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7 19:24:04
一、用什么立场及视角：婚姻研究者的“价值相涉”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会更经常地反思：婚姻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为了谁而结婚？如何自行解决相应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异性恋婚姻制度是如何被建构的？对什么人具有什么样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研究者又是如何参与了这种建构？也只有在这种认识与反思下，婚姻研究才会更具有人文关怀，更加贴近生活现实，也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黄盈盈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一、“文明”: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意义
文明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普遍的追求。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教育是第一因素，所以，教育和文明往往是同义词，文明也是有没有教育、有没有思想的常识性区别。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致人类的文明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人类的文明有了新的内涵，即以科学技术为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而这个“以科学技术为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恰恰改变或者形成着当代教育的精神内核，这样的教育造就的大学生，就是文明、科学技术、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历史人才。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新文明时代，党和人民政府，不但继承着中国历史的文明使命，而且创造着新的文明历史。所以，当代中国的文明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人的身上。教育的新的使命是在新的时代使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大国。当下的社会，出现了许多反文明的行为，再一次使“文明”和“做一个文明人”成为社会与教育的问题，“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构建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体现了为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就更强软实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三个“倡导”的指导要求，正对应这三个层面的时代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这是党的十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共鸣的原因所在。”大学校园，是一个文明的校园。这个“文明校园”，并不仅仅是干净、整洁、安全、有秩序，它的使命是孕育和发展出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文明园地。当代大学校园的文明，在于以时代的“中国梦”，来营造自己的校园生活，作新一代的文明人。当代大学生，都是所谓的“90后”，父母那一辈人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还在为温饱努力，他们则在手机、电脑的信息社会里游泳，而且以追求个性为人生意义。大学校园，可以看成是优秀“90后”的个性张扬广场，而且是以时尚为导向的潮流。“个性”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个性”还带有“随性”和“任性”的味道。然而，当代大学生最大的文明在于，他们没有失却理想主义，他们这一代恰恰是“做梦”的一代，正与主席的“中国梦”的理念相呼应。他们的父母辈，还不敢做梦，只能谨慎地、踏实地、甚至小心翼翼地埋头苦干，那是他们父母辈人的文明特征。而大学校园文化的文明特征，正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知识的、时代的、国家的文明梦。换句话说，大学对大学生的教育，在大学校园文化这个意义上，正是把主席的“中国梦”，与大学生的“个人梦”，实现着对结，也就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文明，是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对接的文明。说起文明，必然应该与文化一起讨论。仔细研究，文化与文明有时是一个意思，有时却是有区别的一个概念，日常用语可以不区分，在学术讨论上则必须区分。文化着重于人的精神以及内在的东西，文明着重于外在的、看得见的，特别是物质利益与外观的表现，如建国前出洋留学的人回来，他们的谈吐与装扮———嘴里说话夹杂着外文，穿西装，手里拎着文明棍等西方生活方式，我们往往说他们是“文明人”，难道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文明人，是野蛮人不成?实际上，这样的“文明”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很坚挺，譬如，使用现代科技的人，似乎都是追随现代文明的人，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这既是我们时代在物质上的某种发达，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文化上的一种萎缩。因为，信息科技时代，大家都用手机、iphone、ipad一类的高科技产品把自己武装起来，却往往不会读书，不会写文章，连写字都退化了，走路也退化了，只会坐车。文化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渺茫起来了。我们应该知道，科技使人丧失了义务感，甚至丧失了一般的伦理道德，这正是有文明生活方式，却没有文化精神的一代人。所以，大学校园的文明，更应该是文化精神。当代关于文化的另外一个危险是，把文化当成商品或者时髦，甚至成为一个媚俗的产业，大学校园也充斥着这样的所谓“文化垃圾”或者“垃圾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应该是用高深的思想浸淫的氛围，具体说来，是以典籍为文化、为思想，以读书为生活，以思考为人生，以艺术为气质，以国家天下为己任。而中国当下的大学，这些本来应该高尚的文化活动，都被社会上流行的浅薄与恶俗的“文艺节目”冲击得是非不清、善丑不明了，高尚膜拜低俗，倒成了中国大学校园文化的一个气象。
二、“自由”: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发展意义
自由是全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所赋予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自由的概念，虽然也是从人类的自由概念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它突出了自由概念的实践性。因为，它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自由概念，长期矢志不渝的实践而发展出来的。所以，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不是一个理论空谈，或者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异想天开”，自由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活动。自由的这个实践属性，是指导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发展意义。大学校园文化，笼统地说，包括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知识文化，但归根结底是人的文化。大学生虽然在学校只有四年时间，却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岁月，也是他们在社会挣得身份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成为一个有担当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有道德的人的起点。这个地点，理所当然应该以人的最根本的属性———自由———为教育。大学校园文化中的这个自由，应该是经过正规的教育、规范的、法律的、实践于大学生身上的校园文化自由，这个自由以时代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实践特征。尤其是以大学生的社会身份、时代教育、社会要求、历史使命为要求。大学校园文化的自由，更多的应该是当下时代的要求。每个时代的大学校园文化，都有其时代特征。譬如，1980年代的大学生，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使命。那时，虽然人民和国家仍处在从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但人民却对社会和未来充满着希望。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它预示着国家的丰收，也昭显着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已从农耕文明，走到了生机勃勃的工业文明或者海洋文明，当代大学生的中国梦，就是在自己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或者说，使中国在世界上崛起。那么，大学校园，应该是大学生的希望的田野，也是大学生的中国梦的自由飞翔之地。
三、“爱国”: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个人归属意义
“爱国”是永恒的话题。大学生的爱国，应该是以爱中国文化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要把中国文化在自身教育与个人生命中发扬光大，并且要将中国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当中。文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全人类的，不应该分地域、民族和人种，但人的出生却是有地域与民族和人种的区别，更有政治上的差异，在文化的运用上，我们无法否认文化的这种政治属性。而教育恰恰是政治的一个部分，甚至教育本身就是政治。对大学生来说，中国文化就代表着祖国。当然，对所有中国人来说，中国文化也代表着祖国。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中国文化带到哪里，海外的唐人街、华人居住区，最浓重的、最能够说明是华人的，就是中国文化，和生活在那里的华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应该向深的层次和广的层次发展的时代。中国，能够成为为人类贡献文化与思想的大国，而不仅仅是经济大国。所以，中国梦，就是中国文化梦，爱中国，就是爱中国文化。譬如，我国现在在世界各地办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积极的国家文化策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一方面强调全人类的一体化，另外一方面却强化着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这些想法，都进入了大学教育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之中，这对大学生的影响，比对社会其他人群的影响要大得多。那么，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气质，中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应该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铸造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或者爱国主义，在这个时代，要以爱国家的文化为核心精神，正像西方学者说的:自己的祖国是祖国的文化。中国人可以移民到外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惟独祖国的文化，是不能抹掉的精神印记和身份印记，人生于斯，死于斯。那么，大学校园文化，应该在祖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把大学生的精神血脉高高地隆起来。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建设
主席的“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梦”，我们的爱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理论。大学校园文化，正是应该基于中国文化的校园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校园里，实践的正是中国文化。那么，我们怎么体认中国文化呢?这些年来，国家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许多思路，也进行了人力物力的投入，甚至中国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和商业。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中国文化俨然成为一个话题，从民间的“国学热”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莫不以中国文化为“卖点”。我们试以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中国读书界专门写的序言，来体认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亨廷顿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可以看出，在亨廷顿的学说中，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影响人类的七大文明之一，这就把我们常常说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的古老文明”这一说法现实化起来了，我们中国不仅是古老的文明，还是现代文明，而且是对人类发展不可忽视的现代文明。所以，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推演到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大学校园文化，应该是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看世界的文化，而支撑这个制高点的，却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教育。那么，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教育，和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时代，世界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的，就是自己的所处时代的政治。这个政治，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这个梦”。
作者：林培坤 单位：福建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关键词：红色文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203-02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其社会责任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也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成长。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则为培育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表现
社会责任感，是指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为了建立美好社会而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是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对价值观、忠诚、良知、信仰的认同，是个人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的表现[2]。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思想敏锐、热爱祖国、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热心于公益事业，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但是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一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却呈逐渐下降趋势。
1.理想信念迷茫，信仰缺失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凸显出多元化、多层化、多变化的特点，一部分大学生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呈现功利化、物质化倾向，他们缺乏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信仰缺失，人生价值取向迷茫。从我们对2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信仰共产主义的占30%，有的占7%，而没有信仰的占22%；50%的大学生无法回答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同时，他们注重个人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略社会的需要。如在问及“你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这一问题时，62%的学生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只有16%的学生认为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才是幸福的。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90后”，他们一出生看的是美国大片，吃的是肯德基，娱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学生由于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并不懂得生活的不易，以至有43%的学生认为在现代社会没有必要宣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在生活中，他们劳动观念淡漠，追求享受，穿品牌、讲排场甚至有些学生不顾及家庭经济条件，盲目攀比，过度消费；在学习上，一部分学生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并不是知难而上，而是逃避学习责任，在学生中任意逃课、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的现象屡屡发生。
3.集体主义精神欠缺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长期处于家庭的关怀和保护之下，也就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一种价值取向也影响到了大学生，他们注重自我发展，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个人利益为重，缺乏对集体和社会的奉献精神，缺乏相互之间的协作观念，不当竞争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紧张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红色文化在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中的价值
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马列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感染力强，对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价值观的核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3]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中蕴含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凭借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把红色文化贯穿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去，有助于帮助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其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自觉地把个人的人生目标和祖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2.弘扬红色文化，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感
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和为她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它是动员、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4]。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关头的红色文化蕴含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他们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塑起了一个个经典的爱国事例。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感性地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而陶冶其情操，升华其心灵，激励其精神，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责任心。
3.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
大学生是社会中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们的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的健康成长。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中也存在许多不良的道德现象，如诚信意识淡薄、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善恶不辨、荣辱不分、社会公共道德意识淡漠等，这些思想的存在严重冲击了我们的伦理道德底线。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记载了革命先烈们英勇奋斗的英雄业绩和高尚品德，且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还“形成和发展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道德，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5]这些精神为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将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涵的道德情操贯穿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使其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形成稳定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运用红色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路径选择
1.优化教学手段，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这就要求各高校要制定中长期规划，把红色文化资源引进课堂，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史，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重点安排红色文化教育专题讲座；并把红色文化贯穿于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同时，结合本地区实际，抓好“红色教材”的开发。如我校就充分利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把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等历史事件编写成教材，让学生了解历史，领悟长征精神。其次，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的特点，改变过去“满堂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单一枯燥说教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音像式教学、网络式教学等形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过程中，把红色文化极其深刻底蕴带入学生心灵深处，使其明确地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坚定志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2.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有效载体，是校园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把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可以通过开设红色网站、利用学校的校报、学报、广播等媒体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广泛宣传和教育；利用重大纪念日开辟红色讲坛或论坛，组织红色演讲，开展红歌竞赛；与相关媒体合作，开展各种红色文化活动等，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自觉地将自我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振兴和繁荣相结合起来，积极履行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关爱他人，团结协作，回馈社会，逐步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3.把红色文化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凭某一种形式是难以达到教育的实效。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把红色文化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一是在节假日可以适当地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圣地、革命遗址、名人故居，体验红军生活，重走红军路等活动，积极邀请一些参加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红军、老战士到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帮助他们重温历史，坚定信念。二是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如通过组织大学生到老区进行社会调研，开展学习革命传统、走访革命先辈及后人、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老区人民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拾回淡忘的历史记忆，也使他们在活动中接受教育，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通过积极参加关爱弱势群体、义务支教、保护环境、科技创新、勤工俭学等活动，增强自身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从而坚定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并为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承担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Z].
[2]方凌瑾，唐良.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打磨现代人才的品质[J].高教论坛，2005，（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在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日益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的重视，学术界也给与了非常大的关注，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更加规范和深入。当前，各个高校都普遍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而且都在不断探索各个高校自身的特色活动，但社会实践在全面性、稳定性、深刻性上还需要持续加强，尤其在制度规范上需要不断完善。
(一)操作制度意识薄弱
尽管教育部和团中央对高校的学生社会实践进行了制度上的要求和宏观的指导，各个高校也普遍开展起了稳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各个高校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仍然缺乏统一性与整体性。相对具有明晰制度规范的实践活动主要有新生的军训、学生的见习、毕业实习和暑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年来，新生的军训随着学生体质影响，逐步放宽了训练要求，压缩了训练时间，有些学校甚至出现了走过场的现象。学生的毕业实习也由于毕业前夕忙于找工作大打折扣，只有医学和师范类专业仍在苦苦支撑。由团委牵头负责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当前全国范围内最活跃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宣传、有评比，得到了各个高校的重视和推介，是各个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品牌和代表。但是这类实践活动，主要由学生干部和有特长的优秀学生组成，学生的覆盖面有限，而且随着每年团省委活动主题的变化，其服务内容和地域也会发生变化，形成活动的不稳定性。总的来说，这些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规范，但是这些活动在组织操作的过程中，强调的是任务的完成和分界，缺乏制度上的设计和规范。尤其当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冲击时，就不能强有力的开展，容易被形式化。因此，大学生社会实践在操作层面上缺乏制度化的意识。
(二)微观制度内涵缺失
制度化是制度体系的完善既有宏观指导层次的，也有微观操作层面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宏观指导的制度已经明确和清晰，并从国家教育层面达成了共识。但在各个高校具体组织的过程中，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得到完善和建立，微观制度在内涵层次上还存在缺失。“开展社会实践从准备、实施到巩固消化活动成果都应形成一套规范化程序。”具体来说，微观制度就是具体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开展的要求和条件。当前高校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组队实践。这类团队由于有学校的重点支持，有带队教师的具体指导，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因此很受学生欢迎。但是实践团队往往由学生干部、党员和有特长的学生组成，所以普通同学参与这类团队的机会较少，受教育面狭窄。二是学生个体返乡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普遍缺乏对个体有效的分类指导和激励机制，学生参与性普遍不高，具体措施也流于形式，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育载体对广大普通学生的教育功能体现不明显。从目前这两种组织模式来说，都难以满足全员实践育人的要求。如何确保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要求，确保每个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成长，各个高校还缺乏具体的规范与措施。由于缺乏专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法规，尤其是缺乏专门的考核评价制度，这样就使有些高校可能为了节约成本而在社会实践工作上“短斤少两”，也使得各高校在社会实践实际操作过中程自由度过大。因此，如何在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仍然是当前社会实践的难题。
(三)制度保障设施缺位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要注重学生和指导教师积极性的调动，使参与者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过程中，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动力都存在不足，一是相当部分学生并不愿意参与社会实践，二是相当一部分老师并不愿意指导社会实践，因此社会实践很难在高校全员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要调动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保障设施还存在系列的问题。一是经费保障不足。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其经费的使用大幅度增加。社会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学生和指导老师，衣食住行都可能涉及到经费的产生。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各个高校的投入，明确规定加大实践育人经费的比重，但各个高校对于增加比重的多少还缺乏足够的论证，社会实践规模的扩大还缺乏大量的资金。二是学生激励保障不够。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但这种作用是潜在的、长期的，并不能及时迅速的反映出来。究竟参加了社会实践与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区别有多大，难以有效的判断。尽管近年来学生素质拓展明确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地位，但是这些既缺乏社会用人机构的认同，也缺乏必要的管理，尤其是在社会实践的证明上趋于简单。因此，社会实践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同，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的要求不强，甚至排斥，难以使所有的学生普遍投入到社会实践中。三是教师的后勤保障不到位。相对于课堂教学来说，社会实践教学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不仅对教师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要求，更需要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综合素质。除了知识技能的指导外，教师在生活、人际交往等方面都要能有效的引导学生。有效的指导社会实践与“放羊”式的社会实践，教师的工作投入量有显著的区别。对于精心指导社会实践的老师来说，压力增大了，但是其工作量却并没有有效的考核方式。尤其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学生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家长、学校和社会就可能直接对实践活动成果一票否决，这使指导教师的教学活动具有高风险，直接影响了优秀师资的进入。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的超越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教学内容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才能增强这些课的说服力、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提高社会实践的效果，就必须要从全方位着手努力。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识规范建设
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规范化，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化，就要高度认识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人才培养中的地位，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识规范建设。这种意识规范建设就是要从课程设计的高度把大学生社会实践当做一种常规的教育活动，强调社会实践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深刻性。各个高校从校领导到普通老师要统一认识，把实践育人内化成一种品质，从制度的层面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社会实践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是两个课堂(学校与社会)、两类教员(教师与社会工作者)、两种教材(书本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其组织比一般的课堂教学更加复杂和困难，而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社会实践也是一个开放的教育过程，具有突出的灵活性。因此，不管是领导还是老师，既不能在教育过程中避重就轻，逃避社会实践的开展;也不能把社会实践活动看做一个随意的过程，采取“放牛”的方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而应该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课程内容、基地建设、实施体系、科学研究等方面去规范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认识，切实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活动平台制度建设
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就要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建设，以平台带动和规范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平台建设要重视学生理论团体和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学生理论社团是搭建在学生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通过组织或参加社团活动，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品质、道德素养、文明行为的养成。同时学生理论社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中介，通过他们“引导同学们关注社会，走出校园，通过参加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农村支教、理论宣讲等活动，使自己真正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在更高层面上激发了他们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学生理论团体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组织建设，在完善的组织机构基础上，要注意强化学生理论团体的指导教师和成员管理。学生理论团体的指导教师，要以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的中青年老师为主导，年轻老师为辅，专业上突出指导老师之间相互补充。学生理论团体的学生，要实现不同专业的覆盖，高年级与低年级互补，确保学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思维的多样化，增强学生理论团体运行的稳定性。社会实践基地是学生活动开展的承载体。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就要加强实践基地的规范建设。实践基地的规范建设包括基地的管理制度、基地的运行制度和基地的奖励制度。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学校应该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类的电子实验室，为学校大规模的实践活动提供场所。电子实验室以视频、图片和简洁的文字作为载体，以故事化的手段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震撼和引导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筹资制度建设
建立多元的资金筹资体系，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有序、规范开展的重要保障。确保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要从制度上规范资金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资金保障体系。一是确保学校经费足额投入。要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要求落实生均15－20元的经费标准。要继续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学生社会实践的专项经费，以上经费要根据学校经费增长逐年增加。教学部门要按比例，安排适当的社会实践经费。二是形成个人经费投入。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环节。为了规范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要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适当的承担部分资金。三是争取社会支持。社会实践是锻炼学生的过程，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接触和融入社会，争取社会的支持。争取到赞助、与商家角力，成了他们给自己上的第一堂社会实践课。四是争取实践单位的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要逐步实现产学研的对接，甚至与大学生创业结合起来，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得到实践单位的认同，并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实践活动的良性发展。在充足的社会实践经费基础上，为学生购置适当的意外保险，解除指导教师的后顾之忧。
(四)完备大学生社会实践执行制度体系
要形成高质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就要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形成完备的执行制度体系。一是形成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程序制度。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申报、立项、开展活动到成果的总结，要在程序予以规范。二是形成大学生社会实践行为细则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深入社会、社区，一定程度代表着的是学校的形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往往是综合素质的体现。因此，社会实践活动要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细则规范，从而提高整个学生团队的素养。三是形成学生社会实践监察制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环境相对来说比校园要更加复杂，因此安全因素是学校和老师考虑的重点因素。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对老师提出监察的规范制度，从而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安全。
(五)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考核制度体系
（一）关键在于立足专业实践，优势资源整合，提升社会实践的专业化水平。
专业实践是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立足学校院系的学业门类别，以提高专业技术为主线，巩固专业思想为辅线，以实践专业课程为主要内容引进项目化管理的社会实践。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学科类别，例如，医学类专业培养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或其他医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医疗预防的基本技能，能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科研等部门从事医疗及预防、医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不同的专业具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只有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培养，才能更好地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资源整合用于企业经验管理中，与项目化管理同出一源。资源整合是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社会实践的项目申请团队众多，项目良莠不齐，难免会造成重复和资源浪费。将有限的、优质的资源进行整合，摒除重复的资源，有目的、有规划地整合人力、物力，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突出项目化管理的优势。
（二）关键在于严格项目评审，规范项目监督，提升社会实践管理化水平。
每个项目的侧重点不同，需要邀请校内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发动广大学生合理组团，邀请相关教师或专家指导，积极申报项目，学校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严格评审，对给予立项的项目进行答辩，根据两轮评审结果确定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三个等级。重点项目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活动内容和形式富有创新，前期调研基础深入，团队成员在年级、专业等结构上合理，紧密结合专业，指导教师理论和实践功底深厚，预期取得成果丰富等。一般项目要求内容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主题明确，结合所学专业学科，有一定的创新性，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团队结构合理，较好地提升大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和实践效果。自筹项目要求能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或专业学科，活动内容丰富，能较好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一个项目完成得好不好，关键在实施过程。项目化管理不仅要求在标书上严格审核，重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在校团委的总体分配下，可以安排校团委的老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负责具体跟踪和指导工作。这样既能保障完成标书任务，又能在出现问题和困难时得到及时指导和有效解决。
（三）关键在于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凝练成果，提升社会实践科学化水平。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项目化管理社会实践的重要指标。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要坚持规范化管理项目，不断修正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一个长效机制。社会实践的目的除了使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外，还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使收获转化为成果汇编。通过凝练成果，总结经验，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标。成果形式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理论形式的成果。专题调研数据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课题等方面；社会调查数据包括社会民生热点、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实践形式的成果。志愿服务内容包括支教、义务辅导、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等方面；政策宣讲内容包括十精神、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美丽中国、清洁乡村、新医改、新农合。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化管理实例
2014年7月，为响应“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大力发扬老区精神，献礼邓小平同志110周年华诞，也为使大学生充分利用暑期时间贴近社会、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并在实践中开拓眼界、磨炼能力、增长才干、增强社会责任感，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右江民族医学院精神，切实培养“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医学人才。右江民族医学院团委与百色市卫生局通力合作，紧密联系各基层卫生局、防艾办，组建12个项目组，共计270人，奔赴百色市右江区、田东、田阳等12个县区，将项目化管理引进社会实践，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周密计划，启动项目
1.广泛宣传，严格招选，组建合理项目组成员。
校团委高度重视防艾项目组成员的招募工作，通过张贴招募启事、开会宣传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热心于防艾宣传教育的志愿者。首先，在吸取过去防艾宣传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活动的预期目的，严格秉持“就近就便、服务家乡”的录用原则，优先录用生源地与实践地相符的志愿者组建项目组成员，确保了沟通无障碍。其次，考虑专业方向，以预防医学专业为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志愿服务的专业性。最后，以长者为先，优化项目组年龄梯度。该原则在用人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项目组的服务质量，也将实践机会有机调配，为更多学生提供实践平台。
2.重点培训，统筹兼顾，切实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通过组织培训，邀请百色市卫生局领导、教师现身说法，校团委指导教师根据活动要求、实践技巧进行指导，经过统一培训后，项目组成员对艾滋病更为了解，对百色市的防艾局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树立起“防艾宣传刻不容缓”的意识。其次，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开展培训，有力保证了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最后，通过与接收单位的统筹沟通，做好项目组成员顺利接收工作。
（二）监督指导，实施项目
一是安全督导，各队牢牢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各志愿者切实做到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各带队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计划，保证了计划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合理安排住宿、饮食问题，时刻注意队员的思想动向，实现安全事故零汇报。二是进度督导，根据百色市12县区分成四条线路，由校团委老师和部分学生干部组成四个督查小组，分别前往各个实践点进行检查，查看项目进展阶段、有何困难、需要协调、安全保障等情况，并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项目的内容、目标等，极大提高了项目实施效率。同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定时汇报和特殊情况汇报机制。三是结题督导，各项目完成后提交结题报告、总结和成果汇编，对完成目标的给予结题，未完成任务的提出改进措施等实施全过程监督。
（三）凝练成果，表彰先进
在百色各县、乡卫生局、防艾办等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各项目组团结一致、各尽其职，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防艾宣传教育活动任务。实践活动共计发放问卷969份，回收有效问卷872份，收集签名8369个。项目组成员足迹遍布百色240个乡镇，惠及民众31884人，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继承并妥善运用了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切实弘扬了青春正能量，在对实践项目实施水平和完成质量，分析和评价实践项目取得的成效基础上，表彰了一批优秀项目和先进个人，该“进村入户”防艾宣传项目也获得2014年广西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精品项目奖。
三、结语
关键词：化学教学，中学生，社会能力
提出的背景：中学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 培养出具备一定社会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应试人才”对提高全民素质具有特殊意义。
中学生现状：
第一，社会性体验不足甚至是空白。 由于紧张的学习，加上网络的普及、独生子女的增多，学生与人、与社会的交往日益减少，其生活体验和社会体验明显不足，出现了人际交往和社会生存能力的障碍。
第二、自立迟缓。家庭的娇生惯养，信赖性强，缺乏独立能力。
第三、没有协作精神。由于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变得任性和自我，不懂得与人合作。
第四，语言表达能力弱。现在的学生沉静于自己的小世界里，不与人沟通，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老师不懂得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表达的机会。
“社会能力”的内涵：
社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进行自主思考的能力。 能够与他人相协调并能自律地进行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社会能力还包括具有丰富人性、正义感和公正心，能够自律、有奉献精神、热爱自己的国家
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里，要求学生在将来能够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作为教师在培养学生社会能力上承担着不可推卸责任和义务。本人就化学课堂教学中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谈一些做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语言表达能力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差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回答问题总是支支唔唔说不出来，声音细小，就是说出来也表达不清楚。这在今后的工作和与人相处中都是一种交流障碍，给个人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你就是满腹经纶表达不出来也是枉然。
首先教师要做好示范作用，教师的用语要精确、规范，讲解的思路在清晰易懂。特别是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概念时老师要能够用精练的语言让学生理解。比如讲解“物质的量”这个抽象的概念时，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物理量，如同长度这个词一样，是一个整体词。它用来表示物质所含粒子数目的多少，正如“长度”来表示度量的物理量。如同 “长度”的单位是“米”
一样，“物质的量”也有它的单位，国际上用“摩尔”来表示。
其次教师在教学中做有心人，将表达的机会留给学生，当然你得有足够有耐心。学生在刚开始表达的时候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声音小、说不清、词不达意等。心急的教师会觉得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自己来讲得快，以为这样效果就好。却不知将学生锻炼的机会给流失了。我的课堂基本都交给学生来展示。化学实验让学生做，让他们说实验的准备、操作思路、估计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方案、描述实验的现象、解释等都由学生完成。化学用语，化学图象，实验装置图等都可以让学生来表述。遇到问题让学生先说，解题的思路、用到的知识点、注意的问题等 ，可以到讲台、也可以在座位上。学生回答问题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讲台，只要老师把机会留给学生论文的格式论文的格式。
二、团队合作能力
团队合作是团体成员为实现团体目标共同努力的行为。合作是在成员通过完成某一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分享经历、责任共同承担的过程来培养。只有团体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完成，团体才能获得成功。 需要个体成员能够与他人通力合作，不以个人小利为私，达到协调配合的目的。
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完成任务。
首先将学生分组，选小组长。制定一定的奖惩措施。制定每一个任务的实施细节，这些细枝末节的工作就要教师去认真准备。比如实验的合作，要求每个团队成员都要有精心的准备，有详细的实验设计方案，实验结束后有实验报告。能够准确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并且鼓励学生将自己的问题提交，对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师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他们主动去学习。比如他没有提出问题，就去让他回答问题。对不自觉合作的学生，要请其他成员监督他，帮助他，让每一个成员都积极参与到小组的团队合作中。让学生在通过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学会帮助别人、体会帮助别人的乐趣，感受被帮助的温暖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感受到团队的合作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三、耐挫能力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一些磨难。现在的孩子，在他们人生的路上被一路呵护，几乎所有的挫折都有人帮他们解决了。面对困难无所适从。遇到困难不是退缩、逃避就是想不开做出过激的行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耐挫能力，以便将来能适应社会。比如在解决难题过程时独立思考，学会解决障碍；考试的失败中学会面对挫败；化学实验中失败的教训；还可以通过化学史上，科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无数次的失败来引导学生，我们的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
四、 人际交往的处理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妥善处理团队内外关系的能力。简单说就是能否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能让人尽快适应环境，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人际交往能力的包括：（1）表达理解能力。即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准确理解别人的想法，不产生交流障碍。这是人与人交往的首要因素。（2）人际融洽能力。能尽快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接纳别人也被别人接纳。 （3）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没有很强的依赖心里。
教学过程中，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互动合作中培养与人相处的能力；回答问题、表达思维过程中培养表达能力；提出一个问题，给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自己独立完成实验，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提供师生、学生之间交往机会，营造让学生自由表现的空间，创设让学生宣泄情感的情景，教育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同时学会自律，与人合作，为他人着想，乐于奉献 。 给学生一个机会，他们将还你一个精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卷入城市化的漩涡。这些处于新成长阶段中关键位置的近郊村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结构功能上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难。F村虽然在空间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具备了某些都市性，但是却并没有从传统村落变为都市社区，而是陷入了似农非农、似城非城状态，成了一种“另类”的边缘化村庄。
（一）社会政策的边缘性1．社会保障政策的边缘化。F村虽然已经被划入了城区的范围，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及户籍制度，其村民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依然是按照农村社保政策享受最基本的社保。调查中发现，近郊村的农村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发展也相对滞后，这使得农民需要承担的风险要较城镇居民大大增加。2．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边缘化。对于近郊村的发展，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策规划。而且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获得近郊村的土地用作城市基础建设或商业开发，却很少有兴趣去解决土地置换或者出让后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虽然台州市城市化建设进展迅速，但是F村似乎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红利”，F村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压力。F村所处形势有其特殊性，虽然当地政府也曾为村庄改造做过规划，但是因为城乡两种规划思想不同以及F村的从属的区位，使规划难以实施。2007年左右全市新农村建设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诸多城中村都进行了旧村改造、统拆统建，而F村因为情况复杂，一直没有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如今村里老房子密布，街道狭窄，私搭乱建等违章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结构的混杂性1．空间结构的碎片化。调查发现，一些近郊村往往存在着村落空间内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共存、村属单位与非村属单位交错、村民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的局面，这就导致整个村庄的空间结构略显混乱、分散，呈现出碎片化趋势。F村人多地少，成规模的大块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集体所能利用的土地就已经非常有限而且分散，在村集体把能利用的土地征用后，最后只剩下的一些不成块的、零星的土地还在种植农作物，但仅能供应自家消费需求，已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由于F村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因此原乡政府及乡中学都是无偿占用村集体土地，如今虽然这些土地还在村中，但是已经不归F村管理。另外，F村一直没有开展统一的旧村改造，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导致村庄的生活区与工业区并未形成有效的间隔，而是混杂在一起。2．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像其他的近郊村一样，F村同样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问题，即农村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并存，本地人与外地人杂居。F村的人口由农民、城镇居民、外来人口混合构成，不同的是F村的城镇居民是由本村农民在政府拆迁过程中所转化而来。而这些人却并未享受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并未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仍然以F村村民的身份享受村集体的福利待遇。外来人口也是F村的一大特色。目前该村共引入企业五十多家，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五千多人，是本村人口的两倍。外地人混居村中，在为村民带来房租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三）村庄发展的过渡性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村落的社会状态会表现出其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实质是动态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聚合体。F村正处在这一种动态化的发展之中，各种要素混杂其中，充满了矛盾、对比与反差：现代思想观念与村落乡土性、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政府与村庄、本村人与外地人，乃至本村村民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在职业、需求、生活方式、价值信仰以及心理文化素质等方面不相同的人群共存于同一村落空间内，势必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在F村，既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银行、大型超市、家具市场等，也可以看到低矮散乱的房屋建筑；既可以看到老年迪斯科、现代化的家电和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到传统的“送大暑”和寺庙里的袅袅青烟。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各要素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间的急变革”[5]。这些冲突与变革为F村提供了发展变化的条件和机会。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F村可能最终也将与城市融为一体，从一个地道的农村村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但在如今这个发展阶段上，边缘化及动态性却成为了近郊村落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表现。
（四）村庄成员的异质性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其成员普遍居住和生活在村庄，以土地和农耕为本，呈现出较高的均质性，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近郊村落社会成员的均质性被打破了，逐渐地分离为多个阶层和群体，呈现出非农化、多元化、异质化的趋势。相当部分近郊村落的社会成员处于边缘化状态。卢福营教授从非农化的角度对农村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他把农村边缘人群定义为“在非农化过程中，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即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同时又未被非农社会群体完全接纳，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的农村社会成员……根据非农化的方式，划分为五种类型：进厂（店）不弃田、亦工（商）亦农、进城不脱村、亦城亦乡、非工非农”[6]。与之相比，F村村民也具有“离土不离乡”等某些共性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F村村民的非农化并非因土地被政府征用，而是通过集体行为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从而使村民在职业上基本实现了“脱农”，只是在社会身份上依然处于“两栖化”和“边缘化”。随着土地被征用，F村村民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大多数村民“洗脚上田”，进入工厂打工或自主创业，实现了职业上的“非农化”和产业结构上的劳动力转移；少数年龄较大的村民还在继续务农，在零星分散的边角土地里寻求有限的收获；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赋闲在家，以打零工维生，这部分人以四、五十岁左右的村民为主（见表1、2）。村民职业的分化也导致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村民在职业身份、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意愿上出现了多元化。“农村社会成员因职业的不同逐渐分离为众多个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阶层”[7]，这就打破了原来村庄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也为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局面，势必会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二、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源于生态学，它是指“在某一生态系统的边缘，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异而引起系统某些组织及行为的较大变化”[8]。在这里，可以把“边缘效应”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将其视为不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近郊村落正处于农村系统与城市系统的交界处，两大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城乡各要素在这里发生汇集、交叉及反应，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一）创造了近郊村落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异质地域间交界的公共边缘地带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互补性因子，不同的地域属性也在这里汇集交融。处于边缘地带的近郊村具有对立统一的特性——分割城市与农村，同时又将两者连接起来。其“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特征决定了其所处环境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处于交界地带的区位使其能更便捷地获取各方的资源，有利于承载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具有较高的发展价值。“它所蕴涵的综合价值使个人和团体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提高，选择机会增多。从此意义上讲，边缘区可谓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前沿区。”[9]在F村，最明显的表现为发展机会的增多、人口和企业的集聚、物质和信息的迅速流通，等等。这些使得F村的经济活动更加有效、市场更加广阔、能量更加强大、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从而为F村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比如，随着台州市城市化发展，市区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原先的工业企业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迁移，而这恰恰给近郊的F村带来了契机。F村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入驻，有力地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工业企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方面，F村村民可以就近在这些企业就业；另一方面，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吸引过来，并由此给F村带来了出租房屋、经营针对外来人员的服务业等机会，明显地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并使得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见表3）。
（二）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历史经验表明，城市生态系统具有人口高度集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负功能，且其自我调节、修复、还原能力较差，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城市人群的需要。而近郊村落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生态系统的这些“城市病”。城市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排解过重的负载，而近郊村正处于这一特殊地位。一些在城市看来属于负面的因素，在近郊村落却有可能转化为正面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台州市城区的交通、能源、水源、环保等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城市功能迫切需要改造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门开始逐渐向城市周边地区转移。从F村情况来看，它不仅吸引了大量工业企业，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员，大大减轻了城区的压力。反过来，这些工业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又能供应城区，这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运输业、物流业、商饮业、服务业等等（见表4），从而实现城区与近郊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了和谐有效的关联。近郊村落因其在“边缘区所特有的媒介和半透膜作用决定了它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②。另外，从当前发展阶段来说，城市体系日益完善，虽然城市也依然在发展，但是其发展对于台州市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越来越有限。相反，近郊村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将会对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了村落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F村在应对城市化挑战的实践中采取了集体性的自主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可以说，F村所处的边缘化区位为其提供了集体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首先，治理体制上的边缘化导致了近郊村落发展的双轨制甚至某种程度上无制可依的状态，从而为近郊村落提供了发展的自主选择权。其次，前文中提到F村在城市化政策中处于边缘化，政府并未对其提出具体的发展模式；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挥棒”的影响下，政府往往更热衷于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对近郊村前期甚至一度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这就使得F村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够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本村村情的发展道路。再次，近郊村落的内在发展诉求为村落自主行动提供了动力。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一方面致使近郊村落的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并增值，另一方面迫使F村实现资产形态的转换，以谋求自身的新发展；同时，通过土地转让获得的不菲的经济补偿，为F村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此背景下，F村将村民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村庄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借助集体土地资源的自主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F村的边缘区位可以为其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却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有可能导致发展的无序化。首先，大量违章建筑出现。长期以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F村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农民的生存理性让他们努力地寻求自己的脱困之路，然而，等农民实现脱困之后，经济理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在小农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近郊村民的“经济理性”是一种类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带来了一些预想不到的消极后果。F村在发现违章建筑有利可图后，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出现了很多未经审批的厂房，而村民则看到外来人口涌入可以带来可观的房租收益，于是在房前屋后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搭起了建筑物，使原本拥挤的街道更是杂乱不堪。其次，强化了政府与村庄的博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政府为了鼓励农村自主发展，往往对一些违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F村大量的违章厂房甚至一度得到过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出于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当时政府还是对F村的违章建筑收取了一定的罚金，只不过罚金的70%会返还给村里，而且年终的时候还要按照厂房平方数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在这种“经济逻辑的强势下，人们对此（违章行为）往往会‘集体失忆’或者当作无关紧要的方面”[1]71，为了经济发展而把这些约束条件省略掉了。这种做法必然也会留下后遗症，由于之前通过罚款把F村的这种违规行为合法化了，使得大量违章建筑成为事实，给村庄整治和违章处理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目前，这种违规行为还在继续，政府则依然采取妥协式的罚款方式，只不过这些罚款不再返还给村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丰富且深刻，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这些是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且各方面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灵魂，之所以说它是灵魂，是因为它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它表达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追求。
从文化的本质来讲，社会文化形态包含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文化形态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观念的体系结构。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它指导着中国的实践，离开它，社会意识形态会迷失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反映着一个民族先进的文化，具有时代性。而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够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是基本的价值准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主题是“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谐文化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构建相应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能够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论是“以人为本”
人是文化的主体，社会主义文化是由人支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体现。文化也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要让多数人享有文化的成果，让人民能享有文化创造带来的成果。为此，邓小平曾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要让人民享有最好的精神食粮。也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服务。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心的文化观，这些都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强大的软实力，它体现着新的文化发展观，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相统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统一，以科学发展观相统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文化成果惠及全国，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以人为本”既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思想，又符合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切实利益，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具有“软”“硬”实力作用
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文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也就是文化既具有教化人的“软实力”的功能，又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硬实力”的功能。
在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整合力的源泉。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群体性，文化一经形成就有一种客观的文化环境，便会对生活在该环境中的成员产生影响，其中的成员会受到文化环境的熏陶，从而便会构成共同的民族文化的心理。而正是这种心理联系着民族的成员，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同一，使得每个人都有对民族的归属感。而正是这种归属感才能够凝聚该民族的力量，发挥和动员着国力，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文化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
在文化的硬实力作用上，文化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日益成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化产业已经渗透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文化产业也成为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增强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文化的功能上，有部分软实力功能在减弱，它逐渐向硬实力功能转变，直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论思维，而不同的理论思维又是该时代的产物，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容是一致的。时代的、先进的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文化；现代大学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61-004
大学作为创造知识、传播文化、引领风尚的主阵地和辐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建设方面，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大学文化建设对于确保现代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大学文化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由一定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
大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阵地，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重智育技能，轻德育，轻人文的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重表面形式，轻精神内涵；重环境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大学文化正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冲击。[1]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与大学文化属性不符并且会对学生发生不良影响的文化倾向，如大学文化的庸俗化、趋同化及简单化。[2]很多高校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理解有偏差，因而存在缺乏规划、随机性大、盲目跟风、个性缺失等问题。[3] 出现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没有准确把握住大学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阵地的本质，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学文化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才能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咨询社会、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没有深入领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的深刻内涵。
面对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以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加紧转型的客观现实，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引领作用，大学文化才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熔铸校园文化灵魂，才能培育和塑造大批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不断增强师生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主动承担起传承、引领、辐射和创新社会文化的历史重任。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充分认识大学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生命之魂和精神旗帜。而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凝聚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共同追求，是学校继承传统、履行职能、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现代大学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以弘扬大学精神为核心，制定并实施校园文化建设纲要，努力构建富有时代特征、本校特色、本校特点的校园文化，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是新形势下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紧密结合大学文化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条件
现代许多大学在多年办学的光辉历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代代大学人潜心耕耘、薪火相传，创造、传承和弘扬了独特的大学文化，形成了优良的党风、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这些文化传统对学校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挖掘和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必须注重文化传承，加强校史研究和校园历史文物保护，深入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广大师生员工努力践行经过几代人提炼出的校训，增强对学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积极开展高品位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抓好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与保护，大力建设文明校园。通过文化荣校战略，进一步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和智慧，为实现学校的办学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增添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兼容并蓄、文明健康、安定有序的人文大学。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大学文化建设路径
1.根据时展要求，明确大学文化发展定位。现代大学要在明确学校建设的指导思想基础上，设定建设大学文化的战略目标，比如“坚持‘质量立校’，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特色兴校’，进一步提升学校竞争力”、“坚持‘人才强校’，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持‘学科领校’，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开放活校’，进一步增强学校发展活力”、“坚持‘依法治校’，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规范办学行为”、“坚持‘文化荣校’，进一步提升学校‘软实力’”。坚持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积极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围绕“文化荣校”战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阵地。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师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师生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大兴学习之风，以学习十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重点，切实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第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筑牢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的思想道德基础。第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凝聚到建设高水平大学目标上来。第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学科建设和发展，增强学科归属感和价值追求。第五，加强与人文艺术、文化产业领域相关的学科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中去，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宣传的力度和深度。
3.依托文化传承，打造特色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在各自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都有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先后汇聚，著书立说，弘文励教。经过一代代专家学者潜心耕耘、励志践行、培育后学、薪火相继、言传身教，砥砺出符合自身实际和特色的精神，积淀出良好的教风，培育出严谨求实的学风，凝练出具有深厚底蕴和激励精神的校训。因此，现代学校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要注重文化传承，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史资源，走特色之路。第一，明晰学校办学理念，践行校训，传承并进一步提炼大学精神，将大学精神内化为师生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二，通过开展校史研究、组建校史宣讲队等形式，深入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师生继承和弘扬学校优秀文化传统；做好学校文物史迹资源的普查、整理、保护和利用工作；加强对博物馆、校史馆等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及开放服务工作；组建校史研究队伍，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成果、重要时期为主要内容整理编写新版校史，比如本校校史教育通识读本、编印出本校知名校友风采录等系列校史研究成果，开展系统化、日常化的校史校情教育。第三，注重校友文化。建立完善校友信息库，健全校友会组织，形成“关怀校友，热爱母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校友文化；重视校友资源，关心校友发展，学习成功校友，营造校友感恩母校和培养、支持母校发展的氛围，助力校友干事创业，激励大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4.围绕建设特色名校目标，力促大学文化创新。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熔铸大学精神，使各具特色大学文化深入人心，并内化为师生员工的实际行动，为现代大学科学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撑。可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打造特色名校，努力强化硬件和软件设施，营造浓厚的人文气息，提升师生文化素养内涵。积极树立人文魅力校园典型，并充分发挥人文渊薮的辐射力、影响力，为促进地方人文风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促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造相结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第一，大力推进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层建设、整体推进”的方针，坚持“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着力加强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学科以及重点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发展新兴学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应用服务能力，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第二，进一步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在学位点建设上优先向特色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倾斜；进一步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采取多种方式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不断扩大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模，提高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综合效益，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研究基地建设。凝练学科方向，整合优势资源，培育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完善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科研激励机制，着力构建“项目-平台-团队-成果”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努力形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宽容失败、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
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创设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首先，坚持民主治校、校务公开的原则，注重发挥工会、教代会、共青团、派和离退休教职工在治校理教、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管理制度更加合理，职责更加明确，运行更加顺畅，管理成本逐步降低，管理效能进一步提高，形成更加科学协调高效的体制机制。其次，进一步发挥学校的人才和学科优势。打破体制“围墙”，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知识原创性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5.围绕人才强校建设目标，培养复合型文化人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为人师表、品德高尚、严谨治学、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广大教师做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做知行合一的典范，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
坚持“优化结构、强化素质、提高层次、创新机制”的工作思路，围绕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以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建设为抓手，积极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着力打造和汇聚一批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以国家和省部级重点项目为纽带，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完善“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大力培育一批凝聚力强、学术水平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团队。高度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资助力度，加强跟踪培养，激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才梯队。按照能上能下、竞争择优、动态管理的原则，优化人才选拔、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才紧缺问题，全面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大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明确大学文化的建设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要求高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统领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教育师生，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和文化陶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广大师生的主导意识和精神支柱，形成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体现大学文化的思想引导力。
（二）将人文传统与时代创新紧密结合，丰富大学精神的人文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本质体现，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文化根基和动力源泉。[4]大学人文精神文丰而意博，理深而旨远，对于构建当代大学开放兼容、以人为本、崇德守朴、和谐有序、求真务实、诚信敬业的大学精神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大学精神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任何时代的文化精神，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我们对传统文化理念的追溯，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为构建现代大学精神奠定稳固的基石。
（三）深入挖掘学校特色历史人文资源，彰显大学文化的品牌个性
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中心。大学文化的创新并非抛弃人文传统一味求新求异，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彰显大学品牌特色的创新。特色是一所大学历史、传统、风格的长期积淀。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战斗力，特色就是生命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兴校”之路。充分利用高校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学校办学历史、办学定位和文化传统，积极开拓文化建设新阵地，创设文化建设新载体，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要求，着力打造具有高校自身特点的文化建设项目，力争形成高校大学文化建设的品牌和亮点。
（四）以“第一、二、三课堂”为着眼点，探索大学文化的育人模式
充分发挥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强化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即大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的辅助作用，通过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生活，加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充分发挥第三课堂即社会实践的补充作用，让广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充分领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无穷魅力。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通过科学合理设计一、二、三课堂内容和形式，积极探索符合时展要求的育人模式，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大学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海玉.当前大学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J].焦作大学学报，2011，（1）.
[2]眭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1）.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 1981: 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 group discussion， pair-work， 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 a cute 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