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3 07:55: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案件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调查机关：自然资源局
承办人：XXX XXX
调查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2021年4月12日
当事人：XXX，系XXX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任XXX扶贫专业合作社法人。
调查情况：XXXX年XX月X日，XXX扶贫专业合作社因建设需要，从XXX手中转包了1.65亩土地，并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准备用于建盖养猪场。
2020年11月18日，该合作社到XXX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设施农用地用地手续，XX人民政府经核实于11月18日同意备案并出示《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乡农设备〔2020〕第01号），备案选址界线总面积1143.19平方米（旱地336.87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75平方米；其他园地806.32平方米），使用年限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1日。
2020年11月25日，该合作社开始建设生猪养殖场的猪舍和生产用房等相关设施，到2021年2月份已基本完成建设。
2020年2月16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在开展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巡查时发现，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实际建设界线与《设施农用地备案表》（子里甲乡农设备〔2020〕第01号）不符，超占了201.68平方米，且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2021年3月29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向我执法监察大队移送线索。
2021年3月30日，我执法监察大队连同昆明宇恒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核查线索并进行现场勘测，经核查，该生猪养殖场确实存在超出备案范围线建设的违法行为，实际建设地块总面积1046.18平方米（旱地422.8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5.04平方米；其他园地623.33平方米）。通过套图对比分析，超占土地面积201.68平方米（旱地180.78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3.29平方米；其他园地20.90平方米）。
案件分析：XXX扶贫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2人，涉及农户62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3户，涉及贫困人口231人。在增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件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之规定，该合作社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事实。
以上违法事实既有该合作社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又有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的现场勘测记录、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我执法监察大队对该案的分析和我局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建议对该合作社做如下处理：
从该表可以看出，__*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案标的不断增加，尤其今年上半年的受理数量猛增。我们知道，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它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尚不规范，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现我们从存在的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提出建议三个方面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无借款借据。这类纠纷约占接案数的占5.6%。从审理的情况来看，案件纠纷的当事人一般是相知或相熟的朋友同事，借款的数额一般在5000元到20__0元之间，个别的有超过30000元的。借款人经常以“倒个手”或“有要紧的事”或“用几天”等理由向一方借款，由于对方催的急，另一方不问青红皂瞒着家人把钱借了出去，也不打借条，等到还款的时间，对方就不了见人影，逃避推脱。怕得罪朋友，不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处于两难境地。
2、 还款不索要借条。这类纠纷约占结案数的占10.5%。从审理的情况来看，一方还款不向对方索要借条主要表现在，还款时出借人没有携带借条、还款的地点不在出借人家里、把钱还给一方的配偶或者家人、甚至托人代还等等，由于借款人不注意还款的方式方法，不当面撕毁借据，一旦诉讼，他们就相互指责谩骂，甚至给对方施加压力，威胁人身安全，造成不良影响。如20__年6月15日，被告张某因购买电脑缺少资金，向原告刘某借现金3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20__年3月10日，原告以催要未果向法院。被告张某辩称，借款13天后我就清偿了借款，只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没有要回借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 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是被告张某出具给原告刘某的借条，从日常经验法则和交易习惯来看，原告持有借条，表明被告没有实际履行还款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完全消灭，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间不能形成证据链，其辩驳理由不足已原告提交的借条要主张的事实。原告持有的借条盖然性高、可靠性大，对主张的事实有证明优势，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清偿原告借款3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550元，被告在上诉期限内未上诉。
3、借贷设定的抵押物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23.1%。审理中存在“用某某的房子作抵押”的情况较多，他们抵押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借据中用文字的表述形式加以说明，但不另行设立房产抵押合同，更不在房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因而抵押没有法律效力，抵押权不能实现。另外还有3.5%的案件对不得抵押的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也进行抵押，这种情况虽然少，但危害性不能低估。农村一些“搬迁户”在借款时将耕地、宅基地抵押给他人， 引起多种纠纷。如20__年3月20日，原告虎生贵向被告赵家武借款14000元，并立下“欠钱证明”一张。该“欠钱证明”写到：被告赵家武以其自家的三间房子作抵押，单志福、赵家花二人签名担保，20__年农历10月1日归还借款，过期每天按500元还钱。借款期满后被告携妻外出下落不明，20__年3月3日原告虎生贵来院，请求三被告偿还借款14000元及利息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欠钱证明”中约定的抵押物，未另立合同，也未对抵押物进行登记，抵押物不发生法律效力。单志福、赵家花为原告虎生贵实现其债权签名共同担保，且原告请求承担的担保责任在6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故单志福、赵家花的连带责任保证不能免除。由于原告虎生贵与被告赵家武约定的逾期利息，意思表述不明，不能支持。法院逐判决被告虎生贵清偿原告借款14000元；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家武追偿。
4、担保借贷的方式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31.8%，一方面反映所谓的“保人”不懂民事担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担保法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审理中发现“担保人，某某人署名”的情形较为普遍。签名担保，履行见证，这是担保人的基本义务。但出借人没有要求将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期限写清楚，担保人的法律约责任得不到巩固，从根本上降低了借贷担保的风险。担保人为了逃避担保责任，常常离家出走。因此在出借较大数额的借款时，出借方除要求借方提供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进行相应明确的担保外，还必须写明担保人的担保期限和担保的方式，以免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借款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或实现担保物权。
5、借据不规范，还款期限不明。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14.9%。审理中我们发现有的借条内容十分简单，比如20__ 年4月5日，原告王强强诉被告李晓明民间借贷案。原告王强强提供了一张借据，其内容是“李晓明借王强强现金18000元，20__年10月8日”。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王强强没有证据证实其借款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无法认定权利遭受损害的具体日期，故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王强强的诉求。这就充分说明，借据不规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6、将利息计入本金收取高息。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6.8%。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审理中发现民间借贷中的“计复利”是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计利方法。贷款人都是因为急用钱，在没有办法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得已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不会轻易借款，而是采取隐含、迂回、引诱、第三人担保等方法进行高息贷款。把一定时间段内产生的利息计[！]入本金，在出具借条，以增大本金数额，发生纠纷后，该借据就成了打官司的一张王牌。有的在借据约定了利息，但对方若不按期归还借款，形成所谓的”违约”，便把已产生的利息加入未归还的本金，重新更换借条，依次类推，谋取高利，有的直接把利息写明在借据里，如借10000元，每月利息500元。如20__年4月，被告樊建军向原告陈俊良借款20__0元，后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归还10000元，还剩10000元未还。20__年8月28日，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写有“樊建军借陈俊良现金89000元，担保人韩学士”的借条。20__年2月28日原告陈俊良以被告樊建军拒不清偿89000借款诉讼来院。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实际向原告借款20__0元，后被告给原告归还10000元，原告诉请被告偿还89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将20__0元借款计入本金谋取高息，没有法律根据，法院逐判决被告樊建军清偿原告借款10000元，被告韩学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还有借贷中存在的“三角借贷关系”等占结案件的3.8%。
总之，这些问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贷款规模的宏观调控，公民、法人等向非金融机构的个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越来越多，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由于民间借贷目前尚不规范，民间借贷的风险逐渐增大，酿成的纠纷不断出现，资本收益趋向膨胀，从而
导致资本聚集。
二、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区域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不能健康发展。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借贷资金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2.债务纠纷增加，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盲目性、不稳定性，易引起纠纷。同时借贷金额小，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发生欠债不还，有的通过暴力收回借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另外把借款用于赌博、吸毒等非法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3. 助长了“高利贷”的存在。民间借贷资金利率一般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不利于借贷资金的使用者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4、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干扰国家的利率、信贷政策。 影响了银行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三、 几点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资金配置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广泛活跃于民间社会，促进了城乡经济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在银行、信用社从严控制信贷规模的情况下，以民间借贷方式调剂市场供需矛盾，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对于民间借贷我们应当采取“正确引导、促进发展”的原则。思想上要正视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用肯定的目光发现民间借贷的优势，发现它在社会信用构成和地方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疏导”并举。一方面利用政策宣传、融资知识教育、法制建设等多种手段，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切实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拓展渠道、疏通阻塞。
2、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部门要努力改善服务质量，为居民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
近年来，我院办理的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审查案件不断增多，2010年以来，我院共审查此类案件12件15人，我们对这些案件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统计，准确掌握这些案件的特点并对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预防和减少这类刑事案件的发生提出对策建议，以有效保护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并试图引起相关机关的重视，有效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学习环境。
一、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的特点
（一）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2010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3件3人，2011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4件5人，2012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5件7人，其中2012年此类案件数占三年来案件总数的41.7%，案件数量呈逐年递增状态。
（二）涉案人员以青少年为主，多数犯罪嫌疑人为刚刚辍学的初中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共10人，其中18岁以下的有6人，18岁至25岁的有3人，25岁以上的仅有1人。刚刚辍学的有5人，而且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为初中文化的占大多数。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有3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6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1人。如我院提起公诉的郁某案，被告人郁某刚年满16岁，初中毕业刚刚辍学在家，以约受害人马某到县城关镇"阳关地带"网吧上网的名义把受害人马栽先骗至"阳关地带"网吧，之后被告人郁某把受害人马某又带至县城内的天翔宾馆内，在该宾馆房间内郁某把受害人马某。
（三）犯罪类型以类犯罪较多，犯罪侵害对象多为女学生，大部分为留守学生。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中罪名分布为：5件，强迫3件，故意伤害3件，非法拘禁1件，以等案件居多，占案件总数的41.7%。这些案件被侵害对象多为女学生，其中父母在外地打工的3人，占总数的25%。如我院办理刘某一案的过程中，经查明被告人刘某一女初中生的犯罪事实，该女学生父母长期在外地经商做生意，此女初中生长期得不到关爱，再加上此事件对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对其精神的创伤一时难以回复，最终刘某以构成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四）侵害对象以初中生为主，携带手机并开通QQ聊天通过网络引发犯罪的居多。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中，被侵害对象为初中生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35%。这些学生中有5人拥有手机，开通QQ聊天的有4人，通过网络聊天引发犯罪的有2人。如我院办理的李某案中，李某从携带手机开通QQ联系到被害人赵某，两人通过网络聊天，聊到一定程度双方见面，李某利用网友见面的机会将其，并以公布照片等方式威胁被害人不得报案，最终李某得到应有的惩处。网络犯罪的势头呈现越来越厉害的现象，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频发的成因
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频发的原因是深层次的，涉及家庭、学校、社会、个人成长经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笔者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生家长长期分离，父母在外地打工，家庭父母的管教长期缺失。此类情况在农村普遍存在，很多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挣钱，生活很困难，无暇照顾孩子，很多把孩子交给学校以后就不再操心了，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不到家庭应有的关爱和温暖以及应当的教育。
二是学校法制教育不同步，部分学生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现在学生考试压力大，一切以考试成绩论，目前法制教育形式、内容等较单一，宣传力度不够，活动经费投入较少，学生的法制意识淡薄，自我保护和防卫意识差。
三是使用的手机随意开通网络，网络的不良诱惑较多，QQ聊天易迷失方向。而今大部分在校学生，尤其是多数初中学生，很多人携带有手机，并随意开通网络，网络管理不规范，社会的“黑网吧”、读书无用影响极大，一些暴力事件侵蚀学生思想认识，容易引入歧途。
四是忽视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人生观价值观错位，思想随意性较大。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一方净土，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由老师引导教育。近年来，经济观念主导的思想影响了部分人，造成社会上部分人心浮躁，价值观、人生观偏离了正常规道，也带给了这些未涉世的学生。很多学生思想上是一张白纸，容易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部分学生的“三观”混乱。
三、预防和减少这类刑事案件发生的对策及建议。
预防和减少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的发生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和相关机构等多方面协作，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力度，多措并举，标本兼治。
（一）创新教育模式，解决留守学生的家庭教育问题。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面对数量如此多的留守学生，只有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做好少年儿童法制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合理安排，定期研究和落实，不断探索新思路，拿出新措施，创新教育新模式。同时也呼吁社会上的父母与子女尽可能的不出现或者少出现留守学生的情况。
（二）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法治教育力度。我院与县教育局和相关学校密切配合，建立了检察干警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制度，共计任命十多名检察官担任了全县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定期到学校开展法制讲座，以案释法，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警示未成年人如何守法，如何识别不法分子，不走弯路，健康成长。
家庭、学校、社区应加强互动联系，充分发挥其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和监管作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学校、社区等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青少年正确利用网络，使他们了解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后果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其思想上架起预防犯罪的“警戒线”。在农村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的作用，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健康上网。比如可以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使他们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网络不良信息对他们的影响。
（三）加大对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贯彻“打”“防”并举措施。继续履行检察职能，严格遵守法律文件、法律规定，对于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分子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在校园周边地区、网吧加强管理，举行专项治理活动，使打击与预防效果并举，依法从快从速处理案件，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合理结合。
（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虚拟网络、生理诱惑好奇等不健康现象。通过建立宣传教育基地的方式，与初高中建立了宣传教育基地，通过与学校联合授课、宣传图板展示等形式，使学生正确认识网络，合理利用网络，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中学生知法、懂法、守法，做合格的好公民。
【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关键词：社会调查；理解；适用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9-0049-01
一、何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说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可概括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在查明案件本身事实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生活环境、帮教条件等情况进行了解，形成的对犯罪主体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可谅解性的系统评估报告或资料。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解、适用
目前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主要为《刑事诉讼法》，但该规定较为原则、宽泛。若要在实践中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应有效用，则必须先充分理解其内涵。
（一）调查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通常我们认为，公安、检察、法院既可以是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也可以直接是调查的实施主体；但是社会调查一般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目前司法实践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状况，办案人员往往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很难保证社会调查制度得到真正的落实，发挥其应有效用。
因此，如何才能真正使社会调查工作落到实处、发挥实效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必须保证其客观与公正性，本着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适时建立多元化调查主体格局，考虑成立一个专门性社会调查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社会调查，该组织人员由青少年保护组织、社区服务机构等中立调查机构等组成，并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包括法律、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使调查员具有独立性、专业性、专职性以及长期性。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将此项调查任务交予该组织人员进行。但与涉案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或者与调查事项和所涉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作为该案的调查人员。
（二） 调查的内容
我国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六部门意见”和《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对社会调查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这些规定往往是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的信息、生活经历等较为表面的指标来考量未成年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或者社会帮教条件，并未涉及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内在原因。
所以，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的内容上，我国可以参考俄罗斯和日本的相关做法，在现有普遍对个人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居住环境调查的基础上，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做专业的测试，利用专业知识全面分析，深层次挖掘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根源或内在原因，进而作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评估、提出帮教建议。
（三） 调查的方式
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应该在侦查阶段，手段也应尽可能多样化。但实践中，调查方式普遍比较单一，通常为传统的访谈方式，主要包括：到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走访，通过调查问卷调查、面对面谈话、观察情况、电话采访、书面函件调查；不定时地对未成年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谈话等方式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
上述调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报告的内容采集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为了使调查内容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我们仍需积极拓展社会调查新方式、新渠道。将各种不同的调查方式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如通过心理测试、医学或精神病学鉴定等方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专业的科学鉴定，以期更好地印证走访所得到的信息，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真正有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
（四） 调查报告的适用
社会调查报告是一个综合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资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以及可信度都能起到比较直观的证明作用。实践中，调查报告可适用于公安侦查、审查逮捕、审查、缓刑建议、法院审判以及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个环节中。
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情况，决定是否提请批捕、移送审查；审查逮捕过程中，检察机关可通过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综合衡量查明其社会危险性，查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审查过程中，公诉部门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做出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或者不的决定；在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缓刑建议时，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所反映的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以及是否具有有效监护、帮教条件可以为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提供有效参考；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品格证明，在量刑中适用。除此之外，在判决生效后，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教育挽救过程中，可参照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的思想情况调查，摸清其综合表现，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前途教育，真正做到帮助未成年人罪犯，使其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参考文献：
[1]陈冰，李雅华.德国少年司法保护简述[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03）：59-62.
[2]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176.
关键词：社会调查；法理依据；法律属性；程序构建
《刑诉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五编第一章，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自此，社会调查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但此规定相对概括，造成调查主体多元、调查内容模糊、程序不具体等实践性问题，笔者拟从社会调查的内涵及法理依据、法律属性、实践性程序构建几个方面略陈己见。
一、社会调查的内涵及法理依据
社会调查是指通过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就读学校、同学、社区居民等，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综合评估，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1］。其法理依据主要在：
（一）行为模式的规律性。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具有稳定性，导致个人行为具有反复性或规律性。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从内在看包括独特而稳定的态度、思想、认知等，从外在看是一种习惯化的行为模式。个性主要是人在后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通过对一个人个性的了解，不仅可以掌握其当前的行为，而且可以根据其个性，预见其未来的行为。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过去的行为。当然，由于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个性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屡次偷盗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教育警醒，那么再次偷盗的可能性就大；一个以往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冲动的，而只能说他表现出冲动的概率较高，这就是运用社会调查判断人身危害性的理论基础。
（二）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社会调查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某人的了解为基础，对于一个“陌生人”，很难形成诸如“声誉”或者“性格倾向”等评价。未成年人与成人相比，生活地域范围相对狭窄，相对减少了社会调查的难度。同时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更多的表现出真实的自我，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2］。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容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主观恶性较小，因此，在办理未成年案件时应以更宽容的心去对待他们，力求寻找诱发其犯罪的原因，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社会。
（三）教育挽救的目的性。以惩罚和威慑为核心的刑罚观念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教育刑理论逐步兴起，并已普遍为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所接受。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情绪容易冲动，虽然做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相对较小。未成年人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进行矫治、重塑其人格比较容易。《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相关规定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3］。尽管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性，但每个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社会调查综合分析，才能选择最合理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二、社会调查的法律属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属性问题，主要指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这一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是“准证据”。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是“品格证据”，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也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并不具有证据的属性。司法实践来看，有的将其作为证据适用，可以对其进行质证；有的不将其作为证据，不允许对其质证，但允许诉讼参与人发表意见。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社会调查不宜与“品格调查”等同。社会调查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无论怎样定义，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本身有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同案情没有关联的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并不是直接反应案件本身的犯罪事实，所以社会调查报告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证据的特性，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诉讼证据。同时社会调查报告也不能作为“意见证据”。“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对意见证据做了规范［4］。所谓意见证据是指证人根据其所感知的事实作出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根据证据法原理，一般证人的证言仅仅是指某人就自己亲自经历或者体验的事实而在法庭上所作的客观陈述，若证人证言中包含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经过的猜测、推理和评论因素，则属于意见证据。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就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性格爱好和家庭背景等方面了解情况，并不包含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经过的猜测、推理和评论因素，因此不属于意见证据。社会调查也不宜简单的与“品格调查”等同，因为社会调查的范围不仅限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品行”，还包括其生活环境、家庭情况等。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定罪无关，与量刑也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和社会公众接受的程度，因而可以作为案件处理中适用强制措施、诉与不诉、非监禁刑罚适用的参考依据。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对有利于被告的调查报告和结论可以不质证，不利于被告的报告和结论应当质证。
三、社会调查的实践性程序构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六十八条对社会调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以法的形式解决社会调查的合法性、规范性问题。从实践的角度看，需要重点明确社会调查操作主体、社会调查内容、社会调查程序三个问题。
（一）社会调查的操作主体。六部门《意见》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负责［5］。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都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目前，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并未对所有未成年人案件启动社会调查，一般根据各自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开展社会调查。这样主体多元，很可能造成重复调查，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因调查方法各异、结果差异造成适用困难等问题。
笔者认为，六部门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但却缺乏可行性。一是社区矫正机构缺人、缺钱、缺物，其自身工作自顾不暇，基本上无力承担社会调查工作。例如四川资阳市现有175个乡镇（街道）建立了司法所，但专职司法助理员却只有87人，有一半司法所无专职司法助理员。同时兼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而且部分司法助理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开展矫正工作，社会调查就更难落实。二是耗费巨大，单独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繁重程度几乎与案件侦查工作量相当，给社会增加很大的负担。依照公检法三机关的相关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普遍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6］。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重要性，决定了调查应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公安机关是最早接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其侦查期限较长，调查阻力小，由其调查，有利于收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期间的表现及是否具备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从实践角度说，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一般案件由公安机关在侦查的同时收集社会调查需要的资料，并填写社会调查报告；交由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并签署意见；社区矫正机构认为有必要另行调查或者补充调查的，可以自行调查；人民检察院、法院认为有必要另行调查或者补充调查的，可委托社区矫正部门另行调查或补充调查；影响较大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其他团体、社会工作者独立开展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报告。这样只有少量影响大的案件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其他团体、社会工作者独立开展调查，既保证了公正性，又减轻了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压力。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确认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准确定罪，公正量刑，有的放矢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依据。《刑诉法修正案》中概括规定包括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根据六部门《规定》中相关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居住环境及睦邻关系的调查、涉嫌犯罪前后表现、分析犯罪的原因、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项目繁多，看起来较分散与杂乱。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应秉持刑罚个别化理念，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素质特性。同时充分考虑个案的不同侧重点，重点收集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确定、刑罚裁量以及教育矫治相关的材料，并围绕此中心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比如，对于一个涉嫌盗窃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以其盗窃行为为原点，全面收集其实施盗窃行为前的行为表现、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父母对其在金钱方面的教育和管理情况、平时交友中的经济来往情况等，区分是因无生活来源作案还是有生活来源因一时贪念、期望不劳而获而作案。在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时，还应对未成年人的父母进行调查，以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帮教条件。对于那些主要受环境影响实施的较为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通过对他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善或调整，可望得到改造，不致再犯的，可以考虑暂缓。
（三）社会调查的方式。实践中，调查方式较为简单，采取讯问、谈话（电话）、发放调查问卷、填制社会调查报告表等方式，制成调查笔录。有的甚至对未成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社会经历、家庭背景三方面进行简单讯问，并记录在讯问笔录之中，以此作为调查结论，使得调查报告流于形式，其客观性、真实性均难以得到保证。
笔者认为，在调查时应该以走访为主，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生活、学习、工作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实地走访，向其本人、父母、亲友、老师、邻居在内的相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对所有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应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以利于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发的潜在的问题，指导后期的矫治教育。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体情况比较复杂，难以通过直接的调查获取精神、生理或心理特性等方面的确定信息时，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鉴定或测评。但该鉴定测评应尽早提出，以便公安机关进行专业测评［7］。调查应坚持迅速原则。《北京规则》第20条规定，“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并在“说明”中解释到，“在少年案件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法律程序和处理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效果都会有危险。”参照美国青少年司法和犯罪预防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如果未成年犯被羁押，应在5天内完成社会调查，如未成年犯未被羁押，应在10天内社会调查。
参考文献：
［1］《试论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莫洪宪邓小俊（）
［2］刘立霞，尹璐，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2007年《青少年犯罪问题（1）》。
［3］《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第17款第一条：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2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5］“六部门《规定》”：2010年8月14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六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六部门《规定》”。其中三.（一）1：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
[关键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法理考察；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D917.3[文献标识码] A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达成量刑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准确化，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被赋予特殊的关注，目前已成为各国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由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提出。现代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义在于：刑罚轻重不仅取决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应充分考虑其人身危险性。但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样易于把握，为避免量刑的偏颇，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手段准确地加以测定，而通过审判前社会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社会调查制度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美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均已实行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对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审判的基础。未成年人身体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与此对应的是心理发展往往相对滞后，不能与生理发展完全同步。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相当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当，受到不良朋友或黄赌毒等外界因素影响下，容易做出游离于社会规范的出格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将可能使某些因偶发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断送一生。因此，司法机关对待未成年犯罪人应尽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方式，以广泛的视角审视区别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准确定罪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但这一做法却与现行刑事法所蕴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有法学家认为，该条文虽被称为罪行相适应原则，但已与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着重大区别，其中已涵盖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根据这一规定，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当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1]因此，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犯罪人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当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将相关调查程序作为刑罚适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时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轻重，而忽视对其个人情况及人格特征的了解与考量。1985年通过（我国于1991年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则为我国构建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北京规则》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而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该规定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设立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据。
二、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指引下，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特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至少在以下方面显现出其积极意义：
（一）宣示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性特征的关注以及教育、保护的刑事政策导向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既表明司法部门在处置未成年人犯罪时，从以犯罪行为为本位转化为以犯罪行为与主体特征并重，进而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长环境与条件、犯罪诱因等因素着手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矫正和治疗的积极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向社会阐明司法机关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置、以诚恳的态度教育、以务实的措施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维护和体现司法公正的决心。
（二）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会调查由熟悉社会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会组织成员担当，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经历和在刑事诉讼中独特的地位，造就其与众不同的亲合力，容易与未成年被告人沟通，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在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对未成年人予以引导、教育、感化，达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理念，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其人身危险性也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对其适用何种量度的刑罚才足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能。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表明，将对犯罪人个体情况的调查作为法官裁量刑罚的参考，为有区别地采取灵活的刑罚措施，实现刑罚目的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制度不仅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角度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四）体现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调查员以诉讼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这一制度不仅可以弥补人民法院因客观条件的制约所导致的审判视野的局限、社会监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与未成年被告人及社会之间建立某种渠道，实现监督和反馈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体现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精神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较为紧张的司法资源更显捉襟见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仅要投入日渐繁重的案件审判，还要介入繁冗的社会调查当中，往往导致顾此失彼，难以实现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会调查制度引入专业人员调查，使法官得以从社会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审判，实现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与江苏的实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司法依据，但其仅是原则规定，在诉讼法层面并没有配套以具体的程序制度来贯彻和保障。所以实践中在社会调查开展与否，社会调查承担的主体、调查的内容、运作程序等具体操作问题上均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规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已有成熟经验，结合部分基层法院的试点实践，会同有关部门于2006年10月1日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社会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经过一段时期的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的性质，调查主体的确定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必须中立。二是必须专业。三是必须敬业。
《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暗含了四类调查主体，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如团委、工会、妇联、机关工委、基层司法助理员、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苏各地做法不一，四类主体均有尝试，有的基层法院还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聘请固定的社会调查员专司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背景调查。公允地评价，上述调查主体确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调查的视角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违法官中立超脱的地位，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委托社会团体组织调查，可能会因承担调查任务的人员主业工作繁忙，经常换人等客观因素而无法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时效；聘请专职社会调查员效果虽好，但需一定经费和办公场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数基层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们在积极实施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探索寻找更为合适的调查主体。
（二）调查主体的地位及职责范围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来看，调查人员是接受法院委托，从事特定任务的主体。其由于受法院委托从事专项调查而介入诉讼，故有别于证人；而其从事事项与审判相关联，关涉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置，故需要其参与庭审，接受质询。据此，我们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设置独立的听审程序，由调查员出庭宣读调查评价报告，并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询问。此外从效果出发，还安排调查员参与合议庭组织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审教育。
关于调查主体的职责范围，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过开展独立的调查，就其获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个性特点、以往表现等关涉量刑的事实提出书面意见，作为法院量刑时的参考，并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体包括：社会调查、制作书面报告、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质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审教育、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会调查的内容、对象和方式
与审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对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对其身心状况及周围人员、环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评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全面、具体、客观反映其真实面貌。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在《实施办法》中将以下六项内容列为基本调查项目：“家庭背景”项目、“个性特点”项目、“案件情况”项目、“自我认识”项目、“帮教条件”项目、“综合评价意见”项目。
基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有别于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刑事侦查活动，其调查对象不能仅局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证人，而应将范围扩展到与其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人员，包括家长、老师、同学、同事、领导、邻居等。因此我们对调查对象尽可能广泛地加以罗列，具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同学（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被告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调查内容多，涉及人员广，社会调查通常由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场所以及其他关系地，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多种方式进行，必要时各种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调查的内容应当形成书面笔录，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内容完整、准确、详实。
（四）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内容的综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的载体。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发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点”，为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刑罚提供依据。因此，对调查报告应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调查报告应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应固定为统一规范的格式，这不仅因为报告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文件，应以规范的形式彰显其法律效力，而且规范的报告形式利于调查人准确制作，避免疏漏，同时便于法院正确参考适用。调查报告的规范化包括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叙述式，内容上应将调查项目编列为数个较为统一的栏目，并保证其详略得当，遣词准确，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当的描述。实践中，我们设计了统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表》，并针对六项基本调查内容设计了21个项目116个选项供调查人员选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调查人员经验不足或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报告内容混乱与疏漏。其次，调查报告应客观、真实。调查报告将在法庭宣读出示，其客观真实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监护人、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等多方质询，如果其中存在不实之处，不仅影响到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刑罚裁量的公正性、准确性，而且会打击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制度和社会的信任，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调查人员以公允的态度，通过细致周到的工作，确保报告的客观真实。第三，调查报告的制作应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不同类型的案件，其犯罪诱因必然有所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法庭教育的切入点也就不同，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及报告制作同样应具有针对性。以盗窃案件与案件为例，前者应侧重于未成年人消费、金钱观念的变化、交友情况等进行调查，后者则应侧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调查。
（五）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
1．启动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向承担社会调查的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并提供书副本，调查机构应及时指定所属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根据目前江苏省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我们在《实施办法》中对受调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围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
2．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应于收到委托调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内通过走访未成年被告人的关系人，收集调查资料并制作完成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实施办法》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别规定了五个和七个工作日的调查时限。为了强化社区矫正机构的内部把关机制，《实施办法》规定调查人员完成报告后，应先提交所属县（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由其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们考虑到目前调查人员进入羁押场所对诉讼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尚无法律依据，所以规定当调查人员不便到看守所调查时，调查报告中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法官及时提供。
3．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询的，调查人员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庭宣读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最终由人民法院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参考调查报告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实施办法》中关于此节的具体流程、环节，前文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充分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屡屡表达出对确保调查公正性，防范虚假报告的关注。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社会调查不公正，我们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监督制约措施：（1）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2）两人调查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必须指派二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3）两级把关制度，调查报告需经乡镇（街道）及县（市、区）两级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是否采纳其调查报告；（5）法庭审查和复核制度，调查报告一般需经庭审质证后才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各方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时，法庭有权作出复核的决定；（6）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有益探索，已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拓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视野，探索出一条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新途径，体现了现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该项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现行法律体系尚未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准备，诸多问题还需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一）明确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
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时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份参加庭审，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结合调查人员参与法庭教育的职能，还应为其在法庭上设立专门席位，以显现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确立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审判中的积极价值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充分验证，并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其因性质归属的争论而备受争议。立法上应在明确调查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
（三）提前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给予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必须通过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限难以保证调查质量。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四）扩大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
目前因客观条件所限，社会调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仅限于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这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对于那些不具备管制、缓刑条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条件成熟后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这一制度的有益价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实现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严格的制裁措施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实践中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工作中的失职、违规行为尚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看到社会调查主要在社区环境进行，调查人员往往是基层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群众交往密切，而调查对象又或多或少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在没有严格约束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应尽快在相关规定中设立严格的制裁措施，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中有不认真尽责、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贿赂等情况，作出不实调查报告的，根据情形给予相应的惩罚。此外，对于故意向调查人员提供歪曲事实的人也应进行相应制裁。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员 未成年人 犯罪 帮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院自2007年开始这项制度的试点，建立了社会调查员制度，由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以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客观、全面、公正地调查，实施因人而异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我院实施相应的办案机制；2010年实行了圆桌讯问、青少年维权工作室三分开、附条件不起诉、犯罪档案封存、判决后的帮教等制度；今年，又设立了未成年刑事犯罪检察科，履行涉罪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预防犯罪等工作职责，成功办理了全市首起未成年人报捕案件。通过社会调查员制度的构建与深化，有效维护了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了未成年人犯罪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我院公诉科连年被评为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在今年省院举办的修改后刑诉法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院做了典型经验介绍。
一、严格审核调查员身份，实现调查人员专业化
社会调查员队伍的建设是社会调查员制度的关键。2006年9月，我院联合区法院、教体局、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团区委等单位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调查员组织，制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实施细则》，规定社会调查员由我院和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团区委共同聘任；团区委负责社会调查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公检法司共同承担社会调查员的培训，每季度培训一次。明确了社会调查员需的条件：一是思想品德高尚、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二是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和基本法律知识，有较强工作能力；三是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四是工作认真，诚信记录优良；五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或社会调解员可以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社会调查员聘期为二年，对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给予以奖励，有关经费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团区委建立专项基金列支。几年来，我们先后进行了三次聘任，主要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公益组织等单位选聘的基础上，将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的后备人选，承担起对乡镇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职责。社会调查员队伍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更具针对性、专业化，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更具针对性、目的性、实效性。
二、完善社会调查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实现工作模式规范化
我院在2006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小组”，对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任三名业务素质高、熟悉青少年办案规定、工作经验丰富的主诉检察官承担此项工作，实行专案专办，并由其中一名富有爱心、办案细心的女检察官专职负责。同时，在办案机制上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制定了“三个必须”的办案规定，即讯问未成年人时必须注意语言、语气和态度，循循善诱、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必须加强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研究，充分利用社会调查报告，查找犯罪原因，找准感化点；必须及时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特点、趋势，提出防范对策，将教育融于办案的全过程中，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2006年9月，我院社会调查员制度开始适用于实施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对象的范围为户籍在淄川区的未成年人或犯罪地在淄川且已在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未成年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由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案卷中要有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人不诉、起诉，或者从轻、减轻等不同处理结果的重要证据，提起公诉时提交法庭。具体程序是：〔公诉部门受理未成人案件〕〔通知社会调查员小组〕〔小组随机抽取调查员深入学校、社区、村庄、家庭对涉案人员进行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犯罪前后表现的调查〕〔根据调查，分析犯罪原因〕〔出具书面调查报告及从轻或从重的意见〕——〔提交公诉部门〕〔公诉部门结合案情和意见，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起诉，开庭时向法庭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之一〕。如展某伙同他人寻衅滋事一案，办案人员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到，展母虽然是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但展某与母亲感情很好，非常孝顺。于是，决定用亲情促其真心悔罪，用亲情感化犯罪。通过多次与展进行思想交流，终于使他深深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伤害了他人，更是对母亲的不孝和伤害，为了母亲也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我院制定了回访考评制度，加强对办案人员的监督，定期给社会调查员、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发放调查回访表，征求他们对办案人员的看法，提出建议和意见，促进了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社会调查员制度构建以来，我院先后于2007年办理了4起案件，2008年办理了8起案件，2009年办理了7起案件，2010年办理了10起案件次，2011年办理了10起案件，2012年办理了7起案件，均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调查帮教社会化
我院依托社会调查员，推进了多项未成年人犯罪审查制度。一是建立完善了回访帮教制度。引入社会调查员，不仅对犯罪前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聘任社会调查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富有社区工作经验的人员被吸收进来，从事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对刑事案件中因情节轻微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被判处拘役、管制的未成年人和被判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考察。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法颁行后，我们积极与司法行政部门结合，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按照“一人一档案”，建立帮教档案，将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属联系方式、涉嫌犯罪事实、处理情况等资料详细登记在册，设立回访、教育期限，并适时组织未成年人及其家人参加庭审旁听，集家庭、社会、学校等社会力量，对失足未成年人予以辅导和矫正，并及时记录回访教育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效果。同时我们与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会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进行封存，对除特殊情况下的档案查询外，其余均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未成年人犯罪档案。二是开展了附条件不起诉试点。我院探索构建了暂缓起诉制度，对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或初犯、偶犯以及被胁迫、诱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有帮教的条件下，暂不将其移送法院提起公诉，而是规定一定的考察期限，并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新刑诉法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就是对暂缓起诉的完善。我们仍然依托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品格认证，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最重要依据。2012年3月，我院在办理一起六人寻衅滋事案中，决定对其中的王某等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并由社会调查员对其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并确定了不起诉的条件。我们将在考察期满后，对社会调查员提交考察报告进行听证，如果符合不起诉条件，将经检委会审查决定对该四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时设定条件，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社会调查员的监督和考核，同时社区公安机关也将对其进行监督，直至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结束。
四、化解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惩防结合一体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多数案由是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被告人能否赔偿受害人损失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未成年人有没有经济来源，赔偿问题较难解决，实践中，我们赋予了社会调查员具有调解的权利，作为民间调处组织，参与到刑事案件中来，在社会调查的同时帮助做好调解工作，弥补了检察机关无权参与调解的漏洞。2010年我们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一案，因邻里纠纷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被邻居打伤，嫌疑人纠合了自己要好的同学四人，将邻居打致轻伤，五人全是在校学生，我们启动了社会调查员，聘请该校老师一名，同时聘用本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时候同时积极调解邻里矛盾，最终出具调查报告：五名学生无劣迹、学习成绩较好，家庭教育以及生长环境都没有不利的因素，属于出于义气激情犯罪，并且邻居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互相谅解，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我们认真研究了调查报告，最终做出了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同时检察建议：建议学校加强对住校学生的管理。在通过此案的处理，为我们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调查员来化解社会矛盾积累了经验。
一、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
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是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防、矫治、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保障，中央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构。
从市级院和基层院角度进行具体配套制度设置可以为：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县区人民检察院建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县区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承担一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市级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负责指导全市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及承办未成年人涉案的重特大刑事案件。根据各县区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可以办理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公检配套衔接机制可设置：如条件允许应与公安机关沟通并形成意见，完善公检在专门机构方面配套衔接机制。市公安局和区县公安（分）局应当设立或指定负责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相应机构。区县公安（分）局应当在刑侦支队和派出所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组。治安支队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较少的派出所，可以指定专人办理。
二、建立区别对待、分案处理、快速办理机制
（一）分案处理
即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分案审理。对于已经决定分案审理的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和成年被告人案件，人民检察院确定同一承办人办理上述案件，并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公诉人与法院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加强沟通，及时通报分案审理后先行判决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利于依法保护了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二）快速办理制度配套设置
公检法应协商会签快速办理配套制度，并将其纳入到分案中，出台相关意见。对该制度的配套设置如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轻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建立快速办理机制：1.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3.犯罪嫌疑人认罪；4.适用法律无争议。对于符合快速办理条件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押的轻微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在刑事拘留后7日内作出是否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在批准逮捕后20日内移送审查；检察机关应当在受案后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10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于符合快速办理条件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轻微案件，公安、检察机关可参照前款规定，尽快作出处理决定。检察机关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符合快速办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启动快速办理机制。
三、附条件不制度的诉中考察制度
新刑诉对附条件不程序的启动、适用对象、条件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对诉中考察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笔者试从附条件不试点工作经验出发，主要围绕附条件不的内部操作规程及诉中考察程序做如下设想。
（一）附条件不案件内部操作规程
1.启动。对符合附条件不的案件，由案件承办人提出具体适用附条件不的意见及理由，交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部门集体讨论，最后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启动附条件不程序。
2.告知。人民检察院决定适用附条件不后，应当面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宣布附条件不决定，告知涉案未成年人附加条件，考察期限、考验期内需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制作宣布笔录，同时应让犯罪嫌疑人签订遵守协议。应听取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同时应通知侦查机关和被害人及所在单位。
3.决定。考察期满，由办案人听取涉案未成年人、被害人、考察监督机构（人）的意见（可分别听取，也可以考评会形式听取），汇总情况，由承办人提出不处理意见，报部门领导审批、分管检察长审核，将全部考察材料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最终对所附条件完全实现的案件依法作出不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机关备案，反之，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提起公诉。
4.复议、复核程序。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附条件不决定不服的，可向作出附条件不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经复核，上一级检察机关认为附条件不确定存在错误的，应撤销附条件不决定。
（二）诉中考察制度
1.考察机构的设置。参考上海、北京等地试点做法，我们认为应建立以驻区单位为依托的附条件不考察制度。对做出附条件不处理的案件，积极地联系司法社工跟踪帮教，联系学校接纳失足未成年人复学，联系热心公益的企业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予以接收，并开展考察、帮教等活动。例如上海就有一个44家企业参与的考察基地，而北京某区也设置了聋哑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嫌犯进行义务劳动的机构。我们认为设立义务劳动应作为必要一环。
2.关于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在程序上应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监护人同意。劳动是公民享有的权利，不能强迫劳动。且从矫正的效果来看，只有将少年、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才能充分发挥诉中考察措施的效用。义务劳动后考察对象应以书面形式进行汇报，考察机构对义务劳动情况及考察对象情况以书面形式提交报告。
3.根据被考察对象的犯罪性质及自身特点，选择社区考察机构，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考察计划，最好将义务劳动设置在考察单位中，如考察单位缺乏提供义务劳动的客观条件，则应将义务劳动单列并联系合适单位实施；我们认为在确定考察单位进行考察的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有条件的，也可积极参与到考察中去，充分利用司法资源，增设考察项目，如联系看守所参观、座谈和到法院旁听庭审活动等，将法制教育贯穿于整个诉讼程序中。
4.向考察机构送达《诉中考察人员推荐材料》及《诉中考察通知书》，启动考察活动考察。
5.活动开始后，相关检察人员应随时与考察机构进行沟通，了解考察对象的表现情况。
6.在考察期间及时与案件中的被害人进行沟通，并注重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7.考察活动结束后，召开诉中考察考评会，并由社区考察机构出具《诉中考察鉴定报告书》。（附不案件中诉中考察具体流程示意图见附件二）
四、加强公、检、法、司协调与配合机制
（一）进一步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1.增加调查方法。不应仅采用社会调查表这一单一的形式，可以增设面谈调查（对象包括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案件相关者等）、函询调查（向户籍单位、学校、职业单位函询等）、环境调查（家庭、学校等访问、地域环境调查等）、各种检查（心理测验、医学的检查等）、记录调查（事件记录调查、日记、笔记调查等）、未成年人行为观察等。调查方法视具体状况选择，相互并用。这其中面谈应做为必要环节。
2.充实调查报告内容，纳入品格证据。目前使用的《未成年人嫌疑人社会调查表》过于粗略，应进一步充实调查报告内容，将品格调查纳入到调查报告的范围之内，实现全面审查的目的。
3.调查报告的庭审运用。目前对调查报告运用是公安机关提供，检察机关审查并参考提出量刑建议，法官参考判处刑罚。这里要提到的是调查报告如何在法庭上运用，目前庭审中通常是出庭公诉人予以出示，对此种运用方式，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以调查机关即制作调查报告的机关出庭说明情况为宜，这样可以保持中立立场，也便于接受控辩双方询问，使未成年人对调查报告有否定、反驳意见、公开陈述的机会。
（二）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的查证与审查
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重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年龄进行甄别核实，特别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案件事实予以查清。
2.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调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资料时应当附照发函，并以电话查询等方式及时向户籍地派出所全面了解相关情况，防止冒用身份的情况。
3.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问明其供述的出生日期是否为农历及其属相等相关事项，并将相关内容记入笔录。
4.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进行调查取证时，应充分重视其父母的证言，并全面调取无利害关系知情人的证言和原始书证。在采取所有措施仍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可以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骨龄鉴定，将鉴定意见作为参考。
五、适用禁止令、犯罪记录封存及考核制度的设置
（一）禁止令
未成年人犯罪两大难解症结，一是犯罪率逐年增长，二是再犯率居高不下。我们认为对必须提起公诉但具有从宽情节的未成年被告人，应积极建议法院尽量从宽判处，对符合条件的，一律提出判处非监禁刑、缓刑的量刑建议的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建议法院对因特殊原因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禁止令，为未成年犯筑起犯罪“隔离墙”。为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公检法司可联合出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禁止令的相关规定，详细规定和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禁止令的规程。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为保障涉案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对符合法律规定未成年犯实行犯罪记录封存。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涉及的范围广及周期长，公检法三家均是执行封存的义务机关。下面就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涉及此项制度的操作做如下设想。
1.刑事记录，即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包括定罪量刑记录和其他刑事记录，如刑事立案记录、强制措施记录、不记录等。
2.人民检察院对符合封存的案件，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三日内，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封存相关犯罪记录，同时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3.人民检察院封存犯罪记录前应当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盗窃予以保密，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4.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拟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卷宗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加密保存，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则专人对决定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进行管理。
5.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以外，人民检察院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犯罪记录。在有关方面要求为未成年人出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时，人民检察院不应当提供有犯罪记录的证明。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需要查询犯罪记录的，应当向作出封存犯罪记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
6.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若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漏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
7.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决定的，应当自不决定作出之日起，对相关记录予以封存。
（三）考核制度
内容提要: 量刑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有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始于1989年，现在，已经有10多个地方法院实施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教育刑理论和罪犯人权理论。在我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调查对象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所有未成年和成年被告人。调查的主体来看，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调查的内容来看，应当包括个人情况、犯罪情节、犯罪前后表现、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8个方面。为了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调查报告应当简短化和表格化，形成“量刑调查表”。
媒体曾报道，2007年4月19日，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所长来到法庭，坐到公诉人边上宣读了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证明了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据了解，在刑事案件当中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证实被告人的平时情况，并作为法官量刑参考依据，在本市尚属首次。”①事实上，这并不“首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有的地方称“人格调查”或“品行调查”）的探索和尝试。
所谓“社会调查报告”、“量刑引入社会评价”、“人格调查制度”，其标准的名称是“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 report，英文缩写为“psi”），为简便起见，我们通常也可以称其为“量刑调查”。如今天美国的量刑前调查报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犯罪人情况报告”，一部分为“犯罪行为情况报告”，其信息来自于被告人本人、被告人的家庭成员、被害人、其他与被告人经历有关的重要的个人。两个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被告人的从军经历、经济状况、社区居住期限、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吸毒史、滥用药物史、心理和精神病史，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被害人陈述一、被告人本人陈述、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被告人是否能够适应社区生活，量刑建议。②以上两部分情况，都将作为量刑时的参考。
量刑调查制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一、量刑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正如评论者指出，“法律讲究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丁就是丁，卯就是卯，犯多大事就该承担多大的责任。”③那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会产生一种包括了很多与犯罪事实无关的因素的“量刑前调查报告”作为量刑的依据之一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刑罚个别化理论
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时期，作为刑事古典学派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原则：罪刑相适应，在报应刑理念的支持下，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相适应，要求有罪必罚，无罪不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而此处的罪，是指犯罪行为。报应刑建立在每个人的犯罪都是因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认为犯罪是道德恶劣的表现；犯罪人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与自己行为相当的责任。这就是所谓刑事古典学派在犯罪行为哲学哲学观念上的自由意志论、犯罪原因观念上的道德原因论、犯罪概念观上的行为论、刑罚责任上的个人责任论、刑罚根据和目的上的报应论。
但是，这一观念的问题是，只认识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每个人的犯罪都有社会的原因；个人不是完全有选择自由的；犯罪也不一定是道德恶劣的表现，社会也应当承担责任；犯罪概念只考虑行为而不考虑行为人的情况是不妥当的；刑罚的根据除了报应，还应当考虑预防。于是，19世纪中后期，刑事古典学派日渐衰落，刑事社会学派在批判古典学派之基础上逐渐壮大起来。“应受处罚的是罪犯，而不是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④随着李斯特这一著名的口号的提出，出现了刑事社会学派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犯罪行为哲学哲学观念上的社会决定论（意志不自由）、犯罪原因观念上社会原因论（而不是道德原因）、犯罪概念观上的行为人论（而不是行为论）、刑罚责任上的社会原因论（而不是个人责任）、刑罚根据和目的上的预防论（而不是报应论）。
进入20世纪，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实证学派都意识到各自的理论不能很好的遏制犯罪、预防犯罪，所以都取对方之长。因此，现代各国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报应主义与功利（预防）主义兼有，客观行为与主观恶性统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结合。在此基础上体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
行为的社会原因决定论认为：“犯罪并非意志力的驱使，而是个人长期或暂时处于自然环境、道德条件下，内部、外部的因果链条使他们倾向于犯罪”，“任何足以使人类社会不诚实、不完全满意的社会条件，都是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因此，社会和其他非个人意志因素对犯罪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各种人格的罪犯，则需要实施不同的处遇方案”。⑤
1898年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在他的《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刑罚个别化理论。萨雷伊对刑罚个别化作了如下表述：刑罚个别化包括法律上的个别化、裁判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所谓法律上的个别化是指法律预先着重以行为作为标准，细分其构成要件，规定其构成要件，规定加重或减轻情节等。所谓裁判上的个别化是指法官根据犯罪分子的主观情况适用不同的制裁方式。所谓行政上的个别化指刑罚执行机关根据罪犯具体情况执行刑罚。刑罚个别化思想为近代实证学派所倡导，经过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确了以下两个观点：第一，适用刑罚应当以犯罪的个别预防为出发点；第二，刑罚个别化是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决定刑罚的适用。⑥
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刑罚个别化原则，但立法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例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就包括了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内容。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这里，“情节”与“犯罪事实”是并列的，且“情节”前并没有犯罪二字的限定，“情节”包含着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有关内容，如作案动机、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等。因此，立法精神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
刑罚个别化要求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所以要对可能判处刑罚人进行量刑调查，以确定适当的刑罚。
（二）教育刑理论
刑事近代学派的犯罪与刑罚理念同样包括了教育刑理论。
意大利宪法第27条第3款规定：刑罚不能有与人道相悖的处遇，必须以对被判刑人的再教育为目的。“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自然引申出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因为教育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进而使矫正机构实施有效的教育和矫正活动。
自19世纪末的刑事近代学派提出教育刑理论后，便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轰轰烈烈展开的重返社会或再社会化思潮。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而言，强调再社会化理念尤为重要。未成年人之所以涉足犯罪，就是因为基本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通过审前调查活动，弄清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实施有效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帮助其顺利完成社会化进程，成长为健全而负责任的社会成员，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及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
但是，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唯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才是有意义而必要的刑罚，一切足以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或监狱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犯再社会化的原则。
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相互作用中，将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内化，获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认识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不断完善自己人格之目的的过程。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行刑社会化要求针对不同人格和自身情况的犯罪人适用不同的刑罚和行刑方式，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以确定其需要获得何种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人格完善。
（三）罪犯人权理论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第5条规定：“除了监禁显然所需的那些限制以外，所有囚犯应保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如果有关国家为缔约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其他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成员国在他们的报告中提供他们执行联合国罪犯待遇标准的情况，参照联合国制定和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监狱管理和罪犯待遇方面的标准和规则，例如1955年在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囚犯待遇基本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关于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监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等。
刑罚人道化思想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是指要把罪犯当做人看待，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不体罚虐待罪犯，实行文明管理，保证其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切实关心日常生活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保障。当代西方监狱学理论强调犯人的法律地位，认为应将犯人视为具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应保障犯人生活、学习条件和探视权、申诉权以及信仰自由的权利等。
实现这些权利要根据罪犯的不同情况对罪犯作不同的权利保障，而这也需要以量刑调查为基础。所以，在美国，量刑调查是被告人应当知道的重要权利。关于量刑前调查报告的介绍，出现在有些社会组织网站“知道你的权利”（know your rights）的栏目中。可见，量刑调查制度，对于选择适当的刑罚以使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量刑调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量刑调查报告并非中国法官的创造，而是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
早期“量刑前调查报告”的雏形起源于美国的1820年代，最初目的是为法院提供被告人个人的历史和犯罪行为的信息以便于提高量刑的个别化。现代量刑报告制度开始于1840年代，它首先由波斯顿鞋匠约翰?奥古斯图（john augustus，1841-1859)提出。奥古斯图生于1785年，1859年7月21日于波斯顿去世，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他将他一生的智慧和劳动奉献给了穷人和犯罪人。1840年代，他的是风行美国的戒酒运动的参加者。作为华盛顿戒酒总会的成员，他曾经致力于使男人戒酒，在他的家乡波斯顿，他的主要的工作则是到法院要求暂停或者延迟给予刑罚，他说服法庭和警察局允许他支付罚金和提供友善的监管。在1841-1858年的20多年中，他不断地来往于警察局和法院，保释了近2000名犯罪人。⑦
他相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和阻止犯罪，而不是恶意复仇和报应”，他常出现在法庭的量刑听证程序中。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确定哪些人是可以假释的，为法官提供祥细的被告人“个人行为报告”。⑧今天，奥古斯图被称为“现代缓刑之父”，也被认为是现代刑罚个别化措施中假释制度、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量刑建议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的创始人。
奥古斯图的努力导致了麻省于1878年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缓刑法，该法授权波斯顿市长指定警察作为缓刑监督官，当然这在1894年的纽约州法院和1916年的最高法院都曾经受到挑战，两个法院都认为法律并没有授权法院延缓量刑。但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到1925年美国联邦缓刑法出台之日，美国大多数州已经颁布了缓刑法，而与之相配套的量刑建议、量刑调查、社区矫正制度，也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
这些制度中的前提性制度是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因为对被告人的信息是运行其他量刑措施的前提。到1930年代，当年的缓刑监督警察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调查任务不再仅仅为了调查是否应当处缓刑，而且要为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调查报告”（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英文缩写为“psi”）。经过多次改革，到1980年代，量刑报告在美国已经成了量刑的标准形式，有固定的表格。⑨
在美国纽约南区的一份量刑调查报告表格中，对量刑调查的具体内容作了祥细的要求⑩。根据这一表格，一个量刑调查表必须具备以下内容：a．犯罪行为：描述行为与法律规定中典型案件的差异。b．对被害人的影响：如果被害人是确定的，缓刑监督官舍以给机会让被害人说明犯罪对其影响。c．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如果是共同犯罪，必须描述每一个其他共同犯罪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从而确立本案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位。d．被告人对司法判决的妨碍：如果被告人曾经企图影响政府的调查，或者有其他妨害司法公正行为，缓刑监督官将建议对该被告人课以更重的刑罚。e．认罪后的刑罚调整：因为认罪给国家的调查和审判节约了时间，作为一种奖励，国家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f．犯罪档次计算：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以《美国量刑指南》为依据，确定犯罪应当适用的量刑档次。g．犯罪历史：即在过去是否犯罪，过去犯罪对量刑的影响，根据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第四章解释。h．犯罪人性格：这部分要求描述犯罪人的家庭情况和在社区的社会关系。i．药物滥用：即在犯罪前有无药物滥用的历史及其具体情况，这个内容对量刑影响很大，美国国会曾经制授权联邦监狱局，对于在联邦监狱局接受过500小时戒毒治疗的罪犯，可以减刑一年。j．身体状况：包括罪犯是否有病、身体是否健康、医疗条件如何等。k．教育与技能训练：缓刑监督官将与罪犯过去的教师谈话，调查其是获得某种文凭，缓刑监督官还将对其实际文化水平进行检验，不能证明受过高教育的人将接受一马当先40个小时的培训而且在监狱劳动中的报酬也相应减低。l．从业记录：了解其职业和工作习惯，这对刑期的决定影响较小，但是其经历中显示其是否是一个敬业的公民，将会对量刑法官的印象产生影响。m．经济状况：即罪犯的债权债务情况，大多数犯罪将会导致罚金处罚，所有有罪的人都涉及到犯罪评估费和关押费，量刑法官了解这些情况以确定是处以一定的罚金还是一定期限的监禁。n．量刑选择：根据情况，能否适用小时拘禁、社区矫正或者监狱关押。
英国缓刑制度与美国缓刑制度的形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般认为，英国的缓刑始于1876年，一名叫德赫福德的印刷工人向英格兰禁酒协会教堂的主席埃利森建议，将该协会的活动扩大到警察法庭，向因酒精致罪的犯罪人提供帮助。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警察法庭开始任命牧师监护因酒精致罪的缓刑犯，向他们提供帮助，并以慈善之心拯救他们的灵魂，从而使缓刑具有了社区矫正的意义。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规定：“法庭在判处监禁刑、社区刑时必须获得判刑前报告，法庭有责任获得并考虑判刑前报告，如果法庭认为没有必要，也可以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量刑。”在英美国家创设这一制度后，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也设立了这一制度。11
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务须就少年、保护人或关系人之现状、经历、素质、环境等，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专门知识，努力为之。”
2005年1月18日，作为韩国总统咨询机构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司推委”)成立。司推委是一个为期两年的临时性机构。其2005年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法学院制度的引进与否和刑事司法改革的领域。一年来，司推委经8次委员会会议形成了诸多决议，其中与刑事诉讼相关的内容最终形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法务部检察方面主张使用现有的保护观察官。而法院方面则认为，量刑是法院的固有业务，量刑调查官为法官的辅助者，因此量刑调查官应隶属法院。司推委最终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即量刑调查官原则上属于法院，但在侦查程序中，保护观察官可以进行量刑调查。12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态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青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另外，香港还建立了青少年罪犯评估专案小组，该小组由惩教署及社会福利署的专业人员所组成，专责就年龄介乎14至不足25岁的男性罪犯及14至不足21岁的女性罪犯的个案，向裁判官或法官提供关于判刑的综合专业意见。专案小组成员通过研究法庭转介的个案，在其后递交法庭的报告中，推荐最适合的自新计划供法庭参考，以协助对定罪的青少年罪犯作出判刑。13
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其主要职责是调查、搜集关于少年保护事件之资料。少年法院在接受移送、请求或报告少年事件后，应先由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14
1955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及罪犯处遇会议上，各国代表及专家均认为：“实行个别处遇，应从人格之调查分类着手，必先根据精密的调查，由是进而决定个别处遇之方法，始便于分类收容。”这是规定量刑调查的第一个国际文件。
三、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立法化设想
尽管量刑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但有关的司法解释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次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量刑调查制度。
我国在1989年苏州市平江区的“少年刑事案社会调查制度”15以后，后来实行这一制度的有：青岛市法院系统的“人格调查制度”16、合肥市中院的“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17、北京门头沟法院的“社会评价报告”制度18、连云港市连云区法院“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19、北京市丰台区法院的社会调查报告”20
根据以上各地的实践，我们可以列下表加以比较：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我国的量刑调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名称来看，很不规范，表述不一。第二，从调查的适用对象来看，除了丰台区法院以外，其他地方都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第三，从可能判处的刑罚来看，大多数法院没有要求只针对轻刑，只有苏州市平江区法院要求只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具有管制、缓刑的被告人适用量刑调查。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由社区矫正机构根据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综合调查情况及再犯可能性大小，提出是否对其判处非监禁刑罚进入社区矫正的建议。”21第四，调查的主体来看，有社区矫正机构指定工作人员、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各地没有统一的机构和人员进行量刑调查。第五，调查的内容来看。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这四个方面都是调查对象。但只有一个地区要求考虑“社区评价”（北京门头沟法院），只有一个地我法院要求考虑“帮教条件”（苏州市平江区法院），都没有考虑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而以上所有内容，恰恰都是量刑中要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实行的、有着各种名称的“量刑前调查报告”是既符合现代刑法理念，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判决前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
（一）量刑调查制度的前提
在我国，量刑与定罪程序是没有分开的。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中，我们找不到一个“量刑”的字眼。在权威的教科书对法庭审判的阐释中，也极少单独提及量刑。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程序上对定罪和量刑根本就没有作什么划分。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对证据的审查在形式上并不明确的区分哪些是定罪的证据哪些是量刑的证据。其次，在合议庭评议和随后的宣判中，定罪和量刑也是被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合议庭评议是处在外人不知的秘密状态下的，即使先前法庭质证和辩论中即使存在过受关注的量刑问题，也很难知晓它们对量刑的影响力。关于英美法国家为什么要将量刑与定罪程序分开，我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国内文献进行论证，英文文献对此也未见论述：因为定罪与量刑完成不同的任务，牵涉到不同的人的参与，所以被认为自然而然的。
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22
在英美法中，可采性是指是否被允许在开庭或者审判中作为证据进入的性质或者状态，指证据能否在事实的审理者面前暴露或者出现。也就是说可采性是指一项证据是否具有在法庭上提出并让认定事实的法官知道的资格。如果一项证据根据证据法规定不具有可采性，则不能在法庭上提出，不能被事实的审理者看见和听见，如果被事实审理者看见或者听见，则相当于该证据具有了可采性。事实的审理者不仅仅指陪审团，也指庭审中的法官。因此，证据可采性规则产生的原因和陪审团有关，但是并不仅仅适用于陪审团审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各州证据法典适用于一切在法院进行的诉讼。
由于量刑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所以，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是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为此，我们应当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开。在定罪程序中，确立品格证据制度，不允许品格证据进入定罪程序影响法官心证；在确定之后，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
（二）名称可以确定为“量刑调查”。
我国现有的多种名称，有的只强调“社会评价”、“社会调查”，但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量刑调查报告虽然包括社会评价，但还要考虑的是家庭情况、性格特征、教育情况等内容，而这些情况不仅包括社会评价，还有一些与社会评价相反的，只有专业调查人士才能理解的情节。如家庭环境和吸毒史，这些是自身道德品质以外的因素，就吸毒而言，如果对此规定为犯罪，很多吸毒者最初是因为被欺骗、引诱甚至于被强廹吸毒，后来无法戒掉毒瘾的人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在生活中真正自己主动希望吸毒的是少数。所以对于吸毒者，各国法律往往把他作为治疗对象而不是犯罪主体。而一旦吸毒后引起犯罪，不仅不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恰恰应当通过治疗其毒瘾，才能真正防止各种可能由吸毒者从严的犯罪。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评价却可能是相反的，认为吸毒者品质很差，应当加重打击。也有的叫做“人格调查制度”，但是除了考虑本人人格以外，家庭情况、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是否有利于于选择社区矫正，也是量刑要考虑的因素，“人格调查”只是这个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以， “量刑调查报告”这个名称比较合适，因为这一名称能够概括所有需要调查的内容，抽象的叫做“量刑前调查报告”或者“量刑调查报告”，不会出现以偏概全或者遗漏的情况。这也符合国际上的做法，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是叫做，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 report，即“量刑前调查报告”，英文缩写为“psi”，但考虑到这个调查报告目的是为量刑，当然是发生在量刑之前，不必加上时间定语，就可以直接叫做“量刑调查报告”。
（三）调查对象应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被告人
我国各地的量刑调查，除了丰台区法院以外，其他地方都只适用于未成年人。量刑调查到底适用于什么人，要看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让犯罪人得到适当改造，重新回归社会。针对未成年人的量刑调查特别重要，但是，从理论基础来看，成年人，同样需要回归社会，其存在的依据并无不同。因此，要在对未成年人实施量刑调查制度的基础上，推广到所以成年被告人。
如前所述，我国有的法院规定，量刑调查只适用于轻刑。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由社区矫正机构根据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综合调查情况及再犯可能性大小，提出是否对其判处非监禁刑罚进入社区矫正的建议。”23但问题是，量刑调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考虑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刑罚个别化在外延上包含：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三个方面，而行刑个别化则是其中之一。在行刑方式上，矫正刑的执行，以受刑人的不同特点为根据，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执行，以适应矫正犯罪人的需要，即实现行刑个别化。如：将成年犯与未成年犯、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行刑，以免其互相感染，对少年犯予以高于成年犯的待遇，并予以特殊的教育、感化等等”24。“矫正刑又对人身危险性不同的受刑人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教育、感化与矫正，从而实现行刑方式的个别化”25“科学界定分级处遇等级、规范分级处遇设置，完善分级处遇制度，增强分级处遇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26。
以上个别化措施说明，量刑调查报告不光是为是否进行社区改造提供依据，其任务要广泛得多。另外，量刑调查的除了“提出是否对其判处非监禁刑罚进入社区矫正的建议”外，还要从量刑公正的角度，考虑对被告人刑罚的轻与重，这些因素可能根本就与“如何改造的”问题无关。
因此，量刑调查针对的对象应当是已经被定罪、可能判处任何刑罚人，而不能仅限于可能处轻刑的被告人。
（四）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
委托社会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团市委、街道司法所等民间机构担任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虽然有利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体现司法民主化理念，但这种由一般公民进行的调查显然专业性不够，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也很难保证其公正性。比较而言，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进行调查更为合理。
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审前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英美的缓刑官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法官提供判决前的报告，就对犯罪人适用监禁还是社区方案提出意见。英美国家的缓刑官虽然也是警察的一种，但是并不进行刑事侦查，而我公安机关的警察则是打击违法犯罪为已任，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其实，从其具体职能来看，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也是不可取的。审前调查主要是一种人格调查、社会调查，同公安机关进行的刑事侦查在性质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实践看，公安机关着力于对案件的侦破和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因而对行为人人格状况的考察普遍重视不够，即便是考察人格状况，也往往只重视考察那些法定情节，尤其是从重处罚情节，如是否累犯等，而对被告人的成长背景、一贯表现、犯罪原因等很少涉及。尽管有时为了侦破的需要，公安机关也会考察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但这种考察仍是浅层次的，并不会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外，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是刑事诉讼中的的控方，由它进行调查，容易出现偏见和不公正。因此，公安机关难以代行审前调查的职责。
在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基层司法行政机构是实际上的工作主体，当然，由于立法不健全等原因，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脱节的不正常现象。我们可以以现有的司法行政机构为基础，构建专门的社区行刑机构。将来可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审前调查的职能，由该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调查。
（五）量刑调查报告包括的具体内容
在我国已经有的、不同地区的量刑调查报告中涉及到了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6个方面的的某些内容，其实，这些内容都应当是量刑中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以上情况都会影响刑罚的轻重、刑罚个别化的具体措施，也会影响教育的方式，还会影响人道对待罪犯的具体方式，至于帮教条件，则影响社区中能否使某一种刑罚方式变成现实可行问题。所以，以上内容，都应当是量刑调查报告的内容。在美国纽约南区的一份量刑调查报告表格中，其内容实际上也涉及到了上述6个方面27。
参考以上内容，量刑调查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框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应包括以下方面：
1、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在校学习还是务工、务农，是否有辍学、流浪等情况。
2、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
3、犯罪前后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4、性格特征。尤其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吸毒、酗酒、赌博、早恋、网瘾、夜不归宿等不良表现，是否接触不良的阅读物、光碟、网站等，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等。
5、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构成，监护人的职业、收入、健康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父亲或母亲去世、父亲或母亲被判刑入狱以及父母离异等情况；父母是否存在对孩子虐待、体罚或管教不当等情况；父母是否具有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父母之间是否因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吵骂、厮打现象；等等。
6、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如何，对学习、对老师的态度，是否有退学、逃学等情况，学校管理秩序如何，学校是否重视品行教育、法制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是否存在歧视差生、体罚学生等现象，学校周边环境如何等等。
7、社区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好坏、邻里是否和睦、社区评价等等。
8、帮教条件。这是一种现实的考虑，由于缓刑的适用还要在具体的地区具有可行性，所以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判决前调查报告的内容要求简明扼要，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让法官捕捉到重要的信息，所以，调查报告的简短化和表格化是它的一个趋向，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行格式化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不再是叙述性的文字，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标准化的表格，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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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psi)，h. michael.，/thepresentencereport.htm，2007.
③娄献忠：“一贯表现”不宜作量刑参考，扬子晚报，2007年04月22日。
④转引自陈兴良：《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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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转引自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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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origins of probation and parole，law.jrank.org，2007-8-8.
⑨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pubs/psi/psireport.html，2002.
⑩understanding the federal pre 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by: michael g santos， /forums/showthread.php?t=271，2001-10-28。
11 李恩慈，论缓刑的矫正制度，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5年度）第一卷：刑法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724页。
12李太薰：韩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动向和展望，法制日报，2006.5.25.
13 李恩慈，论缓刑的矫正制度，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5年度）第一卷：刑法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724页。
14 李恩慈，论缓刑的矫正制度，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5年度）第一卷：刑法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724页。
15袁定波：少年刑事案社会调查制度需完善，2007年04月24日，法制日报。
16青岛法院对少年审判施行“人格调查制度” /news/2003-05/22/content_523655.htm2003-05-22，新华网山东频道。
17黄勇：合肥 人格调查辟出维权新路，中国青年报，2003-11-27。
18北京门头沟法院对未成年人量刑引入社会评价，news.xinhuanet.com/legal/2005-07/07/content_3185213.htm，2005年07月07日
19连云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全面启动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jgjy.gov.cn，?2007-4-11。
20王 琪：丰台法院量刑参考案前表现，民主与法制时，2007-4-30。
21袁定波：少年刑事案社会调查制度需完善，2007年04月24日，法制日报。
22黄士元 吴丹红：品格证据规则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3 袁定波：少年刑事案社会调查制度需完善，2007年04月24日，法制日报。
24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一、各位储蓄检查辅导员严格履行自己职责，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零售业务检查，纠正了一些执行规章制度的偏差，发现了一些违章隐患，部分支行还制定并执行了业务核算质量检查考核标准，保证了各支行零售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组织了两次全市性的零售业务大检查，重点围绕储蓄科的管理，事后监督的质量，责任卡、凭证管理、特殊业务等易发案部位，对全市个支行的个营业点进行了专题检查，检查面占全部网点的。通过检查、通报、整改，不断规范全市的零售业务的管理和核算。
三、在各位检查辅导员写出研讨文章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三次“易发案部位研讨会”，对零售业务的易发案部位分个专题进行研讨，通过研讨交流了一些业务中的难点，对规范管理、提高检查辅导员的制度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结合急需解决的问题，还组织检查辅导员对集零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为我处制定集零业务管理办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集零业务、挂失和按姓名查帐号业务布置了两次专项检查，及时纠正一些重点部位的问题，对进一步规范零售业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根据省行零售业务处的要求，以“加强服务和执行制度”为专题进行了调研，不少检查辅导员深入一线，与储蓄科长、所主任、柜员一起写出了有一定质量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为我行零售业务处写出调研报告提供了依据。
六、各支行普遍重视业务培训，检查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类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年全年，各支行共举办培训班期，参训员工累计达人课时，按全市名储蓄员工计平均每人培训课时。培训的内容除一些新业务的培训外，大多数是对一些规章制度的要求和对差错事故的分析，对规范一线柜员和事后监督的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对全体储蓄检查辅导员分两期进行电脑基础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率为，初步掌握了用电脑处理检查辅导台帐的技能。目前，已有个支行的检查辅导员在电脑中分所建立检查台帐，个支行的检查辅导员用软盘上报检查辅导月报。
八、储蓄检查辅导员积极撰写调查报告和专题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支行的名检查辅导员共撰写调查报告篇，研讨文章篇，各种专题报告篇。同时各位储蓄检查辅导员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向各级管理部门提出合理建议，仅通过月报反映的建议达多条。雨花的×和玄武的×积极参与零售业务处组织的调研论文征集活动，其中×撰写的论文获三等奖。
九、零售业务处按季编发《辅导员通讯》，以指导全市储蓄检查辅导工作。本年度共编发期。储蓄检查辅导员关心《通讯》质量，除积极投稿外，还给《通讯》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通讯》的发展于新的活力。
十、根据近几年我行储蓄系统发生的案件、重大差错和总行通报的典型案件，举办了一次有各支行分管行长和全体储蓄科长参加的“案例分析讲座”。
电影《女皇》确保所有情节都真实可信、有据可查。因此，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拒绝观看这部影片，却无话可说
以戴安娜王妃去世后的英国王室为题材的《女王》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的6项提名，并最终荣获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这部电影为了力求逼真，不惹来法律纠纷，导演史蒂芬・弗里尔斯(Stephen Frears)和制作人安迪・哈里斯(Andy Harries)曾参考过大量采访资料、深入地研究、审慎可信的消息来源，还就每个细节都向律师做过咨询，确保所有情节都真实可信、有据可查。因此，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拒绝观看这部影片，却无话可说。
1997年8月戴妃遇难到如今已有9年。在这9年之中，承受着丧子之痛的零售业巨头・阿尔・法耶德(Mohamed al Fayed)，一直确信同样命丧黄泉的儿子和未来儿媳戴妃的死是一个阴谋。为此，他花费巨资雇佣了一个律师团替他调查这件事。
根据他自己得出的“调查结果”，这场“谋杀”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浦亲王亲自指使的，而直接害死这对情侣的，正是驾驶菲亚特轿车的追逐他们的司机、法国摄影师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他的真正身份是英国军情处的特工。值得一提的是，在那起著名的车祸发生3年后，警方在法国南部一个偏远的农场中一辆反锁的车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与《女王》在各大电影节一路拿奖的同时，随着戴妃车祸案的审理日期将近，本来已经逐渐冷却的案情又重新热闹起来。
2006年年底，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前局长约翰・斯蒂文斯(John Stephens)交出了戴妃死因的调查报告。这份历时3年完成、厚达832页的报告用尽可能详细的论证表明，事情仅仅是人们看到的那么简单：酒后驾车的司机为躲避狗仔队骚扰而超速驾驶，戴妃和他的男友多迪・法耶德(Dodi Fayed)偏偏又没系安全带。关于二人订婚的浪漫传言也不属实，戴妃更没怀孕。
斯蒂文斯那份鸿篇巨制的调查报告并不能让老法耶德满意，他认为，官方调查报告没有解决两大疑问：一是为什么儿子的司机保罗在撞车前拼命闪躲的“神秘菲亚特轿车”从此不见踪影，保罗就是为了躲闪那辆轿车而失控的；其次是没有解释戴安娜在遇难10个月前写的一封信，戴安娜在那封信里提到了日后这起针对她的、有预谋的车祸。
1月15日，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女法官伊丽莎白・巴特勒一史洛斯(Dame Elizabeth Butler―Sloss)指出，由于本案涉及高科技的证据，复杂的案情非一般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所能胜任；另外，多数民众透过媒体报道都了解戴安娜车祸身亡的消息，心中已有定见，很难客观中立。因此她决定，应由专业法官做最后的判决，不安排陪审团。加上1月28日到29日，调查此案的斯蒂文斯留在办公室里的两台电脑又离奇被盗。这让老法耶德更有理由坚信存在幕后黑手的阴谋论。
虽然自己是坐拥亿万身家的富豪，但毕竟老法耶德想拉下马的对手是英国王室，何况现有的调查报告也认定这是一场交通意外。如果案件的审理是只有一帮专家在做技术分析，而由民众组成的陪审团被排除在外，案情将对他非常不利。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老法耶德立即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抗议，认为此举有失公正。
3月2日，英国高等法院裁定，法院审理本案时必须有一般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在场旁听。老法耶德抓住这个机会大打民间牌，一个劲地向媒体表白自己是在以一介草民的立场，对抗王室操纵的司法不公。在电影《女王》中，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戴妃的香消玉陨曾一度让英国王室的公共形象陷入危机。这次老法耶德想到引入陪审团来制约法官的判决，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女王》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