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2 10:32: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观念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文从古今观的视角探讨古代文论在当代研究的现状。认为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有着相当厚重的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论内容也显得相当必要。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层面来考察古代文论的研究则较为欠缺，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中国文化包括古代文论尤其是文论中文学发展观的重要影响作用，并对传统文论中古今观念的重要性予以了理论上的强调和初步的论证，但是对文论古今观的具体阐释及其对古代文论思想内容的具体影响乃至文论与古今观之间的具体关联等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关键词】
古今观；古代文论；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载体之一，这已间接说明，传统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全面渗入和影响。因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的确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选择，并不是照搬西学的盲目跟风。但是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极大涵盖力，这样的研究还显得远远不够。无论是对个案的研究还是在整体性的研究都还有向文化更广阔领域扩展的必要。而从中国古代文化中较为重要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古代文论的研究目前则显得更为欠缺。
一
虽然西方学者非常注意对观念进行研究，但是因为古今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故而西学视野中的古今观研究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视为纯粹的时间观念来进行科学的考察，譬如英国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改变世界的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就是如此。鉴于此类著述与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研究的关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过多引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古今观念研究的问题上，西人的科学体系及其观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中古今观念的认识和探索。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实绩。有张岱年等人的《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华和张代芹合著的《观念世界探幽》（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两本著作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国观念史》对中国文化中有关的文化观念予以个体式的讨论；《观念世界探幽》则从横向上具体对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知识观、时间观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萧新煌主编的《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书收集了大量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观念形态的论文，该书中杨国枢的论文《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对文化的层次及其关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从主观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态度、观念）的角度出发才能了解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文学、艺术、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观涛的专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对观念问题研究进行了整合和总结，但他多关注的还是政治性或与其相关的观念。而学界真正对中国观念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是张连海的《观念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学界第一部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观念理论研究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于古今观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较少涉及。目前真正讨论文化中的古今观念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晋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春燕《从看刘勰的古今观》（《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修贵《浅谈的古今观》（《沧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论文分别从人们对待古今的态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这两方面对古今观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论者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问题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所以这些研究在开拓文化研究新领域上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因为目前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个案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导致目前对古今观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个案的同时结合整体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观的研究放在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二
学界对古今观念的研究论文本来就少，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和文论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问题纳入文论研究的是罗根泽先生。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就把“贵古贱今”和“贵今贱古”视为是文学批评的两种错误意识。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节注意从古今的视角来讨论文论。由此说明，文论与古今问题的密切关系在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早期就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这一方面的研究后继者没有再往前继续推进。近来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对古今问题也颇有涉及。论者对汉代人如何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古今关系作了一个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汉代尊经复古和变古贵今的两种不同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此种古今认识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虽然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还显得比较粗略，并且主要讨论的是汉代的古今观与文学观念，但是这也为探讨古今观与文论的深层关系提供了文学史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和经典个案。此外，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一书虽然是探讨文论家在看待文学变化问题上所形成的文论范畴，但是实质上也较多牵涉到古今问题，故而实际上也揭示了历代文论家对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该书的主要论述部分还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论思想，对之前的文论谈得比较粗略。而刘绍瑾的《复古与复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则对儒家的复古与道家的复元古思想进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复古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但是刘著仅仅从复古的方面来谈文论思想则容易忽略文论思想中的适时性与当下性的一面，并且仅仅以儒道两家来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化复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视域。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则把中国传统文论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当下态势中来进行关照。该书认为古今关系是中国文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书对传统文论发展观的阐述相当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识也相当突出，但书中对文论古今问题的阐述仅限于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与梳理，对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的具体内容则较少论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文论的影响的研究还有胡大雷的《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凤凰出版社，2005年）一书。论者把古今问题视为传统文论的问题之一，认为它是文学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对整个古代文论中的古今之争进行了粗略的梳理，进而说明了文论中古今问题的持续存在。但是对于文论中为何有这样的古今认识，这种古今认识在文论史中是如何变化并体现时代文化对它产生的影响，文章都没有进一步探讨。徐和勇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古今观”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对古今观与文论关系的讨论更为具体一些。论文旨在研究古今观念变化产生的结果对书法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但论文仅限于对呈现在书论内容中的古今观念的考察，这本来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观的历史原貌，另外论者对古今观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关系上。
从以上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因而从古今观角度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
摘 要：随着新课程教学标准提出，在教学教学体系中逐步出现相应教学改革。尤其是在针对语文教学改革上，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和自身能力的提高，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共同创建和谐的教学模式，逐步适应时展的需求。
关键词：新课程 高中语文 教学方法 改革
作者简介：温建财，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9年3月，学历：本科，职称：中学语文一级教师，籍贯：福建安溪，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学
由于初中语文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在某些教学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对于初中的改进成果运用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并非能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往往出现在高中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显示的比较笨拙。毕竟，在年龄、心理成熟上以及相关的环境下，都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变化，所以针对这种现在必须要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相应的课程改革去逐步培养学生自身能力和兴趣的提高。
一、在新课程内容的教学下，变革教材逐步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案
在整个高中语文学习过程中，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兴趣和能力的重要工具之一，教材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尽管在高中语文教材上不断反复的进行着相应的修订，但仍然存在相应的不足和缺陷。所以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相应的变革去更一步适应学生自身发展的特点。
1．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通常教材仅为一种形式作为全国使用而这样就不能更全面的顾及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差异等条件，所以要根据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相应的变革适应当地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
2．针对高中生学习阶段来讲，在教材内容上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全方位的涉及各种学科开拓学生视野。如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可以涉及科研类、军事类等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领域上。
3．在教学排版上和教学目标上要明确先后顺序，从简到难、从浅入深的教学方法上实行科学、深入的教学，培养学生自身兴趣的提高。与此同时，在教学目标上进行相应的强化训练，对不同的作品的题材、写作格式、写作手法等方面都要不断的穿插教学，使学生在教学上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和调整。
二、改革教学观念，强化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在新的教学形势下，要不断的进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教学观念，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使二者相互结合以便能更好的适应时展趋势。由于语文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交流性的工具。所以在新的课程下更要不断的更新教学观念，使学生在教学和实践中不断去追求一种人文能力的提升。
一方面而言，在新的课程标准下要不断通过关注人类、关注自然、不断去理解和尊重多重文化的发展趋势，以便能更好的彰显人文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不断去探索语文学科、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使学生能更好的运用语言工具不断的去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学热情、审美情趣逐步建立科学价值体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面对考核制度上进行相应的改革。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都面临着升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往往在教学上存在只是重视学生卷面分，忽视学生自身内在潜力的发 挥，这种严重的应试教学不仅不能使学生真正把握教学本质，又不能更好的提高学生德智体美全面综合性发展。针对这种现状，必须进行改革。主要在高中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为核心。再有在相应的大学中，设置更多空间给那些语文天赋的学生，步入理想的殿堂，更好的开拓学生潜力。
三、完善教学方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教材和教学观念上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的完善也是教学方法上的重要提高。而好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还可以营造良好的师生氛围，开拓新的教学模式。
1．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设置良好的情景教学方案。在高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抓住课堂的45分钟时间，提高教学成效。在教学上通过教师精心的备考和重点的讲解，开拓新的情景创设中，把教学的内容逐步转化为符合学生自身心理特点情境中，使学生更好的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充分融入到教学环境中，逐步融洽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
2．开放式教学，实现学生之间的探究性学习。对于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上更重要的是传授学习的方法，可以通过探究性的教学进一步落实开发教学方法。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逐步引导学生去大胆的质疑、张扬学生自身个性和思维空间的开发。在这中探究、开放性的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更好的实现师生之间的沟通还可以更好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能更好的落实人文教育的目的。
3．实行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由于对于每个学生都有着自身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高低，这就造成了不同学生在学习上有着不同的差异。所以针对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分层教学、提高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对于不同成绩的学生要实行不同的教学方法，逐步适应学生自身学习的特点。只有在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为出发点，才能更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质按量的完成教学标准。
总之，在新课程下教学过程中要不断的实现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上以及教材上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便更好的培养学生的适应社会发展、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强化，最终落实现代化的教学观念。
参考文献：
[1] 金则伊：繁华都市的个性特写与女性情感的理性探索[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S1)
[2] 邓旭：审美核心的不同转换与个性化的影像处理[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10)
[3] 罗双：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男权文化的解构[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10)
[4] 杨帆：生存困境中的不懈突围与琐屑化生存中的积极追求[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10)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二、结束语
论文关键词：重视，现状，认识，更新观念，改革
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为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教育的实质就是要育人，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使学生毕业后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发展，并在从事一定职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育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恰是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教育，因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文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就是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各种教育活动，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人的人格、气质，成为人的稳定的内在品质。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最基础、最核心素质是语文素质，语文教学是实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环节，可见高职开设语文课的意义重大，关系到完成教育任务与否的大事。于是多数高职院校都在开设大学语文课，纳入基础课程或设置了语文教研室，要求理科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文科课程，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的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尽管如此改革，高职语文教学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仍处于一种缩头缩脑、有待改进的徘徊状况。
1．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现状
学校对语文教学不够重视。重理轻文是高职院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适应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理工科专业较多，多数院校不重视文科教学，尤其是将语文学科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对语文的多功能性认识不足，具体表现在课时越来越少，教研活动少，教学投入少等方面，使语文教学失去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格式范文。
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高中毕业生、职高生和中专生，他们的语文学习现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文史知识了解不够，文学鉴赏能力较低，文言文知识贫乏，写作能力较差。
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不适应高职教学及社会的需求。很多语文老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受升学率指挥棒的引导，教学方法单一，甚至还沿袭着“黑板﹢教材﹢粉笔”的传统教学方式，讲得累，教学效果差，学生素质得不到提高。
这种不良现状的扭转，有待各院校教学职能部门不断进行改革，老师与同学都要明确语文地位的思想认识，语文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学会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2．重视语文教学的对策
一是明确思想认识，高职院校培养的是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性技术人才，以培养受教育者综合素质为办学宗旨，它与简单的专业技术培训有着天壤之别，后者只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高职教育若等同于专业技术培训，那就无法显示自己的优势、特色，无法经受住时间和社会的考验的，语文学习是其他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它的作用是隐性的、间接的。扎实的语文功底包括观察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些能力都会对专业技能的提高与日后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二是更新教学观念改革，正确认识语文教学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正确的行为源于正确的认识。要端正和调整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的态度，首先要认识到语文的多功能性。语文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们处理好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需要，更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需要，尤其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坚持其基础性。当前，高职院校的学生很少接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很少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少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化遗产知之甚少，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特别是缺乏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艺术和情操品格的熏陶，致使学生的整体文化修养下降。许多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在文学艺术修养、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质量等方面可以说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学生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高尚的道德修养，良好的文学素质，高雅的审美情趣都对他的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语文课程在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学生专业课学习之余，应多开设一些诸如演讲、辩论、口语与表达、文学名著欣赏、诗词欣赏、电影欣赏、中国文化等选修课和讲座，并运用新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使学生学出兴趣，学到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三是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激活课堂教学信息。首先用文字描述声音不如直接播放声音更为直观，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其次，在传统教学中，有许多动态的过程也都是由静止的图像来表示，这就需要学生进行想象；而对于计算机辅助教学来说，它采用了动画，用动态来表示全过程，使教学中许多讲不清、不易讲的内容能在几分钟内由动画形式表现出来，被学生所理解和接受论文格式范文。再次，在多媒体教学中可以使用不同色彩、字体、形状来表示不同的内容，使学生在学习时一目了然。可见，多媒体技术可以将知识转化为声、光、色、动静转换的动态，让抽象，静止的知识概念“活”起来，引起学生的兴奋改革，把课堂教学激活，从而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是双边活动，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学生才是课堂的主角。而我们的传统教学颠倒了这种关系。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联系在一起，对学生的感官进行综合的强烈刺激，调动了学生内心深处隐伏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形象思维的情感活动在教学中的作用，使学生对教师所讲的内容能更好的理解和感悟。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挖掘课文中潜藏的情感语文教材中绝大多数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形象性和情感性。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只能凭借自己的语言、动作来诱发学生与课文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但效果却经常不好。因为很多课文历史悠久，学生受年龄、时代、生活阅历的局限，凭已有文学修养很难深刻理解历史上曾有的生活或情感。如果在课堂中恰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不用老师多讲，学生就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情感，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
[1]周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促进教育公平[N]. 中国教育报，2006-12-01.
[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都是相关专业的基础性科目，同时也是高校汉语言文学系学生的主干课程，这个学科承担着弘扬我国文学遗产与文化精髓的重要使命，可是因为时代的演变，现在这门学科的教学工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目前境遇并不乐观，造成当前不利境遇的原因，笔者觉得原因有二，其一是课程内容不尽合理、其二是学生心态尚需改正。
一、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普遍困境
（一）课时量减少，影响到内容优化。
高校教育改革给专业课程设置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很多学校出于就业方面的考虑，在教学中加入了更多的专业性与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因为总课时数量的固定化，就势必带来其他课时数量的压缩。一般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古代文学科目原来重点集中于一年级和二年级，可是近几年汉语言文学系学生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学校便试图用提升学生全面知识的办法增加就业率。很多课程被开设出来，像文秘课、口才课、演讲课、经济课等的比例都呈逐步增加趋势，这直接使得古代文学的课时数量被压至极小。而众所周知，古代文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是一项长期积累的活动，教师要有足够的时间扩展知识面，学生要有足够的时间阅读书籍开拓视野，教学活动因为其他课程数量的加大，而影响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能力水平的发挥。
（二）学生对所学习内本文由收集整理容的心态发生变化。
当代高校学生的情感心态、价值取向及审美观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变化，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神圣的古代文学认知就已经产生了异变，学生对于经典的作品不再追逐，快餐文学更多地走到大家的眼界中，这种阅读审美的偏差甚至让古代文学成为了揶揄调侃的对象，如学生对明代世情文学代表作《金瓶梅》普遍流露的是对其中性内容的调侃心态，再有很多学生对于古典诗词、文学名著大胆解构，形成了并不一定符合原文旨趣的分析理解。再者，学生的文学素养程度高低不同，有些学生文学功底偏低，最终使得大家对于先秦至汉魏晋一段的文学兴趣不高。学生的审美观念与兴趣点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叛逃”心理，及时调整这种叛逃心理，强化高校学生对于传统文学的积极性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工作。
二、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普遍困境之解决对策
（一）重新定位古代文学教学内容。
原来的古代文学教学重赏、重析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位，要想方设法让课程更有用，更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课程教学的目标一方面固然要培养研究型人才，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培养实用类人才，毕竟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关注实用与就业的，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关注心理应当充分理解并支持。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里，本来就包括了非常实际的教育观念，孔子所提出的六艺（礼、射、乐、御、数、书）就非常重视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作为古代文学滥觞的诗经，从孔子的观点来看，同样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更是强调了文学本身的实用特质。至于大学里面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知识阶层的理想人格与经世致用精神。那么，对于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管从当代观念还是从古代观念而言，都应当注意其实用性内容，而并非只将其禁锢于象牙塔内不关窗外事的。
（二）引导学生领会正确的古代文学学习观念。
高校古代文学内容与授课方式更应当关注作品里面所包含经世致用思维，在人生意义的高度上使学生明确个人价值同群体价值的协调统一，让人生境界得到升华，将狭隘的实用观念转变成“大用”的超我观念。可以说，积极而崇高的理想能够给古代汉语学习带来更大的动力，也能够积极扭转学生的心理偏见，充分意识到古代文学所包蕴的思想精华对于民生问题与政治问题的重要价值。比如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再比如韩愈、王安石等人的散文，都可以称之为古代文学里面经世致用的典型。当然，这种正确领会古代文学学习观念的引导，不独对于古代文学学习有益，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
（三）让具体的教学内容架构更合理。
从目标确定的角度上来说，教学目标应当更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定位，比如对于师范类学生而言，要侧重于基础知识的整体感知，而对于其他专业学生，则要使其加强文学理论与经典文本的研讨。在对课程进行安排时，要普遍突出先讲三分理论再用七分实践的做法，这样的课时安排能够使学生在经典文本里面得到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审美感受，并加强知识的内化与迁移水平。
从教学技术的角度来说，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样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里面绝对不能忽视的部分。所以要特别加强学生的古代文学素养熏陶，并刻意增加写作训练的教学内容，应当使学生更多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名家与大家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读书是创作的基础，只有书读得多了，写作才会更轻松，更有味道。而具体落实到写作教学部分，可以给学生多安排一些格律诗、词、文言文、对联的练习，或者是使学生观看一些热播的历史影视剧，再对影视剧里面出现的典故进行文献考证与批评，比如《赤壁》之于《三国志》，比如《画皮》之于《聊斋》，比如《步步惊心》之于《红楼梦》等，从学生所写的优秀文献考证与批评文章里面，择优推荐给报刊进行发表。此外，通过网络进行古典文学知识的学习与讨论也是极其有效的办法。
当今的文学课堂对心理健康教育影响的研究都比较片面，且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古代文学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何影响。当谈到可行性时，大多只是认为利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能激励学生的斗志、宣泄情感、升华精神，但从未探讨过教学中文学作品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应如何帮助学生消除等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古代文学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有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章，其认为在文学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树立健全的人生观，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和谐发展。这类文章为今后人们对文学课堂教学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
二、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探讨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三、结束语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还应具有善于创新的睿智和勇于担当的气魄，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良知和责任，也是治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品格和精神。欧阳友权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多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著述等身，从早期对文艺学、美学的“文化寻根”与“本体探索”，到数字化时代“比特世界”的人文精神理性建构，他始终以其独特的创新意识，孜孜不倦地挖掘治学的“富矿”。
欧阳友权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路与文学研究结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于在学术思想上不类前说，不惧定论，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加之心性勤奋，笔耕不辍，在学界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论文，因其视点新颖引起较大反响。硕士论文《文学创造本体论》从人类本体论的全新视角探讨文学创造本体而备受夸赞。他提出的“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更是被文论名家评价为“标示了新理念”的“卓有成效的做法”{1}。他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等专题论文在《文艺报》引发了广泛的争鸣，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990年代以来，欧阳友权教授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陆续出版了《艺术美学》《文学原理》（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艺术的绝响》《国民素质论》《萨特论艺术》（译著）等著作，这些著作多以本体论为支点，从哲学深层探讨人文精神价值经脉，为他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于对学术由衷的热爱与责任感，欧阳友权教授曾说：“我们这些永远‘在路上’的研究者的职责，就是设法走进前沿，敢于触摸前沿，勇于探索前沿，并希图对前沿研究有所推进。”{2}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阳友权教授的学术视角便敏锐地触及了高科技与现代美学的关系问题，他开始从人类本体的意义上去思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品性，寻找这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人文精神趋同，提出：“对现代高科技的美学阐释，便是对人类本身的生命、个性、潜能的自我审视和心灵陶醉，思考现代高科技中的美学精神，是窥视人本、睥睨人伦、礼赞人生的又一面窗口。”{3}基于这样的洞见，面对信息革命的风起云涌，欧阳友权教授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气魄直抵文学理论最前沿，毅然站在信息媒体革命的潮头，以新的学术视野重构文学理论。
新世纪网络文学发轫之初，在许多人尚对网络文学观望质疑时，欧阳友权教授已走进这一领域，先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和论文《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并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为他接下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从此，他在选定的这一治学“富矿”持续钻研，笔耕不辍，完成了博士论文《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先后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网络文学发展史》《比特世界的诗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等著作。主编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学术报刊发表数百篇网络文学理论文章。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数十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纷纷获奖。带领中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团队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所， 成功创办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网络文学研究选题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湖南省重大重点项目等，创下了多个学界第一，从基础学理上奠定了网络文学的学科地位，欧阳友权教授因此被学界评价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欧阳友权教授从1998年介入“高科技美学”论题起，一直关注和涉足“科技与人文”“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对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的学理阐释，其核心的学术理念寄寓了他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表达了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由于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中南大学文学院成了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重镇，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以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走进人们的学术视野，又以扎实的基础学理研究一步步挺进学林杏坛，由此开启了一个新学科的学术征程。他带领学术团队完成的网络文学专著和同一领域的系列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研究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学理标识。
二、纵横捭阖，游弋学海
欧阳友权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呕心钻研，沿着“生成背景、存在方式、文学变迁、媒介叙事、主体阐释、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研究理路”的基本逻辑线索，逐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文学学理形态体系。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欧阳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在理论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史”的维度辨析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二是从“论”的维度探讨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三是从“史”与“论”融合的维度反思“比特世界”的学理症结和诗学创生空间。通过这些有机联系的理论，系统而多角度地解读了网络文学的诗性蕴含，从纵向（史）和横向（论）的不同视野阐释了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向度。
首先，对媒介变迁与文学转型的探讨。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教授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一是数字媒介对艺术审美支点的置换。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二是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祛魅与返魅。电子化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三是数字媒介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成规”。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机制，数字媒介作品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艺术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时代对艺术经典的命意。对于数字媒介革命所引发的文学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指出，媒介“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艺术生产增设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4}
其次，对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的探讨。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作为伴随现代数字化技术而迅速崛起的崭新文学形态，能否在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形成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学审美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是21世纪文学格局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一个期待合法性体认的文学母题。{5}他尝试采用了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这一新的课题。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所探讨的是事物（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原和本性的存在方式、生成运演及其本质意义的终极存在问题。他的《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运用本体论哲学思维探究网络文学时，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网络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欧阳教授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和“隐性存在”。最后再反思其“何以存在”的问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以求探讨构建一种网络文学学理范式的可能性。他提出，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包含几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层面：媒介赋型、比特叙事、欲望修辞、在线漫游、存在形态。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构成了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基本内容。而把握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需经由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反思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必要与可能。这一隐性价值结构包括：文学体制转换、民间话语寻根、文学性嬗变、文化逻辑依凭、人文性的意义酿造等问题。另外，欧阳友权教授还从观念预设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本体建构问题：即坚守文学的本体论承诺、注重新民间文学的审美提升和实现电子文本的艺术创新。{6}
第三，对网络文学的学理反思与诗学前瞻。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引发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并由此衍生出文艺学新的研究热点。在对网络文学的学理指认中，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它所带来的文学转型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学理思考，亦很少有人从网络虚拟现实关系变迁的维度，去考辨在技术操作、资本运作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和表意体制的深刻变化，引发并构成了网络文学转型的学术理路。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研究者必然要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即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和参照；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定格其文化表情。这时候，研究者需要奉行的研究原则应该是：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研究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前者可以使我们避开对数字媒介文学“好坏优劣”的简单评判而将其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可以将多姿多彩的数字媒介文学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有利于新兴文学走向规范与健康，还将对推进数字媒介文学本身的基础学理建设有所裨益。{7}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历史性地出场，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文学转型的研讨与争鸣，不仅需要解决“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学理逻辑上解决其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意义与价值问题，后者才能真正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也是新世纪文学转型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必由路径。
三、独辟蹊径，登高临远
面对数字技术对当代人文生活的深刻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深远地看到了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在其意志自由、知识民主、交往平等和信仰重塑等“后审美”现象背后隐藏的艺术审美价值、人文精神价值的表征危机。他在理论建构上既推重价值理性，关注意义承载，又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沉静严肃的反省态度和怀疑精神，彰显了乐观豁达、精深审慎的学术品格和学理特点。理性化的学理阐述，历史语境化的人文审视和立场鲜明的价值向度，使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
第一，学理阐释的自觉意识。多年来，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学理性审视和学理研究，主张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对待新兴的网络文学，力求从事实出发审视纷纭复杂的网络文学现象，避免情绪化的简单评判和非学理的即兴抒发。他从关注网络文学开始，就一直坚持和倡导“建设性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评判性态度”，“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方式”。这使得他的研究更侧重于“从原理性的角度”阐述网络文学问题，致力于建构完整的网络文学基础理论，实现对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欧阳教授始终关注高科技时代文学的新变化，而非网络文学的技术性本身。在他看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但它的艺术命意是超越技术的。”这决定了他的网络文学研究是学理分析性的，而非技术分析性的。是以文学性为核心的，而非以技术性为核心。基于这一思路，欧阳友权教授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多维度、宽视野的基础学理研究，着力探讨网络文学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力图科学、全面地分析网络文学现象。所涉及的如网络文学的生成背景、存在方式、媒介叙事、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消费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对网络文学的一系列“元问题”作基础学理研究的努力，对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话语逻辑、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价值趋向等问题展开思考论析。尝试采用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网络文学这一崭新课题，力求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的层面等等。这些方面的积极努力，显示出了作者建构新型文艺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二，学理品格的批判视野。欧阳友权教授长期致力于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学理症结进行论证，解决网络技术与文学的内在逻辑问题。他在构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时，始终坚守可贵的人文立场，对各种文化现象秉持一种批判眼光，在热心呵护新生网络文学的同时，也冷静地剖析了它的局限和困境。他指出，目前网络文学存在的艺术症结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不利于文学品质的改善和提升；二是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文学放弃了应该有的艺术承担、人文承担和社会承担，出现作品意义构建上的价值缺席和承担虚位；三是类型化写作膨胀，隔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依存性关联，使网络文学面临生活“断奶”的潜在危机；四是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数字化写作常以“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快乐游戏。面对上述问题，欧阳教授提出，网络写作需要对网络志存高远，对文学心怀敬畏，真正建立起文学承传“创造”担当和超越意识，提升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描绘时代的精神影像和图谱，赋予文学更强健的精神品质，提供给读者更多具有人性温暖和心灵滋养的东西。{8}他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断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然而，如果这种文学仅仅止于媒介传播和时尚文化消费的意义，而不能以自身的诗性魅力抒发人类的审美情怀，用技术的基质承载艺术的人文价值、建构审美的精神家园，人们对它的艺术期待就将是无所依凭的。当网络文学的媒介更新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休闲娱乐消解审美意义的时候，它得到将不会是艺术的尊重，而是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失和历史合理性的悬置。面对这些表征危机，我们需要重铸这样的价值理念：用数码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电子媒体彰显文学本性，是网络文学必须坚守的本体论承诺。同时，欧阳友权教授还对网络文学在经典化探寻过程中如何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通，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工具理性与诗性智慧抉择等进行学理追问，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审美认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在艺术本体论上为之付出价值缺失和意图谬误的代价，形成审美导向的失依与失范。”{9}
第三，学理立场的正向秉持。欧阳友权教授所思考的学理逻辑主要遵循的是科学技术范畴与精神文化范畴的二元关系模式。基于这样的模式，他找到了把稳网络文学发展脉络的正确路径，认为数字传媒时代文学的转型最需要的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在他看来，网络文学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使文学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文学从专业化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变，网络这个高度开放、自由共享、话语平权的媒体拆除了纸质媒体的“高门槛”，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接受的“零壁垒”准入与实时动态交互，文学交往变得便捷自如。在为之欣喜的同时，欧阳教授也在为网络文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感到焦虑，他从人文审美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技术理性批判，认为网络文学要想在文学进步的历史节点上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避免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二是避免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三是避免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在著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他既为网络文学对文艺困境的技术救赎而欢欣鼓舞，又清醒地看到了文艺生态中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陈、文艺形态新生与末路相伴的复杂状况，提倡对“读屏乌托邦”予以省思，并在科学与人、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交汇点上，找到了数字化与美学的本质联系。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是隐含在他著述中的一个核心文化理念。他主张把科技革命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克服“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另外，在著作《网络文学论纲》中，他指出尽管网络文学在价值观念方面与传统文学颇为不同，但“对于对象的审美把握与审美价值创造”仍然是讨论网络文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即是要找准“人文审美”这一价值原点，上述问题便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
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理路与思辨方式，彰显了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反思性高度，对“人文审美”的始终关注，是其重要的学理维度。正如他所倡导的，文论学术有责任从观念上把新媒体对文学的强势介入看做文学在涅槃中新生的历史机遇。当代文学的网络在线最终还是要靠人文审美和艺术创新的价值含量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美学命意、艺术成色和深层文化积淀，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网络文学的诗性命名。{10}“切入文学现场，关注媒介变迁，呼唤文学魂归，秉持守正创新”，欧阳友权教授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从价值理性上探寻网络文学人文审美的必要与可能，在学界逐渐树立了旗帜性的理论创建，赢得广泛的学理肯定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作为一名永远“在路上”的学者，历经披荆斩棘的艰辛耕耘，终于在数字化人文的丛林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王先霈：《标示新理念》，《中国教育报》2001年2月1日。
②欧阳友权：《我们去哪里触摸文艺学的前沿》，《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
③欧阳友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求索》1996年第6期。
④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⑥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⑦欧阳友权：《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⑧欧阳友权：《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⑨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关键词]生态批评；《霍华德庄园》；巴斯特；回归自然
[中国分类号]I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简介]李婷文（1988—），女，广西南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游记和一部文学评论集。严格来说，福斯特算不上多产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然而，对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他不仅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在“二战”后更是不断引发新的研究兴趣，掀起新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长篇小说依次搬上银幕，在欧美电影节收获颇丰，也重新引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与阐释，《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华德庄园》发表于1910年，被认为是同年最好的小说，使福斯特跻身一流小说家之列，也被认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①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分为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艺术性研究如彼得·维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论文②。他们认为，由于福斯特的写作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渡，其作品既忠实于社会真实和时代精神，又带有浓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学者对作品结构，③对其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间关系④进行研究的论文。思想性方面，与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点相似，学者对《霍华德庄园》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自由人文主义与中产阶级道德、知识阶层与市民阶层、按照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阶级之间、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笔者认为，财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走综合类大学和师范院校的路子，不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与从事中文教育人才为目标，而应以培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结合院校自身的优势，调整培养目标，构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对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都要进行深入探讨，力求培养出高质量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复合应用型人才。笔者所在的西安财经学院中文系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创建了“一体两翼”人才培养模式，即在夯实学生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功底与人文素养(“一体”)的基础上，增强学生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重点培育学生的应用能力(“两翼”)，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下文试就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夯实专业基础强化人文素质
强化人文素质和文学素养的培育，是中文本科专业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基础化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承担着传承与提升全民文化素质的重任，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影响他们的社会观念与价值观念。学生将文化知识内化之后所养成的精神境界、意志品格与人文情怀，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不一定用得上，但却能使他们受益终生，有着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语言学、中外文学史及基础写作等中文专业传统课程，对于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理论和知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培养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财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机械地以实用性专业的应用性作为衡量标准，应该在充分考虑本专业人文性的前提下来理解应用性的内涵，这样培养的学生才有深厚的根基，才有发展的后劲。
西安财经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2001年6月经陕西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四年制本科专业，该专业方向定为高级秘书及宣传出版，主要为培养高级文秘方向的实用性人才，故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多侧重于公文写作等实用技能的培训，从而相应地压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这样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素养不够，基础不扎实，没有底蕴，没有后劲。虽然一时上手易，但跟进时代难，缺乏持续竞争力。而应用型人才必须具备较宽广的基础知识和厚实的专业理论，不能因为突出应用而缩窄专业知识面，削弱基础理论教学。因此，我系在培养规格上，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的模式塑造人才，逐步加大基础理论课的份量。我们不断修订培养计划，遵从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与前瞻性等原则，在课程设置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要求，在借鉴其他同类院校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取消了一些与中文专业相容性不大的课程，遵循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有机地衔接相关课程，并选用能够反映本学科最前沿理论的课程教材或部、省获奖等重点推荐教材。通过不断地调整培养计划，我系的培养特色愈加鲜明，培养质量愈加提高，收效也很明显。由于增加了汉语言专业基础理论课的课程与课时，使得我校学生在考研时与外校学生能同台竞争，大大提高了考研升学率，如2009年汉语言文学20人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上线16人，在学校及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二 增强知识储备适应社会需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既要有理论的修养作功底，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应用性的基本定位。由于财经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不是研究型的而是应用型的，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期望不同，毕业生主要是走向市场融入社会，从人才定位上，还是从办学实力上，其建设发展方向应是应用型的，培养的人才应是适应现代经济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学生在学习好本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还需广泛涉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我们应该大胆突破学科体制的限制，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侧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与应用能力，探索汉语言文学专业与社会的结合点，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现代转型。转贴于
我系根据不同行业与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在夯实汉语言文学基础的前提下，对专业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开设一些实用性强的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课程学习，使学习更具有针对性和目标感。我们利用学院在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外语与广告学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给广大学生开设了会计基础、财经写作、法律实务、新闻采访与写作、影视创作与欣赏、实用英语口语和广告设计等跨学科的选修课程，从而大大拓宽了学生的专业基础，增强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如文秘知识和办文、办事、办会的能力，新闻知识和文字宣传能力，法律知识和起草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书的能力，广告策划知识和广告文案创作能力等，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平台。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学生既有比较厚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功底，又有适应未来就业方向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从而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我系培养的学生除了考取公务员及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之外，还有的考上了法学、新闻学与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的甚至还考取了会计资格证，从事金融行业方面的工作。
三 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应用技能
实践教学环节一直是文科人才培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财经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应体现以培养侧重实践应用能力、具有创新能力、有特色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主。我们要想使自己培养的人才有市场竞争力、专业针对性和快速适应性，就必须在实践教学方面下工夫。
第一，突出课堂实践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上岗快、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还必须在教学中加强实践训练。要增加实践性强的课程，主要是加强实验课，开设技能课，并提高教学过程的实践性。我们按照“一体两翼”培养模式的要求，建设了投资180多万元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实验室及语言实验室两个实训中心，从而使学生在实验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了实际操作能力，使他们能够迅速进入角色，胜任未来的工作。
第二，强化论文写作训练。具备较强的写作功底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安身立命之本，为了增强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我系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在第一、二学期开没基础写作，第三、四学期开设公文写作，使学生熟悉各种文体的特点和语言风格，能够熟练撰拟各种公文和常用文书。此外，我们还对学生进行了课程论文、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的系统指导。我系每年专门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为学生举办学年论文知识讲座，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很多学生还将学年论文进一步加工为毕业论文。我们每年从中精选一些优秀论文结集出版，激发了低年级学生的写作兴趣。许多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近年来，我系已有8名学生在正式期刊上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有3人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
论文导读:行说理明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另一类比较着名的散文类别即为历史题材性散文,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语言和叙事风格凝练、表达手法新奇成为历史性散文中的佼佼者,作者班固也因此着作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史记》代
明汉代文学思想及创作观念分析汉代文学思想在古代文学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到底是怎样肥沃的土壤孕育出这样一批优秀且出色的文人,而又是在何种观念的影响下,文人的创作热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汉代文学成为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星,在千余年后仍旧绽放其华彩。这一切与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分不开,更与盛世时期安定统一的国情分不开。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得天下结束了新莽时期国家纷乱的局面,继而以前朝历史为鉴,汲取过去政治的弊端和错误,以儒家思想为本,推行仁治、德治,东汉取得统治后休养天下,汉光武帝知道长期以来的兵戎交战导致民力疲乏,因此政治不言军事。例行简约,退功臣进文人,重视文臣在政事中的地位,一改以往各朝代以功论赏罚的惯例,同时天下大治,更有防止权贵依势掌权干涉政治的功能,一箭双雕,将东汉时期的统治推向。而另一方面,汉朝大力推崇儒家学派的学术地位,以汉明帝为首,在其后执政的君主如汉章帝也十分强调儒学的作用。在汉朝,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以儒学经典五经作为其主要讲授内容。因此时下的文人也受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儒学在其文学作品中得到显示。班固作为东汉时期的着名文学家、史学家,其文学创作思想往往受时政的主导思想影响,显示出相同或相近的特征来。汉代人才选拔制度以察举制和征辟制为主,避开了秦朝世禄世卿制下遗漏、片面的人才录用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为文人群体的形成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给更多人才提供机遇,两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十分强调人的品格,注定了人才中涌现出一批高风亮节的贤人。而汉朝的天子大多是文学爱好者,以文才论官爵现象出现的很多,如武帝、宣帝、元帝等对文学十分重视,东汉皇亲国戚文学素养都很高,淮南王刘安招其门客所着《淮南子》成为****名作,汉初招致文人的着名的诸侯王还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等人,招纳任用贤才,又特别设立乐府这一重要的文学机构,因此这一时期,各种式样的文学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文学题材,以文聚士、以文会友的风气成为汉代文学大肆兴盛发展的主要理由之一,汉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迅速且成就极高的重要时期。
汉朝文学的发展
1.汉赋的兴盛
提起汉代文学,最有特点的莫过于汉赋了。赋是继承《诗经》、《楚辞》中的优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肆意的文风基础之上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集各家文化特点之大成而形成的新的文学体式。赋又介于诗和散文之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同时又兼具二者的优秀特点。
汉赋的种类又分为汉大赋、抒情小赋和骚体赋,三者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形成。骚体赋是诗赋在秦汉时期的过渡,继承了战国遗风,在汉朝初期十分盛行,代表作家贾谊,所作骚体赋气势宏大,现今有作品****,可称为汉代第一位作赋文人。其所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前者主旨多表现政治感慨,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后者多为人生感悟,更倾向于以说理为主。在情感和赋的体制形式上看,贾谊与屈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似,都表现出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和怀才不遇之心、遭谗被放的愤慨之情。在文学体式上,与楚骚体相似的是都使用兮字,整齐划一,注意用韵,气势流畅。以贾谊为首的骚体赋创作在整个汉代时期几乎未曾间断,即便在汉大赋盛行时期,骚体赋也与汉大赋一明一暗,并行不悖。在贾谊之后,这种骚体赋在文人间也十分盛行,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也纷纷进行骚体赋的创作。汉大赋是汉代最主要的赋体之一,源自于汉代,在这期间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汉大赋词采华茂,特点是铺张扬厉,追求骈丽之美。在汉代颇受文人的喜爱,在大赋中,凡是能够成为写作对象的,都要包举囊括,细致不遗。西汉末期出现了抒情小赋,这一新兴赋体在当时也颇受文人的喜爱,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杰出代表作品,也是自它开始,人们逐步发现抒情小赋的独特魅力。《归田赋》是张衡在看清****黑暗面后决定归隐所作的赋,通篇营造的是自然家园的宁静和乐。语言表述清新流畅、沁人心脾,同时不造作,与内容衔接恰到好处。抒情小赋的特点是理胜于情,多为作家知天命后对人文社会的理性之作,同时不似西汉抒情赋那样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或有不世之材却未能尽其用的愤懑。但同时却也渗透出人的渺小对命运的无能为力的消极感情。在抒情小赋中也不乏有积极参与政治,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感,在后期如蔡邕的《述行赋》不仅仅述说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替社会伸张正义,具有积极的入世思想。
2.汉代的散文创作
在秦朝和汉初时期,文坛呈现落寞沉寂的景象,而历史进入汉朝明汉代文学思想及创作观念,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中期,文景之治下新的文学作家群获得新生,在汉代政治严明的有利文学土壤下,孕育出各方面的人才,秦朝时期的文学虽然没有大放光彩,但是其在政治上的错误却为汉初文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题材,即这一时期着名的政论体文学,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表现在着书立作的内容之中,最初是陆贾作的《新语》,接着是贾谊的政论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为主要代表,又如晁错,所作的《论贵粟疏》倡议汉文帝应提倡重本轻末,论据充足又精练明快。这一时期的文人带着战国策式的写作风格,语言气势磅礴,据理论争,以前朝历史为鉴,为国家统治出谋划策,多角度提醒当朝皇帝汲取前朝教训。西汉时期的散文种类丰富多彩,除前面提到的以晁错、贾谊为代表的政论体散文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淮南王刘安使其门下宾客编写而成的《淮南子》,大体讲来此文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延续,具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然而却并不完全是单纯为宗教论道而着书立作。文章内容多借助古代神话传说、典故来进行说理明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另一类比较着名的散文类别即为历史题材性散文,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语言和叙事风格凝练、表达手法新奇成为历史性散文中的佼佼者,作者班固也因此着作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史记》代表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成书于汉代散文前期与后期文风交替的过渡时期,因此风格既具备前期文章中气势宏大、感情真切的特点,又具备后期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