主义文艺观，但当时因为《讲话》发表这个历史契机，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几乎一夜成名。有了此种经验的他，在以后的创作中，更是坚定不移地遵照和执行着《讲话》精神，导使他的小说创作无不带有些政策图解的理念与痕迹。《锻炼锻炼》中，塑造的“吃不饱”、“小腿疼”这两个人物形象旨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应当摒弃落后的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但这种目的言说过于明显，免不了带上些说教的痕迹；《邪不压正》对于“邪”与“正”的划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中的进步分子与落后代表之间的较量的故事也稍显老套，并且农民中间的某种小农意识倾向在“写不压正”的美好愿望中被隐去和规避了，其叙述再也没有了《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干脆利落。
过于纠结于实际材料的选择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创作动机，使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审美情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晋阳文化中消极闭塞、保守落后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文化立场的形成，他认为农民是创作的根本，却忽略了文学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也应当站在高于生活的立场上去审视和反思生活。
三.结语
赵树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认为是排除在体制以外的“文摊作家”，但他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文学抒写中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也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不仅对于赵树理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晋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了反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生态文学 萨满文化 忧患 批判 拯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我国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兴盛，而东北作家迟子建、郭雪波、乌热尔图、萨娜等受地域文化萨满教的影响，自觉将萨满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融合在一起，努力“把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现代生态科学思想融为一炉”[1]。创作出了《峡谷》、《我的光》、《额尔古纳河右岸》、《乌妮格家族》、《达勒玛的神树》、《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一系列融合宗教文化与环保意识的作品。
萨满教是发源于东北地区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在萨满文化中，自然崇拜无所不在，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猎民遇到奇异的山峰、悬崖、山洞或古老的树木，认为是山神栖息的地方，仍然不准大声吵闹，不准言出不敬，触犯山神，同时还要叩拜祷告，祈求山神保佑猎民安全和狩猎丰收。”[2]；萨满文化的图腾崇拜中，人们最崇拜虎和熊，人们将之神化并加以膜拜，“赫哲人出猎碰到虎时，常常放下猎具或武器跪在地上叩拜，同时祷告，尊称虎为‘王’、‘老爷’（官）、‘爷爷’，希望虎神多赐猎物，把动物送到枪口上来等，然后攀到树上避开。”[3]；在信奉萨满教的地区，渔猎行为是有节制的；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积极种树，具有朴素的环保意识等等。由此可见，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观念在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物种的繁殖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萨满教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是“不谋而合”的。本文结合典范性作品，从忧患、批判、拯救三个方面阐释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双重忧患意识：自然环境恶化与信仰缺失
“文学园地就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一块绿色基地，文学作品的水灵灵、毛茸茸的质感是文学的基元性优势。”[4]但作家精神世界的绿色基地在现实中却渐渐失去对应，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东北作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既与外在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内在精神信仰有关。
在郑万隆的《我的光》中，鄂温克族老人库巴图对山神“白那恰”的敬畏之情，对万物生灵的依恋与崇拜之情，都令来自现代都市的地质考察队员们无法理解。库巴图老人习惯并热爱着山林中的原始生活，但是库巴图老人的儿子却对外来世界充满好奇，他热衷于地质考察队员带来的各种现代社会的食物，与库巴图老人坚决反对开发五马架山相反，他积极支持考察队的工作，他的精神领域已失去父亲那般对萨满文化自然崇拜的情怀，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诱惑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本民族的敬畏。同样，在《峡谷》中的鄂族少年别尔丹、恩都力也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他们不顾自己民族熊崇拜的，不听申肯老人的劝阻，执意要杀死怀孕的母熊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少年们面对被惹怒了的母熊束手无策时，申肯为了保护别尔丹和恩都力，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库巴图老人与儿子，还是申肯老人与别尔丹和恩都力，他们两代人身上都反应了共同的现象，即随着时代的前进、外来世界的进入，后起之辈面对外在世界的诱惑时，已渐渐失去自己本民族的，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帮助“入侵者”一同破坏自己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悲剧的制造者，因此，这就构成了作家的双重忧患，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不单纯是对自然的侵犯，更是对原始部落民族精神信仰的侵蚀、同化，这种信仰被侵蚀、同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性及价值观的转变，作品中的库巴图、申肯老人把人与自然界放在宏观宇宙的平等地位上，对于自然生灵坚韧的生命意志、桀骜不逊的生命尊严、无私的奉献精神，都是持敬畏、感恩的态度，而后代的贪婪无度、虚伪肤浅、任意践踏生灵，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双重忧患的背后，是作者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文明以其统一性征服生态、文化多元性的深刻反思。
二、双重批判：文明强势与精神困兽
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萨娜、乌热尔图等，他们的叙事文本体现出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文化审视和创作主体立足于人类文化生态发展的哲学思考。迟子建、萨娜虽然专注于描写少数民族与萨满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描写又不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迟子建在《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族的命运走向其实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诗意的栖居，被强势现代文明侵扰后步入文明社会却发现与之格格不入，回归原始文明想要找到灵魂的真正栖息地，却发现徒劳无功，精神突围以失败告终。
正如《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依莲娜，“她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她每次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到星星，听到风声……然而她这样过上一个月，又会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着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他们是垃圾，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5]。像依莲娜这样被强势现代文明所诱惑，又眷恋弱势原始文明的现代人正反应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某些共同体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城市中以体面的职业或身份获得谋生的方式、俗世的荣誉、满足的虚荣心，他们却远离了诗意的精神家园，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挣扎的伊莲娜，处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能兼得的两难境地中。迟子建让依莲娜以死亡来结束了这种两难的挣扎和精神的煎熬，这一结局反应了迟子建透过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人类的命运走向，她已不局限于鄂温克族这一少数民族，而是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反思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发展，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之间的入侵，排斥与二者之间的反差势必造成弱小民族巨大的心理伤害与精神伤痛。她在《土著的落日》中描写了一对因失去原始家园而被迫漂泊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但却被城市人所冷漠的贫穷土著夫妻，迟子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6]
无独有偶，早在迟子建之前，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就富有预见性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原始文明被现代文明破坏并消逝的批判。在乌热尔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中，萨满达老非老人在营地隐去他萨满的身份，他无声无息，默默不语的享受着自己美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天，他突然站在孤寂的松林中，迎着破碎的落日向“我”宣告那个诡秘的关于未来的预言，“不久的那一天，林子里的树断了根，风映干了它的枝，太阳晒黄了它的叶……不久的那一大，鸟儿要离开林子，像秋天的松果甩开枯枝……在不久的那一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你也像一棵树。对，一不一不，—不—不，我看见了——闪动的光，我闻到了—焦糊的味儿，—不—！”[7]这正是现代文明入侵后“我”和族人所栖居的克波迪尔河的原始密林所发生的变化。萨满达老非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久之后，游人如潮水般涌入克波迪尔河的密林之中，鄂温克族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萨满达老非多次被要求穿上神袍，在陌生的游客面前表演他们并不理解的萨满跳神。无数双手在他的肩、胸、背、肘间拍着摸着，那些充满好奇心的无知的游客终日用闪电雷鸣的照射掳走他的容貌，达老非终于逃走，当族人在熊洞里找到他时，“我至今仍记得，他那从幽暗的树洞里射向我们的目光—那真是一头因兽的迷惘和无奈”[9]。达老非的命运同伊莲娜一样，他们都在徒劳挣扎找不到精神突围的出口时，最终用死亡来结束了这困兽般的生活。
当一种原始文明被不能理解它的现代人所包围时，这种文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与现代文明隔离独自走向毁灭，要么是顺应现代人的好奇心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活化石”，而成为“活化石”的民族犹如困兽一般，被现代文明的潮水所拍打却不知如何逃生，不知如何找回最初的宁静。迟子建、乌热尔图在表现对弱小民族悲惨命运同情的同时，更表现了对现代文明以其强势文明入侵弱势文明的不满和批判，而对于那些深受其害的精神困兽，作者充满了对其如何进行精神突围的反思。
三、拯救：以宗教文化之名捍卫生态
与郑万隆忧患意识背后的悲观无奈，迟子建、乌热尔图批判思想背后的苍凉无助相比，郭雪波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逐渐消逝的民族文化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强势入侵势力。《大萨满之金羊车》中，面对政府私自炸山开发矿山、破坏生态的行为，当地村民没有无动于衷，老萨满吉木彦亲自率领民众在山上举行隆重盛大的跳神活动，机智地利用宗教文化活动来反对政府破坏生态的行为，对于利用阴谋诡计终于炸山成功的“违天者”努克，最终死在了因惊慌而失去控制的萨满的金羊车中。这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作者对“入侵者”的惩罚，萨满文化的神秘性使得“天变不足畏”不再是人类的狂傲宣言，狂傲的结果是人类付出死亡的惨痛代价，相反，“天变亦可畏”，正如郭雪波在文章最后的反思：“对天地自然失去敬畏的我们，还会走多远。”[9]
郭雪波作为一位生态文学作家，自觉利用动物小说的创作来引起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在动物小说中，“动物成为文本的主角，它与人的历史或现实关系以及精神联系，成为作家审视的中心”[10]。狐，在许多人心中本是奸诈、狡猾的代名词，但在郭雪波的《乌妮格家族》中却具有多重复杂性格，作者首先用怪诞无羁的笔法描述了百年老银狐乌妮格的成长历程与过人智慧，它因偷吃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的灵芝而被他四处追捕，随着银狐家族的壮大，狐成为威胁当地人生存的威胁者，人狐大战中的怪事惨事接连不断，因银狐身体释放的奇特香气，全村的女人都像得传染病一样变得疯言疯语，变得萎靡不振甚至具有狐的习性和特征。但是，老银狐并非只是人类的敌人，它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杀的珊梅和沙漠中濒临死亡的铁木落老汉与白尔泰，铁木落老汉从狐的仇敌变为狐的保护者，是银狐的宽容与善良感化了他。但深入剖析又可以发现，郭雪波已将萨满文化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融入人与动物关系的书写中，贪图功利、邪恶贪婪的人类不能容忍与狐的共存，但是，具有自然崇拜信仰的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却在与银狐化干戈为玉帛后一起回归荒漠、回归自然。这种人与兽的和谐共存是在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互相拯救，是以宗教之名对自然生灵的保护，彰显了作者的生态责任感与生态理想。
当代东北作家如郑万隆、迟子建、乌热尔图、萨娜、郭雪波等，都在作品中体现了很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实质则体现了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萨满文化精神。“萨满教所强调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与其说是一种迷信荒谬的崇拜观念，毋宁说是人们为了适应艰苦卓绝的高寒地带环境所作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这种自然崇拜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不管人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如何现代化，这种实用价值却仍然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更重要。”[11]在某种程度上，郑万隆、迟子建、萨娜、郭雪波等东北作家正是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重要性，才将其与古老的萨满文化结合起来，将环保意识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他们借助生态小说的写作以社会责任者的身份表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忧虑，同时抨击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歧视与压迫，并借助古老的萨满文化积极地捍卫生态。
参考文献：
[1]闫秋红.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J].学术论坛，2006，5.
[2]秋浦.萨满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乌丙安.神秘的萨满[M].上海[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4]余秋雨.余秋雨散文自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
[7][8]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9]郭雪波.大萨满之金羊车[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首先，该论著具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学习、研究的工具书职能，也体现了研究状况总结、概览的学术史价值。按照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脉络，该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时间线索经，以共时性的向东邻朝鲜空间传播的状况纬，概要而较全面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小说史及其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文化地理图。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主要作品“是什么”，还能知道何时、怎样在另一国度、民族中接受、阐发甚至再创作的。全书体例由“正编”、“附编”相辅相成：“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有“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则延伸阅读，胪列精心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说研究论著书目，韩国学者所撰写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还有该论著不尊者、贤者、长者讳，如海外学人论述，大陆往往罕有不同意见，而该书却能直言不讳其可能存在的偏颇。如指出夏志清中国传统志怪的原则缺乏亲切体会，对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层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于同一海外学者正面引用。还有对视《西游记》“政治批评”、“仙话小说”的批评，将夫视“才子佳人”、视“恋爱”的批评、对女怪态度定位、人怪恋爱评价的不赞同等，这种唯学术尊的态度，贯彻了不曲学阿世的严谨治学理念，这在唱颂歌的多、谈不同意见少的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却明显地具有矫正学风的意义。
校企文化对接中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价值冲突和存在性冲突。校企文化的价值冲突使高职院校在价值选择上陷入两难。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技能发展之间的矛盾，职业生涯的发展与短期就业之间的矛盾，代表两种价值取向，即企业需求本位与学校学生发展本位。前者强调高职教育必须为企业培养直接可用的、实用的人才，以企业对人才的需要作为价值目标;而后者以学校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立足于学生知识、技能、能力的协调进步。学校与企业之间有存在性冲突，而高职院校认为学校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规律，完全追求企业的需求，则势必迷失自我发展的方向和定位。然而，从历史和现实发展来看，企业和学校谁也替代不了谁，同样两种文化也是谁不能替代谁。学校提供的实践只能是通过模拟形式的仿真训练，很难达到真实工作岗位的效果，学校不是完全的企业;而企业培训与工作岗位中学到的知识，也只是实用的、片段性的知识，不能达到学校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企业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学校。
分析方法
对于校企文化中存在的冲突，笔者认为校企文化中的冲突是局部的、次要的，而二者之间更多地存在可以借鉴、吸收、融通的地方。基于此，对上述问题运用职业性与实践性理论进行分析。
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目标，其所有教育教学的开展必须围绕职业性的属性来实施，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随着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高职生择教主要考虑实现自我价值，增强自身竞争力，获得理想工作岗位三个方面。学生自身对就业和职业的认识的改变，使其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为文凭为学”为“为生存而学”，这股动力推动高职教育理念发生转变，高职教育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进行适当对接。
同样，这种教育大环境与学生职业发展的特点也间接地督促高职院校要及时、准确地、主动地化解校企文化的冲突，，构建校企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实践性是高职教育的本体，学生需要通过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环境获得相关技能。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在校企合作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力的促进了高职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如表1所示。五、研究结果由分析可见，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性的需求多于二者的冲突，二者融合为双方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从本质上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并不矛盾，且可以将二者的局部矛盾转化为整体上的融合，实现双赢的结局。从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的过程而言，可经过以下三个步骤进行融合。
第一步是前融合。首先，企业制度、风貌、文化率先进入学校。通过认知教育的前移使学生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更符合企业的需求，真正做到精神上的融合。企业制度、风貌、文化作为讲授内容可以提升学生对于企业的认同感。也可以提前使学生感受到企业“员工素质”、企业“团队精神”、企业“职业品格”等。在校企文化前融合管理模式上可以引进企业先进的ISO质量管理体系，将质量管理体系这样的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引入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之中，使学生不仅了解、熟悉企业文化而且要适应、认同企业文化，最终使自己有意识地参与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过程。其次，实行校企合作，办厂中校。通过行为教育的前移构建校企之间的全方位、高深度的工学结合，以学生的顶岗实习为主要途径，使学生带着问题和疑问进入企业，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为实习阶段讲师，利用企业资源建立“厂中校”，解答学生在课堂上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问题，掌握真实的业务能力、操作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进一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再次，利用企业文化塑造学生的职业素养。通过外在的企业形象，内在的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企业具体的做事行为与方法，将诚信文化、竞争文化、吃苦实干精神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同时，在具体的管理中以及利用相关的规章制度教育学生遵守企业的职业规范、道德要求、团队精神等，帮助学生尽快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职业人。
第二步是融合。首先，加强校企课程体系建设。校企文化融入课堂教学。通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企业文化的讲解和渗透，学生可以直接获得对相关企业文化的理解感悟。在教学计划的编制上，要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实用性，突出实训环节，加大顶岗实习的比重;在专业课教学手段上，尽可能将教学环境与企业环境融为一体，使学生对实践教学与职业岗位产生“零距离”的感觉。同时，积极开展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邀请企业能工巧匠结合企业实践与经验，共同开发适应于某一工作领域的教材;推行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其次，设立校中厂(店)，让学生做人。以创业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激励、发展，促进学生在教育文化中主动接触、学习、践行企业文化。2009年，义乌工商学院“淘宝班”招生共计120位学生。学校给这届学生订立了三学年内月收入需达到2000元、5000元、10000元的三阶段目标。目前，120位“淘宝班”的学生人均月收入达8000多元，已有多位90后百万富翁。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12月9日，创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这在国内高职高专院校中尚属首例，开创了广东省高职创业教育的先河。目前，学生共组建模拟公司160多家，有资格进入中心内办公的规模公司9家，参与培训、经营的学生达1500多人。这样，通过企业中的创业文化，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实践热情，这些措施无疑是推动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的一针强心剂。再次，工学结合建立“企业定向班”。
“企业定向班”是以企业“师傅”或“能工巧匠”为主讲教师，以工作岗位的任务过程及相关要求为学习内容，以定岗、定员、定内容为特点，为企业相关岗位一对一地培养急需人才的培养方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校企文化融合的方式。例如，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与东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合作开办的“联通定向班”于2012年10月开班，专门为通讯企业培养“零距离人才”，招生30人，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培训课程与考核体系，受到学生欢迎，高职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在“定向班”这一结合点上做到了很好的融合。
当代消费文化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一,与“大众消费”相伴随出现的各类视像与电子媒介日益挤占着儿童阅读的时间,并间接地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出版空间的挤压;其二,“消费文化”所包含的“符号消费”内涵使原本更多地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的“文学阅读”变成了一种普及性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当下的儿童文学阅读与出版。“消费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与其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消费文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将把我们带向一种超越单一批判的辩证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诠释消费文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逻辑。
消费文化使商业图书在图书出版中所占的份额大为增加,童书出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童书在整个出版文化产业中的市场份额正得到迅速提升,2008年童书出版码洋已超过出版市场的 10%。有专业人士预测,童书出版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达到出版市场份额的1/6至1/4、出版市场码洋的16%到25%的规模。而在上述“童书”的构成中,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但与此同时,消费文化时代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一,当代消费文化器重传播渠道迅速而又广泛的各种新媒介,从而使传统的文字印刷媒介及其产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危机”,它挤压着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其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文学的传统光环。费瑟斯通认为,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后现代文化强调一种感官的审美,它重形象而轻语词;这是一种利奥塔所说的“形象性感知”,它抛却距离和深度,重视即时性的感官沉浸而排斥延后性的文学阅读。当代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娱乐化特征,使其在文学阅读方面更倾向于强调其“消费”特性,从而对传统的文学审美阅读构成了挑战,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其三,当代消费文化参与建构着童年观与童年亚文化的生成,进而塑造着当代童年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当代价值的实现。消费文化时代所赋形的童年文化与这个时代本身一样有着两面性:它赋予童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与精神的自由,也使当代童年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中。当代儿童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自由与风险,如何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童年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而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变革,构成了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三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当下儿童文学在寻求其发展方向的同时,有必要展开关于以下三对关系的思考。
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避开经济利益来谈论文学出版的年代。事实上,就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企鹅出版社领衔的平装书出版行为借助于推动文学的大众消费成功获取利润,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阅读的大众化。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来说,消费文化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契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本”的购买是一种与索尔斯坦・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相近的消费行为。消费文化下,这种属于少数人的“夸示性消费”因其所具有的隐而不宣的文化品位内涵,迅速地成为了大众化的消费行为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与教育观的普及,它也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投资的一个部分。这两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今天规模庞大、品类齐全、收益可观的童书市场。
一般说来,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图书出版行为,其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消费文化的氛围倾向于使儿童文学出版放弃其具有一定崇高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到经济利益的博弈中。但诚如美国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所说,成为商品的图书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媚俗性大众媒介的“本质的不同”:“图书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是“民主社会核心的沟通渠道”。事实上,消费文化环境下儿童文学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与其所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并非无所关联。对于儿童文学出版来说,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仅仅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相反地,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前者在推动经济利益方面有着经济牟利行为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童书出版公司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单单因为某种商业畅销书的成功,而往往与该出版机构长久以来在推动社会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责任感有关。例如,2007年并入霍夫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的美国知名出版社哈考特(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不但在出版方面树立了较为经典的文化口碑,其童书出版分支也十分关注文化事业建设与儿童文学新人新作的推出。它曾惠眼识珠,发现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诺顿的《地板下的小人》等一批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该出版社秉持多元文化、多元风格的童书出版传统,推出了包括以创作后现代童话知名的简・约伦(Jane Yolen)、以宗教追寻主题儿童小说创作见长的辛西娅・劳伦特(Cynthia Rylant)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作品。这种重视市场而又不盲从市场的文化责任意识为该社赢得了童书出版的文化声名。在国内,一些少儿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对于非盈利性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积累出版活动的参与;一些凭借其长期的公共责任感与文化积累意识而赢得公众信任的老牌出版社在进入童书出版领域时,也总是能够从其已有的文化声名中获益良多。但如何在当前的消费文化环境下保持原有的文化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实践在童书出版行为中,却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的关系
早期消费文化研究大多强调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意义,并毫不掩饰文化批判的态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的“物化”、“欲望”的泛滥等方面,对消费主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的概念时,也是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消极结果明确加以批判的。“消费文化”的一个方面意味着不断顺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不论这种需求本身是否合理或有益,它导致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欲望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是截然对立的。
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消费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提出了对消费行为进行“再语境化”的说法,即消费者赋予特定的消费行为某种抵抗文化意识形态和塑造自我文化的积极意义。但米勒并没有忘记适时补上一句,这种消费对象与消费行为的“再语境化”及其积极意义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这一论述支持了费瑟斯通所说的从正负两个方面认识消费文化意义的观点。例如,一方面,文化消费所带来的有着物欲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感官欲望的释放也意味着身体和审美的解放,它是对于长期以来压制人的理性逻各斯的反抗。这一理解使消费文化一词同时包含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内涵。这样,当我们谈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出版时,也有了两个方面的话题。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消费文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儿童的需求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关注。在中国,消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的近二十年间,也正是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得到大力张扬的时期,是孩子“游戏”的天性在儿童文学出版物中得到空前肯定的时期。儿童文学界朝向儿童的这样一种迎合姿态,使儿童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了当代童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使童年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一次新的当代意义上的解放。
然而,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味的趣味迎合容易造成单一的儿童文学美学追求,导致“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就有一批作家争相模仿”的创作跟风,从而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和出版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并因此削弱儿童文学的文化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儿童的趣味、爱好直接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方向标的,文学、文化内在层面上更为宽广、深刻的审美与精神追求则无法获得充分的思考沉淀。显然,这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
事实是,任何一种仅仅注目于商业利润的出版行为,都难以在文明进程中留下长久的痕迹。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有必要承担起文化建构的责任,为抵制当代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丰富儿童文学的美学生态、守护儿童文学的精神力量、突显儿童文学的当代意义,付出自己的思考与努力。而最终,这些敢于承担起文化责任的出版人,将是消费时代的利益博弈中最后的“赢利”者。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描述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意义选择。事实上,对于儿童文学界来说,一个更现实和可行的选择是,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
出版品牌与文学品质的关系
消费文化背景下,出版品牌的打造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一个知名的出版品牌的形成,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后续出版行为并为其提供市场方面的保证。目前,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出版机构都形成了若干广有影响的童书出版品牌。如企鹅出版集团初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低幼孩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海鹦”图画书系列、兰登书屋听书出版集团的儿童图书品牌“倾听文库”(Listening Library)等。近年来,国内童书出版社及相关出版社的童书部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打造出版品牌的热衷,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明天出版社的“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21世纪出版社的“彩乌鸦原创系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系列”等,都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
众所周知,一个出版品牌被读者接受和公认的过程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与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有关,也与出版社的策划、宣传、文化产业链续接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成功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首先总是以其出版对象的文学品质为基本前提的。不但在儿童文学出版品牌最初的策划阶段,作品的文学质量往往是最受重视的内容之一,在消费、接受环节,最终决定品牌命运的也是该品牌在总体上所显示的文学质量。因此,2008年9月,英国DK出版公司国际部高级经理彭凯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国际童书出版竞争的愈演愈烈,对出版社来说,提升图书品质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