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30 23: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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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亟需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对象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把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正是适应政治经济学现代定位需要的科学选择。
（一）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时间定位
1.利益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的永恒追求
人类活动是紧紧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的追求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人的交往还是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利益的创造和获取，人类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经济学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利益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
当前，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离开了发展，就失去了尊严和地位。因此，各国都把发展作为本国的第一要务。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将是各个国家追求的必然主题。政治经济学要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王冠地位，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和揭示利益的创造、分配规律，不仅尊重了人类的根本追求，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
（二）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定位
1.从现实国情看，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改革，目的都是通过利益的重新协调，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焦点也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仍然是构建利益协调的社会。
2.从国际背景看，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展经济的制度、方法和政策上，各国相互借鉴，表现出了很强的趋同性。现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如空间开发、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研究，携手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寻找共同发展。
（三）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定位从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逐步发展到了知识经济阶段。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突出，非物质产品在生活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享受闲暇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代经济的主体也随之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知识产品、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等开始替代物质资源要素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决定作用，科学、教育、卫生、生态等一大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门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经济关系、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保持传统经济学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研究阵地，又可以把非物质的利益生产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从而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科学性。
（四）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经济活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人。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研究，而是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关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而能把各个学科联系在一起，能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全面反映政治经济学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对象只有利益。把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适应了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需要。
二、以调整研究对象为契机，重塑现代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
首先，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能够使政治经济学真正变成身边的经济学。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脱离了社会实际，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在科学研究中，由于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许多人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经济学，留下的人则专注于政策、对策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政治经济学被作为单纯的政治课教授，结果教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则可以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窘境，使之真正贴近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身边的经济学。
其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贯彻始终，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或者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或者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几个部分，但始终不能做到同一逻辑线索贯彻全篇，几个组成部分无法实现有机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被简单割裂，大大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用利益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极大的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再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彻底解决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矛盾。长期以来，人们重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却忽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西方经济学侧重资源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理论，无法沟通和协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尊重了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包含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强调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基础上分析其个性，可以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促进，彻底解决困惑研究和教学实践多年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完善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利益关系，研究主线是资源配置（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实现的最佳组织形式和途径，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这样，研究的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的有机联系，便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与人学的理论困境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恩格斯后来在回忆时写道:“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7］222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与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中人类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诞生的。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关系简单理解成是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在这种理解范式中，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细节，这就是:不应把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等简单理解成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们同时还是一个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因此，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哲学，而应立足于广义的人类学。除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类学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之外，马克思还吸收了19世纪人类学进化论派的重要理论成果。摩尔根、泰勒、巴斯蒂安等古典进化学者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起源、本质和心理结构，因而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的发展因此而具有了共同的途径并且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这一文化人类学所持的进化史观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马克思那个著名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虽然不能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简单地理解成文化人类学的进步史观(西方学者往往持这种观点，他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理解成了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比如吉登斯在书写西方社会理论时就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作19世纪的理论，而这一观点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同)［8］，但谁也无法忽视二者之间的这种理论关系。关于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西方19世纪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还有待于学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此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思考。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提出了一个人与猴子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是劳动———人能够使用工具的劳动构成了从猴子到人进化的最关键环节。关于“劳动”这个命题可以视作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核心，它在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是以“异化劳动”这一重要命题出现的;在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劳动”转换成“生产”，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则被进一步提炼成生产方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存在权力结构的问题，当代西方经济人类学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嵌合论”中提出，经济是嵌合在整体的社会文化制度之中，在血缘关系、和社会习俗所决定的人们行为中实际上暗含着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功能;当代一些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如“巴塔耶、鲍德里亚和萨林斯分别以‘耗费’、‘象征交换’和‘意义’作为关键词，建构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拜物教逻辑的普遍理论框架”［9］。实际上，经济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正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要研究和揭示的内容。在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回应当代西方左派理论家所建构的各种“后”思潮，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人类学研究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更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足相关。因此，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为基础，突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意识的束缚，从广阔的人类学视域来重新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人学和类哲学问题，是当前哲学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者：王浩斌 单位：南京大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手段创新；理论联系实际
近年来在高校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的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效果欠佳、课程不受欢迎，学生不想学、老师不愿教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1）政经“过时论”和“无用论”的影响。许多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已无指导意义，而且政治色彩浓厚，理论抽象，学之既无用处又无趣味。加上政治经济学通常在大一开课，学生们忙于应付英语、数学两门基础课，更不愿意将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上，上政经课看英语书、做数学作业的大有人在。（2）西方经济学的冲击。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涌入，西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而且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与此相应中，政经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脱节，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应用西经代替政经，这更降低了学生学习政经的积极性，虽然目前的情况是政经与西经并存，但学生对西经的重视已明显超过政经。（3）教材原因。现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规范分析，从理论到理论，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教材内容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对实践缺乏指导能力。而且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分内容与高中经济常识有重叠，容易让学生产生“吃剩饭”的感觉。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把政经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令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理论，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为提高政经教学的质量，我认为在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在政经教学中，老师首先要把基本原理讲清讲透，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其次要培养学生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我国目前已在市场机制的建立、国企改革、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可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到政经理论的有用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观念和理论相悖的问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也没有剩余价值，而实际上，两者都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就存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否则会使政经理论与现实相背离，缺乏说服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根据改革开放的现实，把深奥、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贴近现实、具体易懂的实例来阐述，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洞的说教，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而在案例教学中要注意的是，首先案例应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紧密，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案例必须是通过对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筛选和提炼而得的，要具有较强说服力与代表性，符合教学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
二、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吸引力与时效性
1、营造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和气氛。课堂气氛对教学有极大影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课堂上师生间不沟通、不互动，是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的。必须使用各种手段，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启发他们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首先可采用“提问式”教学及安排课堂讨论。当代大学生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渴望沟通和交流，有较强的表现欲和探求欲，必须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每堂课的教学中，可根据具体内容，在讲授前首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去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讲到劳动力商品的问题时，可以提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否是商品？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再引导学生去认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和内涵，然后与我国劳动力现实情况相结合，最后得出结论。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其次课堂讨论也是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一种重要方法，特别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课堂讨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但在组织课堂讨论之前，教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题目的设定、资料的收集、论点及论据的组织和课堂讨论形式的设定等。成功的课堂讨论可以使学生在热烈的课堂气氛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掌……
2、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参考资料，扩大有效信息量。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足够的信息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要重视指导学生阅读课外参考资料，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例如，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反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实践的书籍等，鼓励他们阅读相关报刊杂志，通过这些书籍报刊杂志的阅读，扩大学生的信息来源。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过时。要达到直观生动的教学目的，多媒体教学是最好的方式。它可通过文字、图象、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加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但多媒体教学也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首先必须加强对多媒体教学的研究，提高制作多媒体软件的水平，并收集多媒体教学所需的图像资料等。
三、处理好大学政治经济学与高中“经济生活”课程的衔接关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内容，学生在高中阶段学过、考过，大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绝不是对这些内容的简单重复，必须向纵向加深，横向拓展，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升华，不要给学生“吃剩饭”的感觉。此外，对这些内容还可采取专题讲授的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提供最大量的信息，把个别重点和难点讲深、讲透。
总之，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尽力而为的事。
参考文献：
[1]张桂文.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J].经济纵横,2011,5.
[2]石晶莹.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J].教学与研究,2011,9.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尤其是2002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从改革开放初的0.28猛增至2013年的0.473，且自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于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原因的探讨在中国从来没有平息过。
金融部门――这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是近年才出现的。金融作为连接储蓄和投资的纽带，对于居民财富的使用、收入的分配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界大致给出了三种观点：一是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盖勒和泽拉（Galor和Zeira）在1993年的分析;二是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满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对这一关系最为著名的阐述是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在1990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三是金融发展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给出，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上述三种观点在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路径时主要沿袭从西方经典理论出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大都是基于金融发展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来分析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出发，会发现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膨胀的后果以及连接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关键一环――政府的作用。
二、对金融发展本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离不开经济学的土壤。然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在论证金融发展、自由化时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并不能真正分析其本质。为此，在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运用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金融发展在狭义上主要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在广义上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与金融有关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包括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及货币金融的自由化、虚拟化，可以说金融发展正在逐渐地远离实体经济。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是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它们会促进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
货币金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当这些货币流入产业经济领域时，无疑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推动起来的闲置资本被再次投入金融领域并继续虚拟化而不是投入实体经济增加社会投资时，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会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出现泡沫。当这种泡沫足够大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也将随之到来。
因此，根据货币金融理论，由于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发展而来的金融领域可以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所以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的虚拟化导致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会催化泡沫的产生，而西方经济学界、政界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助长这种泡沫的产生，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西方理论与理论的差异
（一）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指金融发展，尤其是非正式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融资，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认为，金融领域的门槛效应使得富人能进入，穷人无法进入该领域，导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从而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此，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金融资本的积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职能资本逐渐向银行资本和各种生息资本转移，造成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资本的积累使得普通劳动者处于贫困的一极，无形中造成了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门槛效应。因此，金融资本是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同资本积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样，也使得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其次，股份资本的发展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股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把分散在社会中的资本积累起来，且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竞争被垄断所代替。一方面，垄断必然会形成垄断价格，资本家通过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股份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使得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股票的暴涨暴跌中，普通居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及信息，很容易造成投机失败，而投机失败者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会转移到投机成功者即大资本家手中。结果，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工人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间接缩小收入差距。西方金融理论中，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会减缓贫困，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因此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自从熊彼特分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克斯曾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增长率是长期中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事实。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非流通的长期资本，如果没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很难做到积累大量非流通资本并使之运转的。因此，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之一。
其次，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分配状况，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西方理论界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而逐渐趋于缩小，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服从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
2.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干预市场下才会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其投入实体经济后客观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经常不能回流到产业资本经济，即实体经济中，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产业资本之外，造成金融领域的泡沫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泡沫经济，从而西方经济学界所分析的间接效应路径的第一阶段在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会大打折扣。
西方经济学界所认为的间接效应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会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捕风捉影，经济增长后收入差距只会内生地扩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使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收入和之前自身收入水平相比都会上升，但是其上升的速度不同，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穷人，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与之前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另外，随着金融泡沫的产生，整个经济体也将处于泡沫之中，泡沫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破灭，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的过度放任、自由化、放松监管甚至没有监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从而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会影响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从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差距却缩小了，这不是高收入者自发地向低收入者进行的救助，而是政府干预市场，强制施行救助措施的功劳。危机爆发后，各产业濒临瘫痪，失业率增大，通货膨胀上升，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信誉，使政府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潜在压力以及面临下台的压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社会趋向于稳定。
因此，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存在性的逻辑推导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推导。政治经济学中倒U形曲线的形成机制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外在的行政性干预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下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并非由经济内生。
3. 两种理论间结论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促进经济发展，后间接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在放任条件下无约束发展会爆发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之后在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才会外生地缩小收入差距。虽然最终结果都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西方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贫富双方都可以获得金融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几乎只是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金融发展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扩大，富人在享受了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穷人应得的福利。
因此，相似的结果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西方理论很自然地隐藏了富人对穷人的这种福利剥夺，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揭示出了这种隐含着的剥削关系。
四、结束语――政策性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内生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只会内生性地扩大收入差距，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因此，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收入差距先上升后逐渐缩小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并非单靠经济内部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规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
[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图1：传统西方分析模式
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2所示：
[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出现金融泡沫化][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经济][?][?][?][?][?]
图2：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政策性的结论，即过度的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政府应该考虑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与调节，防止金融过度泡沫化，从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当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就与金融的泡沫化有关，需要政府进行管控。另外，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崇信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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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