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4 11:23: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致谢一：
四年的学习即将结束，说时间转瞬而逝亦不为过，每一次的相聚都是那么短暂却值得珍惜。感谢每一位授课老师不辞辛苦赶赴杭州为我们授课，毫不吝啬地与我们分享自己在学术上的本科成果，给我们打开一道道门，带我们进入新的领域。感谢每一位同学，课堂上的观点分享以及课后的欢聚时光让我们结下深厚的情谊，而班长和学习委员更是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全心全意为班级服务，使得我们的班集体更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作为一名非法本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件痛苦却又极具挑战的任务。由衷地感谢张心泉导师对我的帮助，在学术上指点迷津，让人豁然开朗，生活上关怀备至，让人如沐春风。从开题、列提纲，到写作、定稿，张老师都十分尽心。特别在论文修改阶段，张老师对论文逐字逐句的检查，从内容、结构、格式、错别字等各方面提出了修改的建议。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论文写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很庆幸自己能遇到张老师这样的导师。在此向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另外，感谢同事和家人在我就读期间所给予的支持和理解，帮我分担了很多事情，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
论文致谢二：
随着毕业论文的完成，我的本科生历程也将结束。通过这次写毕业论文，深刻感觉到自己学术的浅薄和钻研的艰辛。能够完成这篇论文，要感谢的人有很多。
首先，必须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月明教授。从论文选题、提纲拟定、调研问卷起草、论文修改完善等每一环节，都离不开他悉心的指导。特别要感谢的是，导师在百忙之中，却总是第一时间回复我的种种疑问，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建议，给予及时的指导，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论文。
其次，要感谢本科生学习阶段授课的每一位老师，真心感谢他们的传授，让我又一次体会到读书的美好和学问的学无止境。还要感谢两位班主任老师和研教院的各位老师为我们的本科生历程所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指导和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本科生历程，共同分享着探讨的快乐。感谢帮助我发放调研问卷的各位亲朋和热心参与调研的各位人士，没有你们，我的论文将无法完成。
论文致谢三：
在论文完成之际，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易典益教授。从本科方向的确定，到具体的论文写作，导师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这四年里导师对我的指导和鼓励至今铭记在心，而他在科学本科方面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都将会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在此，再次感谢导师!
同时感谢给予我帮助与指导的老师们，感谢我们班所有可亲的同学们，正是因为大家的团结和努力，才使得我们这个本科生团队生机盎然，感谢你们的陪伴!
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一路向前的动力源泉!
最后，衷心感谢各位专家、教授抽出宝贵时间，付出辛勤劳动评阅本论文。
谢谢老师们的宝贵意见!
论文致谢四：
经过近半年的写作，论文终于成稿，心里充满着对论文尚不完善不细致的担忧，边工作边写作，的确让我感到较大的压力。有人说吃过苦的人才有一颗善良的心，四年的大学生学习生涯，工作、生活上的努力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定有莫大的帮助。
我首先特别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何敏教授，他是博士生导师，却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多次致电和请教，都得到了导师耐心的指导。从论文的选题，到框架的搭建，文章思路以及资料的筛选，何敏教授都是严格要求，认真严谨的提出修改意见，多次帮助我进行修改，使得论文质量得以弥补提高，占用了导师大量的休息时间与精力，同时对于许多像我这样由于家庭条件，未能考全日制大学生的学生，何敏教授也表示理解和师长般的关心，为我以后考母校全日制博士提供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鼓励。
其次，我感谢母校华政，给了我重新上大学的机会，你的学风是那么严谨和亲切，那么多教导过我的优秀的教授，杨新培，牟逍媛，姚骏华，张学忠、彭溆、郑伟、武胜健教授等等，他们在社会上都是知名学者，可是他们没有脱离百姓，能够实事求是的看待社会问题，追求法律的公正和正义，社会的公平。有的告诉我，他们孩子的情况，有的告诉我考博士需要注意什么，有的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奋斗，使我们广大学生感到这些可敬的教授既是老师，又是长辈。
（一）提升工科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之举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法学教育不仅要致力于法律技艺的培训，而且要着重陶冶远见卓识和法律精神。这就需要认识到工科强校的某些不足之处以及法科的特征，通过各种方式弘扬人文主义理念，形成认真探讨基本原则、价值范畴以及正义观的博雅氛围。”因此在理工主宰、人文欠佳的工科院校里，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理念，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法律精神，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确是工科院校法学教学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5]就此而言，案例教学的引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不仅包括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还包括模拟法庭、法院旁听、诊所式教学和媒体教学等。对于法科学生来讲，这些教学形式固然可以使他们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获得知识的升华和应用，从中探寻辩论的魅力和职业的神圣感，而对于面向非法科学生所开展的法学双学位教学和法学选修课来讲，案例教学特别是模拟法庭、法院旁听，则使这些与主要与机械、工程和技艺打交道的学生得以在法庭特定氛围的感染下直面正义、公平、价值等话题的探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他们人文素养的提升产生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法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则更加严峻。而相比于专门的政法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工科院校的法学院系无论在图书资料、师资水平，还是在学生基础、校园法学文化氛围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抗衡。故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欲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培养出被社会接纳的法学人才，就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因为法律与机械以及工程学之间其实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法律事实上就是个人维护合法利益的操作规程，是处理和解决各种纠纷的技能，这注定法律专业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毋宁说是一种工艺。因此，通过案例教学彰显法学的实践特性，突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应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是工科院校法学院系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从而不断获得发展的的重要手段。综上，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应引入案例教学法，而且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在案例教学法上存在比专门政法院校、综合性院校的法学院系更为迫切的需要。
二、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面临的问题
由于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目前很多工科院校都将其贯彻于法学教学之中，但总体来讲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影响了案例教学应有功能的发挥，主要问题概括如下：
（一）重形式而轻效果在一些工科院校，开展法学案例教学成为对外宣传、彰显创新的有力依据，是否采用案例教学还被作为教学考评的一个量化项目，受此影响，法学案例教学异化为“追赶潮流”之举。然而这种对形式的过分注重，却隐藏着对法学案例教学实际效果的忽略。比如，案例教学沦为变相的案例讲授，教师依然是主导，从案例选择、问题设置到结论得出仍受控于教师的指挥，而学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只不过是从“听讲课”变成了“听案例”。尤其是部分教师不注重典型案例和真实案例的选择，往往将“格式化”后的虚构案例引入讨论，这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兴趣，也无法用实际问题来检验学生所学，案例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不适应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特殊需要前已述及，工科院校的法学欲求得生存、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因此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还要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优势，突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检验法律职业技能，赋予法律实务工作“市场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就理所当然成为众多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重头戏，司法考试的过关率也被视为评价法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工科院校的案例教学却并未很好回应司法考试的现实要求，更多关注学生对抽象法学理论的理解，其存在的价值仅限于解释和补充说明所讲授的理论内容，而非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因此极易导致学生产生思维上的惰性以及认识上的误区，一旦面对司法考试中纷繁复杂的案例情形便不知所措，所以虽名曰“案例教学”，但实际上却不能适应司法考试中案例分析题的需要，显然是一种失败的案例教学。
（三）不利于工科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衡量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教育对社会需要和学生潜能的开发以及个性全面发展的满足。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就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目前不少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却与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教师往往在案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学生只需在教师事先安排的思路“诱导”下，对格式化后的“平板型”案例展开定向分析、思考。而且，该过程以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为大前提，学生按照三段论式推理，结合案例给出的小前提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这种案例教学方式使学生失去了和关系纵横交错、事实纷繁复杂的真实案例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利于他们综合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由于将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作为推理的大前提，实际上也消解了学生主动挑战主流观点或法律条文中可能存在缺陷的热情，抹杀了他们的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
三、工科院校实施法学案例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思路
（一）基本理念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之所以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正确理念的缺失，或者说“法学案例教学究竟应当围绕什么中心展开”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所以才会出现诸如案例教学沦为案例讲授，案例教学与工科院校法学教学需要相脱节的现象。笔者认为，法学案例教学的优势在于彰显法学的实践特性，培养学生应用法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也就是说法学案例教学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因此这就决定了法学案例教学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学生展开教学设计，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应该把是否使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得到锻炼，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得到提升，作为判断法学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唯此，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才不会迷失方向，法学案例教学的功能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一、域内外休息权制度比较
保障休息权实现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休假制度，为此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安排休假，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养的权利。德国主要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德国法律规定，雇员每年享有24天的带薪休假。然而法律规定的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还存在不一致，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劳动协议都规定雇员不分资历高低，每年可有30个工作日的假期，算上其他的节假日，在一年中，德国人的休假占了一半时间。按照日本劳动基本法规定，出勤率在80%以上或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带薪休假。6年6个月工龄以上的劳动者，每年可以有20天的带薪假期。此外，还有企业自行规定的婚丧嫁娶假、病假、产假、临时停产假、志愿者休假等有薪假日。日本国家公务员带薪休假时间一般在30天以内。［4］日本的节假日之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行的交通压力。
就我国而言，国家在节假日实行强制休息制度以及对劳动者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法》第40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下列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一)元旦;(二)春节;(三)国际劳动节(四)国庆节;(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2008年1月1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9月18日《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和实施，是我国休假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是对休息权的现实维护，也是国家在劳动保障和劳动福利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举措。《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条例》规定:“职工累计工作1—10年的，可享受5天年休假;工作10—20年的，享10天年休假;工作20年以上的，享15天年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二、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不足及其对策
(一)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不足之处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我国不断出台关于劳动者休假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者的休假制度。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劳动者的休假权缺乏有力保障。我国《劳动法》中对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做出了上限规定以及对休假的最短时日做了下限的确定。但是实际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休假日都被加班等占据。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一线工作者根本不存在着休假，一年中的周末，法定节假日就是他们在岗位上加班加点的日子，对于休假日是可望而不可即。第二，政府在执行和监管的环节存在不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好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使带薪休假是一种弹性休假制度，需要政府刚性的支撑，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执行和监管，其则毫无意义。虽然《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可拒不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给予相应的惩罚措施，但事实证明，政府是监察力度不足，执行环节较弱，社会的监督机制也不健全，我国企业职工实际享受带薪休假的情况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对策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具有休息权，说明休息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一项宪法权利，需要国家给予保障，而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休息权的保障中理应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好劳动者休假权的“掌舵人”，企业对劳动者休假权规定实施过程中的“裁判员”，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完善我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制度，要求如下:1．增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尽管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乏有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就业时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政府的有效保障。首先，政府要注重劳动者及相关人员的法律专项教育。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根源应当从观念意识上先做出改变，提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加强普法教育。就企业规模进行分类，对于中小企业的员工可采取发放法律文本小册子的形式，集中学习法律的一般规定，熟悉与劳动者休息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文，尤其是新修订的相关法律。而大企业，侧重于对管理者的培训，提高管理者对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保障意识，尤其在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方面。政府要让企业意识到，劳动者带薪休假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更愿意效劳，有利于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增强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其次，应培育劳动者的休假观念和维权意识。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休假观念落后，劳动者对带薪休假制度的认识存在某些方面的偏差，“主动弃休”。因此，政府要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在合法维权过程中获得利益，这对于促进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具有重大作用。2．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社会效益第一，政府可以建立有效、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纠纷投诉箱，部门也可设立专门的受理劳动争议的纠纷的机构，通过这些渠道收集民意、了解民情、知悉民需。第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尤其是政府部门监管的力度。建立常规检查机制，对于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状况、劳资纠纷、违规运营的现象给予及时的排查与处理，为企业的茁壮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对工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激发其活力。第三，政府作为监管者、裁判者，需要提升其专业化管理水平。为了更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政府对劳动法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应积极地给予了解和掌握，对劳资关系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客观现实应给予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作者：吴双远单位：广西大学法学院
本报讯（记者余媛媛）“不是说今年的毕业生本科论文不写了的嘛，咋个现在还要写哦？”这两天，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李灵（化名）有点困惑——进入11月份了，学校本科毕业论文纷纷开题，要求同学们尽快选定导师、确定论文方向……
10月中旬，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签署了一份名为《四川大学关于坚持“高质量、多样化”原则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补充意见》，《意见》说，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毕业论文实行“多样化”，学生可以写传统形式的毕业论文，也可是反映学生能力的设计、调研报告、竞赛成果等等。意见说，具体实施由各个学院自定。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平表示，今年是本科论文多样化的第一年，拥有调研报告、竞赛成果、参加科研训练的同学毕竟很少，大部分同学还是要完成毕业流程的“硬杠杠”——写毕业论文。
【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 浅析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毕业论文写作提纲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出台了的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为此，本文在阐述了超期羁押的概念，危害性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一些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 超期羁押 概念 危害性 原因 对策
前 言
一， 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较为严重
(二)过于强调惩罚犯罪刑事诉讼目的而忽视了人权保障目的
(三)立法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救济机制
(五)落后的侦查手段和模式的制约
四， 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1，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2，转变"重惩罚，轻人权"的观念
(二)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
1，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的规定
2，完善《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超期羁押发生后的国家赔偿的规定
(三)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
1，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2，建立超期羁押的救济程序
3，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一、学位论文的一般格式
学位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下述几部分：
1.封面：封面和封底在大家交费的时候已经发给大家，按照上面所列项目打印或者填写。
2.论文评语：已经发给大家。
3.版权声明：根据教务的要求看是否应当附上，如果需要教务会给出统一格式和内容。
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要求在300字左右，应简要说明本论文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语言力求精炼、准确。在本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一般3—5个）。本页不应有题目。
5.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当有页码，最少具体到二级目录。可以根据情况具体到三级或四级目录。目录页也不要出现题目。
6.正文：A、题目，放在第一页（前述2、3、4单独编页，正文重新编页）正中间。注意，这个题目是除了封面外整篇论文中惟一出现题目的地方，另外，这一页不要写作者名称，整篇论文中仅仅出现的作者姓名就是在封面上。
B、引言（或序言、导言）：内容应包括本课题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行文结构等。引言放在题目下。本科论文也可以没有引言，根据老师要求具体调整。
C、论文主体：注意，一般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注意，有括号不要出现顿号，反之亦然。
7.结语：论文结论要明确、精炼、完整、准确，突出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应严格区分本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科研成果的界限。建议大家一般不要写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论文常常没有很简洁的结论，所以用结语较好。另外结语部分也可没有。
8.注释：可采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按照本学科国内外通行的范式，逐一注明本文引用或参考、借用的资料数据出处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严禁掠人之美和抄袭剽窃。一般要求大家采用脚注而不要采用尾注。很多同学不会用word中自动插入的方式加脚注，会让自己走些弯路，要多问同学，多问老师。9.参考文献：列于文末（通篇正文之后）。外文用原文，不必译成中文。
文献是期刊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篇名、期刊名、年月、卷号、期数。
文献是图书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月、版次。
参考文献不同于脚注和尾注。
10.作者的致谢、后记或说明等：一律列于论文末尾。后记可有可无，我问的几个老师都建议打击没有后记。
11.封底
二、学位论文的打印和装订要求
论文定稿一定不要自己用订书钉等方式自行装订，而要找专门的装订地方。比如北大校内几十家复印店，基本都可以。特别提醒一些不在北京写论文的同学，不妨让在北京同学帮帮忙或者亲自来北京。
1.学位论文要用规范的汉字打印。封面统一用北大统一印制的封面。
论文一律打印（封面部分请参考各老师要求），用A4纸张。
2.学位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要求装订、剪切整齐，便于使用。
3.文章题目一般为三号黑体字，可以分为1或2行居中打印。
注释一般为小五，正文等采用四号或小四号宋体字，具体参照各老师要求。
4.页面设置：
页边距：上：3.0cm，下：2.0cm，左：2.8cm，右：2.2cm.
行间距：22磅（操作：格式段落行距固定值设置值22磅）
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字体间距加宽磅值1磅）
页眉根据各专业老师的要求设置，如果没有要求最好什么都没有。
论文以人格权为例，以一般人格权的创制为线索，集中探讨了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二者间的关系，并对当下关于人格权特别是一般人格权性质的争议发表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这与宪法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就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而言，其同样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秩序的双重属性。民法上人格权具有其独立意义；而民法对基本价值的维护则主要依靠一般人格权制度。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价值在民法上的映射，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民法工具。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可能是上世纪以来法学上最具争议和魅惑的话题之一，参与讨论者涵括公法私法各科学者，发展出了极其繁复的理论和学说。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逐步开始涉足，切入点大多集中在宪法的私法效力、民法的合宪性控制、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等方面，而较早前沸沸扬扬的“物权法（草案）违宪”之争，更使原本法学内部“科际整合”的范畴扩大化为公众话题。本文欲以当然，这样的探讨注定离不开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大背景；而笔者凭民法学的专业背景不揣冒昧地以宪法理论作业，亦不免平添“禅外说禅”的惶惑。
一、“下凡”与“求仙”
回溯由来，一般人格权乃是由德国联邦法院为满足人格权保护需要，通过一系列判例而创制。其动因在于德国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在人格权部分，除了姓名权等零星的几个具体人格权外，并无对其他人格利益提供一种总括性保护的制度，一如梅迪库斯所言，“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①此种状况当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格利益保护的需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遂在一些重大的，具有真正法律史意义的裁判（如1954年BGHZ13，334，337f案件、1958年“骑士案”以及1961年“人参案”等）中，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其人格的基本权利为依据（《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条第1款②），通过极具意义的和典范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一切法律的基本思想，承认一般人格权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③在德国，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都是从宪法（基本法第1条第1款），而不是从民法（第823条第1款，第847条第1款）中推导出一般人格权，尽管基本法不能对司法产生直接的影响。④
作为以基本法为依据分析民法问题之典范的“吕特案”，其在裁判中所展示的路径和方法，最具典型。该案判决中阐明的核心要旨如下：（1）基本权利主要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卫权；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里也体现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被视为是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于各法律领域。（2）基本权利间接透过私法上的规定在民事法中扩展其法律内涵。此一内涵主要是指具有强制性格的规定，它对法官而言，透过概括条款特别容易实践。（3）民事法上的规定也是基本法第五条第二项所称的“一般法律”，因而得限制意见表达自由的基本权利。（4）一个含有呼吁杯葛的意见表达未必违反民法第826条所称的善良风俗；在权衡个案的所有情况下，也有可能经由表达自由在宪法上找到阻却违法的理由。⑤“吕特案”中，法官以作出判决的方式肯认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其采纳的学理，乃第三人效力学说中的间接效力说。即认可宪法对于私法的规范意义，但认为私人在其相互关系中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并非直接的，基本权利应该是在运用和解释民法规范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价值选择，尤其体现在对一般条款的应用，即透过民法的概括条款，或不确定法律概念而实践之。⑥透过类似判例不难发现，宪法已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高高在上以及“根本大法”的头衔，经由诸如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之运用，其屡屡将触角伸至以民法为代表的部门法中，借此增显在现实法律世界中的影响力，内中尤以一般人格权的创制为其著例。
如果认为“吕特案”所反映的是基本权利效力力图在民事领域延伸并有所作为的一种努力，那么，在另一面，民法在自身制度不足及宪法理论的冲击影响之下，也出现各类反省，最突出者，即质疑人格权的民法上权利属性。例如在中国有学者主张，人格权从来就不是一种由民法典创制的权利，而是由宪法直接创制并具宪法性质的权利。⑦也有学者认为人格权的类型及其内容不再是狭窄地以民法典为基础，而是可以直接援引宪法规范支持。⑧究其核心理由，皆系围绕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创制过程中法院所持法律价值理念尤其是对于基本权利性质的观念转变来展开的。事实上在德国，伴随着一般人格权的创制，对于其性质的认识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一为基本权利说。梅迪库斯就认为，德国联邦法院在援引《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时，明确将一般人格权阐述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⑨一为民事权利说，如拉伦茨主张“《基本法》对人的尊严和人格价值的强调，促使司法机关通过相应的法律发展，承认了《德国民法典》中未加规定的‘一般人格权’，承认它是私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⑩
上述两种现象，看似彼此相对，实具重大牵连。一方面，宪法试图走下神坛步入“民”间，其所凭依者乃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这一独特权利属性。那边厢，民法割舍自己领地，“理失而求诸宪”，同样是因为对以人格权为代表的民事权利的权利属性产生怀疑。宪法的“下凡（民）”和民法的“求仙（宪）”，这二者的互动正是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二者关系在当下的扑朔迷离所致，而基本权利性质的模糊和变幻则又是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复杂化的根源。因此，对基本权利的性质进行分析，无疑是所有问题的突破口。
二、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
人们在法和权利之间所做的传统区分是：法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而权利则是指由此归结出的个体的特权。前者，由其客体即社会生活的组织所决定，被界定为客观法，后者因与其主体相联系，而被称为主观权利。（11）在当代德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基本权利则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为战后K.Hesse首倡，并受到德奥学者普遍引用，在“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意义上，基本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同时，基本权利又被认为是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公权力必须自觉遵守这一价值秩序，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基本权利又是直接约束公权力的“客观规范”或者“客观法”。（12）对基本权利性质的分析可以循着不同的视角切入，如根据国家承担的是消极的不作为义务还是积极的作为义务，可将基本权利划分为防御权和受益权，依据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区分理论可将基本权利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各种权利分类之间彼此亦呈现出范围的交错，但最具普适意义，最为根本的仍是主观权利与客观秩序的双重性质理论（13）。基本权利作为宪法中集中体现价值的部分，其性质取决于所在宪法的性质，宪法本身的效力直接决定了其组成部分的基本权利的效力。（14）就笔者观察所及，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是与宪法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且暗含着某种逻辑上的内在关联：
1.作为公法的宪法与主观权利
众所周知，公、私法的划分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建立于社会分裂为相互对峙的公、私两域的基础之上，二者确定不同的法律原则。私法领域主要体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其核心原则是“法不禁止即自由”；而在公法领域则主要体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奉行“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原则。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上看，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展现了民法与宪法在发生史上的先后关系，早在宪法产生之前，自古罗马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用以解决私人间纷争的由制定法、判例、法解释学等组成的完整、协调的高度发达的私法体系发挥着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私法自治是这一领域内的根本原则，宪法在此背景下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划分各自的范围并对政治国家进行直接调整，至于市民社会领域则是宪法所不能直接涉及的领域。美浓部达吉在20世纪30年代的结论至今仍未过时：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15）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产生过利益说、权力说、新主体说等诸多学说，然而无论采取哪种学说的划分标准，宪法当归属于公法、民法当归属于私法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16）。即使是在属于普通法系的美国，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但是在事实上也同样严格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17）。宪法作为公法的范畴，它调整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另一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是以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作为公法的宪法中，基本权利集中体现为“主观权利”的面向。传统宪法学理论恪守着基本权利仅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存在，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抗国家，确保人民的自由与财产免受国家的侵犯，使人民得以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基本权利的此种“主观属性”包含两层涵义：首先，个人得直接依据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要求公权力主体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其次，个人得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实现自己的要求。（18）宪法上规定的诸如言论自由、人格尊严、参政权等基本权利，如在个人与国家的法律关系之中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犯时，皆可由当事人直接主张。因此，作为公法的宪法衍生出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面向，具备如此禀赋的基本权利并不必然要通过行政法等下位阶的公法具体化，其本身就具有可诉性。当下位阶法律未规定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时，权利人可以直接以宪法为依据，主张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2.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与客观价值秩序
从体系与逻辑的角度考量，在现代社会中，宪法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现代制度之下，各个部门法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在各个部门法的法律解释方法中都包含合宪性解释方法，这就是奥地利学者凯尔森（HansKelsen）所谓的法律规范效力的位阶理论或金字塔理论。按照凯尔森的见解，法律位阶理论是从动态的法律秩序上来讲的，主要是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是具有高一级效力的规范，或仅仅是授权规范，即规定谁有权依据一定的程序制定下级规范，很少或者不对下级规范的内容作出规定。（19）对于宪法的效力根据，凯尔森认为是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basicnorm），“基础规范维系着法律秩序的统一性。”（20）凯尔森体系中的基础规范是一个法律体系中所有规范得以具有效力的终极渊源，“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我们称之为‘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是预设的，“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实在法律体系的效力终点”。（21）因此，宪法作为“高级法”，高居于由公法与私法组成的法律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形式上法律效力的来源，这就为基本权利的“基本价值秩序”面向之产生提供了形式逻辑上的前提。
从实质与历史的层面看，自国家与社会的理想构图从简单的二元论走出以后，宪法在各国均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并改变着民法的价值中立外貌，以宪法的价值规范来统合公私法的价值，化解二者间的理念冲突，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方式。二战后人权运动的高涨使得那些“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在宪法上居于极其优越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承载着超越包括宪法在内的实定法的自然法权利的价值。这便使得宪法价值化的味道愈加浓烈，也为基本价值秩序的产生提供了实质理由。苏永钦先生就认为可以通过“公私法规的合宪性控制”、“人权规定的第三人效力”、“合人权保障的法律解释”三个宪法机制分进合击，实现宪法价值的垂直整合。（22）拉伦茨在谈到德国基本法和民法的关系时也曾指出，“《基本法》并不是想以少数几条内容尚需进一步确定的原则来取代现行私法制度，而是要承认和确认作为一个整体的私法制度及其根本基础，但同时又想以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衡量私法制度，并将它纳入整个法律制度的一体化之中。（23）作为”高级法“的宪法衍生出基本权利的”客观法“面向：即基本权利除了是个人的权利之外，还是基本法所确立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这一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由于基本权利的这一性质只涉及到基本权利对国家机关的规制和约束，一般不赋予个人以主观请求权，所以基本权利在这里只是”客观的法“或者”客观规范“。（24）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这就使得基本权利的影响力得以超越”个人——国家“关系的层面，而能够笼罩社会生活的一切侧面，对法的一切领域（无论公法还是私法）都产生扩散的效力，整个社会生活都应该在基本权利这一价值基础上进行整合。”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在”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作为组织与程序的保障“与”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等一系列理论的展开过程中，逐渐取得其内涵并丰富其意义（25）。
3.客观价值秩序与民法
宪法究竟是公法？还是更高的法？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认为宪法应为公法（26），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而是处于两者之上的法律。（27）在笔者看来，宪法究竟是公法还是“高级法”，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毋宁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因为宪法本身就是一体两面。我们可以说宪法是高级法，这是侧重从宪法的客观秩序的角度来考虑，基本权利的价值需要渗透进整个法律体系，就此种意义而言，基本权利是一种客观规范，是课以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但并不同时构成一种可主张的权利，因为客观的价值秩序本身并不体现出权利的一面（非权利性），它必须透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公权力的进一步实施来实现。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宪法是公法，这是侧重从“主观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基本权利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可主张的权利，当具体的公法如行政法等没有规定某个基本权利时，权利人可以直接根据宪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对于基本权利的认知必须立于宪法性质的高度，明了双重性质背后不同的宪法性质决定因素。
作为宪法上基本权利之一的人格权同样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主观权利的人格权代表着宪法的公法性，是从对国家权力主张的意义而言，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公法领域；而宪法上的人格权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代表着宪法的“高级法”属性，这就要求人格权所蕴涵的人格尊严、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贯彻到整个法律体系当中，自然包括作为私法的民法在内。至此可以明白：法院在经由判例创制一般人格权时之所以苦心孤诣大谈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乃因为唯有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属性才能推导出基本权利对于民法的效力问题，此时基本权利是以客观价值而非权利的面貌出现的。三、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
关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民法中的民事权利之间在类别形态以及规范体系层面上的关系，已有宪法学者以人格权和财产权为例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比较（28）。而民法学者也在规范意义上阐述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宪法作为民法典的效力基础，两者的关系主要在于基本权利，即通过民法典来具体化或者实践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其二是民法的规定会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或者民法的规定在宪法上如何来审查；在基本权的功能上，则体现了针对立法者的基本权的防御功能与针对司法的基本权的保护功能。（29）笔者认为，探讨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首先必须意识到事实（本质）与法律（建构）的区分。基本权利代表着一些人之为人的最为重要的价值，需要通过法律予以保护，此乃事实层面的客观需要，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要求。如何对这些价值进行保护，便涉及到法律体系的分工，是一个法律上如何建构的问题，而后才有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之探讨。建立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基本权利的构成丰富多样，纵然我国理论界通说将其分为三类，也分别呈现不同品相。如有的学者认为基本权可分为：（1）消极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2）积极的基本权利，包括受教育权、接受国家救济权等；（3）参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等。（30）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可分为：（1）人身人格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权等；（2）政治权利与自由，包括选举权、出版自由等；（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受教育权等。（31）另外，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类基本权利，其彼此间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某些宪法权利（如教育权，诉讼权，参政权等）本质上仅具有国家取向，这些权利与民事权利并无任何内容上的关联；某些宪法权利则先行确立于社会民事关系之中，而后才逐渐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取得公权力的地位，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可谓其典型。因此，基本权利在内容范围上明显较民事权利为宽。但从另一角度观之，由于基本权利大多是原则性、抽象性的规定，很难涵盖所有的权利类型，而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形塑了许多具体的权利，如对财产权、人格权的进一步细化，并产生了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等多样的权利形态，就层次的丰富程度而言，又可以说民事权利更加多样化。
其次，即便是在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极具关联的财产权和人格权领域内，也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事权利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笔者认为，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之探讨仍然需要区隔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与作为客观秩序的基本权。一方面，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仅能针对国家主张，而民事权利则是针对平等主体主张，二者的界限虽然随着二十世纪以来宪法出现的受益权及其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法在功能上的社会化而趋于模糊，但这仅是法律功能复杂化的体现，本身并没有改变针对国家权力的主观权利与针对个人的民事权利壁垒分明的基本格局。在权利的救济上，受到公权力侵犯与受到个人的侵犯有不同的请求权基础，适用显然有别的法律原则进行保护。因此，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虽同属主观性的权利，但请求对象、适用范围迥然有异。另一方面，基本权利作为客观秩序所凸显出的那些普适的重要价值则不仅仅与民事法领域对应，而且是普遍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使得他们必须脱离具体的法律关系独立存在而得以普遍适用。更为重要的是，自罗马法传承下来的法律科学推动了民法的法律概念，使得法律制度和民法体系的形成发展在法律技术层面上领先于其他法律部门。因此，宪法对民法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而是通过价值判断。作为客观秩序的基本权利实质上就是一种强制施加给民法的一个给定的完整价值体系的判断，它需要透过民事立法、行政、司法——主要是通过立法——来实现（32）。而民事权利则属于民法内部的法律技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基本权利和作为法律技术手段的民事权利之间存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
再次，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具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指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所承载的那些重要价值需要透过部门法浸润于整套法规范体系。各个法律部门实践基本价值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民法主要是通过民事权利制度来完成此任务，然而此一过程绝非单向的自上而下；宪法的整合必然会吸收下位阶法反映的社会现实，双方在彼此的互动与流转中实现宪法价值的更新。一些基本人权，如名誉权、隐私权，在许多国家是首先在民事上被承认，然后进入宪法体系之内，产生了对抗公权力的效力。以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为例，从最初仅仅是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发展到成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所保护的权利，从中可以清晰观察到民事权利对宪法权利的影响。（33）需注意的是，这种转化是价值意义上的，是权利所代表的实体价值或所保护的实体利益由于其重要程度而从民法的保护上升到宪法保护的高度，导致具体的保护方式也可能因此发生改变。转化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基本权利的行使或满足的结果会产生一项民事权利或民事利益。著名的“齐玉苓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4）。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此案所作的批复认为，加害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学者们对此具文颇有争议，提出了不少见解。在笔者看来，原告齐玉苓的受教育权并未受到侵害，受侵害的应是其民事利益。因为作为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受益权，由此衍生出国家为公民提供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条件的义务，而国家通过学校的设置以及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实施已经很好地履行了此项义务，录取通知书的发放便是证明。国家义务的履行即意味着当事人基本权利得到实现，齐玉苓因此获得一个凭录取通知书上学的机会，这属于当事人个人的期待利益或机会利益，这种期待利益或机会利益属于民法未明定化、类型化为权利的利益，加害人对其上学机会利益的侵犯，属于一种侵犯利益的侵权行为，适用侵权法对于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即可。
最后，笔者以为，在探讨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时，应避免引入“公权利”与“私权利”的范畴加以混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中，有的是作为市民社会的个人（民法上称自然人、法人）所享有的权利，其性质属于私权；有的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其性质属于公权利。其所依据的理由是，公权利应指公民对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所应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而作为市民社会一员的自然人所享有的、体现私人自由与利益的各种权利均应属于私权（35）。这种观点固然有其道理，但会产生遮蔽效应。因为首先，在基本权利中进一步划分公权与私权的做法，将极易使得这对范畴与公法上的权利与私法上的权利这对范畴造成混淆；其次，基本权利具有双重属性，其展示了宪法作为公法与作为高级法的双重特点，而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划分无疑遮蔽了宪法的双重属性这一重要性质。
四、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
且让我们再回到一般人格权的创制问题，回答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有一点必须予以承认，昔日德国联邦的确是以宪法上的规定为依据，创制出一般人格权；但由此并不能得出一般人格权就是宪法上而非民法上权利的推论。笔者依然坚持民法的“原教旨主义”立场，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民法上而非宪法上的权利。理由无非以下几项：
第一，就方法论而言，德国联邦法院于此进行的是一项权利的创制，从事的是法律的续造。一如众所周知，由于德国民法典缺乏对于一般的、总括的人格利益进行总体保护的规定，因此存有法律漏洞。德国的“一般人格权”，是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称的“其他权利”为载体而创建的“框架式的权利”。在这个框架中，“其他权利”的范围何以确定，其依据则是德国基本法“人格尊严”与“人格发展”之保护的规定。该方法既可视为对民法典823条第1款中“其他权利”所采取的一种合宪性解释，也可视为对“其他权利”这一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无论采前者抑或后者，宪法的相关规定或精神只是起到了途径或手段的作用，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创制出一项民法典中新的权利。该权利的民法属性并不会因为解释过程中引用了宪法而加以改变。
第二，从侵权法的结构看，依照德国侵权法的一般理论，德国民法典的侵权之债的类型，可以分成三类：一是823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侵权”，以“民法典”所明确列举的权利和非权利的利益为保护的目标；二是823条第2款规定的“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之侵权”，以民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为目标；三是826条规定的“背俗侵权”，这种类型不再以“民法典的列举”以及“其他法律的保护”为条件，凡在法律价值上属于“应受保护”的利益，均为“法益侵权”的保护目标。通常情况下，宪法和其他公法进入民法的通道是后两者。在一般人格权的创制过程中，引用了宪法条款，但解释的对象却并非后面二者，而是第一种“法定侵权”，这就更加证明了其所要创制和保护的是民事权利，而非宪法权利。由此可见，德国基本法在此仅充当了应予保护的权利的“发生器”，而“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则充当将宪法应予保护的价值，转变为民事权利的“转换器”。（36）
第三，一般人格权之所以会引发不绝如缕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不确定性。一般人格权并不能如其他民事权利般直接适用，而必须“透过利益衡量的方式”，针对具体个案进行，在个案中其权利的具体范围才能最终确定。因此才有学者对一般人格权究竟是权利还是利益的探讨。（37）正是因为一般人格权这种特殊的适用方式，使得其看上去仅仅是一种尚未转化为民事权利的价值秩序意义形态，而非民事权利形态。问题是，基本权利所代表的法律价值，原本在部门法中就并不能实现全部的具体化，尤其对于人格权而言，其自身属性决定了其权利内容无法被穷尽，其范围无法精准地确定，而这正是民法在规定了许多具体人格权后，仍需创制一般人格权的原因。事实上利益衡量的适用也并非基本权利所独有，民法中权利冲突的适用同样需要利益衡量，不同种的利益或价值之间出现冲突时，取谁舍谁是所有法律所不能避免的价值判断，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民法中的民事权利在发生冲突时都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其作为司法适用的方法是君临法域的，也许宪法上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表现的尤为激烈，因此利益衡量的运用更为典型，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能由此来区分和判断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
第四，从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出发，由于主观权利与宪法的公法性相连，宪法上的人格权作为主观权利只能针对国家，而不能在平等主体之间主张，因此，基本权利对民法的影响是通过“客观价值秩序”的面向实现的。人性尊严与人格独立作为宪法上首要的价值需要渗透进民法之中，民法如何实现和保护这一价值，就属于民法内部法律技术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可以通过赋予权利的方式（规定民法上的人格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如有学者主张的对人本体的保护（38）来实现。由此可见，宪法上作为基本价值秩序意义的人格权在民法内的实现方式并非仅权利一途。但这并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争，而是人格利益能否以权利的形式获得保护的问题，牵涉到人格权究竟是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人格利益为主体抑或客体的法哲学探讨。换言之，人格权究竟是否得为权利的问题乃是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探讨的前置性问题，二者分属不同层面，不宜将其混淆。
对于关乎人之为人的那些重要价值，尤其是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价值，宪法与民法都对其提供了保护和救济，就这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对于人格权，存在着作为基本权利的——也即宪法上的——人格权和作为民事权利的——也即民法上的——人格权。就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而言，其同样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秩序的双重属性，宪法上的人格权作为主观权利因与公法相联只能向国家主张，而不能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宪法上的人格权提供着将这种权利所蕴涵的价值渗透到民法的前提和可能性，但其最终实现于民法，则需要民法内部的人格权制度相与衔接，这是法律体系分工的需要，也是法律调整精确的需要，而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是一般人格权制度。宪法仅对与人最为紧密，维系着人之存在的基本价值进行保护，而民法对人的保护无疑更加丰富，即在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增添了若干民法的制度要素，表现为具体人格权，如姓名权，权等；而民法对基本价值的维护则主要依靠一般人格权制度。因此，一般人格权绝非将其他人格利益一网打尽的兜底条款或万应妙式，它仅是人之为人的那些重要价值在民法的映射。如此说来，一般人格权不过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民法工具。如果说人格权有宪法上的人格权和民法上的人格权之分，那么，一般人格权只能唯民法所独有。注释：
①⑨[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78、806页。
②《基本法》第1条：人类尊严不得侵犯。尊重及保护人类尊严，系所有国家权力（机关）的义务；第2条：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共秩序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
③参见[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等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
④慕尼黑高等法院最新判例特别明确指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是在《基本法》第1条第1款授权保护的基础上予以考虑《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而不是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授权保护。参见ZUM2002，S.744（745），转引自福尔克尔。博伊廷：《德国人格权法律保护问题及其最新发展》，载于《中德法学论坛》2002年第一期。
⑤黄启祯译：《“吕特事件”之判决——联邦判决第七辑第一九八页以下》，载于林来梵的博客：鉴于本文目的不在裁判方法的探讨，故对判旨的引用乃“断章取义”未予全录，特此说明。
⑥王泽鉴：《宪法基本权利与私法——合宪性控制在法学方法上的分析》，载于《司法院大法官释宪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9页。
⑦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⑧参见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清华法学》2002年第2辑。
⑩（2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5页。
（11）[法]雅克。盖斯旦：《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2）RobertAlexy：《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规范之基本权》，程明修译，载《时代》第24卷第4期。
（13）也有学者将身份理论从主观权利部分抽出，作为与主观权利和客观秩序独立的第三重属性，参见吴庚：《基本权利的三重性质——兼论大法官关于基本权解释的理论体系》，载于《司法院大法官释宪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4）韩大元：《论基本权利效力》，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1期。
（15）[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6）李建良：《公法与私法的区别（上）》，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5期。
（17）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18）（24）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9）（21）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20）凯尔森著，张书友译：“纯粹法理论与分析法学”
（22）苏永钦：《从动态法规范体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调和》，载氏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25）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三十卷第五期（2001年1月）。
（26）参见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载于《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载于《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27）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2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9）王泽鉴教授2005年4月10日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基本权利与私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徐钢：《法与私法交汇点上的人权保障》，载《人权》2005年第3期。
（3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31）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32）此处所谓“行政”是指苏永钦所说的通过行政行为的手段实现私法的目的，也即管制与自治相互工具化，具体论述请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33）详情请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实践》（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429页。
（34）齐玉苓案的介绍请参见《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
（35）马俊驹：《论作为私法上权利的人格权》，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36）马俊驹等：《关于人格、人格权问题的讨论》，载《民商法网刊》2006年第8期。
（一）破解理论教学环节的现实困境目前，高职院校对于法学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以理论课为主，课程体系带有学科本位的影子，所以法学理论课程一直面临着内容多课时少、理论学习多实践运用少的现实困境，教师在讲授时不得不采取“传授知识+接受知识”模式，学生也更多的是盲目抄笔记，死记硬背，从而失去了对法学的兴趣。因而，法学课程普遍出现了日益被师生边缘化的局面。破解这一困境，就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一方面，具象化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能满足于传统“书本到书本，概念到概念”的灌输方式，而是要经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把理论知识与最新实践运用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具象化教学法也对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不是仅靠机械记忆方法去学习理论知识，而是要在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下，通过个体努力及团队合作，对材料进行分析和判断，甚至对理论知识进行反思，寻找该理论知识点在实际应用中的多种答案。
（二）突破案例教学法的发展瓶颈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能力，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并不是对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需要学生对案件诸多因素的理解和判断。因而，近年来，高职院校教师在讲授法学理论时，也进行了许多尝试，案例教学法就是其中最常见的做法。不可否认，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纯理论教学的缺点，增强了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学者所言：“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从大量的材料中学会了归纳总结，学会了像律师一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为将来进入社会从事法律职业提供了能力保障。”但是，作为舶来品的案例教学法，也存在不足。比如，教师通过大量的文字对案例进行陈述，又花费大量时间来分析案例，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过高，学生在老师讲解过程中又缺乏对案例的亲身经历，可能就会滋生出厌烦情绪，无法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如前所述，具象化教学法也同样强调对案例材料的搜集和选择，但是与案例教学法并不相同。一方面，具象化教学法强调教师对抽象材料的具象化，教师不能直接把材料用于教学，而需要对材料进行重新组织编排，如围绕一个主题来设计讲授线索，或者把单个材料组合成数个案例，使材料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另一方面，具象化教学法也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对案例的讲演不是单纯停留在案例表述上，而是要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对学生较为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顺势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或辩论，并且在学生讨论或辩论到一定程度后适时进行总结或点评。
二、具象化教学法在高职法学课程中的主要实现方略
那么，如何能让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真正发挥具象化教学法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具象化教学法的实际运用不妨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现。
（一）引导学生思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案例具象化教学活动中，材料的选择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教师在选择相关材料或案例时，应当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实用性，即结合高职办学层次和特色的要求，选取的案例难度不宜过高，但要有较强的实用性，特别强调能够与学生日常生活相联系；二是新颖性，以国际电子商务法课程为例，当前国际商业惯例越来越多，但国际商业法律往往滞后于商业惯例的发展，不能及时地反映或者约束国际商业惯例。因而，联合国贸法会等国际组织就采取了另立类型法的方式，以维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容纳技术最新进展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甚至日后在使用的时候，不能仅仅满足于运用当前的法律规则来学习或理解。
（二）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具象化教学法能否取得成功，材料的搜集只是第一步，关键要取决于教师如何能把理论知识与材料相结合，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生动的感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手段就起到了关键作用。结合自身的授课经验，笔者认为，在开展具象化教学活动时，除了分组讨论法、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常用教学手段外，还可以采用如下手段。1.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法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来训练专业技能并构建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法，“基于工作任务”是这种教学法的核心思想。这种教学手段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与工作任务密切联系，因此可以结合理论课堂教学活动来开展，适合于刚刚接触法律知识的学生。任课教师在运用任务教学法时，首先要给学生分配任务，明确学生任务的内容、条件和目标，并通过对任务的提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其次在教师简单演示后，让学生在教师适当指导下尝试完成任务，再次，学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提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资料或讲解知识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问题，最后把所获得的知识与任务联系起来，完成任务。2.角色扮演法所谓角色扮演，就是让学生通过不同角色的扮演，体验自身角色内在活动的同时，又能体验对方角色的心理，并且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这种教学手段一般适用于已经掌握一定法律知识的二三年级学生，可以与模拟法庭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笔者以往的教学实践证明，角色扮演法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学生会投入非常大的热情去分析案情、搜集与案情有关的法律法规、自主学习与案情有关的知识点，甚至在案情预演过程中，学生还会根据现实情况或法律法规的最新进展，对既定案情进行修改或调整，把“要我学”有效地转换成“我要学”；在模拟法庭的活动中，教师引导作用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要挑选案例、分组指导学生、提醒法庭开庭注意事项，还要对整个模拟法庭的过程进行监督和把握，并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地进行点评。3.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为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而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以培养学生独立探求解决问题途径与方法的教学方法。较之角色扮演法，这种方法是给学生真正的真实案例，教师给学生提建议或不提，学生自己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比较适合于高年级学生。目前，情境教学法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已通过实践被证明是一种法学院学生获得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法律诊所式教学法重在实践中学习，较之案例分析法所采用的虚拟或已经发生过的案例，学生在“诊所”中所遇到的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案例，所面对的也是真实的当事人，还会面临许多突发事件。通过在“诊所”中承办案件，学生可以获得最逼真的感受，熟悉案件办理流程，训练处理细节问题的能力，学到大量在模拟环境下无法接触到的实战技巧。可以说，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是具象化教学的升华。目前普通高校在设立法律诊所时的模式多种多样。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应采用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诊所设立模式为宜。理由在于，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学校现有的场地和法律援救中心必要的管理人员资源，能够节省相关的诊所运行费用，对于没有独立经费或者只有少量经费的学校尤其适合。而且，在这种类型的法律诊所中，教师可以更好地开展具象化教学活动，具体来说，教师要承担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办理案件的管理工作，要从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获得的案件中，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诊所教师的专业背景、社会需求等因素，来选择适合的案件交给学生办理，并且任课教师全程进行教学指导，而不是简单地由学生自行决定办理何种案件以及如何办理。
（三）采用独特的教学效果考核方式以往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其考核方式往往是通过一张试卷，对法学理论课程的诸多知识点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样考核方式更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强化记忆，只要学生能够死记硬背，通过考试并不难，但是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往往是考完就忘，更谈不上日后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所以，具象化教学法应当采用独特的教学效果考核方式。考虑到高职法学理论课程的考核目的不同于本科与研究生，不问目的地将其与普通高校考核目的画等号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法学理论课程教学应考核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第一，关于理论知识理解能力的考核，教师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学生能否通过具象化教学活动理解了抽象的法学理论，二是学生是否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自主发现法律问题，并且找到理论支撑；第二，对于社会交往能力的考核，教师则主要看学生在与他人交流时能否找出对方的关键问题、言语表达是否清楚、思路是否清晰；第三是文书写作能力的考核，则主要由教师提供给学生的材料中布置相应的文书写作任务，如合同、书、判决书等常见司法文书的写作，根据学生完成的质量上进行评价；第四，针对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考核，则是对学生的全面考核，教师在选取案例资料后，在课堂上设定小型案例场景，或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抑或进行法律诊所式教学活动，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对案件进行自主思考，根据学生对案件诉讼程序的熟悉程度、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圆满程度来进行评价。
（四）改变评价机制，加强对高职法学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具象化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不但要求教师“授业解惑”，还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对理论知识进行思考。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对于教师的考核方式仍然是延续着普通高校的传统考核方式，即以科研考核和教学课时工作量考核为主，而教学方法是否先进，并未列入考核指标。这就使得教师对具象化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兴趣，而已经着手探索具象化教学法的教师在当前考核机制下也面临“风险”。因而，可以考虑将教学方法是否先进作为量化指标，纳入教师考核体系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教师钻研先进教学方法的积极性，更有效地推动具象化教学法。同时，具象化教学法需要教师对所搜集的具象材料加以分析、组合，这就对教师的实践经验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否则，教师即使获取到了丰富的教学素材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提高教师素质的途径有很多，比如教师从事兼职律师的工作、指导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结合高职院校所在地区的优势，鼓励教师参加与授课内容相关的顶岗实践。例如，通过与所在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展教学相长、产学结合的合作，让学校指导老师在学生实习期间定期到实习单位值班。这样在方便管理学生的同时，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理论与实际脱节等实务问题，学校老师可以及时在理论上可以加以指导，化解学生疑虑，引导学生更好地参加实习，而且也方便老师更新知识，了解司法审判动向，加强与实务单位的交流。
三、结语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分类，法科类研究生主要有两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其中法律硕士又有法学与非法学之分。两者在培养理念上存在差异，法学硕士被定位为“学术型”或者“理论型”教育，重点是培养高等学术研究人才，为高校、科研机构等储备人才，而法律硕士则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实务发展之需要。前者强调知识的学习、理论研究和创新，是一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理念；而后者则更多是为了服务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强调职业教育，是一种为了实践而知识的理念。两者的矛盾是知识本体与其社会价值的冲突或对立。然而，一味强调两种培养定位的区分，没有对培养主体、培养过程和方式以及社会需求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科学考量，一方面使得两者更多地是走向同质化，没有定位上明显区分；另一方面又造成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为全面了解法科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我们针对重庆高校法学硕士生及相关授课导师、重庆法检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以及银行等单位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尝试从法学硕士的教育培养到最终社会实践效果这一整个流程中去反观法学硕士的培养问题，以便发现“真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法学硕士的教育发展。
调查发现：第一，“理论型”法学硕士“弱理论”化现象明显。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硕士应该是注重理论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的过程重点放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上面，主要的去向也应是各大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但当前法学硕士教育，从其个人意愿到培养方式过程，再到最后的就业去向都与“理论型”人才定位相矛盾。一方面，很多法学硕士生从法学本科升至法学硕士，并没有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心理准备，仅仅是因为本科是法学专业而选择法学硕士，在法学硕士学习过程中，大多数也并没有选择走学术路线，更多人职业规划倾向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从最终人才走向看，法学硕士去向没有像培养目标设想的那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走向高校、科研单位等，相反大部分是走向公务员机关、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等实践机构。反映了师生对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的看法。此外，从培养方案来看，法学硕士的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理论型”人才定位的要求。大班填鸭式教学、对学生学术要求的低质化以及课程设置上诸多弊端使得法学硕士强调“理论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失去意义。如：课程安排方面，就存在课程设置太少、课程设置与本科相同而没有体现研究生课程的理论深度、课程设置没有反映理论前沿和缺乏实践性课程等问题。特别是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并没有太大区分、课程设置不能反映理论前沿及热点问题，会导致授课范围非常广泛，但理论深度和创新度不够，从而使得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大打折扣。
第二，“实践型”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法律硕士的设置，原本是为了解决我国法律实践人才的稀缺，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硕士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众多单位和行业反映，法律硕士尽管有其一定的交叉学科的优势，然而在向社会输送专业“法律知识”产品时尚显稚嫩。从法检系统、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实践单位对于法律硕士的反馈来看，法律硕士普遍存在法学理论功底不深、法律思维方式欠缺以及法律信仰不坚定等缺陷。而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硕士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法学硕士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一种专业化程度高且实践性、独立性强的职业，需要在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专门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其职业，担负起职业所要求的职责。法律硕士此等困境也正是说明法律学科是一门需要长时间专门训练的学科，没有长年累月的法律理论熏陶，仅仅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不可能形成缜密的法律思维和具备坚定的法律信仰的，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此外，法律硕士的实务性训练也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大多数实践性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之上，很难帮助学生取得先机。
第三，法科研究生人才“假性过剩”现象严重。一方面，法科类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法学本科就业率连续3年垫底，法科人才供过于求，造成形式上的“人才过剩”现象；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过度扩张培养的法科研究生并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从公司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普遍反映看，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缺乏现代法治精神，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与实践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定位存在问题。具体就法学硕士来说，其主观上“理论型”培养的定位，必然会导致法学硕士人才的过剩。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是为高校、科研单位储备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但对于此种需求的具体情况（如人才需求的容量、结构、层次等）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培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从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培养情况来看，每年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与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基本相当，而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则不成比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如果法学硕士坚持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就必然会导致大量法学硕士与社会需求脱节，法学硕士“人才过剩”。
二、反思：法学硕士打破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之必然性
法科研究生教育定位上的“理论型”与“实践型”区分，反映了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传统观念，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认知理念。然而正如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才能在更高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法学高等教育也应有此精神，要辩证地看待职业性与学术性、理论型与实践型，不能过分强调两者之区别。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诸多的困境，不仅从法学培养过程中可以发现，也可从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针对这些问题，考虑到当前我国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长期并存的现状，以及社会对实践人才与理论人才的需求结构的不同，我们认为有必要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在注重理论的同时注重实践性教育，强调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多元化，在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培养定位。
第一，符合法学硕士教育实际情况。注重法学硕士培养多元化，符合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教育实情。首先，从法学硕士生的意愿来看，学生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同打算，许多法学硕士生都是朝着实践部门进发。对于这些法学硕士生，应该鼓励他们多元化发展，加强实践学习以便更好地走向实践岗位，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其次，从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看，鼓励法学硕士多元化定位培养也是符合实情的，法学硕士一方面会去进行深层次理论上的学习，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学硕士生也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实践时间并不短。最后，这也符合法学硕士就业需求。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并不利于法学硕士的就业，因为社会对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学硕士最终都会走向实践岗位，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型”人才培养定位，大多数法学硕士将很难适应社会需求。
第二，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产生于社会对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专门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是促成研究生教育发生的动力源泉。法学硕士教育也应该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而今天的社会对于法律实践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当前，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对于法学硕士的需求，法学硕士教育应该正视这个需求。相对于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法学硕士学习法律一般都超过六年，其法学理论功底较法律硕士更为深厚，且经历长期的法律氛围的熏陶，具备缜密的法律思维以及坚定的法律信仰，这些优势都使得法学硕士在实践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反映了相关用人单位对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选择意向）。法学硕士的教育，应该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模式，强调多元化培养，加强法学硕士的实践性培养，以符合社会实践要求。
第三，符合法学学科应用性和理论性双重本质属性。法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但同时也具有实践性的本质属性，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从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实践性是法学本质属性之一。法律从其起源、发展到最终的目的，都与实践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法律本质是实践性的。学习法律知识，固然要重视理论学习，但也要具有实践性的属性和使命，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去研究纯法学理论，更不能用脱离实践的法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法之理在法外”，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习法学理论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法学硕士是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强调其多元化培养符合法学应用性和理论性的双重本质属性。第四，符合高等教育“理论型”与“实践型”相融合的趋势。19世纪至今，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知识社会的巨变，高等教育从关注人的理智发展、满足学者“闲暇的好奇”到适应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到游离于经济社会的边沿再到走入社会的中心，其适应性在逐步增强。具体从理论型与实践型教育的发展趋势看，以二战为分水岭，二战前的研究生教育，强调两者截然区分，理论型研究生“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而实践型研究生则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然而，二战后的研究生教育，在经历单一的学术性独霸天下的时代和职业性逐渐显现直至居于主流的时代后，进入理论性与职业性的共生融合时代。从两者最初的矛盾冲突到后来的和谐共处，是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应该顺应此趋势，加强两者的融合，在理论扎实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性培养。
三、出路：法学硕士应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实行多元化定位
高等法学教育非常重要。法治的完善、社会的进步、法治国家的理想等一切都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都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发生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一切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实现该制度的主体，……法治的实现有赖于法律家群体的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院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定位很重要。对此，我们认为法学硕士培养定位要辩证地看待，既要认识到培养定位的确定，有利于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定位，学生质量的提高，能对社会需求起到结构化调整的作用，也应看到定位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不能仅仅依据公权力、学校单方面的主观定位，还要兼顾学生的主体意愿、社会现实需求等因素。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应在保证具备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鼓励个体差异化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
（一）培养定位：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多元化定位首先，法学硕士应该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才首先要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不管其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健全的人格教育，是法学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学院”的前提。无论是学术型还是职业型法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具备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与道德。健全的法律人格，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学问、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关于法律学问，孙晓楼先生曾说过“我以为法律人才，第一要有法律学问；其次是法律道德；其三是社会常识。”法律知识是法学硕士生所必须具备的前提素质，也是区分法学硕士与其他专业乃至法律硕士的重要标准，其本身的特点决定法学硕士应该具备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说到法律思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是不可能应对好法律问题的，因此，“像法律人一样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法律信仰，需要强调的是，拥有健全法律人格的法律人应该是拥有法律信仰的。当然，法律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在成为政府公务员以后，要学会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作为一名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应当恪尽法律职守，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应当依法理性表达法律诉求，依法解决面临的矛盾纠纷。此外，法学硕士生还应该承担起传播法治，让更多人认识法治意义的任务。其次，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定位多元化。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一定程度上也在考验法学院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是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社会实践型人才？从现代社会来看，法学院的功能应该是多元化的，任何单一的定位都可能既不符合社会实践也不足以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国际法律中心（ILC）在《时代变迁中的法学教育》中强调的“法学院，被视为多功能的中心，他们可以开发巩固法律体系所需的人力资源及其理念；他们可以确定研究及智力成果开发的方向；他们可以解决从到刑事司法领域的各类问题；他们可以将土著语言作为法律执行的工具以促进其发展；他们可以帮助其他机构培训法律助手；他们可以为公民在学校的普法教育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帮助媒体更为智慧地对待法律；他们还可以为需要取得特许技能的法律职业者组织或者帮助其组织高级的专业法律培训。”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也应该多元化，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既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实践型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需要理论型人才，公司、律所等单位对于实践型人才十分渴求。从发展趋势来看，传统上对人才类型需求单一的单位，现在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渐丰富起来，律所、公司等单位在青睐实践型人才的同时，也注重理论人才的储备，高校、科研单位等对实践型人才也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个体对于事物的看法、喜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按照一个预先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要求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法学硕士在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后，其将来的方向应与其兴趣能力挂钩，而不是预先设定。实现法学硕士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定位多元化，是尊重个体差异性的表现，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各展其长，实现个体才能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图1给出了法学硕士的1＋N定位模式。
（二）培养方式：以健全人格为基础的多元化培养
1．课程设置：法律伦理教育与专业课并重如前所述，法学院应强调人才多元化培养，但前提是保证人才输出质量，首要的是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法学硕士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至关重要，包括法学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首先，在法学知识方面，社会对于法学硕士首要的期望就是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中，也一定要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设置必修的专业课就是帮助学生加强法学理论学习。同时，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让学生有大量的选课空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生的专业课程设置并不是十分合理，应该参照其他国家、地区高校先进经验加以改进。其次，在法律思维方面，法律思维就是要求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从法律人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这是对法学知识的更深层次的要求，法学硕士的培养应该开设一些法律思维培养的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最后，在法律信仰的培育上，法律信仰不能抽象化，而应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将抽象的法律信仰转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如课堂上的角色模拟，让学生体验法官、律师、检察官等不同法律人角色，从而更好地把握法律信仰的深意。
2．教学方式多样化法学硕士的课程教学应该多样化，不应局限于课堂老师讲课。研究生的培养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之中，而教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效果，进而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许多老师迫于评职称、评优等现实压力，都偏重于科研而轻视教学，对于授课没有很多兴趣。教学的方式非常单一，基本上是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还停留在本科教学的套路上。对于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些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方式，都视而不见或全然不会；教学过于以自己为中心，授课的内容多半是根据自己最近研究内容来定，方式更多的是个人演绎，很难保证学生听课效果。为此，有必要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听课效果，广泛地运用讨论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法学教育非常有借鉴意义。当代澳大利亚法学教育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他们强调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方法应该是学生能够感兴趣的、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的方法，注重传授学习的技巧和能力，认为这个远远重要于学习知识本身。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效果得到保证，老师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案，不仅仅应体现在课堂之上，还应体现在教材的设计、教学课程的安排、教学场地的布置等各方面，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
3．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法学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还应扩张到学校之外，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这样既能让学校教育有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也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法学硕士中选择从事实践性事业或者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对实践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岗位，或者通过实践来判明自己是否适合实践之路。理论指向与实践指向的研究性教学在教育过程中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促进，理论研究有利于实际问题的准确发现和合理解决，为学生的未来孕育发展潜力；而实践指向的探究又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为理论难题的破解寻找对策。实践与理论相互补充，彼此呼应。此外，我们在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要体现在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上。当前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存在形式化、单一化和片面化的问题，大多数评估手段还停留在所修课程的期末成绩上，没有发挥评估的激励作用和让学生发现自我的目的，相反很多学生为了评估刻意迎合。一个优秀的评估系统应该更多地激励学生反思未来职业道路、优缺点，指导学生获得相关的学习机会；激励并引导学生在整个法学院学习期间逐渐进行复杂的工作，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以促进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激励为目的。
四、余论
一、论文装订
1.论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2.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
论文装订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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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评定纸：使用由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评定纸;
(3)论文原创声明：论文原创声明的格式参见附件1，须打印后亲笔签名;
(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一般为300字。在内容摘要所在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关键词一般为3-5个;(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均为小四号宋体字，具体格式参见附件2)
(5)论文目录：要求使用三级目录;
(6)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二部分;
(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三部分。
3.页面设置：
(1)页边距：上下左右均应大于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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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字体间距加宽磅值1磅);
(4)页码居页面底端靠右排列。
二、正文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打印;
2.正文以及标题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注释采取小五号字;
3.标题序号：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一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后必须加顿号，二级标题和四级标题之后不许加顿号，即带括号的标题不许加顿号。
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1.认真进行文字校对，论文错别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2.正文所有小标题、各段段首必须空两格(即空出两个中文字符的位置)，格式错误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3.论文所有标点必须采用中文标点(除外文文献外，一律不许使用英文标点);所有数字必须采用半角，禁止全角数字。误用标点符号和数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4.注意论文的学术规范，杜绝抄袭。
附件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年月日
附件2：
在课堂讲述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时，通过结合案例进行教学，以便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认知和了解，更重要是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被称为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最早是由美国法学院使用。经调研发现，在提升现代法学教学质量方面，案例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为什么在法学课程中要应用法学教学
案例教学具有具体性、实际性，在法学课堂引入这种方法，利于把知识性较强的法论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中，使学生理解法学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对法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娴熟运用法学知识和原理去分析解决相关法律问题。因此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要求有三点：一是掌握教材。因为教材能为学生提供系统的法学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法律基础理论。二是熟读法律法规。因为法律法规可以使得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法律实际情况。三是学习分析案例。因为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使学生将法学知识和法律法规综合运用通过逻辑去分析，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使得学生体会所学法律法规应用的环境和时机。
2.2培养自主思考
在传统的法学课堂上，授课教师的角色是组织者或者主导者，通过灌输式的讲授向学生传递知识，学生只需被动接受，无需自主思考。案例教学是启发式教学，它恰好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和缺点。在法学课程中，授课教师通过法学案例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学生个人发言。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思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小组讨论方式可以使学生通过讨论、辩论对案例问题的认识从不清晰到清晰，对案例问题的理解从浅显到深刻，对案例问题给出的解决办法从不完善到完善。这使得学生在独立思考中形成严谨的法律思维，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2.3增强互动性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授课教师具有权威性，学生对教师的观点不能质疑和批判。但是案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如对现在社会中出现的幼儿园教师虐待幼儿实践组织学生讨论，各抒己见。教师可以针对案例发表观点，学生也可以就案件发表个人观点。在讨论和辩论中，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最终使得学生掌握运用法学知识分析案例、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学案例的模式
案例教学法有多种形式，在法学课堂上授课教师可以依据讲授的知识点的特征选择适合的形式进行教学。
3.1模拟法庭
学生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扮演案例中的不同角色，如检察官、被告及被告律师、原告及原告律师等，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庭审判为样例，进行模拟审判。这一形式被称为模拟法庭。授课教师在讲述诉讼知识点时，可以应用这一形式。模拟结束后，教师对模拟状况进行总结和点评，让学生进入司法庭审模拟状态，感受真实的审判过程，使得学生对诉讼程序的印象深刻。同时，在模拟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便针对重点及难点进行讲解和分析。
3.2课堂讲授
授课教师在对法学知识点进行基础上加入法律案例讲解，并对案例进行分析论证。这一形式被称为课堂讲授。课堂讲授形式对授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如在案例的选择上应该有重点、有目的选择，选择发生在近几年的案例，选择难度由浅至深的案例。通过这一模式可以较为迅速地帮助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点，并且通过法学案例与理论知识的相互综合，便于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3.3课堂讨论
授课教师在讲解完课程知识点后，针对教学知识点选择合适的案例提出相关问题，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在讨论结束后，教师对讨论进行总结和点评。这一形式被称为课堂讨论。在法学课堂中使用这一形式，授课教师选择讨论的案例要明确选择案例的选择是为教学服务，是通过案例来阐明知识点。教师在总结和点评过程中，应该对案例中涉及的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运用法律依据将案例中的法律知识点讲透彻，使得学生能够真正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4网络教学
授课教师通过网络向学生传递法学知识点和法学案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这一形式被称为网络教学。教师使用网络作为辅助工作进行教学，在课程开始前，通过网络将法学理论知识点及问题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查阅资料进行自主学习；在课程之后，教师也可利用网络向学生布置案例分析等作业。
3.5媒体教学
授课教师通过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如电子教案、媒体视频播放工具向学生传递法学知识点和展现应用法学的场景。这一形式被称为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工作不但可以提升教学效率，而且可以生动形象、图文并茂地展现法学案例和庭审等场景，这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4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关键点
在法学课程中如何成功的应用案例教学法？有哪些关键点需要关注？笔者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4.1授课教师在课堂的定位是关键
在法学课程中使用教学案例法，教师必须准备定位，否则将会影响教学效果及质量。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模拟法庭和课堂讨论形式下，教师的定位是指引者，指导学生讨论案例，避免偏离讨论方向和目标；及时回答学生的质疑和相关知识方面的回答，及时为学生提供帮助，这利于学生缜密分析案例并给出合理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在在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中，授课教师处于引导地位，同时也是一位导演，是一位策划者，是一位主导者。在运用案例分析的教学中，学生在这一由讨论到辩论再给出结论的过程中也会受益匪浅，因为这一过程可以培养学生法律逻辑推理能力、把握案例关键点的能力、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能力。
4.2选择案例是关键
为什么要在法学课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法？是为了吸引学生注意力？是为了课堂教学方式多样？这些都不是根本目的。教会学生将特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案例联系起来，通过运用法律知识、逻辑能力、思维能力去解决社会中的法律纠纷，这才是根本目的。这样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师选取的案例必须有价值，能够连接前后的法律知识点，具有典型性，具有系统性，具有难度。首先，选取的案例应该包含较多的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以培养学生在具备法学理论基础上可以解剖案例，以切实地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其次，选取的案例要有时代性。与学生实际生活贴近的法律案例，具有时代性的法律案例，易于学生融入法律案例情景，进而通过案例掌握司法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最后，选取案例要结合教学对象。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学习实际情况结合课堂教学目标选择不同难度等级的法律案例进行教学。
4.3平衡理论知识和案例教学时间是关键
在法学课程中，讲述法学理论知识的时间和案例教学的时间改如何分配？全部课堂时间用来进行案例教学是不合适的，这样不利于学生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全部课堂时间用来讲述理论知识也是不合适的，这会导致学而不用的结果。因此，时间应如何分配是一个教学关键点。经调研统计，大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普通的案例教学时间应该占据总课时时间的四分之一。对于特殊的法学知识点，如诉讼法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增加案例教学时间，给予学生较多的时间讨论案例，以培养学生成为学以致用的人才。
5结语
（一）专业培养方向设定模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高等院校开设法学专业教学，但是对于法学专业设置及毕业生今后的发展方向并没有更多的思考和设置，并没有针对自身特点确定培养的发展方向、确定今后毕业生的就业可能，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体现出培养的侧重点，造成了很多普通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寻求工作的过程中既没有科研能力、不能开展法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不具备法律实践能力。这一点在如我校一样的普通本科院校中普遍存在。没有对自身培养方式、就业方向的思考和定位，使得专业培养的方向设定不够明确，没有形成结合学校及学生特点的层次分化。
（二）教学理念方法缺乏创新教学中仍然延续以往的讲授型教学，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对学生主动分析能力的引导和培养，学生自身缺乏对专业理论研究的能力；教学内容也多为知识理论讲解，注重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性，授课中也缺少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内容；运用教学手段比较传统，方式方法单一，改革进度迟缓，缺乏创新精神，很难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对专业内容的兴趣。
（三）实践教学过少，法律从业技能不足课堂教学内容与法律实践联系不紧密，课堂教学立足于书本教学，学习的知识也不过是应用于书本案例，“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不够重视，没有真正的接触到法律实践的环节；同时在课程设计上实践课课时较少，而且实践课教学也往往流于形式，学生没有切实的动手动脑，缺失了对从业技能的锻炼。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技能训练不足，很难从根本上真正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二、设计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立足点
（一）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改变传统教学中灌输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开展自主性分析，加强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理念习惯，改变以往重理论轻实践，重成绩轻能力，重固有轻创新的旧有理念，在各方面积极做出转变。
（二）完善课程培养方案，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课程设计比例更加科学合理，加大实践课、讨论课等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基础课程比例，并力求实现实践教学的切实有效性，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践教学管理，建立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及监管体系，提高学生实践教学的质量，为学生适用所学知识提供适合的实践平台和机会。
（三）适应地方和区域经济建设的切实需要立足于学校自身的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方向，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特点，及时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完善相关课程设置，加强学生从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较好的掌握从业中要求的说、写、及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出色、具备专业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法学专业应用性人才。
三、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实施方法
（一）完善教学内容设计，丰富教学手段，强化创新思维对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量化，使不够明确的教学相关过程具体化，杜绝教师的随意性，同时加大实践课程的教学比例，切实完善实践课程内容，使学生真正得到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加强学生实际的书写、语言、分析等能力的培养和运用，并以考核的方式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各种活动加以管理，细化相关考核细则和规定。在授课来源上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初高中知名教师、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来校，以授课、演讲、报告及座谈等不同的形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同时加强教师及学生同外界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加大任课教师对实践活动的参与，或者任用兼职法律实践事物的教师任课，保证教学质量。
（二）制定完善合理的教学质量评判体系，加强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针对学科特点，制定法学专业各门课程相对应的课程改革计划及进度监察体系，对计划中各个环节加以实时监控和管理，制定个环节完成设定指标参数，细化各个进程中每个步骤的要求和作用，及时发现计划中的疏漏和错误并作出实时改动。严格实施合理的考评制度，实现有计划的完善过程，逐步形成量化体系。同时加强监控教学、服务教学等工作，在教学管理环节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细化相关规定和实际操作规程，杜绝人为意志的判断和决定，从教学工作的各方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监控，同时运用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实现对教学工作的支持和对正常教学工作的保障，实现管理的切实有效性。加强管理的同时加强服务理念及实际行为的运作。
（三）做好毕业生情况总结工作，加强实际跟踪和信息反馈对学生在校的考试成绩及参与各种活动情况及时记录，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时汇总，对学生毕业后3年内的就业、工作情况实施跟踪调查，形成从新生到毕业生的一条龙持续存在的档案管理，对毕业生考研、通过司法考试、考公务员、社会就业等各数字进行总结，分析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面临问题及如何快速解决并及早适应工作需要，掌握社会需求，并对培养方案进行有必要的实时修改，使之更为合理和科学，增强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