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2:59: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民收入调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靠发展优势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五大生产基地。抓住国家和省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机遇，建设百万亩高油大豆生产基地，XX年播种高油大豆146万亩；引进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建设百万亩马铃薯生产基地，播种马铃薯45万亩；推进农牧结合扩大饲料作物种植，建设百万亩饲料牧草生产基地，播种饲料牧草32.6万亩；依托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百万亩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经济作物总播种面积47.1万亩；结合退耕还林，建设百万亩柞桑蚕生产基地，放养柞蚕732把，栽桑树700亩。
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充分利用我市资源富集和生态环境优势，建设绿色农业生产基地11个，种植绿色食品面积125万亩，11个产品获得a级绿色食品，2个产品获得欧盟有机食品认证，产量达12万吨。
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与俄在林业、畜牧、水产、农机、农科研等多个领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引进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30多项。建立了中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俄建设境外综合开发区。农副产品出口发展到10大类100多个品种。
二是加快龙头企业建设，靠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思路。以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突出发展主导产业，围绕麦、豆、薯、菜、麻、糖、肉、乳、山、药等十大主导产业和5个成长性较强的产业，构建龙头企业群体、扩大基地生产规模、推进产业化发展。
加快龙头企业建设。全市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29家，带动基地面积137万亩。实施品牌战略，重点培育 “玉铃”牌马铃薯、“双河”牌极小粒豆、“驿站”牌马肉干等6个具有较大市场影响的农产品品牌。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在县域和中心乡镇重点建设和完善了7个具有较好基础的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全市现有各类农产品市场88处，基本形成了以乡镇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农贸市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市场体系。
三是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
加大农业新技术推广和应用。推广了一大批先进、适用、成熟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平均每年推广项目20多个，累计推广项目300项(次)以上。农业十项适用生产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到2318万亩。
建设市县乡三级科技园区156处，园区总面积50多万亩，实现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
大力实施种植业和牲畜业良种工程。引进推广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优良品种28个，建设各类种子繁育基地45处，推广优良品种27个，农作物优质品种率达95%以上。建设大牲畜冻配站点92个。
努力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科学应用水平。对广大农民进行多项目、分产业、逐层次的科技培训。每年培训乡村干部、科技户、种田大户及青壮年农民15万人次左右。
四是夯实农业发展基础，靠降低风险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和改造了***、**等堤防，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抗旱防洪能力。目前，全市已有8个万亩以上灌区，有效灌溉面积11万亩。XX年，争取国家级和省级旱田节水浇灌溉项目5个，受益面积可达16.22万亩。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三年累计7113万元，开发建设项目30个，完成中低产田改造19.27万亩。大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实施天然林保护为目标，重点实施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生态效益补助工程和野生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四年共落实退耕还林面积5万亩，造林56.8万亩，建成多种类型自然保护区5个，绿色食品种植面积达125万亩。不断提高农机装备水平。3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农机更新资金1.6万元，更新大中型农机具4786台(套)，到XX年全市农业机械原值达6.776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达95.63万千瓦，亩均耕地拥有农机动力 0.132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86.5%。
调研组选择我区东、西、南、北、中（华新、金泽、练塘、赵屯、盈浦街道）五个点为情况采集点，共发放《问卷调查表》913份（回收568份，回收率为62.2%）；召开了由区、镇职能部门，村干部和村民参加的座谈会7次；考察了上海鹤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调查和分析，掌握了较多的信息，形成了如下基本看法：
1、我区农民近几年的收入总体上呈缓增趋势。据统计资料反映，2000年我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2.6%，2001年增长4.7%，2002年增长6.2%，2003年增长7.3%。
2、我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2003年我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达到19091元，是农民人均收入6602元的2.89倍。
3、农民收入的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据对回收的调查问卷统计，农民人均收入为4911元，在调查中，对6602元这个平均数，有相当多的农民反映：“实际达不到这个水平。”
4、我区农民的收入差异很大。既有青东和青西之间的地区差异，也有同一地区之间的个体差异。高的年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低的收入几千元甚至只有几百元。
5、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已不靠农业。除赵屯和练塘部分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占较大比例外，全区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比例平均已不到20%。
6、农民的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全区参加农保的农民（退休老人）每月领取的保障金，每人平均为61.6元，最低的镇每人平均不到41元（练塘镇），最高的镇每人平均也仅有123元（徐泾镇）。
此外，隐性失业的农民（富余劳动力）约有4万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相当部分的农民生活质量较低。
一、当前我区部分农民的收支、生活、保障和生产现状
1、收入、支出。据五个点的问卷调查获知，平均每个家庭为3.4人，劳动力2.4个，承包土地2.22亩（有的只承包土地，有的既承包土地又承包鱼塘），2003年家庭平均收入1.67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不到20%）,人均4911元；2003年家庭平均支出1.27万元（生活费4422元，学杂费4016元，医疗费686元,其他费用3576元），结余4000元。被调查农户中有5.7%的农民认为近几年收入“增加”；有32.4%的农民认为收入“略有增加”；有35.7%的农民认为收入“不增加”；有26.2%的农民认为收入“减少”了；有83.6%的农户表示，没有计划（能力）买商品房；有30%的家庭对孩子的学杂费无法承受。
2、家庭生活。被调查农户中，有57.8%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有84.2%的家庭安装了电话；有89.8%的家庭用上了液化气；有7.6%的家庭购置了电脑；有62.3%的家庭购买了电冰箱；有19%的家庭安装了空调；生活用水主要以自来水为主的占92.6%；以河水为主的占2.1%；以井水为主的占5.3%。据我们了解，与子女分居的老人，很少有人安装有线电视。他们收入来源少，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最怕生病花钱。特别是缺少子女关心的部分老人，生活质量很低，有的甚至十分可怜。
3、社会保障。被调查农户中有90%的人参加了“农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虽然绝大部分农民都参加了“医保”，但由于保障水平较低，机制不尽完善，只能保小病，对患大病的家庭来说，不能起到保障作用。许多家庭由于经济原因而无法正常就医。在调查中，有12.6%的家庭在家人生病后不上医院，农民普遍反映看不起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医生“小病大药方，看病当体检”的治疗方式，对贫困的农民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
4、生产状况。由于土地分散承包经营，因而农民的生产规模普遍较小，致使多数农民对农业科技态度比较冷漠，不重视采用优良种苗，不了解使用有机肥对农业生态的修复作用，不知道农业措施对有害生物的控制作用。在生产过程中，有20.4%的农户使用的种苗都是自产自用的，只有19%的农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行业协会。
另外，农民普遍对居住地的村干部不太满意，问卷统计的满意率仅为42.1%；对村级财务情况，有68.2%的农民表示不了解；有39.6%的农户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增加非农就业。
二、影响我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社会的、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因素，更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科技文化等综合因素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认为，影响我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效农业没有形成规模，设施农业难于广泛应用。农业尽管是一个弱质产业，但相对来说也有高效益的产品。如荷兰农业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我区，赵屯草莓加西红柿的耕作方式每亩也可产出万元以上的效益，如果用控温、控湿的菇房种植白灵菇，其产出更为可观，每年亩产值可达一、二十万元。然而，高效农业多具“高投入、高风险、高科技”的特点，这三高就是横在高效设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高效设施农业难于广泛应用的关键。政府应引导和帮助农民下大力气抓投入、闯市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2、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偏低，先进农业技术难于接受。青浦在历史上曾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地区，目前的农村人口仍然占70%，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青浦总人口的文盲比例仍高达10.4%，文盲率列全市各区县的第二位；高中以上本科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仅有16.9%，本科以上的仅有1%，分别在上海郊区9个区县中排第七、第八位。可想而知，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更低。在本次被调查的537份有效问卷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9.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9.7%，大专文化程度的仅有1人，占0.2%。不提高这些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他们将难于接受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知识。调查中，多数农民反映对采用优良种苗不重视，有20.4%的农户用的种苗都是自产自用、以粮代种的，对科技部门推广的新技术接受和掌握较慢，即使将来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农业企业发达了，他们也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新要求。他们将被“边缘化”，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可能被外来有知识、能吃苦、不计岗位鄙贱的人员所占领。
3、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信息不灵。农业，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在当前农产品大流通格局下，只有搞产业化经营，不断扩展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才有可能从土地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然而，我区目前的农业产业化程度并不高。据有关部门统计，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农业企业在青浦只有100余个，2003年经青浦区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认定的农业龙头企业仅有13家（其中年产值上亿元的龙头企业仅有3家），带动的当地农户数仅有17000户，不足20%。而我们这次调查的农户中，也仅有19%的农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行业协会。可见，青浦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远远不如江浙一带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高。自产自食仍然是我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流，自产自销仍然是我区农民的主要经营方式。这样千家万户的“提蓝小卖”如何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呢？不是为了产品进市场交换而进行生产和信息不灵通是我区农民的通病，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标准化程度低是我区的农产品缺少竞争力的根源，互相排斥、竞相压价是我区农产品效益低下的必然结果。
4、农民占有的资源所形成的产出与农业人口不成比例。从表面上看，农民占有着大量最宝贵的资源---土地。但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且只能使用于生产农产品，其附加值是不可能高的。2003年，我区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7%，但农业人口却占70%，这么少的农业GDP怎么能满足这么多农业人口的分配需要呢？正如商榻一位农民所说“人均守着一亩田，我们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9.6%的农户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增加非农就业。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圈子，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光在“农”字上找出路。
5、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根本途径。但现实情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有不少农民工在向我区流动，而我区的大量农民工却在向农村“回流”。据我区国民经济统计报表的数据显示，1997年我区外出农民工有26026人，1999年剩16359人，2002年仅剩7546人，不到1997年的1/3。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原先大量的乡镇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检验，许多被淘汰出局，剩下的也转制成民营中小企业，使大量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岗位；二是我区近几年涌入了大量的既年轻能吃苦又对工钱要价较低的外来民工，从而使我区农民工在上岗就业方面明显缺乏竞争力，不少农民只好“打道回府”，返回农村；三是这几年发展工业和市政道路建设等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土地，使本来人均土地占有量不多的我区农民，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而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
为了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农民收入的变化情况，我在家里的亲人和乡镇府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做了一份报告总结。
一、村民的就业现状
为了让村民转变观念，村主任带领村干部帮助村民联系到鞍轮集团以及大连等地企业去打工，现在全村600户农民中几乎家家都有人外出打工赚钱，每人年均可增收8000元以上。而村里的地则由少数人承包起来，形成了规模效益。村里刚建成占地4000平方米的现代化蔬菜加工厂，每年可以对6000吨蔬菜进行加工。经过3年发展起来的20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也实现了机械化自动排灌，生产出来的蔬菜绝大部分经蔬菜加工厂加工后卖到大连、鞍山等各大城市的超市，年产值可达300多万元，仅蔬菜一项全村人均收入提高近1000元。找到致富良方的农民，人均收入从不到2000元一举升到4660元。村里还多方筹资，新建了1500平方米的小学教学楼，修建便民桥6座，村组道路20余公里，实现了组组通桥涵，9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电话，近300户富裕农民先后住进了楼房。2000余农户经营以温室山野菜为主的“苦味产业”，年户均收入达到2.2万元以上。正如该县经营“四味产业”的农民所说：“政协主意好，政府抓得实，农民的好日子没个跑。
二、新农村建设新视点
用新的视野把握大局，用新的视点思考现实，切实定位工作的出发点，找准结合点、挖掘切入点，明确落脚点，是当前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年，将抓住机遇，用足用活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农业产业化要有新进展、农民收入要有新提高、农村改革要有新突破、社会事业要有新发展、社会风气要有新变化、党的建设要有新举措。农业总产值力争突破10000万元，比去年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长8％。
(一)一转多变
“一转”就是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按照“工业化”的思维方式经营“三农”。要用工业化的视点思考农业产业化，推进单一农业向复合高效农业转变。要切实克服规模就是产业化的落后观念，把科技和效益放在第一位，用延长农业产业链和单位面积最大效益吸引规模，实现农业产业化。
“多变”，就是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上，方法要多，变数要多。一是“粮变肉（蛋）”。大力发展畜禽产业，加速推进粮食过腹转化，到年底，全镇要有30％的粮食转化为肉蛋，猪、牛、羊、鸡饲养量要增加40%。二是“小变大”。以无公害蔬菜基地为代表，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推进土地流转和专业化生产，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逐步整合成大规模、大生产，形成规模效益。三是“少变多”。充分发挥各家各户优势，通过依靠科技发展多种经营，实现由“一元”增收向“多元”增收转变。四是“粗变精”。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精细种植业和精深加工业，全力加大出口麻栎、出口蔬菜的种植面积，新上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五是“农变工”。通过对二、三产业的加速发展，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实现由农民向市民、向工人的转变。年农业劳动力工人化要达到60%，外来打工人员要增加到4500人。
(二)一策多略
“一策”，就是坚决贯彻“打造三力，强镇富民”的指导思想。“打造三力”就是打造新甸建设气势上的活力，经济上的实力，环境上的魅力。狠抓集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实力－－强镇；狠抓个体经济和致富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富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为新甸发展服务。
“多略”就是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目标，多角度、多渠道地谋划工作新方略。一是传统创新的方略，在科技成果运用上下功夫。就是要提升、加快科研成果和实用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上的推广应用，重点在粮、畜、果、菜、食用菌产业上实现新突破，通过科技联姻、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市场销售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把传统产业资源转化为效益。二是产业延伸的方略，在农副产品加工上下功夫。通过大力发展粮、菜和食用菌等农副产品加工业，牵动产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走向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统筹协调的方略，在开放联合上下功夫。广泛宣传，广交朋友，广用人才，在鞍轮附属企业、龙头企业、农民致富产业、服务行业等领域，加快同工业和城市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对于“彩色飞碟”等一批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的新项目，要放开手脚招商引资，全面推进农业企业化、工业集团化的实现。四是政策保护的方略，在政策运用上下功夫。要切实运用好国家各项扶持“三农”政策，敢于设想，敢于争取，敢于碰硬，敢于拼抢。通过对政策的积极争取和灵活运用，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后劲，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年将围绕这一发展策略，紧紧抓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落实的有利时机，更多地把项目和资金的“协调”、“争取”作为主攻方向。既要把计划中的项目找准落实，又要把自身优势开发成新的项目，做到项目开发下有底线，上不封顶。尤其是要重点围绕鞍轮集团、小城镇建设、区位环境、人文环境等投资优势寻求更新更多的开发项目。年计划中的底线建设开发项目是：利用惠农政策千方百计支持鞍轮集团的发展；投资500万新上保营机械设备配件厂；投资300万元新上大福修配维修中心；投资300万元扩建木工机械设备厂；投资300万元启动镇砖瓦厂；投资200万元扩建新鑫无公害蔬菜基地；投资200万元构建腰岭村养殖基地；投资300万元扩建面向冰峪风景区服务的“饮食服务小区”；投资100万元扩建卫生院；投资300万元完善中心校为标准寄宿式学校；投资50万元完成金矿村4公里柏油路工程。
(三)一局多式
“一局”就是要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全镇工作的一盘棋。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指挥部署；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局面。
“多式”，就是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要科学整合社会资源，按照社会资源的范围、产业、功能的不同来确定不同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一是“三农”联动式资源整合。就是充分整合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大基本社会资源。充分认识和利用农村现实的机遇地位，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揽新甸全局，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推进新甸改革。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农业现实的项目和资金地位，围绕新甸区位、资源、环境等特殊优势，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坚持高起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集中发展外向型蔬菜加工厂、两个缫丝厂和粮食酒厂，带动农副产品和农户走向市场。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农民现实的政策地位，积极稳妥地做好土地流转和转让工作，切实抓好生产基地建设。要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区域化和服务系列化的生产要求，继续扩大“新鑫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完善其余8个专业村的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架起基地与农民之间紧密相联的桥梁和纽带。二是“三产”联衡式经营方略。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快富的观点科学处理好新甸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实现“强镇、发商、富民”。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要把新上工业项目与新上龙头企业、农事企业、致富项目等同对待，用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要确定第三产业对一二产业的服务和促进地位，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与第三产业的平衡关系，重点解决好农副产品批发、饮食商贸提档、休闲场所齐全、环境秩序文明等急需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把鞍轮集团定位在牵动新甸一二三产业加速发展的核心地位。三是“三轮”联转式功能驱动。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镇、村、户三个建设主体的功能，实现三个轮子一起转。要充分发挥镇级的主驱动功能、村级的传带功能和农户的“旋转”功能，切实把镇级的发展愿望化为村、户的发展热情，落实在具体的发展项目和成果上。要结合新甸实际，充分运用政策和典型的引导、科技和服务的指导、荣誉和利益的诱导，切实调动全镇上下的积极性，让镇、村、户三个主体以大功率、大作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奋勇前进。
三、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一)积极落实惠民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近日，党委、政府召开全镇各村、各单位负责人及全体机关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惠民政策。要求全镇紧跟市、县工作思路，发展农村经济，落实好惠民政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年全镇将新建标准化温室大棚500座，每座大棚将享受市、县补贴1万元，此项工作现已全面展开。预计这项工作完成后，会使农民收入增加200余万元，将会带动农业经济的新一轮大发展。
（二）庭院经济已成为该县农民增收新的亮点
县是山区大县，有着发展庭院经济的诸多优势，许多农民在自家庭院内，充分利用每一块空间发展种养项目增加收入。腰岭村村民石成明利用家住山坡间，山上有林，山下有水的有利地势，发展养鸡业，如今已建设鸡舍30余间，发展存栏蛋鸡5000多只，年收入达到4万多元。杨家堡镇苏家堡村村民王银刚，在自家庭院内建起标准化猪舍育肥猪，年收入达2万多元。一个并不算大的院子，能创造出如此可观的经济收益，被越来越多农民看好。如今，县农民们在发展种养短、平、快致富项目的同时，又把目光盯在了发展绿色养殖、种植业上，收入倍增。随着种养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作用，广大农民在以住宅为中心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又利用自留地扩大了庭院经济的种养规模。庭院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同时，又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县未来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
（一）理清发展思路。鞍轮企业要发挥自身与市场结合紧密的优势，针对结对的特点，大力提供智力支持，帮助村支两委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二）发展经营项目。鞍轮企业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为结对新店镇发展一定的经营项目，帮助发展集体经济。搞好村企合作，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合理流转，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引导企业对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
（三）搞好农民培训。企业要着眼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拿措施，必要时采取捐资助学、结对帮扶等方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农民解决教育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四）提供就业岗位。鞍轮等企业要多方搜集就业信息，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企业也可根据自身实际，安排一定的后勤、餐饮、保洁、保管、保安等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农民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2．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武汉 430071）
摘要：以湖北省500户农村家庭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分析，探讨农村扶持性贷款对农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扶持性贷款对农户的生产生活和消费都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村福利水平。
关键词 ：农村金融；扶持性贷款；福利效应；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5－1276-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5．060
收稿日期：2014－12－1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1jyty080；2012Q018）
作者简介：李雪涛（1979－），男，回族，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研究，（电话）18942178818（电子信箱）449830602＠qq．com。
1 理论和模型
根据李锐等［1］对麦金农模型的拓展研究发现，麦金农模型可运用于分析中国农户借贷行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理论可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来进行分析：假设农户没有储蓄，农户的收入为Y、消费C、生产投资I的关系可表示为：
Y＝C＋I
这样，在1期农户的收入Y1、消费C1与生产投资I1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Y1＝C1＋I1
假设农户的投资平均收益率为R，则2期的收入Y2、消费C2与生产投资I2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Y2＝C2＋I2＝C2＋I1（1＋R）
为便于分析，假定在一般情况下，农户的各项日常家庭开支是稳定的，即第1期和第2期的消费相同，则可以得到：
Y2＝C1＋I2＝C1＋I1（1＋R）
假设农户因为家庭生活需要，在第1期时必须支出一笔费用B（B＞0），如果无法从外部获得借贷资金，农户必须依靠家庭现有收入来支付费用B，这意味着，农户只有通过缩减现有生产投资规模，才能支付费用B，于是有：
Y′1＝（C1＋B）＋（I1－B）
相应地，农户在第2期新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Y′2＝C1＋I2＝C1＋（I1－B）（1＋R）＝C1＋I1－B＋I1R－RB（1）
由于B＞0和R＞0，这意味着，第1期额外生活费用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当期投资水平，最终导致农户在第2期收入水平的下降。上述结果表明，当农户产生一笔必须发生的生活性费用时，农户第2期的收入水平会下降至：
C1＋I1－B＋I1R－RB
但是，如果农户通过农村金融市场获得这笔生活性借贷资金B，则可以平抑该笔消费支出，从而维持了第1期原有的生产投资水平。假定借贷利率为r，且不存在其他借贷交易成本，则农户在第2期新的收入可以表示如下：
Y″2＝C1＋I1（1＋R）－B（1＋r）＝C1＋I1－B＋RI1－Br （2）
将式（1）与式（2）相减可以得到：
ΔY＝B（R－r）
由于B＞0和R＞r＞0，所以Y＞0。即：当出现一笔农户必须承担的额外生活费用时，如果农户能够通过相关金融机构得到相同数量的扶持性借贷，则与没有这笔扶持性借贷相比，第2期的收入将会有所提高，同时扶持性贷款具有的利息补贴和低息等发行方式的特征，使得农户在获得扶持性贷款时的效益提高，具体数值为：Y＝B（R－r）。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推论：当农户因为家庭生活需要，必须支付一笔临时性支出时，如果农户可以通过农村金融市场获得扶持性资金，从而确保当期家庭生产经营投资不受影响，避免农户收入下降，由此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这种分析的直接政策含义是，如果扶持性借贷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向农户提供扶持性借贷资金就有必要全面纳入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
此外，扶持性借贷的特性不仅起到维持当期生产投资水平的作用，在短期，扶持性借贷有助于激发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生产投入，促使其稳定和提高收入，以偿还借贷资金；在长期，农户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扶持性借贷，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技术边界，增强生产经营能力，实现收入水平质的提高。否则，富有理性的农户不可能选择扶持性借贷。
2 湖北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各方面研究中，学者认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大的。高勇标等［2］认为，农业存款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力度是非常突出的，同时认为农村贷款与农村经济长期均衡的关系是不存在的。这说明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直接支持力度较弱。另外，研究还表明，外界冲击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对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是持久深远的。湖北省作为中国中部地区较大的农业省，农业人口占比约70％，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落后，农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3］。
2．1 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董竹等［4］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金融有着显著相关性。而农村金融的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非正规金融机构（个人）为辅的金融体系，共同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图1）。
在中国，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所有金融机构中在农村分布最多的，是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与农民有着直接的业务关系［5］。农村金融机构业务量方面，农村存款量和贷款量都远低于城市，其中农村存款贷款均占信用社的40％左右［6］。中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离普惠型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在两亿多的农户中，真正可以得到信贷服务的只有1／3。
2．2 湖北省农村基本金融服务概况
湖北省的贫困率已由1978年的28％下降到15％以内，并在有步骤地减少贫困农户的数量，这与湖北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增加、信贷资金的大量投入、信贷结构的改善和金融创新支持力度的加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湖北省现阶段的金融结构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农村金融设施建设滞后，发展水平低下，金融排斥现象严重等［7］。
2．2．1 湖北省金融机构网点情况 湖北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速较快，机构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在新增银行服务网点、延伸金融服务等方面不断加强。在传统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强化县域网点功能升级的同时，湖北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也在加快县域及村镇机构及营业网点的增设。据统计，2011年湖北省农村新增金融机构网点115个，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增加25个，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增加90家。“十一五”规划末年，湖北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占全省各项贷款比重在19％左右。进入“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比重上升了近4％，达到23％；2012年，湖北省新增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共有64个，其中有14个是建设银行新增的县域地区网点、34个城市商业银行网点、12家农村合作银行以及4家农村商业银行。从2011年到2013年全省平均每年增加67家银行类网点，但湖北省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仅为0．88个。
2．2．2 湖北省金融机构贷款情况 2013年，湖北省支农贷款中，农村信用社对县级及以下地区贷款余额占全部款项的50％以上，金融各部门在贷款的数量上都向“三农”做出了相应的倾斜，利用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农再贷款力度加大，保证了支农信贷资金的充裕。2013年，湖北省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贷款额为121 468．9亿元人民币，占各项贷款比重的21％，同比增长25％。在接受贷款的主体中，农户贷款额为31 023．2亿元人民币，占各项贷款比重5％，同比增长19％。在农村各类组织贷款额为5 352．6亿元，同比下降5％。在农村贷款的各类用途中，农村农林牧渔业贷款为21 220．2亿元，在各项贷款比重中最高，为4％，同比增长15％，农业科技贷款额最低，为210．2亿元［8］。
3 农村扶持贷款的福利效应分析
3．1 研究方法
为对农村扶持贷款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本研究对湖北5地市50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此次问卷共发放500份，回收500份，由于调查要求必须深入家庭访谈并做填写指导，所以全部为有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住址信息、贷款经历和福利信息4个方面［9］。使用spss 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收集和整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扶持性贷款对农户所产生的福利效应。
3．2 研究设计
3．2．1 问卷设计 在相关文献研究和网络调查的基础上设计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诸如性别、学历、住址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年人均净收入和年均生活、医疗、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等［10］，重在通过对农户进行调查来了解农户对扶持性贷款的认知和态度，及扶持性贷款对农户在生产、生活及消费方面的作用，从而对扶持性贷款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
3．2．2 数据收集 通过实地发放调查问卷，主要在十堰市、随州市、襄阳市、荆州市、咸宁等所属区域，进行了现场访谈并作填写指导。
3．3 数据分析
3．3．1 信度分析 此次调查运用SPSS 22．0统计分析软件对500份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表1），其中在可靠性统计量（表2）中可以看出，Cronbach′s Alpha的信度系数为0．613，大于数值0．5，根据可信度高低与Cronbach′s Alpha值对照（表3）可知，问卷具有可信度，因此，该问卷调查的数据是可信的，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3．3．2 问卷数据分析
1）被访农户基本信息：被访农户信息根据变量的可观察性和信贷配给的影响程度分为劳动力数量和户主文化程度两方面［11］。在金融机构决定因素中，农民生产和经营能力是排在最前面，教育和劳动力数量对农民的生产管理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在调查中，劳动力限制为16周岁以上（包括16周岁）人群。调查样本中205人为女性，295人为男性。文化程度包括文盲、初中及其以下文化、高中、大学及以上（表4）。
由表4可以看出，被访农户中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最多，占样本人数的61％，高中文化水平的占32％，而大学及其文化水平以上的仅占4％。在劳动力数量方面，家中有3个劳动力的所占比例最大，为48％。说明农民平均文化水平低、劳动力数量少，这是影响农户贷款的可用性的不利因素。
2）被访农户的住地信息：农户的住处是否处于交通便利或相对富裕之处直接关系到农户的贷款情况及其积极性。农户住地的经济状况对农户的抵押能力和担保能力有较大影响（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到银行或信用社便利者占91％，说明绝大部分农户对银行或信用社的覆盖度是满意的，并有78％的农户表示对当地的生活条件满意。
3）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农户的意愿贷款额表现出农户实际需求的贷款额度规模，农户的意愿贷款额越大表明农户实际需求的贷款额越大［12］。由表6可以看出，有贷款经历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57％，超过样本数一半的农户选择扶持性贷款来进行发展，可见贷款对农户的生活是有有利影响的。其中贷款用途所占比例最高的为个体私营，占42％；其次为种植养殖贷款，占37％；购买农机具占19％，最后为水利基建贷款占2％。
在表7中，有过扶持性贷款经历的赋值为“1”，没有过贷款经历的赋值为“0”；在贷款用途中，种植养殖、农机具购买、个体私营及水利基建分别赋值为1、2、3、4；当农户的实际贷款额低于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时说明农户收到了信贷配给，赋值为“1”；没有申请过扶持性贷款的农户以及实际获得的贷款额不小于申请贷款额的农户说明没有受到信贷配给，赋值为“0”。通过统计可知，有52％的农户在贷款时没有得到满足，实际贷款额度小于申请贷款额度，存在信贷配给，故相关金融机构在此方面有待改进。
贷款额体现了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农户意愿申请贷款额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150 000元，方差为841 776 315．80，均值为44 210．52，说明农户贷款需求不大；农户实际贷款额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30 000元，方差为29 331 453．63，均值为12 245．61，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需求的满足有效度不高。在所调查的样本农户中，扶持贷款的覆盖率为57％，但样本农户的贷款满足度仅为38％，说明只有38％的农户贷款需求是被满足的，故在扶持贷款的满足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被访农户的福利状况：生活离不开食、宿、医疗和教育，故在对农户福利状况的调查中主要从农户的收支、医疗和教育3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主要指标包括衣着、食品、住宿、通讯及交通支出（表8）［13］。
由表8中可以看出，被访农户在年净收入方面差距是比较大的，其中均值为13 370．53，方差为76 164 019．08，方差较大说明农村存在着略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但根据农民人均家庭总收入、总支出情况及十堰农村人均收入的统计，在被访农户中年净收入略高于之前的统计，说明在最近几年的农村发展中，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在年生活消费支出方面，均值为2 932．36，方差为3 935 006．57，其中食品的消费所占比例最大，占年生活消费支出的50％以上，其次为家居住宿，约占年生活消费支出的30％；在年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少的为交通及通讯和衣着支出，这与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结果差距不大，其中除在家居住宿方面消费低于统计，其他方面均高于全国水平。但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食品、交通及通讯所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也会有所提升。因此，现阶段对于农业的发展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从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此外，被访农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年人均支出是较少的，这与国家实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及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免收是密不可分的。
3．3．3 变量选取 扶持性贷款的含义为：国家为扶持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通过实行利息补贴、低息等方式发行的贷款；扶持贷款的福利效应是指农户在接受相关金融机构的扶持性贷款时，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表现在农户通过接受扶持性贷款最终对收入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模型的分析，选用扶持性贷款的实际金额作为因变量，用农户人均年净收入、农户人均年生活支出、农户人均年教育支出和农户人均年医疗支出作为自变量，并根据农户实地调查的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借助统计软件spss22．0对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
3．3．4 模型分析 多元逐步回归过程输出结果见表9至表13。
表9自左到右各列含义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步骤编号；为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标签；从回归方程中被此处的自变量标签和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或从回归模型中剔除的判据。可以看出，2个被选择的自变量经过逐步回归过程进入了回归方程，没有被剔除的变量。
表10中给出了随着变量依次形成的2个模型的拟合情况。从左到右各列含义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步骤编号、R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R2系数、调整R2和估计的标准值。可以看出，随着模型中自变量个数的增加，R2系数的值不断变大，从表10中可以看出，在模型1到模型2中，R和R2的数值都是依次递增的：R由0．702增加到0．740；R2由0．492递增到0．547。而调整的R2值与变量的数目无关，能确切的反映拟合度。因此，除非模型需要，自变量个数不应太多，多余的自变量会给解释回归方程造成困难。包含多余的自变量模型不但不能改善预测值，反而有可能增加标准误差。由表10可以看出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比较好。
表11给出了随着变量依次进入形成的2个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结果表明，当回归方程包含不同的变量时，其显著性概率值均小于0．000，对模型2，F＝32．593，显著概率小于0．000，拒绝总体回归系数均为0的原假设。因此，回归方程应该包括这2个变量。也可以发现Sig都为0．000，所以，模型是非常显著的。
表12自左至右分别为：模型编号、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t为偏回归系数为0（和常数项为0）的假设检验的值、Sig为偏回归系数为0（和常数项为0）的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值。B偏回归系数是在控制了其他统计量之后得到的。观察分析，常数项和两个自然变异系数小于0．05，显著。
4 结论
通过SPSS 22．0多元回归的模型分析得出，湖北省扶持性贷款对农户年人均的收入及生产、生活消费支出都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
1）扶持贷款金额对农户年人均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扶持贷款对农户家庭的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农业生产生活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增加对农户的资金借贷，尤其是实行利息补贴、低息等方式的扶持性贷款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水平。对于有借款需求的农户来讲，用于农业生产投入的技术及要素是需要外部资金支持，以进一步提高现有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于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小型企业、个体私营等在农村也日益普遍，但这些要求农户有较高的综合能力。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是这些有较高综合能力的农户对市场、生产和预期收入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决定，因此，金融机构更应该积极开展扶持性贷款的普及工作，以便其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2）扶持性贷款的投入带动了农户的生产，同时生产决定消费，即扶持性贷款对农村在消费方面也有带动作用。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也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加大扶持贷款的投放力度能够扩大生产，促进消费，提高劳动力质量与劳动生产率，促使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农民生活富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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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补贴;农民收入支持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字上讲,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务农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缘故,中国语境中“农民”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必须要具有农业户口,两者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部分农民也可以不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成为农民仍然必须具有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基于农民的身份,每一个农民有一块可以永久无偿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权,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而获得多项收入。因此,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每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人。不过,既然被称为农民,务农是其家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产生,各级统计部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推算而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民,是指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以及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农民收入计算中包括没有变现的部分。在农民收获产品之后,统计上就算做了收入;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粮食、蔬菜等,统计口径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收入和支出;对农民的收入,统计口径不仅要算现金收入,算实物收入,还包括副产品。例如:小麦收割完,小麦要算收入,麦秸也要算收入;养鸡养猪养鸭,鸡猪鸭要算收入,粪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机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费的,因为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个经营主体,必须自己为自己垫付生产费用。
目前,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根据现行测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和批评,探讨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坚、王敏分析了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黄永兴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秀荣发现了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但没有实证的支持;王细芳选取中国粮食生产区之一的湖北省为案例,围绕农民增收分析了“种粮热”给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他农业活动则没有进行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笔者试图从农业生产角度探讨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经验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一、教育、流动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分析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世代耕种的农村，加入了非农就业的跨区域流动洪流。流动和非农就业是农民自选择的结果，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和非农就业的最重要驱动力。布尔迪厄认为，主要以职业为社会分层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阶级再生机制。从中国改革以来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看，接受高等教育是进入体制内从事非农产业获得较高和稳定收入的“通行证”，也就意味着农民身份和阶层的转换。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而言，上述关于教育在社会分层机制作用的理论和观点并不适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初等教育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理论上，同等教育水平和能力的个体从事不同的产业，或者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从事相同的产业，其获得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在农民收入的分化机制中，职业以及职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能力因素以外影响收入的最重要因素。较高或者较低的教育水平既可能增加农民的流动概率，也可能降低农民的流动概率，这取决于农民所处的区位和时期，国内学者对此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例如，早期研究中，赵耀辉对劳动力外出大省的农户调查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越是倾向于在本地就业。近些年来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跨省流动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即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均倾向于省内流动。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首先是通过影响流动进而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选择，来实现对收入的影响，是影响收入的间接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知识水平的提升，但并不意味着能力的必然提升。从另一个角度看，教育水平提升意味着减弱了工作经验的积累，从而不利于实际工作中的能力提升。同时，教育水平提升也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冒险”精神。特别是在法律和制度不规范的改革初期，对于个体来说，把握市场机会往往比接受更多的教育更为重要，这一时期盛行“读书无用论”就是重要的佐证。因此，教育是通过影响个体的知识和能力、职业选择和空间流动选择，进而影响自身的收入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间接因素。
二、数据和模型
1．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2年春节前后对安徽省6县58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在调查区域的选择中，课题组依据不同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原则，在安徽省选择6个代表性的县，有关调查样本的分布区域、各区域的村民组数以及样本户数见表1。按照简单随机原则，选取这些村民组中一半的农户作为样本农户。调查共发放问卷680份，经整理获得有效问卷58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1．8％。本次调查的对象均为已婚男性户主。从样本农户的户主年龄看，55岁以上的样本户占比为24．7％，36～45岁和46～55岁的样本户占比合计为67．1％。从学历层次看，户主学历为不识字的占比为18．3％，高中及以上占比仅为6．5％。从就业地点来看，有33．3％的户主在省外工作，58．8％的户主在县内工作。从家庭收入看，样本户主的年收入大多在4万元～8万元，占总样本农户数的68．1％，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户主占比为10．3％。整体来看，样本农户的户主年龄较大，学历层次较低，大部分户主在县内就业，户主的年收入水平较高。
2．模型设定在社会学理论里，收入分化也称为垂直分化，是度量社会分层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维度，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家庭恩格尔系数、五等分法等相对指标来度量，本文直接采用五等分法度量收入分层。五等分法是按照收入高低分成五个等级，较高等级表示收入向上分化。在本文中，将农民年收入分组，即将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农民定义为“低收入”户主，取值为1，以此类推，将年收入在2万元～4万元、4万元～6万元、6万元～8万元以及8万元以上的农民定义为“较低”、“中等”、“较高”和“高”收入户主，分别赋值为2、3、4、5。由此，在实证分析中，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来估计上述各项因素对收入分层的影响，定义如下：（1）式中，j的取值为1～5，表示各收入等级，μj表示门槛值，xk表示影响收入的因素，βk表示回归参数。
3．变量选取国内不少学者研究并证实了土地经营规模、农地流转、营养和健康、子女性别结构等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基于现有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工作经验、受教育水平、空间流动、自感健康状况、承包地数量、子女性别等作为影响农民收入分化的因素。鉴于本文的样本农户没能获得工作经验的指标，本文采用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来度量工作经验。由于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地区间收入差异，本文依据样本农户所在地理区位设置了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劳动力空间流动分为三种情形：省外就业、省内县外就业、县内就业，在变量选取中选择县内和县外省内两个虚拟变量纳入模型。有关受教育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教育的年限，另一类是将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三种类型，考虑到受教育年限对收入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选择小学及以下和高中及以上虚拟变量纳入模型。
三、估计结果和解释
1．基于全样本的农民收入分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现有研究文献，本文建立了农民收入分化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stic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考虑到空间流动和非农就业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同时出现在模型中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对这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相关系数均在0．2以下，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教育水平对收入分化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本文分别报告了受教育年限和学历虚拟变量两种度量教育水平的模型估计结果，即模型1和模型2，具体结果见表2。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似然比统计检验和卡方统计检验均表明，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通过了成比例发生比假设检验。地区虚拟变量、工作经验对农民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非农就业、县内流动对农民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教育水平对户主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无论是采用受教育年限还是采用虚拟变量度量教育水平的模型1和模型2中，教育水平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并不一致。
2．不同群体特征户主收入分化影响因素分析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与收入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教育回报率问题。关于教育回报的研究，大多采用经典的明瑟工资方程为分析框架，假定教育回报率为常数，以受教育年限为解释变量估计其对收入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系数即为教育回报率，是一个平均意义的常数。国内外的研究显示，受教育年限对收入往往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因此，传统的估算平均教育回报率的意义并不大。国内外不少学者注意到教育回报的异质性问题，尝试按照样本的不同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分别估算不同子样本的教育回报率。借鉴现有研究的一些做法，本文按照户主的流动特征和就业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类，分别估算教育对不同特征群体收入分化的影响。（1）教育对不同流动特征户主收入分化的影响。本文首先按照户主的空间流动特征对样本户主进行分组，分别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估算教育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模型1的估计结果是以户主均为县内就业的样本，模型2以户主均为县外就业的样本，估计结果见表3。地区虚拟变量对县外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县内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2中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工作经验对县内就业和县外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承包地数量对县外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县内就业户主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承包地数量和耕地流转在模型2中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承包地数量在模型2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县外就业的农户承包地越多，户主的收入水平相对越高；在县内就业的户主，拥有的承包地越多，户主的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年限对县外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县内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且在模型2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县外就业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水平相对越高。（2）教育对不同就业特征户主收入分化的影响。在农户调查中发现，很多被调查的村庄，县外就业的户主不一定都是在从事非农产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按照是否为非农就业的就业类型将户主分组，分别估算教育对不同就业特征户主收入分化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①地区虚拟变量对非农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业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工作经验对非农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业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1中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受教育年限对农业就业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农就业户主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在模型2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安徽省6县582个农户调查资料，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空间流动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基于全样本的农民收入分化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地区虚拟变量、工作经验、非农就业对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县内流动对户主的收入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无论是以受教育年限或学历虚拟变量度量的教育水平变量，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以县外就业户主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虚拟变量、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和承包地数量对农民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县内就业户主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经验对农民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非农就业户主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虚拟变量对收入分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农业就业户主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外出（县外）就业户主收入的向上分化，同时，也显著地提高了农业就业户主收入的向下分化。由此，本文从实证角度提出关于教育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机制，即教育本身不是影响农民收入分化的直接因素，而是通过影响空间流动和非农就业实现对农民收入分化的影响。
一、基本做法
一是选择调查县。根据调查要求，我们选定南昌市的南昌县和新余市的渝水区为调查县。所选的两个县各有侧重，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是成立调查组。成立了以省价格监测中心领导、市局分管局长、县物价局局长参加的三级调查组。省中心负责业务指导及重点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工作；市物价局负责协调工作；县物价局负责深入农户展开调查。
三是采取问卷调查与座谈、走访相结合的方式。整个调查工作自3月20日开始至4月17日结束，先后以座谈、问卷等形式走访调查了南昌县塘南镇、武阳镇，渝水区的姚圩镇、南安乡的部分乡、村干部和20户农户。
二、基本情况
（一）粮食生产情况
从调查来看，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售粮积极性都很高，主要原因是：国家出台了粮食直补、免农业税、最低收购保护价等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价格的政策。南昌县早稻播种面积南昌县调查户预计61亩，与上年持平，渝水区调查户预计493.3亩，比上年的457.1亩增加8%。
（二）农民收入情况
从调查情况看：两个调查县*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732.71元，比*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898.59元；家庭种田纯收入9073.89元，与*年持平；外出务工收入16385.71元，比*年增加2873.21元，其他收入12082.08元，比*年增加770.83元。家庭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80%。家庭种田纯收入受粮食下降，农资费用上升与上年持平或减收；外出务工的因务工工资提高和外出务工人数增加而增收，其他收入是经营第三产业，当年增收。
（三）粮食购销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都是代国家粮食储备公司收购粮食，而没有在此之外自收粮食。主要是因为：粮价下跌，收购粮食的市场风险加大；收购期间筹资比较困难。
国家连续几年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全国粮食连年丰收，*年以来稻谷市场走软，价格下滑，最近3个多月，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相继抛售粮食，售粮量比去年同期上升，而售粮价均下降，农民有惜售现象，如南昌县*年早籼稻销售价格为每50公斤72元，比*年每50公斤78元下降了6元。
三、存在问题
从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2、城乡消费存在较大差距。
3、农民的综合素质较低，外出打工缺乏职业技能。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健全。
5、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能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
四、建议
粮食既是国家战略物资，又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因此：
1、国家应继续实行强力扶持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但针对当前的粮食市场供求形势，应区别不同粮食品种，实行不同的调控政策，适当提高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拉大早晚品种差价，对不适销的劣质早籼稻实行劣价，或不列入最低收购保护价，促进粮食种植结构调整。
2、扩大粮食的市场调节范围，减轻国储调控压力。特别是通过培育、扶持一批实力雄厚、管理规范、诚信经营的粮食市场龙头企业，扩大优质专用粮的种植加工规模，以推进粮食种植、加工、结构的升级转化，粮食产区的增产增收。
一、退耕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一）2009年退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但增收减缓
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3762.32元，较2008年增加264.52元，增长7.56%。退耕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分别较2007年、2008年减少8.3、6.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近三年中，2009年退耕农民纯收入增幅最低。
1.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24.74元，比上年增加175.87元，增长13.04%。
2.第一产业中农业收入减缓，林、渔业收入增加，畜牧业收入减少。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1553.18元来自家庭经营农业产业，同比增加54.14元，增长3.61%。其中：种植业人均纯收入794.23元，同比增长3.3%；林业人均纯收入84.25元，同比增长32.61%；渔业人均纯收入11.78元，同比增长25.45%；畜牧业人均纯收入390.77元，同比减少59.23元，下降13.16%。
3.第二、三产业收入增长加快。2009年，退耕农民来自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纯收入272.15元，比上年增加64.92元，增长31.33%，对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4.非生产性收入增长。2009年，退耕农民获得的财产性和转移性等非生产性纯收入630.17元，比上年增加34.51元，增长5.04%。
（二）退耕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四川农民偏低
1.退耕农民收入水平落后于四川农民平均水平，绝对差距拉大。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3762.32元，较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少699.73元，低15.68%；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11年来，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7.6%，与四川农民年均增速的8.7%相比慢1.1个百分点。纯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110.29元扩大到2009年的699.73元，绝对差距拉大了589.72元，相对差距由1998年的6.15个百分点扩大到2009年的15.68个百分点，增加了9.53个百分点。从近三年纵向比较，2007年、2008年、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占四川农民人均的86.3%、84.9%、84.3%，与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2.退耕农民与四川农民收入差距呈现两低一高的特点
一是退耕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低。2009年，退耕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553.18元，较四川农民少519.7元，低25.07％。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退耕农民的第一产业纯收入人均1281.03元，较四川农民人均少472.66元，低26.95%；二三产业为272.15元，较四川农民少47.03元，低14.71%。在第一产业中，退耕农民除林业收入比四川农民多44.62元，高112.57%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分别少389.82元、92.9元、34.57元，分别低32.92%、19.21%、74.59%。
二是工资性收入低。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24.71元，较四川农民人均少296.66元，低16.29%。其中人均外出务工收入1081.4元，较四川农民人均少64.33元，低5.61%。
三是非生产性收入高。2009年，退耕农民非生产性纯收入630.17元，较四川农民多116.6元，高20.53%。在非生产性纯收入中：退耕还林补助人均收入238.29元，较四川农民平均多213.27元，高854.79%，若扣除退耕还林补助较四川农民则低17.08%。
（三）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退耕农民增收明显
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纯收入3762.32元，较1998年增加2083.44元，增长124.1%。退耕农民纯收入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1.工资性收入大幅增加。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24.74元，较1998年增加962.74元，增长171.31%，年均增长10.5%。其中人均外出务工收入由1998年的429.34元增加到2009年的1081.04元，增长151%。
2.家庭经营收入增加缓慢。2009年，退耕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553.18元，较1998年增加589.66元，增长61.2%，年均增长4.9%。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1281.03元，增加396.02元，增长44.85%。其中，种植业收入794.23元，增加199.53元，增长33.55%；林业收入84.25元，增加75.41元，增长853.10%；畜牧业收入390.77元，增加112.43元，增长40.39%；渔业收入11.78元，增加9.25元，增长365.44%。第二三产业纯收入361.88元，增加148.65元，增长69.72%。
3.非生产性收入迅猛增长。国家对退耕农民实行退耕还林补贴，并逐步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退耕农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2009年，退耕农民获得的财产性和转移性等非生产性纯收入630.17元，比1998年增加531.04元，增长346.27%，年均增长16.1%。
（四）退耕前后农民收入结构变化明显
1.工资性收入所占纯收入比重快速提高，是退耕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退耕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所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33.47%上升到2009年的40.53%，提高了7.05个百分点。
2.家庭经营所占纯收入比重下降。家庭经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57.39%下降到2009年41.28%，下降了16.11个百分点，但仍是退耕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3.非生产性收入增加，退耕还林补助成为退耕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1998年至2009年，退耕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9.13%上升到19.19%，提高了9.06个百分点。其中：国家的退耕补助成为退耕农民新的增收来源，占4.8%，直接增加了退耕农民的收入。
二、退耕还林工程对退耕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退耕还林工程直接经济效益不显著影响退耕农民收入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取得明显生态效益的同时，退耕农民林业纯收入较1998年及四川农民平均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其后续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没有形成产业链，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林业对退耕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力度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退耕农民收入的提高。
1.从林种的分布上看：生态林的比例大，经济林比例较小。2009年，退耕还林工程监测调查农户人均耕地退耕1.12亩。其中生态林0.96亩，占85.71%；经济林0.16亩，占14.29%。37个退耕还林监测调县的61.07万公顷退耕还林中，经济林仅5.1万公顷，占8.36%，而生态效益好但直接经济效益十分低下的生态林为55.3万公顷，占90.55%，这些生态林除保持水土产生生态效益外，几乎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2.从退耕农民林业收入构成来看：林业对退耕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大。退耕农民林业纯收入占纯收入的百分比1998年时为0.53%，到2006年达到最高为3.05%，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跌至近几年来最低点，退耕农民林业纯收入人均84.25元，仅占纯收入的2.13%，与四川农民人均林业收入比较高1.35个百分点。从总的情况看：退耕农民林业收入虽然较退耕还林工程前有了较大增长，但其所占比重太小，对退耕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力度不大。
3.从产业发展来看：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退耕农户增收作用微乎其微。据调查显示：据3600户退耕农户调查，2009年3600户退耕补助收入322.9万元，退耕农户出售林产品141.8万元，占国家对3600户退耕还林户补助收入的43.9%。据南部调查反映：目前，南部县的林产品以自产自销和小商贩收购为主，并没有形成规模，经营模式落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合江县虎头乡退耕农户反映：随着该乡青果的投产，现在该乡的青果只能卖到0.90元/公斤左右，与以前的2.80元/公斤左右相差甚远，出现了“果丰伤农”的局面。
4.受其它因素影响：受科技造林、育林技术水平低下及造林地坡陡土壤贫瘠等条件的制约，林地生产力不高。由于近年来的干旱、洪涝灾害，造成巴州区退耕还林工程苗木死亡达4000亩，截至2009年秋季已补植补造4000亩，受冬干春旱影响，造林补植成活率只有20%左右。2009年，合江县全家外出农户已占到全部农户的11.7%，全县退耕农户56969户，由此推算共计6665户退耕农户举家外出，意味着6665户的退耕地上的林木处于无人过问，无人管理的自生自灭状态。
（二）耕地资源有限，限制了退耕农民增收的潜力
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资料，也是获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民增收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退耕农民由于耕地资源减少，粮食、经济作物产量也是十分有限的，同时制约了畜牧业、渔业等产业的发展。2009年，退耕农民人均耕地0.85亩，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前减少了1.12亩，下降57%；较四川农民农村住户人均少0.52亩，低38%。退耕农民收入与全省农民人均水平主要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上，占收入差距的74.27%。其中，一产业占收入差距的67.55%，一产业中种植业、畜牧业分别占收入差距的55.71%和13.26%。监测调查户按人均纯收入高、中、低三等分分组数据显示：高、中、低收入户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之比为1.2：1.1：1；粮食产量之比为1.5：1.2：1；家庭经营收入之比为2.5：1.4：1；种植业收入之比为2.4：1.4：1；纯收入之比为3.3：1.7：1。可见：退耕农民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退耕农民收入。
（三）退耕还林补助标准较低影响了退耕农民收入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初期，由于农业税费负担沉重，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退耕农民依靠的主要收入即农业收入不乐观，增产不增收，当时实施退耕还林，给退耕农民发放退耕还林补贴，在改善生态的同时，调整农村经济结构，退耕农户经济优势明显，农民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积极性很高。200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实行农业税减免，增加种粮农民的粮食直补，提高了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这些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退耕农民由于耕地退耕，退耕地上栽的是生态树木并非粮食，并未完全享受到上述惠民政策带来的实惠。在粮价、物价上涨的同时，国家在2004年改变了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实施现金补助代替原先的粮食补助，补偿标准不变，为每公斤粮食（原粮）折合现金1.4元，实际上是降低了粮食补助标准。2007年，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各项补贴优惠政策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第二轮补助标准（延长期补助标准）仅为第一轮（原）补助标准的54%，再次弱化了补偿政策的激励作用，退耕还林地的经济收入增长不能够满足退耕农民对其的希望。
1.从补贴标准与粮价差异看：巴州区调查反映，原定的退耕还林补贴210元/亩（按每亩150公斤产量、价格1.4元/公斤进行补贴），但近几年主要粮食（水稻）国家收购价格在1.8-1.9元/公斤之间，按此计算粮食补贴应为270-285元/亩；退耕还林生活费20元/亩的标准并没有因物价上涨而相应提升，退耕农民希望退耕还林补助标准根据市场物价水平，将退耕还林生活费调整到40-50元/亩。
2.从退耕还林地收益与种粮地收益看：安岳县退耕农民反映：目前，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年限已到，栽种生态林的退耕还林地开始实施延长期补助标准，即退耕还林补贴105元/亩，退耕还林管理费20元/亩，一年一亩退耕还林地的收益除领取国家政策补助的125元外，再无其他收入；而种粮户每亩地一年所种油菜、玉米、红苕就有11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化肥、种子、农药等310元左右的成本，加上国家良种补贴玉米、油菜每亩各补助10元，种粮耕地实际收入810元/亩（不含人工工资），退耕还林地收入与种粮地收入差距达685元/亩。
三、增加退耕还林农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生态工程，在经济收益上具有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低的特点。做好退耕还林工程，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新农村建设，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施现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情况下，退耕农民为保持生态做出的贡献与经济收益反差较大导致退耕农民收入下降，挫伤退耕农民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积极性。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矛盾，已取得退耕成果将会受到影响。为此建议如下：
（一）加大宣传力度
退耕还林工程能否取得最终成效，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及广大干部的努力，而且关键在于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应加强退耕还林工程的宣传发动和教育，使之认识到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使之深切的体会到生态环境的好坏关系到子孙万代及长远发展，广大农户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自觉参与退耕还林工程，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成效。
（二）科学发展经济林产业
四川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面积广，占退耕还林工程总面积的比例大，这些生态林经济效益非常低，其经济潜力亟待挖掘。针对退耕还林工程经济效益低是影响退耕农民经营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因素，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宏观的引导工作，推广适应本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经济品种，科学发展经济林产业；并树立正确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提高效率，积极服务，做好经济林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使百姓学会和熟悉果树嫁接、改良品种和果品储藏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并科学管理、正确引导，帮助退耕农民尽快见到经济效益，这是加快退耕还林工程地区经济发展，提高退耕农民的收入重要途径。
（三）发展、壮大非农产业
要保持退耕还林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讲，要靠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
要突出发展农村工业。一是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资源为依托，重点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农业、林业资源密集型工业。
要大力发展务工经济。积极引导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民外出务工，加强组织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层次、多渠道地强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做好就业需求信息的搜集和，提高劳务大军的规模和档次，增加退耕还林农民的劳务收入。
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为退耕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一方面要搞好农村各类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搞活农村流通；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技术、信息等服务，充分利用当地林业资源优势，相应地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比如以森林、民风民俗为特点的旅游业，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加大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投入力度
加大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沼气池等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水利化、机械化程度，为促进农业增产和退耕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
尊重市场规律。根据种粮与退耕还林效益比例关系发生的变化，根据市场物价水平，对退耕还林补贴进行相应调整，增加对退耕农民的补助标准，让退耕还林地的增收效应与种粮的增收效应同等地传递到退耕农民手上。
增加退耕还林工程管理经费。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指导退耕农民科学种植和管护，注意除草施肥、搞好病虫害防治，加强抚育管理，促进林木快速生长，使之尽早发挥项目效益，增加退耕农民收入，把提高退耕还林地经济效益作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主要手段。
（五）加快退耕还林工程区农业产业化经营
关键词：收入特点；制约因素；增收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013-1
梨树县十家堡镇农经站抽取了部分农户，对2010年1－6月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收入主要来源、制约收入增长因素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1 农村家庭收入的特点
1.1 农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上半年粮食生产形势好于预期，立足于抢前抓早夺丰收，克服了2010年春季低温少雨干旱等诸多不利因素。如果后期不出现大范围持续低温，夺取全年丰收大有希望。受粮价上涨的影响，部分农民纯收入得到提高，同比上年增加10.3%，增加收入的主要是养殖业和园艺业生产。如1月份以来，以玉米为主的饲料原料价格持续走高。当前，四平市内市场玉米收购价格2.3元/公斤，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5.5-25%，干稻草的价格从去年的0.45元-0.5元/公斤，上涨至0.6-0.65元/公斤。从养殖业看，生猪2-5月份受价格上涨较大，其他畜禽品种鹿、牛、羊、鸡等整体保持盈利水平。棚膜蔬菜、食用菌、人参、花卉、中药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是园艺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上半年新建蔬菜棚室的面积超过去年的规模。受菜价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收入同比增长15%以上。
1.2 农业兼养殖业户或技术农民收入高于纯农业户收入
农业兼养殖户除种植粮食外还从事饲养鹿、牛、猪、鸡等畜牧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生产，种植业产品基本得到转化。梨树县十家堡镇付家村陈晓光，室内养鸡800只，从1月份开始产蛋，每天可收入180多元，到6月总收入达2.5万元。有技术的农户，凭借经验和技术可以从事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销售、专业维修等商业活动，使收入水平得到提高。
2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2.1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虽然国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但由于农民个人投入能力有限，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大中型农机具、水泵等资源的不足，客观上阻碍了农业增收，影响到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2.2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
在生产中部分农民还是依靠老传统、老经验。学习意识淡薄，接受新生事物意识不强，缺乏农产品转化加工经验技术。导致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薄弱，农产品加工上的收入无法得到增加。
2.3 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受小农经济、仓储、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农民作为农副产品原始生产方利润很少。而且粮食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被大型加工企业垄断，农民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因此农民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2.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少
就目前农业生产而言，从备耕到秋收需80个工作日左右，而一个劳动力每年剩余时间超过200天，从调查情况看，50户中除外出打工的20人外，留守的劳动人员多处于农闲状态下，劳动力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3 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3.1 加大农业设施投入
要牢牢抓住国家加大对农业投入、支持农村改革发展的良好机遇，特别是我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工程项目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水利建设、农田改造、土地整理、生态保护等方面项目资金的争取力度，全面提高我市农业基础建设水平。
3.2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
积极引进培育名特优农产品新品种，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搞好特色种植业、特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要尽快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同时，引导鼓励农民创建乡镇农产品企业，形成一村一品、一乡多业的生产经营格局。
3.3 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加强与科研单位协作攻关，合力搞好高效农业实用技术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重点推广水稻抗冷综合栽培、大豆缩垄增行、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普及工作，支持和鼓励各类农技人员以科技入户、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形式，与农户、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农产品检测体系、质量评价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提高农产品综合竞争力。强化农民技术培训，通过继续教育、绿色证书工程等多渠道、多形式对农民培训，帮助农民至少掌握一门种、养业或其他技能，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造就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
3.4 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农村住户处副处长鲍进分析说：“在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农民收入四大块中，直接决定农民是否增收、增收多少的关键性因素是工资性收入。”调查显示，前三季度江苏省农民人均现金收人7887元中，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977元，增长17.5％，增幅高于前三季度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率4.3个百分点。
2010年江苏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明显，前三季度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2948元。尤其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增长较快，人均1401元，增长13.8％，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力量。种植业收入人均979元，增长7.4％。
江苏省省委农工办副主任诸纪录认为，“这标志着江苏省省城乡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经济回暖苏北崛起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章寿荣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回暖，江苏省中小企业用工需求明显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较去年提高了不少。2010年，江苏还在全国率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12％，进一步拉动了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
“苏北工业化的崛起和加速推进、企业劳动报酬的提高、务工条件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就业。”章寿荣说。
种植基地在江苏赣榆的连云港某食品公司总经理秦利说，其所在基地300名工人平均月工资超过2000元，总体比去年涨20％。
据统计，江苏省自2003年启动500万农民大转移已于2010年基本完成，农村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重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5.9％。
增加转移性收入推动农民收入结构转型
据了解，对于很多农户而言，虽然现在也挣了一些钱，但“土里刨出来的钱”相对不多，主要依靠打工。再说，农村里很多工厂吸纳的是40、50人员以及妇女，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轻易选择在纺织、玩具等低端制造企业就业。随着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渐渐失去劳动能力，目前农民整体增收能力依然薄弱，很多人提出担忧，今后农民持续增收靠什么?
江苏省省委农工办有关负责人提出：必须着力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我国居民总收入差距中，64％是由城乡居民差距引起。今后江苏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程中，必须着力促进农民增收，继续把富裕农民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2009年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占比仅为10.3％。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两项占比为30.6％，尤其是转移性收入相差22.7个百分点。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为6493元，农民只有501元，差了13倍，其中最重要的一块离退休养老金更是相差22.4倍。这说明，我们要继续把增加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特别是转移性收入当作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选择。”诸纪录说。
一、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包括月山镇三湾村、洪阳村及东郊乡王塘村3个行政村共9个村民组、100户农户。
1、100户农户基本情况。合计人口362人，其中有劳动力174人，占总人数的48%。外出务工80人，务农94人，务农人数占总人口的24.4%。农村实际务农劳动力，年龄在48-60岁以上的，占71%，大多为年龄较大的男性和留守妇女；文化水平多为小学、初中。耕地307.7亩，人平0.85亩。
2、农民收入基本情况：①100农户粮食种植主要以双季水稻为主，粮食种植面积共609.3亩，粮食产量共计45.23万斤，提供商品粮24.88万斤。粮食总产按商品收购价（平均1.15元∕斤）折算实现总收入49.76万元，粮食生产性成本总支出30.56万元，实际每亩人均纯收入450.7元。种植水田大户规模上10-20亩的有9户，种植大户的粮食生产因实行机械化、集约化作业和订单收购使亩收益高出100元左右。②冬季种植油菜面积共计55亩，占总耕地面积17%，油菜人均纯收入120.1元。③种植经济作物大户月山镇山湾村村民程落成，自建花卉和苗木基地达12亩，实现土地流转5亩，家庭经营性年总收入达20万元。基地按纯收益率30%折算，其他种植业人均纯收入165.7元。④养殖业方面来讲，生猪仅出栏61头，年家禽共出笼1002羽，人均养殖业纯收入828.6元，所占比重大幅缩水。水产养殖年产量4.15吨，人均纯收入64.9元。⑤全年农民打工人均收入5129元；政策性人均收入71.5元；其他收入789元。农民人均总纯收入达6883元。
二、湘乡市农民收入变化情况
（省略）
（二）收入构成情况
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构成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例较大。
1、工资性收入：农民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稳定增长。农民工资性人均收入4078.9元，人均工资性收入4527元，比上年增加448.1元，增幅11.4%，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上升到75%。
2、家庭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1106.9元，比上年增加114.3元，增长11.5%。从调查情况看：在家庭经营收入中，粮食收入绝对值逐年增加，在调查表中可看出它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为粮食生产效益一直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粮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较少。据统计，我市粮食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49.7%，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仍然较大。
数据省略
从种粮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粮食作物每亩生产成本上升，农民的纯收入相对减少，农民增收面临成本高、收益低的压力。
3、其他收入：服务收入、财产性收入略有下降；政策性收入稳中有增，加工收入稍有减少，以篾货、茶叶为主要农产品的加工收入受灾害性天气影响有小幅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不高。
（三）总支出情况
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8151元，比上年增加187.1元，增长6.5%。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8666元，与上年增加515元，增长13.3%。在家庭总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生活支出增长比较快。
1、受农资、饲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农民的生产性支出逐年增加。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407.5元，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480.3元，同比增加72.8元，增长达17.9%；养殖业生产性支出人均347.6元，养殖业生产性支出448.1元，同比增加100.4元，增长28.9%。同时，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也在增加，由于部分农机具享有政策性补贴，一家一户重复购置农用机械，增大了人均生产性支出。在家庭总支出构成中，生产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达到29.6%。
2、农民人均生活支出明显增加。通过对100户农户采访调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899元，比上年增加264元，增幅10%。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444元，比去年增加545元，增长11%。农民生活消费总支出随物价变化急剧上升，使农民家庭总支出明显增加。
三、影响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农民收入虽取得较快的增长，但仍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增收空间受限。一是农资价格上涨过快，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全市农产品收入增长10.2%，而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则增长15%-30%不等，说明纯收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投入产出率低，致使农民收入增速缓慢。以肥料为例，实际市场价连续几年涨幅都在15%以上（最新市场价格见下表）。
另外，杂交种子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其中一季稻种子价格上涨幅度最大，XX年c两优87、c两优396，v两优1、7、8号价格均为35元/斤，比每斤又涨了至少10元，上涨40%。二是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一些中低产田基础设施脆弱，排水引灌、保旱保肥的能力不高，抵抗风险灾害的能力较差，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瓶颈。特别是近年来冰灾、水灾、病虫灾害等发生频繁，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稳定性。比如年初的冰雪灾害就给油菜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害，人均产量下降了2.8%，其他冬种农作物生产也受不同程度影响。三是养殖业收入因多种原因相对减少。近几年来，因劳动力外出、饲料涨价、疫病及牲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饲养牲猪的农户明显减少，导致农民的养殖业收入减少。从调查的100户农户看，有62户，只有43户。
（二）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变小。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适用技术应用差。绝大多数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不强；出外打工经商的农民，多数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的工作，享受待遇不高；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用工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也愈来愈高，就业难度将不断加大，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也将受到挤压。
（三）惠农政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近年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业政策保险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广大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投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加大补贴力度，但这部分资金中相当部分是用于扶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
（四）农民生产负担较重，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近年来，农民承担的费用支出一直呈上涨趋势，有些不必要的开支影响了扩大再生产，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重复购置，农民服务收入减少，财产性收入减少，仅有的资金不能满足规模生产的投入需要。
四、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建议
（一）适当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调控,继续提高尤其是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稳定生猪、农产品市场价格，确保农民正常收益。
（二）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成本和市场定价，防止农资价格过度上涨。充分发挥农村价格监督网络作用，及时发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查处举报案件，遏制农资价格的过快上涨。同时，工商、质检部门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加强监管力度，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哄抬农资价格和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的违法行为，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三）加强科技培训，增强农民转移就业致富的能力。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开展科技下乡活动，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让农民掌握新的生产技术，适应日益激烈的就业环境，使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民能从物资、文化上“双双脱贫”，增强整体就业致富的能力。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改善农田水利设施，积极推广农作物种植新技术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同时，国家要在农业保险上加大投入，减轻农民的因灾损失。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城乡经济的互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农民劳务收入不断增长。但是，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总量、速度、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也是促进我镇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我镇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现状
我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3.8万人，去年劳务输出的数量是17000人次，劳务收入达到了1.5个亿，主要是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等产业，以外输（广东等沿海地）为主，本镇消化较少。今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只有1.45万人，与去年相比数量上会略低，呈递减的趋势，外输产业、地方仍与以前差不多，技术工与普通工的结构略有点变化，出现技术上优化的趋势，从收入的总数来说，也出现了一定的增加。总之，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发展仍不是很发达，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劳务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劳务经济发展的资源保障，是劳务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劳务经济发展又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减。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我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42元，其中，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为2632元，而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为1917元，二者相差700元，直接拉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约500元。据测算，非农劳动力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劳务收入约增加80元。
二是劳务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镇农村劳务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拉动和支撑作用。调查资料表明，2003年我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42元，比1990年的1210元增加1232元，增长1.1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5%，而2003年劳务收入为8000万元,比1990年增长1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3%，劳务收入的增长比农民纯收入增长快6.8个百分点，劳务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1.9%。可见，劳务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劳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劳务经济发展总量偏小、速度缓慢
（从我镇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
(二)劳务技术含量低，择业机会少
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我镇农民以粮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粮食生产以外的劳动技能低下，以从事简单的生产性劳务为主，胜任不了技术较高的生产性劳务。因此，我镇外出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等产业，基本上是靠出卖体力而获取就业机会。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我镇农村转移劳动力中，90%以上从事纯体力劳动。就目前而言，我镇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总体水平不高，科学文化素质明显偏低。据2003年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镇农村劳动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8.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6%，小学以下的占32.6%。另外，在全部劳动力中，受过系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4.5%，说明我镇农村的成人职业技能教育十分薄弱。
（三）劳动力转移周期短，稳定性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打工的热情有所下降，也是因为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对外地劳务用工信息不灵影响，大部分农民寻找就业很盲目。在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中，多数是在不放弃家庭经营生产的前提下，寻找临时性的打工机会，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还不能实现完全转移。这种非正式就业方式，仍属兼业性质，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短的特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镇外出打工的农民，缺乏专业技术技能，大多数是属于“有啥活，干啥活，有活就干，无活则散”的那种自发的、盲目的、无序流动状态，致使劳务经济发展也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很多农民反映“工作难找”、“进城工作不稳定”。
（四）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农民外出务工热情低
农民愈来愈强的外出打工欲望是发展劳务经济的积极因素，但如果农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损伤，势必打消农民外出打工的热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是工资无保障。有些用人单位故意长期拖欠、克扣打工人员工资，不按期发放，有的农民辛苦一年，分文未得。二是缺少必要的生产安全保障。如一些在建筑、运输、化工、采掘等单位打工的民工，不能及时得到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及保护用品，使民工生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三是子女就学无保障。一些常年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其子女上学非常困难，农民对此反响很大。
三、制约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的制约
劳务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化的战略下，逐步形成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城乡差别。在社会劳动力使用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已经形成了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优势地位，农村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劳动力平等地分享新增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只能以“编外”人的身份，从事多数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的工作。由于农民就业难度大，近几年出现了外出打工人员回流的现象。据统计调查，近几年我镇每年都有10%左右外出劳动力回流，呈递减趋势。
（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的制约
一是农村工业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严重滞后，乡镇企业发展乏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衰竭，农民就业空间狭窄；二是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我镇小城镇建设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与大城市发展相脱节，联接城乡经济发展的功能不够完善，中心城市的聚集及辐射功能不强，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三）劳动力素质的制约
就目前我镇情况看，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受基础教育的时间短，文化知识水平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少，劳动技能单一，择业的范围狭窄。因此，出现了农村劳动密集型的劳务供给过剩，技术密集型劳务供给明显不足农村劳动力输出也越来越难，制约了我镇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四）思想观念及认识的制约
一是农民思想守旧，障碍了我镇劳务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粮食生产一直是我镇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固守田园的农本思想已根深蒂固，经济文化观念落后，思想守旧，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慢。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外出务工不是长远之计，只有10%左右的农民希望在城市落户，大部分的农民仍打算回乡务农，只是把务工作为目前增加收入的权宜之计。
二是上级政府对劳务经济的作用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对发展劳务经济缺乏积极性。虽说乡镇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但多是流于形式，实效不大。致使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得到技术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职能部门的作用发挥不够，就业信息不畅通，对劳动力有序流动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引导。
四、发展我镇农村劳务经济的几点建议
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测算，我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3.8万人，目前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发展有所发展，但按近几年我镇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测算，到2010年，我镇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仍达不到30%。针对这一状况及我镇农村劳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我们认为，立足我镇粮食和畜产品优势，大力培育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必要选择；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必由之路；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是加快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利用区域优势，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是我镇发展劳务经济的快捷方式。
（一）培育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必要选择
我镇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我镇粮食和畜产品优势，大力培育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据统计，2003年我镇人均生猪和粮食占有量均排在省内前列。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全力打造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因为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是全方位的，如果我镇多建几个类似县市内著名的大型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则可安置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可以实现农民增收的最终目的，我镇农村劳务经济也将会得到飞跃发展。
（二）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必由之路
加快城镇化进程，就是劳动力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变的过程，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约过程。由于我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缓，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集经济、文化、技术、信息、人才的中心城镇，阻碍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现实选择，就是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步伐，在农村地域范围内，推动农业现化化和农村工业化。参照城市先进的经济、技术、社会标准和手段，把我镇户籍制度改革落到实处，增加城镇人口，建设中心城镇，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