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6 23:29: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图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基本概况
目前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共购置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矿业工程数字图书馆3个中文电子图书，在此分别对它们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3个电子图书系统中，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和超星数字图书馆收录的范围比较广泛，覆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业技术等各个领域，但在2个系统中被收录的比重又各有不同，矿业工程数字图书馆是针对西安科技大学地矿特色鲜明而购置的专业数字图书馆，它侧重矿业工程及相关类图书的收录。
1．2年使用情况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12月，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购进的书生电子图书101081种、矿业工程电子图书16143种、超星电子图书91266种统计数据为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2010年1月～2013年12月4年的电子图书阅读下载量。在近4年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使用过程中，书生电子图书阅读下载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从2010年书生阅读下载量是矿业工程阅读下载量的2倍，到2011年书生和矿业工程阅读下载量基本持平，而到2012年矿业工程阅读下载量反超书生，几乎是书生阅读下载量的2倍，超星虽然是2012年新增的电子图书，但从2012年10个月的阅读下载情况看，仅略低于矿业工程，而远高于书生，超星电子书2013年的阅读下载量完全超过书生和矿业工程。分析其具体原因如下：首先，2008年年底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始陆续采购电子图书，最先试用的是书生电子图书，2009年年底才购进矿业工程数字图书馆，所以全校师生最先接触、使用和熟悉的便是书生，在2010年全年的阅读下载量统计中，书生远远高于矿业工程；其次，虽然购进的书生电子图书数量远远高于矿业工程电子图书，但矿业工程电子图书的内容主要是与本校学科特色相吻合的专业图书，加之高校图书馆的读者主要是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随着读者对矿业工程数字图书馆的逐步了解，无论是撰写学位论文，还是完成科研项目，需要借助大量专业书籍的帮助，在这些方面，矿业工程的优势是书生所无法匹敌的；最后，超星是三种电子图书中唯一一个每年都及时更新图书数据的，它的优势在于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书，而书生和矿业工程所收录的基本是2007年以前的书，在时效性方面超星要优于书生和矿业工程。
1．3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2013年12月11日～31日期间，在网上开展了电子图书读者满意度调查，共收回116份有效电子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是否了解电子图书及了解的途径、电子图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对电子图书的意见和建议等几个方面。通过统计调查问卷，得到以下结果：97％的被调查者身份是本科生，62％的读者是通过图书馆网站了解到电子图书的，有67％的被调查者使用电子图书的原因是用于教学参考，有53％的被调查者对电子图书的了解程度为一般，仅有20％的读者了解电子资源，经常使用电子图书的人数仅占15％，认为电子图书能够满足需求的仅占32％，能够熟练使用电子图书的仅占23％。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最大的电子图书使用群体为本科生，而他们阅读电子图书的主要目的为学习参考，仍有近三成的读者不了解图书馆购买的电子图书，在电子图书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人很少，相当多的被调查认为目前现有的电子图书不能满足他们的使用需求；同时，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电子图书的查询、阅读和下载方法。被调查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总结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认为电子图书种类不够丰富，希望多采购管理类、文学类电子图书；②对电子图书的使用方法不够清楚，希望图书馆能多组织讲座培训，增加读者对电子图书使用方法的了解；③更新不及时，特别是理工科技术类的图书，希望能更新快一些，满足读者对新技术的学习和认知。
2提高电子图书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2．1制定科学的馆藏发展策略，合理建设电子图书资源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都是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用户阅读习惯等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纸本图书的采购量都应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但是，随着电子书产业的发展，图书馆也看到了电子图书在未来发展的前景，在采购图书资源时，应该注意二者的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在目前，中文电子图书比纸本价格低很多的情况下，可将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同种电子图书的采购，减少纸本副本的购买量。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又可以提高电子图书的利用率。
2．2引进新型电子阅读终端，开通移动图书馆服务
面对移动阅读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界必须引进先进的电子阅读器，吸引读者到馆借阅，从而提高读者对馆藏电子图书的知晓度。手机阅读具有社会性、交互性、个性化等特征和优势，高校图书馆应该在大学生群体中积极推广手机阅读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促成新的阅读载体，新的阅读形式层出不穷，图书馆应不断摸索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提高读者服务满意度，提高馆藏利用率。
2．3统一电子书检索平台
从读者调查问卷读者建议看，电子图书使用不方便也是主要影响读者利用电子图书的因素之一。目前，图书馆将电子图书作为电子资源，普遍只是在电子资源栏目列出电子图书的链接，书目查询系统一般只提供纸本馆藏的情况，这种将电子图书和印刷型图书分开揭示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子图书的利用。图书馆可以考虑将电子图书的链接整合在书目检索系统中，方便读者在书目检索系统检索时在一个检索平台就可了解不同馆藏形式，这样既丰富了书目系统的内容，又便于提高电子图书的馆藏利用率。
3结束语
苏秦苦读寒窗而说服六国；秦皇并吞天下而雄视八荒；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邦威加海内、风起云扬；司马迁隐忍而成史家绝唱；唐太宗武功文治而定国安邦……或纵横捭阖、立言开疆；或泽被四方，功延后世……皆名垂青史。而冠军登上领奖台，宇航员胜利归来，科学家的成就，企业家的风采……功成名就、事业有成，令人扬眉吐气。
然而，人生不会总是欢声笑语，事业总要面对成功与败绩。成功，会使人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失败，也叫人警醒发愤、砥砺坚毅。曹沫不死三败之辱，竟挟齐桓而讨回失地；楚汉争雄，高祖屡败，终于凭坚忍打败项羽；李时珍三考落第而学医，31年著成《本草纲目》；诺贝尔成为“炸药之父”，是从火光血色中站起；还有爱迪生的两千项发明……失败孕育着成功——而成功有时也需忍辱负重。勾践卧薪尝胆，而复国雪耻；范雎被尿辱厕，竟取秦相；韩信忍辱胯下，终立功名……如此之类。
因此，惊慕成功，须知胜利背后的艰辛；遭逢失败，应见风雨之中的彩虹。挫折与失败，也是宝贵财富，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经历，人也需要在失败中历练，在风雨中成长。
能够直面失败、坚韧不拔者，就可以赢；不能戒骄守成、谦虚谨慎者，则必将输。关羽战功显赫，因刚愎自用而身首异处，有辱声名；李自成不能约束、或骄乱，坐京城不过百日光景；杨秀清自居功高，祸及九族，令人心痛……而鲁仲连高风亮节，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苏武忠节，饮雪吞毡、白发归汉至朝野轰动；郭子仪功高自束而善始善终；常胜自谦而倍受钦敬；爱因斯坦则泰然面对赞颂……此皆高山景行。
成功只能代表着过去，荣誉也只是对付出的一种肯定。我们不能高枕于成功之榻，而飘飘欲仙；也不能沉沦于失败之地，而自暴自弃。如此等等，借丰实的事例论说成败利弊，就较为雄辩有力。不只于此，我（本文第一作者）平时也常凭此进行理性教育，重事实，有故事，讲逻辑以论证析理。并坚信：倘能循循善诱地引领——潜移默化，学生的心智就能得以不断滋养，就可能保证其精神健康成长——在他们感兴趣的、有具体榜样的故事中成长。
由此我们想，倘教师学而不厌，占有大量故事，学生也爱阅读，那么，不但施教化会游刃有余，引证可以信手拈来，学生也可实现自我教育，并能彼此共振、心灵相通。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点。
一、 教师要有内涵
物欲横流，网络世界万象纷呈，已令人眼花缭乱，人们也会因此变得浮躁肤浅。有部分教师，为教学忙，为补课辅导办班忙，为生活忙，还要上网，不肯或没有空暇潜心阅读，因而文化底蕴已经感到不足。由于缺少文化内涵，施教化则捉襟见肘，乃至于往往理屈词穷、斯文扫地。
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教师的修养学识代表着教化功力。除了历练，主要靠阅读积累。我虽微不足道，当初曾有生不逢时之慨，却对书籍情有独钟，读来受益匪浅。小说之引人入胜，戏剧之荡气回肠；诗歌悦耳铿锵，政论雄辩而恣肆；散文形散神聚，骈赋严整而音韵洪亮；哲理旨意深邃，耐人回味；传记辞约而精，读而知得失兴替……而“诸子百家”，自是风格各异。
我从小学开始就渴望读书，《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大名著、历代演义、外国小说、戏剧，乃至“阅读与欣赏”、“文章解析”之类，读来如获至宝；初高中的文言文精读过三遍，自学了“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优秀诗文必欲背诵以为快，而对于古诗文的涉猎、精读与背诵，则坚持至今。每逢假期，不读、背、或写点东西，便不踏实。如《古文观止》《三国志》《史记》《吕氏春秋》《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文赋》《文心雕龙》等，也偏爱有加。而如“论点论据大全”之类，则读了多个版本。积累多了点，施教化与写东西也常觉成竹在胸，我——及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也将近60篇，这自然得益于阅读、背诵之功。而现在的——尤其是年轻教师，风华正茂而天资颖异，倘能潜心读书，博观约取，必能厚实积淀，丰富内涵，修得教化真功。
二、学生要有书读，能够喜欢阅读
由于时下片面地盯着成绩，还要各种教辅，已使学生不堪重负；现代信息又光怪陆离，也会使之目眩神迷 ……学生已是应接不暇。而在乡村，图书又极缺乏，学生几乎无课外书可读，思想苍白，积累不足，倘不添置及大力激励阅读，仅靠课本有限的几篇文章，而谈什么底蕴，岂非缘木求鱼！阅读志趣更是无从谈起，还指望什么厚积薄发！所以，务要保证学生有书可读，并引领学生渐渐喜欢阅读。
三、管理者应建立鼓励阅读机制
要厚实文化与思想积累，提升品位，就要使师生生成动机阅读而如饥似渴。那么，就当提供各种有益图书，建立鼓励阅读机制。可定期开展读书研讨活动：包括读书论坛、学习心得交流会、读书研讨会等；可定期举办相关知识竞赛及背诵比赛，或评选年度读书人物；还可鼓励教师发表读书心得乃至教育科研论文等，由写知困而促读；还须设立各种奖项以激励。总之，要搭建平台，给予展示机会，让师生都获得一种认同感、成就感。
关键词 高职院校图书馆 阅读危机 服务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8.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2.082
Abstract College libraries are beset by the crises of service and read. The purpose of this easy is solving the problems，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librar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these issues， the service providing by assistants in libraries， and exploring the service strategies about those libraries.
Keywords college libraries； reading crisis； service strategies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人均每年阅读图书仅为4.39本，远低于韩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官方数据调查显示，全球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年读书64本。中国13亿人口，教科书除外，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1本。阅读危机在中国已然成为事实。
作为高职院校也不例外，阅读危机非常醒目：青年阅读群体缺失，功利性阅读日益加剧，电子阅读带来的“浅阅读”泛滥……高职院校图书馆加强服务迫在眉睫。
1 破解――高职院校阅读危机的生成
1.1 学生阅读动力不足
高职院校学生大多基础起点偏低，年龄偏小，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懒散松懈，普遍具有惰性强，求知欲不高，贪玩的特点。造成主动学习动力下降、阅读积极性不高。
以鄂尔多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鄂职院）图书馆为例，2014年9月开馆，阅览室1400多个座位，开馆12个月中，到馆借书的读者平均每日占10%～13%，专业书刊借阅率仅占1.7%～2%。多数学生不了解图书馆数字资源，更不会使用数字资源。而大学图书馆情况截然不同。以厦门大学为例，每天到^借书的学生高达87%至90.8%，并且以专业书刊借阅为主。由此可见，高职院校阅读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阅读动力不足。
1.2 学生无目的“浅阅读”
以鄂职院为例，多数学生进入图书馆都属无目的浏览。在教室和宿舍里，90%的上网者都在玩游戏、看影视。阅读危机的产生离不开大背景，有专家分析，多数人上网无规划，浅尝辄止，并无实质性收获，与自己的人生规划、专业素养提升更无瓜葛。这种毫无目的的浅阅读方式，与传统的选择性阅读有着巨大冲突，但又势必与传统阅读争夺了阅读市场，降低了读者对图书馆的依存度。
1.3 教师科研压力小
高职院校具有高级职称的人相对较少，科研工作压力小，也制约了教师的阅读行为。以鄂职院为例，2009年至今，科研工作获批准立项国家级、地厅级以上项目19项；获省部级、地厅级科研成果奖励20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出版著作、规划教材27部；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对于低职称教师而言，由于工作年限短，职称评聘资格又不够，缺乏主动承担科研工作的意识，能主动进行有效阅读，利用图书馆数据库资源的人便很少。而其他大学利用图书馆数据库资源的情况则是另一番情景。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教师的科研工作量非常繁重，“十一五”以来，学校共承担国家级课题200余项，省部级课题500余项，厅局级课题340余项，纵向课题1391项，横向课题180项。出版学术专著6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8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20余项，申请专利30余项。
2 明析――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服务现状
2.1 服务的含义
马克思这样定义“服务”：“服务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现代汉语词典中认为服务就是为集体或别人利益或为某种事业而工作。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提供图书馆的使用价值，比如借书还书，提供书目和内容简介等， 是图书馆的常规服务。而更深层的服务则是“伸出双手”服务读者，即主动服务读者所需。
2.2 馆员服务信心受挫
日复一日重复从事借还书工作， 使部分馆员产生了职业倦怠，进而影响了服务质量。加之阅读人群的盲目性、娱乐性以及阅读积极性的缺失，也挫伤了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图书馆成为大家眼中的摆设，不能被读者认可，图书馆的功能受到质疑。
2.3 馆员队伍结构不合理
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具有图书馆知识背景，又精通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人员寥寥无几，图书馆员队伍构成表现出不科学、不系统、不专业等问题。数据库资源更新、整合不及时，自身对如何有效利用数据库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无法为读者进行有效咨询与帮助。馆员学科背景与学校专业设置不匹配，深层次教学科研服务无法展开，馆员与师生互不理睬，导致读者离图书馆越来越远。
2.4 工作效率不高
队伍结构不合理，导致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很难应对日益增长的教学科研发展需要。而低效率服务也会使馆员产生职业倦怠，工作效率低下，进而形成无服务的恶性循环。
3 构建――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策略
3.1 建设结构合理的服务团队
打造结构合理的优质服务团队，是图书馆建设的关键目标。高职院校要从顶层制度设计上革新观念，馆员首先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强烈的责任意识。在人员配置上，首先应该选拔具有图书情报知识业务背景和学校设置的专业知识背景的相关人员，组成图书馆服务团队，这是提高图书馆服务能力的基本保障。失去高素质的队伍，就等于失去了服务根基。
3.2 加强服务资源的吸引力
图书馆是否有吸引力，关键因素还在于拥有的资源是否具有诱惑力，有足够的理由让读者愿意来，喜欢来，使服务有效化。首先就在于宣导，还在于需求。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如何让书与读者真正实现零距离接触，必须让读者自己去选择想看的书，想要的资源，“你选书，我买单”，同时做好导读宣传。图书馆有资源，并且是你想要的资源，才会构成吸引力，读者才会来。
3.3 变革服务方式
如果说资源是图书馆的华美外衣，那么服务便是图书馆的内在灵魂。离开灵魂的美，华美的外衣只是标签。据权威调查显示：图书馆服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建筑设施，也不是信息资源，而是人――图书馆员，占75%。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高职院校图书馆必须借助网络平台行销自己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实质。馆员服务，成为图书馆最具竞争力的砝码。因此，变革服务理念与方式成为当务之急。馆员在工作方式上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服务内容多元化，为师生推送阅读平台、点对点的专业教学、科研相关资源信息、热点畅销等服务。不仅在常规中满足读者的基本需求，在平时的咨询工作中更应树立知性馆员形象，引导学生驾驭知识，培养大学生对信息的分析选择能力，不要成为信息的奴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服务品位。
3.4 承担教育责任
“图书馆即是教育”。图书馆的功能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资源的使用上，更应体现出精神的陶冶和终极人文关怀上来。了解读者的真正需求，尤其是心灵的需求，也同时是图书馆的育人职责。例如对刚入学的高职大学生来说，一切充满了新鲜感，但相ψ杂傻拇笱Щ肪秤秩盟们倍感迷茫困惑，如何面对大学？如何规划大学生活？如何交友？诸如此类问题，图书馆即可举办相关讲座，为青年大学生导航，而不仅仅只是提供一些书目或内容简介，要有勇气直接进行知识输出，真正体现出图书馆的教育价值。
3.5 拓展实践活动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让图书馆成为快乐美好的天堂，精心策划丰富多彩、契合学生心灵需求的文化活动，让学生通过多种实践活动体会到知识的意义并努力提升综合素质，如微信、微文采撷大赛、经典美文朗诵赛、大学生焦点生活辩论赛、读书论坛、与大师对话等活动，让学生走进图书馆，师生在丰富多彩的互动中加深感情，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绘本创作；初中美术教育
在今天的幼儿教育中，图片往往和文字相结合，看图识字、看图说话、看图写字是十分重要的启蒙教育方式。而绘本作为一种文本、插图、设计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是一份有关社会、文化、历史的文献，是孩子的一次经历旅行。绘本关键取决于插图和文本的互动、对面两页纸的同时呈现，以及翻页制造的戏剧性效果。[1]可见，绘本是依靠视觉图像、文字语言的相互关系来起到故事叙述的作用的，它是具有故事性及连续性的独特艺术形式。其创作主要通过视觉图像、文字语言、文字和页面排版设计。在现今社会中，时代精神和社会文明赋予了绘本全新的创作理念。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电脑的普及和多媒体的发展，绘本有了新的构图风格。
绘本是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来讲故事，或用纯图像来描绘故事，传递知识、概念、想法。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书籍形式，绘本与连环画、插画书、漫画书等其他图画书最大的区别在于――绘本“画中有话”或是“话中有画”。不论从意义上或实际运用上，绘本都给人更加精致细腻的艺术感受。
1 国外研究现状
日本绘本教父在《我的图画书论》中认为，绘本不仅仅是“文+图”，而应该是“文X图”。绘本需要从文字、绘画、制书等综合角度来考虑创作，并强调图画的衔接、故事的文字表现密度与插图的关系。[2]佩瑞・诺德曼的《关于图画的词――儿童绘本的叙事艺术》和莫莉・班的《图画・话图》主要侧重绘本图画的叙事性，而大卫・莱维斯的《图像文本：阅读最新的绘本》和戴・凯伦的《阅读图画书的挑战风格》论文主要对绘本的风格多样性进行了阐述。WH Chou在《和孩子一起睡：重要的睡前图画故事》论文中认为，绘本应该在亲子阅读中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国外对绘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绘本的特点、图文关系以及亲子阅读方面，在绘本教学方面的研究十分少见。
2 国内研究现状
陈晖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在图画书的讲读艺术》一书中指出，绘本是一种专为儿童设计，依靠一连串图画和为数不多的文字结合，或者完全没有文字，全靠图画来传递信息、讲故事的图书，强调了绘本中图画的叙述作用，并对绘本的艺术构成及讲读原则进行了分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的作者彭懿则认为，“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的合奏”。[2]在该书中，彭懿对绘本的组成部分封面、环衬、内页、正文和封底进行分析，同时对图画与文字的关系、细节、节奏、媒材技法、艺术风格等内容作了详细分析，为我们了解如何阅读绘本提供了指导。
国内的绘本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当属中国台湾。我国台湾地区对儿童绘本的阅读、创作研究已有近20年的历史，因此台湾绘本的发展相较大陆更为成熟，风格、形式也更为多样。例如，方素珍的《我有友情要出租》《妈妈心・妈妈树》《萤火虫去许愿》《明天要远足》等，主要从儿童的角度进行创作，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台湾“绘本教父”的《请到我家乡来》是一本兼具优美文学、地理见识、艺术眼光的知识性绘本，里面介绍了五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风貌民情，不仅带领读者体验了世界的辽阔和多元文化之美，还传达了开放、热情、包容的世界观。几米的绘本大多以都市生活的感受进行创作，开创了成人绘本的新形式，不再把绘本当做是儿童专用，兴起了绘本创作风潮。《向左走，向右走》表现的是都市爱情，在迎合读者、愉悦身心、心理减压的同时，还有利于爱情价值观的培养；《微笑的鱼》表现的是自己对曾经那段病痛经历的精神意义上的告别，不仅是一种励志，还有对生命的热爱。由此可见，台湾绘本创作在主题、题材选取上贴近社会生活。
近几年来，我国对绘本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视，而大陆原创绘本发展也很迅速。例如，《中国绘本系列》这一绘本系列大都以中国传统故事为蓝本，以传统国画绘制技法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可记忆的中国”，其中的《兔儿爷》《小石狮》《灶王爷》和《年》等浓缩中华文化图像符号的作品都是优秀代表。
3 初中生绘本阅读分析
3.1 初中生角度的绘本阅读
现今的绘本中，有从儿童或是学生角度创作的，也有从成年人角度创作的；有从儿童读者的视角画的，也有从成年人的立场上来讲述的。在考虑绘本的时候，首先要选择那些真正理解儿童的世界、用儿童的想法和心情画出来的书。换句话说，不是儿童被动接受的绘本，而是儿童怀着“呵，这是我的世界”的亲切心情，“能够走进的世界”的书。当然，不是说只要儿童能进入的绘本就是好书，作品要有明确的主题――作者独立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作者能充分地讲述自己想说的事情。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登场人物的举动，要使进入到故事世界的孩子们完全能够接受。[3]
3.2 初中生绘本与成年人绘本的关系
目前，我国市面上的绘本仍以儿童绘本为主。绘本非常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儿童读者，但也造成了长期以来绘本被误认为是只适合儿童阅读的读物的现象。其涵盖了丰富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孩子们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包括他们的想象、观察、认知、情绪、情感、逻辑、心灵、道德、伦理等要素。传达愉悦的、励志的、温暖的、乐观的世界给孩子们，并通过故事剧情阅读、人物了解，使孩子们产生认同感、情绪共鸣，进而陶冶儿童的性情，培养儿童的多元智能。
成人绘本，顾名思义，阅读对象为成年人，首先由台湾出版商提出。它用非常感性的语言、颜色和形象来讲故事，所表达的情绪和内涵只有成人才能领悟或感兴趣，儿童则不易读懂。[4]它不同于儿童绘本童稚而天真的眼光，而是在观察、洞悉人和周围世界时注入了更多理性、成熟的眼光。它没有具体的主题，却又带有儿童绘本的纯真和诗意。成人绘本不仅可以愉悦身心、减压心理，还宣传了美好的世界观，其代表人物有台湾作家几米、钱海燕。
另一方面，日本儿童文学家松居直说：“图画书是没有藩篱、没有设限的。年龄层从小孩到大人，对大家来说，那是可以用文字和图画来表现的一个非常广阔的自在世界。”[5]如果说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美丽呈现，那么绘本则以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来途释与传达生活的意念。绘本以一种极富感染性、独特性的视觉艺术触角延伸至成年人，使得大人和小孩都能从中获得欢愉。对于读者而言，这种绘本化的艺术形态象征着图文组合的突破与创新，是另一类文学形态。东吴大学副教授刘维公指出：“它能使大众的心灵发生共鸣；这时，你所贩卖的不只是一本书或一幅画，而是具有无限延展性的情绪与符号。”[6]现今绘本的发展随着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读图时代的大环境也激发出了大量适合青少年及成年人阅读的绘本作品。同时，儿童与成人阅读的界限也慢慢地被打破，甚至跨越了文化、种族和国界。
3.3 初中美术教学中绘本的表现形式
（1）绘本创作教学中的图画与文字。培利・诺德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中提到：“一本绘本之上包含三个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所产生的故事。”因此，在阅读绘本时，可能会出现好几个结局，这就是作家的高明之处。在绘本中，文本和图像同样重要，文字缺乏的东西（因为它们只是文字或是字母），图像可以填补，使之具有外形；图像缺乏的东西（因为它们在时间中凝固，仅仅是表面的色彩），文字能够提供叙述和运动。图说邀请文字和图形描述世界，并超越各自的能力，进入想象的瞬间，它并非引领读者走向文本或图像，而是超越它们进入一个空间，那里活的形象呈现在我们所有的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面前。[7]菲洛斯特拉图斯在解读《名画记》时提出，《名画记》由三种不同的材料构成――文字、事物和图像，并把这三种要素融合在一起。在融合过程中，文字转化成图像或图像融入真实的事物。文字和图片的结合为儿童创建了一个叙事语言模型和欣赏艺术工具，这样儿童可以探索和反思、理解符号和意义。
（2）绘本的多视角教学。文化对个人不同的感知习惯、代表对象的方式和符号有重大的影响。Messaris（1994）发现，接触一定文化中的具体图像会影响儿童的世界观。在当代文化和数字媒体的视觉领域，越来越多的儿童早期语言艺术专家采用多个文化视角。视觉符号作为一种新兴的重要工具，通过各种迹象来表达视觉语言。当前的风气有利于把文化视为一个多通道的方法，包括图像、动作、音乐、运动、动画和其他代表性模式的平等语言。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绘本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主导型的过程，儿童在视觉图形的产生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同时保证他们的情感和想象力。[8]
在全球化时代中，开发青年学生多种视角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现今的老师需要加强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学生提供符合各种主题标准，包括全球联系和文化多样性的绘本主题，让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同时，鼓励青年学生发展多方面的观点。教师不仅需要注意如何教他们，而且还要注意教他们什么。指导学生在早期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绘本中，发展跨文化理解。
4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传播媒介的更新、多元文化的发展，图画书成了孩子最喜欢的读物。绘本富有文学性的故事内容、图文合奏的形式特点，契合了学生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富有创意的设计，改变常规的教学方法，来教授绘本。在美术课堂中，应以绘本创作的形式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以“创意”作为绘本创作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视知觉能力、社会认知能力。要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听、说、读、写、画、演等方面的积极性，使其在兴趣的引领下主动参与到绘本创作中去。要尊重学生的多元发展。
参考文献：
[1] 珍妮特・埃文斯.超越绘本的探讨――绘本的阅读及其反应[M].纽约罗特集出版社，2009.
[2] 彭懿.图画书：阅读与经典[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3] 松居直（日）.我的图画书论[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4] 刘敏.成人绘本研究――以几米绘本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
[5] 林晓徵.线画风格于绘本创作之研究[D].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设计研究所.
[6] 史蒂芬・梅尔维尔，比尔・里汀斯.视觉与文本[M].郁火星，译.江苏美术出版社.
[7] 唐嘉.大陆与台湾绘本艺术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关键词：引导；阅读；氛围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10-0113-01
一、 创设良好阅读氛围
1.创设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在广泛开展课外阅读情况家长调查的基础上，召开家长会，改变部分家长的陈旧观念，取得家长的帮助，保证课外读物有来源，课外阅读有监督。
2.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教室内张贴读书名言，布置班级读书角，图书来源一是学校图书馆，二是学生家中藏书。同学之间可交换阅读书籍，提高读物利用率，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读书小屋”每周推荐一本好书，营造浓浓的书香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3.教师参与和学生共读。阅读可以让我们的文化底蕴渐渐地丰厚起来，思维逐渐地活跃起来。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上就会带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气韵和文化归属感，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与教师共同阅读，不但能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也便于教师进行及时引导。
二、课外读物健康、适合
1.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学生的课外阅读大多数是以个体的形式来进行的，有的喜欢名家名著；有的喜爱科普作品；有的迷于军事知识；还有的只对卡通书籍感兴趣……因此，我们放低要求，允许学生个体差异的存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选择健康、有价值的书课外阅读益处很多，但开卷未必有益。别林斯基说得好：“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论文格式，比不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尤其孩子，纯净幼小的心灵如果借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经典名著来滋养，心灵会日渐纯净，感情会日渐丰富，兴趣爱好会日渐广泛，智力与承受力也将日渐增强。
三、提高课外阅读能力
1.边读边记。根据阅读情况填写读书卡，记录阅读的篇目、时间、字数、摘录好词佳句、展示心得体会，学会积累，学会与文本对话，学会做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再创作（会续写、扩写、缩写、改写等）。以保证阅读数量，提高阅读质量。
2.集中指导，提高课外阅读能力。学生共同阅读同一读物，便于教师指导。但教师要挑选出人人喜爱的读物，并不是一件易事。人教版国标本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课外书屋”，介绍了德国著名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漫画“好看的圣诞书”，它的幽默、温情一下抓住了孩子们的心。我顺势引导阅读漫画集《父与子》，它由一组组生动幽默的画面组成，幽默、温馨，流露出纯真的赤子之情和融融的天伦之乐，感人至深。我请孩子们谈体会，谈各人发笑的角度，从而理解“各人笑各人的所笑”正是漫画集所独具的魅力。并根据本单元课文均体现父母之爱的特点，重点推荐漫画“寻找出逃的儿子”等，分组学习，小组交流，填写读书卡。
四、搭配的当，减轻负担
1.由课内向课外延伸。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确实在社会上处处有语文，人人时时学语文、用语文。在语文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去感受中国语言文字的美，并结合一些特殊的课文，特殊的节日，特殊的事件，特殊纪念日等拓展阅读。如学了《景阳冈》，引导阅读《水浒传》有关章节；学了《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推荐阅读《大地的儿子》；学了《少年闰土》，推出鲁迅小说《故乡》。3月5日，读《雷锋的故事》；父亲节，看朱自清的《背影》……学生手中的《同步阅读》教材，文章不但精彩，而且与课文主题紧密相连，应充分利用。
2.保证阅读时间。课外阅读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囫囵吞枣地应付课外阅读量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要控制过多的机械繁琐的语文书面作业，保证学生每天有半小时自由阅读的时间。每周的周记也可改为阅读、与家长交流、填写读书卡等。假期作文改为出一期读书专题小报等等，让语文作业变得有趣起来。
一、定位“书香校园”建设的价值取向
1 促进教师读书的自觉需求，用读书提升教师素质
我校在图书馆专门开设了教师阅览室、温馨书吧。向教师推荐了必读和选读书目，让全体教师利用假期、节假日等大好时机看书，摘录读书笔记，学期末还进行教师必读书目测评，每一学期评比一次学习型教师。学校给每位教师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使教师上网学习更加方便；要求50周岁以下教师在校园网站开设个人博客，撰写读书心得、学习感悟与大家交流分享；每学期定期组织读书论坛、读书沙龙、演讲比赛、读书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教师读书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教师读书的积极性，从而有效促进了教师读书的自觉需求，提升了教师整体素质。
2 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让读书与学生相伴终生
“书香校园”建设活动能够点燃学生的读书热情，形成健康的校园阅读风气。在“好书你我读”活动中，各班因地制宜，从班级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六年段设置了“流动图书箱”，六年段的老师为每个班级准备一大箱的“流动图书”，并且让“流动图书箱”在各个班级经常性地交换、流动；五年段成立“好书交换站”，各班组织学生把自己看完的书拿来放到班级的图书角，派专人做好登记，保证学生的图书不丢失，保证每个学生随时随地有书读；三、四年段成立“读书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孩子们开展了“我向你推荐一本好书”“我的读书故事”“读书心语录”等活动，许许多多的读书故事让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体验。这样不仅让每本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而且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读书氛围，通过读书使学生的知识得以丰富，精神得以陶冶，智慧得以启迪。读书成为学生生命的一部分，良好的读书习惯让读书与学生相伴终生。
3 创设家庭的读书氛围，推进“书香家庭”的创建
以学生影响家长，以“亲子共读”等活动推动家长读书，以“家校联动”推进“书香家庭”的创建是“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目标。我们主要采取以下举措推进“书香家庭”建设：①建议家长每天抽出30分钟，与孩子一起进行亲子阅读，一起体验阅读的乐趣；②有条件的家庭可与孩子一起撰写“亲子阅读日记”，把读书的故事、读书的心得、读书的快乐写进日记，记录家庭的读书历程；③建议家长经常带孩子走进书店，博览群书，拓宽读书渠道，激发读书热情；④倡导建立健康奖励制度。如，孩子过生日或过节时，买一本好书作为礼物送给孩子；⑤建议每个家庭至少订一份报刊。通过创建“书香家庭”，有效提升家长的整体素质，改变家庭教育环境，提高家长教育水平。
二、拓宽“书香校园”建设的方法途径
1 把“书香校园”建设与课程改革结合起来
我校在书香校园建设过程中，结合新课程的要求，将阅读纳入课程计划，每周开设了2-3节阅读课、阅读指导课和文学欣赏课。低年级由语文教师指导阅读，中、高年级则采用指导阅读和自主阅读相结合的形式，由语文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带领学生潜心阅读经典美文、领略中外名著、吟咏古今诗文，在大量的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在实践中，我校积极探索课外阅读指导方式方法，逐步形成课外阅读的基本课型。学校每学期还开展阅读指导优质课、优秀案例评比，不断提高阅读指导课的质量。
2 把“书香校园”建设与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在打造书香校园的过程中，我校针对小学生成长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的作用，紧密配合学校中心工作，力求从小处人手，开展了“诚信”“廉洁”“孝心”“礼仪”“感恩”等专项读书活动，着力打造读书节系列活动，在浓郁的书香中使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得以提高，人格得以健全。
3 把“书香校园”建设与积淀校园文化结合起来
建设“书香校园”的过程就是我们创建学校文化的过程，不断培育优良校风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文明、合作、爱心、上进的育人环境的过程。我校在校园内布置文化长廊，将师生典型、师生艺术作品、学生规范教育等进行了有效整合；在综合办公楼道增设以文化浮雕、文化挂件、学科知识、师生书画为主的文化景观；在教学楼走廊悬挂了有益学生良好性格养成的经典名言；根据学校规划和班级特点，在每个教室设置主题鲜明的班级文化墙，班班有特色、班班有班规班约等，使得整个校园充盈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三、完善“书香校园”建设的保障体系
1 图书资源立体化，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两年来，我校以创建省级示范图书馆为契机，以建设“书香校园”为抓手，加强学校图书馆建设，投入40多万元购买图书及相关设施，并在现有图书资源的基础上以每年生均不少于20元的标准购置更新图书，坚持每天对师生开放两室。通过学校图书流动和发动学生捐书建立班级图书角，建立图书共享机制，开展“图书漂流”“好书交换”等形式，使学生之间、班级之间的图书定时进行交流，并最大限度的发挥图书的作用，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学校还通过建立“电子阅览室”“开放式图书架”、设置走廊“图书橱”，让学生随手可以拿到书，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书；通过出台奖励制度，鼓励师生自主订购报刊图书，建立师生个人小书架，从而达到全方位、立体化丰富学校图书资源，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2 学生阅读课程化，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时间保证
我校将阅读纳入课程计划，强化教师的阅读指导。早晨组织学生“浸润书香”，课前和午间则开展“课前一诵和午间一读”。“课前一诵”即每课前三分钟的古诗文、名言格言、成语积累、美文背诵等活动；“午间一读”为每天中午留有保证每个学生进行自由阅读和“经典诵读”时间。强化每天早晨、午间的阅读效能，措施落实，排出各班晨间、午间阅读教师值班表，在学生阅读时间，教师进教室陪同读书，巡视指导，做到专时专用，从而确保学生的阅读时间。
3 评价检测常规化，为“书香校园”建设建立激励机制
1 英国出版史研究：英国的兴盛与中国的薄弱
在西方学术界，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英国出版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总体而言，英国出版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既重视传统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如图书形制、版本目录等，也强调出版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谷腾堡改进印刷术以后，欧洲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当时并不是只在英国发生，它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共有特征”[2]。可为什么世界上第一批现代出版商会诞生在英国？这成为许多有志于英国出版史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也正契合了现在英国出版史研究的“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研究取向。
关于英国出版史尤其是出版商的研究，从乔治时代出版商的图书目录学分析，如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 [3]等；到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的研究，如对18世纪晚期的著名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诺贝尔兄弟（The Noble brothers）、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的研究，柯克兰（James Aikman Cochrane）、泰森（Gerald Tyson）、莱斯利・查德（Leslie Chard）等都投入其中，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根据于文博士在其论著之后的“附录：乔治时代主要英国出版商研究索引”所统计，针对包括朗文家族、尼科尔斯家族等在乔治时代的14大出版商的相关研究多达37条[4]。纵观西方学术界产生的这些成果，可谓是研究基础扎实、视角广泛，对于我们了解英国史的诸多方面提供了资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等寥寥数本尚有中文译本之外，其余几乎未曾出现在中国图书馆数据库系统中，更难以进入中国学者研究的视野之中了。
此外除了对外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引进过少之外，对外国出版史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及中国出版史研究，仅有几本外国出版史的教科书和为数不多的译作。大力引进或翻译外国出版史的相关论著，或许是推进出版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可喜的是，现在国内出现了诸如张志强、何朝晖、何道宽、于文等学者正在大力提倡并力促此事，假以时日，或许外国出版史的研究会出现更多的中文译著，拓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西方书史理论影响下的出版史书写
不可否认，在现今学术语境中，中外的出版史的研究范式是有所区别的[5]。西方书籍史研究注重问题意识，存在心态史、阅读史的研究取向、重视读者观照的研究等。事实上，作者于文博士发表了数篇关于西方书籍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6]、《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7]等，可见其深谙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式与写作模式。
《出版商的诞生》一书显示出作者深受西方书籍史研究影响，论著中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运用了大量原始的史料，通过深度叙述等手段，对图书出版成本、融资与利润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也是西方书籍史和出版史研究的常用范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主题：现代英国出版商。现代出版商的诞生是近代西方文化产业的一件大事，因为“现代出版业是最早一批现代文化产业的产业门类”[8] 。18世纪英国的出版业发展迅猛，诞生了数个出版家族，为什么会在18世纪的英国产生数量众多的现代出版商，有学者指出这“既不能被概括成作者创造力的突然大爆发（如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经常臆测的），也不是书商致力于生产和传播有利要图的商品的商业大发展（如同研究出版史的学者们有时暗示的）。在18世纪的后半叶，新书的出版几乎总是作者和出版者联合或者协作而成的产物”[9]。因此，围绕着现代出版商的形成这一主题，作者将其分解成三个命题“现代出版业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形成的出版商？”“什么原因导致了英国现代出版商是18世纪的末期出现，而不是其他时间？”“出版商的形成具有哪些标志性特征？”[10]这些问题又可再细分为若干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层递出现，涉及出版业的形态演进、学科特殊性等专业性话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被释疑，“现代出版商诞生”的主题就显得非常清晰。
就叙述策略而言，鉴于西方书籍史研究过程中的概念相对宽泛，作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界定，这既有利于主题的突显，也有利于对自设命题的精准回答。首先是对研究范围包括研究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界定，在研究时间方面，为展开论述的需要，将研究时间细分为二：一是“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时间”，二是“本书论述需涉及的时间范围”[11]。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上，确定为“英国现代的出版商”，将其研究“出版”的范围确定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出版活动，不包括政府、机构或个人等出资进行的出版传播活动”[12]。如此，便呼应了论著中一再强调的作为“文化产业”门类之一的“出版业”及之后论述的“新书出版的特殊风险”等相关思想。其次是对论著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如“出版商”（publisher）、“印刷商”（printer）、“书商”（bookseller）以及“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等相关的概念。如前所述，现今在学术界出版的关于英国出版史的论著已然众多，但其中涉及的概念并不完全统一，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既能呼应主题，又便于论述的展开。
两个主线：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是研究文化与产业相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两种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出版商的诞生》将这两个命题作为论述的主线，一方面避免了全书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现代出版商”史实描述，达到史论结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将两个主线的论述与出版产业的形态演进串联起来，对“不确定性与出版业的演进规律、现代出版商与现代出版业的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现有研究，“需求的不确定性”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所有行业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确定性”在《出版商的诞生》中更多地指“需求的不确定性”，且作者更突出了“新书出版中的需求不确定性”，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集物质与精神属性合一的“图书”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也是作为现代出版商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现代出版商必须将“现代作者”和“现代读者”的“人为的活动”联系起来，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建立恰当的选题制度，巧妙设计好书籍印数，确定好经营模式等，妥善解决好一系列现代出版业存在的问题，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所解释的历史，正是现代出版商制度诞生的的历史。
“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是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一个学术概念。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J为“文化中间人”是指“现代文化生产中的中介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包括评论家、制片人、出版人、广告人与作家型记者等”[13]。后理查德・彼得林（Richard Peterson）、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学者都曾对此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中国文化界的学者曾有类似的定义，如上海编辑学会会长贺圣遂就曾说“出版的文化中间人往往首先重视自己工作的事业意义，又是善于经营、有企业头脑的人”[14]。作者将“文化中间人”的概念运用于现代出版商的诞生，可以较好地说明出版业主体的形态的多样性，并对其功能及其历史演进作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因为“作为个体的文化中间商最集中地体现了文化生产的组织者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更适于通过历史分析来研究发现”[15]。
三个核心层面。18世纪英国的图书读写传播、18世纪英国图书出版产业形态的变迁、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这三个核心层面的展开，让论述的主题和主线得到更好的表达，形成纵横交错的论述模式，让论著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18世纪的英国“从相对稳定的前工业社会向日益扩张的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和整合的时期”[16]。由于此时英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图书在内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图书领域而言，无论是图书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现代作者出现并大量增加，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女性作者和专业型作家等使作者构成渐趋多样化；图书的内容也渐显时代性的特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小说等新式的书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传播；读者则随着不同知识的需求，呈现出总数扩大、多元化的趋势。《出版商的诞生》巧妙地运用17―18世纪私人藏书记录以及英国的阅读数据库等史料，证明了18世纪的英国的“出版业基本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7]。
由于18世纪英国的作者与读者的变化，对于图书生产而言，图书出版业的产业形态也必须跟着变化，但对于这种新式的市场，此时的书商仍旧在手稿、文法教材、工具书等领域徘徊，新式图书并未在一时间出现“井喷”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新书的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使新书的出版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行为。作者从“内容的唯一性”“图书价值的不稳定性”“盗版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证明了不确定性使得18世纪末的英国书商们面临一个“现代出版商的市场环境”。
现代出版商的诞生，首先是基于旧式书商，《出版商的诞生》认识到这一问题，作者对旧式书商包括“在确定的世界中出版”“联合出版制度”等的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从1774年起，联合出版制度走向衰落，书商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联合垄断走向独立竞争。为了应对图书生产的不确定性，出版者通过“选题”和“选稿”，与作者结盟，走向专业化的出版，直至资本的联合和书商的大分化，最终诞生了现代出版商。由此体现出英国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是一种多元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过程涉及“图书的文化特性、社会与传播系统变迁、出版生产的场域结构、资本循环、成本构成与利润机制等各层面的问题”[18]。
3 白璧微瑕：《出版商的诞生》值得深化与拓宽之处
《出版商的诞生》是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通过预设的“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个理论假设构架而成。全书一方面探讨了世界上第一批现代意义的书商在英国诞生的过程；一方面透视了“不确定性”在18世纪的英国图书生产和消费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确定性理论与出版理论的全面结合” [19]。通读全书，理论丰富，构架也较为完善，但亦有一些地方值得深化和拓宽。
首先，对于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诞生的因素分析及其特色略显单一。一般而言，任何新阶层的诞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代出版业如此，现代出版商亦如此。英国出版史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启蒙时期的出版业是在经济、技术、法律和智力背景下发生的共同协商、共同合作、时常伴有竞争性质的活动”[20]。《出版商的诞生》认为对于现代出版商的出现“归因于一些直接原因，对事件与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经济利益等更加根本的原因缺乏必要的研究”[21]。作者在其研究起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相关的论述或许是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仅对“风险性”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其他诸如对不同出版物的不确定性未进行分析，对政治环境与经济因素也未进行分析。对现代出版商诞生之后的相关特色和影响，如现代出版商诞生后，出版家与作者、读者等群体的关系，文中论述亦显不足。
此外，作者过于强调对现实的启示也让著作的史学存史功能略受影响。作为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存史和资鉴应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出版商的诞生》以18世纪图书生产的研究视角探讨现代英国出版商的诞生过程，也保存了大量史料，提供了大量可供现今出版业借鉴的理论。但笔者以为，在文后结语部分，过分强调资鉴，有喧宾夺主之嫌，如用“附录”等形式，效果或将更佳。
总而言之，《出版商的诞生》运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策略，以“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大理论假设，对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资料详实，理论丰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国的外国出版史尤其是英国出版史的研究。
注 释
[1][19]肖东发.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序言[C].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
[2][9][20][美]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著；启蒙编译所译.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o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7，7
[3]Richard Arthur Austen-Leigh. 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M].London School of Prtg. and Kindred Trades，1923
[4][8][10][11][12][15][17][18][21]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1-226，8，9-10，11，14，8，87，175，27
[5]郭平兴.不一样的书籍观：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J].出版科学，2015（4）
[6]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J].图书情报知识，2009（6）
[7]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
[13]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1984
[14]贺圣遂.出版需要具有服务精神的文化中间人[J].编辑学刊，2014（3）
[16]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1唐代文学研究的瓶颈问题
回首半个世纪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之路，可以说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陈有冰所说：“唐代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研究观念变化最大、研究方法较为丰富、研究队伍相当整齐、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的一个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畛域确立过程中最有华彩的一个阶段。”l1我们在欣喜唐代文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唐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发展颈瓶的严重挑战，造成这些发展颈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研究者过度依赖新文献和新方法。唐代文学研究在新文献和新方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疑惑的新问题，即面临着“集体沉默”的哑语尴尬境遇，“唐代文学研究难以出新”几成研究界的普遍共识。这里笔者不是说文献与方法不重要，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文献与方法，没有文献基础作为依托和研究方法理论指引的研究必然归于苍白空泛。重方法、重文献本身没有问题，但许多事物往往是双刃剑，过度依赖方法和文献以至于唯方法论、唯文献论，由于过于讲求研究方法往往有跑题之嫌而成了其他专业的研究，最终淡化了文学的本质之美；由于过于注重文献材料的积累，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即材料，没有新材料就不会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便忽视了对现有文献本身更高层次的考索，不能分析蕴涵在现有文献中的文学精神之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既要扎得进去，也要跳得出来，陷于文献不能自拔无异失路于庐山迷雾；一旦有了理论的指引，跳出文献并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文献，就会感受到高屋建瓴的爽快和收获柳暗花明的喜悦。在技术主义、工具至上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要么太迷信材料工具，要么过分强调方法，其结果往往是研究主体迷失了心灵的方向，人为地限制了自己主观能动力量的充分发挥。在当今学术界研究存在一股学术逆流，那就是过度地依赖材料技术手段，过分地强调研究方法。如今学术资料容易获得了，电脑、网络更是方便了查找资料，鼠标一点，几十条、几百条材料就出来了，所以这大大加速了研究的进程，也造就出一部分“高产学者”。电脑在给人们研究带来方便的同时，它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那就是“电脑体文章”的泛滥。“电脑体文章”缺少的是人的精神与灵感，缺乏感动人的“情”的力量。我们进行文学研究要心怀人文关怀，但“新方法论加文献考据”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造精神的缺失。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一文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指出由于技术化的追求而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学术特性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理性思辨的缺失；可读性的缺失。如其所说：“文学研究需要有人文的关怀、审美的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人类情感上发挥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功能。”
笔者认为，在文学研究过程中要心怀人文关怀，要充分挖掘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美感因素，人文精神绝不能缺失。笔者的一个初衷就是想探讨在没有新文献材料的情况下唐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和创新，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远没有穷尽，尤其从文学美感本身进行研究潜能巨大，这就是选择从生命美学视角研究唐代文学的原因所在。
2生命美学揭橥唐代文学之灵魂
唐代是一个善于继承总结而又能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生产的发展、经济的高涨、国势的强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荣，使国家、民族处于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时期，使整个时代充满了朝气和希望。唐代盛世雄风不仅体现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象上，更体现在唐人生机勃勃的精神世界中。对唐人来说，自由、自信、解放、超越犹如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们想方设法，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望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J。雄强的社会激发了唐代文士对功业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发了他们的生命精神和浪漫情绪，他们充满憧憬，积极进取，满怀抱负，渴望实现精彩的人生价值。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感召下，唐代文士创作热情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爆发、大释放，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局面。在大唐盛世“精神气候”的影响下，唐代文学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风尚折射出一种昂扬激越的审美因子，广大文士将自身的生命理想、自由精神、主观情愫付诸于文学创作的实践，显现出一种富于自由品质与浪漫气息的精神气韵。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曾有三次较大的思想解放，即先秦诸子百家时期、魏晋时期以及大唐时代。但就其生命的自由性、思想的开放性、人格的真实性而言，大唐时代的士人具有其他时代士人无法比拟的巨大优越性。唐代文士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之“人”，具备卓尔不群的生命精神状态，他们那种高扬人性、追求自由的神情风貌必然反映在文学、宗教、艺术各个方面：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氤氲壮阔，歌咏生命、赞美英雄之作比比皆是，唐传奇中有大量的潇洒人生的才子和一诺千金的侠士。唐代文论中，陈子昂高唱“风骨”精神，韩愈提出“气盛言宜”之说，司空图主张“生气远出”。唐代道教，追求性命双修，强调本真自然，实现由外丹到内丹的转变；唐代佛教上禅宗确立，“即心即佛”的超然顿悟，彻底解放了束缚人们心性的一切桎梏……质言之，上述诸例无不说明唐代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的时代，人们的所作所为演绎着淋漓尽致的生命之情，此等生命精神已经上升到一种具有风范百代的“生命美学”。
这种“生命美学”的审美特质在于：唐代文士生活在一个雄强的时代，普遍焕发出灼灼的激情与梦想，他们精神振奋，意志高扬，善于抓住一切机遇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唐代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种千古犹存、戛然独造的风姿神韵，这种风韵的核心特质是活泼泼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质与浪漫气息，饶具风骨精神与雄强之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一种生命美学。唐代文学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飞动气势，张扬着炽热的生命脉动，在一定意义上讲，生命美学揭橥唐代文学之灵魂。大唐时代重视人本精神和人性解放，充分发挥各种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以探索人的生命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生命美学无疑便纳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一个新的口号必须呼喊出来：文学艺术必须体验生命，把生命解释为人的价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终极意义显现，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概言之，生命美学关爱生命，追求自由，带有令人自身解放的性质，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倡导，这无疑对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唐人激昂勃发的生命情韵铸就了唐代整个文学、艺术大繁荣的局面，被誉为“唐代三绝”的李白诗、张旭草书、裴曼剑舞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精神气韵的经典代表。正如史仲文所说：“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讲善说的人物，他们不象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弯弯曲曲，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质言之，执著热切的兼济意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构成了唐诗的主体审美色调，这样的诗歌彰显出广大诗人昂扬奋发的生命斗志、刚劲强健的情感内涵、狂放不羁的精神个性以及自由独立的文化人格。唐代文学中的生命美学精神不是游离于实践操作的空洞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落归于实处：其一，唐代生命美学生发于闳阔雄放的大唐盛世，是唐代社会良好的人文环境孕育了这样的生命美学精神，同时这种生命美学精神反过来又促进了唐代文学乃至文化的高度繁荣；其二，唐代儒、道、佛三教并举为生命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道家的生命感悟以及禅宗的自性理论都对唐代生命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三，唐代士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可以体现在诗意人生、少年精神、酒神气韵、谏诤胆魄、文士风流等诸方面，展现出了自信、解放、自由、狂放的生命情韵；其四，唐代学术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美学特质，唐人在学术文化中敢于大胆疑古，勇于向经典、权威挑战，他们重人事、轻天命，发出“人定胜天”的呼喊；其五，唐代文艺理论中更是蕴涵着一种鲜明的生命化批评倾向，如陈子昂论“风骨”，王昌龄论“势”，杜甫论“神”，韩愈论“气”与“不平则鸣”，司空图论“生气远出”，无不体现出一种生命精神。我们可以在唐代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中找到大量的生命化批评迹象，这说明文学的生命化特征在当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有着一种与唐代社会文化特征广泛一致的深层次因素。质言之，我们既重视对唐代时代背景的宏观把握，又重视对唐代文士生命性格的具体分析，紧紧围绕“生命美学”这个核心线索对唐代文学进行深人的人文阐释。
3生命美学的研究设想及思路
“生命美学”这个提法，是笔者阅读大量唐代文学文本和史料典籍之后抽绎总结出来的一个审美范式，这一理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界定，但它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核心审美特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生命美学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揭示了唐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显示了唐代文学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特征，为研究唐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具体来说，其理论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通行的“文学史模板”研究方式。笔者认为，从文学自身“内在特质”进行研究极为重要，因而提出“生命美学”理论框架体系，将诸如盛唐气象、唐诗的魅力、唐诗繁荣的原因等相关“文学内部”核心问题用一条线索联系起来，为唐代文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其实践意义在于，在唐代文学研究材料日益告罄的情况下，为如何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考索与挖掘，为实现唐代文学研究的可持续性、深入性、长效性发展，试拓一个新的研究视域。笔者认为，唐代生命美学的研究设想及思路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理论阐释与具体分析。
近年来，学界从各个方面着手开展研究，试图对唐代文学最核心的内涵特质作出精准的阐释。他们或是从经济方面，或是从政治角度，或是从历史哲学维度人手，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外部宏观层面进行阐释研究。时代召唤理论创新，唐代文学研究亟待新的理论支撑，笔者发现，外部宏观研究都是以外在于人的对象作为切人点，从而忽略了创造这个文学成就的主体——“人”的因素。挖掘“人”的内蕴，提升精神境界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道理。如果过多地看重外在的客观条件，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从文化角度，都属于以体察物的方式去体察人，消解忽视了人改造自然、创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既然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就有必要引入一种新的学术思维和方法，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作为学术研究切入点，用以分析解构唐代文学的核心内涵。唐诗专家赵昌平业已关注到诗歌研究从外部因素向内部机制转变的倾向：“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现代文论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到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逐步梳理建构唐诗的民族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而各种努力，似乎又汇聚到一个焦点上，~0#1-部因素如何进入诗歌内部，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赵昌平已经认识到了文学研究的“人学”趋向和特点，将来文学研究将继续朝着“人学”的纵深方向发展，生命理论、精神气质理论、士人心态理论、宗教心灵理论、心理机制理论等必将占据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笔者以“生命美学”概括阐释唐代文学的精神实质，这是直指心源式的“直寻”体验，具有人文美感的温暖。第二，爬罗剔抉多方面文献材料。本论文的理论构想源于大量文学作品和文史材料的解读与思索，笔者阅读了众多唐代相关典籍、史册、笔记，以及大量的诗、文、评作品，“生命美学”的提出即根源于此，而不是用外国的理论套中国的文本。本文注重使用基础文献和第一手材料，在行文中用证据和材料说话，而不是出于主观臆断，从而增加了论文的客观性与可信性。唐代文学文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傅璇琮、陈贻掀、吴汝煜、陶敏等人对唐代作家生平事迹及作家之间交往的考索，陈伯海对唐诗史料学材料的收集与编定，陈尚君对唐诗的辑佚，韩理洲对唐文的考辨，周勋初对唐人笔记的系统清理，李剑国对唐传奇材料的全面梳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诗大辞典》、《唐五代诗人交往索引》、《唐人笔记小说人名索引》等大型工具书的出版，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而《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必将是集大成性的文献整理工程。此外，唐代方志、石刻、登科录、题名录、同年录、馆选录、缙绅录等材料的汇考梳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基础文献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本论文在深入挖掘传统文献的基础上，还将关注视野扩大到新材料的收集与运用上，希望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场域，如数字图书馆、古籍资料库、网络资源库等，这些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平台。笔者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尊重作品文本的事实原则，尝试在文献、文本的解读中构建出唐代生命美学体系。第三，强调文学审美本位。现在的文学研究切人点十分广泛，从文化的跨学科交叉角度研究较为通行，此种研究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客观上造成了对文学自身美感的忽视，时有“跑题”之嫌，如罗宗强先生所说“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乐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_6J。笔者认为，跨学科交叉研究应该把握一个度，最终落脚点还应回到文学审美本位上来。本论文紧紧围绕文学作品文本本身，挖掘追求蕴涵其中的“文学内部因素”之美感，给以人文色彩的解读，而不流于一般的作品欣赏品评。例如，我们从唐代社会普遍重视诗歌的盛况中阐释唐代文人的诗意人生，从唐代的酒诗中分析唐人所具有的酒神狂欢，从唐人的奏书中展示唐人的谏诤精神，从唐代的咏侠诗中显现唐人的侠肝义胆，而这些都是构成“生命美学”的重要方面。当今学术研究由于常常套用国外理论或过重依赖新发现文献材料以及过分追求技术化等原因，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学术品质即人文精神的缺失，进而使文学美感日益边缘化。从文学美感本身进行研究潜能巨大，这就是笔者之所以重视唐代文学人文特质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它的价值在于是有意识自觉地向文学最为核心的本质属性靠近，高扬人性色彩。
总之，唐代文学研究中不少的学理困难与存在问题往往与对文人内在生命美学精神研究的缺失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上讲，本论文探讨唐代文学的生命精神，对唐代文人气韵精神给予高度关注并付诸系统的阐释，是极为必要的。从生命美学精神角度着手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大胆尝试，这个尝试的理论基础可能还不是十分完善，尽管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人探讨，但它的价值在于是有意识自觉地向文学最为核心的本质属性靠近，并尝试对其进行探讨与阐释。
一、完成的主要工作
⒈贯彻落实总公司职代会精神，指导基层各单位及时召开职工大会，按要求程序听取行政、工会年度工作报告，原创：积极推进厂务公开，深化民主管理。指导基层单位利用“公开栏”形式，将职工需要了解的本单位生产经营状况及职工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公开，尤其是设计院落、水表厂等单位，保证重大决策必须通过全体职工大会向职工公开，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认真听取职工意见，通过公开，使职工比较全面的了解总公司、分公司及单位的经营情况、工作计划、领导班子的廉洁情况。职工知情、参政，为促进职工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主人翁作用，行使民主监督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⒉积极组织所属单位职工开展班组升级达标竞赛，并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促进基础管理。按照上级要求，今年分公司班组台帐记录从过去的水表厂扩大到设计院、水质监测中心，即科室也要有台帐记录，不但考核不能放松，台帐记录要跟上，公司工会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针对两个单位提出的不同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按照总公司班组建设现场的总体要求，根据分公司实际组织了有关人员参观学习兄弟单位柿园水厂的班组现场管理，介绍经验取长补短，借它之石夯实基础，基已之玉寻求发展，使大家对柿园水厂的班组建设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搞好本单位的圹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目标，找出了差距，使基层班组感到分公司目前硬件条件好，人员整体素质高是分公司班组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的优势，同时结合实际，分公司进行台帐记录的评比，对按规范要求记录好的要进行表彰和奖励，鼓励大家对台帐记录认真填写的积极性，达到逐步提高纪录整体水平的目的。为了做好班组基础建设和管理，今年除坚持每月检查考核评比外，设计院工会还针对工艺、土建、电气三个专业，制定了不同的质量评定标准和办法，由总工负责，一月一小评，一季一大评，评定结果记入图纸档案管理，使设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水表厂工会按照总公司标杆班组的条件，制定了争创的目标，在厂效益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落实了班组建设奖励基金。分公司不定期进行检查、指导，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截止年底，共发放班组建设奖励基金元（含水表厂），有效地保证了此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⒊协助行政搞好“安康杯”竞赛活动，确保全年安全工作无事故。认真配合行政，参加分公司组织的安全检查，为保证“安康杯”竞赛活动的顺利进行，分公司把各种常见的安全小常识收集整理，制成小册子下发给职工，同时制定了各单位安全员的交流和信息沟通措施，各单位以安全生产为内容，通过黑板报、标语条幅等形式向广大职工进行宣传教育，营造安全竞赛的氛围。同时积极参加市场总工会在全市开展的“安康杯”劳动竞赛安全征文活动，选送撰写的征文获得市场总工会二等奖。十一前夕，按照总公司工会的布置要求，组织职工收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录像教育片，观看人员达。通过收看给广大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各单位结合将要面临搬迁的实际，对贵重物品、危险品、重要技术资料等制定安全特殊的保护措施，在单位整体搬迁的过程中，指定专人负责运输管理，各单位责任到人，确保安全搬运，有效地保证了各单位在搬迁过程中万无一失。
⒋开展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结合各单位实际，有重点的结合部分职工的实际建立读书笔记、征集读书心得，分公司工会在总结以往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今年按照总公司工会的要求，在质量和数量上较去年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参加人数也较去年积极、踊跃，分公司参加读书笔记活动人，占职工总数近四成，收到读书论文篇，通过组织评选，评出优秀笔记本，优秀论文篇，并上报总公司工会。通过开展读书自学活动，调动了职工的学习热情，提高了职工自身素养和鉴赏水平。根据条件、支持和鼓励水表厂为广大职工参加读书活动创造条件，组织新购书籍近本，充实了图书室的藏书，为职工业余读书活动提供了场地与条件。
⒌组织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引导职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脑筋、想办法，开拓思路，关心企业发展，全年共收到职工合理化建议条，其中，、、三位同志的合理化建议技术改进项目已上报总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参加总公司的技术比武，锻炼和提高职工专业技能水平，职工代表分公司参加了总公司计算机网络知识技能比武，在名参赛选手中获得第一名，代表参加部门网页制作比赛，在参赛的个单位中获得部门第一名，代表总公司参加的全市计算机网络知识技能大赛荣获第一名。
⒍坚持工会的建设，坚持工会工作例会制度和理论业务学习，组织工会干部逐级认真学习十六大文件精神，学习新《工会法》。参加了总公司工会干部理论培训班，参训率达。指导水表厂工会对班组长进行业务培训，从培训计划、内容到授课人员都做了精心安排，并将培训纳入班组建设考核。树立紧迫意识，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增强了班组长的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
⒎积极组织职工参加总公司举办的各项竞赛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多彩的文体活动。二二年组织职工参加了总公司《工会法》知识竞赛，第四届女职工排球比赛，分公司工会在基层单位行政的大力支持下，确保了人员、资金的落实，为提高球艺，聘请了专业教练进行辅导，制定了阶段训练计划，队员们克服了整体年龄偏大，身体不适应等体能上的不足，严格管理、强化训练，原创：使分公司女排球队闯入半决赛，为分公司争得了荣誉。增强了广大职工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同时组织了分公司的趣味运动会比赛、联欢活动，寓教于乐，增强了职工的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
⒏积极组织分公司及各基层分会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全年看望困难职工人，补助元，慰问病号人，家访谈心人次，给职工过生日人，为退休职工办理老年乘车证，重阳节给名退休职工颁发了节日纪念品；为贫困地区捐衣件，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开展的“百城联动儿童募捐”活动，共捐款元。为救助自己的职工，在接到总公司发出的救助募捐倡仪书后，分公司广大职工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积极带头，两天内共有名同志参加了捐款，募集资金元，体现了分公司广大职工的无私奉献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二、存在问题
⒈工作思路不广，方法简单、形式不活。
⒉工作中有急躁情绪。
三、今后打算
二三年，在上级工会和党总支的领导下，深入贯彻学习十六大文件精神，实践“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配合党总支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职工道德教育和改革、改制教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关键词：se tong；西同；苏干湖；墨离川；墨离海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66-07
英藏敦煌吐蕃文文献中出现有地名se tong一词，对于其具体地理位置，学界曾有所研究[1][2][3]。笔者拟运用敦煌汉藏文献和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se tong一词的含义、地理方位再做一些探讨，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求正于方家。
一 se tong与西同
首先将有关se tong的史料记载列出如下：
1.Vol.69,fol.84《吐谷浑王国编年史》第16—20行记鸡年（709—710）夏，莫贺吐浑可汗定居于色通（se tong）[4]。
2.P.t.1094是一件《博牛契》，买卖双方分别是stong sar gyi sde lig yul rje gol“悉董萨部落李玉来主仆”和mthong kyab se tong phavi stong pon lho blon klu sgra bran an pevu tig“通颊色通巴之千户长洛·论矩立扎之奴安保德”[5][6]。
3.S.0228号吐蕃文合种田地契约文书中有: mthong kyab se tong phavi sde “通颊色通巴部落”成员卡甲桑笃笃（vkal vgrav bzang tevu tevu）与僧人张兰永（dge slong cang lang nyan）合种田地立契，他出土地，僧人出农具耕牛，种子人工二人平摊，收成二人平分[1]145，447。
4.甘肃敦煌、兰州等地收藏的《无量寿宗要经》写本Nos. 21,22:mthong khyab se tong pavi sde gu rib lha btsas “通颊色通巴部落谷日·拉匝”[7]。
5.P.t.1174:mthong khyab se tong“通颊色通”[8]。
6.P.t.1297(5)号借马契约则有借马者se tong pavi sde“色通巴部落”的skyo yang legs[6]62-63。
7.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敦煌藏文《无量寿宗要经》写本Nos.186,193,195,196,
197,198,209,210,211: se tong pa “色通巴”{1}。
8.P.t.3501，3754，4002，4039《无量寿宗要经》写本题记：se tong/ se tong pavI“色通巴”{2}。
最先注意到se tong一词并对其进行探讨的是英国学者托马斯，他把S.2228中的“色通”（se tong）看成地名，并且和英藏藏文文书Vol.69,fol.84《吐谷浑国编年史》所记吐谷浑可汗夏宫所在地se tong联系起来，将其比定为《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贾耽所记罗布泊地区的七屯城[1]13,28,144-146,399。荣新江先生认为：既然从贞观到开元，罗布泊地区包括七屯城在内的诸城镇，一直是中亚昭武九姓的移民聚落[9]，而且后来还是沙州直接管辖的范围，不可能是吐谷浑的领地，当时的吐蕃、吐谷浑只能在萨毗泽南面一带活动。另外，把地处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的七屯成当作吐谷浑可汗夏宫，不合常理，而且七屯城在吐蕃时代的文献中一般称作nob chung（小罗布）。所以《吐谷浑可汗编年史》中的色通应当位于吐谷浑的大本营——青海湖与河源一带。荣先生进而认为沙州的通颊色通巴部落，或许就是来自黄河河源地区的下勇部所包含的九通颊部落千户当中，色通巴原为九部落之一，而沙州的色通巴部落可能是驻扎下来的原色通巴部落，也可能是由一部分原色通巴部落成员为骨干并组织沙州通颊人而形成的新部落[2]131。此后吕建福先生又发表意见认为：“色通（se tong）或指森部落所处鄯善萨大慕兰一带，鄯善、且末仍有大量的土浑部落。”即色通（se tong）在西域鄯善地区。吕先生后又称：“西同之名，《张淮深变文》中作西桐，在甘州与酒泉之间，并说西桐海畔。吐谷浑国的西同之地，疑即藏文文书中的se tong，均为土族语[sur k’un]一词的音译，意指沼泽低洼之地，而苏干湖东北部正是沼泽之地，现名‘苏干’，亦与土族语[sur k’un]之音相似，应即古地名遗留。由西同向西南到吐浑国内，其地也正是墨离海畔的汗庭所在。”[3]123,190即se tong为西同，为今苏干湖附近地区，其看法前后相互抵触。
由以上史料记载和诸家研究观点可知se tong为一地名，同样也为沙州地区的通颊部落名，实际上se tong pha即色通（se tong）人之意。但其具体地理方位，诸家观点尚有分歧。笔者同意荣新江先生的意见，吐谷浑可汗夏宫所在地se tong不可能为地处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的七屯，七屯在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简牍中一般写作nob cung。另外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简牍中还出现有rtse thon,也可能是指七屯[1]144-145,399；[10]，在7—8世纪，七屯城也并非吐蕃统治的吐谷浑汗国的疆域。而吕先生提到的西同，在敦煌文书中屡有出现，时间从吐蕃统治时期到归义军时期不等，西同又称为西桐，还有西桐海、西同山。西同与吐蕃文se tong发音实际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确有值得探讨之处。为了方便研究，现将敦煌文书中有关西同的史料录出如下：
1.S.542《戌年（818）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龙兴[寺]……朱进兴差入西同山廿日，取羊，亥年役。”“莲台寺……骨论，持韦，西桐请儭羊一日。”“灵修寺……白天养，差西桐请羊廿日。”[11]
可知西桐、西同山一带可以牧羊，敦煌都僧统司经常差遣寺户去该地区收取羊只。
2.S.2692《张议潮变文》云：“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谷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略，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斩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以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迭，仆射即令……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忽闻西戎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临），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命总须擒。”[12]
“才经信宿”即时跨三日，文书记载表明西同在敦煌西南，其距离，抄近道三日即抵西同侧近，西同在敦煌西南大约三天多的路程。
3.P.3451《张淮深变文》称：“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潜于西桐海畔，蚁聚云屯，远侦风烟，即拟为寇，先锋游弈市使白通吉探知有贼，当即申上，尚书即闻回鹘，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并不可妄动，季秋而行，兵家所忌。’尚书谓诸将曰：‘（回鹘）失信，此来窥窬……此时必须剪除’ ……当即胤（引）兵，凿凶门而出。风驰雾卷，不逾信宿，已近西桐，贼且依海而住，控险为势，已（以）拒官军，尚书乃处分诸将，尽令卧鼓倒戈，人马衔枚。东风猎，微动尘埃，六龙才过，誓不空回，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骑）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鼙鼓大振，白刃交辉……回鹘大败。”
“尚书闻贼犯西桐，便点偏师过六龙……恰到平明兵里（裹）合，始排精锐拒先冲……血染平原秋草上，满川流水变长红。南风助我威急，西海横尸几十重。”[12]1773-1774
由此件变文可知西同（西桐、西桐海）在敦煌以西，准确说在敦煌西南，“不逾信宿，已近西桐”表明不过两天三夜，便到西同附近。
4.P.2570《毛诗卷第九》背书：“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13]
由以上4件文书可知：西同系地名，在沙州西南，距沙州大约三天以上的路程。西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山（西同山）、有湖（西桐海）、有羊，适宜放牧，也是进入沙州的门户，故为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所觊觎，在归义军张议潮、张淮深时期屡次进犯该地。
据李正宇、李并成先生研究：敦煌文书中的西同正是今甘肃阿克塞县苏干湖地区，在敦煌市西南290里，折合唐里259里，与文书记载西同与敦煌之间的路程相吻合。唐代马日行70里，三天行210里，即所谓“已近西同”[14][15]。
苏干湖盆地总面积约7000Km2。有大、小二湖，今统名海子，即《张淮深变文》所谓西桐海，其水来自盆地东南部的大哈尔腾河和小哈尔腾河的潜流。小苏干湖居东北，为淡水湖，面积11.6Km2，大苏干湖居西南，为咸水湖，面积108Km2。小苏干湖有水道西南流，今名苏干河，长20Km，入于大苏干湖。盆地周围皆山，北有当金山，海拔3000m；东有党河南山，海拔4000m，又有土尔根大坂山，海拔5000m；西有拖腊依格大坂山，平均海拔4200m；南有塞斯腾山，海拔4000m[14]。塞斯腾山即西同山的今音今名，在大苏干湖南岸。苏干湖盆地中还有片状流沙地和新月形沙丘，沙漠面积约占整个盆地面积的1/5，沙丘的相对高度2—10m，尤以山坡的下风地带多见[15]。
湖区周围牧草丰美，候鸟群飞，土壤大部分属盐土。虽牧草繁茂，但不宜粮菜瓜果、林业种植，粮食、瓜果、蔬菜皆仰给于敦煌。正与敦煌文书记载西同宜于放牧的情况相合。
西同在明代被称为昔尔丁，清代被称为色尔腾，都与西同谐音，苏干湖之名起于近年，上世纪50年代以前犹称色尔腾海子。明叶向高《仓霞草》记载永乐四年（1406）“并徙安定卫治所于昔尔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9安西州古迹门曲先卫条云“并徙安定卫于色尔腾”，原注“旧做昔尔汀”。乾隆二年（1737）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册》山川门则称：“色尔腾海子，在沙州西南，大泽四周有山围绕，水不长流。按《旧图》虽云其地有色尔腾河，然流亦不远。”{1}
笔者以为西同与吐蕃文se tong二者应为同一词，二者发音相同，都在敦煌附近，系指同一地名，即今天的甘肃阿克塞县苏干湖地区，苏干与西同、se tong古音相通，实为同名异译。Vol.69,fol.84《吐谷浑国编年史》记载的莫贺吐浑可汗的夏宫所在地色通（se tong）也正是今苏干湖地区。这里水草丰茂，适宜畜牧，海拔较高，夏季气候凉爽，宜于居住避暑。
二 吐蕃敦煌通颊色通巴
（mthong kyab se tong phavI）部落
至于蕃占时期出现的敦煌通颊色通巴（mthong kyab se tong phavI）部落，笔者以为是由驻扎在西同（se tong，今苏干湖盆地）地区的吐谷浑、党项、汉等民族组成的通颊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征战防御之事。
P.t.1113号文书记载：“……王（rje）与论冲热(blon khrom bzher)辰年春于陇州(long cu)会议，交与德伦盖有通达敕印（的文书），决定于沙州置一新通颊军千户。”{1}此辰年经考证为公元824年[4]26，该年在敦煌设置的新通颊军千户就是敦煌通颊色通巴（mthong kyab se tong phavI）部落，部落人员驻扎在西同（se tong，今苏干湖盆地）地区。在吐蕃统治下通颊人地位与吐谷浑人相当，而高于吐蕃统治下河陇地区原来的唐朝居民及其后代。如P.t.1089《大蕃官吏申请状》中记载姑臧节度使衙署中吐蕃、孙波之千户长（bod sum gyi stong pon）之后为通颊与吐谷浑之千户长（mthong khyab dang va zha stong pon）,下面又有吐蕃、孙波之小千户长（bod sum gyi stong cung）、通颊与吐谷浑之小千户长（mthong khyab dang va zha stong cung）,最后才是边鄙部族之小将校（lho bal gyi dmag pon chung）, 边鄙部族（lho bal）主要为吐蕃统治下凉州、甘州地区陷蕃唐人后代[16]。所以沙州通颊色通巴（mthong kyab se tong pha）部落中应该没有沙州汉人等落蕃唐人及其后裔加入，此部落成员则可能来自较早为吐蕃所控制的河源、青海湖、西同（se tong）等地区，有吐蕃、吐谷浑、党项、汉等多种民族成分。
英藏敦煌吐蕃文文书《吐谷浑王国编年史》记载西同（se tong）在8世纪初即为附庸于吐蕃的吐谷浑可汗夏宫，此后应当一直为其所控制。通颊色通巴（mthong kyab se tong pha）部落地位也高于沙州汉人部落，应该由吐蕃瓜州节度使直接管辖，而不归属于沙州。P.t.1113号文书中发出沙州通颊色通巴部落成立命令的王（rje）可能是当时的吐谷浑可汗(a zha rje)，而论冲热(blon khrom bzher)则为总制河陇的吐蕃东道节度使。
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的归义军时期，瓜沙地区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S.1485号《己亥年六月五日通颊安定昌雇工契》等中则有通颊乡[17]，属于沙州管辖，此通颊乡应该就是在今苏干湖盆地地区，是由吐蕃的沙州通颊色通巴（mthong kyab se tong pha）部落演变而来。
关于se tong的具体含义，英藏吐蕃文文书《吐谷浑王国编年史》最早出现时间是在8世纪初期，比西同最早出现时间9世纪初期（S.542号文书）要早，所以笔者认为se tong这一地名可能是由吐蕃人最先命名的。李正宇先生认为清王初桐《西域尔雅·释器》载：“金，谓之色尔……或谓之谢儿，又谓之塞，语。”同书《释诂》又载：通，西番语，藏语同。见也。”即出现金子之意，苏干湖盆地四周山谷出产黄金，由此得名，现在还有大量淘金人在此地活动[14]。按吐蕃文，se ru为黄色，黄颜色之意[18]，tong意为放[18]201，se tong即出现黄色，而藏语gser意为黄金，se与gser发音很接近，含义也有相通之处。黄色正是黄金的颜色，故清代《西域尔雅·释器》将色尔腾意译为出现金子。宋元时期在苏干湖地区和柴达木地区居住的畏兀儿人被称为黄头回鹘和撒里畏兀儿，黄头和撒里正是得名自se tong，是其意译和音译的节译。
法藏文书P.t.1002记载：“亥年仲春9日，康地僧统(khams vul gyi ring lugs)那囊洛卓旺布（sna nam blo gros dbang po）与芒达扎多杰（myang stag dgra rdog rje）与主持沙门土丹(gzhi vdzin ban de thub brtan)将公务办完后，于20日在色通（se tong）忏悔，而写在此记录中。”[19]
这里的色通（se tong）即西同，系指敦煌西南的西同地区。可知吐蕃占领时期的某一时段，西同（se tong）地区的佛教事务也由康地(khams vul)僧统那囊洛卓旺布（sna nam blo gros dbang po）、芒达扎多杰（myang stag dgra rdog rje）与主持沙门土丹一起来管理。康地(khams vul)应该是指朵甘思（mdo gams），今青海西南部、东部、四川西部及云南迪庆州一带[20]。僧人土丹（thub brtan）还在英藏Ch,80,v1、Ch,77,xv,10、Ch,79,xvi,7号3件文书中出现，被称为堪布（mkhan po），即寺庙主持，瓜州节度使（dmag dpon）命令沙州仓曹（stsang mngan）将沙州民户上交官府的一部分粮食转交给他[1]33-35，此人应该是当时吐蕃僧团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可能是一名较高级别的僧官，负责管辖西同（se tong）等地区的佛教事务。
三 se tong与墨离海、墨离川
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中，发现了一批来自敦煌的文书，其中有近30件武周时期的军事文书，有些还鈐有“豆卢军经略使”的印文，当是豆卢军军府文书，涉及武周时期的吐谷浑归朝史实。其中出现有墨离川、墨离。
如文书《武周豆卢军牒为吐谷浑归朝事一》，分为2段，共存18行：
第1段72TAM225:25号，本件有“豆卢军经略使之印”多处。
1./拔褐/落蕃人瓜州百姓贺 /
2./六岁，一匹父五/草九岁，一疋赤草七岁，一匹白/
3./胡禄一/鞍三/
4./究]拾/刀壹口，蕃书壹/
5./十日牒称：得押领人吴/
6./接得前件浑及马，谨将/
7./蕃人贺弘德款称：弘德/
8./德常在吐浑可汗处，可汗/
9./州陈都督处，可汗语弘德/
10./众，今墨离川，总欲投汉来，请/
11./接者。郭知大配山南/令，便往应/
12./差兵马速即应接，仍共总管/
13.计会，勿失机便者。此日知运便领兵马往/
14./至准状/满，其所领兵/
15./令端等处降浑消息，兵粮如少 /
16./差子总官张令端 /
第2段72TAM225:38号
（前缺）
1./以状牒上墨离
2./报并牒郭知[21]
该文书表明当时吐谷浑可汗驻在墨离川，派瓜州落蕃人贺弘德去联络唐朝瓜州陈都督，准备投归唐朝。吐谷浑归朝文书中记载可汗驻营的墨离川在沙州以南，唐朝军队也向南调动准备接应归降的吐谷浑部众。
敦煌文书P.2555《唐人诗集残卷》中的佚名氏诗59首，系张承奉金山国时期的作品，其第1首为《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敦煌文书S.2593《沙州图经》记载马圈在敦煌西南廿五里[22]，退浑国距敦煌马圈、阳关以南不甚远，嗣圣元年（684）崔融在《拔四镇议》里说：“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州，并以南山为限，山南即吐蕃及退浑部落。”[23]当时从马圈向南经过当金山口即进入祁连山以南的退浑部落地区。佚名氏诗第2首为《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朝行傍海涯，暮宿幕为家。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 墨离海附近为千山皓雪、万里黄沙，离吐谷浑部落居住地已很近。第3首《冬日书情》：“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流连不暇归。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陈国灿先生认为诗人由当金山口南下进入苏干湖地区，苏干湖即墨离海；若是循甘泉水而南，过紫亭东南行，墨离海当为哈拉湖，墨离川当是墨离海所在之平川。高嵩、荒川正晴则倾向于墨离海在苏干湖，认为由东向西流入此湖的哈尔腾河，即是墨离川[24]。王素先生认为“‘墨离川’应在‘墨离军’附近，军名因于川名。”而唐朝在瓜州设有墨离军[25]。吕建福先生则称：“墨离川，今之哈尔腾河，墨离海，今日苏干湖。”Vol.69,fol.84号《吐谷浑国编年史》中记载的鲜卑山之羊山堡“即在墨离川一带”[3]121。钱伯泉等先生则认为墨离海大约是今哈拉湖一带，青海西北约150km，哈拉湖东100km，仍有小镇木里，木里即墨离的异译，应是唐地名墨离的异译{1}。
笔者以为P.2555《唐人诗集残卷》中佚名氏诗五十九首作者应是冬季翻越当金山口进入墨离海地区的。墨离海当系苏干湖，离瓜州墨离军尚有相当的距离。P.2555《唐人诗集残卷》第二首为《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此时作者正沿墨离海向东进发。第三首《冬日书情》称“一川戎俗是新知”，即作者离开墨离海后又沿自东向西注入墨离海（苏干湖）的哈尔腾河向东行进，沿河两岸平川地带居住着吐谷浑部落，即所谓“一川戎俗”。墨离川可指哈尔腾河，亦可指墨离海、哈尔腾河附近的平川地区。墨离海一带即Vol.69,fol.84号《吐谷浑国编年史》中记载的色通（se tong），亦即西同，西同又称西桐海，即今苏干湖，在明清时期称为昔尔丁、色尔腾湖。前面提到苏干湖附近确实分布着众多山岭，还有一定面积的沙漠，这也与佚名氏诗第二首《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所云墨离海附近千山皓雪、万里黄沙的环境相吻合。
苏干湖附近墨离川是附属吐蕃的吐谷浑可汗夏季行宫的所在地。吐鲁番出土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记载吐谷浑可汗久视元年（700）七月前后停驻此地{2}，也正可证明墨离川就是《吐谷浑国编年史》记载的夏季行宫的所在地色通（se tong）。由敦煌出发向西南翻越当金山口进入苏干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今天仍然有公路通行，为连接、青海、甘肃三省的重要国道，交通繁忙。若沿甘泉水（党河）上行至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中甘泉水源头，再翻越山岭向东进抵哈拉湖，则地势非常艰险，至今仍然没有道路通行。所以墨离海当系苏干湖，墨离川为哈尔腾河或墨离海、哈尔腾河附近的平川地区，殆无疑义。至于青海湖西北约150Km，哈拉湖东100Km，仍有小镇木里，则木里应是唐地名墨离的异译。笔者以为唐代瓜州有墨离军，青海赤岭（日月山）以南有莫离驿[26]，唐代“墨离”一词无定字，也并非一地所专有，况且木里离哈拉湖尚有相当一段距离，离瓜沙地区则更远，与瓜沙间的交通极为不便。木里是否是唐代沿用至今的地名亦不得而知，所以同样也不能以此认为墨离海即哈拉湖。
综上所述，西同为吐蕃语se tong的音译，意为出产黄金，系指该地区的山谷中蕴涵金矿。西同（se tong）亦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墨离川、墨离海地区，现在则改称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地区。这一地区在唐前期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汗国辖地，为吐谷浑可汗夏宫所在地。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在敦煌成立了一个由驻扎于se tong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党项、汉等民族成员（这些民族成员可能来自较早为吐蕃所控制的河源、青海湖、西同等地区）组成的通颊军事部落。由敦煌文书S.2692《张议潮变文》、P.3451《张淮深变文》可知西同（se tong）地区在归义军张议潮、张淮深时期属于归义军政权管辖，由于适宜畜牧，故屡遭吐谷浑、吐蕃、回鹘的侵袭。在吐谷浑王与吐蕃残部进犯西同时，归义军军队曾行军千里，痛击并追逐进犯来敌，“直到退浑国内”。到了张承奉金山国时期，归义军势力大为削弱，西同地区相当部分已非归义军所有，为吐谷浑所占据，所以P.2555《唐人诗集残卷》的作者离开敦煌西南二十五里的马圈，翻越当金山口，经过墨离海，随后就直接进入了退浑国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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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格萨（斯）尔》史诗；新视野；新问题；新方法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大学科研启动资金”的特别资助。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003-7
如果说学汉语最基本的工具书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学英语最基本的工具书是一本《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的话，那么研究《格萨（斯）尔》最基本的工具书则是赵秉理先生主编的《格萨尔学集成》（1-5卷），再加一本则是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先生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前者几乎囊括了新世纪前的所有研究《格萨（斯）尔》的全文资料（包括各级各类专题会议资料、学术会议资料等），此大型工具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内容极其丰富。“它把我国从3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分散发表的《格萨尔》研究文章编纂成书，集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作者从1990年12月至1998年11月，花费整整9年时间和心血，终于编纂成了一部可供格萨尔学人置之案几的权威工具书，有诗赞曰：“格传集校几经年，历经千辛与万难，有志竟成岂虚语，勇留伟绩在人间。”而后者，《格萨尔学史稿》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只述不评的缺憾。从中，学人们可了解到：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的产生、形成、发展史；《格萨尔》的出版史；《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史；《格萨尔》艺人的成长史；《格萨尔》的音乐、绘画、雕塑史；《格萨尔》的风物传说概况；《格萨尔》在藏族、蒙古族及其他相关民族中的流传、分布和演变概况；《格萨尔》的翻译史；对《格萨尔》多学科的研究史，以及研究者们对上述种种“史”与概况的不同见解与争论。本书有关专题史章节，就《格萨尔》的多学科研究价值及其研究，也作了一定的论述与评说。
问世于新世纪前的这两部研究《格萨（斯）尔》的权威工具书，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惠及后人，对它们的说明，权且当作是对新世纪前《格萨（斯）尔》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新视野
（一）国际学科――史诗的学科建立。当然，西方国家研究史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我们这里所说的“史诗的学科建立”，是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今天，从大兴安岭南麓到天山南北，从青藏高原到印度洋北岸，从黄河两岸到伏尔加河之滨，从天府之国到北美大地，到处盛开着《格萨尔》之花。它已成为中外研究史诗、民间文学和藏学的热门课题，已成为国际性的“格萨尔学”。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89年11月、1991年8月、1993年7月、1996年7月、2002年7月连续五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成都、拉萨、锡林浩特、兰州、西宁的相继召开和圆满成功，除了说明《格萨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外，还标志着我国格萨尔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格学”业已成为国际性藏学研究中与历史研究、宗教研究、藏语研究并列的四个热门学科之一，《格斯尔》研究也已成为国际性蒙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根据“格学”科学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已有能够进一步向“格学”的高层次递进的有利条件：（1）已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科研资料；（2）已有20多部较高水平的论著和近千篇涉及《格萨（斯）尔》方方面面的论文与调查报告；（3）已有多家集收集、录制、整理、翻译、研究为一体的工作机构和一支客观的具有多民族成分的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4）已能在国际间进行同国外同类学科水平不相上下的且占据特有条件与优势的学术交流活动。
而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在昆明成功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被称为是新世纪以来特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有关“格萨尔文化研究”的专题会议也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热情参与和高度关注。“是格萨尔学科创建以来首次以文化研究为宗旨和标志、从各个侧面展示格萨尔学研究最新成果的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体现了新时代下格萨尔学研究的新气象、新阶段和新趋势。”
此次专题会议主席是西北民族大学坚赞才让教授，他总结了这次专题会议的特点：
其一，由传统的收集、整理为主走向文化研究为主；
其二，质量高、内容广、富于时代特色。如所提交的论文涉及到了格萨尔造型文化，格萨尔伦理学、民俗学、心理学研究，格萨尔文学、音乐研究，格萨尔艺人研究，格萨尔民族学、比较研究，国外格萨尔学研究等；
其三，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年轻学者的比例上升。年轻学者的比例攀升充分说明了格萨尔文化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预示着它蓬勃发展的动力。
（二）艺术改编――史诗的今生演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格萨尔》史诗发掘收集整理研究进入热潮，史诗不同形式的艺术改编也迎来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艺术改编又呈现出了新形态。主要有以下四大亮点：
1.小说。小说《格萨尔王》是当代作家阿来从藏族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对本民族史诗的重写献礼之作。可以说，小说《格萨尔王》的出现，是《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在文学体裁样式领域里的重大突破。突破了两者间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在阿来的创作中，如何将英雄史诗二度创作为小说体裁，这是问题的瓶颈。作者独具匠心，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必要的人物形象，就像贯串宝石玛瑙的项链一样，将虚幻与现实巧妙地融化在了一起，建构了小说固有的模式：以人为中心的故事情节的叙事描写。具体说来，阿来的再创造，“着重选取其中的‘神子降生’、‘赛马称王’及‘雄狮归天’三个部分……”这部作品既凸显了他的民族背景，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体现出阿来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其中既有对文化寻根意义的探索，又有对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的隐忧。
下面重点叙说的是青年学者王国明对土族《格萨尔》的研究。王国明师兄高我两届，也是王先生的学生。目前，他在研究土族《格萨尔》方面，已取得了三大成绩。
一是，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土族研究》，并于2009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涉及到了土族《格萨尔》中的创世史诗、生产生活、、风俗文化、语言形式等。尤其是其中的创世史诗部分，是其它《格萨尔》史诗中所没有的，它巧妙地融入到了土族的《格萨尔》史诗中。
二是，在王先生的严格要求下，用国际音标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土族《格萨尔》。现已出版了两大本《土族》上、中册，约253万字，并编入到了王先生主编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其学术价值、语言学价值不言而喻。
三是，出版了专著《土族语言研究》。该书论述了“土族《格萨尔》在语言变现形式上的特殊性”、“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语音的分类”、“土族《格萨尔》中藏语语音的分类”、“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语音的对比研究”、“土族《格萨尔》中的词汇和语法”等等。被称为是整个“格学”研究中第一本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专著。
至于白、普米、纳西等少数民族的《格萨尔》，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篇零星的论文介绍外，鲜有进一步研究。据王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国明等人于上世纪80年代考察的结果看，基本上处于失传状态。
二、新问题
（一）史诗文学性研究名不符其实。现在看来，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异彩纷呈的研究态势。主要表现为：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艺术研究、宗教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艺人研究、比较研究等等。虽然其中不乏对史诗的文学研究。但相较于方兴未艾的对《格萨尔》史诗的宗教、民俗、语言学、民族学等的研究状况而言，其文学研究状况极为薄弱。
从国外来看，“国外对于史诗《格萨尔》的文学性方面的研究仍十分薄弱。也许因为一些学者并没有把这一部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来看待，或者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因而有关史诗的文学性的研究文章甚少。”
国内而言，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研究。如果说前者是《格萨尔》史诗文学研究之滥觞，中者是其初步发展，那么后者则是整个20世纪对《格萨尔》史诗文学研究的最高峰。这个阶段取得的成就是，涉及到了《格萨尔》史诗的情节与结构；探讨了史诗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点；分析了人物形象与艺术典型化。
然而，史诗首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学样式，她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提供了诸多范本、蓝图，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文学泉源。因此，对《格萨（斯）尔》史诗的研究，也首先应该在文学领域开出更美更艳的花朵，结出更多更大的硕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研究《格萨（斯）尔》的诸多领域中，最为薄弱的恰恰是史诗的文学性研究。前面提到20世纪《格萨（斯）尔》史诗文学研究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学术，更是出现了一部研究《格萨尔》史诗文学性的代表作，即吴伟之专著《人物研究》。当然，这与同时期的其它领域的研究相较而言，虽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对史诗文学性的研究仍然没有超越那个时期的最高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有识之士针对这种怪现状，清醒而又明确地指出“《格萨尔》作为一部英雄史诗，文学性是其首要特性。史诗首先是一部文学文本，在这部内涵丰富的文本中，其文学意义是彰显它价值的重要途径。”他首先从史诗对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谈起：《格萨尔》是一部伟大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而充分地汲取了藏族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折嘎、故而鲁、山歌、喇嘛嘛呢、歌舞、戏剧以及绘画、音乐的丰富营养。也就是说，它是在藏族民间文艺及其丰厚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它对藏族古老的民间文艺起到了知识汇总、保存、传播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它是一座藏族民间文艺的丰碑。接着，他又指出史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格萨尔》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每个藏族当代作家都接受过史诗的沐浴，从思想理念和精神方面都受到过洗礼。”我们不妨举例说明：有的作家，其本身就是格萨尔研究专家，譬如降边嘉措、丹珠昂奔、扎西东珠等人……此外，藏族作家益西丹增（代表作是《幸存的人》，主要作品还有《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等）、扎西达娃（代表作是《，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主要作品还有《江那边》、《没有星光的夜》、《世纪之邀》、《白杨树、花环、梦》、《，隐秘岁月》等）、阿来（代表作是《尘埃落定》、新作是《格萨尔王》）、《意西泽仁》（代表作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尕藏才旦（小说集《半阴半阳回旋曲》）等，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创作或显在或潜在，都受到《格萨尔》史诗的影响。可以说，《格萨尔》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已经深入到作家们的灵魂深处。”
既然有如此的重要性，又有如此丰富的研究资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深入挖掘《格萨尔》史诗与民间文学与藏族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呢？换言之，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史诗的文学性研究名不符其实呢？大致说来，原因有三，其一，研究者本身的文学素养有待于提高，还要及时关注并掌握最新文学理论、文学方法、文学成果，同时，自觉地投身其中。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人，本身并非文学科班出身，从文学角度研究是他们的弱项，自身底气的发怵和不愿问津，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个研究的“”。要知道，由于我们有意无意的研究“偏好”，甚至可能导致史诗研究的畸形发展，我们不能不倒吸一口凉气，惊定之余，痛定思痛，“文学自觉”应该是切中史诗之研究的肯綮。其二，我国学者接触史诗、研究史诗的历史不长，甚或可以说其研究史非常短暂。直到民国鲁迅、郭沫若这些大文豪对史诗的研究依然未能深入，要么简单提之，要么语焉不详。解放后，由于走过一段“歪路”，我国研究文学的一流学者，要么“靠边站”错失良机，要么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始终缺乏一大批文学研究的一流专家、学者的热情投入。当然，对藏族学者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格萨尔》史诗文学性的研究，也不够投入。甚至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解放前，“乞丐的喧嚣”是他们对到处流浪的《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嘲弄和戏谑。其三，译本的原因。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藏汉全译本，这无疑对史诗文学性的研究有着莫大的局限作用。另举一例，我们无法全面地对《格萨尔》进行中外史诗的文学性比较研究，是因为匮乏某些史诗的藏汉译本，如，《摩诃婆罗多》这部当年雄踞第一现在位居第二的伟大史诗，我们就缺乏一个对它的全译本。如此状态，请问研究又从何谈起呢。
加强《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性研究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又是《格萨尔》史诗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突破口。
（二）史诗的基本理论研究相对匮乏。在我们了解史诗、研究史诗之前，如果匮乏于史诗的理论，这不仅限制我们的视域、思维，更会使我们的史诗理论创新裹足不前。其实，先不要说其创新问题，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外哲学家、文学家论史诗的精辟论断的继承方面，也做得令人汗颜。
经笔者查阅，关于史诗理论方面的研究，新世纪来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而在新世纪前，却有着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宝音和西格的《谈史诗的特征及其价值》，王德和的《黑格尔史诗理论初探》、《史诗简论》，潜明兹的《论史诗》、《英雄史诗简论》、《史诗类型略论》，钟进文的《史诗论略》，降边嘉措的《史诗与史诗研究》，段宝林的《史诗研究方法论刍议》，另外还有赵秉理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外哲学家、文学家论史诗》，以及吴岳添翻译的法国学者鲍里斯・希洛克的《史诗英雄的幻化》和赵丽娟翻译的前西德学者瓦尔特・海西希的《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等等。
他们关于史诗理论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雄史诗方面的论述；
鲁迅、矛盾等对史诗的阐释；
高尔基、别林斯基等前苏联学者对史诗的论述；
黑格尔史诗理论；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及史诗理论；
史诗的含义，创世史诗，雏型英雄史诗，英雄史诗；
史诗的特征及其价值；
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史诗的思想内容及其主要特色；
史诗永久的艺术魅力；
当今时代能否写出史诗；
史诗与传说，史诗与神话的密切联系；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的知识总汇；
史诗与民族精神，研究史诗的意义；
史诗叙述的庄严性；史诗的描写研究；
史诗基本情节构成，形象思维特点；
英雄史诗的幻化――诞生、双亲、乌鸦和天鹅、食物、青蛙、讨厌的外貌老人和新生儿、英雄的服装；
史诗基本结构的十四大类：（1）时间；（2）英雄的出生；（3）英雄的家乡；（4）英雄（外貌、性格及财产）；（5）英雄的马同他的特殊关系；（6）启程远征；（7）助手及朋友；（8）受到威胁；（9）仇敌；（10）遇敌、战斗；（11）英雄的计策、磨刀；（12）求婚；（13）婚礼；（14）返回家乡。
没有理论的指导，其实践是盲目的。不加强理论的探索，其研究是肤浅的。笔者认为新世纪加强《格萨尔》史诗的理论研究，应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史诗多角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
2.史诗比较研究的理论；
3.史诗艺人研究的理论；
4.史诗数据库建构的理论；
5.史诗艺术改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或曰《格萨尔》史诗与现代结合的理论）；
6.格萨尔学人才培养的理论；
7.《格萨尔》史诗翻译的理论；
8.《格萨尔》史诗在相关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的理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老一代著名格萨尔学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语重心长的话，重新提起，以示长鸣。他说，我国关于史诗的基本理论研究，本来就十分薄弱，很多问题不为人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要进行启蒙性的工作。随着史诗的收集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又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因此，必须加强关于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给予的科学回答。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认真学习。当然，的经典作家，不可能为我国当前各民族史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提出的新问题，留下具体的、现成的答案。但是，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正是在的指导下，史诗研究才真正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不仅如此，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史诗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关于史诗问题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今天仍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真理光辉，仍然是我们研究史诗的指导思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研究，探索史诗的发展规律，回答史诗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提高我国史诗研究的学术水平，开创史诗研究的新局面，从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的史诗的科学体系，并为丰富和发展的史诗理论，做出我们应做的一份光荣贡献。
（三）“活化石”地位的说唱艺人。我们知道，《格萨尔》史诗有两大之最。它不仅打破了西方大哲黑格尔关于中国无史诗的论断，而且还打破了当时世界上最长史诗《摩诃婆罗多》（20多万诗行）的长度，约其5倍之多。据统计，《格萨尔》史诗达120多部，诗行上100万，字数达1000万言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比世界五大史诗（《吉尔伽美什》、《伊里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更多。另外，最了不起的是，还有一定数量的民间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艺人活跃在广大藏区。是这些“行吟诗人”赋予了《格萨尔》“活形态”史诗的美誉，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说唱《格萨尔》史诗活化石的赞誉。
这也因此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这种活态使我们还有可能走进它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表演现场和艺术的腔调招式中，进行原生态的欣赏、体验、探究和追问。这是那些已经凝固化了的史诗所不能提供的。这就使得史诗研究的方法论或研究方式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突破。”
可是，该怎样让我们引以自豪的这些宝贵的艺人资源不至于枯竭呢。还是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格萨尔》史诗艺人研究的状况吧。
对于《格萨尔》艺人的研究，首先发端于国外学术界。其中，对《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研究较为精深者，当属法国的石泰安教授。早在1959年，他就于巴黎出版了目前仍是《格萨尔》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的《藏族与演唱艺人研究》。而国内，直到80年代，才先后有杨恩洪、徐国琼、降边嘉措、王兴先、角巴东珠、格日勒扎布等学者有意识地深入民间，做寻访、调查和研究艺人的工作。到80年代末期，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对艺人研究的重要性已取得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对艺人的研究到现在只有30来年的时间，这与艺人处于活化石地位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
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先生认为，对说唱艺人的专门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艺人的社会背景；
2.艺人的身世与生存环境；
3.艺人的说唱与史诗传播间的关系；
4.、宗教仪轨对艺人的影响；
5.艺人的记忆特点与表演形式；
6.艺人的类型；
7.演唱道具及其功能；
8.“神授”与“托梦”之说等；
9.各民族艺人之异同。
就以上面第六点艺人的类型来说，降边嘉措先生将藏族《格萨尔》艺人分为7类，即①托梦艺人（babsgrung）；②顿悟艺人（dang snang sgrung）；③闻知艺人（thos sgrungs）；④吟诵艺人（vdon sgrung）；⑤藏宝艺人（dgongs gter）；⑥圆光艺人（pra phab）；⑦掘藏艺人（dter vdon）。他还指出：“只有第七类‘掘藏艺人’有文化，能记录整理，众多的抄本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也就是说，多数艺人是文盲型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颇多的争议，但至今莫衷一是。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牧民定居点的大力推进，普九义务教育的全面落实，现代文明、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史诗的说唱艺人会受到这些异质于传统之外的环境的多大影响。
不久前，我采访了一位艺人，22岁的斯塔多吉，他被称为是最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大学生身份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在不久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为我校文学院2010级藏语言文学班学生的他颁发证书，命名他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边坝格萨尔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和著名的扎巴老艺人一样，斯塔多吉也来自边坝，同样也是神奇的“梦授型”艺人。据他讲，在他年幼时，曾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见自己由将军们领至一个美妙的地方，并让他吃下长长的书卷……”醒后，无师自通的他就会讲史诗《格萨尔》了。而且以后，也没有拜过师、学过艺，但是，他会讲的部数却越来越多，现在已能讲到80来部了。对这种奇特的艺人说唱之谜的研究，从上世纪到现在，依然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但我目前并没有什么信心和勇气去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神奇的说唱现象。我只想就目前艺人们所面临的可持续培养、发展的问题，与他交谈看法。
其一，你与其它艺人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是梦授型艺人，这种类型的艺人在艺人中所占比例极少。据我所知，目前在我区只有三位；其次，我是全国唯一的一位在大学学习的或者说是具有大学生身份的艺人。而其它艺人仍然是文盲型的居多。”
其二，那么你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对你的艺人说唱，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实事求是地讲，我如不接受大学教育，这并不影响我的说唱，甚至我在大学校园里对我的说唱还有一些负面影响，有一些课，甚至我还觉得学了它们，我头脑里的史诗就少了。当然，接受教育，使我可以对我所说的史诗进行有效的记录。”
其三，你说唱史诗的惊人的记忆力用在你的学习上，肯定会让同学们望尘莫及吧。
“我一点也没感觉到。我也对自己说唱史诗时，所拥有的记忆力感到惊异。可是一到学习上，这种神奇的记忆力一点也用不上。我背书，感觉到很吃力，与学习一般的同学相比，都不占上风。对此，我也很纳闷。”
其四，也就是说，文盲不文盲的，不是影响一个艺人的关键，是吗？
“是的。我本人年幼时还没上学也没人教就会说，这算是一个例证吧。”
其五，那么什么是影响艺人的关键呢？
环境、氛围。大致说，就是艺人所生长的环境，绝大多数都是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农牧区，可是那里却有着许多与说唱相关的原生态的遗存；听众的氛围滋养着艺人的说唱能力。
其六，你怎样看待现在影响艺人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总之，“地球村”、“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的家乡，是出说唱艺人比较有名的地方，近年来，也不可逆转地经受着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的洗礼。而艺人们现在正呈现逐年减少的状况。
其七，那么，你考虑过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说唱艺人的问题吗？
其实，格萨尔说唱艺人不是培养出来的。“教是教不会的，学是学不了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也就是说艺人努力教你，你刻苦学，能掌握几部就不错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闻知艺人”的水平，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几十部，上百部的，那真不是教和学所能掌握的。
其八，你同意处于活化石地位的艺人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吗？
“是的。”
其九，有什么良策或建议吗？
国家和政府给了包括我在内的艺人很多的一些照顾政策。但艺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的问题，或者说这些活化石“永活不死”，确实是一个值得专家、学者、国家、政府思考的大问题。我只是心急，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有时我也在想，其它史诗的艺人都或迟或早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这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小艺人的坦陈及其忧虑，我们可以理解。专家们指出，土、裕固、普米、白族《格萨尔》，由于无本民族文字、鼎盛时期的口传未能及时转换成抄本，近年一些屈指可数的艺人传唱也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并日趋淡化和衰失。而在蒙古族地区，史诗的书面作品大量涌现，口头说唱逐渐让位于书面抄本、刻本的流传，久而久之，民间的说唱艺人逐渐减少。目前，史诗《格斯尔》正处于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过渡的最后阶段，基本趋于书面化。
那么，藏族呢，藏族虽有大量《格萨尔》以口传本和各类抄本流传于民间，虽有不少部本正式出版问世，但处于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过渡的中期阶段，至完全的书面化尚有一定的距离。惟愿我们的工作走在这段距离到来之前，更愿这段距离来得迟些，迟些，再迟些。
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民间艺人在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抢救民族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死掉一个民间艺人，等于损失一座图书馆。鲁迅称赞民间艺人是“不识字的作家”，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愿这“一座座图书馆”永存发光，这一批批“不识字的作家”在现代教育、现代文明的洗礼下，保持说唱本色不变，借力加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喜鹊上扬调”、“云雀六变调”、“骏马长嘶调”、“细雨淅沥调”、“闪电雷鸣调”、“猛虎对峙调”……永远荡漾在我们心间，响彻在我们耳畔。
三、新方法
（一）从程式到隐喻。斯钦巴图所著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是新世纪来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格萨（斯）尔》的一部力作。该书“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蒙古史的程式、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作者运用程式和母题分类学说，在研究蒙古史诗的史学方面多有创见。”作者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结构主义和母题结构类型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尤其是借用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主题、从有形到无形、从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同时，作者利用认知隐喻学理论方法，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析出狩猎与战争、盛宴与集会、结义与冲突、婚姻与结盟、死亡与再生、迁徙与征服等一系列对应关系，把这些对应关系用于具体史诗的文本解读，探讨了史诗的深层意义结构。……是一种新的尝试。当然，在中国运用程式理论研究了史诗，是新近才出现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朝戈金和尹虎彪对相关理论成果的介绍、翻译和应用而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朝戈金之后，斯钦巴图借鉴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方法，探讨了蒙古史诗文本的程式化构成机制、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性和隐喻结构问题。可以说，史诗理论研究在中国不断地形成、发展和深入。
扎拉嘎研究员认为，从哲学角度思考，程式总是可以归结为具有方向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连接。《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从这样的角度，亦即从母题的传递、人物形象的对称、语词的顺应，以及隐喻的特定内涵等不同侧面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问题。作为史诗叙述中的有方向性的联结，程式又总是与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习惯交织在一起，显示出民族的特性。《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注意了史诗程式的这种内在力量。在史诗程式中，隐喻显示为更加曲折的联结，也可以认为是程式的深化。《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这样理解隐喻在程式中的位置的。应该说，我们的史诗研究面临着向理论层面的跃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中国史诗传统出发建立中国史诗学，《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方向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二）AT分类法的运用。AT分类法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属于“常青树”之称的理论和方法。但把它运用在我国《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方面，还是一种尝试。尤其是《格萨尔》史诗在裕固、土、普米、白、纳西等（前面已述及蒙古族，这里不提。）少数民族中有着一定的流传，那么，对它们的研究，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笔者结合AT分类法对流传在裕固族中的《格萨尔》进行了研究。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程金城先生对笔者的博士论文《裕固族故事类型研究》评价道：“《裕固族故事类型研究》，选题独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作者在对故事类型研究理论及其实践归纳梳理的前提下，对裕固族《格萨尔》故事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和评价，进而对其故事类型的建构、母题构成、类型情节、丛构规则和艺术特点及“生活史”做了系统深入地探讨。这些研究对从故事类型“内部”把握裕固族《格萨尔》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多民族视域中的《格萨尔》做出了贡献。”
青海省社科院赵学富先生评价说：“选题创新性质明显。研究者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故事类型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运用了故事类型丛及其构成原则的新成果，对现有的24格裕固族《格萨尔》故事进行了细微的分类和归纳，在分类的同时与藏蒙格萨（斯）尔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裕固族《格萨尔》故事主要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并从‘生活史’的角度发掘了格萨尔故事与裕固民族文化的关系。论文田野基础扎实，阐释合理，归纳科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类型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性意义。”
总之，我们在研究《格萨尔》史诗方面应该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着手，因它毕竟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方法单一是行不通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新世纪出现的新视野让我们眼前一亮，充满自信。面对新问题，我们不回避，冷静对待；面对新方法，启迪我们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不断进取。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相信，“格学”也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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