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6 00:15: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论文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文学教育应注重教师的文学功底
文学教育与一般的语文知识教学不同，语文知识的积累往往可以自然发生（虽然其效率相对于讲授而言小了点，但还是能够发生的），而文学教育往往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领。因为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内涵一定是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没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是无法解读出经典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照搬教学参考书，如前所述，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有时难免视角有所不及，又由于诸多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这些观点往往只能作为“参考”，而真正能够抵达文本内核的文学思想，有时需要挖掘，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领。譬如鲁迅的作品，除了匕首投枪的效用之外还有什么？先生的小说与社会兴亡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李贯通所说的“小说真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是小说的不幸……”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文学作品研读者具有一定的水准，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学生是难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而教师也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语文教师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语文教师缺少“代际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于语文教师的人文功底与文学才情的缺失。那么，这样的功课如何弥补？这一点语文教师其实是可以自主找到答案的，因为途径不外乎自身的阅读、学习与反思。不间断的阅读可以让自己与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可以让自己走到文学作品中，可以让文学作品成为自身文学才情丰富的催化剂。所读范围应当是宽泛的，史学著作可以丰富自己的代际意识，美学著作可以充实自己的文学才情。学习亦是必须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应当成为自身文学修养不断上升的阶梯，当然这应当是一种批判性的学习，唯一能够成为自己文学研究依据的应当是自己内心的认识。反思亦是必须的，没有反思便不能使所吸纳的文学内容产生联系，反思的依据与工具便是逻辑，反思的结果是必须让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与判断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文学认识以一个完美的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文学功底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但语文教师接触、研讨优秀文本，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倘若没有这样的积累，还叫什么语文教师呢？
二、文学教育应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
再说说文学教育。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是师生交流的过程，是教学存在的形态，而语文则是交流的内容。文学教育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文学教育所交流的内容必须是经典的作品，而经典的作品总是与人的内心相连的，因此文学教育应当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笔者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语言去描述这段心灵之约该是多么美妙，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太多了。笔者想做的是，透过语言这层工具，去理解心灵之约背后的含义。如前所述，职业高中语文教育有其特殊目的，要让社会的工人力量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成为社会高素质的载体，这就必须让学生在职业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更多地感知文学经典。这个过程必须是丰满的、充实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文本的豪放与婉约，笔触的犀利与温婉、观点的独到与平实，都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内容。唯其如此，真正的心灵之约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孙彬单位：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从远古的“神”“气”概念到桐城派的“神气”说，此发展经历了神秘化、审美化、框架化三个阶段。在此变迁过程中，桐城派既推动了“神气”说的审美化发展，也导致了文论发展的框架化。
关键词 ：桐城派；神气说；神秘化；审美化；框架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35—02
收稿日期：2013—11—07
作者简介：朱文婷（1988— ），女，江苏徐州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一、起源之神秘化
《说文解字》对“神”与“气”的解释分别为：“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1］“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1］可见，“神”“气”二字的概念最初与自然宇宙本体有关。
“神”“气”二字连用，成为“神气”概念，最初应指“自然神妙灵异之气”，《礼记·孔子闲居》中记载：“地载神气，神气风霆。”后来，“神气”更侧重于指人的生命及精神状态，如“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庄子·田子方》）、“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淮南子·要略》）等。先秦两汉时期，庄子提出的“神”、孟子的“养气说”和张衡的“元气说”等理论仅涉及修养境界或哲学范畴，与文学批评无关。
魏晋时，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气”引入文论，提出“文以气为主”。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想象”、“灵感”等从属于“神”的概念。曹、陆二人均认为“神”“气”虚无玄幻、难以捉摸，曹丕认为气“不可力强而致”，陆机认为灵感“非余力之所戮”。由此可见，“神”“气”虽逐渐被引入文论领域，但在文论的发展之初，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色彩。
二、发展之审美化
（一）关注创作主体，丰富了“神气”的内涵
曹丕、陆机在文论中虽认为“神”“气”不可捉摸，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创作主体。《典论·论文》中的“气”，指文学家先天的气质、个性、才能等。陆机在《文赋》中关注作家的“想象”、“灵感”。刘勰《文心雕龙》认可曹、陆的观点，认为“气”与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有关；其“神思”“神与物游”中的“神”皆指作者的想象。
唐宋古文家偏重于以气论文，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主张创作不能有“昏气”“矜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此“气”指的是文章的气势，韩愈将“气”与“言”、“声”相联系，对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神气”说受到各种艺术的重视，王世贞论文强调“神与境合” （《艺苑卮言》），胡应麟论诗提出“诗主风神”（《诗薮》），徐沁论画注重“气韵精神各极其变”（《明画录·人物》），汤显祖论戏剧重视“意趣神色”（《牡丹亭记题词》）等。但在古文创作领域，刘大櫆将“神气”论述得最详尽系统，他吸收前代各种观点并进行创新：“文章最要气盛”继承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神为主，气辅之”与司空图、严羽将“神”作为诗歌创作最高境界的观点相同；刘大櫆的“神”是对方苞的“义”的发展，即不仅要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还要重视神韵。此外，刘大櫆还探讨了神气与音节、节奏、义理、书卷、经济的关系，在明清各种艺术普遍重视神气的情况下，他能够融众家理论于一炉，还能将“神”“气”二字合为一体，创造性地应用于文论中，可谓是将前人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境地。
（二）创作技巧的具体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中纯文学部分的独立化
历代文人对虚无飘渺的“神”“气”有一个不断捕捉的实践历程，使其尽量具体化，在创作中具有可操作性。刘勰认为“神用象通”，“神”凭借客观事物体现；他还认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即“气”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来达到。苏辙认为“养气”可以通过“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上枢密韩太尉书》）来实现。然而，以上文人虽想借助“道”“义”“圣”“经”“览名川”等来使得文章“神气”的实现有法可循，但“道”“义”等的范围太广泛、内涵模糊，实践起来很难。相比之下，桐城派的文论更有优势。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提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认为“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3］桐城派以具体的音节、字句来指导创作，无疑比“道”“义”等文论更加实用。
从文学性质来看，“周、秦是文学文与学术文混合的时期，到两汉是文学文与学术文分途的时期”，［4］南朝齐梁时虽出现了文笔之辨，但“文道合一”、“贯道”、“载道”等口号充斥其间，即使出现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诗论作品，但在诗歌之外，仍有部分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未能独立，且无人敢直接地把古文创作的审美作用放在首位。桐城派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姚鼐认为古文中“不可有注疏、语录即尺牍气”（梅曾亮《姚惜抱先生尺牍序》），可见他要求把有审美意蕴的文艺性语言与学术性语言分开。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认为“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姚鼐在《与陈硕士》中认为“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用音调、平仄等诗歌审美标准来衡量古文，无疑使古文更接近纯文学。桐城派虽未明确地把古文中的纯文学与非文学分开，但他们认识到创作不仅仅是表现“道”，更要传达审美意蕴。
三、衰落之框架化
桐城派各家在吸收前人理论时极其注重辩证。方苞将前代道学家的“谋道”与古文家的文论转化为“义”与“法”，“义”指文章内容，“法”指文章形式，“法”随“义”的变化而改变。刘大櫆将方苞的“义”升华为“神”，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将方苞的“法”与前代“文气论”结合，认为“气”指语言气势；“神”与“气”互相依存，离开“神”则“气无所附”，离开“气”则“神”无从体现，故曰：“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论文偶记》）姚鼐融合方苞的“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统一，将散文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使方、刘的理论更具美学价值。虽然桐城派用辩证的观点将“神气”说加以丰富，但他们各自却走向偏执。方苞的“义”偏重思想上的仁义道德修养；刘大櫆论“神”偏重情感，仅探讨写作技法；方苞文论偏重风格，未关注作者的胸襟情性等，这些都给文论埋下框架化、机械化的隐患。
桐城派后人几乎无人能跳出“桐城三祖”的框架。方东树的“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讲求文、理、义”（《昭昧詹言》）和梅曾亮的“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与孙芝房书》），仅是对“桐城三祖”的“因声求气”等理论的重复。即使是重新论述“气”与音节、文字的关系，他在辛亥七月《日记》中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认为“气”是根本，要注意谋篇布局；他虽将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扩展为“音节篇章”说，但他撇开“神”而偏执于“气”，使得文章缺乏神韵。
四、结语
“神”“气”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关注人、最终回归于文本审美创造的过程：最初源于对宇宙万物的反映，后主动关注作家，最终关注文本本身的音韵、写作技巧等。在此过程中，桐城派对“神气”说的发展既有贡献，也有不足，桐城派将虚无玄幻的“神”“气”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音节”“文字”等方面的创作方法，重视审美本质，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中纯文学部分的独立；可桐城派各家虽辩证地吸收前人的理论，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却出现偏执，致使文论最终框架化。因此，文学创作与宇宙自然，作家的个性精神、创作技巧关系密切，忽视文本内容的创新与挖掘，一味地拘泥于音节、字句，只能使得文章僵化，难以发展，最终衰落。
［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著.王澧华，向志柱注.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
摘要：中国的“诗文评”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迥异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中西很“似”，好像就“是”；但若仔细分析，则“非”也——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神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中国“诗文评”同西方类似学问或学科存在巨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我们在引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术语上之所以出现某些负面结果，问题症结即在于：一些学者多看甚至只看中西文论之“同”或“通”(可通约)的方面，即“似”的方面；而少看甚至不看其“异”或“隔”(不可通约)的方面，即“非”的方面。而后者则是关键和要害所在。不同民族的人文学科正是依仗着相互之间的“异”、“隔”和“非”，即自身固有的独特之点，而获得了在世界上生活的资格和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异”、“隔”和“非”，才使这多彩的世界文化(包括丰富多样派别林立的学术活动)在“和而不同”中相克、相融，互渗、互动，竞生、竞长，不断发展繁荣。我们不应再套用西方的学术名称和学科称谓硬是把“文学批评”加在我们古代文论的头上，郑重其事地还给它本来就有的一个称呼：“诗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应该叫做“‘诗文评’史”。
关键词：诗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民族特色
“诗文评”学科的诞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撰写人主要是清代中期大学者纪晓岚)“诗文评”类小叙说到：“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_这段文字中有一句特别要紧的话须引起大家的注意：“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所谓“论文之说”，就是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而“论文之说出焉”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定在这一时期(“建安黄初”)这门学问或学科正式诞生了。这篇小叙大体描述了评文说诗一些标志性论著和它们所代表的这门学问或学科(所谓“论文之说”)的主要内容及其诞生、成长、走向繁荣的过程，言简意赅，语不虚发，脉络分明。它也可以被视为这门学问或学科最早的一部简史。我们不能不佩服《提要》作者的学识和目光。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叙这段话也有不足之处，即关于这门学问或学科如何从其他学问或学科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脚步，它并没有给予特别清晰地说明，只是笼统说“《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今天，我们可以比较仔细地考察这门学问或学科从起步、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的历程。
断定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诞生(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论文之说出焉”)，是有坚实的历史根据和逻辑根据的：第一，已经出现那么多评文说诗的专门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完全可以作为“论文之说”这门特殊学问和学科成立的史实基础；第二，上述各种著作论说诗文的根源、体裁、风格、创作、鉴赏等种种问题，详细而深入，说明这门学问(或学科)既有自己明确的论述对象又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内容，并且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取得重要成就；第三，上述各种著作有一整套自己把握对象的特定术语(范畴、概念)和相对固定的语码系统。以上各点，完全可以作为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标志。但是，直到唐和五代，它的学科地位却没有得到历史的相应承认——所谓“《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角度加以解读，是说至少在唐朝甚至五代，评论诗文的这门学问的独立性，尚未得到历史的普遍认可；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它只是一种“附庸”而已。之所以如此，原因包括社会历史的和学科自身的(容以后在专门讨论“诗文评”史时再详考察)，当然会有许多，现在只略提其中之一点：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局限所致。而这种不受关注不被重视不被倡导的“附庸”地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问或学科的发展，这或许是唐代文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至少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昌盛繁荣局面不相匹配不甚协调)的原因之一。
唐朝和五代之后，评论诗文的著作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类别逐渐得到认可——宋代的《崇文总目》列出“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列出“文史”和“诗评”两小类，真正把它们“别立此门”。这种“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变化，其实反映了“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变化：所谓“别立此门”，从“学科”意义上看，即它作为评论诗文的一种特殊学问和专门学科得到学界确认，人们承认了它的独立地位。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被确认，也就意味着它在社会上被重视甚至被提倡，因而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历史事实也证明，古代文论在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两宋是我国古代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是魏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虽然当时它还没有确立一个恰切的学科称谓，但是离这一刻已经不远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果然，至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终于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给它一个“诗文评”的类别称呼；而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名称，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事实上看，明代“诗文评”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且有新的创造和突破。
而到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诗文评”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类别，而从学科和整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也即表明它作为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的名称得到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至此，“诗文评”这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世，并在历史的、文化的、学科自身的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走向繁荣，走向它的“集大成”(郭绍虞语)时代。
中国“诗文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
上面的论述中提到，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学人的学科意识并不强——这门学科虽然早已诞生，但人们尚未清醒意识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
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主要是日本)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古代“论文之说”
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说中国“文论”存在危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呢?其实不然。新世纪之初,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当今的文论体系已陷入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文艺理论与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脱离联系,理论内容陈旧,已经不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要求;文论形态需要调整,文学理论在学理内容上要转向生态文艺学和文化诗学方面。这些年来,许多专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并提出了改革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如陶东风先生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认为文学理论不能拘泥于抽象理论的条条框框,必须打破现成的僵化的理论学说,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则,并把它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体系当中,使之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一川教授在其所着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尽量克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论的制约,摆脱了文学理论学科多年存在的“疲软”状态。他依照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深切体会,第一次用“感兴修辞”来代替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文学理论的审美属性得以彰显,全书的内容也因此焕然一新;后来,童庆炳、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理论改革的新思路,这是他们在承担教育部师范司的课程改革课题“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中获得的成果。
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明显受到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影响,同时也受“僵化理论”干扰,致使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如何面对21世纪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注重学生对现实突出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和对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具体表现为“双向拓展”的一套思路:一是从宏观上向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向拓展,强化文学理论与东西方的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二是从微观上向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方向拓展,加强文学理论与文艺欣赏、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分析和鉴赏、批评文学作品的能力。此项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化解了多年来文学理论课的尴尬境地,被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建设被打造成为国家级精品示范课程。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着文呼吁《文学理论》必须改革,并指出这门课程面临的危机问题。笔者认为,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教材内容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的制约下,人文性最为丰富的文学在理论板块中被切割成标准化测试下的一个个知识点,需要学生死记硬背才能拿到高分。加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导致人们对自身人文关怀责任的迷失,学者普遍缺失独立的反思精神和审美精神。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李世涛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理论的危机———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之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赵勇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王金龙的《危机与突围: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入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二是工具理性代替了审美之思。其实,文学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工具理性来讲授,从最初的“为政治服务”,到后来的“为现代化服务”,一直到现在的“为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服务”,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这些偏颇的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它要表现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望和理想,它以优美的形式,传达人类的真情实感,从而展现生活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因而文学成为一种本真的言说,诗意的言说,审美化的符号。但是工具理性的教学模式却忽视这一点,致使文学理论教学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成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缺乏一种开放和务实的、人性化的内涵。唯有代之以审美之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所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精神生态等现实问题,体现人的主置,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未来指出理想的生存之境。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冯黎明的《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黄发有的《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张晓舸的《文学教学:从“制器”到“育心”》(《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3期);陈嘉映的《何为理论》(见张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是生态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严重缺失。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体现文学理论的绿色之思和审美之维。可惜的是,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接纳这个内容,因此显得滞后于现实。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这方面的论文有:陈定家的《当代文论研究空间的新拓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周娅的《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等等。
四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揭示这方面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有:孙仁歌的《走出文学理论教学误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德礼的《架起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加强文学理论实践环节教学探索的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因此,笔者认为,将生态观与实践性教学环节引入“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是为了先完成“理论重建”,激活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机与活力,恢复文学的应有之义,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思想,然后从实践中引导学生进入理论,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和文学批评能力。这是一条迅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文论”课程改革设想
为改变目前文学理论课程的尴尬境地,必须把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进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之适应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应该将文论课程的改革设想最终落实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生态观和人文关怀精神有机地融入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改革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努力建构“生态文艺学”这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二是加强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一)将生态批评观引入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建构生态文艺理论形态
第一,教学理念上确立“天人合一”的深层生态文艺观。生态文艺学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这些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理论界中的生态批评十分普及。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它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批评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开始兴盛,迅速成为遍及世界的文艺思潮,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威廉?吕克特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中指出,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的目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深层生态学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的关于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后来运用于文艺观中,要求人们承认物种的多样性和万物具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做到关爱万物,尊重生命,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它构成了深层生态文艺观的价值核心,也成为了教学理念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当今文学理论创新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充分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科学,在教学范式上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可以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探讨生态文艺观,激发大家创造的积极性,让学生关注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生态问题,给文艺理论灌注生态的绿色,从而将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文论观和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精神生态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将文艺理论的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活动统一起来,既可以形成整体的生态文艺观,又可以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充实文学理论的学理内涵。
第三,教学延伸环节上,倡导课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文艺批评。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进而解读中国生态文学作家徐刚、哲夫等人的作品,并进行生态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指导。
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同时赋予文学理论以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文学本来是绿色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是绿色的,只要融进了人文关怀思想,它们便能恢复自我本色,共同彰显文学天空的蓝天白云。我们知道,生态理念、人文关怀是一种至真至善的文学追求,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它是一种崇尚天地万物、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有了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文学和文学理论便会从冷漠的天空回归温暖的大地,成为人类精神寻求慰藉的栖居之所。
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盛衰荣辱,都应该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极具感性的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是人学,文艺的宗旨就是逼近人类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意义。文学的本色应该是纯净的,它始终伫立在希望的田野守望着人类的生态家园,为人类守护着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净土,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文学的永恒魅力,正是来自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来自它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它激发人的生命情感以及对美的向往,同时弥补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带来的缺陷,从而沟通人性的两极,给生态灌注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优化人类的生态环境。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163-02
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陈著”），作为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虽因初创而显简陋，但作为开启中国文学批评史撰述的发轫之作，自有其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反观20世纪以来的批评理论学术史研究，或是集中在郭绍虞、罗根泽等批评史著作上，亦或是围绕在《文心雕龙》《诗品》等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上，而对陈钟凡的批评史则关注甚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包括简略评说“陈著”功过的期刊及硕博论文，概有55篇，其中50年代之前专门评说“陈著”的概有9篇；50年代之后简单论及“陈著”的期刊论文有46篇论及“陈著”，其中硕博论文有7篇，另有5部相关专著中论及“陈著”。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关于“陈著”的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陈著”尚待开掘的研究方向。
一、三十年代之前：开山之初遭非议
“陈著”自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学界对“陈著”的评点也是纷至沓来，但遗憾的是，迎来的不是学术界的认可与肯定，而是诸多的质疑和否定，或批评其取材庞杂，或质疑其不合史法，或指责“陈著”评多述少。1927年磊霞在《谈陈钟凡先生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拿“不合史法、取材庞杂、引证太多”[1]三方面与陈钟凡商榷，语气虽甚为婉转，但实际上是指摘“陈著”有述多评少之嫌。1929年冷眼在《断片：四、陈钟凡抄书都错》一文中指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连抄书都要抄错”[2]。与此同时，开脱在《公文程式化的大著作》中疑心《中国文学批评史》不是陈先生的大作，并从取材、分期上讽刺“陈著”只是“公文书的所谓‘装头脚’”的“公文程式化”[3]。冷眼和开脱的文章，言辞中含讥带讽，似有私怨。同年，季通在《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一文中为陈钟凡澄清了事实，承认“陈著”确如开脱所言太过简陋，但也并非尽如其言“陈著”取材“只是一部北大预科用的《文论集要》”，但他也提出“陈著”分成八期，根本精神还着意在断代为史，而作风的迁流与评的中心思想怎样演变却无从寻求[4]。对此，陈钟凡在《答磊霞君》一文中也曾有涉及，陈钟凡提到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衷是“做一部纯文学述评，作为叙论而已”，但当时中华书局认为原稿太多，就分为两部，一部是现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另一部是《韵文通论》，还言“此书不过是一部草创的长稿，将来有人继续有述造，当然格外完美……”[5]。这对整体把握“陈著”的著书理路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以上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也为研究“陈著”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这里所谓的“取材庞杂”正是陈钟凡独具慧眼之处，他不局限于“诗文评”所涉及的材料本身，而是从史论、诗歌、诗话词话、序跋、杂著等典籍中提抉文学批评材料；所谓的“不合史法”，实际上只是未能把握“陈著”的内在理路，更清楚地厘清“陈著”对历代文学批评发展原因、结果及嬗变的探究；所谓的“评多述少”，事实上包蕴着陈钟凡不喜妄论的求真态度。
二、三四十年代：评论趋于多元化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年代，随着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著作的出现，学界开始通过对比的眼光来审视“陈著”，对“陈著”的批评不再是单一的指责与谩骂，评论的声音开始趋于多元化，多了一些客观、肯定的声音，有学者开始从史观的角度肯定陈著的价值。
沈达材在《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从文学批评学科建立的角度肯定“陈著”，认为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陈著“自有其披荆斩棘，开山辟路的功劳”[6]。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从学科建立的角度肯定“陈著”的评论，但这并不是沈达材论说的重点，他很大程度上还是着眼于批评“陈著”的缺点，认为“陈著”在材料的搜集和选择、文学批评的对象、批评史的任务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朱自清在《书籍评论：（郭绍虞著）》中说：“（陈著）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7]”朱自清对“陈著”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以1934年出版的郭著衡量七年前出版的“陈著”，不免有失偏颇。更何况，据粗略统计，“陈著”自1927年到1940年的十三年间，再版次数达六次之多，这很难让人信服“陈著”是一部人人弃若弊履的著作。胡伦清在《我所见到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通过比较陈钟凡、郭绍虞、方孝岳、朱东润、罗根泽的著作，认为“陈著”是以“求真的态度”，通过“纵的方式”对各时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作扼要的叙述，形成了“平正简要”的特点[8]。
这一时期对“陈著”的评论较三十年代之前，更为客观、中肯，为后世研究“陈著”提供了诸多借鉴。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沈达材以“史”的视角来肯定“陈著”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创之功，他认为当时中国不乏讲文学批评的书，也不缺文学批评家，更不是没有文学批评的资料可寻，只是还没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研究的人。但“陈著”梳理了从古代到今世的文学批评，便填补了中国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空白。
三、五十年代以后：从低谷转入反思
五十年代以后，“陈著”的研究由于政治上“左”的影响及之后的“”，进入研究低谷。改革开放后，随着批评史著作的层见叠出，以“学术史”的“史家眼光”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历程，便成为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陈著”作为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第一部文学批评史著作，自然也成为其不可逾越的一环，但大多是在评论其他著作中简单提及，未作过多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陈著”的评说，态度更趋辩证，视野也更开阔了，话语也更现代化了。学者们开始从学科建立的角度来体认“陈著”的价值，大致说来，或是从宏观角度概说“陈著”对学科建立的功过，如吴承学《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七卷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黄念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上）》（《荆楚理工学院学报》，第28卷）、叶辉《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纲》（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等；或是从微观上阐释“陈著”对批评史学科建立的贡献，有从中西融合的视角观照“陈著”，如刘绍瑾《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中的中西比较意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韦莉莉《缺席的在场――缺席的在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中的西方视野》（广州，暨南大学，2003）等，也有从“史”意识的自觉来审视“陈著”，如黄念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等。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专著中论及“陈著”，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陈著”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的开端”[9]，并从著书体例分析出陈钟凡从事批评史研究的“科学的态度”以及对魏晋六朝文论的重视。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分为大致相等的四个时期，将“陈著”归为批评史著作层见叠出的第二个25年，并从“正名”角度肯定了“陈著”作为批评史学科成立标志的重要性，点明其具有“开启现代学术思路的意义”[10]。李春青等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200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将“陈著”置于“大学学科制度的背景下”考察，指出“陈著”与陈钟凡任教东南大学国文系的教学经历密切相关，为追溯“陈著”肇端的原因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向度。蒋述卓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要从“陈著”对“文学”、“文学批评”的理解和“陈著”的特点、评价两方面来谈，并指出“陈著”在“铃木虎雄首度提出曹丕的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基础上重申文学批评“始于魏晋”、“起于建安”之论[11]。这为“陈著”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调，但却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陈著”做纵深挖掘，难免有缺憾之处。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从陈钟凡的学术经历、学科体系之初建和朱自清对“陈著”的评说三方面展开论述，并从研究方法、文献搜集整理、裁断史实的眼光、简约语言的批评特色及个案研究等方面分析“陈著”对学科建立的贡献。但该书着力于将“陈著”的诞生归于中山大学，难免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嫌。
因此，在当前“学科史”发展越来越受重视和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百年发展历程的重要时刻，我们切不可忽视其发端肇始之意义，更不可忽视以著述形态出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反，我们有必要仔细探索其何以肇端，在中西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文化语境下做了哪些尝试，其内在理路及架构是怎样的，有哪些学术创见与独特阐释，对后世中国古代文论的阐发与建构有怎样的影响，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有哪些启发，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
参考文献：
[1] 磊霞.谈陈钟凡先生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J].金陵周刊，1927（2）.
[2] 冷眼.断片：四、陈钟凡抄书都错[J].文学周报，1929（32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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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通.容旁观者说几句公道话么[J].文学周刊，19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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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达材.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J].图书评论.1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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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伦清.我所见到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J].浙江学报，1948（1）.
[9] 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20.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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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意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_语文论文
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6-12-1222:46:28人：yujklj68k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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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丽
[内容]
一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培养审美意识的教育。
中学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内容，其中美育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普遍的情形却是许多学校及教育工作者轻视甚至排斥美育，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或认为无须美育而人自能审美，或认为审美无关宏旨，因而美育无甚意义。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对美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加以讨论。
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还是艺术的客观事物，只要具有美的属性，都可以作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但是，人们并非天然地就能进行审美，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1）］客观存在的美，先天健全的器官，只是审美的客观条件和素质基础，主体不具备审美意识，审美仍无法进行。审美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人在生理心理素质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审美教育并在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的产物。由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培育形成“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客观美才能成为审美反映的对象，主客体之间才能构成审美关系。概而言之：人们要进行审美活动，必须具备审美意识，要具备审美意识，美育是必不可少的。
更深入地看，美育的必要性、重要性仍在于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认识与改造世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审美意识是审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心理根源。客观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属性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要掌握客观世界（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须相应地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式。审美方式就正是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诸种方式之一。它能使人“按照美的规律”［（3）］去认识、改造世界，而只有充分拥有和运用包括审美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才能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亦即恩格斯所说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4）］总之，无论是从掌握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言，审美掌握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既然如此，作为形成人的审美意识的必要条件的美育，当然就绝不应轻忽而应予以高度重视。
美育之重要，还在于它对其它各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德育、智育）有着促进作用。在这里，只侧重谈谈它对德育、智育的促进。
美育的内容是培养审美意识（美的观念），德育的内容是培养道德意识（善的观念），智育的内容是培育科学意识（真的观念），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科学意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育能够对德育、智育产生促进作用。
审美意识中渗透着科学意识。科学意识是求真：以概括、理知的形式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审美意识是求美：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美的属性。二者是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的；但是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着的，求美的审美意识必然是以对真的认识和把握为基础的。从最一般的如形色声动静等观念到人事景物情等理解，都是人们对事物的概括和理知的认识、把握，离开这种认识、把握，客观事物对于主体根本无美可言。我们对高山、大海的审美反映，就绝不只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渗透着一定的理性因素、具有对“真”的认识的性质的。特别是对社会美、艺术美的审美反映，更有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重要因素，如对，对《红楼梦》的审美反映，其中必包含有对特定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认识、了解，如果对此无科学的认识、把握，断不能对它们的重大审美意义产生敏锐的审美感知和深刻的审美理解。
审美意识中积淀着道德意识。当人在实践中掌握了客观世界规律（真），并运用于实践中时，便产生了道德意识（它是人对客观现实、实践活动是否合乎主观目的、需要的反映、认识，是一种社会功利观念），其后，才从中孕育出审美意识。因而，审美意识在产生之初是等同于道德意识的，客观事物的目的性就是善，也就是美。但是，审美意识一旦产生，就开始逐渐从道德意识中分化出来，相对独立地发展，以自己独特的似乎无功利的形式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可以“不顾任何实用的考虑而喜爱美的东西”。［（5）］然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与之根本无关甚或相反的东西，不可能被感受为美；所以，分化独立出来以后的审美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尽管可以不与个人当前的实用功利发生直接的联系，在根底里却仍然包含着社会功的利性质，潜隐着比个人直接功利目的远为深广的社会功利目的、需要。总之，相对独立的审美意识虽不等于道德意识，却必然包含着道德意识，只不过它有道德意识的内容和效能，是体现、实现于比较曲折间接的形式里而已。
审美意识中含有科学认识因素和伦理功能性质，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同时，当然就能间接地使人也得到一定的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培养。
综上所述，可见美育确实是不可缺少不容轻视的一种教育。
二
美育之必要、重要已毋庸置疑，问题的讨论便推进到：中学教育中如何实现美育？总的说来，美育应该且可以广泛地渗透到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乃至行政管理工作中，从而得到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体现。
在语文教学中实现美育，是语文教学应有之义，现行的《全日制中学语文大纲》就明确规定了语文教学目的应包括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观”，但认识仅止于此，无以理解它为何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要对此有透彻的理解、认识，必须对美育与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对语文教学实施、贯穿、强化美育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行性，予以探讨。
1．语文教学内容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决定了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必然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语文教学的过程必须贯穿美育，美育通过语文教学得以实现。
意识是存在的产物。没有审美对象的存在，绝无审美意识的产生。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6）］“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7）］培养审美意识的美育之实施、实现必须以审美对象为先决条件。而正是在这里，语文教学显示了实施美育的优越条件，为美育提供着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文学性既是语文教育的特征之一，又是语文教育的巨大优势。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80％的课文是中外文学名作佳作。文学是艺术美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的集中反映和形象表现。因此，文学正是绝佳的审美对象。其它非文学的议论文、说明文等，也都有一定的典范性，在思想内容、结构、手法、语言上有着美的品质，不失为审美的对象。由此可见，语文教材本身就是美的结晶，为美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同时，既然语文教材以美为其本质属性之一，因而语文教学就必须贯穿着美育。必须从审美入手，引导学生对课文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作出审美感知，进而作出审美的判断和评析，否则，学生一开始就会被阻隔于艺术形象之外，进入不了作品创造的艺术境界，当然也就不能体察作品意蕴和艺术特点，即使是进行主题分析归纳也很难，因为作品的主题是潜藏于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之中的。不作审美启发引导，只作理论性分析，只能是对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粗暴，至多只能完成一些知识性教学任务，其主题归纳、形象分析、特色指点等都必是隔靴搔痒、抽象空洞、硬性外加的东西，无以实现语文教学的文学感染、思想熏陶的功能。
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质的统一性，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乃是势之必然。
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优选途径。美育具有多端性，可以选择多种入手处进行美育。引导学生接触多彩多姿的大自然，使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得美的感染和熏陶；引导学生接触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使学生从社会美中去辨别善恶美丑，塑造美的心灵，都是美育的途径。但是，艺术美可以使学生集中地感知美、理解美、体验美，受到美的教育。在谈到社会生活美和文学艺术美时曾指出：“因为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8）］正因为如此，从艺术美入手去进行美育就能实施更高层次的美育，更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中学美育中，艺术美则是重要的审美对象，艺术学科的教学则是实施美育的便捷的途径。其中，语文教学以其课时多、内容广博的特点，自然地应成为实施美育的最佳手段和途径。
3．中学美育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能的重要渠道。中学教学的特殊性，中学生年龄、阅历、知识、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学不宜开设专门的美学理论课（即使是大学，也都是在较高年级才开设美学课程），中学美育的主要任务便只能交给艺术类学科去完成。音乐与美术当然是美育的基础课，且相当专业化，但是，这两门课程的学时实在太少（大多数高中取消了这两门课程），实难起到完成中学美育任务的主要作用。而语文是学生的主课，是学生接触量最多的学科（其学时占中学全部学科总数的30％），且其内容又集中了深广的美。语文教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切实而又有效地实施美育。
凡此种种，已足以证明：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语文教学是中学美育的重要途径。
三
语文教学中的美是丰富的，进行审美教育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根据语文科的特殊性和语文美育的实践经验，可侧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进行美育。
对于写作教学来说，议论文写作是写作的高级阶段。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我们应该进行适度的议论文写作，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从熟识类文体开始，何以这样说呢？
议论文是一种高级的文体，需要学生生活阅历的增长和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每个语文教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面向实际，和学生一起去分析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引领他们去发现那些看似平常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不易让人察觉的问题。需要教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将语文教学落到实处，将语言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是通过议论文这种文体来训练。我们的语文教学不缺乏思维的训练内容，但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没有根本改观，就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学陷入一种误区，把分析讲解作为教学的重点，很少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总结。我们的语文教学始终是教师掌控着课堂教学的过程，学生毫无主体性可言，学生被动的接受，没有主动的思考，自然难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另外，我们的语文教学就语文而语文，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一味的就文本而文本，没有能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这样难以使学生对文本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导致学生和文本之间的隔膜。因此，如果不结合实际进行语文教学，不结合实际进行语言训练，无论我们运用那种文体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都是苍白的，毫无意义的。改变教学方式，凸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那么这双发现美的眼睛究竟指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学生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能力，当然也包括逻辑思维能力。说，“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理解他，但是理解了的东西我们却能深刻的感觉它”。我们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学生一起在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在体验和感悟中生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训练学生敏锐的思维能力，训练出学生严密的思维能力。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才能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本质，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去锻炼，不断地在实践中去总结。我们需要将自己的思想的根须深入到生活的地下，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思维。如果我们停留在纸上，停留在生活的表面，那么，我们无论写什么文体，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需要我们每个语文教师好好思考。我们说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语文的实践性具体体现在语文的生活性上。学习文本，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习作家的思想，还需要学习作家思考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靠传授所能得到的，需要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历练，不断地去总结。所以，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我们都应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就本质上来说，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点。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早有论述。他在1923年就指出，语文说到底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的。语文就是要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离不开思维能力的发展的。这是由语言和思维的形式及内容这一关系决定的。
就学生的认识规律来说，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人的认识都要超越感性认识阶段而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人的认识的高级阶段。作为叙事文来说，学生要写作叙事文，他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感性思维，相反，他更多的需要理性认识。他仅仅对生活有感受，这还不足以激发他的写作动机，只有他超越自己的感性认识，把表现的生活现象提升到一个思想的高度来认识，从感性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观点的时候，他才能去创作作品。我们说作品的思路，其实就是作者逻辑思维的反映。同时，就叙事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逻辑思维在里面。事件顺序的安排，语言的调整等，这都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反映和思维水平的体现。学生在作文时所以出现词不达意，语序混乱等毛病，并不是因为学生的感性认识不足，而是学生的理性认识还不够。一个头脑清醒，思路畅通的人，他的文章的思路是清晰的，他的文章的思想是有高度的。所以，写叙事文并不一定就是不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相反，对中小学生来说，在形象思维的培养中渗透逻辑思维的培养，在形象思维发展的同时来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这才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符合语文学科的学科特点。
新课改提倡的研究性学习，我们认为，研究性学习不仅仅是要学生得出结论，重要的还是要学生通过研究的过程，体验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感悟研究性学习的乐趣。研究性学习要得出结论，要推导，要概括，但是这些是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就语文教学来说，任何理性认识都是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的。我们应该让学生写一些研究报告，研究论文等。但是，我们同样也应该让学生写叙事文，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体验到写作的艰辛，学生才能感受到文章里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并把这些化为自己的血肉。枯燥的议论文提不起学生的写作兴趣，不是因为学生不会写，而是学生的思想认识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所以，他们才不可能去写作。思想认识提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语文说到底还是要提高学生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能力。当前，人文论的泛滥，许多教师有一种倾向和错误的认识，认为新课改不需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更多的倾向于让学生去感悟、体验，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语文教学的根本，忘记了体验感悟之后的认识的升华。使得语文教学停留在表面，学生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其实人文论者并没有否定理性认识，人文论者是要求语文教师更多的注意语文学科的学科特点，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语文教学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学习，通过语言和文字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从低年级起就进行写作训练，这种训练看起来是叙事训练，但其实质还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过程。任何学科都有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不同之处是语文是人文性很强的课程，语言性即是语言文字性，又是人文性，两者的结合才构成语文教育的全部。就研究性学习来说，语文教学的研究性首先是从感悟和体验入手，是感性和理性的充分结合。学生思维的培养不是通过议论文的写作来培养，而是贯穿在语文学习的全过程中。当前的高中新课改，改掉的不是文体写作的顺序，而是语文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是被动接受学习的习惯，是教师无休止的讲解和学生无休止的做一些无用的作业。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语文说到底还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可见，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本质特征。我们的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都应该贯穿思维能力的培养，还语文教学的本来面目。
对一个作品来说它既是思想的，又是形象的。也就是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意味说穿了就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因此，我们认为，语文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对的，但是将议论文作为一种主要的文体让中小学生来学习，这似乎有点偏颇。我们认为，语文学习要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把握语文学习的特点。语文的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是形象化的，情感化的，而不是严密的逻辑化的。因此，写作教学不应该从议论文开始。
（周得岚 甘肃省山丹县陈户中心校 734100）
[关键词]文学理论 实践教学模式 高校
[作者简介]巩巧梅（1970- ），女，甘肃武山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研究。（甘肃 合作 7470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165-02
一、文学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所谓实践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活动。它通常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总体素质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①实践教学在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基础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基于面向社会服务的职业需求。在理工科院校、高职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具体实践操作学习并掌握某项技能，所以，实践教学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而是职业准备前的必要的教学手段。《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司[1998]33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教学大纲的内容应包括本课程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基本要求、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学时分配及必要的说明等部分。”特别是《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本科精品课程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公布以来，各高校在教学计划修订与课程建设中，都加强了实践教学，并在实践教学法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改革。
在师范类本科院校中，宏观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毕业论文要求、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微观的改革（指各门课程）主要体现在学生自主思维的培养、启发式教学、作业布置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除了以实践性为主的课程及含实践性的课程外，一些理论性很强的课程也开始了各种实践教学的探索，目标便是“因材施教”“学以贯通”。“文学理论”是全国所有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因其理论的抽象和庞杂往往造成学生理解的困惑，古今中外观点的碰撞、概念繁多、流派纷呈、风格不一而足，从理论到理论的讲述使师生沉陷于理论的泥潭无力自拔，而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讲授中，常常忽略了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导致学生不会使用所学理论分析各类文艺现象。为了加强学生对各类文艺现象的感性把握，加深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各高校教师把解决的重点都放在了教学方法的探索上，分别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加强“实践”环节。
北师大主要采取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组织讨论、作业方式等，课堂讲授注重知识传授和原理讲解，主要包括课堂讲授、讲解、名家讲座；组织讨论侧重加强学生理解和拓展研究，主要包括讨论、答疑、课后读书报告；作业方式关注学生知识扩展和思想创新，主要包括随堂论文、文艺现象讨论、专题小报告和综合考试。湖南师范大学的改革为传授知识与传授掌握知识的方法并重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采用启发式、问题教学法、理论和事例结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课堂、名家讲座、增开选修课等方式。扬州大学有阅读经典名著、写读书笔记、观摩经典影视、讨论、辩论、演讲、写小论文、文学创作、自办文学刊物等实践环节，同时，本课程体系的相关课程也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例如，“文艺社会学”课有社会调查、数字统计、量化分析等实践环节；“文艺心理学”有心理调查、作品心理分析、心理测试等实践内容。广西师大在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更多地向现代教学方法发展，除采用讨论式、座谈式、对话式的互动式教学方法外，还观摩教学录像和经典影视片；除采用作业、课程论文方式检查和促进学生的学习之外，还注重多媒体教学资料和影视教学资料库的建设。厦门大学的教学以讲授为主，兼以课堂讨论及文学评论写作的训练，以此逐步增进学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兴趣。
理论回归实践是一种必然。虽然每个高校采取了多种教学手段把理论引向现实，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回归后的理论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实际的情形是，用理论阐释理论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用西方先进的理论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做法仍旧是研究文学理论及文学现象的主要途径。而最突出的问题是师范院校在文学理论的培养上完全忽略了人才培养目标，理论研究的方法不能让学生站在中学的讲台上用理论的知识去解读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
二、文学理论课“一套两线”的实践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不能把“实践教学”简单理解为“就是除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教学环节，包括教学计划之内的课上实践教学、技能训练、综合实训、见习和实习等，也包括学生的第二课堂、毕业设计、学生军训、公益性劳动课、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也不能在方法上单一地认为是“由原来以教师为主体转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在途径上，改变了理论教学灌输式教学，使学生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感悟”②。事实上，在本科教学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讲座和研讨并不能解决文学理论的困惑，对学生欣赏、分析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不会有大幅提升；而如教材上作品的分析印证理论的做法，教条又牵强附会；试讲或实习等也不能解决某一门课程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就某一门课程而言开展的实践教学，一定要紧贴课程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设计，同理论建构的体系一样，实践教学也应该有一套体系。
为此，作者针对文学概论教学，探索了“一套两线”的连贯的、既紧贴理论教学又能逐步提升学生鉴赏水平的实践教学模式体系，既有益于培养学生一定的欣赏、分析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捕捉美感的能力，以及独立分析文艺问题的能力，更有益于学生将来从事语文教学对文章的把握和解析。“一套两线”是指一套体系，两线并进。一条线突出教学改革实践，一条线是为改革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
1.教学改革方面。改变纯粹的理论式教学，分“理论讲解”和“理论指导实践”两步走，使学生在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后，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和抒情的技巧和风格特征等，除了采用写小论文、读书指导、学生助讲、专题讲座等较为普遍的实践探索模式之外，依据文学理论包括的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构成论、文学接受论四部分不同内容及教学目标、学生实际，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实践教学设计：（1）在“文学本质论”部分，采取撰写读书报告、理论学习心得、读书心得等实践形式，让学生在思考、了解、体会、感悟中认识和把握理论，目的是打好理论基础，主要采用讲解、示范和引导的方法。（2）在“文学创造论”中，采用“模拟创作并附创作体会”的实践模式，从而把握“文学创造是以真、善、美为内涵的审美价值追求”，主要采用参与式的教学方法。（3）在“作品构成论”中，由于内容多，类别多，层次多，前后内容看似分离，面对作品分析又要做到整合，所以设计“课外分组分题研讨”的模式，以期全面掌握理论，拓展思维，主要采用例举法。（4）在“文学接受论”中，学生是读者，是鉴赏的主体，为突出鉴赏的个性和多样性，采取“鉴赏交流”模式，分层次、分阶段，以循序渐进为原则，逐步提升学生分析、评论作品的能力和水平，主要采用“人生体验”学习法。特别是在“文学接受论”中，不仅仅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反复阅读、欣赏、分析和评论，使学生捕捉自我的“接受心境”，感受共鸣、净化、领悟、延留等接受中的审美，以便了解对象并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合理布局、力求创见地开展文学批评实践，更重要的是，这一部分是检验学生对文学的基本原理综合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所以在鉴赏交流中，设计交流话题非常关键。
2.实践平台方面。（1）以审美教育为“纲”，各相关课程教学为“目”，有关文学审美的相关理论，在学科联系中得到综合和提升，它主要的作用在于消除文学理论的“孤立性”，在综合学习和理论的应用中让学生充分体会课程与课程、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理论类课程的审美理论应用到文学类课程，文学类课程的审美理论应用和审美素养的培养拓展到实际生活之中，生活中审美素养的践行又可以提升文学审美和审美理论，这样各个学科便因着一个共同培养目标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2）在写作和经典阅读中感悟有关文学的特点、特性，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创作与阅读作品的选择，在个人的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思考文学现象，加深对文学现象层面的理解。
三、“一套两线”的实践教学模式实施需注意的问题
如何加强和其他课程、学科的联系？怎么安排写作计划、阅读计划？怎么把这些问题统筹起来形成一套可以操作又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而为文学理论主体教学服务，为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鉴赏、分析服务，是文学理论实践教学必须思考的问题。所有问题围绕课堂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即沿着“阅读引导―参与写作―问题讨论―鉴赏交流”的线索设计。
前两个阶段结合文学本质论和创作论的学习，同时，配合“中国现代文学”和“基础写作”两门课程，在阅读引导方面，先安排中国现代经典作品的阅读，再安排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在课堂内容的讲解和文学现象的分析中，除涉及的必要的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外，更多侧重于中国现代经典作品以及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有关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等；在参与写作环节，仍然重点结合“文学的审美意识双重属性”和“文学的创作过程”，引导学生写一些描写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境遇的诗文。后两个阶段结合文学构成论和接受论的学习，但仍然需要“阅读引导”，不同的是在第一阶段经典作品阅读的基础上，挑重点安排“分类阅读”，“类”不必多，两种就行，一种是按照体裁划分分类阅读，一种是按照“现实型”“理想型”“象征型”等三种类型形态分类阅读，在学习相应的文学理论的同时要求学生结合自己所读的作品归纳总结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在理论的基础上，再进行阅读欣赏、展开批评。这个阶段的“写作”主要在于检验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内容以分析问题和客观评价文学现象为主。这套文学理论实践教学体系的施行不仅培养了学生一定的欣赏、分析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捕捉美感的能力，以及独立分析文艺问题的能力，而且对前面的理论学习起到了复习、再把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加强了理论的应用性。各个院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培养特点等自主选择设计实践内容，但肯定不能偏离文学理论的四项基本任务。
四、结语
就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而言，实践教学的难度和所花费的心血远远超出理论教学，但是，在文学创作千变万化的背景下，在中西理论混杂中依然在探索发展的中国文论必将走向回归现实的道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守森教授指出：“当前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目的有些模糊，大学生对学习文论课普遍缺乏兴趣，当代作家创作与文学理论完全脱节，当代艺术限于所谓‘大众传媒’的假象而情感泛滥，缺乏理性精神。因此，文学批评与理论界应回到当下现实语境，更多发出清醒的声音。”③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是为中小学培养师资，课程的教学要为将来的教学服务，“教”与“学”最终都应体现在“用”上，因此，各高校探索必要的实践教学势在必行。
[注释]
①何法宣.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学理论，2010（31）：327.
一、建安七子关键词研究过程
由于研究目的是研究建安七子，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为了便于通过词语分析建安七子的主要。思想，特采用建安七子创作原文和译文统一进行。关键词和共现研究。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V2013 , Ucinet6和Netdraw软件进行图表及可视化。的分析，以便于更准确和全面地把握建安七子的。创作思想。
二、建安七子关键词及共现分析与研究热点分析
(一)建安七子与曹王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曹王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8篇。建安时期，我国占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作繁荣。成就突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出三曹(曹操。曹王。曹植)以。外，当首推曹王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七子，。即孔融。陈琳。土粟。徐干。阮璃。应场。刘祯七人，。世称建安七子。
曹王，在取得继承权之后，随时都以副君的。身份对待魏国的臣僚，包括建安七子在内，不讲。究辈分大小;也不讲究宾朋的礼仪，甚至以国君。自居，心目中连父亲曹操都没有了。从曹王与吴。质的往来书信中就可以看出: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昔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
曹王在《与吴质书》有这样的记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口游处，行则连舆，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筋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己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在曹王眼中，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邺卜生。活是美好的，是因为除了享受美酒佳肴之外，还。可以妙思六经高谈娱心仰而赋诗等，文学。娱乐活动较为丰富，然而在瘟疫之后，建安七子。中五子病逝，曹王怀念的这种诗酒宴会却无法再。现了。
(二)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0篇。《典论论文》是。中国占代文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占今论之者甚。多。曹王《典论论文》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的新的看法，这部著作开创了中国占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新时期，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
曹王在《典论论文》写道:土璨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璨之匹也。如璨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危。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铸也。
从以上曹王对七子的评论，可见他所说的各。有所长，难可兼擅，是至当之论。他同七子虽是文。友，交往又洽，但对他们的长处固然一一称道，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也丝毫不加掩饰。这的确开了。文学批评的良好风气，对后世文学批评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三)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43篇。建安七子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如同许多二。三流作家一样，他。们在文学史论著中，常被安排在次要的陪衬地。位，很少被当做重点研究的对象。有些学者将。七子视为三曹的附庸品。
有的文学史虽然没有给七子给予高评价，。但是仍能从正面肯定其价值。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写道:由民歌而成为文人的作品，。这风气的做成，七子是当然很有力量，不只是。三。曹称功而己。至于他们的散文，渐启六朝排偶的。习尚。陆侃如。冯沉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将。一七子除孔融以外的六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刘。祯。土粟，这二人的诗在七子中最佳;第二组是。徐干。陈琳，二人各有一两篇脍炙人口的杰作;第。三组是阮璃。应场，成就最低。
七子同三曹一样同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
在诗歌方面，七子的四言诗虽然并不出。彩，但五言诗写得比较成熟。文人写作五言诗，自。班固尝试以来，只有百年的历史，而且直到《占。诗》出现，才在立意谋篇。结局措辞上显示了较大。的进步。七子的优秀五言诗比起《占诗》来，艺。术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七子作品跌宕起。伏，富于变化，在感情表现上比较丰富，对五言诗。发展做出了推动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