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1 08:34: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通过阅读10篇基金论文全文和10篇篇名中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字样的论文全文及132篇篇名中含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论文的内容摘要，初步梳理后得知，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本位范式向人本位范式转换的两个向度上：一个是社会本位范式向人本位范式（人学方式、人本位范式、以人为本范式、生活化范式、对话范式等）的转换，占多数，但在弱化；另一个向度是由片面强调社会范式、人本范式向社会范式和人本范式有机统一的转变，占少数，但在强化。在具体的范式研究过程中，绝大多数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从范式转换的必要性、体制、机制、内容、方式、方法、路径、师资、保障等操作、工具层面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明显乏力，以至于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何以为是、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现这些基本问题远未达成基本共识。这些问题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本质属性和合法性问题，是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必须回答的最基础的理论问题。在这个基础问题上一直面临社会本位与人本位两难博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我们党在高校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的指导地位，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功能定位，坚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价值取向，这些坚持决定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范式、灌输范式、领导和老师主体范式、管理与教育范式，等等，都是必须的。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有一定文化自觉的大学生，是社会青年的精英层，过去被称为天之骄子，他们个性鲜明，有独特的接受方式和期待视野，片面地向他们施加思想影响和控制，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反之亦然，放弃社会本位，不坚持党性原则，不讲大道理，片面坚持人本位，片面强调大学生的主体性、个性，那也行不通。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社会本位与人本位的融合、统一。问题是社会本位与人本位如何统一。根据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理论，社会本位范式与人本位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从原本意义上讲，社会本位与人本位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如果融合为一体，那就彼此都消解了，社会本位不再是原来的社会本位，人本位也不是原来的人本位。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在方式方法上，可以兼顾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价值要求，但这种兼顾，从范式的思想逻辑体系上看，已经既不是社会本位范式，也不是人本位范式。范式的资源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但范式的本质是不可通约的。范式一旦通约，就意味着泛化、虚化、消亡。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本位与人本位融合、统一，另一方面范式之间“不可通约”。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两难博弈的出路在于构建一种新范式，用这种新范式取代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社会本位范式和人本位范式，让社会本位范式和人本位范式作为一种文献存在，而不是作为现实范式而存在，社会本位与人本位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笔者拟突破的研究难点。
二、范式的本质内涵及其合法借用
“范式”一词源自希腊语，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含有共同显示、词性变化规则等意思，后引申出范型、范例、模型、模式、规范等意思。“范式”作为一个科学哲学概念始于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59年库恩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一文中首次引用这个概念，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这个概念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作了许多解释和充分发挥，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在国内外学者对库恩范式的众多分析和批评中，马斯特曼和朱爱军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英国学者马斯特曼在1965年的伦敦国际科学哲学会议上指出：“根据我的统计，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21种不同意思在使用范式。”她逐一列举了这21种描述，并将其概况为3种类型，即“分为3个部分”：一是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周寄中先生认为马斯特曼的见解最具独到：“她的分析和批判最令库恩信服。她的分析重点是在范式的概念，并从范式的本质来看库恩学说的得失。”
我国学者朱爱军从7个方面分析库恩范式概念的本来意义：一从本质内涵上讲范式是世界观；二从基本功能上讲范式是一种“眼光”的确立（眼光即视野，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三从总体上讲范式是选择与预示的统一；四从最根本的特征上讲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五从实现的方式上讲范式的转换是一种革命；六从指向范围上讲范式的母体是科学共同体；七从构成要素上讲范式是层次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由于库恩没有对范式下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作出前后一贯的解释，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批评，褒贬不一。1974年，他为此特意写了《再论范式》一文，进一步补充和澄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中，库恩决定采用‘学科基体’一词来代替‘范式’。该概念包括4个主要因素：一是符号概括，是指科学社群成员以定律、公式等形式对普遍认可的理论成果作出的统一描述；二是模型或共同信念；三是共享价值；四是范例。”[5]纵观库恩本人和国内外学者对范式的众多解读，笔者认为：范式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命题，特指科学产生、形成、转换的标志，主要含义是特定科学共同体或特定科学社群成员普遍认可并接受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构成及其具体范例。库恩的本意是用范式来解说科学本性的，但由于范式这一命题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等哲学功能，所以在数学、物理、哲学、逻辑学、文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及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库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人赞赏本书，主要并不是因为他阐明了科学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本书的主要观点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运用范式论的领域。周爱军先生指出：“范式从本质内涵上讲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具有形而上内质的范畴，它具备着运用于人类所有活动领域的可能性。范式概念具有这样的潜能，它能够让我们将其从特定的科学领域的特指性的科学范式提升抽象出来，把它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范畴，以此来观照作为整体人类活动的某一特定领域的活动本身的样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借用范式这一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事实上，如前所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已开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借用范式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是怎样、如何借用。朱爱军先生认为：“在不同领域借用范式时不能离开范式的本义———范式的哲学内涵。只有遵循这一根本原则，我们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对范式这一概念的借用才具有合理性。此外还要遵循两个主要原则：1.要从世界观的意义上，从具有革命意义的发展维度来借用范式这一概念；2.借用范式这一概念时要注意区分范式本身的样态质，范式可分为两种样态，一种是理论研究模式，即理论意识样态；另一种是活动践行模式，即行为规范样态。”据此，笔者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分为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理论范式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实践范式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怎么做的问题。无论是理论范式还是实践范式，其本质内涵均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共同体或群体成员普遍认可并接受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构成及其具体范例。世界观的核心是价值认同；方法论的核心是思维方式或认识、研究工具；思想构成即学科体系结构，核心是思想观点逻辑体系；具体范例是构成范式整体不同层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结构要素或观点群。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化育范式的出场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与创新面临人本位范式与社会本位范式的两难博弈，解决两难博弈的出路在哪里呢？其出路在于构建文化哲学视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化育范式。众所周知，哲学是形而上学问，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化哲学是相对理性哲学、理念哲学、经验哲学而言的人性哲学。“是从文化视域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规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哲学。”在文化哲学视域中，人是文化存在物，文化是人之本真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真存在是文化。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对立统一样态。人化与化人对立统一样态的基本形式是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的对立统一。人和人类正是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的不断斗争、不断统一过程中一步步脱离动物界，走向文化自觉、走向文明、走向本真。哲学就其理论本性而言是文化哲学。正如武汉大学何萍教授所言：“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不是偶然的闪光，而是贯穿于他早年到暮年的哲学探索，贯穿于他哲学创造的各个层面。”
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化育范式。化育的原本意义是孕育繁衍、生长消亡、变化发展，后延伸出教化、教育、养育、培育、培养等意思。化育作为一个科学哲学范式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上有社会本位意义上的“教”和人本位意义上的“育”双重功能，其基本含义是：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文化哲学为工具，以化育大学生为基本理念，以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以主体间性为模式，以主体与客体、思想与行为、外力与内化为基本范畴，以性质、地位、作用、功能、方针、原则、内容、方法、形式、路径、体制、机制、保障等具体范式为结构要素。在大学生生思想政治教育化育范式中，首先把大学生看成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的对立统一物，大学生既不是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片面的社会工具；既不是单向的教育接受主体，也不是本质上的教育被动者和教育者意志的对象化世界，而是一种不断走向自觉的文化存在，是教育客体与接受主体的有机统一体。教育者或教育工作者不是大学生对象化的创设主体，而是大学生的引路人和文化张力的调控者、文化惰力的激活者、文化旧习惯力的外界破坏者、文化活力的引导者、文化创新力的促进者。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不断自觉批判旧文化，不断解构旧的文化心态、构建新的文化心态，并在这种不断的文化解构与重构中，完成思想涅槃，实现思想进步、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从以上简析中，不难看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化育范式内涵有范式的哲学本义，具有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内在融合功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过程中摆脱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两难博弈、实现创新的理想选择和有效路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化育范式是对已有范式的扬弃。如前所述，已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化育范式可慨括为三大范式，一是社会范式，二是人本范式，三是社会人本范式。社会范式虽然也讲大学生的人性、个性、本性及个人利益和需要，但从范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看，其本质是以社会根本利益和整体需要为本，并以此为价值取向，以国家、社会、集体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整体需要来教育、引导甚至调整、控制大学生的思想，这种范式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范式，时期走向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社会范式的否定，人本范式出场。人本范式虽然也强调国家、社会、集体的整体需要和根本利益及共同利益，但从范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看，其本质是以大学生的个性自由和个人需要为逻辑起点和核心，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种范式的极端表现。人们在反思社会本位范式和人本位范式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人本范式。社会人本范式主观上是想吸收社会范式的“社会基因”和人本范式的“个人基因”，摈弃社会范式的“非人性基因”和人本范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社会人本范式的想法是好的，但在范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走不通。如前所述，根据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理论，社会范式与人本范式不可通约，从原本意义上讲，社会本位与人本位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如果融合为一体，那就彼此都消解了。化育范式在范式的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起点上就具有社会本位的“社会基因”和人本范式的“个人基因”，功能结构上具有社会本位意义上“教”和人本位意义上“育”的双重功能，是在逻辑体系内吸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有范式精华，剔除其糟粕之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范式。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化育范式中的文化张力与调控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成员在企业内部如何共同工作的行为方式，对外是企业如何与外界合作共处的一种态度，可以被简述为“我们这里的工作方式”，或者说是我们应该如何做事的形式。因此我们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企业解决对内和对外各种矛盾的一套辨证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哲学，它是指导企业成员如何共同生活的方式。
在我们的模型框架中，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哲学所决定的。企业哲学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经营哲学或者管理哲学，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
我们要了解企业哲学之前要先了解什么是哲学。
1、哲学的涵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哲乃智的意思，顾名思义，哲学就是智慧的代称。同样在西方，哲学被叫做“Philosophy”，它是从“Philein”和“Sopia”这两个古希腊文的词衍化来的，这两个古希腊词的意思分别是“爱”和“智慧”，统称“爱智慧”。显然，从哲学这个词的演化来看，哲学一直被古代人看作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在近代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地位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不断证实，自然界是统一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哲学作为探讨万物最基本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的一门学问，自然被看作是科学中的“科学”，同时是所有知识的精华。
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动物则没有，因此思想是人具有的特性。有了思想，人也就要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工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这都是人们思考的结果。如果没有了思想，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了价值，所以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决定了人的价值观。思想凝结在物质产品中便成了文化。文化是人的文化，是有了人才有的。只有痛苦和人生的悲剧才能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说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因为企业中的人都是有价值观的，要使企业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核心理念，就必须深入了解人的价值观，让企业中的人都觉得企业能够带给他们人生的幸福，这样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当然企业的凝聚力自然也就加强了。
据说希腊哲学家皮浪在一次海上遇到大风浪，船上除了一头猪外，所有的人都很惊慌，皮浪就跟同船上慌乱的人说，哲人也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皮浪没有将人和猪的本质区别开来，因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是不可比的。但是人也有使自己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而不是猪那种麻木不仁的情况，人的“不动声色”是需要通过哲学智慧的锻炼才能达到的。这正如许多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那种 “荣辱不惊”境界是一样的，在商界的激烈竞争中能否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态往往是决定你是否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根本因素。
苏格拉底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回归自己的心灵”“认识自己”，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指导人们如何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对于哲学来讲，最基本的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所以哲学简直可以称为人学。你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那么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哲学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保障。可以说，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几乎是每个人的追求或愿望。那什么是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有了充裕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并不一定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寻找得到，可见，幸福首先是人对生活的一种看法，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只通过物质上的激励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性的需求，你只有承认人有精神上的需求，你才能管理好人。这也是我们本书所提到的“管理价值观”的方法，文化管理是管理学的一大变革，只要建立起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企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繁荣。
马斯洛说：“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动机需求层次论，可以说，只有在第五层次才有可能与哲学有关。
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罗素（英国哲学家）说过：“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人为理想而活着，只有了解员工的需要，树立起企业目标与方向，才能吸引员工；只有满足员工需要，才能激励员工；只有了解消费者需要，才能引导消费，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心理，才能使企业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哲学指导，没有哲学、脱离哲学搞管理是不行的。
总之，企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领导与员工、员工与消费者、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等，而哲学在人的思想中居统帅地位，对人的一切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因此管理的一切问题都与哲学有关。它不仅能够使我们洞察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而且能够使我们理解员工的需要，从而能够使管理者有效地协调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哲学思想是企业活动的灵魂，是企业行为的先导，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等，企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次无不渗透着经营管理思想，企业的发展或停滞、成功或失败无不融入了正确或错误的经营管理思想。这些经营思想无不扎根于管理者的人生哲学之上，而他们的这种人生哲学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所以说企业哲学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哲学通常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关系：
（1）对人性的假设（善、恶、）
（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征服、协调、支配）
（3）时间取向（过去、现在、未来）
（4）行动指向
（5）人群关系
我们大部分的企业还没有达到文化管理的阶段，还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被爱因斯坦称作“所有自然科学之母”，企业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的思想是博大的，只要它能被管理者掌握，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从而指导企业在竞争中战无不胜。
2、兼容并蓄的企业哲学
企业哲学用以解决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即如何使矛盾转变成和谐，具体说就是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的各种关系如何处理和谐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哲学指导下的企业共同价值观体系；企业哲学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企业哲学就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詹姆斯在对大量卓越企业的长期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为两种表面冲突的理念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他用中国的太极阴阳两仪图来说明这种哲学道理。例如以下的这些矛盾，在优秀的公司中就能很好的相处，并通过化解这些矛盾，让企业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
变革和稳定
保守和激进
低成本和高品质
鼓励创新与严格的纪律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灵活与原则
理想主义（价值导向）和务实主义（利润导向）
关键词：文化哲学；武术文化；文化变革
一、文化哲学视域下的“文化”和“武术文化”的内涵
一般而论，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人们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心态文化层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子系统，中华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与斗争实践中逐步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2]武术以其广博的内涵、多元的功能以及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立性，缔造了武术文化。历史承载文化，文化彰显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基。
二、武术文化自身发展内在逻辑的变革
新文化是从旧文化中发展而来的，自然存在变革。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剖析文化变革的形式，既有自身发展内在逻辑的变革，也有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变革。文化在发展，武术文化亦在发展。武术文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传承下来的，在传承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所呈现的是不同时代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就武术文化中物质文化的变革来说，物质文化中划时代的变革，当是火药在战斗和战争中的使用。以火药的使用为界，分为冷兵器时代和火药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冷兵器时代经历了武术的起源时原始人石器、骨器、木器的制造，使用这些器具用于军事战斗的古石器时代，青铜器兵器时代，铜制兵器时代的变革；到武术初兴时“剑崇拜”佩剑的盛行及兵器发展的变化；至秦汉南北朝时汉刀的盛行以及戟、茅的广泛使用；再到隋唐时期兵器长足发展与陌刀的出现；明清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百兵之首的刀、艺中之王的枪、百兵之本的棍日臻完善，各种杂形兵器相继面世，“十八般武艺”精彩纷呈，武术各大流派和传人散见江湖。这些无论是兵器的变革还是纸质文献的延存，都展示着物质文化发展和变革的内在逻辑：原始的战争促进了兵器的发展和军事战斗技能的产生。
武术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的变革，历史上经历了南北朝府兵制度，唐代的武举制，明清的武科、宗教武术，以及现代的武术运动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武术之乡评比制度、武术协会会员制、武术段位制度等，也展现着武术文化中制度文化变革的内在逻辑。
武术的精神文化的变革，经历过周代的射礼、“六艺”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对剑的崇拜、“私学”中武术的教育，隋唐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宋代的重文抑武，元代的民间武禁，明清时期的文武并重、崇文尚武，等等。至近现代群众武术运动的蓬勃发展，武术内在的精神文化本体从斗争到止戈，从被动到主动，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发展到寻求人类共同的精神出路的文化哲学。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圆融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所展现的化干戈为玉帛、不争、不斗、尚武修德、习武修身的安宁、内敛的社会意识存在伦理，更展示着精神文化发展和变异的内在逻辑。
文化的发展变革有其内在逻辑性，物质文化的变革是如此，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革也是如此，不仅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而且这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更新，促进了精神文化的更新。同时，精神文化成为制度文化更新的前导，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生产力，从而形成了一个无穷尽的相互作用的网络。武术文化在此互为作用、互相制约的内在逻辑中，不断地发展和变革。
三、外来文化影响下武术文化的变革
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导致文化变革的酵母和催化剂。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由来已久，广泛存在。比如，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文化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宗教文化和艺术文化，在明清时期西方文化在宗教和科技领域渐次传播，清末以后，西方文化在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等全方位大举入华，等等。中华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由此而导致本民族文化的变革。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和谐与乐生，从儒学的出现至儒、释、道三家思域的融合交汇，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也确立了民族历史生存的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在近几千年的历程中形成了一种“以夏变夷”模式，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数千年受此思想的影响，现实精神与超稳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导致了中华体育文化发展缓慢。
四、武术文化变革过程中的“断裂”
任何文化在出现变革的同时，必定会出现“断裂”。“断裂”本意是指岩层被断错或发生裂开，而在文化中的断裂则包括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所引起的文化的时代性质变，和民族斗争、民族同化所引起的文化民族性质变两方面。从社会形态来说，新的生产力取代旧的生产力，是物质文化发展中的断裂；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是制度文化发展中的断裂；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取代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精神文化发展中的断裂。历史上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为波斯文化所取代，而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服又使这一地区伊斯兰化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形态的更替、民族的斗争、民族同化都会引起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断裂。武术文化情同此理，在发展与继承的过程中，社会形态的更替、民族斗争和同化都会引起了武术文化心理结构的“断裂”。断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文化发展渐进过程的中断，使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因而，武术文化技击性的断裂是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具有历史合理性。
五、小结
古代时期，人们利用石制、骨制、木制的武器攻击或抵抗野兽，维护部落的和平，展示着武术技击发展的前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度出现并在我国长期存在，以此确定了武术文化演变的环境。以武术的物质载体兵器而论，经历了从石制、骨制、木制武器，到青铜制、铜制、铁制兵器，直至火器的发展，兵器成为战争的利器，武术技击术也成为当时军队操练的重要手段之一，战争促进了兵器的发展和军事战斗技能的产生。近代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方式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典型代表，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进入了“以西变中”、“以体变武”、“以奥变武”的发展领域。进入现代，武术在体操等高、难、美、新的运动规格的影响下，体育属性不断增强，武术的攻防技击逐渐演变，成为竞技规则所要求的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文化在社会环境的更替下，其自身的变革导致了技击性的断裂。武术文化在社会形态更替的环境下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自身文化内涵发生了质的改变，武术攻防技击性也随之淡出，强身健体、文化交流的作用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就国内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哲学研究成果而言，自90年代起，国内各出版社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文化哲学研究专著接近20部。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程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而出版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许苏民试图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衣俊卿试图通过对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等。此外，自90年代以来，包括各大学学报在内的国内各主要报刊杂志，不仅刊登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日益增多，而且，诸如《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研究”专栏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名栏”———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刊登在全国报刊杂志上的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文章已经超过了5000篇，而且仍然呈现出日益增长之势。因此，总的说来，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不仅基本上与世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同步，而且其对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视和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是当今大多数西方学者所不及的。
就其基本发展态势而论，当前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基本趋势：第一，继续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力求在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和方法论视角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在进行；第二，继续把文化哲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努力通过使该研究向微观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制度哲学等领域的渗透，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在做。
二、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一、祭祀对象确立的目的:融合儒家哲学的价值信仰，以此建立自己的信仰
信仰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认同感，它在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更为强烈、更为持久的作用。祭祀活动则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了合适的场合，创造了一定的氛围、情景来勉怀先贤先祖，从而竖立对本民族固有哲学的信仰之情。当然，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会包括一系列的严格正式的礼仪。这些礼仪加上一些祭品、陈设等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它们的功能即是使人们对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让人从对祭祀对象的认同上升到对一种道德哲学价值观念的信仰。这种信仰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有些人会终身以推行民族文化哲学为业，这些将直接成为民间的礼仪、乡规民约的制订与推行者，他们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强的辐射力，同时也直接对本地区民族的祭祀文化起着范导作用。比如在黔西南州的很多布依族村落都有着祭祖的习俗，也会有德高望重之人成为维护道德礼义的护道者，村民每逢年节之际会在祭祀的牌位前上香，遇到大事时会举行一些族群性的祭祀活动。人们通过这类祭祀活动，增强战胜自然和困难的勇气，从而对生活充满期望。这些都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民族共同的信仰。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由此升华为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布依人在敬天畏地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祖先情节。咸丰兴义府志中有记载:“四时节序如元旦、上元、端午、冬至、除夕诸节，皆祭神祭祖，中元节自朔日始朝暮祀祖，夜焚(木者)衣谓之烧包，十五日送灯于墓，清明祭墓，以纸钱揖墓上谓之挂青。”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三至十五之时也就是俗称的鬼节，当地的民众都会以烧纸钱、点灯摆祭品等以方式去祭奠祖先。每逢大的祭祀活动时，即使在外的游子也会回乡祭祖，这时的祖先是神与人的结合，也是道德标准的化身与监督者，是儒家哲学道德标准的体现。“这些神圣的信念、禁忌规定和行为规范演变而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形成社会的风俗习尚。外在的强制内化为内在的责任，行为上的‘必须’积淀为良心上的‘应该’，这就强化了源于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伦理意识。”布依人通过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的价值源头的终极追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信仰，并以此作为德育教化民众的方式。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仁道价值的终极依据，它主要用于解决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而人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依据，主要用来解决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问题。儒家哲学将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让两种依据在秩序建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逐渐融合，使得道德诉求与对祖先的缅怀和对天地的敬畏相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能体现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这个制度又反过来滋养着儒家的哲学信仰体系。“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对道德价值取向的认同度直接会形成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性的价值信仰。布依族民间祭祀的源动力是一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这种朴素信仰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抑或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当人类社会往前发展，这种朴素的敬仰之情必会积淀成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布依族民族文化发展当中，布依人对自然的崇拜传统让他们很容易接受以天道性理为基础的儒家价值信仰。人们透过各种祭祀活动祈求祖先的庇护。这里孕育了民族传统与儒家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冲突与碰撞后的和谐共生。布依族人民朴实温和爱好和平，他们的文化是一种外扩式的文化。在与汉族杂居融合当中，布依人的文化与哲学都对儒家哲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与祭祀的内容上更趋同于儒家的价值体系，这必然也会形成一种新的既带有融合性的又具备民族特性的价值信仰。当然这个价值观的树立直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很大程度地吸收了儒家哲学的价值信仰，也可以说这是儒家哲学的一种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发展。
二、祭祀对象的哲学意义:儒家哲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民族文化的合金性
具有开放精神的布依人在文化大融合中充分的吸收并诠释了儒家祖先崇拜的内涵。传统社会祭祀天、祖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制度礼仪，与世俗化、宗教化的政治行政制度力量一同成就了儒学。天道性理被落实到人类社会，儒家的信仰成为具有理性化和超越性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信仰极易被民众所认同，也就是说它很容易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尤其是对于一种排它性不强的民族来说，极易在儒家哲学的熏陶下形成一种合金性的文化，布依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合金性。
1．传承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式的伦理秩序祭祀对一个民族来说，可以团聚宗族家庭成员，使他们在祭祀的仪式之下获得重温感情与重整秩序的时机，因此祭祀对象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但凡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人或物，或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以被列入祭祀的对象。对祭祀对象的认定，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体现着神灵的作用或盲目的崇拜。像在黔西南州布依族的祭祀对象除了“亲”与“祖”位的同时还有“天地”、“君师”位，它在某种意义上对家族、群体起着一定的凝聚作用，对文化起着一个传承功能，抑或说对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着一个调整作用，或者说是对文化的一种整合。同时也为一种新的、被广为接受的秩序的建立与形成作一个铺垫。秩序必须同时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处于哪种社会形态，社会秩序都是人类社会通过规范手段自觉凋节而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任何一个社会或是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既定的秩序，如宗教教义、习惯、礼仪、法律、道德等等，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存在方式，或者以一元的方式存在，或者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存在。当然任何的价值系统都不会依靠自身而自动地实现，“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而实现。儒家秩序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规则与制度建立在何种价值基础之上、以何种价值凝聚社会形成整体的问题。天道作为秩序建构的仁道价值的终极性依据解决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使得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具备了某种崇高性和神圣性。在儒家看来，个体生命与国家政治虽然有区别，但也有着相应的关联，如果在一个不利于个体生命成德成圣的政治环境中，儒家心性之学所追求的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至少要受到许多压抑与委屈。儒家所说的天道、天理、天命、性体、心体、良知、至善都是生命信仰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所谓奉天道、存天理、知天命、见性体、明本心、致良知、止至善都是实现生命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而祭祀则很好的传达了儒家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祭祀对象的选择以及富有人文精神的祭祀礼仪的实行，一直被延续下来，逐渐演变成为后人祭祀的一种精神基础。无论是祭祀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还是参礼者、观礼者对这种人文精神的体验、感受等无形的礼仪，比起固定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心祭重于形祭。这也是伦理秩序之所经建立的一个根本。李国钧先生曾认为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楷模，感发志向与信念，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8］164。民间祭祀以榜样的直观性，对子孙后代进行日常的濡染，让他们不自觉的就会在实践中弘扬光大本民族的哲学，践行本地区的伦常道德，这在无形之中就开成了一种使命感。与此同时，祭祀也激发着子孙们的社会责任感。十分显然，在当地民众祭祀先贤先祖的行为中，也让有识之士依次为之反省:如何才能为负先贤创设、发展的先祖所寄的期望?如何才能做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也许这就是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思想的一种最为直接的体现。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融入当地，就直接形成了淳朴的民风、民德，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秩序。黔西南州虽属偏僻的山区，但这里的民风淳朴，人们性情温和，这与祭祀对象的选择，与儒家的道德哲学的浸染是不无关系的。
2．赋予民族文化新的活力文化的杂糅融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全球化时代哲学反思的质料也只能以世界文明的整合作为基础，对民族文化来说，追求融合是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在固步自封中前进。我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宗族一体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祭祀便是加强文化构建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层次上分析，各地的民族文化一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它的价值导向都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层次来看，文化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概括与升华。儒家文化不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祭祀礼仪的重要性，更随着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起源和哲学的高度，探索祭祀礼仪所蕴涵着的深刻的哲学内容。因而儒家的祭祀哲学也是从社会习俗文化中总结而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各地方的民族文化起着导向性与制约性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同化的功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一般的民俗文化是自生自在、约定俗成的，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便难以维系，它必须得经过理性的总结与引导从而成为一个共同的准则。一种文化的传承必然会经历许多，作为一个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存在，它注定要接受时代、各种变迁以及外来元素的影响，没有哪种文化可以超然独存于一切之外，具有排它性的文化是不可能长存在于这世间之上的。民族文化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在人群中落实，在现实中展开，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置在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定上，或则只是封闭于学院里，静处于文字之中。民族文化的合金性在于它与当代社会的完美融合，也是文化得以传世的动力与基础。民族文化本身具有普世价值。民族文化之所以传世，不仅在于它的地方特性，也在于它的融合性，同时还因其具有教化、规范、整合、凝聚、适应等功能。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如果是为了找到一种经济、文化和政治能相互平衡的新原则，或许我们可以从祛除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迷信出发，强调文化对于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自身适应性，力戒政治对于这种过程的任何加速和延迟的倾向。事实上，从根本来说，文化是为了人的，而不是人为了文化。文化的消失或死亡，可能令人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愿意接受更多的文化的滋养，而又不被任何既定文化限制的人，才是最好的创造者。“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当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文化要么变迁要么消亡，可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永恒的规则。正因为民族文化的合金性，才能体现它的普世价值。布依族人通过对外来文化、哲学的吸收而使得自己这种特定的地方性民族文化及哲学产生合金性的特征，并得以普遍性的延伸。这种延伸不仅是自身文化的一种普世价值的体现，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精神的一种展现。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各民族文化和谐的共存便是这一理念在文化哲学领域的体现。文化“合金”性是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必然现象，布依族的文化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如何形成一种既具有传世价值又具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哲学，或说如何在强大的“合金”力作用下保持“和而不同”的品质，这是民族文化现代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者：刘静袁峥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关键词】武术；休闲；文化审视
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术技击价值具有军事功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现代社会，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在人们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功能发生三大转变即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今天。在运动休闲成为人们一种健康需要的今天。武术能否成为人们休闲的一种方式呢？这首先要了解“休闲”的概念，虽然学术界目前对“休闲”的概念界定还不明确，但体验性是休闲最本质的属性这一点是无疑的，休闲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民族化的生活方式，强调心灵的体悟，内涵传统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同时武术休闲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武术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极其禅宗文化的影响，而这些文化中蕴涵的“和谐”、“淡泊明志”、“知足常乐”的思想，对于缓解和消除现代人内心冲突，心理平衡是十分有利的，武术的演练过程就是自我感悟，人性的自我净化过程。所以，武术休闲文化理应是现代休闲体育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化。
1.休闲的文化内涵
在休闲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对休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几千年前中国的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倚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通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休闲文化从狭义讲就是“玩的文化”。玩，愉悦人的身心。建立于闲暇时间基础之上的行为情趣，或是休息、娱乐，或是学习、交往，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获得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产生一种美好感。休闲与游玩，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它通过身体放松、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一方面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锻炼了健康的体魄，提供了激发基本才能的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培养了人丰富的感情世界，坚定了人追求真、善、美的信念，表达和体现着个人的高尚和美好的气质。人的生命质量得到空前的提高。在美国学术界较有影响的学者杰弗瑞―戈比在他的《你生命中的休闲》一书中，从时间、人的心态、生存状态和行为的角度来这样定义休闲：“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马克思认为，休闲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
2.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休闲
从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是一种文化，武术也是一种文化，休闲强调的是一种人们内心的心理体验。武术是一种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体育文化，武术的习练讲求天人合一，更多倾向于过程的本身和感悟的快乐。因此，武术的武德、创编、拳理等富含中国哲学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习练武术就是一次中国哲学的体验之旅。而哲学的思考是有利于人们获得一种休闲体验的。
3.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休闲文化的影响
3.1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是“仁”。孔子界定“仁”时说：“仁者爱人”。 《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规定，仁是关于人的学说，是最基本的为人之道，是做人的总道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管理人类社会的总原则。对于儒家来说，就人生哲学而言，“仁”具体体现为“忠恕之道”。在更具体层面上，又转化为“孝悌”，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达人”等。
具体的道德纲目与待人接物的处世之道。儒家哲学不是单纯的道德哲学，而是如何成为一个理想人格的人学。因此，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对幸福体验与他的道德修养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社会实践中践行自己道德性不是苦行，也不仅仅是义务，而是一种德性。另外，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儒家强调和谐的思想，重视人伦之道，提倡礼乐，注重人文素养。例如，对于个人而言，儒家所倡导的“六艺”，“六艺”中的礼和乐已不是社会建制，而是属于个人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诗、书、射、御等，也不仅只是工具性的，而主要是一种人文与综合素养。在儒家看来，君子仅仅道德高尚和肩负道义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人文素养。否则就不是“文质彬彬，而后君子”。这充分显示了儒家“自强不息”积极的入世思想。
儒家休闲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教文化，追求“仁”和“礼”，且是“仁”、“礼”两和。儒家的这些休闲思想，也正是中国武术人所追求的思想核心。武术强调“德”，各门各派的拳谱、家法、开宗明义都阐明武德，并规定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强调“学拳宜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为正人君子。在“仁教”的影响下，形成谦让、含蓄、随和的民族道德观念。程大力先生指出：“在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中国武术的‘武德’观念，深深受到两千年来一直居于思想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侵染，带有了儒家仁学的浓厚色彩。‘仁’包含着仁爱、朴实、宽容、谨慎、谦逊等一系列内容，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1]
3.2道家思想思想对武术休闲文化的影响
古代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家尚“自然”，主张“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心不役于形，神不逐于物，要人自重、自立。老子的政治观是“消极无为”，战争观是崇尚“不争”，但在对待个体生命上，其生命观是积极的。道家的许多著作中都表达了“贵人重生”的思想。老子认为“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故人的生命源于道。由“道”产生出动静、刚柔、虚实互为因果的变化。老子还提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富有这里的法则，表达了其“贵柔”的“刚柔”观思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武术的许多拳种在运动方法上，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追求“刚柔相济”。并创造出许多对神形都具有锻炼效果的运动方式――强调适度和和适量的人体运动。道家思想作为一种休闲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积极的对待生命、人生态度和理想，即将生活审美化与诗意化，，这首先必须具有道家的一种超然物上的超世倾向的处世态度，才能除去功利之心。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与行为，处处从个人的利害得失考虑，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人的生活是美好的。如此看来，生活中的幸福和美与其说是外界给予我们的，不如说是我们主体心境所创造的。
其次，道家提倡返回自然，与自然合一。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在这种和谐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养成了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发展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孕育了注重和谐的中国武术，使武术的习修方式处处体现着和谐思想。例如传统的养生气功，就非常注重与自然的和谐。它要求习练者在空旷、安静的场所，通过调精、调神、调息，把精神意念、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与自然和谐的融合一起，“行气于身以通经络，运气于腠理以护身”。[2] 和谐的哲学思想造就了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谐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和谐的武术，和谐的武术又反过来诠释着中国人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谐成为武术与生活方式的契合点[3]。
最后与儒家强调个人必须在社会中实现休闲，而且只有群体生活才为个体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提供不同条件，道家认为休闲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他强调的是休闲的个体性与独特性。显然，道家的这种生命个体独特性的休闲理论，是建立在道家对现实社会秩序强烈批判基础上的。
3.3禅宗的思想对武术休闲文化的影响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教之一，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有着特殊的意义。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4]
相对于儒家奠基于社会功能主义上的休闲理论，道家奠基于社会冲突理论之上的休闲理论。禅宗的休闲理论植根于一种透视主义。所谓透视主义，是将宇宙终极实在视之一个过程，否认有绝对不变的本体。从透视主义的立场看，世间的一切，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非存在又非不存在，亦存在亦不存在。终极实在如此，作终极实在表现的另一形态的生命本体亦是如此。[5]禅宗的主要特点是主张“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见性。禅宗的心性论追求心灵的解放。其宗旨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以求达到心性合一、梵我合一的境界。禅宗与武术的最高境界都是要靠“悟”才能达到。武术的最高境界也要靠习武者多年的自身体验，领悟才能达到。拳谚云：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当习武到了言语道断、心思路绝的时候，就要找出适合自己的一条路来，自悟自解，超脱知解，抛却一切束缚。
总之，因为深受中国传统的儒、道、佛家哲学的影响，武术视人体身心和谐为真，人际和谐为善，天人和谐为美。强调通过心灵的觉悟，实现自然的呈现。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武术其实应该是一个十足理想的休闲方式。
参考文献：
[1] 旷文楠.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P189-199.
[2] 于志均：《中国传统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P34.
[3] 杨成寅：《太极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P420.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编者按：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致力于岭南文化和城市文化、文化软实力、科学与宗教、道德哲学、新农村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研究。既着力于基础理论，也关注现实问题；既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又对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怀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在加强文化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岭南文化、公共文化、城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等为重点方向，努力做好自身工作，在科研目标、人才培养、科研基地及其站点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长曾德雄任职多年以来，以自身深厚的哲学文化积淀致力于岭南文化、道德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为广州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期本刊特邀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德雄做客《今传媒》，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这位文化学者的风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曾所长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感谢您对《今传媒》一直以来的支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长期致力于岭南文化和城市文化、文化软实力、科学与宗教、道德哲学、新农村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研究。请您谈谈您任所长以来，研究所有何变化？取得主要成就有哪些？
曾德雄：很感谢你对广州社科院哲文所的关注，我从2009年担任哲文所所长以来，秉承过去的研究方向，注重基础理论，关注现实问题，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由于地方社科院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学术依据，因此，近几年我们加大了广州文化的发展规划研究、广州文化软实力研究等。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比如广州宗教形态丰富，宗教活动场所融合了优秀的建筑、绘画、园林等艺术元素，是广州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城市文化比较，广州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建设“图书馆之城”，有利于广州市民吸收文化信息，传承和弘扬广州文化。广州流行音乐，传唱广州流行文化。香港流行音乐的盛行，推动了广州本土文化的传播，一些取材于广州本土风俗、人文传统的流行歌曲被广泛传唱。建设美丽乡村，保护民俗，尊重乡村历史和文化，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广州传统民俗文化在都市化演进中，不断调整和适应现代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又有机地融入了现代文化。广州全力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新岭南文化中心。新岭南文化能够自我调整，自我更新，形成了有效的活性机制。
这些研究一方面会以研究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市领导，另一方面也会形成阶段性的科研成果，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
记者：可否谈谈贵所在岭南文化和道德哲学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何？
曾德雄：岭南文化一直是我们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前就出过很多大型的研究成果，比如大型专著《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收录在《岭南文库》中，主要介绍了岭南文化地方史。《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从2010年，我们启动了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广州城市文化论坛，在广州12个区（县级市）分别举办一场城市文化论坛，请广州地区知名的文化学者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就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价值，挖掘、保护与利用展开深入研讨，并对下一步文化的发展规划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一活动从2010年4月启动，2012年10月圆满结束，广州地区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论坛成果也集结出版。今年，我们正在开展新岭南文化的研究，重点在于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面临的就是要转变岭南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使岭南文化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以适应时代前进和社会进步，使其能够尽快转化为新的主流文化。
道德哲学方面，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西方道德哲学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注意到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脱离这样的影响。
记者：贵所既着力于基础理论，也关注现实问题；既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又对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怀有深厚人文关怀。其研究是独具匠心、特色鲜明，请您详细谈一谈。
曾德雄：从事研究工作，就必须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高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以致用。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没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是不行的，那样会导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口开河；反之，如果学理基础不能运用于实际，也会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学用相长，相得益彰。
哲文所开展新岭南文化研究，我们重视文化的精神层面，传播文化是影响几代人的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因此，我们致力于文化发展研究，切记要严谨。我们在发展岭南文化的过程中，遇到民俗文化的都市化演进问题，既要保护民俗文化，又要怀有人文关怀，保留传统并融入现代性，使岭南文化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性又具有时尚的现代性，充满活力。
中国人的“人文”概念来自《易经》，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现在提倡的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人文关怀需要发展和创新，当今时代的人文关怀要与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注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做文化研究更应该强调人文关怀。我们倡导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以人文主义的角度，促进文化研究的发展，发掘文化现象的文化价值。马修·阿诺德文化观就实现了学术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他通过教育理论探讨追求人性禀赋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文化研究就是要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理念，构建和谐文化。
近些年，我们还进行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一方面深入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发出学者的声音，承担学者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进步发挥自己的作用。
记者：您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在制度的建设和研究的模式方面有何创新？前景展望有哪些？
曾德雄：现如今，我们都在强调创新，创新的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哲文所的创新主要是改变。我们改变了原有模式，确立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以问题为导向，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制度模式，这会偏离社会实际。做学术研究要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学术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涵盖面广，思想史、公共文化、文化批评等等，学术研究角度不同，成果各异。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出发点都不能脱离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研究岭南文化，就得了解岭南的地理特征、风俗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对当地的政策，分析传播岭南文化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探索岭南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才谈得上我们要去研究岭南文化，如果抛开了现实社会需要，那我们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哲文所的未来发展，要有好的文化引导，研究人员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造诣，既要研究文化又要引导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文化研究要与时俱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传播文化，发展、创新、衍伸新文化。文化研究者也应该掌握最新的文化传播媒介，这也是深入文化研究的一种渠道。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不仅仅只停留在研究层面上，哲学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感染力与穿透力强，影响力大，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拓宽研究的范围，挖掘研究的新角度，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更为广阔的传播途径传播出去，我觉得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会获得生命力！
记者：“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以传承创新为核心，将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为重中之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一直从事着文化方面的研究，肩负着巨大的文化使命，您作为所长，是如何看待这种使命的？
曾德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转型的根本是思想文化的转型。文化研究者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引导我们认清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方向以及实现路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密切关注和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必须深入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对中国的过去深刻认识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除了要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和规范的学术训练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学者的人格独立，不依附、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力量，独立思考，有钻研的精神，才能真正致力于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如果缺乏这一点，不仅不会有真实的表达，也难以接近问题的本质，更做不到韦伯所说的“知识的彻底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也在吐故纳新、发展融合，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弘扬先进文化，肩负起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个民族的复兴其核心在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扬。您认为，哲学文化的研究对实现“中国梦”有何促进？
曾德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的前提是共同的价值认同。所谓价值认同，就是一种价值共识，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它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民族精神。中国梦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愿景，是一种对美好社会体系的想象。
凌宗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校长、《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之一。做过20多年高中副校长、校长，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任职。语文教学主张“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形成了“大气磅礴，细处摄神”的教学风格。近年在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两百多篇，出版有《语文教师的使命》《校长之道和人格修炼》《健康教育》《成长的烦恼》等著作。
我一直主张教师要读一点哲学，至少是教育哲学，尤其是做校长的，多少得有一点哲学阅读和哲学思考。一个校长不懂点哲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就不可能在自己的管理行为中形成一所学校的学校哲学。而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学校哲学，就只可能揣度上意，根据上面的要求去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难以形成本校独特的办学风格。
学校哲学，说起来很深奥，其实很简单。一个称职的校长主要琢磨的就应当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追求、办学目标。所谓办学理念就是一所学校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学校究竟想把师生引向何方;办学追求就是说想把这所学校办成怎样的一所学校;办学目标就是整个学校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发展规划。这些就是学校哲学，至于平时经常谈到的“三风”，只是学校哲学下一个层面的东西。
“校风”“教风”“学风”这“三风”应该是在一所学校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之间互为肱骨犄角。没有学校哲学垫底的“三风”往往比较搞笑，要不相互之间没联系，甚至相互抵触与矛盾，要不就没个性，比如“创新”“求实”“勤奋”之类的言辞，拿到张三学校可用，拿到李四学校也可用。
更可怕的是后任校长对学校办学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哲学选择性地遗忘，或者人为地割裂。因为一任校长总是不希望活在前任的阴影下的，他们想要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校长，你想标新立异，就得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更要紧的是，你要思考如何将你的教育哲学与一所学校固有的学校哲学融为一体，或者如何在原有的学校哲学中增加新的元素。
我任金沙中学校长的时候，悉心研究了学校80年来的发展沿革，将几近被人遗忘的历史重新整理，发现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办学自信。
比如，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匾额“以学愈愚”，不就是我所向往的“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教育吗？于是我们将这四个字放大装帧在学校大门屏风墙面上，让它成为学校的校训，请张謇的孙子张绪武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我们提出了“秉承传统，彰显个性，和谐发展”的管理理念和“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让同行认可，让学生向往”的办学追求，从学校规模出发提出了“扁平化”管理的策略，并亲自为学校设计了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校徽。
我做二甲中学校长的时候，就同同仁们从学校的历史、境况、地域等方方面面权衡，寻找这所学校应有的学校哲学内核，提出了“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人才”的办学理念，“人文关怀、文化立校，效益优先，质量第一”的办学追求，以及“今天第二”的办学目标。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就没有二甲中学的学校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校哲学引领下，我们在二甲中学五年的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才有可能生根、开花、结果。如果我们一旦抛弃了这样的学校哲学，行为文化建设自然也就只是一块招牌、一个口号而已。
如果没有从哲学的层面去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秉承传统、彰显个性、和谐发展”，而不是“争先创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是“今天第二”而不是“勇争第一”。在我看来，一所学校的文化传承，说到底是学校哲学的传承，不关注学校哲学的学校是不可能有文化的，更不要妄谈传承了。
【关键词】仁爱；和谐；尚义；诚信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如仁爱、和谐、尚义、诚信等精神，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三、儒家伦理思想贵“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义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质利益。他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来统率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一个人取得物质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员工在职业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业魂”，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祟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
四、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业立身之本。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企业对顾客、合作者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日本企业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就蕴含着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内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诚关系。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重约守信、言而有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条件。企业要盈利，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获利，怎样获利的问题。企业赚钱要讲良心，获取的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牢固地树立契约意识和忠实履约的道德精神，信誉至上，注重商业道德。反对随意毁约、商业欺诈和言而无信。
企业成员要诚实、忠实、老实、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要诚心待客，货真价实。要恪守信用，严格履约。企业成员要通过自律、自省、自觉，从思想上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减少“道德风险”。不弄虚作假，不瞒上欺下，不歪曲事实，不偏听偏信。只有诚信不欺、重约守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欺诈、哄骗，言而无信，昧着良心赚钱，就会使企业失去信用，最终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6，（4）．
[3]张平．道德教育与内部控制[J]．会计之友，2006，（1）．
【关键词】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063-01
一、西方音乐文化的哲学内涵
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哲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基础地位，是各类学科之统帅。早在古典时期，希腊就成为西方文化中哲学和科学的诞生地，哲学和科学的发达，为原始音乐理论和思想精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中，以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哲学流派对音乐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的。
（一）毕达哥拉斯前的早起哲学思想
音符属于音乐，类似于词汇属于思想。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古代西方就已经存在了一种长音阶，人们教条地使用着这种音阶来吟唱或演奏，这种教条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古希腊早期哲学派别的影响。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古希腊哲学思想从诞生之初就带上了机械的唯物论，以米利都派的泰勒斯为首的前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家一定要把世界的本原归纳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起源于水，而赫拉克力特则认为世界的本原起源于火；后来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则更加适用于音乐文化本身――世界起源于数。同时，毕达哥拉斯也建立了音乐理论的物质基础――音阶。他证明了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的、实质性的音程――八度音程、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并使这些音程和一些简单的数字关系一一对应。
但是，西方这种早期的音乐文化，更多的是将其本身建立在和数学的联系基础之上，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中所蕴涵的人文色彩，进一步证明了西方古典音乐文化的物质性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人文性之间的区别。
（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与音乐文化
到了中世纪，西方古典音乐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希腊时期，大多数的音乐文化都建立在形而上学和数学式的论据之上，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哲学式或器物式的，并不能够完全称其为艺术。后来，一名叫做波伊斯的人着迷于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他按照这样的哲学理念将音乐总结划分为三种：
1.宇宙音乐：宇宙音乐的和谐本源是天体。
2.人之音乐：这种音乐是人与天体之间的交流、对话，体现了肉体和灵魂之间、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和谐。
3.器乐：器乐所发出的声响是对自然界的模仿，同时也是对天际星球进行的模仿。
（三）中世纪的哲学与音乐文化
中世纪，宗教音乐代替了数学音乐成为主流，原因依然同哲学密切相关。哲学经由奥古斯丁及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发展走向教会，与宗教文化合为一体。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已经带有了相当的神学色彩，复调音乐的兴起，使这种机械式得以减缓，但单调的旋律及刻板的节奏依然使复调音乐在巴赫以后无法继续向前而陷入囹圄。因此，音乐文化在西方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倾向于器物之用，这种器物之用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它们本身的意义，音乐和机械被等同起来。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哲学思想
（一）早期中国哲学思想与音乐文化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开始于周朝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在人文色彩的基础上隐含着中国特有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不是西方机械的、器物上的理性主义，而是一套依附于礼之上的关于乐的严格制度。而从东周时代开始，“礼乐崩坏”，封建神权开始衰颓，继而兴起的是人权。春秋时期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已经证明他本人实际上是一位否定神秘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他所建立的情感人文主义之“仁学”继承的只是周礼的外表罢了。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如果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则是反礼乐文明的。
这一时期前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内涵的基础体现在《皇帝内经》上，其中指出五音（宫、商、角、徵、羽）可通过五脏（心、脾、肝、肺、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的怒、喜、思、忧、恐等情态，从中调和人的思想。《皇帝内经》其音乐想象丰富，并能够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内涵来进行推论，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源于中国文化精神与美学精神的神话象征，即中国人的神话思维。
（二）中国音乐文化所折射出的哲学渊源
“夸父精神”和“女娲精神”是中国哲学精神在前轴心时期的思想渊源，其中夸父精神是一种阳性的，积极进取的非理性精神，夸父追日便是这一非理性精神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女娲精神是一种阴柔包容的理性精神，在对人本身的塑造上，女娲用一种包容的胸怀和理智的审美情感将人类的外貌和思想体系制造完备，因此二者成为了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核心，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丰富想象力的来源。
三、结论
不同的哲学文化及观念造就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不同表征，只有深刻探究音乐背后的文化元素，才有助于对音乐艺术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理解，同时对音乐所呈现出的艺术魅力进行更为准确与深入的领悟。
关键词：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新实用主义；现实意义
理查德・罗蒂是美国最优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罗蒂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源于他通过英美分析哲学中的精密论和严格方法论，对当代社会哲学和主要历史思潮进行了形象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融入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欧陆哲学思想，形成了更符合时展特点的实用主义思想和话语；其次，罗蒂善于通过宏观的历史视野思考人们展示新实用主义信仰对人们行为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是力图与通过哲学文化的方式来解决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对于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美国，以至于在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后哲学文化观对传统哲学文化观的批判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重要的哲学传统，同时也是20世纪美国主流哲学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以及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宗旨是鼓励人们通过实际行动应付周围复杂多变的环境，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詹姆士在其《实用主义》一书中指出：“真理的观念乃是那些我们能够同化、证实、确证和检验的观念。而观念最终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和我们经验的别的部分发生令人满意的联系。”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不仅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内容，而且还反驳了对实用主义的攻击，为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因如此，理查德・罗蒂被认为是继詹姆士和杜威以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实用主义主要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以认知为中心的人类形象。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就对英美分析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对寻求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的哲学传统进行了重新审视。罗蒂倡导以新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后哲学文化”，在他的著作《哲学与自然之境》一书中就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罗蒂大力倡导探寻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思想，他还指出，如果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后神学文化，那么对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超越将会导致后哲学文化的诞生。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响，是因为他敢于对西方国家盛行的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对英美分析哲学进行了重新审视。他将实用主义融入到现有的哲学体系中，形成有别于认识论的崭新哲学形象。罗蒂认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新发展，已经打破了存在着独特科学方法的神话。由此，罗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与经典实用主义先驱者和分析哲学家恰恰相反，罗蒂降低了科学在后哲学文化中的地位。但是和其他哲学家对科学进行肆意攻击和贬低的态度不同，罗蒂一方面肯定了科学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那些过分崇拜科学主义，将科学活动和科学家作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的行为和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罗蒂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为“科学已经不在是一个文化效仿得标杆，也并非是接触事实得唯一途径，更不存在可以把科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独特的、分开的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罗蒂积极肯定了科学成就技术的先导作用，注重科学得技术功能以及其实际意义，强调科学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罗蒂认为科学的定义既要包括对于前瞻技术的预测，同时又要包含控制能力的认识活动，这样一来，所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就会自然瓦解。
二、为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倡导新实用主义，这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种彻底颠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为我们了解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哲学思想主张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罗蒂认为对人生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学和政治学而并非哲学，哲学家没有特别的知识、洞察力以及思维方式去解决人生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哲学并不比其他科学具有优越的地位，我们更需要抛弃这种超历史、超文化的哲学观。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罗蒂的哲学思想看作是一种更加符合时展特征的文化观，在这个文化观中，哲学不是独立的，而是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和其他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等多学科相互交织的。
罗蒂的多元文化论所建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在这一文化主体当中以其“与某种超越的东西失去了任何联系”，因此“除了自己就无须对任何别的东西负责”。在这个语句当中“某种超越的东西”，的表层含义是指“超人类非历史的东西”，而深层含义则是指“超美国而非美国的东西”，即除了美国自己及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们以外的人们；所谓“超越”，其实就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只要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其他国家及具有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的制约，所以除了他们自己也就无须对任何其他人负责。这种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年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意孤行的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的种种做法。这种“单边主义”价值观就是对美国文化的极度崇拜和美国利益无限至上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国家的利益，所有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必须接受美国的民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则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或者具有不受任约束的绝对权利来惩处那些不愿服从美国国家利益或者拒绝接受美国文化的国家和人们。而罗蒂的多元文化论其实正是反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在其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在本质上是反映和服务与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以说，罗蒂的多元文化论就是以哲学术语表达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价值观。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通过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对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相对主义进行重新定义。
三、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回应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罗蒂认为那些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的思想家的活动本质上只是一些私人化的活动，这些活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具有满足个人虚荣心，而并不具有社会实践价值。此外，罗蒂还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对于公共话语系统的探索，另一种则是对于私人话语系统的探索。这两中研究活动所应用的话语系统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标，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两套话语系统是不能混同起来的，它们也不应该相互取代，并且它们不能进行优劣比较的。
罗蒂认为，语言和对话在人们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坐标”，能够赋予生活中的事物以意义。将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一重要的现象改变了一切。语言在当代以及今后都有着积极而又长远的意义，因为它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经验的主题转移到语言行为上，这个转向有助于打破经验主义以及更广泛一点的表象主义的统治。
长久以来致力于研究传统西方哲学的人们将哲学看作是可以帮助人们去理解知识、德性、心灵以及正义的重要工具，这使得哲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一样具有了不可磨灭的实际意义。基于这一点，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建立起了一种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理论思想，并且对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哲学家们进行强烈谴责，严厉的批评他们把哲学仅仅当作是一种“纯粹的对话”来看待。但是罗蒂则在他的后哲学文化观中有着不同的看法，罗蒂认为哲学并不依赖与科学，它的发展应该是朝着实用主义的大方向，抛弃形而上学和表象论，从而使哲学向着非认识论化和非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罗蒂认为，哲学存在的意义及其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去探究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通过研究哲学帮助我们成长，使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社会发展的更加和谐。
罗蒂还曾经表示过，哲学不是帮助人们取得进步或者增长知识的工具，它也不是企图领悟哲学家正在思考的某个事物的意义。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无法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以及康德等哲学家真正地思考许多相同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思维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自然会去相信一些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而且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虽然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正义与现如今的正义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是这中抽象的相似性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观中主要就是在为我们寻找一条对解决特殊目标有实际效用的方式和途径。这种方式和途径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和宇宙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描述一样，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需要去解决某个特殊的目标。在这种前提下，罗蒂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治疗活动，而对于事物的反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的描述使得这种哲学治疗活动成为了一种可能。对于这一点，罗蒂与实用主义先驱约翰・杜威则有着相似的看法，约翰・杜威曾表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哲学一直致力于探索体现在社会传统中的各种珍贵价值，哲学发端于各种社会目标的相互抵触，产生于伴随着难以调和的各种当代趋势之诸多传统规章制度的冲突。由此可以得出，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澄清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斗争以及道德冲突。罗蒂非常赞成约翰・杜威的看法，认为哲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在旧言谈方式和新言谈方式起到互通的桥梁作用，传统的言谈方式是为了完成早期趣味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的言谈方式则需要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罗蒂认为启蒙理性和后哲学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理性的不同见解。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是权威的代表，而罗蒂在其后哲学文化观则对理性有了重新的定义。在罗蒂看来，理性仅仅是作为对事情进行讨论，并且倾听另一方的意见，最终达成和平共识意愿的一个代名词。它并不是透过表象直达道德实在或者科学实在之间固有本质的官能名称。由此可见，凡是理性存在的，即可以成为能够相互对话的，而不是成为被动的服从。这样一种后哲学文化观意义上的对话哲学必然带来的是宽容意识。所谓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宽容能使人博大恢弘，心胸豁达，广识精诚，胸襟开阔，这种宽容的意识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因为宽容的存在，让文化的多元性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恰恰由于多样性的特征，扩大群体品性得影响范围，伸展了人们经验得触角，使得人们的生活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开拓空间。在此意义上得出，宽容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保持活力与生机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不能容忍、宽容得国家和人们，只能把这个社会带入死寂得荒漠之中。由此可见，不宽容，会使世界变的野蛮、愚蠢与僵化，而宽容便会给世界带来人性、智慧与生气，这便是宽容得核心意义和价值所在，同时，宽容也成为后哲学文化观得核心价值与目标。
综上所述，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主要是以新实用主义为核心，探寻对特殊目标有实际意义的路径。这个路径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定义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与其自身之外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罗蒂还认为，后哲学文化通过对话更好的诠释了合理性的定义。人们通过对话，彼此讨论不同的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平的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对合理性的重新认识。也正是因为合理性的存在，使得对话成为了一种可能。但是后哲学文化观中的对话必定要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之上，由于宽容使多样性成为可能，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也有了巨大的希望，同时也是罗蒂后哲学文化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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