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30 17:39: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规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反对市场垄断。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反垄断，且重点要反行政垄断。本文拟将根据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并结合国情对行政垄断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行政垄断的定义
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限制或妨碍竞争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行政垄断。较之经济垄断，行政垄断具有更为严重的市场排斥性。其结果是几乎全部、彻底地取消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配制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缺乏生机的后果。由于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目标相悖，阻碍了资源配制的渠道，制约了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因此，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反垄断，且重点要反行政垄断。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为主。
二、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
(一)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在行政垄断四个构件中，主体要件及其重要。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将行政垄断的主体规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因此，在我国《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也是行政垄断的主体。
（二）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是否以行政垄断主体的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从反垄断法理论关于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的一般论述来看，两者的主观要件是不同的。所谓垄断状态就是“指在某种商品或商业服务领域内，因市场规模、市场结构的原因产生市场弊害的情形”。垄断行为是市场经营者为了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故意实施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这种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主观上出自故意，客观上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因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立法中明确反对。
针对我国实际，从法律层面考虑，将行政垄断状态纳入反垄断是不可欲求的。因此，只有以限制竞争为主要目的的行政垄断行为才属于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只能表现为故意。
（三）行政垄断的客体要件。行政垄断的客体即行政垄断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从法律角度观之，不管是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合谋限制竞争，还是行政垄断，都是对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违反，都对国家、社会有害。行政垄断与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合谋限制竞争等垄断形式一样，它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是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实践中行政机关的非法行为有很多，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非常复杂，既有侵害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也有损害了国家、集体、公民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判断一种行政非法行为是否是行政垄断的标准就是看这种非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不是竞争关系。只有侵犯市场竞争关系的行政非法行为才是行政垄断。
（四）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即行政垄断的客观表现，概括为滥用行政权力。在我国《反垄断法》中采用了列举式规定，具体表现为：
1．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2．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1)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2)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3)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4)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5)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
3．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
4．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5．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6．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以上四个构成要件，是判断行政垄断的根本标准，缺一不可。
三、行政垄断的成因
行政垄断的成因，非常复杂和特殊。行政垄断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传统体制的滞留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但进一步分析，却可以发现潜在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历史上官商不分的传统构成了行政垄断的“历史惯性”，加上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集权，使行政垄断在新的形式上得到了加固，改革开放后，在遇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时，也常常简单归咎于缺乏管理，而再次强化早已驾轻就熟的行政干预，形成不良循环。其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形成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对地方利益的追求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封锁、保护地方市场等行政垄断行为皆出于此。第三，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标准和考核体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GDP为唯一指标，没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建立在对这些原因的正确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四、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措施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垄断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是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将反行政垄断规定其中，客观上会促使、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有以下特点：
有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有调查权，采取措施权及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权力。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一个独立的、集中的、统一的、专业的执法体制和执法机关，所以，由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能够和强大的行政垄断主体相抗衡，《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就会突显出来。
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有明确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特别是其中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制，使得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反行政垄断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著，《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于公司集团的法律规制互不相同，但是，根据规制的总体模式，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公司集团中的各组成公司视为法律上的独立实体，相互之间分离，遵循所谓的“分离实体”(Separatedentities)模式；另一类是将公司集团视为一个单个的企业，各组成公司不再具有独立性，遵循所谓的“单个企业”(singleenterprise)模式。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同时糅合了这两个模式。
英美法系主要采用了“分离实体”模式，此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第一，集团中的各个组成公司都具有独立的法人格；第二，各组成公司中的股东都承担有限责任；第三，各组成公司中的董事都只对本公司负责。因此，虽然公司集团中的各组成公司被其他公司控制，与其他公司共同从事集团的业务，但是，它们都是分离的个体，独立地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其法律地位与单个孤立存在的公司并无太大差别。
显然，这个模式直接决定了公司集团的有关法律规则。比如，各组成公司的债务都是该公司自己的债务，而不是公司集团的债务，与其他公司和整个集团无关。其次，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组成公司都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契约，其母公司并不自动地成为缔约方。同理，母公司在计算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将其子公司的留存利润包括在内。最后，如果某个组成公司将第三方的秘密信息传递给其母公司，则可能违背其对于第三方的保密义务。
对于各组成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而言，这个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此模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无担保债权人。由于各组成公司都是分离实体，因此，一家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无须担心其他公司的财务状况。反之，如果各公司承担相互的连带债务责任，那么，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就增大，需要调查和监控各个公司的财务状况，从而增加贷款成本。当然，现实中，债权人通常会要求提供担保，从而降低了该模式保护债权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也有可能不利于无担保的债权人。公司集团之间各公司可以合法地相互转移资产，以使得整个集团的商业利益最大化，这正是前一节中谈到的利用公司集团形式进行经营的一大优势。但是，这显然会影响无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可以轻易地将资产转移到其他公司，从而规避自己的债务偿还责任。当然，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担保获得保护；对于无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可以求助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否认某家具体公司的法人格而要求其控股公司偿还债务。
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单个企业”模式。与“分离实体”模式不同，“单个企业”模式将公司集团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该经济体的目标是提升集团的整体财富，各组成公司需要服务于这个总体利益。根据“单个企业”模式，公司集团的法律规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管理上看，公司集团总部可以为了集团的整体利益而统一协调部署下属公司的经营，甚至可以要求某些下属公司作出牺牲。第二，各组成公司的董事对公司集团总部或整体承担信义义务，而不是对于自己任职的具体公司负责。第三，母公司对于其破产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论该子公司是否被全资控股。
从现实角度看，与“分离实体”模式相比，“单个企业”模式更加准确地反映了那些治理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集团的经济运营和组织架构。有些公司集团总部的经理将集团作为一个单一企业而运营，从集团整体的角度出发制定经营目标和策略，规划各组成公司的设置和角色，而各组成公司被视为总部的下属部门而已，执行总部派发的任务，服务于集团的整体利益。在商业运营中，他们以公司集团的名义对外借款，然后总部进行协调，将款项分派给具体的公司；出于集团整体战略的考虑，总部可能允许某些下属公司亏损运营，或者注资不足；如果需要，总部可以在各下属公司之间转移资产和债务，当然，转移的手段和名目繁多，比如以“利息”、“利润”以及“管理费”等名义转移，或者干脆在集团内部以非商业的条款相互提供贷款，担保和进行其他相关的财务安排。
另外，“单个企业”模式也更好地反映了与公司集团进行交易的债权人的预期。这些债权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在与整个集团进行交易，而不是具体的组成公司，从而可以依赖集团整体的信用。
但是，该模式也存在重大问题。首先，如上所述，母公司需要为破产子公司承担债务责任，但是，如果此规则在适用时被绝对化，那么，公司集团中的母公司就可能需要为所有的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不论该公司集团的具体组织架构。比如，如果某个公司集团的治理结构并不高度集中，某些下属公司具有很大的经营自，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母公司为所有子公司埋单就未免有过苛之嫌。其次，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公司集团总部为了减少风险，加大对于下属公司的监控，就不得不采用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的经营效率并不高。换言之，公司集团为了减少法律风险而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最后，对于母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而言，如果母公司对于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债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有利于子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
如前所述，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适用“分离实体”模式，将公司集团的各组成公司视为独立的法律实体。显然，如果此模式被严格遵循，则毫无必要讨论公司集团的问题，因为公司集团中的公司与孤立存在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从而可以直接适用那些非公司集团情形中的各种公司法规则。但是，公司集团具有特殊性，各组成公司之间具有相互控制关系，因此，澳大利亚公司法在某些情形下也适用“单一企业”模式。第一，公司集团会计报表的合并。公司必须制作自己和下属控制公司的合并报表，从而更好地披露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表现。当然，各组成公司仍然需要制作自己的单独报表。第二，关联交易。鉴于关联交易可能会对于公司的股东造成损害，澳大利亚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进行了严格规制，换言之，此时的各组成公司不再被视为完全分离的实体，而是关联的交易方。第三，交叉持股。与孤立的公司不同，在公司集团中，公司之间的投资受到限制，比如，子公司不能持有母公司的股票，子公司不能为他人购买母公司股票的交易提供财务资助。第四，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破产交易的债务承担责任。@如果母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子公司在破产状态下进行交易，那么，前者就需要对后者导致的债务负责，以保护第三方债权人。需要指出，该规则只限于子公司进行破产交易的场合，而不是所有的交易场合。该规则的理由在于，既然母公司具有控制子公司的能力，那么，有权力就有义务，母公司就应当承担防止子公司进行破产交易的义务，否则，母公司有可能滥用公司集团的形式而逃避债务。
因此，澳大利亚公司法目前采用了一个折衷态度，总体上是“分离实体”模式，但在有些情形中是“单一企业”模式。在2000年澳大利亚公司和市场顾问委员会(cAMAc)的研究报告中，建议进一步加大“单一企业”模式的适用，让全资子公司选择是否完全适用该模式，而非全资子公司仍然适用目前的混合模式。另外，如果全资子公司选择完全适用“单一模式”，那么，整个公司集团就需要共同承担债务，但是，这个债务应当只限于契约之债，而非侵权之债。
目前,网络购物零售领域规制建设相对滞后,网络零售商约束机制缺失;网络零售市场主体中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未建立担责机制;网络零售市场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下面是网络购物零售商法律规制。
完善网络购物零售商的规制,应从完善网络购物零售交易制度、完善网络购物零售监管体系、完善网络购物交易信用评价体系、完善网络购物零售交易纠纷调处机制等方面着手。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2.1亿,网民使用率提升至39.0%,较2011年底用户增长8.2%,有力地推动了网络零售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实例也日益增多,如消费者的信息被泄露、隐私被侵害,经营者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欺诈消费者等等。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调整网络零售中交易商的法律法规,无法全面规制在网络购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网络零售方面的法律规范,规范网络零售交易商的行为,确保网络零售健康发展。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从2011年开始,网络购物的用户增长逐渐平稳,未来网购市场规模的发展,将不仅依托于用户规模的增长,还需要依靠消费深度不断提升来驱动。网络购物正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成为新型的消费方式和经济增长热点之一,建立健全网络购物方式下网络零售交易商制度,有利于促进网络消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成为十二五规划确立的重大政策导向之一,着力把握好这一重大政策导向,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在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健全网络购物方式下网络零售交易商制度,对于规范经营者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网络购物零售商法律规制。
>>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思考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完善之思考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思考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以科学的理念完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法律制度特征探析 食品安全法律求变 试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之探析 河南省食品安全法律保障途径探析 农村食品安全法律体制建设与完善建议探析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法律监管对策探析 美国学校安全法律制度概览 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研究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完善路径探索 关于食品安全法律问题思考 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初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0-04-10．
[4]周婷玉，王茜.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攀枝花日报，2009，03-02（07）．
[5]周婷玉，王茜.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攀枝花日报，2009，03-02（07）．
[6]刘政峰.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art/489746.htm，2009-06-24．
[7]惠氏.新《食品安全法》的七大隐忧．聚焦，2009，（4）：22-24．
[8]管淞凝.美国、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探析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当代社科视野，2009，（1）：42．
[9]管淞凝.美国、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探析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当代社科视野，2009，（1）：43．
[10]唐齐鲁.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9）：13-15．
[11]夏如菡.论我国食品质量法律规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3-24．
【论文摘要】本文对英国经济规制改革的原因、过程与结果等进行了探讨，对英国经济规制改革进行了前瞻性展望。英国的经济规制改革对我国有若干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自然垄断性产业;加强规制;放松规制
1英国经济规制改革
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最先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今天，英国的经济规制改革经历了两个调整阶段，调整是逆向进行的。
1.1英国国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
英国的国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具有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自然垄断性行业普遍存在着经营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的问题，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会对其属下的企业进行保护，维持电力产业低层次、低效率、高成本的运行格局。通过市场力量使企业自愿实行产业集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地方政府的人为阻挠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会失灵，这个过程会更加漫长，甚至变得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依靠法律或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性合并、重组，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是一种较优的选择。在政治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成为执政党。国有化并不是工党一党的主张，而是多种党派的共识。在科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合流形成的。它所取得的成果、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紧密联系综合变革的总合，它使社会生产高技术化、规模化、集成化，科学技术产业化，管理现代化不再是一种幻想，为英国通过国有化手段构建大型企业提供了可能性。
1.2英国私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
英国的私有化改革与经济规制具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一是由于政府经济规制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国有经济，用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削弱国有企业决策权，导致不正常财务状况。二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高失业与高通胀，打破了凯恩斯主义实行宏观调节能够实现供需总量平衡的信念。三是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预算控制和贷款总量，使国有企业需要的财政补贴无法满足，同时政府无力对国有企业投资，导致投资不足。在政治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效率标准上，判断的标准是政府干预带来的效率增加必须能够补偿市场失灵产生的效率损失。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与效率为代价的。英国的私有化政策采取了三种主要形式：第一，出售国有资产，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出售或通过投标决定国有资产的价格；第二，放松经济规制，取消新企业进入壁垒；第三，通过特许投标、承包合同、鼓励私人部门提品或服务。在英国私有化的起初阶段，主要采取出售国有企业产权的形式。后来，主要是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再后来主要是通过竞标、合同鼓励私人部门提供服务。
1.3英国近期规制改革的趋势
英国经济规制经过私有化改革，放松了规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英国的经济规制继续向深入发展，体现了如下趋势：第一，在维护被规制产业自然垄断技术经济特性的前提下，促进产业内有效竞争。第二，放松进入规制，确保有限竞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第三，以财务可行性、经济效率、激励为出发点，进行价格规制。第四，以提高价格为代价，强化服务质量规制。目标不同的经济规制者和环境规制者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冲突。由于提高质量与环境标准，被规制产业需要进行大量的追加投资购买设备，改进技术。第五，区分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防止损害消费者利益。
2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2.1加强经济规制立法，明确规制机构的作用范围，确定规制机构的地位、职责与权力为了保证规制机构对被规制企业正常、有效的管理，必须制定一部《政府规制法》。该法必须规定政府进行经济规制范围、目标与手段，规定行业受规制的业务和竞争性业务，规制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制机构的权力和职责，规制机构的结构，选择规制机构的方法，为规制机构提供资金的方式以及规制机构作出规制决策的程序等。政府规制法也可以形成一个法律体系，在它下面包括许多专门的规制法。其中首要的是确定规制机构的作用范围，这是规制机构存在的前提，是规制机构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逻辑起点。进行经济规制的范围，应该仅限于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失灵的领域。此时由政府出面按照一定规则对资源进行配置，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
2.2改革我国经济规制管理体制，理顺利益关联各方的关系规制机构是专门针对自然垄断性行业而设立的管理机构。在职能角色定位上，必须独立于政府与被规制企业，必须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规制机构与政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是一种规制与被规制关系，而不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它的职责在于协调被规制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设定规制政策框架，规制机构在政府设定的政策框架内进行规制。政策框架设定后，规制机构就可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无须事事向政府请示。
2.3改进经济规制程序，加强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率、参与水平监督和信息公开是确保规制体制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在监督和信息披露的情况下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监督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由消费者利益集团来进行。外部监督主要由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舆论来进行。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虚拟财产是一种新兴的事物，由于网络虚拟财产本身的特殊性及其法律性质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仍存在争议，因而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仍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本文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特征及财产属性进行论证分析，探究我国应尽快确立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体系，以保障我国游戏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
计算机与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侵犯虚拟财产案件的不断涌现，都从客观上对于相关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侵犯虚拟财产的犯罪，可以采取刑法立法途径加以规制，从而保障游戏玩家对于“虚拟财产”拥有的合法权益［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推进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1月公布上网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2．1亿人［2］。而这些网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网络游戏玩家，网络游戏玩家的大量涌现也促成了网络游戏市场的迅速壮大。 “虚拟财产”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至于究竟何谓虚拟财产，中国法律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虚拟财产是指网民、游戏玩家在网络空间中所拥有、支配的必须利用网络服务器的虚拟存储空间才能存在的财物，具体包括游戏账号、游戏货币、游戏装备、QQ号码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统计数字显示，“有61％的游戏玩家有过虚拟财产被盗的经历，77％的游戏玩家感到现在的网络环境对其虚拟财产有威胁”［3］。伴随着网络游戏的风靡，盗号现象也开始普遍出现。据不完全调查，醉心于网络游戏的玩家有超过70％的人遭遇过盗号者的侵害，而几乎所有的网络游戏都出现了盗号者，有些地方亦已出现“盗号”的产业链［4］。因此，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其中有些甚至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很有刑法规制的必要。如何对侵犯虚拟财产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本文即拟在考察借鉴域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立法途径探讨侵犯虚拟财产行为刑法规制问题，并就相关立法的完善提出初步看法。
二、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1、侵犯虚拟财产之刑法规制的域外考察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瑞士等地区的立法、司法都已经明确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并用刑法加以规制，且已经出现了针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刑事判决。在韩国，由于其网络游戏较为发达，相关问题出现较早，故立法也比较先进。目前，韩国法律已经禁止虚拟物品的交易，但是现实中网络犯罪却仍日趋增加。这些现象促使有关部门开始正视“虚拟财产”的归属问题，并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外在于服务商而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虚拟财产的性质与银行帐号中的财产本质上并无差别。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将虚拟财产纳入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罪的调整范畴。日本相关法律亦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因此，侵犯网络游戏中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的行为，当然也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必要时可以侵犯财产罪追究刑事责任。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的域外启示比较而言，日本、韩国对于侵犯虚拟财产行为不外乎采取立法、司法两种路径予以刑法规制。
2、中国目前侵犯虚拟财产的立法规制。
中国规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法律体系由刑法典和专门法规共同构成。具体而言，1997年《刑法》中涉及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条文主要有：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相关犯罪。而相关专门法规则包括：1994年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6年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等［6］。然而，上述法律法规都没有对侵犯虚拟财产等相关犯罪作出明确规定。不过，没有明确规定并不意味着现行立法对此便无所作为、束手无策。只要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的法律解释，使该现象能够为现行立法相关条款所包容，就可以在不触及现行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实现对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有效规制。
三、刑法规制虚拟财产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若现行立法条文根本无法包容，则只能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寻求补救。现行法律框架下侵犯虚拟财产的规制现行刑法中的财产罪，在中国刑法中通称为侵犯财产罪，是侵犯他人财产之犯罪的统称。 “虚拟财产”是否具有传统财产罪的所谓“财产”属性，乃是决定能否将侵犯虚拟财产行为以财产罪追究责任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虚拟财产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其主要理由在于：
1、虚拟财产具有无形性、真实性。所谓无形性，亦即虚拟性。与现实的财产相比，虚拟财产只有在时间、空间、环境同时具备的虚拟空间中才能够存在。不过，虚拟财产之“虚拟”并不意味着财产是网络中虚构的财产，也不代表财产的法律性质是虚幻的，而只是表明这种财产是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形态有所区别的，是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当中的财产。虚拟财产虽非现实的，但却是真实的。
2、虚拟财产具有价值性。按照习惯性思维和传统的财产权观点，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获得的财物、身份等完全是虚拟的。但是，应当认识到，这些虚拟身份和财物已不只是单纯的记录数据，而具备了一定的价值意义。在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商务、消费、创作等各种活动，产生的数据普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么网络游戏产生的虚拟财物这类数据也当然具有价值。［7］
3、虚拟财产具有现实转化性。虚拟财产的价值体现必须经由虚拟到现实的转化过程。由虚拟到现实的转化不仅应该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易，还应包括个人投进金钱、时间而获得的虚拟物品。
综上所述，“虚拟财产”符合刑法意义上财产犯罪中“财产性”的要件，虚拟财产正以其无法抹杀的财产性，而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因而亟需刑法加以规制。
四、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
1、弥补立法疏漏以切实规制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
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现象亦层出不穷。将虚拟财产纳入财产罪的对象范畴，只能解决以盗窃、诈骗等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方式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问题。不过，对于根本无法为现行刑法条款所包容的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如果硬性通过法律解释牵强地将其纳入现行刑法的适用范围，则必然会损及罪刑法定原则。为此，有必要及时完善立法、弥补法律疏漏，从而为规制侵犯虚拟财产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武器。进而言之，经初步考虑，可以从如下方面完善相关立法：
（1）增设“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资源罪”。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骗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当然可以相应的财产罪追究责任。不过，在网络空间中，也大量存在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只是非法盗用他人账号乃至网扩存储空间、网络带宽等网络资源的行为。然而，若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则显然并非行政处罚所能解决，而应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但刑法中却欠缺相关的条文，故而存在立法疏漏。有鉴于此，我们主张，应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资源罪”。
（2）扩展《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成条件。根据1997年《刑法》第285条的规定，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仅指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事务、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我们认为，本罪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与现今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之境况不太协调，似有扩大其构成条件之必要。
2、赋予网络运营商更大的法律监管责任。
如今有部分网络运营商为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财产提供交易平台，在他们所提供的网络交易平台上，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人可以将以盗窃、诈骗等方式获得的“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财产以远低于正常市场交易价格大量批发交易，从而完成其非法牟取经济利益的最终环节。如果网络运营商明知自己的网络交易平台已成为重要的销赃场所，仍执意提供，当可构成销赃罪之帮助犯。只有赋予网络运营商更大的法律监管责任，才能有效压缩虚拟财产的非法交易空间，从而切断侵犯虚拟财产者获利的渠道。
注释：
［1］ 房秋实．浅析网络虚拟财产［J］．法学评论，2006，(2)．
［2］ 罗添．中国网民数量年初将超过美国位居全球首位［N］．北京商报，2008—01—18．
［3］ 夏玲利．浅议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2)．
［4］ 网游虚拟交易出现第一支正规军［J／OLd］．
［5］ 金庸群侠传Online”虚拟宝物大错乱，官方澄清［J／OL］．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论文摘要】：非婚同居关系是指无配偶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对非婚同居关系的内容进行法律规制必须先界定其内涵，而对其进行法律的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在婚姻关系领域扩张，人们生活关系的处理方式变得多元化，非婚同居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基于对当事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尊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对非婚同居关系都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而我国对此的法律规制十分欠缺。文章就非婚同居关系展开论述，对将非婚同居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作出建议和参考。
一、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
非婚同居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的姘合制度。姘合制度（concubinatus）即男女以同居为目的的结合，缺少婚姻的意思（affectiomaritalis）。产生这种姘合的原因是市民法正式婚限制很严，高级官员等的结婚受到限制，而正式婚的嫁资与婚资对于贫困者也常是不易克服的困难。当时，符合姘合制度规定的结合不是非法的，被社会所接受。非婚同居在罗马法后，曾一度被人们所排斥，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无法容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情感与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的追求，非婚同居被多数人所重新接受，许多国家法律设立了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制度，并发展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我国对非婚同居关系并没有法律明确的定义，这对于调整非婚同居的现状是不利的。
对于现今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非婚同居是一男一女在未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此概念将已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的关系包涵在了非婚同居关系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婚同居关系是指"符合婚姻实质条件的男女结成共同生活体、但无婚意的结合。"此观点将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为社会公益所禁止的情况排除在外。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对非婚同居的定义类似于次观点，如《南澳大利亚事实伴侣关系法》中定义事实伴侣，是一男一女之间象夫妻一样居住在一起共度真正的家庭生活，尽管他们没有缔结法律上的婚姻。另一种较为普遍的、适应现今社会现象的观点定义到"非婚同居，指双方当事人只不具备结婚形式要件的较稳定的长期共同生活形式。"此观点不仅排除了法律和公益所不能容忍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行为，也将同性同居关系纳入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之中。在澳大利亚《北部地方事实伴侣关系法》中，事实伴侣是双方之间没有缔结婚姻但是却有着象婚姻一样的关系，而且不论双方是异性还是同性。另外，在法国、德国，均承认了同关系并且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对于非婚同居的定义，文章较赞同第三种看法，认为非婚同居关系应当是无配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包括了同性和异性的结合关系，排除了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非自愿的同居。对于此界定的非婚同居关系，作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规范和保护。
二、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
法律在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调整时，法官在解决非婚同居关系的纠纷时，应首先界定非婚同居关系。笔者认为，认定非婚同居关系时应当符合如下几个标准：
（1）双方当事人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非婚同居是意思自治的选择，因此，行为人具备民法意义上选择的能力是首要条件。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进行，同居协议优先适用，以契约内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非婚同居可被视为契约行为，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同居行为应当另行规定，而不包含在非婚同居行为关系中。
（2）双方当事人均无禁止结婚的要件，如已有配偶的人不得与他人非婚同居，有血缘关系、收养关系等伦理关系的不得非婚同居。两者的同居关系不应当受非婚同居关系法律的保护。
（3）非婚同居关系是基于双方的自愿。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的同居。相互的自愿同居，应当包含了相互承认的意思。如不承认对方为生活伴侣的意思，则可视为非自愿同居，或者其他形式的同居，如仅仅为同住一屋。一般实践中认定自愿否，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情况，以及非婚同居关系的其他认定要件，而不是凭一人之词。
（4）同居的时间要求。为保持同居关系的稳定，一些国家对受到法律保护的同居关系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间，如法国要求同居必须持续3年以上，澳大利亚大部分州规定必须持续2年的同居关系。根据我国实际，建议同性或异性自愿公开同居生活的，持续期间已满2年以上的，法律对该同居关系给予一定的保护。因为要求同居时间的持续，基本上可以排除与同时与两人或两人以上非婚同居的情况。
（5）对于同居后有子女的，可以缩短认定同居持续的时间要求。因为在不满时间2年中，会出现怀孕以及生育的情况，相应缩短认定同居的时间，可以更好的保护女性和胎儿、幼儿等较弱势的一方。
（6）行为人双方的结合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这样可以将非婚同居关系与一般合住或者合租房屋共同居住相区别。实践中，在认定双方是否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可以通过双方经济的依赖程度、扶养关系、财产使用和分配、家庭义务的履行、性关系等诸多客观方面予以认定，而不仅以一个方面来确定，尤其是传统观念认为同居应为性关系的标准，性关系已不仅存于同居关系中，而同居关系的双方也不一定会为持续的性关系，如老人的同居关系、有疾病人与正常人的同居关系等。
三、对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规制
对于非婚同居的规制模式，国外有几种立法模式可作参考。一是推定配偶原则，这是最接近正式婚姻的保护方式。一般而言，推定配偶对善意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配偶继承权，并有权因配偶非正常死亡提讼获得劳工赔偿以及与配偶相关的其他利益，即推定配偶的权利与合法配偶的权利相当。第二种是家庭伙伴式的立法模式体现了内部的和谐一致性，这类法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关系或他们之间的终生结合在一起的承诺，而是在于他们形成或已经形成一种在生活上稳定结合在一起的事实；还有一种是契约式的立法模式，主要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非婚同居不具备有婚姻的法律地位，其救济手段主要是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保护。
上述三种立法模式都有可借鉴之处，比较下来，笔者认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首先，应当承认非婚同居的同居协议，同居协议有优先于法律任意规范的效力。其次，在没有同居合同的情况下，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方式应与合法婚姻关系相区别。非婚同居的双方当事人，除同性同居等因为客观情况不被允许结婚而同居的情况外，一般选择同居的人都不愿意受到婚姻法的规制，否则完全可以选择合法婚姻关系，因此，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规制应当与对婚姻关系有区别，而不被允许结婚的人同居如果期望得到婚姻法那样的平等保护，可以通过同居协议确定双方如同合法婚姻关系那样的权利义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赋予同居伴侣与合法配偶相同的权利，如继承的权利。另外，鉴于同性同居、有疾病人同居的复杂性，应当对其内容做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在收养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我国立法可以对非婚同居关系的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规定：
（一）关于财产问题
首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同居协议之约定。
其次，在无约定时，不能像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一样适用共同财产制度，而要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即没有明确约定的，同居前后各自的财产都归各自所有，许多人都是在期望能够保持自己经济和财产的相对独立性而选择非婚同居的生活方式。
另外，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债务承担、生活费用等各方面的问题，法律可以不予具体规定，对于此国外的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很少有介入，一般只是在其关系破裂的时候法院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对其加以处理。
（二）关于扶养问题
非婚同居关系，不具备合法婚姻的人身关系，因此原则上讲，也就不存在相互的扶养义务，均无扶养请求权。但是现实中应有例外。因为在非婚同居关系中，也会有较弱势的一方，或者为共同生活体作出事业牺牲的一方，在非婚同居关系结束后，会因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等问题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生活，以及女方怀孕需要特殊照顾等情况，应当让另一方付扶养义务。具体说来，包括1，确有必要。根据克罗地亚法律，非婚同居的一方没有足够的维持生活的能力，或者不能靠自己的财产维持生活并不能从事工作或者失业的，有请求非婚同居另一方给予扶养的权利，2，另一方有扶养的义务。另外，扶养义务不是长期存续的，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解除：1，需被扶养一方失去被扶养条件的；2，被扶养一方结婚或者有新的非婚同居关系的；3，被扶养一方对扶养义务一方有严重不当行为的。
也有学者提出一次性给付的扶养方式，"持续公开同居生活超过三年的，同居双方在解除同居时，一方生活困难的可以请求对方予以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三）关于子女问题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第9点提到"解除非婚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非婚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以由父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的，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婚姻法》第19条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我国对异性同居的非婚生子女的规定较为完善。要提出说明的是同性同居的子女问题。一般情况，各国均限制了同性同居伴侣领养子女的权利，较特殊的是带有子女的双性恋者的同性同居情况，应当规定与他人同性同居者不享有子女抚养权的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子女成长环境的问题。
（四）关于继承权的问题
笔者认为，非婚同居同样是一对一的共同生活关系，有别于非法同居关系。而同居伴侣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必然是同舟共济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相互在精神上、情感上、物质上的相互依赖与帮助不亚于婚姻关系，在同居关系没有破裂的情况下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应当享有继承权。况且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有持续一定时间的限定，在持续时间里一方的付出是应当被予以肯定的，故此，笔者认为同居伴侣可以享有与合法婚姻关系中配偶同等的继承权，但是同居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非婚同居毕竟不是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不选择婚姻而选择同居必有其特殊的考虑，比如老年人同居，仅期望让儿女继承其财产者有之，基与当事人特殊的需求选择非婚同居，当事人双方可以应用同居合同排除继承权。而非婚同居关系破裂后，就如同婚姻关系解除一样，双方不具有继承权，而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一样有继承权。
参考文献
[1]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1日版,第164页.
[2]高留志,《论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03年11期.
[3]方霞,《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思考-兼论同居现象的合理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5]高伟,《澳大利亚结婚制度研究》,2006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何丽新,《婚姻法领域意思自治的扩张与限制》载陈苇主编《家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8]同[5].
[9]同[5].
论文摘要：竞争是市场经济生机与活力的来源，竞争所导致的优胜劣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并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之一，并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并购实现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实现了规模经济。但是，并购在增强生产的集中度，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无序的并购可能形成垄断，损害市场的有序竞争，最终威胁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正因为如此，各国一般把并购作为本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之一。本文认为，我国2007年8月20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市场上并购行为的规制。本文即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即并购规定的不足之处，试图为《我国反垄断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必须以发展求生存，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企业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即内部的扩张和直接并购其他企业。
一、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
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以并购实现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企业的内部扩张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市场的机遇是转瞬即逝的，内部扩张的缓慢性很有可能使企业丧失发展的机遇，现实中，通过内部扩张实现企业发展的途径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相对而言，并购那些已经拥有相当市场资源的企业，则可以直接占有该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享受既有的技术、自然资源和销售市场的成果，从而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并购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高了生产的集中程度，实现了规模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另一方面，并购也有可能造成垄断，从而对市场的竞争机制产生消极的影响，不利于市场发挥其本身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这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的价值就在于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有序、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市场经济的安全、有效地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市场具有盲目性、滞后性，由并购所产生的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单靠市场本身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够有效保障市场运干，的有序，以法律对并购的详细规制为途径无疑是政府实现其宏观调控目的最合理和有效的手段。
二、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并购的规制
法律的规制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远行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并购行为而言法律的规制亦不例外。各国反垄断法对并购行为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反垄断法对并购的相关规定则代表了世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其对并购行为的立法理念和基本原则引领了世界的潮流：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关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表现在其不仅具有一套基本完整的法律框架，而且相关的配套规定和判例也起到了补充作用，使其对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对并购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我国2007年8月2O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行为也作出了相关的规定，顺应了世界对并购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世界潮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并购行为的规定，基本上还停留原则性规定的层面，可操作性差，《反垄断法》真正起钊鼓励市场竞争，限制垄断行为的作为，还需要有大量的配套法伴法规的进一一步完善。与美国、欧盟等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对并购行为的规制还存在了明显的缺陷，需要进一步的加以充实和完善。
三、我国企业并购反垄断法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行为的规制，除了存在具有原则性、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之外，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而言，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法律分析体系不完善
从其他法治发达围家的立法实践来看，对于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应当是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包括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判例以等不同层级的规范。而在这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之中，反垄断法的主要作用则是构建法律分析的框架，主要规定对并购进行规制的范围、并购规制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等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规定并购行为的下位法则对并购规制框架下各个具体的方面，做出可操作性的规定。比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只是对并购规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并购规制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规定的则是处于下位法的司法部的《并购指南》此外，在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法律体系中，各层次的法律法规要形成对并购案件进行法律分析的完整体系，其中包括：认定并购行为、界定相关市场、计算市场份额、认定市场集中度等，也就是说关于并购的每一程序都要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定。反观我国的并购规制立法，可以发现我国未能建立起这样的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的《反垄断法》虽然明确了经营者集中的概念，对相关市场、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也做出了规定，但是其对并购进行反垄断审查的法律步骤未能明确，也没有填充框架的配套法规、规章，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框架。
四、现行反垄断法缺少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领域最复杂的法律，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企业并购也是市场经济中最复杂的经济活动之…，因此，对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立法难度也就可想而知。立法应当遵循科学性，反垄断法作为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经济立法，当然不能离开经济学的支撑，以前述美国欧盟等对并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为例，它们的并购规制都以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研究为基础，几乎所有关键的问题，包括立法理念、并购概念，并购规制的理由、效率、相关市场、市场份额、市场准入、市场集中度、反竞争影响等，都采_E}j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都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有时还需附上英文的论文摘要。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而参考文献是人们长忽略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毕业论文标准格式：格式及排版
1、论文份数：一式三份。一律要求打印。论文的封面由学校统一提供。纸张型号：A4纸。A4210×297毫米。页边距：天头(上)20mm，地角(下)15mm，订口(左)25mm，翻口(右)20mm。统一使用汉语：小五号宋体。分割线为3磅双线。
2、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NewRoman字体。
3、字体要求：
(1)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居中。
(2)论文副标题小2号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3)填写姓名、专业、学号等项目时用3号楷体。
(4)内容提要3号黑体，居中上下各空一行，内容为小4号楷体。
(5)关键词4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黑体。
(6)目录另起页，3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仿宋，并列出页码。
(7)正文文字另起页，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正文文字一般用小4号宋体，每段首起空两个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①”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9)注释：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0)附录：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1)参考文献：另起页，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2)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XX大学XX学院XX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测绘论文的范例欣赏：
论文摘要：测绘装备知识产权贯穿丁测绘装备工作的全过程，对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建设起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装备知识产权现状的基础，提出了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应对措施，包括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对策。通过本研究，试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长远规划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和参考。
论文关键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1引言
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是指在测绘装备业务活动中，依法获得、维持和使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以及维护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管理活动。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与测绘装备工作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及配套措施，促进测绘装备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测绘装备知识产权贯穿于测绘装备工作的全过程。认真做好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对于激励测绘技术的创新与避免重复研制，降低测绘装备的采办费用、缩短测绘装备的采办周期，促进测绘装备科技成果向战斗力的转化，保护发明单位和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装备知识产权为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分析当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并探讨了今后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思路和应对措施。文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对策，仅供大家存实践中讨论参考。
2现状与需求
西方发达围家十分重视装备业务领域的知识产权工作，它们不仅建设有比较齐全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相应工作机制，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为其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促进推动作。例如，美同为了做好装备科技成果的保护丁作，不仅制定了《美国国防部国内技术转移(TechnologyTransfer)条例》等相关法规，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技术转移工作体系，从法律法规制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责分工到考核监督等方面周密安排，以知识产权管理贯彻全过程，为其技术转移提供全程服务和保障；为了适应周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美周不断调整其装备知识产权政策，适时出台了《美国国防部合同知识产权问题指南》，强化了知识产权在装备业务领域中的作用，促进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结合，充分激励了装备业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再比如俄罗斯，近年来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的管理，目前，已与独联体、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中的装备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关于军用、专用和两用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和工艺技术工作成果，俄罗斯通过总统令、政府令、司法令等，对其“法律保护”、“保护国家利益”、“家登记”、“使用机制”、“利益分配准则”、“建立保护系统”、“推进知识产权产业化”等各方面作出详细的相应规定，装备知识产权工作被摆在国家利益的位置上加以重视。
相对西方发达囝家，我国在装备业务领域引入知识产权制度时间不长，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十五”以来，依据国家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结合装备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我国在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防专利条例》和《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法规制度的建设；以宣贯《国防专利条例》为主的定期装备知识产权业务培训活动，加大了装备知识产权的宣贯培训力度；初步建立了三级国防专利管理体系，形成了一支国防专利受理、审查、管理专业工作队伍，指定了数十家国防专利机构，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的重点示范作用。诚然，我国的装备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装备知识产权的意识比较薄弱，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管理手段的能力不强，法规建设、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水平亟待提高等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知识经济向纵深发展，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要求我们要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战略的地位高度重视j。“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建设与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紧跟形势的发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及早启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及时制定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规划，尽快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和管理规章制度，尽力建设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和工作基础设施，“依法管装、依法治装、依法建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形势发展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推动测绘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发展对策
3．1明确战略总体思路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应当依据国家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围绕《围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以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建设的需求为牵引，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统筹规划、分解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着力提升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能力，努力推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是指领导体制要按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方式进行，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工作的整体布局，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责任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统筹规划、分解实施：是指工作模式要按照统筹规划、分解实施的方式进行，应当加强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全面规划，按照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责任部门，分解成若干专项任务，分别完成计划项目的论证、研究与建设。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是指工作步骤要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式进行，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统一的要求整体推进项目研建的实施工作，对某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难度较大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促进整体的推进。
3．2制定战略基本目标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发展应当建立两个阶段目标：
(1)到2015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应该做到从无到有，取得长足的进步：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比较健全，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政策水平、执法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实现突破，形成一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专业知名品牌；人才队伍初具规模，装备知识产权的工作能力得以较大提升。
(2)到2030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初具规模，能够较好地满足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创新的需要：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以及保护与管理工作体系，建设一批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夯实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打造一支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为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3加强战略重点建设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发展重点应放在六大建设上：
一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建设。装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健全的法规体系是开展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前提条件。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构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运行的法律环境，全面提升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二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解决知识产权管理与装备采购、保障和项目管理“两张皮”的现象，实现知识产权管理与装备采购、保障和项目管理的衔接与融合是装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目的所在。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完善测绘装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测绘装备创新发展工作中的作用。
三是测绘装备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建设。掌握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推动测绘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获取和保护为导向的测绘装备创新机制，在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掌握测绘技术发展与装备建设的主动权。
四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加强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是提高装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需要，也是建立装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长效机制的需要。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能力，有利于增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应对纠纷的能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五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建设。装备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对于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具有支撑性的作用。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相互封闭、重复分散的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利用格局，建立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装备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六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装备知识产权人才是实施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保障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有效开展和创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造就一批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增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4落实战略措施制度
笔者以为，要想把发展对策落实为具体的业务工作，必须加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通过贯彻落实《纲要》，提高测绘业务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制意识，增强测绘业务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制观念，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把测绘装备建设和知识产权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装备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支持、服务和保障作用。必须加紧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周密安排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具体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责分工、考核监督等项工作，加强测绘业务全面建设与知识产权工作的协调和统一管理，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必须加快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步伐，建立吸纳、选拔、培养优秀青年人才的机制，利用国家相关教育环境，坚持定期培训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培养造就一批知识面宽、基础知识扎实、知识产权意识敏锐、创新思维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必须加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经费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解决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滞后于装备信息化建设、滞后于测绘全面业务建设的现实问题，建立与装备现代化建设需求相适应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和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着《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着《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论文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 行政责任 不正当竞争行为 行政权力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责任体系设计
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经营者通过非法竞争的手段争取市场控制权，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还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因此通过法律引导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势在必行。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施行，而同属于竞争法律制度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施行，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名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反垄断规定。”2008年《反垄断法》颁布施行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走上分立道路。我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辅之以散见在《价格法》、《商标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行政、民事、行政三个方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将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合并规制。在法律责任的设计上，“突出行政制裁，采取了行政控制为主、司法控制为辅的模式” 。
从法条上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四章集中规定了法律责任，共十三条，以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划分标准，囊括了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显而易见，行政责任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经济法作为公法的一个主要部分设计的立法初衷。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被归属到私法的范畴中去 并以民事责任作为主要救济手段。以下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评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行政责任规定。
（一）规制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共列举了九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分别是：市场混同行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诋毁行为、虚假商业宣传行为、倾销行为、搭售和附加不合理条件交易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串标行为。其中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市场混同行为、虚假商业宣传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
（二）执法机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机构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设置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
（三）处罚程序和标准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有两种形式：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由监督检查部门“根据情节”执行，罚款额度包括“一万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直接罚款和“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间接罚款。
（四）救济程序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救济程序的发起仍是在同一体系内的监督检查部门，是以行政复议的形式开展的。诉讼是第二救济手段，当以诉讼手段寻求救济时，诉讼的双方是权利人和行政机关，能否高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值得思考。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行政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到第三十条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责任。这些行政责任表现为行政权力介入私权纠纷中，行政权力干预不正常的市场竞争。在双方经营者和行政机关构成的三方不正当竞争纠纷格局中，行政机关本身是纠纷发生以后介入的，它的立场和作用面临矛盾：究竟是作为平行介入的执法机关还是作为位于更高位阶的裁判机关？
如果采用前者，意味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调查权和处罚权，参与收集不正当竞争证据，这样显然会造成被诉侵权人处于被动地位，造成双方当事人地位和力量的不平等，有违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此外，如果“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对方当事人。由此看来这种行政程序并不适应私权纠纷的处理”。
如果采用后者，行政机关则与司法机关发生管辖冲突，《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并没有特别地赋予行政机关准司法权。
笔者尝试从两大法系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行政机关的设置来思考这一问题。
（一）美国的行政执法机关设置
美国采取的是综合竞争立法模式。知识产权法、商法都体现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
美国的竞争法执法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并没有直接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其行使职权需要审慎地借助司法手段，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规定：无论何时，委员会确信：（1）个人、合伙人、公司从事于或将从事于传播或导致传播虚假广告；（2）委员会对此提出诉状，在诉状被复审法院驳回或撤销之前，或委员会的停止令最终有效之前，委员会确信，禁止该行为具有重要的公众利益。委员会将指定律师在美国区法院或准州法院提起诉讼，以要求停止传播或引导传播虚假广告。依据充足的证明，可在没有担保情形下暂时禁止令或限制令。该诉讼可在上述当事人居住或营业的区提起。
“禁止令”这一带有行政色彩的指令仍是以民事诉讼的形式提出。从中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开放、自由的市场体制，行政部门只处于市场监督者的角色，监督职能与执法处罚职能分离，重视司法的绝对权威。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对不正当行为的规制中，美国坚持以私法救济为主，公法救济为辅，建立健全了完整的私法救济体系（如作为法律渊源的《蓝哈姆法》，针对商业秘密的《统一商业秘密法》、《侵权行为法重述》等）。
美国的反不正当竞争采取的是“司法控制”模式，司法机关是责任追究的主导，行政机关的参与受到了限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得到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为“诉讼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要求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本质上属于私人争议的问题没有裁决权，这样联邦贸易委员会管理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权力只延伸到对竞争过程或消费大众构成实际威胁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二）德国的行政执法机关设置
德国的竞争法采用分立形式，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只规定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行政责任。德国法学界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现行法对不正当竞争制裁的力度不够大、效率不够高，应当效仿反垄断法设置卡特尔局的做法，设立相应的反不正当执法机关。
卡特尔局是德国联邦经济与劳动部的下属机构，组成人员半数以上是高级公务员，主要是律师和经济学家。局内按行业划分十一个决议处，在裁定案件时，决议处三人合议庭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议。局内还设公共采购法庭（负责对政府公共采购投标人的保护）、总体政策部（就特定法律事宜提出建议、参与法律改革）、诉讼部（参与民事诉讼）。
卡特尔局是一个专业的经济法律部分，从组成人员知识结构、人员数量、行政方式来看，这都是一个追求小而精的行政部门。这个机构隶属德国联邦政府，权力虽大但其行使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能实现对政府、企业强有效的监督。
三、对反不正当竞争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思考
通过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美国、德国、日本法律对比，可以发现，各国对于反不正当竞争的责任设置普遍重视民事责任规定，限制行政权力介入，绝大多数国家仅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这与我国依赖行政手段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现状恰恰相反。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民事责任规定和行政责任规定从条文数量上看不均等，严重失衡；从条文内容上看，法定情节有待细化，惩戒手段单一，财产处罚的力度亟需加强。自1993年颁布至今，《反不正当竞争法》亟需修订，借鉴外国同类法，加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
与美国、德国相比，我国行政责任的内部体系仍需完善。行政权力行使缺乏明确边界，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的行政权力在介入不正当竞争纠纷或垄断纠纷中，多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不到万不得已不直接干预纠纷。在解决纠纷中，行政机构凭借其较高的司法位阶、专业化的人员组成能高效地平息纠纷。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除了法律条文规定本身的不完善外，行政机关的设置也存在诸多问题，部门位阶低，专业水平有待提高，难以实现高效的市场监督。除此之外，呈现出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纠纷的状态：无论纠纷严重与否，无论案件有无公共利益的明显受损，行政机关都应被侵权人的申请介入，查处案件、作出处罚决定，引发前文所述当事人地位、力量不平等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