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熊灿亭，1959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书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书法美术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致公党湖南省委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熊灿亭曾长期从事书画创作、教学工作，对艺术的见解有着独特的视角。

熊灿亭通古文、文学史、思想史、道教史、中国史，并从事过雕刻技术多年，现治中国艺术史和人文史，已出版学术著作多部，研究深刻、准确，富有新意。其著作《一品艺术》《半斋呓语》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反响。在《书法》、《美术》、《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美术观察》、《新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上发表学术性论文有100余篇。

熊灿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造诣上亦是超尘脱俗，自成一家。他曾在长沙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熊灿亭的画宁静含蕴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伦，是当代文人画的代表。

灿亭是我初中同学，少年时都在十七中混过，隔壁班的，那时并不识，相识是在一次小聚会的麻将桌上，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有些人，注定是要从你身边消失或被你遗忘的，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和灿亭大概属于同一类型人，都是搞文学艺术这些把戏，又有一个共同爱好――麻将，打麻将就叫来叫去，一坐下来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倒也痛快淋漓。灿亭的麻将打得好，坐在他下手，基本上是想死，他的顶张打得你吃不了一张牌，假如你手气痞，会被他顶得腰痛。人家是被青春撞了腰――多少有些甜蜜，你是被他顶疼腰，有时候连六九万或一四条都吃不到。我就被他长期顶得腰疼！

灿亭的字写得好。灿亭在太平街有艺术工作室，一手毛笔字写得让人喜爱！毛笔字写得好就叫书法，写得错则是毛笔字。我只能写毛笔字，他却是书法。几年前，我去他工作室，见过他的字，才知道他不但麻将打得好，字也不赖。

微信时代是这几年的事，自从智能手机涌现后，微信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记号，记录着你每天的行程或所从事的工作。灿亭的微信，满口长沙话，这杂鳖那个卵的，有点粗俗，但长沙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原生态的东西。比如：你咯杂鳖，叫咆哒的。看文字类似指责对方，其实含有亲切，也只有在好友中才会这么说话，老长沙人都懂。在灿亭发的微信里满是这种内容的长沙话。有天，我在微信里忽然发现了他的画，不觉一笑，稚拙得让我好笑，接着又会有点喜欢，这是那种很朴实很率性的文人画，画的就是稚拙，稚拙往往也有它妙趣横生的一面，有些东西，太圆熟了反而缺点什么，拙，却出味。我就喜欢，向他索了两幅，挂在我新居的书房里，一抬头便能觑见，仿佛就看见他坐在画案前，手握毛笔画画、着色或坐在麻将桌前打顶张，就想笑。

熊灿亭是个有味的人。有的人，像清水样无色无味，玩起来就没味。熊灿亭有味，爱憎分不分明我不知道，性格鲜明我却略知一二，通常说，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有几牌不和，他就燥，火气大。灿亭去厕所敬尿神时，有人说，下次跟他打牌要戴头盔。牌桌子上看灿亭，脾气犟、性子急，这是爹妈给的东西与生俱来，存在于血液中，恐怕一辈子都改不了。但灿亭并非一个没有修养的人，读书、写字、画画几十年，成就了今天的他！有人说他狂，从他发的满口长沙话的微信里，时常会跳出几句刺眼的字句，认识他又认识我的朋友问我怎么看他，我说灿亭是性情中人，率真，无顾忌，他是这么说就是这么看的，何解不可以？我们很多人都在谦虚谨慎的儒学文化中活着，生怕说错了话，如履薄冰，最终把自己的一生都谦虚掉了，其实划不来。

第2篇

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集》卷28）。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将《元朝秘史》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钱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书卷28。日人岛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访书，据其所著《访余录》说，曾见到钱大昕作过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写在行间栏上。此本已失传。参见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广泛搜罗金石资料（所得元碑铭达四百多件）用以证史，更是他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大昕为其中125件作跋，据以考订《元史》及其他史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周密的考证方法逐卷审核旧史，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阙，近1200条；《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问中，订补旧元史者又达数百处，大多精当。元代多有汉人另取一非汉语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汉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错误，此类问题经钱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说：“［廉］希宪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为尤甚也。”（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宝云寺记》。）道出了考订元史的艰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称任职翰林时着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自记》。），但实际上他仍继续编撰，后将《氏族表》、《艺文志》两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写”（注：钱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黄锺所作识语中说，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见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间大昕侄孙所作《钱氏艺文志》著录有《元史稿》百卷，谓“在金陵汪氏处”；岛田翰《访余录》称曾见到《元史稿》残本28巨册（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钱竹汀手稿本”。参见方诗铭前揭书，第127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从传世的氏族表和艺文志两部分看，其资料搜罗之广，考订之精，译名辨识之准确，在当时条件下确已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代史家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参证，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为完备。另一乾嘉史学名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点立题，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加以阐明。钱大昕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迈，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学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考订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着相当大局限。其一是他们仍然无法填补旧史中漠北、西域地区记载的空白，徒叹文献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译名，即使是钱大昕那样精通音学并懂一些民族语言，也往往束手无策。如《考异》补订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录〉仅一条，全不考地名，竟谓“元时西北塞外皆为诸王封地，不立州县，有牙帐而无城郭”；又，误考钦察酋长八赤蛮为部落名，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i-qut)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等等（注：《二十二史考异》卷89地理志考异：卷86太宗本纪考异；卷94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考异。）。

前，一些学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战后，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元史与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邻地区关系最大，于是如梁启超所说：“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竞言训诂音韵云。”同时，一些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中文，也丰富了学人的西域史地知识。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编撰《》时又从外国书中获得一些新资料，其后他着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种元代文献以参订旧史外，还利用外国资料补充本纪内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国传，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时人也称赞他的《元史新编》“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注：邹代过：《元史新编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国普通读物，几无资料价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语言知识也不足以对付元史上的问题，弄出许多错误（注：如《新编·太祖本纪》谓蒙古名称之旧译“蒙兀”“蒙骨”后来成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谓乃蛮“屈出律据西契丹，杀使者，帝怒而西征”，误以花剌子模为西辽，复因旧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纥的记载，竟说“回纥者本乃蛮之旧名，及屈出律窜据西契丹，仍以回纥称之”；《宪宗本纪》谓叶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诸朝《平服诸国传》所载西域诸地名的定位，更是错乱不堪。其《西域藩封传》称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盖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译本）所误。）。魏源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赞扬的，但却不成功。在他之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对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专门的研究，当时该地区地理图籍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考释颇多准确，这方面超过了前人，但因语言知识和资料不足，对西北史地的了解还较肤浅，错误也相当多（注：如何秋涛谓“察其国名声音之转变，则知俄罗斯实乌孙之遗裔”；又谓“罗刹”（清初俄罗斯的译名）乃“可萨”（哥萨克）之音转；谓“几富”（基辅，元译“乞瓦”）系以元定宗贵由之名名之；谓“素丹”（sultan，伊斯兰国家君主称号）即“斯坦”（stan，意为地区、国家）等。皆见《朔方备乘》诸考。李文田谓巴鲁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图尔（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两水之间地）即“鄂拉”（a'ula，山），将撒阿里川（在克鲁伦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区等。见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史关系密切，故早为西方学者所重视。17世纪末，通晓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诸语并熟悉穆斯林文献的法国学者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据波、阿文和欧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个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册，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纪，来华耶苏会士冯秉正(De Mailla)译《纲目》《续纲目》为法文，编成《中国通史》（10卷，第九卷为元史），宋君荣则译《元史类编》本纪部分为法文（见前）。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汉、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资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时期，帝俄科学院组织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历史资料。到19世纪，在科学思想进步的推动下，欧洲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欧洲列强的东方扩张政策也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东方学分支学科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而获得了长足进展。19世纪前期的杰出汉学家、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德）发表多篇蒙元史论文，利用汉文史料与波斯、亚美尼亚、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亚美尼亚人多桑(d'Ohsson)精通欧洲诸语及土、波、阿等东方语，长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相当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并广泛搜集突厥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以及汉文（用上述宋、冯译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译《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详细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统、完整地叙述了自蒙古兴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国兴亡的历史。同时，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两部书(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叙述蒙古西征欧洲为重点的《蒙古人史》(1870)，英国历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国境自13世纪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学术文献中有了相当完备并能反映全貌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纪西方学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法国东方学家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专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对《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纪波斯原文作了精细校订，译为法文并加详尽注释（其中很多条实际上是长篇的历史学、语言学考证论文），以《波斯的蒙古史》为名合并出版(1836)。俄国东方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对蒙古语和蒙古历史文献有精湛研究，他将蒙文本《蒙古源流》译为德文并详为注释，与原文合并出版，名《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1829)。上述两书的校勘与注释有很高学术价值。俄国正教会北京传道团出了一批兼通满、蒙的汉学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将《元史》前三卷译成俄文，并采《纲目续编》补充，编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习理(V.I.Vasil' ev)译出《蒙鞑备录》(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将三部最重要的汉文蒙元史史籍译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长春真人西游记》，1868；《圣武亲征录》，1877）。此外，俄驻华使馆医生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专注于东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译注《西游录》《西使记》等多种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东西史籍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物产等进行考释。俄国东方学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释译与研究上成绩尤著。哀德蛮（F.Erdmann，德人）用德文译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据此书成吉思汗纪并参用俄译汉文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发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译本；齐申高申(V.T.Tizengauzen)从许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辑录有关金帐汗国资料，译为俄文，汇刊一巨册(1884)。亚美尼亚文史籍《海屯行记》《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与1870）被译为俄文。西方学者对蒙古元时代东来的欧人卡尔宾尼、鲁勃鲁克、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等人的旅行记及其他欧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细研究，出了多种近代欧洲文字的译注书。

概括地说，19世纪西方学者的成绩主要在于东西方各种文字蒙元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校勘、翻译、注释），以及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最为突出。不过他们多数是波、阿文与汉、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汉文蒙元史籍和中国学者的考订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汉蒙文资料对勘，译名屡有差错。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我国学者不仅对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对各种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是茫无所知，显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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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与西人著作的最初引进及其影响与局限

洪钧适逢其时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使这种落后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晚清元史学成为显学的风气下，洪钧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及贝勒津所译《史集》等书读之，始知域外元史资料之丰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殚数年心力著成此书。其太祖本纪译证系转译贝勒津的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并参考汉文史料及多桑等人书作注释考订；20余篇补传以《元史》失载的西域诸藩王为主，主要据多桑书译编；此外还撰写了西域地理诸考。由于有大量新资料（包括俄国、波斯的地图）为依据，洪钧对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考证，订正了魏、何等人许多讹误，例如，魏源书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诸藩错误特甚，至以太祖西征为攻乃蛮，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葱岭东（如以玉龙杰赤即玉龙哈什＝和阗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等等。洪钧书一出，确使数百年来如堕云雾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蒙元史著作经其译介，为我国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打开了丰富的域外史料宝库之门，于是称引“西书”以与汉文史料相参证成为本世纪初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大量新资料的输入带来了研究的新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补充参证为标志的新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书从体裁到编纂思想和方法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范畴，但资料搜集甚博，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无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儿史记》之《宗室世系表》于旧元史增补、订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详细“考证”，征引汉籍及《史集》、多桑书等域外史料进行考释，是此书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资料。屠寄书凡所考异、辨误、增补皆说明依据，注出资料来源，梁启超称赞说：“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其实这也是他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新元史》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屠书，增益资料虽极宏富，但一律不注出处，其删改旧史或作考释也都不说明理由和依据，令读者无从检核。此外，丁谦也在洪钧书影响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参考西方学者著作来研究元代漠北、西域历史地理，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比何秋涛、李文田等人有很大进步。王国维研究蒙元史时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参考洪钧书及屠、柯二史。

洪钧书与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国初我国蒙古史研究新进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我国学术上的落后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来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译，或是西方学者著作中引述的转手资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们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无专业知识的译人为之转译始能利用，西书之正误与译人之正误均无法辨别，所谓新资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通有关的民族语言，不掌握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故虽有新资料可供比勘，仍无法突破名物制度译名的难关，在部族名、人、地名、称号、制度等名的译写和考释中出了大量错误。如洪钧将蒙古祖先传说中的捏古思(Nekus)译为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riqbuge)意为洁净牛（按蒙语牛为buqa，元译“不花”，而buge意为巫），都是不明蒙古语元音谐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儿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鲁吉亚）为女直(Jurchit)的音讹，以为“斡脱”（ortaq，突厥语，意为合伙，元代指“转运官钱，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犹太教（元时译术忽）之类，除西域史地知识不足外，还由于审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译，因不能勘同而致误者更多，导致依赖其译研究的学者产生许多错误。屠寄颇以考证自诩，而错误亦多，如以乃蛮部首领称号“不亦鲁黑”（突厥官号buiruq，“国相”、“国王侍从”）为女真族称号“孛极烈”（bogile，意为王，变为beile＝贝勒），以蒙古军后方家属营“奥鲁”(a'uruq)为满语之“牛录”（佐领）等。柯氏考订上更有不少奇怪错误，如解蒙古部名别速(Besut)意为“九”，谓蒙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之类。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释上，他们依据不正确的音译，往往用“音转”、“音差”、“急读”等理由牵强比附，造成许多混乱。丁谦的考证也有同样问题。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胶着在这些前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掌握多种语言（含汉、蒙、突厥等语）、多学科知识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汉学造诣极高，并兼精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多门学科，对中亚历史、语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着重就《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行记》及来元欧洲诸使臣、教士的报告书旅行记等东西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缜密的校订和考释。德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国杰出东方学家巴尔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学，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资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献）极为宏富，考述详审，堪称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对古代蒙古文献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证。这个时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文献作深入细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订和名物制度考释方面成就很大，许多困扰前人的译名问题，经他们运用“审音之功”以各种语言资料相互比对，常能明白解释；由于精通有关的多种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广泛、深入地挖掘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故能多有发明。日本学者自上世纪末以来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也很有成绩，那珂通世和箭内亘在蒙元史方面贡献最多，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等也都有论作。相比之下，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种语言知识，未能真正把握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对国外学术的进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学”与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我国的先进学者早已深知中西学术会通的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著文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静庵文集续编》。）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尽管与西方学术的接触日益增多，能够借鉴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学术上的传统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传统史学老路重修元史就是显例。一些学者对西方人搞中国学问能有大成就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学者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史著作是可耻的。殊不知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完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常有新的发现，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我们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注：参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国维以主要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两三年内就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陈垣、陈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三位史学大师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将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与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传统史学的修史老路，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王国维的《萌古考》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从地理、部族名称和史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证，阐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国前蒙古部族晦暗的变迁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北考》博采群书，以丰实资料和细密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其选题和论证均堪称典范；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进行考释，其《元代汉人译名考》还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资料。仅上述数例即可表明，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

先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陈垣和陈寅恪先生指点下开始研究蒙元史。据韩儒林说，那时老师指导他去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而开拓了视野，尤其倾心于外国东方学家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互相比对的方法来解决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反观我国老前辈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注：韩儒林：《穹庐集自序》。）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体验。

第3篇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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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第4篇

一、文史结合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有些是实物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历史课和语文课的共性实在太多了。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1.引用古典诗歌。在讲东汉连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时,我引用当时诗人王粲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通过这首诗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那种凄惨的情景。我国的古典诗歌,是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用于课堂教学,很能拨动学生心弦,激感,“寓情于理”,“以情动人”以达到以诗证史的理想效果。2.史学、文学与音乐三者相结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诗,在讲授唐朝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成就时,我用音乐的形式,把这首诗唱出来,让学生感受这三者的美妙之处。3.史学与美术相结合。

二、对抗式讨论法

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我从电视台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三、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

四、历史故事法

教师在历史课堂上讲述历史故事是教学中一种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学生最喜欢的,最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手段。

五、多媒体法

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多媒体手段教学是历史教学教改中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方法。在实际教学操作中充分利用它们,与教材互相对应,互相补充,构成完整、系统的历史教学体系。为了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生动具体,为了让学生能将具体感知转化为抽象思维,.利用图表活跃学生思维,加深对史实的理解。诱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多项能力,陶冶学生思想情操,培养史论结合的能力。

六、点面交叉法

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在讲的历史时,结合2008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圣火在法国巴黎被抢事件,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学生不感觉历史枯燥无味,而是活鲜鲜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俗话说:“给学生半桶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七、讨论法

第5篇

关键词： 《水经注》 郦学 研究综述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水经》是我国第一部专记河道水系的地理学著作。北魏郦道元有效地充实了这部书，其注文不仅在文字数量上远超原书，而且在内容上也摆脱《水经》格局而自成体系。其因突出的价值和特色，引来历代学者的研究和探讨。

对《水经注》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九零年以来出版的《水经注》新版本及研究专著有14部，发表的相关论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多个学科，还包括对《水经注》版本、《水经注》体例、历代郦学家治郦过程、回归原典等问题的探讨，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补缺。笔者现兹及所见，择要作一综述。

一、《水经注》版本与专著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专著，最应介绍的就是陈桥驿的著作。陈先生出身郦学世家，从事《水经注》校释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经注校释》是他毕生研究郦学厚积薄发的成果。该书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各种《水经注》版本33种，地方志120余种，其他文献近300种，其中包括残宋本《水经注》等一批不易获见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说是“《水经注》众多校释版本中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作”［1］，该书问世后，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评论文章也不断问世。周筱云在《郦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浙江学报》，1999年06期）中高度赞扬了《水经注校释》在版本校勘、历史地理学上的成绩，及在校记中对地名差异的重视和每卷卷末的《释》，同时也指出该书没有索引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实用价值。《水经注校证》则继承了《水经注校释》的优良学术品质，并增补了近代郦学研究成果及中外学术成果，是研究《水经注》不可多得的佳本。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水经注校证》也不例外。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月）择出该书标点错误二十余条，颇有补益之效。王先谦先生的《合校水经注》则是便于一般读者使用的版本，该书影印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原刻本《合校水经注》，弥补了1985年巴蜀书社以新化三味书室的翻刻本为底本，而没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遗憾。但其没有对校像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等早期传本，颇以为憾。

《郦道元评传》、《水经注研究四集》、《郦学札记》、《水经注图》、《水经注论丛》等则是陈桥驿先生近二十年来的《水经注》研究专著，分别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作者的郦学成果。《郦道元评传》从郦道元所处时代及其家世出发，在《水经注》中寻索郦氏业绩，同时也阐发了《水经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该书末附有按笔画编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极为便利。《郦学札记》则汇集了陈先生多年的郦学心得。《水经注图》分为图本和文本两册，校勘注释，深入浅出，精思密致，经纬厘然。《水经注论丛》则精选了以往四集郦学论文中侧重版本知识和郦学家两方面的部分成果结集出版。此外陈先生还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论文问世，如《〈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杭州师范学校学报，2000年01期）使读者对《水经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认识。

此外，《水经注全译》、《水经注选译》、《水经注选评》使得《水经注》的可读性大大增强，起到了普及读物的作用。《水经注农桑辑要》、《图解水经注》、《〈水经注〉与北魏史学》则从农桑、地理、史学的不同的角度对《水经注》进行了解读。

二、考证与诠释

因为时代、版本、传抄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水经注》原书引用前代的典籍数量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差错。陈桥驿《〈水经注〉之误》（《中国地名》，2001年04期）从河流水道方面列举了《水经注》中以黄河河源错误为代表的河流记载之误，并阐述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金文明《〈水经注〉标点差错举偶》（《编辑学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经注〉标点商兑》（《文教资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04期）对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标点问题及错误予以分析考证。王勇《〈水经注疏〉校读札记（一）》（《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杨守敬〈水经注疏〉纠谬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04期）分别纠正了《水经注》中有关文字和澧水县的错误。杨世灿《杨守敬〈水经注疏〉稿本辨伪》（《三峡大学学报》，1995年04期）对诸稿本源流及关系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了郦学研究中所谓“誊清正本”之讹。

关于《水经注》中河流的考证也一直是学术的热点。鲍善淳《〈水经注〉“乱流”考释》（《古汉语研究》，2001年03期）、刘茂真《〈水经注〉记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头和流向有谬误》（《广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钟《〈水经注〉所载土家族地区若干历史水文地理问题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06期）、张晓东《〈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06期）、朱士光《论〈水经注〉对（溱）水之误注兼论〈水经注〉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9年01期）、罗平《〈水经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阳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过史料的考证，指出了《水经注》中词汇、水文记载等的相关问题或存在的谬误。

三、历史地理学研究

《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广泛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它对历史人文地理及历史自然地理的记载历来受到郦学家的重视。刘不朽《〈水经注・三峡〉之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价值》（《中国三峡建设》，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经注〉中的三国经济地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刘景纯《〈水经注〉流域地理的发现与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鸣《〈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历史地理问题讨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3月）、刘景纯的《〈水经注・漳水〉记载的区域山水地理》（《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流域、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论证了《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理、历史价值，一些文章颇有见地，如《〈水经注〉黄河银川平原段若干地理问题讨论》讨论了五个历史地理问题，其中重点探讨了黄河银川平原段不同时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谓“东枝”实为人工灌渠。

刘景纯《〈水经注〉祠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丛刊》，2000年04期）则对《水经注》所载近二百个词庙作了研究，从而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祠庙解释作了进一步说明。陈隆文《〈水经注〉与祖国江河的生态危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徐中原、王凤《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04期）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水经注》中表达的生态保护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态危机。

四、语言及文学价值

范文澜先生说“《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2］对水经注的文学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

王东的《〈水经注〉词语拾零》（《古汉语研究》，2005年02期）、《〈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唐都学刊》，2006年09期）、《试论〈水经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燕山大学学报》2010年03期）几篇论文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经注》中的词汇系统，为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北方语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方向东教授的《〈水经注〉词语举隅》（《语文研究》，2002年04期）、鲍善淳《〈水经注〉词语札记》（《古汉语研究》，2003年02期）则就《水经注》中几个多次出现而又意义较为特殊的词语作出深层次的考释，补充修订大型辞书及现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误。

罗明月与王东的《〈水经注〉地名反映的词汇现象》（《学术探索》，2006年03期）、赵永慧《〈水经注〉地名词语浅析》（《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03期）、刘建《〈水经注〉复音形容词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11年）等分别从《水经注》中的地名词语、方位词、复音形容词入手，归纳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诸多特点。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语法特征，如刘光明《〈水经注〉“是”字判断句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张延俊《〈水经注〉引文被动式语料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1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陈桥驿《〈水经注〉和它的文学价值》（《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03期）、钱光华《〈水经注〉的文学价值》（《治淮》1997年12期）、张涛、罗明月《〈水经注〉的语言艺术》（《南都学坛》，2006年11期）、黄华南《〈水经注〉山水景物描写的特点》（《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07期）、张鹏飞《片言只字妙绝古今――〈水经注〉山水文学价值探析》（《船山学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赞扬了《水经注》的文学价值。高建新《论〈水经注〉对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特贡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03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颂扬了《水经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紧密结合的写作观，并认为其直接导启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记。

五、概述类

对于“郦学”这样一门宏博之学，做总体研究确属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桥驿《〈水经注〉概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02期）则凭借深厚的郦学功底，深入简出地介绍了《水经注》的撰述与流传、郦学的形成等情况。《郦学札记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02期）则通过对《水经注》若干名本校勘次数、《水经注疏》初稿、《水经注图》、方志等七个不同方面展开对《水经注》的论述。

郦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资料的不断涌现，也促使一些综述文章的出现。陈桥驿《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中华文史论丛》53辑，1995年）赓续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全面总结了民国以来八十余年郦学的成就，堪称经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来〈水经注〉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纪以来〈水经注〉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09期）等文章则关注了不同时期的郦学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来研究《水经注》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数量大、范围广，上文提到的五个方面并不能将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从新角度阐释《水经注》中所蕴含的价值。

张鹏飞《〈水经注〉引〈诗〉考》（《文史博览》，2006年09期）对郦道元引《诗》的独到之处作了阐述和讨论。钟少华《电脑与考据学与〈水经注〉》（《博览群书》，2009年08期）论述了电脑考据带给《水经注》的便利与变革。李艳凤、王嘉川《回归原典：学术批评的必要与必须――由〈水经注〉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09期）以《水经注》“万城”之说而引发的千年聚讼为例，严肃指出回归原典，重读原典的必要与必须。严燕子的《〈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的争论――重订〈水经注〉案的学术动机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对晚年重新考证赵戴相袭案的学术动机的探讨。

基于以上介绍，笔者认为近二十年来《水经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版本与专著方面，尽管由于历代学者的努力，已难以出现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这样的优秀作品问世，不能不说是郦学界的一大喜事。考证与诠释、历史地理学研究、语言及文学价值、概论等方面的文章也层出不穷，有不少的考证文章来论述《水经注》存在的问题，非常值得提倡。《水经注》在语言及文学价值、编目特点、回归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补缺。除此以外，《水经注》的生态意识也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表明，《水经注》研究正日趋完善，其空白与疏漏也在不断减少。然而，如果从更为深刻而立体的层面对《水经注》进行阐释，那么将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的去开拓。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元代邮驿史；区域性；通史性；邮驿驿路；邮驿专项职能；牌符；出土文书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6004908

邮驿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的一种交通机构，历朝都十分重视。元代作为第一个非汉族大一统的政权，其邮驿有自己独特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与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法律以及交通密不可分，一直作为蒙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关注。其研究涉及元代通史性邮驿、元代区域性邮驿、元代邮驿驿路、元代邮驿专项职能、元代牌符、黑城出土文书等方面。为了使研究者更好地合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本文对相关邮驿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总结， 希望能促进元代邮驿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元代邮驿史研究状况回顾

（一）元代通史性邮驿研究

元代邮驿不仅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且其兴衰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联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元代邮驿的研究首推日本的羽田亨，他在1907年发表了《蒙古驿传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册补正版），1937年由何健民翻译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的3期和4期刊出，连载发表了其中《元代驿传杂考》抽印本。该文对永乐大典收录的站赤资料、元代驿站的管理以及站官、递铺和海青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一直是研究元代邮驿必备的资料。

我国关于元代驿站设立与管理的研究和介绍性文章，较早的是李梦瑛《元站及站赤考释》，发表于1944年5月《东方杂志》第40卷第9号，对站及站赤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建国后研究元代邮驿较早的有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1]、黄才庚《元朝驿传初探》[2]和陈高华《元代的驿站（站赤）》[3]，这几篇文章主要是对元代的驿站和急递铺作了全面的介绍。陈得芝、施一揆《“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4]，则针对潘念慈的文章在引用资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志平《规模宏大的元代邮驿》[5]，通过对成吉思汗与蒙古站赤、元代驿站的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介绍，描述了元代邮驿的宏大规模。

默书民博士论文《蒙元邮驿研究》[6]，上篇对于元代驿站的职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重点论及驿站的使用和管理，对急递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下篇则对一些驿站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考释，较为清晰。沈乾芳硕士论文《元代站赤研究》[7]，通过对蒙元时期站赤的概况、分布，中央政府对站赤及站户的职能管理、对站户的影响及站户的最终消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探讨了元代站赤的整个发展历程。

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8]，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驿传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到了窝阔台时期，才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并对这一时期驿站使用牌符、驿马以及饮食饲料的规定作了具体的论述。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9]，对大蒙古国驿传在成吉思汗时期的建立进行了推测和研究，指出大蒙古国驿传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窝阔台时期得到规范。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10]，从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使用情况入手，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并以乘驿公文为中心，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古代草原制度传播的个案研究》[11]，对钦察汗国驿站的建立、建设、饮食、住宿等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与钦察汗国有比较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研究二题》[12]，则研究了其驿传制度的建立和使用，指出蒙元站赤建立中蒙古游牧民族生活传统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大蒙古国时期新汗即位后对驿站的整饬和商人乘驿问题作了讨论。

（二）元代区域性邮驿研究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注程度、地区自然环境、人口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以及元代行省制度的划分，决定了元代邮驿有自己独特的区域特点，也决定了元代邮驿史区域性研究的必然。目前所见研究区域主要以西部各省多见，其他地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贾洲杰《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义》[13]，对元代站赤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河南省在元代时所设的驿站驿路进行了描述，对其兴衰变化和路线进行了研究。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14]，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吴小红《元代江西驿站及站户考》[15]，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对元代江西驿站的设立、分布以及站户的数量等情况进行了论述。瞿大风《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16]，对河东山西的元代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对漠北及西北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对后世的交通影响进行了探讨；该文也被作者作为一个章节，收入2004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中。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17]，由于《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或缺首少尾，又因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积时日久、地名更迭，因此特将该书中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进行考订，以备《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入图使用。

李之勤《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18]，介绍了元代陕西行省驿道的分布和发展情况，指出除东通中原和北通河套的路线外，西南联系四川、云南的主要驿道，不取以往褒斜、子午、傥路的故道，而选用连云栈道；向西北联系河西、青海的主要驿道不取南北两道，而选用宋金以来新兴的长安、平凉、兰州一线，为现今西兰、川陕公路所沿用。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19]，在作者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涉及西北驿站交通的有田卫疆《元代新疆“站赤”研究》[20]，该文对元代新疆地区驿站的设置背景、职责和作用以及其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了概述，并作为一个章节收入作者1995年出版的《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地区在元代设置的站赤，有多位学者撰文考述，洛桑群英、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21]，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略述》[22]，均认为元代在吐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和设置驿站，对于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以及在政治、军事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良好的作用。祝启源、陈庆英《元代地方驿站考释》[23]，通过元代在设置驿站的政治背景、驿站的方位和特点，说明元代中央政府总是把加强对的地方管理与治理地方驿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云南地区的邮驿，方铁作了系列的研究，《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24]，对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在云南设置驿传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社会情况。《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25]，则根据《析津志》、《经世大典》古籍，对云南行省八条重要驿道及沿途驿站进行了考证。

（三）元代邮驿驿路研究

虽然邮驿驿路研究与交通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但是本文只选取专门的驿路研究进行分析。

关于元代邮驿驿路的研究，国内学者较早的研究成果是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发表于194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并对元代的邮驿驿路考释，有了数量可观的成果问世。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26]，对联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道进行了考述，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27]，根据现有资料，对该时期驿站的设立，特别是中西陆路交往的几条主要通道及其发展变化作了概括性分析和论述。

80年代以后对元代驿站交通路线的研究考释更加深入具体。叶新民《元上都的驿站》[28]，考察了大都至上都，上都至辽阳行省，上都至岭北行省的驿路并论及驿站的管理和站户的情况。台湾学者袁冀《元王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29]，对王恽赴上都的行程进行了考释。此外，很多元代研究书籍也都涉及到了元上都驿站这一内容，如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30]，书中的第二章，就两京之间的三条交通路线考察和路线的维护作了研究。

王、祝培坤《元湖广行省站道考略》[31]，对元代湖广行省的陆路和水路驿道驿站作了考释。李之勤《元代川陕间的驿道和驿馆》[32]，根据《经世大典》《析津志》等古籍，对元代川陕间的驿站名称和驿路里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胡小鹏《元代甘肃行省诸驿道考》[33]，对于元代在甘肃行省设置而史料记载又较模糊的驿道，进行了考释，该文在2004年被作者胡小鹏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一书中。庞琳《元代入藏驿道考述》[34]，就元代在地区设置驿站的起点及驿站的设置、管理以及入藏驿路的走向作了阐释和考订。邵星《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站赤交通概述》[35]，对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的站赤交通进行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阴山地区站赤的分布及驿路交通进行了分析研究。

方铁《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36]，通过有关资料，对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和不缅国、安南、占城、老挝、八百媳妇国的道路及所设置的驿站情况，做了初步的探讨。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37]，对云南行省的驿道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38]，对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较大变迁进行了介绍，当时乌蒙道、建安道、普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加强云南与中央政府及内地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东北地区的驿站和驿路的考述，有郭毅生《元代辽阳省驿道考略》[39]，对部分驿站的遗址进行了实际的踏勘，并采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其考述详尽，另参考明代通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的驿路，对于元代没有留下确切地点记载的“狗站”进行了复原。

颜广文的《元代粤西驿站驿道考略》[40]，对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驿路开辟的图景，并对元代各任官员修补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做了总结梳理，分析了其开辟的历史背景。《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41]，在详细考证了新驿道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驿道开辟的原因以及开辟后对潮州区域中心形成的影响，并评价了新元代网络的地位。而陈泽芳《南宋蒙元时期潮州古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42]，除回顾宋代以前和宋代潮州古驿道外，还介绍了蒙元时期中央政府通过潮州古驿道的建设，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这一历史事件。

（四）元代邮驿专项职能研究

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对其在传递公文、提供驿马驿船以及供应首思和相关的邮驿法律都有研究涉及，对于站户生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43]，对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陈朝云、淮检利《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44]，对驿站在乘驿官员提供食宿条件、提供驿马驿船等交通工具、乘驿符牌，通过严明的纪律加以约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亚东・达瓦次仁《浅论元代藏区的茶马互市与驿站》[45]，探讨了元代藏区的驿站制度及其对中外文明通道――茶马古道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包桂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简述》[46]，对驿传组织从性质上分为三类的普通驿站、急递铺、海青站等分别加以介绍叙述。丁忱《元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47]，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站赤、急递铺进行了介绍，研究了其公文封装形式、使用、牌符标记、收况等。邱树森、默书民《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48]，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国旧制的关系，指出道路的选择以方便文书传递为依据，与驿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这一设置。

关于站户的研究有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49]，作者对作为亓代诸色户计之一的站户，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该文论及站户设立的时间、站户的签发、应役，站户、站官的封建义务以及驿站泛滥造成的严重后果等诸多方面，指出站户的管理和站赤的管理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叶新民的《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50]，通过介绍站户的一般情况、封建义务――供应首思、提供和补买铺马，繁重的站役和杂泛的差役而日渐贫困的社会现实，探讨了对站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五）元代牌符研究

对元代牌符研究较早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箭内亘的《元朝牌符考》[51]，洋洋洒洒对元朝以前的牌符和元朝的牌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引经据典，尤其对元朝牌符的种类、牌面文字、牌符的佩用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元朝牌符与以前各朝牌符的异同也进行了分析总结，成为研究元朝牌符必读之作。

我国论及牌符问题的论文较早的应该是丁毅博《元代牌符考》（《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郝苏民《对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52]，对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废旧铜器中发现的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圆牌进行了介绍、译释，并将前人对此类牌符的记述与研究进行了比较观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53]，对于60年代扬州、兰州发现的二枚圆牌种类、形制、文字、行用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并将做为官底的牌子和遣使的牌子做了区分，同时还根据《元典章》的记载指出遣使的海青牌在至元七年以后，已改为蒙古字虎头圆牌。郝苏民、刘文性《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54]，在蔡美彪一文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从语言和古文字本身对扬州出土元代圆牌进行再释读。

史树青《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考》[55]，对1999年12月河北廊坊发现的一枚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包祥《新近在内蒙古发现的元代八思巴蒙古语金质圣牌》[56]，对已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回顾说明，并对新发现的索伦金牌，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对其牌面文字进行了蒙古文转写并作了汉译，同时将其与此前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比较。李晓菲《元代牌符文献探微》[57]，论述了因为牌符的使用涉及了元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语言文字资料等诸多层面，所以牌符文献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史料。李晓菲《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58]，对2000年4月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发现的元代八思巴金牌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对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59]，对目前国内外发现的17枚牌符的行使职权范围、管理机构、牌符渊源及牌符上的文字等进行了具体研究，指出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构成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60]，介绍了在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境内陆续发现的13至14世纪蒙古牌符共20面。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实际用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牌符分属乘驿牌、职官牌、夜禁牌和民间私造牌。照那斯图《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61]，对1985年内蒙古科盟右旗发现的一枚元代夜巡牌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将其与同类的几个牌子进行比较，探讨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照那斯图《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62]，对已发现的四面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三面八思巴蒙古语银质长牌、两面八思巴蒙古语金质长牌上的文字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看法。

门岿《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63]，对符牌系列――长形牌、圆形牌以及牌面上的文字、符牌的功能做了具体介绍，并对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总结，同时还对符牌上汉字编号的来源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蔡美彪《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64]，对1846年俄国叶尼塞州发现的蒙古字长牌考察源流，对其使用和佩戴进行了探讨，并对牌面蒙古字重加译释。齐木德道尔吉《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释读及其他》[65]，在介绍首次发现的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长牌及圆牌的同时， 对所载八思巴了全面细致的语文学解读， 重点对元代语词aldaqu 提出了新的解释， 进而对元代刑罚专有名词“按答奚”的音义发表了新的看法， 最后对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质长牌和圆牌谈了自己的认识。

（六）黑城出土文书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3年和1984年在黑城进行了两次发掘， 所得文书3 000余件， 其中汉文文书数量达到2 200件， 经过初步整理， 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其中收录汉文文书760余件，涉及军政、农政、驿站等事务，详尽地勾勒出了元代及北元初期亦集乃路的历史概貌， 具体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亦集乃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 也成为研究元代站赤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李逸友《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66]，利用黑城出土的当时有关驿站使用和供应等记载的文书碎片，对经过该地的纳怜道站赤作了考释。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67]，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元代两件文书进行研讨，从而探讨元代站赤应情况及河西蒙古宗王的史料，并考证其产生于元代后期。宁夏大学王亚莉先后《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68]和《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69]，前者通过对黑水城发掘的《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两件文书进行释读，对官员在落卜站整点时采取的措施、背景和文书中存在的很多疑问，作了初步的研究；后者根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纳怜道上亦集乃路八个蒙古站赤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设置状况及构成和地理分布进行了探讨。王亚莉在宁夏大学毕业的硕士论文为《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研究》[70]针对亦集乃路提调站赤、签补站户和整点站赤三大问题进行研究，肯定了该路未设急递铺这一事实，对站赤反映的民族问题等也有所论及。

杜立晖《黑水城F11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释疑》[71]，对《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F116：W434文书进行了研讨，研究了元末站赤管理机关的运行、站户签补和替下站户、复业站户的处理等内容。许伟伟《黑城所出收付契文书Y1：W201考释》[72]，对收付契文书Y1：W201中的铺马制度、铺马出借行为进行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甘肃行省站赤消乏状况及相关社会面貌。

（七）其他元代邮驿研究文章

上述文字主要是探讨邮驿与文化之间研究的联系，相对来说，这些研究要弱于唐宋和明清时期。后代对唐宋诗词与邮驿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值得元代邮驿研究者探索学习。

关春明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信息传播研究》[73]，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蒙古汗国时期驿站的基本建设和信息传播情况，剖析了驿站系统的传播要素、属性和特点及社会控制，论述了驿站信息传播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张俊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与信息传播》[74]，研讨了蒙元驿站信息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分布、信息职能及其管理强化和影响因素，以及信息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并对信息网络的补充――急递铺也有所论及。闫俊丽《漫谈元代戏曲中的邮驿》[75]，指出元代戏曲反映了元代邮驿的种类、建制、功能以及驿吏的生活等种种状况，反之驿站对于元代戏曲的创作，尤其是情节的开展、矛盾的激化、内心世界的展示也有重要的作用。王永梅硕士论文《蒙元时期驿站习俗研究》[76]，由导论、蒙元时期驿站概况、驿站习俗与规则、驿站社会功能、结论构成，其中驿站组织、驿站信息传达、骑用驿马等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习俗；可惜本文由蒙文写成，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只能是望文兴叹了。 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77]， 指出由于元代皇帝多次往返上都和大都之间，而塞外蒙元驿道又地处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自然风光雄奇秀美，同时又处于政治中心地带，因而具有历史遗迹众多，名胜古迹遍布，文人墨客题咏丰富等优势，并就如何把这些优势和旅游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值得关注。

二、元代邮驿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以上分析介绍了元代邮驿史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研究不仅涵盖了邮驿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有学者对元代邮驿的个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钻研，甚至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些都是元代邮驿研究值得肯定的。

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受到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唐宋、明清邮驿史研究而言，相对滞后，有些研究领域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

其一，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并不平衡。从时间上来说，虽然有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等专家对于早期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以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研究，但聊聊几篇，相对应洋洋大观的元代邮驿研究来说，实在有点杯水车薪，这与史料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仍然需要大家多做探讨。从空间上来说，无论是对驿站进行研究，还是对各地区之间的驿路交通进行探讨，都偏重于西部各省以及新疆、蒙古等地，而河北、海南、安徽、福建等省份的研究文章很少，这都需要有志于元代邮驿史研究的同好进行不断的努力。

其二，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缺乏统一性。具体而言就是各地区邮驿史研究缺乏有效的链接，导致了区域性和时间上的割裂，人们很难在阅读时，从整体上认知到元代各地区驿站的继承、发展和各自的特点。如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虽然系统全面，但相对而言，每一项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是值得学者注意的。

其三，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所有古代邮驿史研究一样，着重于叙述，以古籍中的史料或者某些原始资料堆砌，而缺乏对这些资料的考证、整理和分析，因此难以通过引述的资料线索来归纳总结，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知。而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对《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中，江西、江浙行省因为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缺首少尾，以及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地名更迭等原因造成的站名错漏进行了具体的考订，十分难得。

其四，对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些细节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证和斟酌。元代邮驿研究应以真实为原则，征引的史料必须真实可信，行文的逻辑要严谨，得出的结论要科学。综观整个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地域观念和乡土情节等主观色彩比较浓厚，对于史料理解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作者在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其五，在元代邮驿的研究中，一些邮驿研究的领域始终没有或者较少涉及，亟待开拓。比如：元代邮驿物资的运送、驿馆的建设等问题还没有专门的论述；在对区域通路线和驿站的研究中，多注重对驿路和驿站的考释，而对驿站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作用论述较少，对于驿路交通的变迁也较少论及；对于元代的邮驿制度也没有充分利用史料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元代的急递铺制度，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

针对以上不足，笔者作为一个古代邮驿史研究的爱好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求有助于元代邮驿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展。不当之处，也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同好批评指正。

第一， 研究内容需要继续深入和扩展。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强、系统性高的学术工程， 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 蒙元各时期以及各区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未触及的领域，或者可进行更深一层的开拓，即便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值得继续深入的空间。只有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联系并深入扩展， 才能在元代邮驿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和谐统一。如研究较为深入的四川，可以进行探讨的内容仍然有很多，比如当地驿馆的建设、接待以及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第二， 研究资料需要继续追寻和剖析。邮驿史的研究不应只是史实的陈述和罗列以及现象的简单描述， 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纷杂的现象中发现线索和规律，从而向高层次的史论发展。诸如前述的“黑城出土文书”的相关邮驿研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体系，其实这样可供研究的古籍史料还有很多，需要各位学者进行相关挖掘，使其成为研究的“臂膀”。

第三， 研究思维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元代邮驿史研究要打破单一型的思维模式， 应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重关系进行创新，以虔诚的史学态度和创新的史学思维，从多个角度提出设想， 继而通过科学论证得出新结论、产生新成果，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如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就将古代邮驿与当前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视角独特。

三、结语

对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由于各地、各人的研究视角、侧重点不尽相同，其研究成果也各有所异，甚至有时还会有相悖之处，但只要不断进行阅读、比较、借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合理运用古籍图书、文牍史料，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定会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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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中小学 语文教育 文学素养

“新课标”明确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而且“新课标”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列为核心目标，文学素养是人的语文素养的核心部分。全面、厚实的文学素养，能促使人在阅读、写作、人文、德育、美育、智育等多方面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从而达到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育人。

一、文学素养的概念

新课程实施以后，研究论述文学素养的论文和专著虽然很多，却大多没有对文学素养的定义作一个明确的定义。来自浙江诸暨市牌头中学的陈蕾老师，对文学素养作了一个定义：文学素养，又称文学艺术素养，是指人在文学实践活动中所培养起来的文学经验或素质，即读者对各种文艺体裁、文艺发展史、文艺发展现状、文艺自身的技巧、手法、创作规律、艺术特征的熟悉和了解。方志范则认为：从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学素养是一个健全的现代人的必备素养。浙江大学的朱首献博士认为：文学素养实际上指的是人在文学实践活动中所培养起来的文学经验或素质，它包括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或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

笔者认为：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从“文学”角度概括，主要包括语文教师对生活的感知力、对“文史哲”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文学鉴赏和审美能力、文学创作能力等。

二、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培养文学素养的意义

首先，培养文学素养是语文课程性质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文学教育，是语文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特点”。语文教学的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语文的低级阶段主要的是知识技能的学习，文学则是更高级阶段的语文，随着语文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不断提升，它的文学特性也会越来越强。

其次，培养文学素养是更好实现美育的要求。

美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西方，早在1795年，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就已明确提出美育的概念。在中国，美育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的‘诗教’主张直至的‘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一座丰富的美育思想的宝库。”文学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文学教育的核心之所以是审美，因为文学本身就是美的。课改后的语文教材所选的大都是文质兼美的文章，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语文教学中挖掘美，引导学生鉴赏美，使他们受到美的感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就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形成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通过培养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质，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以美育人的教育目的。

三、当前语文教育中文学素养培养的现状

面对文学教育的现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中学语文教师文学素养普遍偏低。

首先，许多教师自进入教师角色之后，已经失去了关心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的兴趣，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文学研究的进展，其知识仅仅停留在大学读书时的知识范围内，他们对文学的了解有的甚至落在学生的视野后面；其次，在进行文学作品教学时，习惯于现成的结论，一切以教参为依据，不愿也不去认真品味文学语言；再者，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相对较低，由于过分强调语文工具论，受其影响，许多语文教师长期不注意自身的文学素养的提高，时间一长，其必须具备的文学素养自然相对不足。由于高考、中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的惯性作用，广大的中小学语文教师还没有真正到位地在教学活动中重视和施行文学教育。

四、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

多年的跟在考试“指挥棒”后头的技术性运作，使得我们的千千万万的语文教师远离了母语的美感，远离了文学经典的情感陶冶；多年对标准答案的精确解答，麻木了语文教师的文学感觉，所以，要把语文新课改“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原则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还得依赖广大语文教师的文学感觉的回归和文学素养的提高。语文教师良好的文学素养与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对语文教学实践的影响极大，语文教师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可以引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有效实施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创设有生命力、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堂，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我们需要的是多元的、开放的文学观念，这才符合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需要。

加强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应从知识和能力两方面入手，语文教师既要具备较系统的“史”“论”“体”知识，又要具备较强的“赏”“写”“教”的能力，除此以外还要讲究读书的技巧和传授的艺术。文学素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的理论阐述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文学素养的培养有赖于长期、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探索，在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靠感悟、靠学习来获得。同时，教师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是有效培养文学素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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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一. 上古期:先秦秦汉时期

    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形态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很明显的,文史哲不分,在这时候,文学文献很大一部分应该来源于史。像约写成于战国时的《左传》,它虽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但它却是作为先秦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记事,写史,它还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这就超越了史学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其文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诗经》的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这对于后人对《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左传》相类似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公羊传》、《谷梁传》等,它们同时作为对《春秋》的注释,对于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到了两汉时期,在史书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史记》和《汉书》及《后汉书》。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对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传记文学。它的七十列传。还有重要的是在这七十列传中,有些直接就有文学史料研究价值。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直接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更真实的资料。

    《汉书》中对于文学文献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与发展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像着名的《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等。另外,它还有自己不同于《史记》的独特贡献。其中的《艺文志》应该是第一部真正讨论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的着作,所以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后汉书》更是继承了《汉书》关于文学发展论的传统。对后来的史书都更多的关注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除了史书作为文献研究的对象外,经类的更早的像《周易》、《诗经》、《论语》等。《周易》更多的是在论及卦象方面,所以它应该更属于美学范畴。但美学一直被视为是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出发点或原则。因此,《周易》被视为最早的对于文学创作思想和原则的重要文献之一。《诗经》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语》应该说是先秦时期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论语》中,涉及了很多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原则与理论。并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道德、伦理观念的宣传,以及对于思想的传播。而且,也对《诗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另外,在先秦时期还有诸子百家的着作像《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也很很重要的意义。

    到了两汉时期,对先秦典籍的研究更为专注更为集中。例如对《诗》、《书》、《礼》、《春秋》、《易》五经的研究,成为了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其中有《毛诗》、《周礼》、《礼记》。等。

    《毛诗》重要的是对《诗经》训诂方面的研究。把视角从思想和内容上转向了文本研究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古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的自觉化和个性开始凸显。但是并没有很凸显的成就。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异常的繁盛。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专门研究的集子出现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历史的最顶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部很有体系,很专业化的研究论籍。它针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批评。其中一点是“贵远贱今,向声背实”,针对这一点,他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这在文学理论上,尤其在文学鉴赏(诗歌鉴赏)方面有重要意义。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他强调在于“用心”。要心有所触,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心有所意。因此孙立说它是“迄今为止古代文学批评文献中对文学创作研究最为深入的一部文献。”(《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

    无论是从魏晋南北朝还是从整个文学批评史来看,《文心雕龙》都是一部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文心雕龙》共分为五部分。这五部分的体例组成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其中涉及了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鉴赏论等。《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因此后来的学者几乎奉《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界的圣经。以致后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清代散文家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

    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笔,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渊微莫识。尔其徵家法,正体裁,等才情,标风会,内篇以叙其体,外篇以究其用,统二千年之汗牛充栋,归五十首之掐肾擢肝,捶字选和,屡参解悟;宗经正纬,备着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议论也。

    三.中古期(二):隋唐至明中叶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兴盛景象并没能够延续到唐朝以后,这种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的安定也逐渐安定下来。虽说这种繁盛的景象已经被文学创作夺取,但这种稳定也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全面性。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研究之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界也都趋于成熟状态。形式和角度也不再单一化。而且文学批评范围也随着文体的扩大而拓宽。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文献所涉及的文体,除了以前一直都很繁盛的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新增的“词”,另外还有以前很少涉及到的小说和戏曲。这些此前批评家较少或从未涉足的领域的拓展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文献的形式,扩大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同时这种稳定成熟的状态与领域的拓展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而且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有多样。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的奇葩,撰述甚多,影响巨大。例如《六一诗话》(欧阳修撰)。欧阳修主要在诗话里谈到了诗作为艺术。把文学纳入了艺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用诗话体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

    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着如宋代的《古文关键》(南宋吕祖谦编撰)。主要是“论作文法”、“看文字法”,此书对后世文章学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影响深远。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南宋楼昉撰。它主要更注重于文学成分的艺术分析,这和《六一诗话》颇有相似之处。此书可以和《古文关键》并肩而站。

    四.近古时期:明中叶至时期

    明代文学批评一项不是太景象。状况不容乐观。但也有其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在对戏曲、小说的批评方面,还有对传统的诗文评论方面,明代都超越了前者。

    明代研究的形式还是师从宋代的传统。尤其师承宋代的诗话形式。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单宇撰。绝大部分乃收辑历代论诗之语而成。

    《归田诗话》三卷,瞿佑撰。主要以记事为主,像《菊坡丛话》一样,很少涉有自己的评论。

    到了清代时,比起明代,文学批评有利进一步的发展。发展也有自己的独有的特色。他们开始倾心于学术研究,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更具学术研究的色彩。他们都很注重学术素养,这对现在的研究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清人的诗文评着作更具理论特点,而且更注重其系统性。各种诗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范畴,象“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较明代的研究,清代还有一个显着特征是诗话的明显增多。针对此现象,郭绍虞先生就曾说:“诗话之作,至清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亦超越前人。”

第9篇

大要言之， 中国 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 文献 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 现代 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

[ ① ]

。

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 3-54 ）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

[ ② ]班固（ 32-92 ）也记载道：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 以文章 显。

[ ③ ] 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 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 ）《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 历史 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

[ ④ ]

。

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 53-18 ）：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 ⑤ ]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着作，也包括《州箴》、 《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

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

[ ⑥ ]

。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 ⑦ ]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着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

[ ⑧ ]

。

上承东汉遗习，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能文章，所着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 ⑨ ]

“（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

[ ⑩ ]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 -23 ）的目录学着作《七略》。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着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着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 [11] ，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 方法 ，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着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 宗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 [12]

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 [13] 。刘师培（ 1884-1919 ）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诡而调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别之大略也。 [14]

与之相类，章炳麟（ 1869-1936 ）也从表现方式着眼，对杂赋以外的三类赋的特征做了更为简要的归纳，说：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15]

要之，《诗赋略》无论诗赋分体，还是赋分四类，都是以文体自身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的。虽然上述诸说皆为推测之论，但是无论《诗赋略》文体分类的义例如何，它毕竟是第一次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文体进行直接的分类。在这一意义上，《诗赋略》堪称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类分与辨析文体，已经逐渐蔚为 时代 风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着。如曹丕（ 187-226）《典论·论文》、陆机（261-303）《文赋》、虞挚《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约307-337在世）《翰林论》、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531-590 后）《颜氏家训·文章》等，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根据这些论着，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汉人所谓“文章”或“文”盖有广、狭二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如此，这就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并非单纯的抒情、辞藻、音韵、修辞之学，而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 自然 之道，旁及天地万物，使天人相互沟通，使人伦达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现象 ：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16]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17]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19]

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正是由无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体化为赋、骚、诗等文体的分类。

正因为“文”或“文章”广之足以容纳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学写作的文本，因此，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就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弹性的框架，可广可狭，可伸可缩，以容纳历代不断滋生繁衍的文体。于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对文体的分类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萧梁时期，萧统《文选》分文体为 39类，刘勰《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4类，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论及的文体竟至81类。同一部着作的文体分类也可以采取弹性的框架，如 《文心雕龙》在大体上分文体为 34 类之外，在《杂文》、《书记》两篇中还附列了若干种纷呈杂出的“准文体”。以至于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更可以差异甚大， 以历代总集的文体分类为例，如《文选》分文体为39 类 [20] ，《文苑英华》分为 39 类 [21] ，《唐文粹》分为 26 类 [22] ，《宋文鉴》分为 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 类 [23] ，《明文衡》分为 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 类 [24] ，《明文在》分为 46 类，如此等等。

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

与基于行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同，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所谓“因文立体”，指的就是在文章体系内进行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归类，并为之确立“类名”。在中国古代，“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大致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例如挚虞论颂体的生成，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25]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 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 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 [26] 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 方法 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

[27]

，精确地表达了 中国 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 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 [29] 明人黄佐 （ 1490-1566 ）编辑《六艺流别》， “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 [30] ， 以为：“ 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 [31] 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

[32]

。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 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 时代 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 艺术 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 理论 的 总结 ，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 问题 ，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 年10月22 日定稿

[ ① ]

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开——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论》（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 [ ② ]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 [ ③ ]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 [ ④ ]

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着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着录的传主着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着、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 [ ⑤ ]

《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 [ ⑥ ]

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 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 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 3121

）亦可为证。 [ ⑦ ]

《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 [ ⑧ ]

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 、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 颂 凡数十篇。”（卷 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 页 2873 ） 《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 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 卷 52 ，页 1724 ）。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 [ ⑨ ]

第10篇

〔关键词〕苏轼；佛禅；文学创作；宋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78-08

苏轼是宋代文坛巨擘，宋代诗风杰出代表，历来为学者重视。近百年来，涉及东坡与佛禅的研究著述颇为壮观，专题论文更有逐年递增之势。本文无意对这一研究进程作全面描述，只是抽取专题研究中的几个面相进行述评，以凸显苏轼与佛禅研究的特色。

一、苏轼的佛禅因缘研究

关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术界均能紧扣苏轼仕途浮沉，从家庭环境、佛教语境、僧俗交游、经典阅读、学佛历程等层面加以立论。综合性的专题论述如朴永焕《苏轼禅诗研究》便是从这几个层面展开。专论性的论文则侧重挖掘某一层面，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苏轼的佛禅因缘。

关于苏轼与佛僧的交往，目前已积累不少成果。学界细致爬梳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并确认东坡禅学属于云门与临济法脉。黄启江指出与苏轼交往的大觉怀琏、圆通居讷、佛印了元属于云门宗〔1〕；孙昌武考辨苏轼和僧人交往，列有《苏轼与云门学人关系表》《苏轼与临济学人关系表》〔2〕，也认为苏轼接触最密切的是云门宗，并受其宗风影响〔3〕；周裕锴详考苏轼与大觉怀琏、灵隐云和、慧琳宗本等二十位云门禅师的交往〔4〕，陈中渐〔5〕、杨曾文〔6〕分别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深化了苏轼与禅僧交往的细节。

另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聚焦苏轼与个别僧人的交往，如道潜、佛印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于翠玲便指出苏轼初识道潜于徐州任上，后同往湖州，以诗为缘，结为诗友，此后，道潜不断探访、关怀贬谪中的苏轼；在二人的交往中，道潜文人化，苏轼佛禅化，体现了儒禅契合的时代氛围。〔7〕关于二人初会的地点， 学界历来有徐州说和密州说， 且以徐州说为主。李俊搜检辨析相关材料，确认他们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8〕杨胜宽指出，苏轼与道潜的交谊是宋代文士与僧人之间交往时间最长、往来最频繁、彼此友谊最深厚的范例之一：“诗”与“禅”沟通了文学与宗教，“静”与“清”成就了二人共同追寻的艺术境界。〔9〕喻世华列表展示苏轼直接、间接写给道潜的诗词（33首）和文牍（53篇），肯定了道潜是苏轼最亲密的方外友人，二人交往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等。〔10〕梁银林则提出宝月是苏轼保持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侣，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他有关。〔11〕关于佛印，胡莲玉认为苏轼佛印的传说故事聚焦于二人两世重逢与高僧面对女惑时的取舍两个主题，虽有现实基础，但多小说家言，不可尽信。〔12〕喻世华根据苏轼诗文进行补说，指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佛印开始交往，苏轼离黄赴汝、路经润州时交往最为密切，元v年间还与之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及两人的性格是其间产生诸多故事的重要原因。〔13〕

近些年，学术界非常重视文人读经学佛的路径，相关论文常提到或统计苏轼阅读经典的情形。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学佛主要靠多读佛典，他对华严学说和禅宗理论有较深的体会。〔14〕李明华按照创作时段分析苏轼的佛禅诗，详列苏轼阅读佛典的情形：黄州时期佛禅诗90 首，所用典故几乎遍涉佛禅主要经典；惠儋时期佛禅诗 106 首，涉及《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43类比较明确的佛教典籍，使用数量在100 次以上。〔15〕

关于苏轼的学佛历程，学术界已从泛论走向分段论述，即结合苏轼自身的人生历程和佛教发展的地理分布，分阶段透视苏轼与佛教的内在关联。这类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论。王水照按照“在朝-外任-贬居”将苏轼人生分为七个时期，认为苏轼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贯穿各个时期，任职和贬居时思想上有儒家和佛老之不同。〔16〕夏露则将苏轼事佛分为三个阶段：初出西蜀到首次任职杭州为“踌蹰思隐”时期，黄州至惠州及海南前期为“物我相忘”时期，海南后期至去世为“佛言如泡”的学佛终结期。〔17〕李明华的博士论文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六个时期，细致分析了其中490篇与佛禅有关的诗作，认为y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是苏轼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y杭之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凤翔时期前后，诗作多采用佛教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既有个人经历的必然性，也与苏轼历经地域的佛禅情况吻合。〔18〕

另一类是分论。刘石强调，苏轼兄弟开始阅读佛典、接触佛教应该是庆历八年“少与辙皆师先君” 的少年时代。〔19〕司聃也认为，苏轼少年时即有蜀地地域和家庭佛禅因缘，影响了他日后研习佛经之举。〔20〕王树海、李明华则从具体诗作考察，认为凤翔之前苏轼完全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凤翔时期诗作中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21〕范春芽勾稽了苏轼与杭州诗僧的诗文情缘，并归因于现实政治环境、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22〕梁银林则认为，黄州佛禅“功业”是苏轼学佛习禅道路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苏轼在黄州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继连等僧人禅师。〔23〕关于苏轼在惠州儋州的学佛形态，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覃召文梳理苏轼岭南时期的僧侣交游后指出，苏轼岭南时持斋戒、研佛理，影响了其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和人格重塑。〔24〕陈师旅则强调其豁达的一面，认为佛老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并在家庭住房、经济开销这类日常琐事上体现出来。〔25〕张海沙认为苏轼被贬岭南后将南宗禅作为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精神归宿，其岭南诗歌推出了一个饱含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意象：曹溪水。〔26〕

二、苏轼学佛特征研究

关于苏轼的学佛特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苏轼学佛不仅杂糅各宗而且三教合一，不仅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而且具有自觉的审美化追求，而这正是居士佛学的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学术界的研究凸显了苏轼华严宗禅宗合流、庄禅合流的特色；也关注到儒家思想在苏轼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佛老思想只是其安顿个人心灵的良药，因此其学佛而无意证佛，在将佛老诗化、审美化的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和悲凉。

苏轼与禅宗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关注苏轼与佛教内在关联的起点，而且是学术界研究苏轼与佛教关系的重点。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这里仅列举几篇作为代表。如，黄宝华认为禅宗影响了苏轼人生哲学中“入世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形成了其艺术哲学里活处参理、议论风生、平中见奇等创作特色。〔27〕周裕锴分析苏轼的禅悦倾向，指出在苏轼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这一主题来自禅宗的般若空观，可以弥合伦理本体与自己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分裂，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消解缓和内心的痛苦，然而这种自宽又的确饱含着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28〕王树海认为，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 忘世”形成了苏轼混杂的人生观、艺术观。苏轼对生命就是过程的洒脱体味得益于佛禅，在参禅不证佛的过程中形成了旷达乐天、谈笑死生的生活态度、艺术风范。〔2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苏轼在学佛上是个泛宗派论者。他遍阅佛教各宗经典，而且有所认同。阿部肇一注意到苏轼的净土信仰，认为东坡禅带有因果报应观。〔30〕许外芳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列举出苏轼具有净土思想的实证。〔31〕在泛教派论上，萧丽华的观点比较周延。她根据《苏轼诗集合注》注文资料统计苏轼诗歌与佛经的关系，认为：东坡以禅宗为主轴，《景德传灯录》144次引用是最明显的痕迹；禅之外，交融着华严宗与天台宗思想，如用《法华经》38次、《华严经》25次；东坡同时融合着净土信仰，如对《金光明经》《阿弥陀经》的接触。〔32〕

泛教派论中关注最多、研究也最充分的领域是苏轼禅学与华严学的融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苏轼与华严的关系。刘熙载《艺概》云：“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33〕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人所不能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不尽，重加形容。此法得自《华严》、《南华》。”〔34〕 钱谦益《读苏长公文》亦云：“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35〕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得出了颇为精彩的结论。孙昌武根据苏轼的诗文指出华严法界思想帮助苏轼以一体平等的观点看待外物，树立夷旷潇洒的人生态度，完成热烈诗情背后的理性探索。〔36〕赵仁认为，《华严》宣扬法界缘起、理事无碍、圆融自在，苏轼的辩证观取自于此，表现在其文有层出不穷的比喻形容和辩证无碍的论证方法。〔37〕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主要吸取了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8〕吴增辉分析苏轼和陶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时也谈了苏轼复杂的佛学思想：党争之祸使苏轼的佛教信仰逐渐抬头，华严宗的平等空观使之逐渐游离出儒家思想的范域而趋向庄禅，从而与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自然心性产生共鸣。〔39〕张煜分析苏轼慕白与和陶之作后指出，“苏轼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者，是一种庄子与华严相打通的人生境界，与一种无施不可、飘逸超迈的文学才能，故于白居易陶渊明既有所相似又有所演化。”〔40〕这些研究表明，苏轼禅学和华严学的熔铸，有庄学的推助。庄佛相融也成为苏轼学佛三教合一的证据之一和重要研究领域。

学术界关于三教合一的普遍认识，既体现在专题论文中，也贯穿于相关论文的论述。王水照认为儒道释三教关于出、处矛盾的解决途径均影响苏轼形成了一套“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其源自佛老哲W的谪居心态标志着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41〕唐玲玲、周伟民的专著分章综论苏轼的儒道释思想，指出苏轼的禅思佛意不但“是与庄学相通”，而且在思想会通上是“以儒学释佛学”。〔42〕冷成金分析苏轼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宇宙观方面受佛道两家影响，社会政治方面则主要受儒家影响。〔43〕杨胜宽指出，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但他终究没能离开名利场，是儒家思想使然。〔44〕梁银林指出，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且“三家”融会贯通、并无分别。虽然他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但他不是专精佛禅义理的理论家，而是佛学精神的实践者。〔45〕

苏轼学佛的理性特征和审美化倾向，已成学术界共识。孙昌武认为，“苏轼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46〕朴永焕从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外交游三个层面剖析苏轼之习佛，认为其习佛具有“理性的追求”和“融合儒佛”两大特点，〔47〕李慕如亦认为他“习佛而不佞佛”。〔48〕夏露也认为苏轼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对待佛学的，把佛学做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学术思想，一种人生哲学，吸取其中能够补充、丰富儒家思想的有价值的成份。〔49〕王树海、宫波指出，从苏轼的行迹和创作经历来看，苏轼学佛参禅持艺术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5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透过苏轼的个案研究来透视士大夫佛学的特质，并揭示其对未来的影响。张培锋强调，在宋代士大夫那里，佛与释是作为一种学问、学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来看待的。即使是信佛的士大夫，也更多从佛教义理的层面来修学佛法，这意味着佛教的宗教性渐渐淡化。他指出，理解苏轼佛学思想的枢纽在于他认为佛老之教可用于个人修习但不应成为国家性宗教。苏轼平实的佛学观、独立的人格精神、旷达的人生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士大夫佛学的根本性特征。士大夫佛学与儒家道学、道教内丹学是同时并存互动发展的三大学术思潮，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51〕

三、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研究

关于佛教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关系，学术界从早期泛论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发展到后期细论具体佛教理念乃至具体佛经对苏轼创作的影响，论证越来越细密，立论越来越坚实。

在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综合探讨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刘乃昌指出，苏轼早年有辟佛老的言论，但随着阅历加深尤其是宦海浮沉后，走向三教兼容，苏轼文学风格的形成，技巧的提高，在不少地方得力于庄释。〔52〕王水照指出，苏轼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在任职时期（包括在朝和外任，三十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在贬居时期（十多年）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追求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的风格。〔53〕朴永焕探讨苏轼禅诗的渊源，并从禅理、禅典、禅迹、禅趣、禅法入诗五个层面，论述苏轼诗禅融合的情形；从强调人生如梦、标榜随遇而安、追求心灵安和、揭示万法平等、提示妙悟玄理、归于乐观旷达、寻觅自我解脱等七个层面论述苏轼禅诗主题；从自然、平淡、幽远、理趣、奇趣、谐趣、妙悟、翻案等层面论述禅诗风格。〔54〕

这一时期，佛教思想与苏轼词作的分析比较充分。齐文榜指出，儒家思想是东坡思想的主导和核心，但佛道思想在东坡头脑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以“乌台诗案”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影响对苏轼词风产生了影响：他的一些豪放之作被释道思想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他的不少旷达、飘逸的作品则是以释道思想作为词的思想内容的，纯粹的豪放之作在乌台诗案后已经不复存在。〔55〕祁光禄、祝彦认为，“佛老精神，铸成了他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固有的表现形式，而是突破已有的模式，力求一种更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方式”，苏轼在儒道佛思想相互冲撞下变婉转蕴藉的词风为气势恢宏、雄旷豪宕。〔56〕张玉璞指出，苏轼把握佛老的基本精神，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57〕

关于佛禅与苏轼散文的研究显得比较低迷，但亦有颇见力度的论文。黄进德认为，《前赤壁赋》的动静观受到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响，其遣词造句有释道色彩。〔58〕赵仁指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于禅宗情有独钟，这些思想影响于散文， 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很多论文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尤其是小品文中去。〔59〕

不少学者亦注意到佛禅理论对苏轼文学理论和美学风格的影响。陈晓芬谈到佛教的静空理论对苏轼创作理论的影响。〔60〕王世德将苏轼的美学思想归纳为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论、虚静物化的成竹于胸论、妙出法度的至味新意论等“七论”，每一论均着力于儒道佛思想的融合。〔61〕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对佛禅理论的把握更加到位，因此对苏轼诗词的佛禅内涵以及受其影响的美学风格之分析和把握更加精确。

关于佛禅对苏轼词作的影响。迟宝东指出，苏轼熟悉佛典诸经，对人生之虚幻无常的深刻体验成就透示出人生思索的深度的作品，禅宗“真如本性”“安心”形成饭劭醮锎史纾欢蕴竦静谧、与自然融合而又跃动着生命灵性的美之偏爱拓展了词的境界。〔62〕王树海、赵宏指出，苏词中的佛禅精神主要表现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人生如梦，万法皆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三个方面。〔63〕刘晓珍对苏轼和姜夔、张炎词进行了比较，指出禅宗对他们词作清境的形成各有重要影响，其中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存阔大超迈之清。〔64〕

关于佛禅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不少学者擅长从艺术手法和美学风格立论。周裕锴分析了苏轼和黄庭坚的禅悦倾向，认为般若与真如影响到苏、黄诗中的意象选择、诗歌风格。苏诗中不仅常有出自佛经的梦、幻、影、露、浮云、微尘等象征虚幻不实的意象，而且有不少自己创造性描写的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或心理现象。正是这些意象及其倏忽变化的性质造就了苏诗动荡明快的风格。〔65〕王树海和宫波指出，苏轼诗风得佛禅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66〕陈才智也从意象撷取、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运用、艺术风格等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了禅趣禅意对东坡诗歌的影响。〔67〕

还有一批论文专论苏轼的禅意诗、禅理诗、和陶诗。肖占鹏和刘伟认为苏轼禅意诗具有如下美学内涵：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68〕此外，他们还从悟得生命真谛、从容应对挫折和微笑拥抱人生三个方面阐释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69〕李向明从“以禅入诗，借诗遣怀”、“以诗说禅，空观自省”、“诗禅融通，随缘自适”等三个方面对苏轼禅理诗进行了简要分析。〔70〕程磊则从“圆融无碍，融通出处”、“无念无住，随缘任运”、“即心是道，立地超越”三个方面分析苏轼和陶诗的禅悟体验，展现其经禅理浸润后的基本风貌。〔71〕

另一方面，佛典与苏轼诗歌研究成为此时期的重大特色。早在1992年，刘石就撰文指出，苏轼诗文的佛禅用典， 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 但仍需进一步加强。〔72〕进入21世纪，刘石的这一呼吁得到学界的响应。

周裕锴在论著中一再强调宋人通过阅读经典领悟佛禅的路径。通过探讨宋代士大夫接受和传释佛教经典教义的状况、梳理佛教观想方式对其审美眼光的影响，周裕锴认为宋代士大夫读经参禅的经验影响到了元明清学佛士大夫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认识。〔73〕他提出宋人参禅，一般由研读佛经入手，以禅家心印之证为终，将外在的宗教形式衍化为内在的心灵自觉。〔74〕他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法眼与诗心》一书中。如在讨论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时，他紧扣《楞严经》中“由是六根互相为用”的说法，以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为代表，探讨他们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境界。〔75〕萧丽华《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一书收录其先后撰写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佛经偈颂对东坡诗的影响》《东坡诗中的般若譬喻》《从庄禅合流的角度看东坡诗中的舟床意象》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东坡的诗论、东坡的文字禅观、东坡得自于佛经的各色意象等，主要是为了解析东坡诗中的禅境与诗笔而作，萧丽华将之通称为东坡诗禅。这批论文均能将苏轼佛禅诗歌、诗论与佛典进行比勘，一一揭示其佛典来源，从而为正确解读苏轼与佛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6〕梁银林亦采用了同样的研究策略，如他曾论述苏轼不同时期诗作与《维摩经》的关系，并对其采摄佛经语汇、点化佛学义理为诗进行探讨。〔77〕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在苏轼的经典阅读和文学创作进程中，宗教与文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不断地相互交合渗透，其中又以那些富于文学色彩、形象化特征明显的佛经内容被采摄入诗最为突出。〔78〕张海沙的专著《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专门探讨《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心经》与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也是深刻认识到经典阅读对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重要性。〔79〕

除了以上几位者，还有不少论文探讨佛典与苏轼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许外芳和廖向东勾稽《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大般涅经》《楞严经》等佛经的相关记载，证明以乐器与乐声的关系说明诸法缘起之理在佛经中是一类使用较为频繁的譬喻，并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它反映出大苏幽默谐谑的生活情趣以及才思敏捷、骋才好辩的性格。〔80〕李最欣指出，苏轼一生喜好佛禅， 对大乘经典接触尤多， 此种佛典譬喻遂成为其文学创作时左抽右取、融裁点化的资源，其名作《日喻》便是改造《阿含经》卷七、《大般涅经》卷二十五、卷十四中的譬喻而成。〔81〕

四、苏轼佛禅文W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研究

在对苏轼学佛因缘和文学创作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从宗教文学的角度思考苏轼文学创作和宋代文学风貌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宋人的文字禅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二是佛禅的宗教思维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在这个研究领域，周裕锴和萧丽华的研究最具理论自觉意识，研究结论也最具经典性。

许多学者均强调苏轼在文字禅方面的倡导地位，并进而认为这种文字禅创作风潮对于宋诗主议论尚理趣的诗风有重要影响。早在1978年，台湾学者杜松柏就指出，“主张以参禅而学诗，最初举用，似以东坡最早。”〔82〕周裕锴亦认为，苏轼在文字禅的倡导上居功厥伟：先有苏轼“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后有黄庭坚“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其后才有惠洪《石门文字禅》，“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诗为文字禅”。〔83〕其专著《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集中讨论佛教“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之间的关系， 以苏轼为重点，对相应的宋诗艺术方法与成就进行了深入阐发。如他认为，佛教禅宗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颇有启发，“万法平等”“周遍含容”“如幻三昧”“转物”“六根互用”等观念影响了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观念。〔84〕

萧丽华的系列论文亦旨在通过分析苏轼与佛禅的关系来揭示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的文化渊源。她认为，分析东坡诗歌的庄禅意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东坡诗如何交融庄禅，在作品中创造出高度的人生反思完成宋诗的理趣；一方面也能欣赏到东坡诗新颖、奇警、深刻、丰富的多样象征。并推出如下结论：东坡诗之所以能出唐人之右，雄放千古，继欧阳修革新北宋诗坛，完成宋诗典型，主要得力于三教融合之学养。〔85〕如她分析佛经偈颂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以及东坡偈诗的形式与内涵，认为东坡偈诗以人生玄思为旨，文辞博喻奔放，充分显出机趣与理趣，反映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貌。除了结合苏轼具体作品揭示宋诗的尚理、主议论的特质外，萧丽华还从诗论的角度来揭示这一特征。她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先从北宋反佛、道儒释融摄起论，次将苏轼全集中诗论文字分次条析，最后以苏轼门下以及北宋诸子以禅喻诗诸论为承应，期使苏轼禅喻诗论在宋代诗禅合辙、儒佛融会的意义上得到彰显。〔86〕她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角度对苏轼以禅喻诗的若干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轼开启了融儒入佛、以文字为佛事的道路。她将苏轼诗论与惠洪《天厨禁脔》《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有关诗论进行比对，认为文字禅的产生远因自唐代诗僧的努力，近因自宋代禅门文字走向，而诗禅交涉成就最深最大者应为苏轼，惠洪继承苏轼文字禅诗观，成就妙观逸想之游戏三昧，体现了文字禅之内涵及其在北宋发展之轨迹。

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高评教授认为会通化成是宋型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对苏轼、黄庭坚等佛禅文学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指出，宋代不同学科间互动会通频繁，禅学对文学之影响、诗思受禅思之濡染，特其一而已；宋代士人禅悦成风，禅思亦多会通诗思，表现有四：呵佛骂祖与破体出位、绕路说禅与不犯正位、参禅悟入与活法透脱、自性自度与自得自到。东坡一生得失荣辱多现于诗，往往以《金刚经》“如是观”安顿生命，超脱自在；以《六祖坛经》“无住为本”追求随缘自由，出入于法度豪放之间，斟酌乎有法无法之际；东坡娴熟《华严经》，以诗融禅，于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其诗风之巧便尖新，开示捷法，实得云门宗风之启发。在他看来，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之诗风如此，对宋诗特色自有推助之功，于是宋诗相较于唐诗，遂有殊异之风格。〔87〕另外，他还在这一理论视野下综考北宋苏轼、黄庭坚之咏竹诗篇及墨竹题咏，认为苏轼对于绘画之诠释，往往赋予佛学之理解，其所作题画诗与书画题跋可见画与禅之融通。〔88〕这也是在论述佛禅对宋诗特色的熔铸。

近些年来，上述研究风潮得到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响应。梁银林指出，宋人以才学为诗与宋代佛教转向世俗化、文士热衷习佛参禅有莫大关系。苏轼驱遣佛禅事典入诗，既反映了宗教对文学新变的助推之功，也体现了文学对宗教传播的推广之效。〔89〕张培锋对苏轼等宋代士大夫与佛禅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士大夫佛学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快乐哲学，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它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促进了道教内丹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尊生观念，其本质是对现世人生可贵性和人生责任感的肯定。佛禅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代士大夫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淡薄通透，多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宋代文学因此普遍呈现出一种快乐爽朗的格调，善于将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因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0〕张煜认为元v诗学所受佛禅影响，实不专在诗境，而多为诗法之层面，因此以苏诗与江西诗学的迎拒为切入点，对东坡诗法与佛禅的关系加以考察，以便清楚地呈现荆公体到东坡体再到山谷体的北宋中晚期诗坛风气的演化过程。〔91〕他指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东坡诗中已经出现，论江西诗派必溯源苏轼；苏轼的翻案、以文为诗、破体、乃至活法、诗眼、从创作到理论，与江西诗派所呈现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同受佛禅影响有关。

五、小结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发现学者们从通论、泛论走向细部论证，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这其中，周裕锴、萧丽华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凸显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经典阅读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环节，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居士学佛迥然有别于僧尼学佛，居士禅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禅，主要用于安顿心灵，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呈现也就迥然有别于高僧的文学创作。由此我们还可以确认，这种宗教上的实用理性导致士大夫对儒道释兼收并蓄，我们探讨士大夫此类创作时要有融通的视野。对于百年苏轼与佛禅研究来说，尽管佛教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创作中的庄禅合流，但这种融通视野还是做得不够，因为苏轼还进行了大量的道教实践，撰写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作品。研究宗教与苏轼乃至古代士大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应该在儒道释融通的视野下加以展开，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儒道释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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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关键词：出版精神；出版价值；当代出版；时代特征；文化事业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129-02

近年来，出版业界学界加大了对出版史以及出版人物的关注，解构并建立了一大批近现代优秀出版家的编辑出版活动及思想，让邹韬奋、、张元济、鲁迅等出版家的风骨和事迹深入人心，成为出版界出版人行效的典范[1]。通过研究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出版家的出版活动、出版思想、出版经营理念，对推动当代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现代出版大家的出版精神

（一）邹韬奋的出版精神

创办刊物，参与政治，积极救国，构成了邹韬奋一生的经历。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国人既经历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愤，又感受了“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迈。1922年，邹韬奋开始从事出版工作，先后编辑了《教育与职业》月刊、《生活》周刊，主持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生活星期刊》等报刊。韬奋先生认为有生命力的报刊应该体现时代特征，是和时代同步的，是和时代、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时，他强调出版必须服务大众。在确定生活书店的出版宗旨时，他提出了“三个必须”，一是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二是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三是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文化工作的影响[2]。韬奋精神还体现在坚持奋斗的精神。我们要以这样一种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更大限度、更大力度地破除旧生产关系对文化生产力的束缚，更大程度地释放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和文化创造力。邹韬奋伟大的出版人格和出版精神渗透在他主办的报刊之中，成为报刊的灵魂。很多学者对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出版精神、民主思想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所汇总而成的韬奋精神，不仅对当下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有强烈的示范和促进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维护和改良都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二）陈训慈的出版理念

陈训慈是我国当代著名爱国人士，知名学者、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他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4]。在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先后创办了《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读书周报》《文澜学报》《图书展望》《抗敌导报》等期刊，在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期刊出版思想和编辑理论。他的编辑出版理念具体体现在：一是认为稳定、高素质的作者队伍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二是提出期刊需以服务读者为本位，三是提出期刊应致力于国家民族之振兴。陈训慈的期刊出版理念对今天的期刊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周百义的出版经营思想

周百义是当今中国出版业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出版道路上走了近三十年，展示着新时代出版环境下编辑出版人坚守文化且与时俱进的风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长达十年，他以建章立制破旧立新的铁血之风将长江文艺出版社挽救于危局之中，以锐意改革突破体制的前瞻眼光将北京图书中心立足于出版业界，以立足市场战略先行的竞争魄力将长江文艺出版社跻身于文艺出版的前列，以知人善任尊重惜才的用人之法将一批优秀的编辑出版人才揽到麾下。这些成果无不蕴含着周百义独特的出版经营管理思想。

二、当代出版需要传承发扬的出版精神及出版理念

出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形式，通过出版物传递出版人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出版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每一个时代的出版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出版也随之经历着向市场向企业化经营的转变。寻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出版业的前进方向，一批出版领军人物也率先走上了变革创新的道路。市场经济的竞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顺应时代的步伐才能在其中立足并获得发展。我们要学会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不断探索，在体制和机制上不断开拓创新，“不惟上，不惟虚，只惟实”，在遵循国内出版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出版经验，摸索出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一）坚守正确的立场，传递时代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出版业须着力增强3种意识。一是要增强导向意识。图书期刊报纸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目前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必然要反映到图书期刊报纸上来。二是要增强创新意识。面对新媒体挑战，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都在下降，传统图书期刊报纸出版唯有创新才有未来，包括内容创新、形态创新、传播方式创新等，而内容创新始终是媒体的第一要务。三是要增强担当意识。作为出版人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敢于担当，勇于进取，要为建立现代传播体系做出贡献。

（二）以人为本惜才有道

纵观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无一不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上开展出版活动的。今天的出版产业要实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与能否拥有一支适应市场竞争，懂得出版规律，并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队伍息息相关[5-6]。出版单位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中，要有战略性的前瞻意识，与时俱进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善于识才，敢于用才，创造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这样才能聚集人才，发挥人才优势，保持企业长久的竞争力。作为出版单位不仅要不断地聚合高素质的编辑出版人，更重要的是留住人才。出版单位要营造一个公开平等的竞争环境，鼓励出版人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之下履行职责发挥才华。内容为王是出版业的生存法则。优质的内容离不开编辑出版人的努力，因此，出版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永远是旺盛的。

（三）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

品牌是出版单位实现双效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品牌将个性化但又有共同特征的产品聚合在一起，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确立并且深化人们对于出版单位的印象[7-8]。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为出版单位创造长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周百义为例，他任职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十年间，以精品图书品牌塑造出版社的社会认知逐渐成为出版社自觉的目标，自《雍正皇帝》历史小说系列起，此后相继推出了《中国文学作品年选》文学作品年选系列、“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原创长篇文学作品系列、《我把青春献给你》人物传记系列、《告诉孩子你真棒》励志系列等一批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图书品牌。这些图书品牌在图书市场中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不仅受到出版业界及文学界的赞誉，更受到读者的认可和支持。出版单位的天职就是生产好的出版物，这是出版单位的立足之本，也应该成为出版单位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9]。对于学术出版单位而言，比如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能够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一种价值追求。能否源源不断地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决定着学术出版的价值大小[10-11]。学术出版需要体现出学术价值与学术高度，而不能一味迎合市场。它成功的衡量标准是学术出版物带来的社会效益，而不是利润指标。

（四）重视宣传营销才能扎根市场

出版的质量由作者和编辑共同把关，最终价值却是由读者来衡量。挖掘出优质的作者和高质量的文稿并投放到市场，并不是出版的结束，而恰恰意味着新一轮出版工作的开始。正如“行者百里半九十”，出版也同样既要“瞻前”也要“顾后”，出版物的宣传推广可谓是十分关键。倘若出版单位与读者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那么出版物的命运也只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出版的预期目标和效益也无法实现[12-13]。

三、结 语

出版精神源于出版实践，又指导着出版人的伦理追求。出版人应承担起发展出版精神的历史使命，实现出版物品质与个人品质、自我精神和出版精神的同步提升。当前我国新闻出版工作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出版人应增强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对党、对出版事业负责。此外 ，新闻出版人要勇于创新，将自身的理想抱负、聪明才智融入新闻出版工作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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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焦贵萍.浅谈我国学术出版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中国编辑，2012（6）.

第12篇

[关键词]萧绎　江陵焚书　金楼子　梁书　南史

[分类号]G256.1

《金楼子》是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的传世之作。《金楼子》体兼释老玄道，杂糅儒、墨、名、法，涉及古代政治、军事、哲学等多学科方面的内容，不仅引录我国中古时期以前的许多历史文献片段，而且记载了南朝齐、梁二代大量秩事，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状况、生活概貌提供了原生态研究资料。笔者拟从萧绎“江陵焚书”人手，探讨《金楼子》不见载于初唐诸史、往后诸史失考而生歧异以及《金楼子》复出的时间等几个问题。

1、“江陵焚书”多少卷

对“江陵焚书”及相关史籍的考述，有助于明晰《金楼子》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同时，也可以大致界定这场图书厄运所毁损典籍的数量，纠正当今历史文献研究中对这段史实的歧误。

1.1　萧绎其人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自号金楼子，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天监十三年(514)，封湘东郡王。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526)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围攻建康，次年3月，侯景攻破台城，梁武帝殍。天正二年(552)，萧绎遣将平定侯景之乱，即帝位(年号承圣)于江陵，遣其大将王僧辨收集梁都“文德殿”国家藏书及部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庋藏。承圣三年(554)昭明第三子岳阳王萧督，引西魏军攻陷江陵，萧绎命舍人高善宝焚烧江陵所藏图书出降，遇害。次年，其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追尊为孝元皇帝。萧绎著述颇丰，据《金楼子・著书篇》载，著有《汉书注》115卷、《梁元帝集》52卷、《金楼子》10卷等，共38种、677卷。

1.2　历代史志对“江陵焚书”记载的歧异

关于萧绎“江陵焚书”的最早记载见于唐贞观年间编纂的《隋书・牛弘传》和《隋书・经籍志》，唐代中叶时期的两部书法史学名著《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也有记叙。五代和北宋的两部唐史《旧唐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在叙述秦汉至唐的图籍兴废时均未提及，而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则有所载。明代万历年间的文献学家、藏书家胡应麟在其《经籍会通》卷一略有评论。郑椎《通志・艺文略》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未见记载。为便于比较分析，现将有关“江陵焚书”的史料俱录如下：

据《隋书・牛弘传》载，隋代秘书监牛弘(544-610)在其上表的《请开献书之路》中总结并提出隋代以前5次较大的图书厄难，其中第五厄为：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因江表图书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

《隋书・经籍志》序所记相同：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之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张彦远(818 907)《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云：乃景之平，所有画书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舍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柱，乃叹日：“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矣!”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轴，归于长安。

稍后的《书法要录》亦云：侯景篡逆，藏在书府，平侯景后，王僧辩搜括，并送江陵。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日：“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

《资治通鉴》卷165梁纪21载：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日：“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

《经籍会通》卷一与《隋书・经籍志》序所叙述相近，胡应麟略作了简短的评论：齐、宋兵火延烧内阁，书籍煨烬，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之籍归于江陵，凡七万余卷，盖佛老之书杂于其间。乃周师人郢咸自焚荡。案，此序记累世藏书卷轴多与《隋书》不同，盖当以此为正。

从上述记载来看，“江陵焚书”事当无疑问，但是焚书卷数却有较大的出入：有“七万卷”、“二十四万卷”、“十四万卷”三种说法。笔者认为“十四万卷”为正确之数。

1.3　江陵藏书的确切卷数

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谓：

初出-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口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又得南平嗣王书，又得张雍州书，又得桂阳藩王书，又得留之远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藏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萧梁一朝，藏书极为丰富。民间、帝皇官府和蕃王藏书构成了萧梁朝的藏书主体。《隋书・经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除国家藏书“文德殿”以外，各蕃王还广招文人学士著书撰述，抄书誊写，其藏书数量不在“文德殿”之下。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详细地记叙了其在蕃时聚书的经过，可以确定萧绎在蕃荆州时聚得藏书“八万卷”。这里还重复两点：一是承圣元年(552)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收梁都“文德殿”国家藏书及部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收藏；二是《金楼子・聚书篇》所记“八万卷”是萧绎在蕃所藏，因而与西汉河间献王相比，故自得如山。

对此，余嘉锡先生在研考《金楼子》成书时间说：

考王僧辨以承圣元年元年(552)三月平侯景，十一月帝即位，三年(554)帝崩，年四十六，文德殿之书必已早送江陵，安尚祗八万卷。《聚书》篇于所数皆记之，何于此事独置之不言?且其文自比河问之侔汉室，明是未即位时语。“今四十六岁”，及“聚书四十年”句必传写之误。

余先生的疑惑是对成书的时间而言的。余先生所考也佐证了萧绎在蕃时历四十年藏书已达“八万卷”，显然不包括台城文德殿藏书。

林庆彰先生(台湾)在其《知识的水库――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节也

提及：“到了梁元帝平侯景之乱，王僧辨将建业文德殿所藏的书籍七万余卷，全部运到江陵。这样，连元帝自己所藏的，就有十五万多卷了”。由于叙述过简，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因此，承圣元年后，萧绎遣将(王僧辨)收梁都“文德殿”公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加上其在蕃藏书8万卷，江陵藏书应达15万余卷。承圣三年西魏军攻陷江陵，萧绎“咸自灭之”，也当在“十四万卷”以上。

2、《金楼子》为何不见唐初贞观诸史

笔者上述辑录关于“江陵焚书”之事及其卷数的相关史料，是为了探讨、明晰《金楼子》不见载《梁书》，散见于《陈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史书的原因。

2.1　不见载《梁书》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金楼子》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的原因有三：《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人秘阁，姚察不得见；姚思廉续补时，监修史官魏征所谓《金楼子》“驰迂之说”、“骋末学之传闻”不刻意搜求，或姚思廉恐“千虑一失”而将《金楼子》未列于《梁书》。笔者认为并非上述原因，而是《金楼子》在“江陵焚书”中散佚，在唐初修贞观诸史时未现唐修史馆，诸史馆臣未得见。

在探讨问题之前，先叙述唐初诸史的修撰时间。唐贞观三年(629)，重修前五朝史，由魏征监修“总知其务”。撰修时间如下：《隋书》，629-636；《梁书》629-636；《南史》，643-659；《隋书・经籍志》，641-656。

如果《金楼子》此书已为唐府所搜集，那么为何：①《隋书・经籍志》序只记录梁“文德重本七万卷”?②《隋书・经籍志》卷三又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梁有《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并元帝撰。亡”?③《隋书・牛弘传》之“前图籍第五厄”也仅载“七万卷”?诚如“《金楼子》自成书即遭厄运，遇江陵亡陷而难以流布，恐自开皇三年(583)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天下异本图书后始得入随内府，继而得以著录”，那只能说是隋、唐两代知其书目，而不见《金楼子》一书。《隋书・经籍志》云：“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遣使人搜访异本……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牛弘作为历史文献学家，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中古以前图籍兴废的历史，还编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和《开皇八年四部目录》。显然，《金楼子》未在这次诏书中入隋秘府。《隋书・经籍志》系由魏征、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李延寿、敬播二人纂编，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和梁阮孝绪《七录》增删而成，同时李延寿也是《南史》的撰者。假若《金楼子》在隋代访书时入隋秘府，那么命运多舛的《金楼子》也是再一次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

2.2　散见《南史》的原因

《南史》卷八《梁本纪》列梁元帝著述时载有“‘《玉韬》、《金楼子》、《补阙》各十卷’，与《梁书》不同”，是因为《梁书》成书早于《南史》、《隋书・经籍志》两书约20余年。《南史・刘铄》卷四十：“有文才，未弱寇，《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迹亚陆机”。而《金楼子・说蕃篇》有“刘休玄少好学，当为《水仙赋》；当时以为不减《洛神》，《拟古诗》，时人以为陆士衡之流”记载。如果李延寿修《南史》时已见《金楼子》一书，作为严谨的修史者，无疑会著录《水仙赋》；此外《南史》对《拟古诗》有“三十余首”的确定，明显不是参考《金楼子》。李善(629-689)在作《文选注》时已辑录到有关刘铄的文学史实，并注刘铄《拟古二首》，所以“题下引沈约《宋书》依然无《金楼子-说蕃篇》篇所载这一段”。李善是唐高宗时代的人，《文选注》成书时间与《南史》相近，说明整个初唐(至公元7世纪末)尽管唐史臣不断搜集民间图籍及文献史料以撰《五史》，但《金楼子》还是未入唐府囊中，仍深藏于民间。

3、《金楼子》复出的时间

3.1　《金楼子》在唐中、晚时期重现

钟士伦先生认为，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朝廷仍藏有《金楼子》，并引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辨，《枫窗小牍》为宋徽宗崇宁(1101)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文人(有学者考证为北宋袁裂)所作。他在《金楼子研究》一书中，主要是考述《金楼子》一书版本流传情况，所以未探讨该书复出的时间。笔者认为《金楼子》一书在晚唐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为民间藏书家所收藏。晚唐藏书家张彦远即是一例。

张彦远(815-876)，字爱宾，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是晚唐代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和美术史论家，其家世显赫，祖辈三代为相，学识渊博，擅长书画，官至左仆射补阙、祠部员外郎、大理卿；著有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及《法书要录》、《彩笺诗集》。其《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第一次记录了“江陵焚书”“二十四万卷”。稍后成书的《书法要录》却载焚书“十四万卷”(均见上文)。可见，《历代名画记》之“二十四万卷”当为“十四万卷”之笔误，亦确证了“十四万卷”数目之实。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考汉魏六朝至唐中晚的历代书画作品及其作者极为严谨，并有“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的记叙。笔者断定，《金楼子》或《金楼子・聚书篇》重现的时间约在唐中、晚时期(约8至9世纪)，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公元847年之前，《金楼子》一书已被张氏所睹或收藏。

3.2　《金楼子》在北宋已流传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史学家，治史严谨，《资治通鉴》堪称良史。《资治通鉴》之所以不采用《隋书》及《隋书・经籍序》所载的“七万卷”之说，决非疏忽之故，而是参考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再者，北宋初年，皇帝颁诏访书天下，《金楼子》正是此时由民间收藏转入北宋秘府。北宋官府同时编纂的两部大型类书《太平广记》(977-983)和《太平御览》(977 983)均散见《金楼子》原文，《太平御览》尤多。从司马光的治史态度来看，尽管引抄了张氏“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宝剑斫柱”、“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但他决不可能仅凭张氏两书的孤证而将之人史。他极有可能将张氏二书、《金楼子》和《隋书》等加以印证考辨，择其史实而人之。

3.3　《经籍会通》失考

明代万历年间的藏书家、历史文献学家胡应麟在撰《经籍会通》时本来可以考证此事件的。明朱棣钦修《永乐大典》(1403―1404)，辑录了“恐超过今六卷的数量”(今《金楼子》为清乾隆《四库全书》六卷本)”。其时，民间已有多种《金楼子》版本流传。遗憾的是，胡氏过多地关注隋代嘉则殿37万卷的去向，即“广陵焚书”事”，而忽略了萧梁的“江陵焚书”，继牛弘的“前五厄”，提出自己的“后五厄”。我国近现代历史文献学专著和相关研究论文，对萧绎焚书卷书的记载多以牛弘、胡氏前后“五厄”为据，这也是后世文献学对此表述不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