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23:45:46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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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使用者;技术消费;技术哲学
Abstract:Theexistentmodeoftechnologyistobeusedbyhumanbeings,andonlyinthepracticalactivitiesofusingcanwehighlightthemeaningoftechnology,realizethefunctionoftechnologyandcontinuethelifeoftechnology.Undoubtedly,theuserswhoarethesubjectsfortheapplicationoftechnologiesarethebasicnodesofthenetworkintherelationbetweentechnologyandsociety.However,theuseoftechnologywasdiscussedmainlybyproductivediscourseforlongandtheroleofproducerandconsumerinthediscussionwasoverestimated,thusalienatingtheconsumptionfromitstruemeaning.Nowadaysthetechnologyhasbeenemphasizingasthemostimportantthingand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beenfocusingonthemoderncontextintechnologicaldiffusionphase,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thenecessitytoextenditsownspacewherethetechnologyuserscomeintoitsvisualfieldforinterpretingtheactivitiesofusingtechnologies.
Keywords:usersoftechnology;consumptionoftechnology;philosophyoftechnology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曾经把传统的人类活动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认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而社会科学家则注重使用的一面［1］。拉普则认为,技术的表现形态分为四种:发明、设计、制造、使用［2］。可见,使用一词一直处于技术哲学的疆域之中,但令人诧异的是,使用问题并没有成为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明确对象。长期以来,技术哲学家们对使用的关注主要囿于技术使用社会后果的宏观话语体系,罕有对技术使用活动本身以及技术使用的主体-技术使用者-所进行的哲学反思,“或者即使是有所考虑,也要么是泛化为无主体的‘社会背景’(比如政治和经济推动力),要么被降阶为完全消极被动的‘受教化者’”［3］,但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早已敞开对使用者的关注之门,在有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行为特征、社会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技术使用者进行简单的梳理和介绍,以期唤起国内学者对技术使用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技术使用者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使用者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最初的认识和阐述肇始于经济学领域,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经济学理论对使用者予以了一定关注,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生产什么,使用者就接受什么,而是具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能动性,各自有不同的需求、爱好和个性,并对使用者集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关注,肯定了技术只有被使用者接受并融入到社会之中才能实际发挥作用,从而确立了使用者集体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技术演化的复杂化、高级化,人们进一步觉察到了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动性,“使用者创新”(usersinnovation,柳卸林等将其译为用户创新)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在理论上的结晶,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冯•希普尔相对于“制造者创新”的传统概念所提出来的。该理论将使用者置于创新者的主体地位上,除了肯定传统理论中制造者的主体地位外,更加强调使用者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并以大量实例证明了使用者在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者身份。因为只有这些“期望通过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而受益”［4］的使用者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并对技术产品的实际使用感兴趣,所以由使用者所开展的创新能精确地开发出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后,使用者这一概念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经验审视和理论提炼,建构论者们借用了结构主义有关文本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技术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致力于揭示包括技术使用者在内的“相关社会群体”对该技术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在他们的逻辑范围内,技术使用者是作为一种结构化了的相关社会群体来发生作用的。平奇、比克详细分析了“相关社会群体”、“解释柔性”、“结束机制”和“技术框架”等概念,认为使用者在技术发展中对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5］。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建构论深入发展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在这个范畴内,伍尔加首次提出了“被形构的使用者”(configureduser)概念,伍尔加引入了文化研究中的“作者理论”,把机器隐喻为文本,而把使用者隐喻为读者,“形构使用者”(configuringuser)的过程就成为了机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而阿克里奇则提出了“被计划的使用者”(projecteduser)理念,她把技术比喻为电影脚本,认为技术客体结合行动者以及未来的行动空间一起界定了一个有关行动的框架,故而她把关注点投向了技术的设计阶段,指出设计者在设计阶段把对于未来使用者的构想融入到了技术产品的制造之中,从而预先规划了使用者。可是,这毕竟是学术界对技术使用者予以关注的开端,“使用者”虽然迈出了被人关注的第一步,但并没能摆脱生产场域的背景,学者们仍然是立足于技术文本的作者身份来关注使用者,使用者还主要是一种处于技术黑箱之中的因素,远远没有对技术作者的霸权地位造成冲击。
正是认识到了建构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这些局限,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柯文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联结”和“消费者联结”的概念,意欲扭转消费者在技术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使用者的位置。消费联结是一个属于消费者自己的时空范畴,在这个空间里“消费者们在相互竞争的技术之间作出选择,并试图明确当从网络里面向外看的时候该网络所呈现的面貌,哪些因素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哪些路径值得理性地追求以及哪些太危险而不能加以期待”［6］,而消费者联结则着重强调在定义消费者时必须以处于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的消费者需要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工物为依据。
稍后,女性主义研究者又从女性使用者的角度分辨了“终端使用者”、“外行的终端使用者”以及“被卷入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终端使用者是指那些受到技术创新影响的处于下游的个人或组织;外行的终端使用者是用来强调被排除在专家话语体系之外的那些终端使用者的亲戚;被卷入的参与者则是指那些受到了行动的影响但却沉默不语或者不在场的人,他们有两类,一类是虽不在场但受到他人的建构和锁定的人,另一类是虽然在场但常常缄默不语或被那些权利主体所忽略的人。这些使用者当然以女性居多,对此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自治权以及她们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力。
罗杰•希尔维斯则把关注点聚焦于日常生活技术的使用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者与技术的关系才是最普通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日常领域的使用者通过“驯化”把他们所知之甚少的、令人兴奋的甚至可能带有危险气息的事物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中,从而使得它们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与使用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希尔维斯把驯化的过程分为了四个阶段:占有(成为一个技术产品或一项技术服务的主人)、客体化(展示的过程)、合并(使用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及转化(对技术物品的使用塑造着使用者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米切尔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案例考察强调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技术进行修改并赋予新的意义［7］。
正是在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界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1世纪初,娜莉•奥德肖恩和平奇合编了《使用者如何重要》一书,综合分析了技术论中考察使用者的不同研究进路,概括出四种研究进路,即SCOT(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所开辟的作为技术变化人的使用者进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强调多样性和权力的使用者进路,符号学所青睐的作为结构和脚本的使用者进路以及文化学所推崇的消费和驯化的使用者进路。该书提倡学者们要关注技术与使用者的互相建构过程,关注“使用者对技术所做的一切事情”,从而在总体上“识别大众是如何在技术发展中消费、改进、驯化、设计、重构以及对抗技术的”［8］。
毫无疑问,学术界已经打开了对一直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在技术发展史上基本是匿名的技术使用者们的关注之门,并试图明确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确立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身份,以期弥补以往技术研究中只重视技术供给方(发明家、设计员、生产者、工程师、企业家等等)而忽视技术需求方的缺陷,努力对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一个完整、客观的描述,以便能开拓出一片专属于技术使用者的权力领域和话语空间。当然,迄今为止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仍是以经验和案例分析为主。
二、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意蕴
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理解是无法游离于技术消费这一话语框架的,而对于消费,人们并不陌生。在哲学以往的研究视野里,虽然鲜有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探讨,却不乏对消费及消费者的关注。消费如同生产一样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在最初的应用中却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暗含着“消耗”、“破坏”、“浪费”之意,直到18世纪中期才作为一个中性词出现在字里行间,并与“生产”相对,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他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深刻剖析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9］96,指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9］94。
我国学者王宁教授把消费定义为“人们为满足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义,并导致一定的快乐、挫折或失望等体验”［10］。吕乃基教授则强调消费的含义囊括了从消费品被制成一直到被取代的全过程,“包括获取、占有和通常意义(也就是狭义)下消费实践活动”,并借用了康德“自在之物”的概念指出,“设计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被使用前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只是‘外在的、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自在之物’。只有在消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商品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11］。显然,这种“消费实践活动”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使用实践活动,正如李伯聪教授在《技术三态论》一文中所强调的,只有在技术进入生活,成为消费者所使用的技术时,技术才成为了现实性的技术［12］。
由此看来,技术使用从属于消费环节,是对已然成形的、进入了消费领域的技术或技术产品的使用活动及过程。技术使用内含于技术消费的过程,是技术消费的一个子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子集,离开了技术使用,技术消费就失去了其最珍贵的情感体验,而离开了技术消费,技术使用也就无所依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是,由于以往对消费的探讨主要囿于生产语境,关注消费也是为了刺激生产,这样,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大肆进行挥霍性的消费,消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消费异化”［13］。为了克服这种消费异化的弊端,我们必须打破生产霸权,从使用者的角度去解读消费。
技术使用虽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消费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与技术消费却是不同的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内涵上看,技术消费属于经济学范畴,除了内含技术使用这一活动和过程外,还强调技术选择、技术购买、技术消耗,特别是强调技术购买;而技术使用则属于哲学概念,可以理解为把使用这一环节从技术消费整个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从而专注于在使用阶段消费者对技术功能的实际发挥、运用、重塑和实现。从外延上看,技术消费意味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终结,涉及到一种具体的技术产品的耗尽;而技术使用则强调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的消费实践活动过程中对其功能的运用和发挥,甚至从中可以挖掘出另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功能和意义的雏形,它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是起点而非终点。此外,技术消费注重的是技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提倡时尚、前卫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滋生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形成畸形的“用过即扔”社会,而技术使用看重的则是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关注技术使用的活动过程,主张“物尽其用”,拒绝浪费。
综上所述,本文把技术使用界定为使用主体对已经投入消费市场的技术或技术产品进行符合预定功能或不符合预定功能的操作、利用和发挥的活动。这是技术—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特定技术与其使用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既存在着技术对使用主体的“限定”和“强求”,也存在着使用主体对技术的“谋算”和“统治”,而技术使用者,就是指现实使用这些技术及技术产品的主体,他们期望通过“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来满足自己在生产或生活方面的某种需求。广义的技术使用者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因为在现代这个技术座架无处不在的社会里,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技术的使用者;狭义的技术使用者则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基因技术的使用者、医疗技术的使用者等等。
技术使用者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形态层面上,可以分为技术器物使用者、技术制度使用者和技术观念使用者;在心理层面上,可以分为积极的技术使用者和消极的技术使用者;在现实层面上,可以分为生产型使用者、生活型使用者(包括生存型使用者、发展型使用者和娱乐型使用者)和军事型使用者;在价值层面上,则可以分为合理的技术使用者和不合理的技术使用者。其身份特征也比较复杂,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既可以是专业人士,也可以是业余人士;既可以是购买者,也可以是非购买者。
三、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者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技术哲学界的普遍认可,可是,技术的使用作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却几乎被人们遗留在历史的角落里。虽然已有学者对消费领域的技术使用者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都局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使用者进行专门、系统的解读暂付阙如。
本文认为,技术哲学对主体的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发明家、设计员、生产者、企业家、工程师等传统范式上,而应该把技术消费阶段的使用主体即技术使用者也作为积极、主动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之内,打开技术使用的黑箱,从而让技术使用者也能名正言顺地登上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拥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和权力体系,具体来说,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者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技术使用者在消费阶段的主体地位使然。技术的物质符号理论揭示,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其间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异质社会因素,它只有通过使用者的“阅读”行为才能获得其稳定的意义,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功能。毫无疑问,技术使用者是技术在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不仅在实际上使用技术、建构技术的意义、实现技术的功能,而且已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因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接受技术,而是试图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加以改变,将其定型为适合自己的目的,这种经过修改过的技术一旦得到他人的认可并能获得专利投入市场,人们也就从技术使用者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技术的发明者、设计者甚至生产者。此外,技术使用者不仅是技术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也是技术使用后果的责任主体,“他们有责任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有意识的消费和更为明智的应用,以减弱技术的负面影响”［14］。
其次是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要求。技术创新哲学是技术哲学的一块重要领地,技术创新涵盖了一个发明构思的孕育到产生再到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商业价值的全过程,并且技术创新产品商业价值的实现是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显然离不开使用者。我们可以简单设想一下使用者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如果一种技术产品被设计制造出来,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使用,那么科技含量再高的创新产品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被束之高阁,最终只能夭折于襁褓之中。在这种语境下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技术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愿不愿意接受它”［15］,技术使用者因此就成了技术创新命运的逻辑主宰者。而自熊彼特以来的技术创新研究一直关注于技术的早期阶段,SCOT虽然把人们的关注点从技术移植到了社会因素上,但并没有脱离生产范式的窠臼。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对技术创新视域中的使用者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夯实、丰富我国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是时展的内在诉求。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观点,把消费社会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结构。而直到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晚近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之后,人们才翻然醒悟,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工业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消费时代,至此,“消费”成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字眼。经济学、社会学相继打开了对消费中的重要主体-技术使用者-的关注大门,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作为时代反思精华的哲学更是不应回避这一趋势,张明国教授早已明确提倡要开辟技术哲学研究新领域-消费技术,认为于光远教授的著作《四种消费品理论》“为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寻找出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6］,而消费技术的生命无非就在于使用。因此,技术哲学关注技术使用者,不仅符合了“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宗旨,与荷兰学者所提倡的“经验转向”相吻合,更是时展所赋予技术哲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总之,在当前各种高技术与文化理论激荡的情景里,在社会科学已经大张旗鼓地渗入到消费领域的前提下,展开对技术使用及技术使用者的系统研究,充分认识技术使用者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厘清技术使用者在STS这张“无缝之网”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特别是重视对技术使用者责任主体身份的塑造,是摆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以及STS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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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目标
总的来说，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语文课程的目标应该符合这个总体目标，为培养信息时代的人才服务。同时，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服从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它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和特殊任务。
1.语文课程的目标观
民族性与多元化。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教育也逐步走向国际化。同样，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也趋向全球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审视语文教育目标，制定语文教育政策。一方面，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最有力的纽带，正确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抵制外来语言和文化的霸权与殖民，是母语教育无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全环化必然导致多元化。因此，就语文教育而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好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正确理解双语教学的意义以及准确把握其分寸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总的说来，应该加强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使自身有一个参照系，更好地向西方学习。
人文性与技术化。在信息时代，计算机与网络的操作技术成为语言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比纸和笔的操作更复杂，更具技术色彩。同时，多媒体和超媒体技术丰富了人类思想的表达手段，非文本的可视化媒体将与语言文字紧紧地融为一体。发展技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追求高效率，因此，培养学生高效率的技术化语文能力，将成为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高效率的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因此，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又容易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科技与人文的割裂正呼喊着科技与人文整合，这将使人们在追求语文能力技术化的同时，追求语文教育目标的人文性，包括对语言思维、语言道德和语言审美情趣的重视，对文学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其思想品德教育价值的重新评估。
普及性与艺术化。普及性是指过去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群、具有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的语文教育目标，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成为大众化的目标。如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电子写作、电子投稿与发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生可以不受应试教育和语文教师的约束，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随时随地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从而出现了大众化的“网络文学”，曾经神秘的“创作”成为一种普通的、大众的“写作”。在文学的发展上，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语言的话语权威发生了变化，公众话语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个人性话语、私人写作渐渐盛行。至于艺术化，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使便利的多媒体表达与文本表达融为一体，语文教育目标带上了更多的艺术色彩；二是由于键盘输入、扫描输入、摄像输入、摄影输入和语音输入等输入方式的不断丰富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行文章修改与编辑的方便性，传统的纸笔书写可能将逐渐让位，而隐退为一种少数人所专有的、纯粹的书法艺术形式。
生活化。信息技术为语文教育目标的生活化提供了条件。多媒体与网络技术能模拟真实的生活环境，使语文课堂教学更加接近现实社会，使语文教育目标更富有真实的交际价值，做到学中做、做中学，学用一体化。如多媒体的互动技术可以模拟演讲、报告、采编等应用语文的真实环境和活动，网络技术使写作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这就为语文教育目标生活化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个性化。信息时代文化价值的多元性、信息资源的丰富性、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使语文课程目标不再整齐划一，而应该承认语文能力的个体差异，从“一纲多本”发展为“多纲多本”，从“教学大纲”发展为“学纲”，鼓励学生根据社会的发展、自己的需要和潜力确定语文学习目标的总体要求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个性化学习。这样就有助于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的个性化，使全体学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2.语文能力的变化
电子化的读写能力。电子读写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文形态，它与传统的读写一样，成为信息时代人们必备的基本能力。电子读写能力包括多媒体阅读能力、超文本和超媒体阅读能力，基于网络和资源库的检索式阅读能力，键盘输入、语音输入、扫描输入等多样化的输入能力，多媒体写作能力，超文本和超媒体写作能力，网上写作能力，电子投稿与发表的能力以及电子读写一体化的能力。这些能力除了必须具备传统文本读写的基本能力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知识、技巧与策略。如多媒体的解读，各种字体、字型、字号和不同文本版式的处理，页尾、页脚、脚注和尾注的运用，网络导航的技能，网上交流工具的熟练使用，网络礼仪和网上交际规则的把握。此外，电子读写对传统的文本读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由于电子读写的便利性和极强的交互性，电子化的文本资源极大丰富，以及情景化的多媒体与文本的融合，使其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比传统媒体更加多样、复杂乃至隐晦，这就对批判性的阅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如在网上阅读时，由于超文本的功能，读者的眼光变得更加挑剔，如果文章缺乏吸引力，读者就可以迅速转移阅读目标，点击其他的栏目；反之，如果读者发现了优秀的文章，便会通过BBS、E-mail等电子手段在Intemet上迅速传播，影响范围极为广泛。并且读者还可以利用网上的交互方式，打破与作者的鸿沟，与作者甚至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这些特点对网上的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作者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快速读写的能力。质量和速度是衡量语文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传统的语文学习注重语言的品味与揣摩，强调对语言的理解与感悟以及对文章主题思想、写作特色的全面把握，强调字斟句酌的写作和修改能力，这是语文学科特性的必然。在信息时代，它仍是一个重要的语文教育目标。但不限于此，由于信息时代网上信息的更加自由、开放、随机，人们所能接触的信息量剧增。在这些信息中，既有大量有价值的，也包含了许多价值不大甚至有负面影响的垃圾信息。因此，信息的快速捕捉能力、筛选能力和鉴别能力必将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带给人类的更加频繁的交往，在信息时代培养快速的写作能力也显得很有必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写作成为有真实目的和意义的交流工具，如果能提高网络写作的速度，那么其快捷与方便的特点就会使它的交际价值能与日常口语交际相媲美。又由于网络写作能整合传统写作本身的优点，因此，它在远程、长篇和深思熟虑的交流方面则将超过日常的口语交际。
实用性和研究性文章的写作能力。文字处理技术如WORD、WPS使写作快捷而简便，网络技术如E-mail、BBS使写作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写作将像口语交际一样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电子写作与传播，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交流看法，而这有赖于实用性文章写作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CD-ROM和网上信息资源的丰富性、电子写作工具的便捷性，使研究性文章的写作不再局限于大学生、研究生和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有条件参与到研究性的写作中来。他们能方便地利用电脑网络请教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并开展网上协作，能搜集、阅读大量的信息资源，并进行不断的重组、加工与再创造。
规范性的口语表达能力。随着人机对话技术的发展，人与电脑之间的口语交流、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脑与网络的口语交流将日益频繁。无论如何，电脑还不是人脑，人与电脑的对话就要求口语的表达具有适当的规范性，并掌握人机交互的会话策略，使电脑能够理解。由于当前的人机对话研究主要基于书面语言，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口语表达的规范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出现向书面语靠扰的趋势，如词汇省略现象的减少，句子趋向于完整，口语能通过电脑显示出来，从而具有书面语的视觉特征，能够被修改、补充与保存。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内容
1.语文学习对象的变化
多媒体。传统语文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语言文字，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图像、声音、视频的运用与文本一样便利，它们不再局限在少数人专有的艺术创作领域，而是与文本融为一体，成为表达思想的共同方式。从当前的多媒体作品来看，多媒体与文本的融合有三种方式：一是像过去语文课文中的插图或朗读时的背景音乐一样，对文本的理解起辅助作用；二是以多媒体的表达为主，文本起补充、说明性的辅助作用；三是像文本一样都是表达思想的主体，如果删除多媒体部分，思想的表达就不完整，文本也得不到顺畅的解读。因此，掌握多媒体作品的特征与格式，理解和灵活运用多种媒体的能力，如图像解读、音乐鉴赏、视频阅读、文字处理、多媒体创作、E-mail技巧、网上实时交流、电子投稿与发表、电子工具书的使用等，成为语文课程的一项新内容。这些内容与信息科技课程不完全相同，信息科技侧重对计算机硬件以及软件技术的基本操作，属于基础性的技术课，语文课程则侧重利用信息科技表达思想内容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利用文本媒体与其他媒体一起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
网络语言。随着网上交流的日益频繁，语言文字在词汇、句式、语体和语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日益增加的缩略语、大量出现的谐音词、界限逐渐淡化的各类语体，从而产生了“网络语言”，包括网上的口语、书面语甚至网上的方言。一些“网语”正从网上渗透到现实生活中，成了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一旦“网语”约定俗成，就会引起社会语言的变化，从而引起语文学习对象的改变。
网络文学。电子写作的便利和网络语言的产生，催生了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是指首次以电子形式在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具有通俗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并且篇幅短小，多数在2000字以内，但数量众多。在内容上，主要表达自我的感受和心情，所以一些较成熟的作品深受年轻读者的青睐。由于计算机网络尚未得到全面的普及，也由于传统的印刷媒体根深蒂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往往仍由传统媒体出版发行，这样做虽然失去了网络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但不管怎样，经过“优胜劣汰”，网络文学都将与传统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语文学习的对象。
主题词。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论文的写作要求概括与提炼主题词或关键词，以方便电脑的处理；获取信息的检索式阅读和快速阅读也要求输入主题词或关键词，以进行准确的查询。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虽然也重视对词语的理解与运用，但都没有上升到信息检索的高度来进行，因此，信息时代的语文教育应该加强对主题词的教学。
2.语文课程内容选择范围的变化
语文学习领域的广阔性。网络技术的普及，网上的资源共享与交流，使人类的语言生活和语文的学习领域更加广阔。语文的外延不仅包括现实的生活领域，还包括网上虚拟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语文的外延等于现实生活和网络虚拟生活的外延之和。语文学习的材料和范例也因此更加多样并富有动态性，语文课程真正成为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或“全语文”课程，“大语文”教育也更容易得到实现和推广。
语文课程内容的多样性。语文学习领域的广阔性拓展了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这必然要求语文课程采取主动、开放的姿态，积极引导学生接触各种主题、各种风格的语言学习材料。既可以选择贴近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作品，如时代主题、斗争、革命、爱国主义、群体意识，又可以选择讲人性，讲亲情、爱情、友情，讲平凡小事，讲普通生活与工作的文章；既可以选择革命文学，也可以选一些改良、保守、通俗的作品，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但在信息资源极大丰富甚至极度泛滥的背景下，更要注意语言学习范例的选择，一方面要积极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
5.语文课程结构、载体和相关术语的变化
论文摘要阐述苍术的特征特性，并介绍其栽培技术，主要包括选地整地、种子选择与处理、播种、苗床管理、种苗冬季管理、田间管理、病害防治、收获等内容，从而为苍术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1特征特性
1.1植物形态
苍术（Atractylodeslancea（Thunb）DC）又名南苍术、茅苍术，为菊科宿根性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粗肥呈结节状，外皮棕黑色。主茎直立，株高25~80cm，圆形，有纵棱，上部分枝。叶互生，革质，椭圆状或卵状披针形，长3~10cm，宽1.5~3.0cm，边缘有不规则的细锯齿。头状花序顶生，下有羽裂的叶状总苞一轮，多层总苞片。瘦果长圆形，密生白色柔毛，冠毛长约8mm。花期8~10月，果期9~11月。
1.2药理作用
苍术以根茎入药，具有健脾燥湿，祛风辟秽功能，用于湿阴脾胃、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寒湿吐泻、胃腹胀满、风寒湿痹、水肿等症。烧烟辟秽气。药理试验证明：苍术挥发油对109食管癌细胞有体外抑制作用，苍术醇、β-桉油醇有较强的催眠作用，苍术浸膏对家兔有降低血糖作用，对蟾蜍有减低心脏搏动及使心律就慢作用。
1.3生长习性
苍术性喜温暖、通气、凉爽、较干燥的气候，耐寒，怕高温高湿。苍术喜生于向阳山坡，最适生长温度为15~22℃。对土壤要求不严，但以排水良好，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砂壤土生长最佳，其次是轻黏土。丘陵山区半阴半阳荒坡地为最好的种植场地，低洼地不易种植。苍术不能连作。野生于干燥草丛中及疏林边缘。忌水浸，水浸后根易腐烂，易发病。
2栽培技术
2.1选地整地
育苗地宜选海拔偏高的通风、凉爽、土质深厚肥活疏松的土壤，有一定坡度或排水良好的地块、疏林、林缘荒坡或者以玉米等禾本科植物为前茬的田块。移栽地选择海拔500~1000m的山坡地、带状地或梯地，宜东晒避西晒，生荒地、抛荒地好于熟地，最低海拔高度不宜低于300m。海拔300~500m高度的种植地宜选阴面；海拔500m以上地区逐渐向阳，700m以上宜选阳坡，山峡两边坡地，通风好的山坡地有利防病。土质以含腐殖质多的砂质壤土为好。大面积的坡地应开厢成1.3m左右宽的地块，以利于排水和管理。打垄种植，垄宽30cm，沟深15~20cm，沟宽20cm。垄向南北最好，通风透光，但不是绝对的，要依据地势而定。带状地、梯地均应在靠上一块崖面处开沟，过长的带状地应在适当的地方横向开沟，以利排水。秋冬播种与移栽的田块，应及早翻秋坑；春播、春栽，宜早冬耕地，以利疏松土壤和减少病虫害。播种或移栽前再翻耕1次。苍术是喜肥植物，施足底肥是保证苍术高产的重要措施之一。底肥以腐熟的土渣肥为主，厩肥、草木灰等均可，施15~30t/hm2，一般结合整地时施下。土渣肥特别要注意腐熟透，杀灭虫卵、病原菌、杂草种子。
2.2种子选择与处理
应选颗粒饱满、色泽新鲜、成熟度一致的无病虫害的种子作种。苍术的种子属低温萌发型，发芽快，发芽势强，种子的吸水力高（达干种子的3~4倍），田间出苗时间15d左右。因此，播种前用25℃温水浸种，让种子充分吸足水分，严格掌握温度在10~20℃。待种子萌动、胚根露白，立即播种。
2.3播种
利用秋末三年生植株采集的种子，用种量60~75kg/hm2。秋播优于春播。秋播时间10月底至11月初，气温仍在10℃左右，种子可萌发生根，翌春气温回升达10℃即可出苗，且出苗整齐一致。比春播2月底至3月播种的可提前出苗25d以上，且出苗率高，比春播出苗率增加1/3。条播为主。株行距15~20cm，播幅5~10cm，开2~3cm深的浅沟，沟底宜平整，种子均匀撒入沟内，覆盖1层火土，以淹没种子为度，施入充分腐熟的土杂肥或复合肥料，再行覆土。上盖茅草、稻草遮荫，保温保湿，提高出苗率。为防止伏旱、阳光曝晒，可以沟边植玉米遮荫。
2.4苗床管理
出苗后及时揭去盖草，拔除杂草，间去过密苗、弱苗、病苗，当苗高2~3片真叶时，地下根茎开始形成，按株距3cm定苗，保证幼苗生长迅速，平衡健壮。及早进行第1次速效肥料的追施。幼苗期，如遇干旱，早、晚用清洁水浇灌。既要保持土壤湿润，又要防止水分过多。根据苗情，在7~8月再进行第2次追肥，注意不能过量施用氮肥，以免造成生长过旺，提早抽薹，若有抽薹者应及时摘除。遇干旱、日照过强干燥气候，没有遮荫植物的，可以在厢面用遮阳布或树枝等材料遮荫，遮荫能明显提高出苗率和成苗率。
2.5种苗冬季管理
在地上部分枯萎后，挖起根茎，剪去茎蒂及须根，剔除病株，置于室内通气阴凉处摊晾3~5d，然后置于阴凉干燥室内。在地面上先铺1层清洁的3~5cm厚的砂，整齐放上种苗，厚约15cm，盖上1层薄砂，再铺种苗，如此层层堆放，高不超过50cm为宜。最后盖上5~10cm厚细砂。堆积前，按照种苗一定级别，分别堆放，以利分别移栽和堆积过程中经常检查。如果堆积面积过大，可在堆中间插上几束草把，通气散热，防止种苗霉烂。种苗耐寒性较强，可以田间越冬。越冬前，应清除地上部分残枝落叶和杂草，适当培土，保护根芽。翌年2月下旬，种芽开始萌动，3月上旬边起苗边移栽，安全方便。操作时，务必不要挖伤、碰伤种芽。栽种时，按种苗级别种植。
2.6田间管理
2.6.1中耕除草。5~7月杂草丛生，应及早除草松土，先深后浅，不要伤及根部，靠苗周围边杂草用手拔除。植株封行后，浅锄除草，适当培土。
2.6.2追肥。“早施苗肥，重施蕾肥，增施磷钾肥”。“早施苗肥”是指4月上旬施速效氮肥1次，以促进幼苗迅速健壮生长；5~7月植株由营养生长盛期进入孕蕾期，可以适当增施1次氮肥，保持植株茂盛。7~8月，植株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地下根茎迅速膨大增加，这段时期是苍术需肥量最大的时候，主要施钾肥，要注意控制氮肥用量，如施用过多，则植株生长过旺，降低植株抗病能力。开花结果期，可用1%~2%磷酸二氢钾或过磷酸钙，进行根外施肥，增施磷、钾肥，延长叶片的功能期，增加干物质的积累，对根茎膨大十分有利。
2.6.3摘蕾。孕蕾开花，消耗养分。在植株现蕾尚未开花之前，选择晴天，分期分批摘蕾。摘蕾时防止摘去叶片和摇动根系，宜一手握茎，一手摘蕾。除留下顶端2~3朵花蕾外，其余均应摘掉。
2.7病害防治
苍术地下部分发病率较高，特别是在高温高湿天气，目前危害苍术主要病害有立枯病、白绢病、根腐病、铁叶病，苍术一旦染病，治疗较为困难，因此一定要以预防为主。主要预防措施有：轮作；开沟排渍；栽种前用多菌灵浸种；注意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1．1中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现状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和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的关注尤其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旨归。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种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多重领域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而审慎地探讨，不同领域学者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为我国生命技术伦理研究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例如，邱仁宗集中讨论了异种移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某些高新生命技术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对这些高新生命技术采取“有罪推定”，暂停人体试验，而用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代替。姚大志和陆树程对克隆人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商榷和探讨。姚大志从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有权要求借助生殖性克隆享受生育繁衍后代的权利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历史发展、技术进步而改变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总结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类的三个道德理由：
（1）克隆人类破坏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
（2）克隆人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3）以“非自然”的方式创造人挑战了上帝的权威。陆树程对姚大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人们对应用于优生优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器官组织移植的治疗性克隆，在伦理上是宽容的；人的生殖性克隆即使有很高的技术可行性，仍然会引发侵犯人权等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违背目前的生命价值论和道义论等伦理原则。张明国认为生命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安全和伦理风险，进而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分析和研究了生命技术风险的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成因，提出应建立和完善有效规避和控制生命技术风险的制度和伦理原则规范。方兴着眼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分析了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受制约的原因：隶属关系混乱、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不规范、审查依据的法律规范不统一和法律定位模糊等，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授予伦理委员会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权限，建立独立的审查系统，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有效作用。除了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法律法规方面，近年来，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引导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填补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相关政策领域的空白，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技术领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原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999年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和2003年的《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政策法规的内容仍是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度不够，缺乏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详细内容和规定，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2009年3月2日，原卫生部出台《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我国医疗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界定和解决给予了官方解释。然而，现代医疗技术发展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往往十分复杂，《管理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和消除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和法律困境。
1．2生命技术伦理研究的中西差异
作为顺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生命伦理学于1971年在美国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影响到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在认识“人”的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和“人是道德的主体”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应该充分尊崇个人的自由意志，并要求对个体自的尊重。“以人为中心”的极端后果是在思维里刻上了“人之外的万物皆为工具”的烙印，造成对非人类生命主体的轻视和不尊重，将其视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可被利用的工具。例如，恩格尔哈特在其论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论述“行善原则”时，区分了“尊重”与“行善”，认为人不应理所应当地对动物进行利用和索取，提出了人对动物负有行善义务的观点，但仍是基于“人是道德的主体”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墨家学说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蕴含着人类行为不应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还应尊重和关照动物的生存权利的先进理念，如“天地好生”、“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表达了爱护尊重除人之外的天地万物的观念，提倡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比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伦理思想更具有关怀性。另外，中国传统伦理中有很多与西方类似的原则或价值，如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这些价值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其哲学文化基础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某些落后传统思想与当今生命伦理思想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会对生命科学技术研究进步造成一定的阻碍，应予以摒弃和改革。例如，清代名医王清任历时40余年通过观察和剖视乱葬岗瘟疫致死儿童和行刑场死囚的尸体，绘成和刊行《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为中国解剖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因质疑中国传统中医的脏腑理论而遭到众多中医名家的批判，被视为“离经叛道”、“毁坏祖制”和“哗众取宠”的异类，认为他解剖、毁伤他人身体“极其不仁”、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中国解剖医学进步的脚步也因此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的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良资源，如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道教“重人贵生”的生命观，佛教“因果”、“轮回”、“慈悲”、“福报”等宗教思想，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实现生命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例如，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要比某些崇尚个性与自主的西方国家紧密得多。因此，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地区推进和实施知情同意等原则时必须重视和考虑家庭和社会群体因素。
1．3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技术伦理困境的疏解
恩格尔哈特认为，当今西方世俗社会面临着经济与文化双重危机，主要指“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制福利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由于家庭解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恩格尔哈特为代表的众多西方生命伦理学家认为儒家智慧能为这双重危机的疏解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儒家思想既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道德意识和道德主张，也有随着历史沿革和社会进步历久弥新的普世道德考量。儒家思想和学说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其伦理观念和规范影响深远，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影响，尤其是在家庭、社会群体、人际交往和个人道德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学说对现实生活和人事的关注及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等，符合我国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当代中国的道德观应该与儒家的优良传统有机结合起来。生命伦理学具有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它不仅解决现实的生命技术与人的需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人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儒学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学问，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蕴含着对天理与人性的透彻看法和对生命意义、人性价值的终极思考，以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台湾学者李瑞全尝试建立了一种儒家生命伦理学，分析生命生殖和基因技术等生命伦理问题，对我国当代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具有十分有益的参照作用。其理论框架如下：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四个基本原则；由以具体化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的平衡，作出道德判断。
2加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规制的设想
我国若想在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先机，应灵活采纳和融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等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如“以道驭术”，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积极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2．1“以道驭术”的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实践
尽管“道”与“术”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引申意义，但从技术伦理学层面看，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其中“驭”的意思是驾驭、节制，“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以道驭术”强调人与技术、人与世界多方面关系的协调解决，已经成为解决当代技术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以道驭术”注重技术应用的正负效应，主张技术要合乎“道”和“利人”的标准，技术活动各要素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发展，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技术相关人员的技术活动，通过对技术的有效道德控制，消除和限制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上述理念同样适用于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规制：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合乎于“道”，追求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道德规范，而不是迷失和屈从于追逐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服从于“道”，以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避免和消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困境；人们看待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要顺应于“道”，改变严重阻碍生命科学技术进步的落后错误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增强反思，建立和完善引导生命科学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2．2构建生命伦理治理机制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的大写）标出，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1.1研究方法和目的
此次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内容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着手于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现状和问题的收集和分析，提出改革课程相应的策略。内容研究法主要是为了弄清此课程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包括了研究结论的几个方面：when,where和who。具体来说是指发表的时间、在哪儿发表的及研究的对象与如何遵守。
1.2研究样本
此次的研究主要通过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等多种方式的搜集和搜索。由于搜集的时间范围是从2009到2013年。使用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筛选后符合研究主题的有125篇。
1.3研究结果分析
1.3.1发表时间分析
总体来说研究比较积极，但是在近几年论文的数量有所减少，说明理论的研究比较成熟，而对策和实践的研究比较少，这是今后的重要方面。
1.3.2发表期刊分析
发表的期刊主要指论文在2009到2013年发表的期刊中的数量关系。从是否发表在重要期刊加以分析，发表在核心和重要期刊的总体较少，而且很不稳，波动较大。
1.3.3研究的对象
可以将这些研究的对象按不同学校分为专科及以下，本科，211及985大学和其他。从图3中可以看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本科的学校，而专科和211以上的学校很少。因此此公共课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我们应该加大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和重视。
2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125篇论文进行分析汇总后，拿出其中34篇提及到公共课现状问题方面的论文进行研究，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类，分为以下5类：
2.1教学培养与目标
课程培养途径单一，课程定位与目标不清楚并且与社会脱轨。绝大多数高校的师范生的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都是以公共课的形式进行的，其统一课程内容的设置忽略了师范生各专业的差异。同时教师很少联系实际，大部分学生甚至有些代课教师都不清楚学校对于教育技术课程的培养目标。
2.2教学内容
通过对以上论文及对各高校和市面上教材的考察和翻阅，发现教材内容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比如实践与理论的脱节，没有照顾到各个专业师范生的学业背景等等，总体来说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真正促进学生能力提高。具体来说表现为：内容很多，但没有重点；未兼顾各专业学生的学科背景；教材编写不成熟；课程内容和讲授的不足；没有充分体现出教学设计方面的知识。
2.3教学评价
评价理念落后，不重评价反馈，评价标准不合理这三点是通过对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结果。许多高校对课程的评价基本都是些比较轻松的笔试。并且笔试中主观题居多，只需简单记忆即可。同时教师和高校教学方面的紧张，如班级容量大，学生多，难以进行有效评价。
2.4教学观念和手段
2.4.1教学观念落后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就要运用现代的教学观念，及时更新和学会新的教学理论，剔除过时的不适合学生发展的理论，但在多媒体技术不断普及的今天，大多数的教师仅仅把所讲的内容搬到了课件中，实质没有多大变化。而且代课教师对当今教育思想、进步的教育方面的技术理论、时新的数字媒体等缺少了解。
2.4.2教学手段和方法过于传统
基本还是老师说，学生听。学生大多数只能看看图片视频等，甚至只能通过文字自己想象，结果造成学生没有兴趣听，教师往往也失去动力继续讲下去。
2.5其他方面
除以上几大问题以外，还发现了许多和本课程开设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
2.5.1教学环境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作者对教学环境的理解，现代教学环境是指在教与学的实践活动中，为优化和提升教学效率、效果而建立的系统化的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条件，建立学校现代教学环境，是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必要条件，包括现代硬件和软件环境。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教学环境的问题，尤其同学们对教学环境存在的很多缺陷有很多感触：①学校软硬件条件落后，限制了课程实施；②校园网建设缓慢，功能不完善，网络资源匮乏；③多媒体网络教室设备陈旧，网络接入问题百出；④缺少与硬件相关的配套应用软件，多媒体的数字资源满足不了日常的教学活动等等。
2.5.2学校教职员工和领导的不重视
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和领导都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课程，缺乏对该门课程的清楚的认识，对于培养新型教师的缺乏信心，同时也不重视现代教育技术在如今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监管力度不够，管理松弛。
2.5.3实验课开设的问题
实验课能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但是在对此课程的实验课的调查中发现：开设课时数少；学生纪律差；缺乏必要的评价；实验课时使用设备媒体落后，有的无法进行实时操作。
3教学对策探究
3.1教学目标
通过对教学培养和目标方面的现状的分析，再结合《中国教育技术标准（试行）》、《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两个标准对现今中小学教师以后的专业化发展提出的目标，教学目标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1）能够理解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具备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2）能够有效利用教育技术；（3）能够进行各种管理和设计等工作；（4）能够从社会责任角度促进学生在利用技术、资源方面能够全面、公平、健康、安全、规范地成长。
3.2教材内容
可以从以下着手改进：（1）适当增多课时数；（2）开设相关课程以便为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比如开设PS、FLASH等软件课程，或者在必修课“计算机基础”中增加相关内容，使得学生有相应的实践基础；（3）针对各专业学生设置不同的内容分类；（4）在教学内容中，应该体现出学生为主的先进观念。
3.3教学评价
科学、正确、合理的教学评价在教学的作用毋庸置疑，对于学生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给学生各种展示的机会，另外加强学生互评和自评。本课程的考核可采取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过程性评价采取电子档案袋、作品评价等形式进行考核。期末考试占30%，平时成绩占70%。期末考试中笔试占70%，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分值分别是30分、10分、10分、20分、30分。实验操作成绩占30%，笔试和实验成绩各为100分。
3.4教学观念和手段
3.4.1教学观念
首先代课教师要对当今先进的教育理论有所了解，其次应该结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树立培养适应网络多媒体等的信息化新型教师的教学新观念。在教学中，应该把学生放在主导的地位，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等等，运用教学新观念指导教学。同时，教师还应该考虑到学生们的不同学科背景的问题，这种观念的确立对于更好地促进教学很有帮助。比如英语专业的师范生在现实中需要多练习文字编辑软件和英语学习软件的应用，而对数据处理软件的掌握则不需要太精通等。
3.4.2教学手段
此课属于公共课，课时数比较少，但师范生较多，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教学：①抓住重点。教师在课前应该制定切实的教学目标，通过对学生的风格特点等的分析，设计出适合的教学方案，运用适当的教法，提升教学效率；②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应准备详细的例子并运用多媒体模拟真实场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③学生进行小组合作，通过使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充分发挥创造性，设计出高水平的作品，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总之，教学方法的变革，除了需要学生积极自主的参与和探究，还需要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作，享受学习、探究、配合的过程，真正提高他们对知识的综合利用和实践动手能力。
3.5其他方面
3.5.1教学环境
高校应加大加快网络信息环境的建设进程，使学生能用上新型的网络或者计算机软件各种软硬件资源，加强校园网的构建和应用工作，帮助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提高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切实增强学生的教育技术能力。但还应认识到教学环境的维护和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管理和维护不到位，学生就不能有效地使用软硬件资源，教学过程和实践中的珍贵资料就不能及时地更新和上传，无法保证学生能持续不断地获取最新的资料。
3.5.2教学队伍
（1）邀请学科内权威的学者参与教学实践研究。通过之前的统计分析，鲜有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关注和进行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教学研究。教育技术学是教育教学理论和网络计算机及多媒体等技术结合的一门科学，这种结合不只是融合和简单的加法，相当于乘法甚至超过乘法的一种结合，会在教育领域和技术领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因此应该鼓励或者督促业界学者和专家关注和参与课程的教学实践研究，把教育技术的精髓注入此课程中，使其真正能承担起培养新型教师的重任。（2）构建稳定、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团队。通过背靠高校中的电教中心或者教育技术专业这个大树，充分利用学校有限的资源，建立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团队。由于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并且突出实践性，可以根据教师的不同优势，分成各个小组，比如，编程能力较强的教师分在编程组，善于教学系统设计的教师分为一组，教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快更好地完成研究和教学任务。
3.5.3实验课
在每次实验课前，除去在课堂中讲解的理论知识外，还要进行实验前的指导，做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教师还应及时收集他们的作品，给予正确积极的评价。还可以结合校园网和论坛等形式及时进行交流和评价。
4结束语
一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列宁也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研究，运用概念的（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行、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③就是说，观点和概念是一个的范畴。同样，技术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凡是人类的活动都伴有技术。于是，我们将技术分为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和人本技术。④正如吴国盛教授指出的，“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⑤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狭义的“技术”即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过程。
1.自然技术是一个历史范畴。
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就得用历史的方法（按着客体的时间顺序，按着历史表明的具体形态，阐明客体的各个不同阶段）来考察。我们认为：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的自然技术概念—“技巧、技能”说。
技术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源远流长。人类社会是从采集狩猎时期开始的。整个农业文明，都是简单（初级）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即以采掘、直接利用或简单加工和消费原始资源的活动方式为主的时代。生产的初始产品保持了其直接的自然属性。于是，在手工劳动中，主要依赖于如何获取和简单加工自然物质的技巧、经验和技能，并不断地充实而承传给后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猿揖别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⑥马克思也认为，古代自然技术是人们劳动的“经验”、“手艺”、“技巧”、“技能”和“秘诀”⑦。还说：在大“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和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⑧于是，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把技术的起源表述为由个人所获得而由社会保持下来的操作方法、技巧。
近代的自然技术概念——“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否定（或扬弃）而实现的。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迈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以开发、加工、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为主的复杂（高级）的物质性活动方式，这是对农业文明的技术范畴、技术基础的根本变革。正如列宁指出的，“从手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⑨这样，“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大工业第一次把巨大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即机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于是，机器就成为科学技术物化的综合体。正是这种机器的特征、机器生产的功能和原则，引起了技术观念的变化。然而，受机械自然观的人们，只看到了机器“代替劳动者而自己具有技巧和力量”、“直接的劳动则被贬低为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单纯的环节”⑩这个表面现象，而没有追究其现象的本质——“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的技术”（马克思语）。因此，“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由来和反映。
现代的自然技术概念——实践性的知识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从古代的主观形态转化为近代的客观形态，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然而，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业社会及其知识时代。信息业文明是以信息活动为主导的综合活动方式，信息、知识不仅成为物质性活动方式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信息业将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犹如工业社会的制造业一样）。显然，信息活动的主要不是从事物质性活动即经济活动，而是以发现、发明、创新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创新活动，即“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的动态过程，按照OECD的定义，这就是“知识经济”。[11]于是，信息活动方式就从工业社会后期的服务于物质性活动的附属地位转变为信息业社会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因此，信息业文明时代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改变“技术即劳动资料”这个传统的落后的观念。于是，我们提出“技术是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方式方法体系，即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体系或实践性的知识体系”。[12]
其实，“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知识性，属于精神范畴，不是什么物质实体。”[13]首先，现实存在的技术，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工具、机器或其他设备只是技术的一种物化形态，是形于外的现象，而藏于内的本质—技术原理，制造、使用和维修的方式方法，则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思维才能把握。因此，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14]。其次，现实的技术是知识内容与外在形式的统一。同一种内容的技术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态或不同的物质载体（人、物、电磁波等），同一种形式的技术会在不同条件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容。因此，不能因为技术具有实物性的表现形式，就认为“技术是各种不同形态的物质”，甚至把技术与机器设备完全等同起来。同样，也不能因为技术具有观念性和实物性的两重表现形式，就把技术定义为“观念形态和物质手段的总和”。第三，技术，按照K·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既不是世界1—“物理世界的实体”或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是世界2—“精神状态世界”或主观精神世界，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类产物、“世界3”—“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精神世界，即技术的内容是精神的，其载体或外壳是物质的（因为科学技术同属于世界3，我们将科学定义为“理论性的知识体系”[15]，就揭示了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第四，将技术等同于物质手段，就抹煞了技术成果与物质生产产品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样，它既否定了技术本身，也取消了技术成果的物化过程，既否定了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成果，又贬低了技术在现代生产力构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岂不是把物质手段、劳动资料视为“第一生产力”了吗？！第五，持“技术即劳动资料”论者中的某些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主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就不成了“劳动资料决定论”、“武器决定论”了吗？！显然，技术不能等同于物质手段或劳动资料。第六，把技术等同于它的运用甚至是它的物质产品，或者视为“物质手段与方法的总和”，并将其作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就会忽视技术及其发展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问题研究。于是，技术哲学就变成了设备哲学或人造物哲学。正如M.邦格指出的：“技术哲学把它的研究重点放在探讨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哲学问题以及技术过程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上”，“显然不是从技术的产物——汽车、药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术战争的牺牲者当中去探索”。“由于有些人把技术与它的运用甚至与它的物质产品等同起来，技术的概念方面就被轻视甚至被抹煞。（奇怪的是，不仅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实用主义者都忽视技术概念的丰富性，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对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科学作出正确的阐明。）”[16]因此，技术与其物质载体是有联系的，但绝非同一，犹如科学知识与其物质载体——纸张的关系一样。如果是同一的话，科学不就成了研究纸张或其他物质载体的学问了吗？！
所以，“技术即劳动资料”的观念，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2.“实践性的知识体系”：自然技术概念上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17]自然技术概念、观念上的“技巧”说—“劳动资料”说—“实践性知识体系”说就表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初始形式的“技巧”说和对它的否定（“劳动资料”说）构成—对对立面，它们都包含着抽象的片面性，只有克服了这种片面性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对这两种片面性的对立形式的综合。
“技巧”、“劳动资料”和“实践性知识”是技术的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或形态，即主观形式、客观形式和主客化形式（属于K·波普尔的“世界3”）。这三种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是并存的。但是，从本质或生成上说，劳动资料与其他两种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机器、机车等等劳动资料，“都是物化的智力”；从载体来说，劳动资料只是自然技术的物质载体中的一种（样品、机样、模型、纸张等等也是技术的物质载体），而古代的技巧、技能的载体是人（主要是工匠），现代技术的载体主要是现实的人，其中人的知识和一些技巧、技能既可以通过文字、语言、通讯等进行传播和扩散，又可以转移到机器、软盘等物质手段上；从作用和地位来说，“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18]
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19]“实践性知识体系”说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初始形式的东西，又维持和保存了第二阶段的全部积极内容，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了综合。因此，技术概念上的演变如其他事物一样，也表现为前进性与回复性的统一——既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与波浪式的前进运动。
总之，自然技术概念的发展所表现的是从一种质（或质态）向另一种质（或质态）的变化。这种由旧到新的变化是一个消灭和生成的过程，即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今社会，人类正在迈向信息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还坚持“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显然是落后于时代之举。
二
1.马克思的技术范畴。
马克思于1873年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20]（这里的“工艺学”，按照德语、和法语的词义，特别是其上下文的意思，学界都视为“技术”）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指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首先表现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从而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及其产生的过程中。于是就把技术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即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方法。
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的思想，马克思还有一系列的论述。如他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1]这里讲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除了工艺流程（自然技术）之外，显然还包括组织管理在内的社会技术。马克思在谈到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志时还指出：“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或“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22]。马克思强调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是“怎样生产”或生产“工艺”，而说什么“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显然是一种误解或歪曲。
马克思明确指出：技术属于知识范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3]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产力中既有“知识形态”，又有实物形态的物质手段，而且后者是由前者转变的“直接的生产力”。还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24]因此，在工厂里劳动的工人可以“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25]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技术知识是“精神生产领域”的产品。他说：“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26]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27]显然，作为“精神要素”和“精神生产”产品的技术，不是指工具、机器等物质设备。
法，而且他们对工具、机器、技术手段、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等概念，分别给出了明确的不同于技术的定义。马克思多次指出：“机械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的结合而成的物”，“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是“大特有的劳动资料。”[28]“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9]“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30]还说：“利用机器的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31]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32]这就非常明确地提示了机器等劳动资料与技术的本质区别。显然，所谓“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的观念是强加给马克思的。
2.马克思的技术范畴是我们开展技术的指南。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的偏见，硬说“马克思强调是以劳动资料（技术）来划分的。”（库津语）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显然，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技术。他在“怎样生产”后面特意做了一个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33]他又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34]马克思讲的使生产力诸要素“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显然不是指劳动资料，而是指生产技术。列宁也指出：“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阶段。”[35]马克思还认为：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是劳动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而本身又不能完全体现出一个经济时代的特征。“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36]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才得以自立。”[37]
国内有些学者不仅也是这样误解的，而且还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决定论的思想”，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38]。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技术即劳动资料”或“技术装备”强加在马克思头上。他们说：“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等等’。”其实，这句话是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鸟斯》一封信中讲的。这里的“技术装备”，应该是指劳动资料。而引用者把技术装备等同于技术，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技术“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那么，谁有技术或者谁的技术多，谁就会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没有任何区别了！正如恩格斯在该信末尾特别声明过的“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那样，我们认为，对“这种技术装备”理解为“这种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的占有关系”才符合该信的原意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人对世界（、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样，就把技术的本质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39]，也就将技术视为由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构成的“内在的整体”，即“一门技术”。[40]
我们认为，社会技术是处理、协调或改造（善）人际社会关系的方式方法的集合。调整好人际社会关系的社会技术，也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1]又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42]“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43]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自然技术才是生产力，也就只注重自然技术，而忽略了社会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在提高“生产力的总和”上下功夫不够。因此，如何处理、协调、改造或改善人际社会关系，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人、集体、乃至于国家事业成败及其大小的重要关键。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既双向制约，又相互促进和塑造。而社会技术是自然技术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44]马克思还把社会技术作为现实生产力中“决定性因素”之一。他说：“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的。”[45]还说：“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的发展。”[46]要实现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与协作和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只靠自然技术是绝对不行的，而且“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是由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我们认为，思维技术是开展和改进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集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科学技术“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思维”[47]。马克思也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48]思维技术是人（类）的专利，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然地伴随着思维技术。
总之，现实活动中的技术都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在整体”，而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之偏见，一直把技术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义范围。于是，将技术哲学定义为“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的哲学的哲学分支”或“自然改造论”，并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显然，这些观点和主张，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的思想。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也是第一次把实践作为技术范畴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产生过程，即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双向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人一方面改造了外部世界，使其变成了人的活动客体；同时也改造了人，由此人才成为自身活动的主体。因此，人虽然最初来自于自然界，而人更是自己活动创造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这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9]而以往的技术概念，无论是“劳动资料”说，还是“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都忽视甚至抹煞了人及其实践。
因此，传统的技术概念是抽象的、与人分离的、纯自然的。而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50]。同时，他们又把“实践”看成为单纯物质性的活动，于是他们的技术仅仅指“自然技术”或“物质性技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1]其实，人对世界的关系都是通过统一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具体来说，以物质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自然的关系，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社会的关系，以精神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思维的关系，以自身发展活动（一种特殊的实践）为中介实现自我对他人的关系。而且，在统一的“共同活动”中，它们又是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技术范畴不仅是提高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找到了返回现实世界，把人加以具体化的现实基础和道路；不仅是摒弃传统技术概念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是确立了能够彻底否定这种传统观念的实践思维方式。坚持这两点，就会实现技术哲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也为新时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收稿日期］2001-04-01
【】
①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科学史译丛，1980,1。
②[17][27][41][42][43][5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169页、607页、34页、39页、37页、362页、54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④[40]陈文化，关于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第12页。
⑤吴国盛，哲学中的“技术转向”，哲学研究，2000,1。
⑥[4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0-151页。
⑦[20][22][33][36][37]马克思，资本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41页、374页、168页、169页、377页、386页。
⑧[18][2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人民出版社，1978,207-209页。
⑨[3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11页、44页。
⑩[23][3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347页、358页。
[11]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10页。
[12][13]陈文化，试论技术的定义与特征，自然信息，1983,4。
[14][26][46][47][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9页、第97-100页。
[15]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1-19。
[16]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1，第56页。
[19]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35页。
[21][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4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0页。
[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9页、41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8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页。
[38]陈凡，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日报，1998,10,10，牟焕森，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9,35。
[39]刘则渊，论科学技术与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第1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40页。
一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
(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一)符合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特点
中职电子技术的教学理论性较强，波形变化分析复杂，课程教学较为枯燥，一些理解能力较差或者基础较差的学生，可能会无法跟上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节奏。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使学生在一个仿真的情境下，进行电子电路的实验和操作，这种模式能够为中职学生带来更多的电子技术学习体验，将学生的实践操作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相结合，借助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体系，借助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中职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符合中职电子技术教学的特点，是时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中职电子技术教学的模式
电子技术教学中应用仿真虚拟仿真技术，可以使学生将所学习的Windowsxp内容和仿真软件结合起来。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改善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单一的教学氛围，更加关注学生的实践体验，在实践中，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中职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的思维想法和创新意识，真正展现中职电子技术教学的价值和电子技术教学的意义。
(三)提升学生的电子技术综合能力
很多中职院校中的学生，普遍具有文化基础较差、学习积极性较差等方面的问题，中职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强，但是他们的学习热情较差，不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无法感受中职电子技术学习的乐趣和电子技术的魅力之处。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通过有趣的情景创建，快速吸引中职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实践活动的热情，并使中职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电子技术实践操作能力和电子技术思维想法，改善传统电子技术教学中的缺点，更加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为中职学生未来的工作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将虚拟引进课堂，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仿真电子技术教学实验，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开展虚拟项目合作实验，提升中职学生的综合素养等方式来开展教学活动。
(一)将虚拟引进课堂，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中职电子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较为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践技能指导对中职学生电子技术操作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单纯的电子技术理论知识讲解，多数是一些原理和公式推导，在这种教学模式下，中职学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厌学情绪，无法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电子技术学习活动当中。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改善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单一的教学氛围，更加关注学生的实践体验，在实践中，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中职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的思维想法和创新意识。虚拟仿真技术能够使学生在一个仿真的情境下，进行电子电路的实验和操作，这种模式能够为中职学生带来更多的电子技术学习体验，使学生将实践操作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借助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体系;借助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中职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中职电子技术理论知识教学需要结合实际展示才能够加深学生对电子技术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从而为接下来的课堂教学活动和实践教学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味通过实验操作展现，不仅浪费时间，同时也很浪费材料。虚拟仿真技术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将虚拟仿真技术引入到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通过多媒体等信息技术软件，进行仿真模拟实验，借助多媒体等信息技术软件，将抽象化的内容变得更加直观，使学生对抽象化的理论知识一目了然，深化学生对中职电子技术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二)创设仿真电子技术教学实验，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引导学生在模拟的场景中，进行电子电路的实验和操作，这种模式能够为中职学生带来更多的电子技术学习体验，在电子技术的实验过程当中，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中职电子技术教学实验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中职电子技术教学的特点进行教学实验活动的创新，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中职电子技术的教学活动当中。例如，在指导学生对《彩色电视机原理与维修》这一项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首先借助多媒体等信息技术软件，为学生展现70年代至今，电视机逐步发展的过程，为学生介绍全球彩电市场的特点。彩色电视机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是学生所熟悉的事物。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生活，提问学生“家中所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视机”等问题，构建互动型的中职电子技术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信息技术软件，为学生展现一个立体化的电视机模型，借助模型引导学生认识彩色电视机的整体结构以及具体的元器件。在教学指导完成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自行实验，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进行完整电视机零件和部件的整合。
(三)开展虚拟项目合作实验，提升中职学生的综合素养
一些仿真软件(例如加拿大IIT公司所开发的Multisim软件)能够为中职学生创建一个类似于真实的电子电路实验工作平台，学生可以在这个仿真的电子电路实验工作平台中，进行各种各样的电子电路实验。这些软件当前被应用于国内外的各大高等院校当中，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应用效果。电子技术教学中，教师不仅仅要指导学生学习电子技术，掌握电子技术，更加需要通过一定的电子技术教学活动，提升中职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养。在电子技术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可以借助一些虚拟的电子技术合作实验项目，引导学生通过电子技术实践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形成良好的电子技术操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例如，在指导学生对《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相关内容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在完成教学指导的基础上，组织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集中学习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在共同合作和分析的过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养。
三、结语
在推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合理的利用信息技术来提升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推进小学语文的课程教学与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整合,对于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信息技术为传统的教育体制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其运用显着提高了课堂效率,丰富了教学的内容并且对以往的传统教学理念也带来了冲击。但是,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学科中的应用则显得相对滞后。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在小学语文教学和信息技术的整合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否推进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课程的整合目前还没有定论。其整合水平的高低目前还完全取决于任课老师个人水平,而全面推进小学语文教育的信息化则需要配套的信息化教材去指导整个整合的过程。
当前的授课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教授、学生识记的填鸭式教育为主,即便是在课堂上运用了一些多媒体技术,也是老师如同解说员一般进行讲授,没有发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作用,这样的课堂自然很难产生较高的效率。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教授的知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这种教学模式对于传授系统知识体系具有不错的效果。教师和学生也适应了这种模式并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然而,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