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11:55: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学社会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自微信推出公众号功能，校园媒体的形式更加丰富，与学生的交流更加深入。尽管校园媒体的平台不断拓展，但其运营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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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CGSS与GSS的一个比较
风文笑天（2007）对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2004年第2期至2006年第3期所有论文中利用抽样调查数据撰写的全部研究中的论文中的回收率进行了统计，发现在27篇论文中，有8篇没有报告调查回收率，甚至有4篇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方式计算其回收率。在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得到调查回收率的23篇论文中（涉及16项调查），有17篇（属于11项调查）回收率超过了90%。特别是其中两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样本量在6000份左右）的回收率更是达到了99.2%和99.9%。这两个调查分别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和“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笔者选择对CGSS2003做一分析，原因有三个：一是CGSS的影响范围较大，是国内目前比较正规、调查质量比较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项目；二是CGSS2003的调查回收率比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还高，达到惊人的99.9%；三是与笔者的经历有关，如此高的回收率与笔者所了解的CGSS调查情况完全不符，笔者曾经接触过CGSS的调查员与督导员，他们给笔者的反馈是调查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经常会被拒访，这么高的回收率与事实是不符的。笔者认为，比较分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调查回收率。因此，本文将美国综合社会调查回收率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回收率做一对比分析，以便更好的展现国内调查回收率的现状。美国的全国综合调查（简称GSS）是一项从1973年开始实行的、面向全美国的、连续的大型社会调查计划。在这个调查的支持下，美国芝加哥大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开放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库，免费为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为推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之前，大型的、连续开展多年的、开放的全国性数据库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空白。这一年，参照美国GSS，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推进中国大陆的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项目启动，从2003年开始至2008年度的调查是这一项目的第一期（每年一次，其中2007年暂停了一年），目前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公开了2003~2006年的4次调查数据。在官方网站中，笔者并未看到调查回收率的状况，甚至连样本规模也未作说明，能看到的只是其列出的完成有效样本规模。为了计算其调查回收率，笔者查阅了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编写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在书中对样本规模进行了说明，所计算得到的调查回收率具体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历年计划调查样本规模、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和回收率都被明确的给出或者可以经过计算得出，都稳定在70~80%之间。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通过计算得出以上的回收率结果，读者稍微看一眼，就肯定会问，为什么CGSS的调查回收率如此奇怪？其回收率接近等于甚至都超过了100%。这也是本文所要分析的第三个问题。
为何CGSS调查回收率如此奇怪
根据调查回收率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可知其涉及的是样本规模和实际完成的有效样本量。除非普查或者所有被调查者的特征都一样，否则所有旨在根据样本特征来推论总体特征的抽样调查，都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样本规模的问题。因为，在一项抽样调查研究中，按照一般程序，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在界定了总体之后会制定一个抽样框，按照一定的规则从这一抽样框中抽取样本。在实际抽取样本之前，需要确定样本规模。一般来说，样本规模的大小与总体规模、估计的把握性与精确性要求、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有关(风笑天，2009)，样本规模往往是研究者综合考虑有关影响因素之后进行主观判断的一个结果。以CGSS为例，其计划调查的总体样本规模的大小的确定考虑了很多因素才最终确定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编组编写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中明确写到：“综合考虑精确度、费用以及调查实施的可行性等因素，以及以往若干全国社会调查的经验，再加上考虑到调查实施中通常会存在一部分户内找不到、或没有合格调查对象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无回答等情况，根据对回答率的估计，以及总体划分为五个抽样框，我们把样本量确定为10000。这10000个样本不仅能满足对总体的估计，而且也能满足抽样框各自总体的估计，所以是比较合适的样本量”（李路路等，2009）。笔者认为，CGSS在研究设计时确定的计划调查样本规模是十分明确的，即10000个，那么根据调查回收率的计算公式，作为分母的计划调查样本量为10000个，如果问题并非出在抽样设计中的样本规模这一分母上，那么就只能出在作为分子的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上。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表明的是调查的具体开展过程中的完成了多少个有效的样本量，这涉及到了调查的具体实施过程。根据CGSS历年调查结果（见表1），可以发现实际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居然和计划完成的样本规模几乎一致、或甚至比计划完成的样本规模还要多。因而，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引出了笔者所要分析的第四个问题：在实际实地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从而导致实际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出现这样的情形。
实地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CGSS依据其抽样方案（具体抽样方案见其官方网站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8）》一书）可以确定到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抽中的居委会/村委会中如何抽取居民户和抽中的居民户中如何抽取被调查者，则是实地执行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实地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仔细分析实地执行过程的程序，可以发现问题出现在居民户抽样的过程中，如在城市居民户抽样中：“随机选取起点之后（可以是翻一本书看页数或看一下表等方式），按右手原则，隔六抽一（如果起点是第三户，中间净隔六户，即第二户应抽取第十户），同时标注其+1（下一户）及-1（上一户）户地址，并多抽3倍的备用地址”（李路路等，2009）。不难看出，问题就出在最后一段话上面——并多抽3倍的备用地址。那么这些备用地址来干什么的？再看下面一段话：“如果所抽取的地址不够使用，则由抽样员在此居委会继续抽取，如果该居委会地址全部抽完，访问中仍然不够用，则继续按右手原则在相邻居/村委会进行抽取”（李路路等，2009）。这多抽的3倍备用地址是用来干什么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由于现实被调查者和调查者的各种特殊情况，总会导致样本中的某些个体无法成功访问，或者说总有一部分样本会访问失败，那么多抽的这3倍的备用地址的居民户就是用来作为替补那么访问失败的样本的，甚至于在多抽的3倍备用地址仍不够用时，还需继续在相邻的居委会/村委会抽取备用地址以弥补访问失败的样本。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备用地址导致所发生的变化，笔者举一个例子：一项调查计划从总体抽取400个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研究者采用结构式访问的方式收集资料，实地执行中访问了400人，实际成功访问240人，那么该项调查回收率为60%。而遵循CGSS的方式，则以上调查则变成为：一项调查计划从总体中抽取400个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研究者采用结构式访问的方式收集资料，实地执行中第一步抽取400人作为调查对象，笔者称之为样本1；第二步抽取另外1200人作为替补调查对象，笔者称之为样本2；第三步对第一步所抽取的400个样本进行访问，如果全部成功则到此结束；如果未能成功，如成功访问了240人，则缺少的160人，则从第二步选择的1200人即样本2中选择替代者进行访问，直到访问成功160人，调查结束。如果这样本2中的1200人种未能成功访问160人，则还需要在其它地域如相邻的居委会抽取人员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访问，这部分被抽取的调查对象笔者称之为样本3，直到160人满为止，调查结束。该项的回收率理论上按照调查回收率的公式计算为100%。任何一个读者看到这里对100%回收率都会存在疑问，即是不是公式本身有问题？笔者认为，问题不是出现在公式上，而是由于实地执行过程中的操作导致按照这一个公式进行计算得到的回收率变得毫无意义。根据CGSS的调查方式，原本作为计划调查样本的规模变成了实际调查过的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即在计算公式中本应作为分母的样本规模变成了作为分子的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那么分母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实地执行过程中所调查的所有样本，不论是访问成功还是访问失败，构成实际调查回收率的分母即实际发生的访谈数量，那么这个分母的数字是究竟为多少呢？从调查的实际过程来看，样本1肯定是包含在分母中的，样本2和样本3也或多或少的包含在分母之中。用公式表示为：实际调查回收率=计划完成的样本量（/计划完成的样本量+备用样本的使用量）=样本1（/样本1+样本2（部分或全部）+样本3（0或部分或全部））从以上公式中可见，分母数字究竟多大，已经很难确定，因为在实地调查的执行中一旦完成了样本1规模的数量，调查就已经结束，此时，已经调查了的样本2和样本3中调查对象属于分母，尚未调查的样本2和样本3中的调查对象不属于分母。在CGSS调查中，实地执行过程是由具体调查单位执行的，他们对访问过程的记录是不全面和不详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问题的，使得这些调查人员究竟调查了多少个样本2和样本3，CGSS项目组是无从得知或者很难统计的。一方面，实际调查回收率的分母的确切数字无法得知，导致实际的调查回收率已经成谜；另一方面，CGSS按照回收率的定义进行计算，其调查回收率就变的如此奇怪，甚至调查回收率超过100%。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CGSS在实地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大改变，样本规模被替换了，即实地调查的样本规模并非计划调查的样本规模，而是实际发生的访谈数量。实地执行中的样本规模除了包含研究设计中计划调查的样本量之外，还包含了计划外的替代样本，这种将样本规模引入实地调查过程的做法，导致的结果是其调查回收率已经不可知了。笔者认为，样本规模与调查中的无应答数量是相关的，然而，无应答数量对于样本规模的影响是发生在研究设计阶段时确定样本规模中的，无应答个案的存在导致样本规模会大于研究需要的被调查者数量。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社会调查的实地执行状况及思考
抽样调查是通过样本来推论总体，样本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总体推论的可信度，因此，抽样调查中必须以规范调查和提高总体推论可信度为目标。从前一部分的分析中，可知，在目前中国的CGSS实地调查中，发生了一种样本替换的过程，导致按照调查回收率的公式计算得到的回收率数据虚高。在前文所提到的另外一个回收率超过99%的调查为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通过仔细查阅相关资料，在其以此调查为基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在介绍研究方法时写到“调查员持抽样名单、选样表和问卷进入被调查户选择被访人；如果选样顺利则继续进行访问，如果选样失败，则需要告知督导员，由后者根据备访户名单进行更换，再度入户选样”（陆学艺，2004）。也即在这个调查中同样发生了类似CGSS调查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是造成其回收率畸高的原因。以上两个发生了样本替换导致调查回收率虚高的全国性的调查中，都是由较为有名的调研机构和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所主持的，促使笔者不得不思考是否国内的调查研究在实地执行中是否普遍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较为普遍，那么有学者指出的国内调查回收率较高的现状（风笑天，2007）就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解释。笔者至今参与的大大小小近10项社会调查项目，均为发生样本替换导致回收率虚高甚至回收率不可计算。例如边燕杰所主持的“社会资本与职业经历”大型问卷调查，笔者作为调查员参与了这一项目的济南部分，其抽样方式和CGSS完全一样，实地执行中也发生了样本替换现象，但是在替换样本的选择方法上和CGSS有较大差别，CGSS使用的是随机方法。而这次调查为非随机方法，具体为其替换样本为是抽中的户的上一户和下一户（如果访问失败，先访问上一户，如果继续失败则访问下一户，如果仍然失败，访问所抽中户的上上一户，以此类推）。从笔者的调查对象来看，第一批入户名单中访问成功率没有达到50%，在超过一半的不成功的案例中，拒访占了绝大部分。在调查完成之后，项目组只是在成功完成的访问问卷中剔除了一些无效的问卷，得出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并最终未计算调查回收率。在国内目前所开展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中，样本替换现象较为常见。有相当多的调查对无应答单位进行了替换处理。样本替换也是社会调查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使用得当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调查的质量。这里并不想专门讨论样本替换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些对无应答单位进行替换处理的调查中，有一些甚至是大部分并未全面保存有关初始应答单位的替换记录（郝大海，2008），甚至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在这些调查之中，真实的调查回收率已经被隐藏起来了，而根据回收率定义所得到的理论上的回收率却是虚高的，是不真实的。回收率作为样本代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缺失或者不真实的状况将严重动摇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保证推论的有效，部分调查研究的调查回收率往往是一个理论上的虚假回收率，并非其实际的回收率，甚至有些调查的回收率可能仅仅是完成的有效样本规模与完成的样本规模之比（百分比的形式）。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科学”方法，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确保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但是实地执行过程中的对样本替换的不规范操作，使这一科学”方法偏离了轨道，无法得出能代表其样本质量的调查回收率，甚至产生一个虚假的调查回收率。对此，风笑天（2007）认为对于调查中的无回答现象，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先按照正规的抽样设计，将可能的无回答比例考虑进去，计算出相对较大的样本容量。这样能方便计算调查回答率。如果要采用样本替换，则需要研究者实地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循研究设计，同时要考虑样本替换对整个调查的影响。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要全面保存替换记录，并在调查结果中如实地呈现给读者。国内一些调查正是由于没有能够保存这些数据，而在回收率上出现了问题。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应该制定出保存调查执行数据的办法，严格执行，以确保调查的信度和质量。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地方高校；智力支持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129-02
党的十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本质上说，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以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为切入点，重点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破解，搭建城乡平等发展平台，在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来推动城乡互动，实现一体发展。城乡一体发展离不开地方高校的智力支持。党的十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虽然使它们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却走上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痛苦之路。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曾一度凸显，其教训是深刻的。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也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综合考虑我国发展实际而抉择的结果。因此，破解二元发展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历史课题。
1.人才（尤其是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的优秀人才通过外出就学、创业而“逃离”农村，老弱病残滞留在农村。农村在遏制人才外流和引进人才，实现人才回流方面拉力严重不足。人才在城乡分布不平衡，教育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凸显。
2.生态环境恶化，给城乡协调发展带来的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比如，甘青宁地区土地沙化面积占全国土地沙化面积的90%以上。发源于甘、青两省交界的黑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黑河中上游地区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沿河地区的用水量与日激增，使原本富庶的额济纳绿洲变成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河流域的水质不断受到污染，甚至一些河段的水质已经严重超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清洁能源、沙尘治理等高科技技术提出了要求，迫使地方高校加大科学研究力度，培养科技人才。
二、地方高校角色演进
米德认为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组织的基础。从最早的古希腊雅典大学，到第一所近代大学――哈利大学，再到威斯康星大学，纵观这些世界高校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高校经历了从单一的教育功能到教育与科研并重，再到教育、科研与社会服务并重的过程。其中，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是高校最基本的职能，科学研究既是专业教育的需要，又为社会服务提供支撑；社会服务职能则是高校职能的拓展。1862年，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开创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先河。潘懋元（1984）认为，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越来越重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剧，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将更加凸显，高校已从“象牙塔”式的社会边缘机构变成了维护社会系统运转的核心机构。因此，高校应履行研究者、服务者、教育者三大角色。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对地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高校应履行人才输送机、环境保护者的角色。
1.人才输送机。区域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三个因素组成：自然环境、人为环境和人类。人才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才竞争是经济竞争的先导。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善待人才，是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曾做过一项调查表明，现代社会中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之间，获得体能、技能、智能社会所需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社会得到的收益分别为1：10：100。也就是说，一个仅具有体能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能维持其本人的生存；如果同时具有技能，创造的财富则高出仅具有体能的人10倍，能够养活10个人；再具有智能，创造的财富又提高10倍，可以养活100个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科技与人才的拥有与使用则决定着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切实推动科技人才下乡，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让农民实现体面劳动，让农村成为吸纳人才的主要阵地。
2.环境保护者。传统工业的生产活动是由“资源―产品―废物”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这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为其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生态工业是将生产活动按自然生态系统组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其根本目的是建设“循环型社会”，解决环境与发展的长期矛盾，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道路。区域发展要确立本区域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地方高校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应转向培养环境人才、无形资产管理人才、循环经济管理人才，使地方走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地方高校角色履行的保障机制
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趋势来看，地方高校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而政府投资又取决于能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地方高校应充分履行自己的角色，结合自身的优势，科学定位，融入地方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才能与政府实现双赢。美国的社区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其最大的秘诀在于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融入社区，促进社区发展，面向社区公众开展终身教育。
1.加强地方高校的战略管理。1972年美国学者申达尔和哈顿最早在高等教育中发展战略规划，1978年霍斯默基于此。提出相关理论。寇普认为高校战略的选择应彰显优势并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周江林（2003）认为，地方政府如果想突出区域特色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高校为后盾。徐敦楷（2003）认为，高校确定战略时，应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体现战略管理的理念，使战略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刘国瑞（2003）认为普通高校发展应坚持特色战略，加强观念与制度创新。薛家宝（2004）提出了高校发展的成本领先、标新立异、目标集聚、三种基本战略。程中勉（2005）认为，高校战略联盟的优势在于有利于高校创新与知识学习，有助于消除“巨型大学病”，有利于高校整合优势特色和降低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曹健（2010）运用波特的产业分析方法提出了高校发展的五种作用力。所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地方高校应凸显比较优势，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化核心竞争力，并与其他高校联盟、互动，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改革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挥高校服务于社会功能的迫切需要。要明确社会尤其是农村发展的人才需求，科学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力，并采用有效的方式将各种能力的培养整合、衔接。一是将大学生就业力提升与学校的科研创新团队、教学创新团队结合，运用导师制将学生的学习、训练与毕业论文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注重社会调查与实践。学生只有深入农村和企业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了解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城乡差距及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性。社会调查与实践一般安排在平时周末和每年的寒暑假进行。每年寒暑假按照特定主题组织学生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时间不少于一个月。学生在这一个月期间不仅要完成社会调查任务，接受技能培训，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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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献忠，许烨.教师职业角色发展的嬗变及伦理反思[J].高教探索，2012，（03）.
税收最高国丹麦为何是“幸福考试”的状元？
2012年4月2日，联合国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共同《世界幸福报告》。作为联合国首次以幸福为主题的世界性排行榜，这份长达170页的报告以10分为满分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成绩”，丹麦以接近8分的得分位居榜首。
国力不是最强，国民也不是最富，丹麦何以赢得“幸福考试”的状元？
此次的幸福大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不存在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是“幸福的国家确实都比较富裕”。丹麦人均GDP为56000美元左右，排行世界前五；平均工资仅次于瑞士。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全球最短的国家：根据丹麦《贝林时报》刊登的瑞士银行调查报告披露的数据，丹麦处在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工人，年工作时间为1658小时，比西欧国家少100小时，比东欧国家少167小时。
大街小巷闲庭信步的丹麦人很容易使人认定这是个慢节奏的国家，其实不然。无论社会生活还是商业领域，丹麦都是个高速高效运转的机体。而信任感在这种运转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比如：哥本哈根地铁基本不设检票口，更甚少遇到检票员。不要觉得公共交通免费也是丹麦高福利的一项，价格最低也要三欧元的地铁票，购买全凭自觉，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丹麦人会逃票。超市里自助结账台比人工结账台多，顾客选好东西后自行扫条码并刷卡付账，而大多数中小型超市大门口连防盗器都没有。
丹麦社会在这种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的环境下，节约了设备和人力成本，也使生活更加便捷。
丹麦无疑是世界上收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占据国家税收一半的个人收入税（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68%，商品的消费税为25%。税收虽然高得惊人，但丰厚的税收被政府用来维持丰厚的福利体系，也让丹麦人交得相对心甘情愿：丹麦人享受终身医疗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大学生可以领到政府的补助；如果失业（三年内工作总时间不到52周）则可按照前三年平均收入的90%领取失业保险，并可参加政府开办的多种“下岗再就业”培训。即使在2009年欧洲金融危机后，丹麦也一直保持很低的失业率。
丹麦以“杀富济贫”的方式，解决贫富悬殊，也降低了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安定。
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古内拉克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麦人的共同感受是：身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社会地位、价值观和财富与自己类似，同时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派记者丹·比特纳在他的新书《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中展示了一位叫简的42岁丹麦垃圾清运工的生活状态：每周工作21小时，年薪8万美元，业余时间健身、访友、辅导孩子功课，开着奔驰，偶尔干点副业，每年带家人去希腊度假……这就是简口中“鸡蛋黄般幸福”的生活，也是最普通丹麦人的写照：富足、安逸。
丹麦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予妇女投票权的国家，也率先允许同性恋结婚。
美国：有信仰、工作着的人幸福感最强
大多数人在对美国人真实生活状态和价值观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容易下“美国人=无拘无束+成功富有”的定义。但著名经济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鲁克斯总结说：信仰、工作、婚姻、慈善、自由才是组成美国人幸福生活的要素。
在美国社会生活和价值观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社会调查显示：有者中43%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无者中只有23%。美国是个多宗教国家，80%以上国民信奉基督教，另有天主教、犹太教、佛教和摩门教等。教会除了供信徒们学习教义、参加仪式外，触角延伸至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几乎在每个城市设有其管理的健身房，为国民提供覆盖最广、设备齐全、价格低廉的运动场所。
与此同时，宗教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接触慈善、做善事的机会和方式。美国长期规律性做义工的人更是超过50%。美国人从“给予”的行为中获得极大满足。数据显示，“感觉幸福的美国人”中，捐赠者比不捐赠者多43%，志愿者比非志愿者多42%。
大多数美国人重视家庭和婚姻，诸多美剧中塑造的“今天A明天B”的自由轻率的爱情观与真实生活其实差距颇大。子女是否健康成长也是美国父母们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这点与中国是极为相近的。美国的父母们会为了确保子女的身体健康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而自己只吃普通的；也会为了孩子能上个好一些的学校不惜倾囊而出争抢好学区的房子。但大多数美国人却没把老年幸福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只是指望子女能够自食其力，别在成年后还回来伸手找他们要钱。
关键词：工作-生活平衡；劳动权益；家庭友好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工作-生活平衡的含义及内容
Marks和MacDiarmid（1996）最早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个体对不同生活角色的定位，是一种混合角色。他们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具有平衡不同角色的能力，即个体能够在多重角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的工作基金会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工作-生活平衡是关于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他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工作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工作-生活平衡是指个体对工作和生活拥有同样的满意度、工作和家庭职能的行使互不妨碍、角色冲突达到最小化的心理均衡状态。
工作-生活平衡主要包括：（1）时间平衡，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投入的时间量相同。表现为工作内与工作外的时间互不侵占，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休闲娱乐、陪伴家人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2）心理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心理上将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看得同等重要，互不偏袒；（3）满意平衡，是指对生活以及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体相同。表现为既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也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二、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现状
（一）相关政策实施现状。虽然对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然而对于我国来说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成果仅仅涉及理论框架、影响因素、平衡策略、工作分享制度、企业制度安排等方面，而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工作-生活平衡方面的政策并不完善，大多集中在传统的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政策内容一般把资金支持放在首位而忽视了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和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变得更具现实性。
（二）劳动者压力现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作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然而劳动者面临的来自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家庭结构的转变，使得家庭的照顾职能弱化，养老问题以及儿童照顾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劳动者在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主要面对以下三种压力：一是在工作中面临加班、出差、升职、人际交往以及失业的压力；二是在生活中处理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三是在面对工作与生活相冲突时无法灵活安排时间有效解决的压力。
三、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时间长，工作安排缺少弹性。我国现行的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主要出自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199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推出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职场人的24小时中用于工作的时间（包括上下班）占一天当中的41%，用于日常生活闲暇的时间仅为29%，部分职场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7.7247个小时，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周工作时间40个小时。一些企业存在着“不准请事假”、“请事假提前三天报告”、“缺勤一天扣除全部奖金”的苛刻规定，员工不仅不能灵活安排休闲休假的时间，如果在工作时出现紧急的家庭问题，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
（二）各类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为了实现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效率，并不积极提倡劳动者休假，尤其是带薪休假。许多劳动者也因担心工资减少，升职困难甚至解雇而不敢提出休假请求。
巴西带薪年假最低为30天，国家法定的带薪假日为11天；法国人在带薪休假期间可领取“带薪假期”补贴；德国在法律中规定员工每年可享有24个工作日的带薪年休假；美国规定带薪年休假安排由员工自己安排，雇主一般不会干涉。早在2008年我国就公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作收入。但是现实表明，能够享受带薪休假的职工大多数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有七成劳动者并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带薪休假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带薪休假制度远不能满足大多数员工的需求。
（三）儿童照顾压力不降反增，老年人照顾负担十分沉重。家庭所能获得的母婴福利大大减少，传统三代同堂家庭模式的破裂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都是导致儿童照顾压力增加的重要原因。首先，照顾家人和家务劳动的责任由女性承担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随着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女性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家务劳动已成为困扰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其次，年轻夫妇独立后通常选择脱离父母的生活模式，不再依赖父母来照顾其子女，照顾儿童的负担全都落在年轻夫妇的肩上，生活压力陡增；最后，由于政府对婴幼儿教育认识的不足，导致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不够，很多地区对婴幼儿教育方面的重视不足，婴幼儿教育不被纳入教育规划。然而市场提供的托幼服务、家庭照顾服务一般价格过高，中低收入家庭利用公共服务受到限制，加重了生活压力。
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13，815万人，老年抚养比高达13.7%。《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到202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至14%，中国将进入老年型社会。发展社会养老机构，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子女照顾老人负担的重要措施。然而公立养老机构数量少、专业性不足、私人养老机构门槛高、费用高的问题使得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占据多数。除此之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一种子女缺乏责任感的不孝顺行为，让父母居家养老可以增加与父母的相处时间，让老人更好的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大多数子女都会承担起亲身照顾父母的责任，生活压力增大。
（四）工作-生活平衡上的性别差异明显。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进职场。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更多的提倡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给了女性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开始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是女性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最佳选择。
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城镇，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43分钟，女性为102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4倍；在农村，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50分钟，女性为143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9倍。女性与男性一样遵守着每天8小时标准工时制度，但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的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繁忙、照顾老人和孩子负担重等问题更为严重，工作和生活上的时间冲突更加明显。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的职业女性相比较，我国职业女性更多的把家庭当作生活的中心，但是同时又想努力兼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相当严重。在中国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工作中由于我国在生育保险以及妇女儿童福利等方面给予妇女的保障措施并不完善，所以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面临更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
四、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政策选择
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中国现有家庭政策的特征，比如关注特殊家庭较多，忽视了一般家庭；法律法规较多，可以适用的政策方案较少；口号较多，落实较少。然而西方国家在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借鉴他国经验，探讨中国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根据相关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全职工人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0年的1，981小时下降到了2010年的1，775小时。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员工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在不断减少，休闲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2007年以来，我国修订或者重新颁布了一些劳动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特殊工时管理规定》等，当前劳动法已经比较完善。但在现实中，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劳动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大部分劳动者都面临着工作时间过长、休闲休假天数少、员工福利少的困境。尤其像农民工、女性等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权益更应该得到关注与法律的保护。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劳动法规的执法力度，制定保护特殊群体的相关法规，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常见的“家庭友好政策”是指组织为了帮助其员工更好地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工作-生活冲突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项目。通常包括弹性工作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员工支持计划等。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服务体系，把家庭纳入公共政策的覆盖范围，用制度的规范来减轻员工的家庭照顾负担，实现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重视家庭责任的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员工工作-生活平衡的措施，对员工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美国现在推行的“家庭福利照顾制度”是其平衡计划中的代表项目。美国通过有关“家庭假期”的法律规定，任何员工可以因产假、照顾产假、照顾家庭成员生病等原因，向雇主请长达3个月的假期，而雇主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员工。美国政府还积极推行灵活工作制，包括计时工作制、弹性工作制、远程工作制等。实行灵活工作制的企业不仅可以使员工更加自由的利用时间、处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还可以让企业更加灵活的聘用员工，节约用工成本的同时实现效益最大化。
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局限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将满足个人的需求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发点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家庭是个人的载体，社会政策只有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求，提高生活满意度，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三）加强家庭理论研究，培育和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理念。政府必须在全社会倡导企业的家庭伦理哲学、在全社会培养与宣传工作-生活的平衡理念，使这种平衡的理念被更多的个人、家庭、企业所接受和推广。如果员工个体没有把家庭责任放在首位，而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那么不仅会影响家庭角色的行使，还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及工作效率。因此，政府应该利用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途径宣传家庭责任高于工作责任的理念，使劳动者树立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价值观。一是加强工作-生活平衡的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的制度以及优秀的经验，认清中国的发展现状，总结发展缺陷，结合国情制定适用性较广的发展措施。加大实施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便及早发现社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二是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理论界应对工作-生活平衡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廓清理论的边界，整合理论体系，将该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指导企业管理和员工工作与生活的成熟的理论，提高理论的实践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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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地区由于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其中就有“流动少年”群体。外来务工人员在为新家乡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部分务工人员违法犯罪的数量及比重也在逐年上升。2006-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犯罪人数占总犯罪人数的比例一直占总犯罪人数的八成以上，特别是“流动少年”犯罪的比重增幅更大。“流动少年”犯罪既具有青少年犯罪的某些共性，同时又具有流动人口犯罪的某些特性，是当前各种社会因素作用于该群体的综合体现，下文首先就该群体的现状和特征展开分析。
一、“流动少年”犯罪的现况及特征
（一）犯罪数量增长迅速
根据笔者的统计，2006-2008年“流动少年”犯罪的数量呈高发态势，近3年的增长率均在20％左右。同时，“流动少年”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比例一直在85％以上，占总犯罪人数的比例也在10％左右。特别是在2008年“流动少年”犯罪数的增长尤其明显，可以说在总犯罪人数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流动少年”犯罪的数量却在迅速增长，这一数据应该引起我们对该群体犯罪的特征及对策进行深入研究。133229.cOm
（二）非监禁刑适用率低
“流动少年”在近3年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分别为3．2％、5．5％、5．3％，平均仅为4．8％，而同期本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比例为45．8％，前者仅为后者的1／10。非监禁刑适用率低反映了法官在对“流动少年”量刑时考虑到被告人流动性很强，监管措施不容易到位，从而较少适用。
（三）再犯罪率高
近3年“流动少年”犯罪人缓刑结束或者刑满释放后的再犯率分别为3．2％、2．9％、3．5％，同期所有罪犯的再犯率为2％。再犯罪率高一方面反映了“流动少年”犯罪人在羁押场所受到的交叉感染比一般犯罪人要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在刑期届满后重新回归社会后比一般犯罪人更加缺乏生存技能。
二、对“流动少年”犯罪控制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管理的缺失导致犯罪数量猛增
人员流动性强、分布相对分散与相应的管理、控制盲点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犯罪人群的预防死角，实际上使一部分“流动少年”成为犯罪的失控者。
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做好管理工作一直是一个全社会的重大课题，其中自然包括犯罪的预防问题。然而，流动人口自身的流动性比较强，而且从当前犯罪的流动人口的青少年看，还具有分布相对分散的情况，半数以上的“流动少年”属于个人长期租房居住，这增加了预防犯罪工作的难度。另外管理、控制工作存在盲点，突出表现为：一是证件化管理不到位，对2008年“流动少年”犯罪的调查中，73．7％没有暂住证，77．9％没有务工证；二是大多数原户口所在地或原单位不知道流动以后青少年的居住地或单位，属于该情况的犯罪青少年占85．9％；三是寄居地相关的法制宣传力度不高，51．6％的“流动少年”不清楚居住地是否进行法制教育；四是寄居地本身即属于犯罪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32．3％的“流动少年”居住在乡村，19．2％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可以说，上述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犯罪失控在“流动少年”中形成了一部分犯罪的危险人群。
（二）缓刑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非监禁刑适用率低
《刑法》第72条规定了缓刑的适用条件：一是被告人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考虑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三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上述规定中“悔罪表现”的含义不太明确。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绝大多数都有后悔之意，但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被告人不仅要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还要交待同案犯的犯罪事实；侵财型犯罪的被告人要积极退赃；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等造成人身损伤的被告人要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且只有在完全赔偿损失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缓刑。这对于赔偿能力差的“流动少年”被告人来说难以获得缓刑机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要求法官进行主观判断，但是要求法官在20日（简易程序）或一个半月（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内除了做审理案件的大量工作外，还要判断被告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绝非易事。法官只能根据案卷中的材料和开庭时被告人的表现对被告人目前的心理状态和认罪情况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但这些粗略的印象对于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流动少年”来说，缺乏对其家庭和社会关系及经历的判断，难以认定“不致再危害社会”。
对被告人量刑时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除了符合刑期的要件外，还要考虑判处缓刑后的监管措施是否能够到位。“流动少年”的流动性很强，缓刑的监管措施不容易到位，对其判处缓刑时顾虑较多，这就直接导致缓刑使用率低。
（三）缺乏有效审后监管导致再犯率高
《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就是说，缓刑的考察机关是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由派出所具体执行，但实践中执行措施不到位的情况非常普遍。究其原因，缓刑监督考察单位选择不当是主要原因。
公安机关不适合成为专门的缓刑考察单位。公安机关是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犯罪侦查及户籍管理等事务的机关，在目前各类违法犯罪案件频发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因为人力所限完成治安和侦查犯罪的主要任务尚属勉强，无力再对缓刑犯进行考察。另一方面，由缓刑犯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配合考察不合实际，单位忙于经营管理而无人力、时间去配合对缓刑犯的考察，且大多数被告人根本就没有就业单位；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与自治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矫正能力有限，因此也无法达到监管和矫正缓刑犯的目的。
刑满释放的“流动少年”由于有前科的限制，在社会上难以重新找到工作，又缺乏最低生活保障，且户籍所在地和监管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难以掌握其释放后的情况，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很容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三、“国家—社会”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的引入
（一）犯罪控制模式的转换：从单本位向双本位转换
现行犯罪控制模式，可称之为“国家本位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国家至上”和“国家权力无限”的观念。一方面，认为犯罪主要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因此刑事法保护的重心在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对犯罪的处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情，对付犯罪主要依赖于国家刑事司法系统运用刑罚的手段。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国家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之效果不佳的问题日益显现。总体而言，“国家本位模式”属于事后反应型模式，刑事司法权力一般在犯罪发生后才被动地介入，并侧重于对犯罪人的惩治和威慑，这种模式往往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犯罪隐患视而不见，在犯罪预防方面成效甚微。另外，“国家本位模式”还存在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⑴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并有自主运行规则的民间社会不断壮大，社区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都日益增大。⑵在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提高犯罪控制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刑法运行模式，即将刑罚权和刑事司法权从国家分出一部分给社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加强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协同和配合。⑶目前对“流动少年”犯罪的控制仍是“国家本位”模式，表现在控制犯罪的手段主要是监禁刑，审判前和改造期间社会力量难以参与其中。在市民社会不断壮大、社区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到对“流动少年”的犯罪控制中。
（二）“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的理论基础
1．教育刑理论
教育刑理论对于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发育期尚不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形成原因中，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起的作用往往要大一些。因此，当今各国普遍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处遇政策。有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也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在我国，也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政策。
2．再社会化理念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3．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判刑以及最合适的刑种、刑度及执行方式，以有效地实现矫正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示刑罚个别化原则，但相关的立法规定为刑罚个别化的推演和践行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例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就涵盖了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内容，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容纳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
四、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少年”犯罪控制的构想
（一）社会调查员参与提供审前调查报告
审前调查是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
具体而言，在刑法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借鉴缓刑制度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将有关条件予以量化，采用科学的缓刑裁判量化评价方法，进行“再犯预测”，即开展对犯罪分子的人格调查。所谓人格调查，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个犯罪人都能选择适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调查应包括以下事项：1．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罪犯的犯罪与违法履历；2．社会调查。一是家庭结构调查，二是学校教育调查，三是居住地和近邻的环境，四是职业历史，五是犯罪过去与现在的经济收支情况，六是犯罪的病例，七是罪犯的道德品质等，八是婚姻和性生活情况；3．调查确认；4．身心鉴别调查。人格调查主要是为了提高“再犯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目前已在德日和英美等国被广泛采用。⑷
笔者认为，国外所采用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其他法院借鉴之后采用的社会调查员参与缓刑裁判，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值得学习。对“流动少年”判决前应进行人格调查，列出下列影响犯罪人情况的因素：家庭情况、案发前情况、本案情况、简历、学习生活工作情况、社会环境影响情况等。将这些因素加以量化，转化为具体的数据，再根据最终统计结果来决定是否适用缓刑。
缓刑的社会调查应交由司法局和各乡镇司法所来完成。首先，司法行政部门属于政府部门，与犯罪人所在的地方基层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依职权可以完成人格调查工作和对矫正条件的考察工作。其次，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教育背景，完全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最后，有利于今后他们对缓刑犯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⑸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审前审讯
“合适成年人”是指在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受到审判前接受讯问时，必须有一名“合适”的成年人到场旁听讯问，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合适成年人”参与审讯不仅可以保护未成年人，让一些不应受到刑事处罚的人远离监禁，还为检察院、法院在办理案件时提供了资料和帮助。
合适成年人参与审讯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权利：1．合适成年人有权亲自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与立场，这样有助于取得未成年人的信任，同时体现了合适成年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划清了与审讯人员的界限，因为这两点是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因素；2．向未成年人说明他们的处境，和在该处境下其可能面对的情况与后果；3．观察讯问是否依法合理进行，当发现讯问中存在违法时，合适成年人有权利要求审讯人员停止该种做法；4．协助未成年人与讯问者进行沟通，而这种沟通仅仅限于语言理解上的帮助，不是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上的意见或帮助；5．在审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教育的内容不能涉及具体案件；6．合适成年人有权查阅笔录，并且在笔录上签字，还要对整个讯问中是否存在违法问题进行评价。⑹
（三）社区矫正帮助缓刑少年犯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产物，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除了惩罚性外，重在政府的相关机构引导下运用社会力量参与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正，促使犯罪人再社会化，从而回归社会成为正常公民的社会内处遇制度和项目。社区矫正比其他刑法措施更具有文明性、伦理性、经济性和有效性，成为当今社会惩治犯罪、矫正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不可缺少的对策和措施。而社区矫正将罪犯置于社区中加以矫治，对其生活和工作给予充分关注，根据其自身特点安排各种活动，参与社区的服务，有助于强化正面的角色模式，从而促进其在社会化。
改革行刑方式，实行社区矫正，是顺应社会形势发展，提高改造质量的一个途径和方法。在社区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建立全方位的监管网络，一方面使“流动少年”得到有效的监管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开放的监管方式使服刑人员适应社会生活，维护基本生活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四）建立帮教基地帮助掌握社会技能
为教育和挽救“流动少年”罪犯，应该建立未成年犯“学校帮教”和“企业帮教”相结合的机制，帮助缓刑犯和刑满释放的未成年犯完成义务教育或者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为其重新回归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学校帮教”机制就是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在辖区的学校内设置一两所中学，在缓刑少年犯判处缓刑期间或者刑满释放后在该校接受义务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有利于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企业帮教”机制就是安排缓刑犯和刑满释放的未成年犯进入合适的企业从事辅助工作，尽快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有利于进入社会后解决就业问题。
注释:
⑴冯卫国：“犯罪控制与社会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⑵冯卫国：“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⑶储槐植：《刑事一体化和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
⑷吴声：《缓刑制度研究——以立法完善为重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评定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191-02
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也存在普遍性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管理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被弱化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缺乏既有渊博知识、人格魅力，又有教学热情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学科建设基础薄弱，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不够；思想政治理课与大学生日常性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程、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不够，教学方式单一，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教育教学的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基于上述各种不足之处，笔者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和总结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以供同行参考。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考核方式改革的具体设想
为了探索出符合我院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应该遵循先试点、再推广，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改革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先办好几个教改试点班，每个试点班的教改侧重点不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到一门课程的全部授课班级，进而推广到所有4门课程的全部授课班级。试点班级授课应以专题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关键在于办好以下几种教改试点班：
1.组合式教学试点班。由一个教师将一门课一讲到底的做法是“承包式”的教学方法，而一种“组合式”的教学方法应该大力推广。具体来说，就是由多个教师来讲同一门课的不同专题。可以由系上带过相同课头的6～7位老师每人选择2～3章的内容，按章节顺序依次给同一个班的学生上课。
2.学生能力培养试点班。选择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班，主要由学生自己讲课。学生们3～4人一组，自由结合，自选专题，自己备课、自己做课件。第一小节课由小组代表讲课50分钟，第二小节课由小组全体成员接受其他学生的质疑、提问、进行答辩，再由全班学生当场给该小组成员打分统计成绩，最后由教师点评。讲得好的学生，还可以去给其他系其他班级上示范课。
3.实践教学试点班。实践教学不能占用理论教学课时，也就是要在理论教学学时之外，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开展实践教学活动。①组织全班学生看一些纪录片、资料片或者听取专题报告，教师统计学生出勤情况。②每位学生在规定的周次内，选读原著或人物传记，写出读书心得，由教师评定等级并记入平时成绩。优秀文章在全班交流。③全班学生分组进行社会调查，先明确组内分工，然后设计问卷，而后实施调查，回收的问卷和调查报告一并交给教师，由教师写出评语并记入平时成绩。④利用在校课余时间，组织全班学生参观考察近一点的地方。利用寒暑假时间，可以组织部分学生参观考察远一些的地方。愿意去的学生自己应适当出一部分费用。
4.大班课堂互动试点班。从我院现实情况看，以后思想政治理论课“大班上课”、“合班上课”还是主流，这就面临一个怎么开展提问、讨论等课堂教学互动活动的问题。比如，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自己起一个有特色的“组名”，提问回答、讨论辩论都以组为单位计分，组内成员共享该小组的成绩。这种做法应该能够扩大课堂教学互动活动的参与面。
由于各种教学试点班的教改侧重点不同，平时成绩的计分方式就不宜整齐划一。但是，最起码要包括出勤分、作业分、笔记分三项，除此之外，教改侧重什么，平时考核就应该突出什么，这一点可以通过调整其权重来实现。同时，建议我院取消思想政治理论课全校统一闭卷考核的原则性规定，改为不同的任课教师或同一任课教师所带的不同班级可以采取不同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成绩评定方式
1.平时考核。①学生出勤：教师每学期点名次数不得低于10次。学生全勤计分为100分，如有迟到或者早退，每次扣除2.5分；请假每次扣除5分，旷课作为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每次扣除10分，教师要详细将上述情况记录在考勤表上，直到100分扣完为止。②课堂笔记：每学期教师至少检查对学生的课堂笔记一次，如果学生笔记记录的板书内容齐全、书写工整，整体质量高，则按100分计，如果笔记书写不工整，内容缺失较多，则按60分计，若该生无笔记，则此项成绩为0分。③平时作业：作业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一般结合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目的形式，从现实出发，对热点焦点事件，作出评论或者给出相关建议。口头作业一般以小组形式完成，对于大班授课，可将学生按照10人一组的标准分组，由每小组编辑、播报新闻，并且上交PPT。每小组成绩共享，具体负责的小组成员单独加分。④课堂互动：教师尽量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堂互动活动，包括讨论、提问、辩论等。学生只要能够集中精力听课、比较积极的参加课堂互动并给予反馈，就可以得到基本分60分。在此基础之上，每有一次积极的表现就可以加10分，直到100分加满为止；而每出现一次消极的表现就减10分，比如上课不停地说话、瞎起哄、破坏正常的互动活动等，直到60分扣完为止。若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课堂互动活动，其成绩即由该小组成员共享，但是若该小组成员没有出勤则记为零分。
2.阶段测试。因为平时考核的方式并不足以衡量学生对该门课的学习情况，所以，在最终给成绩时，仍然要以具体的测试为主。一般情况下，测试分三次进行，教师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2次书面测试和1次口头测试。当然，也可进行三次书面测试。书面测试即跟普通考试方式类似，给学生出题，开卷考试。由每个学生随堂独立完成。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出题时尽量少出或者不出客观题，出主观题时尽量不出课本上能够找到的原话。至于如何安排分阶段考试内容，由任课老师自己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口头测试可以借鉴上文所提到的学生能力培养试点班的情况来进行。由学生自己制作课件，讲稿并讲课。这样可以充分体现学生对于该门课的掌握程度，同时也训练了学生对于计算机方面的应用能力以及表达能力。
职高一年级期中考试出了一道题，让学生写一张请假条。这是他们语文课本应用文写作的内容，并在课堂上进行过反复练习，但是考试中，其中有一个班竟有一大半学生写的请假条还是漏洞百出。这些学生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使没写过请假条，老师在课堂上三令五申强调过之后，也应该掌握。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
二、原因
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 学生的状况。
虽然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拿出1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发展。“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将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实现1∶1的比例。”但在本地区，上职高的学生往往是上不了普通高中，家长无奈之下的选择。这些学生不是在身体上、智力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好的学习习惯，大多数对学习早已失去了信心，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的态度。因此课堂上无论老师怎样声嘶力竭地讲，学生依然是左耳进右耳出，使老师无可奈何。
2. 教材的编排。
在教学中本人发现，学生对课本内容不感兴趣，但对课外的有些读物却爱不释手，如《男孩女孩》等一些青春读物。学生对老师布置的作文不感兴趣，但给同学发个短信，写个小纸条，却写得情真意切、头头是道。的确，“兴趣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翻开我们的教材，尽管所选内容都是优秀篇目，其中不乏名家名篇，但几十年如一日，知识的编排缺乏系统性，不像高中课本是按文学史体例编排，有明确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我们的教材所选篇目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缺乏时代感，使得学生在学过很多篇目之后，回顾起来，不知自己学到什么，几乎是现学现忘。
3. 课堂教学。
许多学生都有这样一种认识：语文课听与不听一个样，学与不学一个样，多读少读一个样，多写少写一个样，在语文这门课上费热情、下工夫，不值得。只要考试前把老师画的重点看看、背背，能应付考试就行。至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字、词、句、章，结构特点、思想情感、表现手法、修辞手法等等，丝毫没兴趣，至于说明文阅读、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这些内容就像是闲置在墙角的农具，缺乏价值。即使应用文教学，如记录、广告、消息、演讲稿、行政公函等等，到用的时候再学也不迟，现在学了不用也会忘。
而我们的教学却始终离不开教学参考、教案，抛不开学生的练习本，不能从琐碎的知识中走出来，但是到了课堂，学生能够接受的又有多少？学生读课文就像老和尚念经，纯粹只为应付老师。做练习你看我，我看你，或照答案抄，真正记住的有多少？因此课堂教学对学生而言事实上是“无味并痛苦着”。
4. 教师。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再加上教师心理上没有过多的压力，于是教师也认为教与不教一个样，教好教坏一个样，疏于钻研教学、思考教学，只是照本宣科，用一种不变的腔调、不变的思路一唱就是几十年。
三、措施
如果长此以往，即使国家再加大投资力度，职业教育的局面又能有多少改观？我们的教育方式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新课改“大语文”提出：“语文教学的根本出路在于打开社会生活这个学语文的活水源头，建立一种具有三个层次的语文教学体系：强化第一课堂，丰富第二课堂，开辟第三课堂，促使语文与生活有机结合，这也是‘大语文教育’的主要主张。”这种教学要求打破长期以来局限在“狭小的笼”内的小课堂的局面，开拓语文学习的广阔天地，使语文学习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全方位的语文教学系统。
措施一 扩大阅读量，鼓励学生自主读书。
著名作家吴伯箫先生生前十分关心语文教学，曾对语文教学提出过言之灼灼的忠告：“现在的教学把课文都讲‘肿’了，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阅读原文上。”
我们可以在紧张的语文学习中抽出一点时间、挪出一方空间，让学生进行轻松自由的自主阅读，让学生读自己买的课外书或到阅览室读课外书，如《读者》、《视野》、《青年文摘》、《青年博览》、《中学生》等，与其老师声嘶力竭地讲，学生昏昏欲睡地听，还不如让他们兴之所至，读读论论，写写读后感。
根据学生实际，开发和利用校本课程，加大阅读量。我们不必为学生读书过杂而担心，而要为他们自由漫步书林而创造条件，只有给学生以自主阅读的空间，才能让他们热爱读书、热爱语文。
措施二 以议代讲，与学生真诚对话。
《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采用问答、讨论、辩论、争鸣、评价等方式，如课堂上就某一问题或主题，师生之间或含学生之间展开探讨和交流。教学过程中，大家就某一观点展开思想碰撞。师生通过作文、周记、随笔、评语等交流看法，了解对方的思想感情。阅读教学中，通过对课文抑扬顿挫的节奏，甚至对某一个字的处理，理解文本内容，实现师生情感共鸣。语文课堂，应该有起伏动人的诵读，自由酣畅的对话，激流涌动的情感，思想的碰撞。在师生平等的对话中，给学生多一些欣赏和鼓励，少一些责备与训斥，使学生在文本和教师情怀的双重熏陶下，接受教育。
当然，对话应围绕重点有序进行，这自然需要老师引导。
措施三 张弛有度，给学生强有力的引导。
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的教师，是平等对话的“首席”，而“指导”“引导”就是这个“首席”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好教学的预设与调整；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不断把学生的思考引向深入，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是，既不因“引导”而取消“对话”，也不因“对话”而放弃“引导”；既不因“引导”而扼杀学生的思想自由，也不因“平等”而放弃教师的教育职责。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真正的教育是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健康发展。
措施四 语文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语文化”。
在教学中，奉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所谓“亲其师，信其道”。首先要建立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将教学工作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将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使课堂成为学生生活的活水源头，让课堂成为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
另外要积极利用语文课外资源，通过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物质情境、文化情境和人际情境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组建学生文学社，开展文学讲座和文学笔会，办好文学社刊；办好校园广播站，采访、编排、播送校内外新闻；利用图书室、阅览室、报亭等场所，利用网络媒体，如《百家讲坛》等栏目，扩大学生阅读量，拓宽学生知识面；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利用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表达能力；利用创建“文明城市”这一契机，让学生领略城市优美的环境，以此熏陶学生，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等等。
四、做一名真正的教师
作为教师，首先要“真”。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要说真话，做实事，真正为学生前途命运考虑，为学生成长服务。能够与学生真诚沟通交流，做知心朋友，将教育活动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
作为教师，要“正”。保持一颗童心，保留一份率真，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名利所动。
过去曾有许多名人爱为人师，如、陶行知，还包括孔子，他们的思想曾开创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个世纪，可见教育承载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希望。教师不仅仅是职业，它需要的是执迷和狂热。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真、善、美，选择了奉献，选择了创造，选择了攀登。
论文摘要：文章从理论课在大学生中不太受重视的实际出发，阐述理论对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从而说明理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论文关键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理论
人类思维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时代不同，不仅思维的对象、内容不同，而且思维的方式、思维规律的表达形式也不同，从根本上讲，决定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在从远古的原始思维走向现代文明思维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转变，从静态思维向动态的变革思维转变。在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中，创新性思维方式将成为2l世纪人类的主导思维方式。而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正确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唯物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的统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壮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勇于进行创新思维的智慧之源。因此，开展理论教育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思维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要想今后在社会中谋求一种比较好的工作，最莺要的是在校期间多掌握几门有用的实用技术，如计算机、英语，等等。这种对实用技术的注重，导致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其知识结构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在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中，片面看重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知识。因为很多学生认为，既然大学学习有专业的区别，并且学习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和导向的，那么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至于说基础性的知识，既然是基础，那么也就可学可不学，因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尤其明显的表现是，在不同的基础知识中，大学中一般只重视专业性的基础知识，而忽视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知识。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基础性的知识范围只限于与本专业有关系的基础知识，而把诸如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作为思维方法的哲学知识、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知识等都排斥在基础知识范围之外，以至于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活动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最后将无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要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需要很多实用性的技能，因此，在大学生中片而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知识，而忽视其他专业知识以及“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学生把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当成其成才立业的根本，过分热衷于过级考证．并且常常把这两种知识与教学计划歼没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实用”的知识，而后者是“无用”的知识，因而放松了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事实上，要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全面学习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因为理工科知识和人文社科类知识对于塑造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宽广知识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实牛活的情况是，文史哲等学科在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心目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多学生的潜意识里，他们认为理工科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学了以后可以大有作为。而相对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足虚的，学与不学都无所谓，其中尤其是对理论的系列知识更是不屑一顾，根本看不到其特殊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功能。
二、理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第一，理论作为科学理论，它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因为理论是根据时展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在的伞部理论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贯穿于其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无论考察哲学的发展，还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是离不开对实践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正确把握的，任何创新思想都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通过的理论教学，我们能深刻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进行创新思维奠定的基础。因为创新思维本身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逻辑规则，以新颖的思路去思考现实问题的思维。要实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理论教学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科学的指导和内在的肯定。马克思卡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都是进行思维创新、培养创新精神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理论有助于打破阻碍创新能力培养的思维定式，并能激发创新思维的活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目前来说，阻碍人们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思维的传统定势，即人们习惯依据原有的思路和方式进行思考的一种倾向性，尤其是盲目地迷信权威，惟书、惟上、惟经验等错误倾向。通过理论的学习，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些思维定式，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怀疑、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成果，才超越了前人，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时代性转换，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理论特别是哲学，是形成独立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其辩证思维知识对人们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理论有助下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应的就产生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必然导致空想、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理论课的教学正是向大学生系统进行正确世界观教育的主渠道，这既是造就社会屯义事业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建设人才的需要，作为系统的理论课程，理论不仅具有传播政治理念、思想意识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的作用。其次，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评价，它在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自我、事物的态度，不同的人生观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错误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而正确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一般而言，人生观通过影响人的态度、兴趣、志向、意志等方而来进一步决定着人生的动力与努力程度，因此，一个人的人生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理论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发扬传统，继续发挥好理论教学的育人功能，又要创新观念，深入研究，觅分挖掘理论教学在开发创新思维方面的独特价值。马克思义理沦不仪教给人们正确的世界观，而且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它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以积极的态度来发展人生，努力去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从根本卜说，理论足进行人生创造的力量源泉。
第四，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物、人与人关系本质的总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人由下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做出的评价自然也就各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价值观决定着人生的活动方向和对事物的取舍态度。在现实活动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需要，因此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提出了价值的问题，即人类的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进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充满着人文关怀，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要有价值标准；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关注社会需求；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坚持的价值观，实现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的有机统一，是进行创新思维时应该明确的目标。
三、创新理论教学。促进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要提高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要求对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思维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之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优化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首先，要创新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这就是要突破“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局面，这种“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的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由此人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力求把教师变成推动学生独立思考的助手，把教材变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工具，把课堂变成学生开发自我创新潜能的天地。在这当中，教师应尽量遵循开放性、挑战性、体验性的三原则。开放性原则是指教师允许学生对学习内容做是非判断，鼓励学生敢于并善于打破原有的知识经验和结构，以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挑战性原则足指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当中，留出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去独立思考，自己去寻求看似已经完成的学习答案；体验性原则是指教师引导学生亲身体验、模仿某个情景或生活片段，以感受其思考与决策的不易。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诸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与科研能力，等等。作为理论课教师，尤其要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善于把握理论重点、难点，捕捉社会热点，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同时要因地制宜，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因为第二课堂具有灵活、多样、生动、贴近学生的特点，因而更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可以作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如特邀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市长、乡(镇)长、厂长、工人、农民以及知名的教授学者给学生讲经历、做报告，等等，这将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同时，还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诸如“大学生经济论坛”、“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汇报”等活动，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将使得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从而缩短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培养了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可贵情感。
其次，要创新理论课教学的思维模式，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一是要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大力培养创新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就行了，而应该尽量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对现有成果和知识的分析、综合和反思，探究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二是要抛弃以往追求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应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向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使学生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更加适应客观事物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三是要重视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理论课的教学本身就具有培养创新思维和促进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的独特功能，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要特别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潜能。
关键词：职业生涯规划 就业能力 大连市 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98-03
一、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所谓职业生涯规划，即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最佳的职业生涯规划方向，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的过程{1}。该学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1908年美国帕森斯教授第一次提出了“职业指导”的概念,开始实施职业指导。1919年,哈佛大学在世界上首开先河,在大学里开设了职业指导课。后来，以威廉姆斯、霍兰德、罗杰斯、萨帕、麦克丹尼尔斯、施恩等教授为代表人物，以职业因素匹配、职业选择、职业锚等理论为基础来指导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理论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在我国大规模的职业生涯规划实践则起步于2000年，仅仅只有10年的时间，尚处于发轫之初，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现今，提供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导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生日益迫切的需求。据北森职业咨询网对2005年毕业大学生调查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现状”满意度最低；另外，沈阳市人才市场对1898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大学生没有“生涯”概念，更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有明确职业目标的仅占13%{2}。不久前，由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哈尔滨等高校2000名毕业生做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访学生希望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指导的占47.6%{3}。尽管2007年，教育部已发文要求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逐步由选修课过渡到全校公共必修课，将其与传统公共必修课等置于同地位，但目前大连高校甚至全国将其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寥寥无几。
目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日益关注的焦点。据统计，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将达到631万人，辽宁省应届高校毕业生24.5万人，较2009年的22.9万增加了1.6万。2009届未就业的辽宁省生源的学生将近1.7万人，占2009年应届辽宁生源毕业生的10%左右，大连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4}。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增强其职业竞争力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职业生涯规划对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职业生涯规划在提升大连大学生就业能力中的应用研究，可以进一步梳理和拓展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实践效用，推动该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具体来说：首先，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自我、对社会的认知，培育创业意识，增强就业能力，减小供需鸿沟。就业能力就是指学生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自我评估、生涯机会评估、职业选择、设定职业生涯目标、制定行动计划、评估与反馈等方式，能够帮助大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我、挖掘出自身潜能，从而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水平，缩短其从高校到社会的供需差距。其次，对于缓解当前突出的就业压力、拓宽就业渠道、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合理、有效地安排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对于促进大连经济的飞速发展，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对于改进目前的就业指导工作大有裨益。职业生涯规划不同于以往的就业指导课。西方国家的就业指导从小学开始，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从大学生一入学就开始并成为就业指导中心的核心环节。而目前大连各大高校的现实教育情况，仍然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还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与国外教育更是存在很大差距。最后，纵观国内外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文献，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国外学者大都是对职业锚、职业倾向测验、社会认知等基础理论的阐述。针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职业生涯规划文章较少，且多为简单与重复介绍，缺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内在机理的透彻分析。
三、大连各高校目前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概况
1.取得的成绩。随着近些年来人们对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关注，大连各大高校也在认真地贯彻、落实教育部的文件精神，积极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选修课程，聘请咨询机构的实践专家为学生作相关讲座，开展大学生就业辅导专题讲座和咨询等。具体调研情况如下：
大连理工大学已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成果，其《Career讲坛》已于2007年4月14日正式开讲，并聘请知名人士作了《职业生涯规划――让你职业旅途更精彩》的专题报告。同时，针对目前大学生就业的激烈竞争形势，帮助学生及早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引导学生以科学的态度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让学生赢在职业起跑线上，成为抢手的职场新人。大连理工大学就业中心联合日本株式会社安哥拉有限公司以“规划职场人生，成就未来事业”为主题，针对2004级四年制本科生和2003级五年制本科生，特举办了“安哥拉”杯大连理工大学首届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大赛从了解和认识自我、职业生涯条件分析、职业定位及生涯规划、短期规划的实施策略、规划的评估与调整五大维度训练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大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也在参赛和观赛的过程中获得显著提高。另外，管理学院于2009年12月2日也召开了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座谈会。
东北财经大学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同时，各学院还根据专业特点，采取了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学生创业教育与培训工作。2009年11月6日，萨里国际学院还邀请了大连职业规划专家、创意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为学生作了一场以“我的青春我做主”为主题的大学生职业规划讲座。此次讲座，使同学们了解了职业规划的理念，更好地帮助了同学们做好人生职业规划。
大连民族学院现今也已成立了一个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社团――大学生职业生涯研究会，旨在普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为毕业生就业“指路”。
大连外国语学院于2009年11月25日聘请汇丰银行个人金融部负责人，为大学生作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讲座，并举办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积极引导学生以科学的态度规划职业生涯，化“被动就业”为“主动择业”。
大连海洋大学已于2008年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公共选修课，课堂教学效果良好。同时，积极聘请校外专家进校作专题讲座，经济管理学院还联合大连市人力资源俱乐部成员进校开展现场招聘活动，学生开始体验人在职场的真实状态，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理念也不断得以增强。
2.现存的问题。不可否认目前大连各高校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方面已迈开了关键一步，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不容忽视和乐观的问题：
（1）各高校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到位，不少高校缺规划、缺教材。尽管2007年12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明确将职业发展类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文件规定从2008年起提倡所有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并作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现阶段作为高校必修课或选修课开设，经过3~5年的完善后全部过渡到必修课。各高校要依据自身情况制订具体教学计划，分年级确定相应学分，建议本课程安排学时不少于38学时。本文件下达之后，大连各大高校也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精神，但由于起点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本土化周期长等因素的限制，目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并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列入各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中，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作为全校必修课，个别高校倡议各院系积极学习，但课时安排也远远少于38学时。同时，各学校、各院系和就业办之间没有形成系统统一的合力；由此可见，职业生涯规划在大连市高校的开展现状并不乐观，改进目前的就业指导工作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2）课程设置单一，很多高校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同于以前的就业指导，部分学校未做到全程教学。据了解，尽管高校都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但大多学校并不重视职业生涯规划课，仅开设一门《就业指导课》，且形势和内容大都比较单一，仍然停留在讲解就业政策、收集就业信息、分析就业形势、传授就业技巧等方面，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人的因素，对学生个性的塑造、潜能的开发和创新能力引导的力度不够，缺乏职业能力的测试和职业生涯规范化等内容，专门开设其他如职场礼仪、法律、职业生涯规划、创业指导等相关课程的学校很少，学生普遍感觉缺乏指导性，在随机采访的一些学生中，学生大多表示对就业指导课“没什么印象”或“基本上没什么帮助”。（3）专业师资队伍匮乏，课程针对性不强，操作性差，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高校的师资基本限于辅导员以及就业指导中心的行政教师，而从事职业生涯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管理学的专业教师及其缺乏。求职对每个学生来说应有专业特点，每个学生也有不同的需求，而目前的就业指导课程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往往是大班授课，且学时有限，知识传授多，技能培养少，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比例偏低，不能完全贴近社会需求、贴近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调查显示，一些学生了解就业知识和职业知识的渠道往往是高年级学生和互联网，通过课程获得的有用信息则较为有限，无法满足学生需要的个性化、专业性的辅导要求。（4）忽视职业生涯规划的动态性，对于大一、大二等低年级的同学较少涉及或根本没有顾及。大学生处于职业生涯的准备阶段，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指导。西方国家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从大学一入学便开始，而目前大连市高校往往依然限于面向大四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课和简单的职业生涯指导，忽视了职业生涯规划的动态性。
四、大连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具体流程
职业生涯规划是通过综合自我评估和职业探索，找到最佳切合点，从而确定职业目标。有效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必须以大学生职业倾向为依据和出发点。我们应在对大学生职业倾向进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依据职业倾向，遵循规划流程，有条不紊地开展四年的规划活动。具体而言，有以下流程：
1.自我认知。主要是指对自身进行清醒的认识。一年级首先要进行正确的自我认识，借助心理测评、职业倾向性量表、职业适应性测验等各种测评软件全面了解自己，明确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其次要熟悉自己掌握的技能，剖析、发现自身的优势、劣势、兴趣、爱好、性格、能力，发现自己希望提高的地方。即要弄清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在众多的职业面前我会选择什么等问题。
2.职业认知。主要是指了解职业分类、职业性质及组织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现今，新兴职业越来越多，职业的分化要求指导要有针对性，学校应帮助学生考察客观环境，了解将来的就业环境及职业方向，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职业、职位状况。鼓励学生可以开始尝试兼职、社会实践活动，在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生涯规划中生涯目标的建立方法和生涯抉择方法，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和认知结构，确定职业发展方向。
3.确立目标并实施职业生涯策略。主要是指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现实条件，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二年级下半学期及三年级应帮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合理规划，确定职业发展方向和各阶段发展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发现自身职业竞争力不足之处，制定职业竞争力提升计划。多搞一些测试和专业行为训练，提升学生实现目标的行动力。具体说就是让学生寻求适合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有效途径；四年级要让毕业生了解社会及职位的发展变化，了解本届大学生就业相关政策及相关程序，了解相关就业及创业信息，以此帮助学生结合自己的职业实践和职业发展理想，寻找现实自我和理想职业人之间的差距，同时参加快速提升训练。
4.职业生涯评估。主要是指根据个人需要和现实的不断变化，不断对职业生涯目标与计划进行评估和调整。一年级为试探期。二年级为定向期，三年级为冲刺期。四年级为分化期。大学生在自我觉醒、设定目标、实施行动、达到职业目标的过程中，还必须自觉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修正对自我的认知和最终的职业目标。
五、大连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管理策略
1.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培育双师型师资人才。一流的师资队伍是有效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不断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目前大连各高校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开展，应该积极吸纳从事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咨询等专业师资人士。同时，应该积极引进来、走出去，培育双师型队伍。
2.树立尽早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理念。理念是先导，也是成功的前提和保障。大学时期是毕业起跑的助跑期，是求职成功的准备期，更是职业规划的首期工程。美国从孩子6岁开始就注意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有计划地开设人生规划与职业指导课。2006年北京大学已开始把职业规划作为大学教育的第一课，复旦大学更是把职业生涯规划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成为全校必修课{5}。因此，要积极学习先进的经验，从大一一入学便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这样即会赢在起点，又引导学生度过充实的四年。一年级初步了解自己未来所想从事的职业或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业；二年级按照职业目标，查找自身不足，参与相关活动，提高素质，锻炼能力；三年级以参与和目标职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为主要锻炼手段，增加行业经验；四年级收集信息，准备面试，做好冲刺准备。
3.坚定性与灵活度兼顾，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动态变化过程。当今社会处于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要相应地改变，要打破传统的“一业定终身”的理念，认清就业、再就业这一大趋势，可考虑“先就业再择业”的理念，随时调整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设计的长期目标一旦确定就要坚定不移，而短期目标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可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择业目标，兼顾坚定性与灵活性原则{6}。
4.加大创新精神培育力度，培育创新、创业型人才，不断提升就业能力。创新、创业型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当今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美国在就业指导中非常重视学生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据统计,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已成功创办了4000个公司，自1990年以来共创造了2320亿美元的销售额。波士顿银行发表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冲击创新》中声称，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排在世界第24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在全球创建了4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110万，年销售额高达2320亿美元，比南非稍低，但比泰国要高。斯坦福师生创办了惠普、思科、SUN、Yahoo、Google等著名企业；1996年斯坦福创业企业的收入约占硅谷总收入的60%，达到1000亿美元{7}。
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逐步重视并加大了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工作，多部门多措施并举，为大学生创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指导和服务平台。据辽宁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介绍，自2003年至今，辽宁全省共建立大学生孵化基地84个，累计扶持大学生创业项目929个，全省申领《自主创业证》的毕业生总数达4400多人。同时，投资3000余万元的辽宁省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训基地已经建成，基地在孵大学生创业企业（项目）达到46个。但总起来说，我们学生拥有的创业环境仍欠完善，特别是与国外创业环境相比，我们仍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我国的创业环境在参与GEM（全球创业观察）的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23位。而另一调查报告显示，辽宁的创业环境也仅属于“一般活跃”状态。据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魏小鹏介绍，近年来辽宁虽然制定了多项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但创业教育仍没有在高校得以普遍开展，主动创业和享受政策的学生也很少。从2003年到2007年上半年，全省有1400余名大学毕业生办理自主创业证，仅占同期毕业生总数的0.3%，且其中约半数还没有实质性经营{8}。创业教育是一种具有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教育理念，其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创新是创业的关键，始于创新的创业教育就是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将他们的创业意识，通过新产品和新的服务方式，通过市场有效地体现出新的创造价值。因此应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主线，运用职业生涯规划的管理理论为指导，依托以实验、实训中心和创业基地，构建一个以培养“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创业能力”为主题的创业教育机制，从而培养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和岗位创业能力。
5.建立学校―政府―企业互动螺旋的保障体制。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社会、企业的保障。因此我们应发动政府、企业全社会的力量，建立各参与主体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学校―政府―企业三螺旋保障机制，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开展。高校应在培育学生方面加大力度；政府应在政策引导、平台建设、带动各方和谐发展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企业应努力为大学生的职业梦想提供实践锻炼的场所和基地。唯三方互动合力，才能推动大连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运行。
注释:
{1}周文霞.职业生涯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谭晓刚.我省大学生今年热衷“职业生涯设计”[N].时代商报，2005-11-1，第004版
{3}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信息中心bjpopss.省略/aspxxgl400/ReadPJIMore.aspID=593&MID=11
{4}株洲市毕业生就业信息网.jyzx.省略/listarticle.aspAid=275
{5}杜生民.论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的作用[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6
{6}徐东昊，刘春苗.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的职业生涯教育[J].林区教学，200703
{7}.李钟文，米勒，玛格利特，罗文等.硅谷优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辽宁：创业教育成大学生必修课,2008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