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9 08:44: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学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大会专家报告主要有：
东北师大原校长、新课标修订组组长史宁中：《数学教育的关键问题》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新课标修订组成员顾沛：《从“两基”到“四基”如何落实》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毅英：《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郜舒竹：《学生学习错误研究》
浙江省功勋教师张天孝：《小学数学能力评价》
大会研究课均由专业素养深厚的特级教师、优秀教师执教，如江苏省特级教师贲友林、新生代名师唐彩斌、张德强等。
本届大会创新会议方式，与国际会议接轨，开放式办会，设立分论坛。分论坛的引领专家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鲍建生、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杨玉东、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俞正强等。现就“新标准的实施、关注学习评价、关注学生学习心理、关注差异教学”四个主题向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教研员征集优秀科研成果，提供论坛发言机会。论文字数5000字以内，并请提供发言PPT。发言者将由组委会发给荣誉证书以及本次会议光盘一套，文章将择优发表。报送成果截止日期：10月20日。
欢迎全国各地小学数学教师、教研员和数学教育研究者积极参会。
协办单位：浙江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分会、杭州新思维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地点：浙江杭州（具体地点报名后通知）
时间：2012年10月26日～10月28日，共3天。10月25日报到。
网站快捷报名：http：//新思维数学网（可查详细会议通知）
报名咨询电话：0571-87073318（姜老师，陈老师），0571-87021841（孙老师）
报名论文提送邮箱：
论文关键词 刑法教科书 习惯性思维模式 研究方法
每个部门法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该部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想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刑法学的教科书。部门法的教科书是部门法的说明书，其叙述模式虽不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通过对教科书的体系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发现刑法学的研究思路。部门法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发展至今形成的习惯性进路，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已经渗入到该部门法规范与理论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刑法学教科书尤其是对其体例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把握其研究方法。
一、刑法学教科书在刑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刑法学曾形成了刑事自然法学派和刑事实证法学派，两派学者都编撰了各自的刑法学教科书。刑事自然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费尔巴哈初版于180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而刑事实证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李斯特初版于188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进入二十世纪，成文法系各国刑法的发展各有特点，其中苏联刑法以及日本刑法对我国刑法发展影响较大。苏联直到1938年才出版了由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成文法系刑法理论，苏联刑法学无论是在犯罪论、刑罚论或者罪名的设置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日本刑法学受传统成文法系刑法影响较深，基本继承了德国刑法的理论构架，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又有新的突破。中国的刑法学早先多受苏联刑法学理论影响，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刑法教科书的编撰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教科书分别是由高铭暄、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刑法学》以及张明楷老师编撰的《刑法学》。两本教材在理论选择上各有倾向，体例内容上有较大差异。
本文选择德国费尔巴哈的第14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李斯特的第26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日本大塚仁的第3版《刑法概说》、中国法律出版社82年版的《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的第5版《刑法学》、张明楷编撰的第4版《刑法学》共六本刑法学教科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刑法学教科书体例编排的特点分析
虽然六本刑法教科书的内容差异较大，出书时间先后相差200多年，且跨越三个国家，但其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刑法学发展至今形成的共同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一）遵循由总论加分论的结构布置
本文所提到的总论是指分论以外所有的论述。六本教科书都有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仅基于对本国法律进行更详细阐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刑法典都清晰的划分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虽然在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中就有了类似于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的“具律”一章，但在西方，即便是成文于16世纪对德国刑法影响巨大的《卡洛林那法典》也没有总则与分则的划分，甚至都没有章节的划分。不过，刑事法律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总论的出现，而刑法学理论的发展则将大大充实总论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总论的发达与否是衡量刑法学成熟的标准，丰富的刑法总论意味着刑法哲学的成熟，表明学者对于刑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组成
费尔巴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总论分为“概论、刑法的最高原则”、“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两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中又分章论述了“关于犯罪的本质”、“刑法的特征及刑法适用”以及“刑罚本质及种类”。李斯特将总论的内容分为“绪论”“总论”两编，在绪论中介绍了刑法本质、功能，在总论中介绍了犯罪与刑罚。大塚仁直接将总论分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82年版刑法学分为“概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三部分。高教版刑法学三者统筹与总论之中。张明楷老师将总论分为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虽然六本教科书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的组合不同，名称各异，但其总论部分都有三部分的内容。概论部分除了谈及刑法的一些适用范围、渊源、历史等内容主要论述的是刑法的性质、价值、目的、原则，而犯罪论则都围绕着犯罪的构成展开，刑罚论则全部按照刑罚制度及刑罚适用分别论述。
（三）各部分联系紧密
六本教科书在观点、立场甚至指导思想都不相同，但无论是结构还是排列布局都非常一致，均采用了总论加分论的结构，以及总论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排列顺序。其原因就在于刑法学是一门逻辑清晰的学科，如同一环紧扣一环的流水线，虽然不同工厂具体细节各异，但整体的生产模式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生产模式”由总论加分论两个层次组成，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三部分构成。总论是分论建构的基础；概论奠定了整个刑法的价值基础，是刑法学的理论原点；在概论基础上产生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犯罪论解决何为犯罪的问题，而刑罚论解决如何处罚的问题。
三、刑法学教科书所反映的刑法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两大类。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思辨和实证两种，所谓思辨方法是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主要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所谓实证方法是指根据经验或者观察的来事实采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范式，主要的实证方法有调查、观察、文献分析、个案分析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是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体现。结合刑法教科书的一般性特征，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可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思辨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体现
刑法学的思辨性研究方法按照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价值思辨与理论思辨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价值思辨研究方法是指以价值论为起点对刑法进行指导的一种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是指以已经成熟的某种理论或学说为起点，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构建一套完善的体系的方法。以费尔巴哈的教科书为例，该书第一编第一部分是“概论，刑罚的最高原则”，在这一部分中提到心理强制理论和刑法的最高原则。第二部分是“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该部分则探讨了犯罪、刑罚以及相互关系。从标题上看，在费尔巴哈的逻辑中，第一部分派生出第二部分，换言之，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逻辑起点。从内容上讲，无论是犯罪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刑罚的分类都要受制于刑法概论中的原则，而这几个原则又都来源于古典哲学的学说。以李斯特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大塚仁的《刑法概论》为例，书中基于刑罚与保安处罚性质不同的认识，在刑罚论中单列了保安处分一章，从而形成了刑罚二元论的结构，而我国的刑法教科书基于刑罚与保安处分性质相同的认识，没有将保安处分单列出来，这种结构的差异就是理论性思辨方法的起点不同所致。
（二）实证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刑法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几乎所有犯罪论、刑罚论的理论学说都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换言之，正是通过对刑法分论的归纳才最终形成了刑法总论的体系。在刑法教科书中经常采用的实证方法是文献分析、调查、实验的方法。以刑罚论为例，为了详细介绍本国的刑罚制度，刑法教科书需要分析该国现行的全部刑事法律，从中找出有关的规范，并归纳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刑罚体系。高教版《刑法学》在刑罚的裁量情节一节中将量刑情节分为三部分，综合考察刑法典及所有司法解释规定将各种情节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量刑情节体系。再如，大塚仁在《刑法概说》刑罚论一章中论及死刑时，引用二战后日本执行死刑人数及罪名统计数据证明日本近年来减少了死刑适用的事实。
（三）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尊敬的领导：
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书。我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6届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是西方近代经济与社会。希望从事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通俗历史题材的出版，因“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而成为热门。而我在这一类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力。无论是策划、组稿，还是翻译、写作，我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作者圈，都有广泛的人脉。相信我一定会是贵公司不可或缺的员工。
2003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在学业上，我认真刻苦，力争上游，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并连续两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我已经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分别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亲子关系的变迁》、《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迁移与伦敦发展》、《近代早期英国的圈地运动与制度变迁》。
同时，我展示出了非常优异的写作能力。我的博客被著名的新浪锐博客收入“热点检索”，多篇文章被网易、搜狐和雅虎等国内一线网站转载。作为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英语写作和翻译水平也相当突出，绝不亚于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专业的本科生。
在保证完成学业的前提下，我热心参加学生工作，为全学院和全校同学服务。先后担任历史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院刊《珞珈史苑》主编、《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编辑。先后参与组织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人文科学分论坛、《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负责组织了“欧洲文化月”、弘毅讲堂、拓新论坛等许多武汉大学最重要的研究生学术活动，并成功组织了十余场面向全校同学的学术讲座，表现出了良好的组织协调、策划运作能力，受到了校院领导和广大同学的好评，并当选为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全校1万多名研究生中，仅有60个名额）
我担任主编的院刊《珞珈史苑》，展现出了良好的学术水平和较高的制作水准，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肯定，成为了武汉大学各文科院系学习的样板。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编辑，我工作认真负责、卓有成效，被评选为2004—2005年度优秀编辑。
三年时光转眼而过，我也告别了美丽的珞珈。在武汉大学，我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走向工作岗位，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我愿意把自己的热情、能力与经验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为贵单位的发展尽心尽力，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完整。衷心希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会用优异的工作业绩作为回报。最后，再一次表示感谢！作者感言：翻出这封两年前写的求职书，我真是欲哭无泪。如果说两年前，进入国家级正规出版社对我来说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今天则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年前，我考博英语可以考到80多分，今天，我的英语比普通研究生已经没有太大优势了。两年前，我写下的文字可以感动无数的网友，今天，我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因为失落，所以更失落。 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向命运低头，我要用不懈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一定有重新辉煌的那一天。虽然好汉不提当年勇，但用过去的成绩鼓励一下自己，也不是什么不应该的事情。相反，它会提醒我：真的没有自暴自弃的资格，真的没有醉生梦死的权利。
在医学论文写作中,医学统计学方法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正确使用能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并使科研成果更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和可靠性。反之,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误用,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质量,反而会使读者产生误解,甚至有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近年来，医学统计学方法在医学科研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国内广大医学科研工作者的重视，统计分析结果表达已成为医学论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统计学是评价医学科技论文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然而从近年发表的论文来看,有不少作者对统计方法的使用还不熟悉,实际应用中统计方法滥用、错用和误用的情况时有发生[1]。据国外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对不同医学期刊的调查，有统计学错误的论文比例最高者达66％，最低者也有20％[2-4]。国内有学者对5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著中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985年统计错误的论文比例为24％,1995年为36％[5]。这些调查研究均说明统计方法误用的严重性以及正确应用的紧迫性。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有针对医学论文的科研设计与统计方法应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6]。这种研究有助于及时了解医学科研论文中统计方法的应用质量，发现存在的问题，提高医学科研工作者应用统计方法的水平。笔者总结了近年来已发表的医学科技论文中常见的统计学问题，希望能引起各位专家学者和临床医生的共识与重视，促进我国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
1 统计设计存在的常见问题
统计设计是整个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研究工作应遵循的依据。常见的统计设计问题有:忽视组间均衡性,样本缺乏代表性,样本例数不足,未设置对照组,未随机分组,未提出统计分析方法等。针对以上问题,在科研设计中一定要遵循实验设计的四大原则即“随机、对照、均衡、重复”的原则[6]。
1.1不遵循或不重视随机化原则
随机化是科研设计的重要原则，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随机化既要随机抽样，还要随机分组，并有足够的样本量作前提。然而，在医学论文中许多作者对此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论文中统计处理随机化不突出，随机化缺失情况比较常见，有的论文甚至将随机误解为随意、随便，不采用随机化处理方法，导致结果缺乏可靠性。还有些文章中没有提出“随机”抽样的设计与方法，没有排除标准，给人随意选择病例之感，且病例数少，因此没有代表性，所得出的结论不可靠。部分文章虽然注明了“随机”，但未提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随机化研究或两组间的例数相差甚远，不符合随机化的一般规律，没有临床参考价值[7]。
1.2缺少对照研究或对照组设计不合理
正确设立对照是临床或实验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设立对照的意义在于说明临床试验或实验研究中干预措施的效应，减少或防止偏倚和机遇产生的误差对试验结果的影响。目前，国内许多期刊发表的论文对照组设计不合理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有些作者对某种新药或新技术在临床的应用观察研究中，不设对照组，缺乏对照观察，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令人怀疑。有的文章虽然设立了对照组，但在分析结果时，却没有将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进行比较，而仅将各组间的自身前后进行比较，从而使该研究失去对照意义。对照组选择不当，还表现在两组间重要的临床特征和基线情况相差太大，无可比性，如性别、年龄、病情、经济情况和文化程度等不一致，如有些论文将健康人或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使结果受到非处理因素的影响，产生偏倚或系统误差，使结论不可信[7]。
1.3均衡性原则掌握不够
均衡性原则要求实验中的各组之间除处理因素不同外，其他可控制的非处理因素要尽可能保持一致。特别对疾病预后有重要影响的临床特性一定要在组间分布均衡。各组间越均衡，可比性越强。有些作者在对病例进行分组时，忽视了均衡性原则，两组之间没有可比性，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有的文章对治疗组与对照组的相应统一指标没有设在均衡的水平上。对治疗组情况交代的比较详细，而对对照组的年龄、性别、病情等不予交代，或所选对照组的年龄与治疗组不在一个年龄段，影响了作者对指标的观察[7]。
1.4重复的原则掌握不好
所谓重复,一是指重复试验或平行试验,二是指各样本组的例数要有一定的数量,即样本的例数要足够大。虽然随机化是增强非处理因素均衡性的重要方法,但当各组内例数过少时,尽管采用了随机化分组的方法,也难以保证非处理因素的均衡一致。在随机化分组的基础上,只有样本例数足够大,才能使非处理因素均衡一致,同时也才能使抽样误差减小,增强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一般来说,在随机分组的前提下,样本例数越大,各组之间非处理因素的均衡性越好;但当样本量太大时,往往又会给整个实验和质量控制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同时也会造成浪费。为此,在实验设计时,还应保证在实验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前提下,确定最少的样本例数。一般说来,计数指标每组样本不得少于20～30例,计量指标每组样本不得少于5～10例。在多因素分析时,一般认为样本例数至少为观察指标的5～10倍[8]。
1.5样本的含量
样本的含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样本量过少,则抽样误差大,结果可靠性差,且经不起重复验证;反之,盲目加大样本量也会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同时也造成非抽样误差增大。故应在保证研究结果精确可靠的前提下,确定最小的样本量。如某篇论文报道某药治疗的临床疗效,实际总例数为10例,其中6例有效,于是作者得出有效率为60%。显然,有限的病例数不能充分说明该药是否有效,作者贸然得出结论,容易给他人造成假象甚至误导[9]。
2 统计方法选择与使用不当
在选择统计方法之前,首先应确定研究资料是计数资料还是计量资料。只划分其类别而得到的资料为计数资料,也叫定性资料,如根据治疗结果计算出的治愈率、阴性率、阳性率等。测定某个具体数值而得到的资料为计量资料,如血压值、血细胞计数、血氧分压测定等许多物理诊断和化验检查的结果。目前,医学论文中计数资料最常用的统计方法为χ2检验,计量资料最常用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假设检验方法均有其适用条件,应根据资料特点来选用最适当的方法。均数与标准差分别是描述正态分布资料集中和离散趋势的指标。能否选用“均数±标准差”来描述某一资料的分布特征,关键看该资料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当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应将资料转换使之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后再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否则用秩和检验。有些作者在使用t检验时,未考虑到上述适用条件而盲目使用,造成统计学处理不当或统计学计算错误[10]。#p#分页标题#e#
2.1统计指标应用不当
2.1.1描述计量资料的统计指标描述计量资料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平均数指标(算术均数、中位数M等)和变异指标(标准差s和四分位数间距Q等),在应用时一定要注意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对于非对称分布资料,算术均数不能反映数据的平均水平,应采用中位数描述。一般地,正态资料或对称资料用描述,偏态资料用M和Q来描述。在不能确定数据的分布类型时,应选用M和Q进行统计描述。四分位数间距Q是75%分位数P75和25%分位数P25之差,即Q=P75－P25,所谓百分位数Px是将全部观察值分为两部分,理论上x%的观察值比它小,(100-x)%的观察值比它大,中位数M是50%分位数P50。、s、M、Px与Q可通过统计软件直接输出[9]。
2.1.2描述计数资料的统计指标描述计数资料的统计指标有绝对数和相对数。绝对数是原始资料经汇总得到的小计或总计数。相对数是两个有关的绝对数之比,主要包括率和构成比(百分比)。医学论文中相对数应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分母较小。分母较小时,相对数的可靠性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宜直接用绝对数进行描述而不宜计算相对数。医学论文中相对数应用的主要问题之二是将构成比误用来说明事物发生的强度。构成比只能反映事物的内部构成,不能说明事物的发生强度。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因素。由于生物现象的变异较大,各种影响因素又错综复杂,研究常是抽样观察,使事物本质差异与抽样误差混杂,故需用统计方法透过偶然现象来探测其规律性。如果不能正确运用统计学方法,造成统计学上的偏差或失误,就很容易把本来成功的结果当成失败而放弃,或把失败的教训误认为成功的结论而加以宣传。在进行科研设计时要严格遵循科学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能留下隐患,否则,再高明的统计学专家和统计学软件也无法弥补科研设计缺陷造成的损失。总之,统计学分析在医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中意义重大。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应注意识别、总结有代表性的、有借鉴意义的统计学领域的缺陷、失误或错误的多发点,特别留心易出现统计错误的险区,从而使论文中的统计学问题减到最低限度。认真检查、仔细核验,尽量避免上述错误,必要时还可以请统计学专家帮助把关[12]。
2.2统计方法描述或选择不当
统计方法选择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性[12]。临床资料的结果变量可分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指将观察对象按两种属性分类，如生存、死亡，治愈、未治愈，有效、无效等，通常转化为率。如果是两组间的比较，则采用四格表χ2检验或其校正公式，如果是多组间率的比较，则采用行×列表资料χ2检验。计量资料指对某一个研究对象用定量的方法测定某项指标得到的资料，一般均有计量单位。通常资料呈正态分布时，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当资料不呈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也可用秩和检验等非参数检验法。
2.2.1统计方法描述不清
医学论文中常可发现作者未交代所用的统计方法，如是配对设计的t检验还是成组设计的t检验，是Ridit分析还是χ2检验，是作相关分析还是作回归推断。统计方法交代不清或根本不予交代，使读者对论文结论的正确与否无法判断。有的作者只提一句“经统计学处理”后，就写出结论。有的甚至直接用P值说明问题，笼统地以P<0.05或0.01、P>0.05便称结果差异有无显著性，P值的大小不说明差值的大小，它还与抽样误差大小有关[13]。因此，还应写明具体的统计方法，如有特殊情况，还应说明是否采用了校正，应写出描述性统计量的可信区间，注明精确的统计量值和P值，然后根据P值大小作出统计学推断，并作出相应的医学专业结论。
2.2.2假设检验方法交代不清不交
代假设检验方法或假设检验方法交代的不具体、不清楚是医学科研论文中常见的错误。如果不交代假设检验方法或假设检验方法交代的不具体，读者就无法考察论文的统计学方法选择的是否正确，无法核对计算结果是否准确。每一种假设检验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应条件和严格的适用范围。对于同一组资料，采用不同的假设检验方法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将配对设计的资料按成组设计资料的方法处理，将会损失样本提供的信息、降低检验效率，可能使原本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14]。在论文写作时，不但要交代选用的是什么统计学方法，而且统计学方法要尽可能具体。如选择t检验，要说明是配对t检验，还是成组t检验；选择方差分析时，要说明是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还是配伍组设计的方差分析。对于四格表资料，应说明是一般四格表χ2检验、配对四格表χ2检验及四格表资料的精确概率法等。
2.2.3统计方法选择常见错误
①误用χ2检验。χ2检验有一定的适用条件,n>40且理论数(T)>5时,可用一般χ2检验;n>40,但至少有1个T>1且T<5时,可用校正χ2检验;n<40或T<1时用χ2检验的确切概率法[15]。②t检验误用于多组资料的比较。在医学期刊中常会出现将t检验误用于多组资料的比较。多组资料的比较应该采用方差分析(F检验),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时,再进一步作两两比较。当各组均与一个对照组比较时采用Dunnettt检验;当各组相互循环比较时,则常采用Student-Newman-keuls(SNK)检验,又称q检验[16]。③配对t检验与成组t检验误用。大部分论文只注明采用t检验,而未注明是配对t检验还是成组t检验。配对t检验常用于处理前后的自身对照,即差值均数与总体均数“0”的比较;成组t检验适用于成正态分布的两个小样本均数间的比较。④资料不呈正态分布时未用非参数检验。t检验F检验等适用于呈正态分布、方差齐且有确切的测量数值的资料,而非参数检验(如符号检验、秩和检验Wilcoxon法、秩检验-KruskalWallis法、Friedman法、Ridit分析、Seperman相关等)对资料无特殊要求,对按大小顺序、评分、等级、反应程度甚至色调深浅等资料都可进行分析比较[17-18]。因此,对于多组计量资料的比较,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时用F检验,方差不齐时可用变量变换,或采用秩和检验;对于两个小样本均数的比较或处理前后的比较,方差齐时用成组t检验或配对t检验，方差不齐时用t′检验[19]。
3结果解释时存在的问题
统计分析的结果是无效假设或是不能无效假设。无效假设在一般的统计检验为两组总体参数相等。无效假设只能说两组总体参数不相等而并不能说两组相差很大。两组相差如何要对可信区间进行研究观察后得出。由于统计检验不能得出差别的大小,因而结论不能说“有明显差异”或“有显著差异”,也不能说“差异非常显著”,更不能说“差异明显”。在国外的统计书籍上的英语表达为“significant”,它的正确意义应当是“有意义的、有重要性的”。俄语为“Значмый”和日语中的“有意”也是这个意思。国内只有极个别的英汉词典把“significant”误译为“显著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或“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等[20]。在解释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时，有些人常常根据P值的大小作出对实验效应差别程度不同的专业结论[21]。例如某实验研究，比较甲、乙两种治疗方法对某病的治疗效果(假定甲法的疗效优于乙法)，若得到“P<0.001”，则认为甲法极显著优于乙法；若得到“P<0.01”，则认为甲法非常显著优于乙法；若得到“P<0.05”，则认为甲法显著优于乙法。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统计学中P值的概念[7]。统计学上根据假设检验原理推算出来的P值表示拒绝特定的无效假设可能犯假阳性错误的概率。P值的大小并非指差异的太小，只能反映两者相同或不相同。P值越小，说明越有理由认为两种处理方法效果不同，而不能反映对比的两组或多组之间差异的大小。差异的大小只能根据专业知识来确定。此外，甚至在部分投稿文章中未交代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也未见应用统计学的迹象，仅从各组数据的均数大小做出了统计推断。医学期刊论文中暴露出来的统计学错误，从表面上看是编辑部和审稿者把关不严所致。事实上，即使审稿时发现了上述错误，也无法改正。因为实验设计的错误只有在科研工作开始之前才有可能得到纠正。即使编辑工作者能够阻止有严重统计学问题的，也仅仅是治标而已。如何使广大医学论文作者在医学研究中正确应用统计学，提高科研质量才是治本[7]。#p#分页标题#e#
4对策与建议
众所周知，统计学是从事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从试验设计、资料收集与表达、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正确地运用统计知识，才能真正发挥统计学在科学研究中应起的作用。然而，在已出版和发表的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中、通过评审的科研成果和答辩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忽视、轻视和误用统计学的现象[22]。
知识应完善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保证统计学应用的准确性。为此,可定期聘请统计学专家对审稿人员进行统计学知识培训。科技期刊的群体效应理论[23]认为,期刊编辑的专业结构应多元化,以利于编辑互相学习,实现知识互补。医学期刊编辑部可考虑聘用统计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编辑。编辑应将医学统计学作为自己的必修课,通过多种方式,如自学自修,参加讲座或培训班学习统计学知识,有条件的编辑部,如医学院校学报编辑部,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参加本科生或研究生医学统计学课程的学习,也可鼓励编辑人员在职攻读统计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这样,可以提高全体编辑人员的统计学水平,最终使编辑和审稿人都能够发现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错误,并指导作者修改,正确进行医学论文中有关统计学分析的描述[24]。另外，有关职能部门或学会可组织与医学统计学相关的培训班,聘请统计学专家讲课,对编辑人员进行定期统计学知识培训,加强科研设计、统计学知识的学习[19]。
4.2加强医学统计学专家审稿
医学研究论文专业性强,经常涉及统计学处理问题,有时会遇到统计方法复杂的稿件,这不仅需要本学科专家审稿,而且需要医学统计专家把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论文所报道的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医学期刊编委会中应有统计学专家,专门负责稿件统计学方面的审查工作。
4.3强化作者的统计学意识
那么，“SCCT 2013”召开的背景是什么？中国区分会的成立及首届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的召开，将对我国心血管CT的学科发展产生怎样的促进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吕滨教授做了独家专访。
在蒙特利尔获得
中国SCCT论坛的申办权
采访一开始，吕滨教授首先对国际心血管CT 协会的年会相关背景做了介绍：国际心血管CT 协会（Society of Cardiovascular Computed Tomography，SCCT）是由欧美心血管CT 领域的知名专家发起、于2005 年在美国成立的。它是国际心血管CT 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机构。2006年召开了第1届学术年会，到2013年的蒙特利尔会议，已经是第8届了。
吕滨教授认为：“在地域分布上，SCCT年会覆盖了除美国之外的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中东、南美、中国等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作为第11个区域性组织在2013年第一次加入；在周期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举办5到10次的专题培训班；在内容上，充分地交流CT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进展、设备硬件进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公布，同时既有高端学术研讨，也开设有基础培训项目。”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SCCT第8届学术年会，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775人参加，学术讲座、论文交流超过250个，均超过了历届年会，可谓盛况空前。” 吕滨教授继续介绍说，“尽管我是在中国区委员会成立后首次参加这个学术会议，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我第5次参加SCCT年会了。每次参加这个会议，都感到有很多新收获。但是，对于中国心血管CT医生来说，本届SCCT年会是特别值得记忆的。因为本次参会中国医生历年最多，超过25人，且均为国内各大医院主任或该领域专家，每人均坚持在会场听课交流，普遍对本届会议反响良好，认为开阔了眼界、获取了新知。”
吕滨教授详细回顾说：“在7月13日晚上，中国代表团与GE医疗总部、本届会议承办方、SCCT协会办公室和协会主席等，进行了专门的见面会和交流活动。参加的高层领导和专家包括我方的中华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李坤成教授、总医院的杨立教授和我本人，以及GE医疗全球CT与分子成像的首席执行官（CEO）、本届论坛主席Dr. Leipsic教授、SCCT现任主席Lesser教授等。那次见面活动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我还代表中国医生，向本届年会和SCCT协会介绍了中国开展心血管CT的现状、申请SCCT会员和申办SCCT中国区论坛的情况。同时，承办中国区论坛的申请，也得到了SCCT协会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并在当时就获得了申办权，定于2013年11月1至3日在北京召开首届SCCT中国区心血管CT论坛。”
在国际学术讲台上
发出“我们的声音”
在2013蒙特利尔SCCT年会上获得SCCT中国区论坛的申办授权，实际上只是吕滨教授等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的使命之一。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这样的授权，最大的因素取决于该国的学术实力。因此，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吕滨教授介绍说：SCCT年会是国际上有关心血管CT领域最高学术规格的交流平台。年会汇聚了本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公布和发表最新的大型多中心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展示最高端的新技术及临床应用。2013年的热点领域包括：亚毫西弗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T心肌灌注和血流储备分数CT等。
谈及对2013蒙特利尔SCCT年会的印象，吕滨教授感慨地说：“这届年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采用了市场化运作模式，而且组织得井然有序、驾轻就熟。它的协会Logo及其形成的文化色彩无处不在；它的日程紧凑且层次清楚，既包含了高端的技术和学术前沿，又涵盖了基础读片和技能培训；既有‘大腕儿’之间面红耳赤的激烈辩论，又有体现团队精神的密切合作；既有‘慢条斯理’的讲座，又有‘你争我抢’的竞猜。真是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但无论怎么‘出新’，整个会议都是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心血管CT的科学规范应用与学术交流’进行的……”
“非常荣幸的是，我在这次会议上受邀做了《中国CCTA现状和FFR-CT临床应用的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中国不仅广泛开展了CCTA技术，且每年以15%到20%的速度增长，最近开展了FFR-CT这项最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展示了我国的临床实力，展现出了光明前景。”吕滨教授还介绍说，“很多人都知道，每年由SCCT协会现任主席所做的回顾性报告非常引人注目，Lesser教授所作报告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最近一年的‘十大学术进展’和‘十大新技术’，另一位权威专家James Min教授所作的报告‘未来一年的最新科研和技术进展展望’，使人理清了思路，并指明了发展方向。”
吕滨教授充满激情地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科学突飞猛进、勇于争先、立足创新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合作共赢、鼓励参与与交流的时代，我们深感肩头的责任与重负。我们是有人口优势，但不能仅仅拥有‘例数’而沾沾自喜，更应该站在学术讲台上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设备一流，但我们却缺乏原始创新的技术；我们有众多病源资源，但缺乏对循证医学研究模式的深刻理解，从而使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因素，都是我们申办SCCT中国区心血管CT论坛的初衷……”
在更广泛的平台上
展示我国的临床实力
回顾起申办SCCT中国区心血管CT论坛的过程，吕滨教授言语间显得颇不轻松，他坦陈：“实际上，中国首次作为会员国加入SCCT，中间是经历了严格的审核过程的。早在2012年7月，我们便开始进行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当时国内知道SCCT的专家很少，我作为牵头人之一，与总医院的杨立教授一起提出成立国际区域委员会的建议，同时向国际组织递交申请材料。经过SCCT国际委员会全体委员讨论通过，并由SCCT主席审核、签署，这才通过了中国区委员会的成立申请。”
吕滨教授详细介绍说，截至目前，除美国以外共有11个国家和区域申请并成立了“国际区域委员会”，按成立的先后分别是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丁美洲、巴西、中东、英国、韩国、中国、以色列。区域委员会的职责是，以SCCT的名义开展学术交流和培训属地心血管CT工作人员。目前有68位中国内地医生申请加入了SCCT，其中9位专家被暂时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主席是杨立教授，共同主席是吕滨教授。中国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首次委员会成员会议，明确了近期任务和操作规程，开通了学术交流网站，并于2013年11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心血管CT论坛。本着“关爱、规范、交流”的主题，首届论坛按照SCCT要求，致力于学术交流和业务培训，定向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授课，重点讲述心血管CT领域科研和设备技术等最新进展，回顾该领域最重大的科研成果等；在论坛开幕的第二天，以4个分论坛形式，分别对心血管CT规范化应用、科研方向、基本教程和领先技术等，进行了充分交流。
吕滨教授进一步解释说：“首届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是SCCT在中国的分论坛，来自欧美及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专家，以及全国400余位心血管CT临床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这场学术盛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会议代表共同分享了学术与技术进步的成果，一起开拓并引领着中国心血管CT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首届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的学科意义，吕滨教授进一步诠释说：“早在2004年，以64排CT为标志，心血管CT成像成功应用于临床，并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基本解决了各种心血管病的解剖和部分功能诊断问题，SCCT于是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且逐步国际化。我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迎头赶上。目前我国64排及以上档次CT设备近1800台，并且正以15%至20%的年增长速度发展，设备拥有量和临床病例数已经列世界第二位，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在‘量’的问题上就会居于世界首位。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学术影响力不足、话语权不够，高端的论文等学术成果罕见，这与我们的‘量’是极不匹配的；所以，这个论坛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同仁，能够在更多、更广泛的平台上展示我国的临床实力；也就是说，我们又多了一个展示与交流的良好平台！”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
认识我们的差距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吕滨教授曾于1995年在我国最早应用电子束CT 做心血管病的检查， 完成了“正常国人电子束CT心血管径线和功能值”等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完成后距今已近20年，我国学界对心血管CT的认识和应用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那么，就近年来国际心血管CT临床应用的发展现状而言，我国心血管CT应用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都有哪些优势与差距？
对此问题，吕滨教授首先回顾说：“1972年，英国科学家Hounsfield和Cormack教授首先将CT应用于临床，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1984年，随着电子束CT的发明，CT开始应用于心脏检查，这是全世界最早应用于心脏检查的CT设备。20世纪80和90年代，CT被广泛应用于冠状动脉钙化病变的检查。2004年，64排CT的发明是CT冠脉成像技术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随后该技术相对成熟，并得到了真正的广泛推广。2005年，国际心血管CT协会在美国成立，为同行间进行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近10年间，全球心血管CT发展迅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拥有最先进设备；第二，开展了大规模的多中心循证医学研究；第三，权威专家共识、指南的。这期间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引领着国际心血管CT的发展潮流。”
吕滨教授继续介绍说：“我们国内心血管CT成像技术在2004年之后基本实现与国际同步，但应用水平有一定的局限。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优势主要在于，首先是硬件设备与国际同步发展。从2002年开始，国内开始陆续引进4排、8排、16排CT等，2004年的64排CT，以及2007年引进的双源CT，标志着CT技术开始应用于心血管各领域，包括冠状动脉、肺血管、主动脉、先心病等，积累了相应经验。其次是临床经验与其他诊疗技术同步发展。我国病例多、资源丰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CABG）等技术均普遍开展起来。临床需求的持续增加，为心脏CT检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我们在拥有这些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差距”，吕滨教授强调说，“我们的差距目前主要表现在临床诊断经验不足、循证医学研究不够、与国际交流不足此三大问题。目前，国际上有SCCT，亚洲有‘亚洲心血管影像协会（ASCI）’，邻国日本和韩国等均有心血管影像分会等学术组织；而我们的论文数量、质量与之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反观自身，我们就能清晰地认识到，未来中国心血管影像学的发展目标是，加强与临床的结合与合作，融入国际组织，跟上学科发展，不断缩小我们与国际间的差距……”
采访到最后，吕滨教授满怀信心地说：“让我们一起努力，积极协作，协同创新，并俯下身来致力于基础培训，把心血管CT规范化、科学化地应用好，把我国的心血管病临床工作推向前进！”
内容提要: 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知识体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三者分别追求：真、善、美。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也可以成为公器。好的法学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的法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想象”得从知识社会学说起，因为想象中的她当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说起知识社会学，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然，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席文(Sivlri)就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不过，不管李约瑟难题有没有意义，双方的论辩都是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展开的。知识社会学发端于拿破仑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派，意识形态学派是科学泛化的时代产儿。想当年牛顿的成功使科学知识成为一切知识的权威，种种知识都“沐科学而冠”，意识形态名列其中。拿破仑的臣民法国人塔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科学，他甚至创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学派，不过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不明事理的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个塔西，但是他的研究却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学科。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率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早在上世纪30年代，知识社会学就已传人中国。但是1949年以后它失音，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界有人提起它，法学圈子里还是很少有人提及。在数以十万计的法学论文中，只检索到6篇刘星、徐亚文等教授的涉及知识社会学的文章，且均把知识社会学当作研究工具使用，并不是研究知识社会学。
我最早接触知识社会学源自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这是一本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它对我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我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它使我知道，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自由的价值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一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1]我相信理性人很难驳倒上面的结论。
如果说知识社会学还有人提及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学社会学”这一名词则至今在中文里我还没有看到。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人将“法律社会学”称为“法学社会学”，那是误用，不能算数。
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它研究法学知识与社会、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作用、反作用”的空谈。将法学与其他知识社会学分离出来专门研究有意义么？回答是肯定的。不唯如此，我认为意义很大。法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立在法学的个性上。这得从我的知识“三分法”说起。
我认为将所有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对“科学”的误用，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现如今我们的图书分类中只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极容易误导学人。人们没能区分“科学”和“学科”这两个词。我的知识三分法中，知识的范围很广，是“科学”所不能囊括的，“科学”只是知识体系的一个“学科”。依知识体系的不同范式，知识体系可以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这三者各有自身的追求：真、善、美，他们也各有自身的范式：因果范式、该当范式、实用范式。规范学包括：法学、伦理学、神学、道德学。古代规范学的权威是神学，现代规范学的当家人则是法学。法学是追求善的学科，它的范式是规范的论证，该当性结论的论证，它的主要逻辑工具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科学恰恰是归纳的。
法学追求善这个特点就使法学同社会的关系相较于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本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法律也可以成为公器，从而不同的社会中，法律对社会、法律对法学产生极大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再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法学本身可以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法学知识是远远不同于其他知识的。因此，法学社会学就具有了与其他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社会学)的不同点。如果说巴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最终要寻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秩序相仿佛的社会发展的“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话，[2]那么，法学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更进一步：建立一种“善的人类秩序’，。猴山上的秩序是法学社会学的反面参照。这些，当然不止这些，就使法学社会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具备了意义。
法学社会学研究些什么？这当从问题开始。我相信沈家本是中国最早具有法学社会学犀利眼光的中国法学家之一，其明证就在《寄籍文存》中。沈家本虽然没有使用法学社会学这一词，但是他对法学社会学问题却有精当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堪称经典的《法学盛衰说》。文中沈家本的论述可以认为已成格言：“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这是讲法学之盛衰通过法律建立起与政治治忽的相关性。随之他进一步论证，法学之盛只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无此必要条件(法学衰)则社会必衰：“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试观七国之时，法学初盛之时也，乃约纵连横，兵连祸结，而并于秦。汉末之时，法学再盛之时也，桓、灵不德，阉寺肆虐，而篡于魏。北齐之时，法学亦盛，而齐柞不永，几疑法学之无裨于世。然而秦尚督责，法敝秦亡。隋逞，法坏隋灭。世之自丧其法者，其成效又如是。”
进一步，他论证道，好的法学也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法学再好，弃之不用，也是白搭。“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学之行也，萧何造律而有文、景之刑措，武德修律，而有贞观之治。及其不行也，马、郑之学盛于下，而党锢之祸作于上，泰始之制颁于上，而八王之难作于下。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危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读了沈家本带着哭腔的睿智之语，今人笑得起来吗？
沈家本进一步痛斥当时的人自己不守法，而埋怨法律无用；不行法学，而斥法学无用。“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稗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法学之盛，馨香祝之矣。”[3]读读沈家本一个世纪前的痛诉，想想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行于世，再看看种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法学现象，法学社会学的研究不正是当下中国法学之急务吗？
沈家本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法学社会学极其重要的问题，当今之世我们碰到的问题与沈家本的问题极其相似，有的比沈家本时代还要严重。用法学社会学的方法，我们就得如此发问：当法律没有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的时候，我们不当“软化法律”，更不当舍法律而治。而是当问：第一，法律得到实施了么？如果回答是，我们当进一步再问：第二，法律如何？当法学的社会效果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法学，而是当问：第一，法学“行”了么？如果行了，我们要问：第二，法学如何？如果法学有问题，我们就得问第三个问题：法学为什么幼稚甚或低劣？这又有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法学研究者的素质如何？法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如何？法学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法学研究的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法学的发展？什么样的法学研究组织有利于法学之盛？社会有没有为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法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等等等等。
法学社会学的问题远远不至这些，它天天在拷问着我们，只是它看见我们，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它们而已。比如，最近，江平、郭道晖、李步云等前辈法学家在回顾学术历程的时候，一个个不堪回首，甚至涕泪横流，我相信这是一个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又如，前一时期大家都在问“法学向何处去”，中国的法学是不是法学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种种法学思潮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这些也是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再比如，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的争论，特别是其争论的方式，也是很好的分析个案。余者如中国特色论、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大局司法论、调解优先论、“马锡五审判学”、法律全球化论等等，都可以作为法学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上面的问题对于法学社会学研究而言当然是挂一漏万。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问题分为两块一是总论，二是分论。总论部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是什么？法学研究什么？法学及其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法学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法学产生社会影响的条件是什么？分论可以讨it：法学的组织(重点是中国法学会)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教学研究机构中的法学家、中国法院中的法学家、中国的期刊制度与法学发展、法学评价制度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抄袭现象的法学社会学分析、法学家个人人格与法学发展……
想象到这里，巴伯在将近50年前的研究结论蓦然跳出来：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条件。这一下将我击回到现实中，耳边响起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我有一个梦……
注释:
[1][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0页。
关键词: 民办高校 政府 资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很多学者(如著名学者、厦门大学博士潘懋元教授和邬大光教授等)一直关注着民办高校的成长过程,也写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材料,如邬大光教授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兼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潘懋元教授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前瞻》,等等。本文所收集的资料,主要侧重于政府对民办高校发展的资助这方面内容,而且所收集的资料以论文形式为主要部分。
一、关于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的研究形式分类
据所收集的资料,我国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从内容上讲,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通过研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资助私立大学的成功经验的描述,进一步提出我国政府应该如何资助民办高校的发展方面的相关措施。(如《美国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与启示》、《日本私立高校经费筹措及其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二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现我国当前民办高校政府资助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这样的论文形式在其他的论文写作中,也是常见的。在所收集的相关资料中,关于这方面的也有很多。(如《中美民办(私立)高校筹资比较研究》、《中日私立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比较研究》及《中美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比较研究》等)三是就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发现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问题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得比较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所收集的资料分为纯理论研究,纯实证研究和理论、实证相结合三种形式的研究类型。当然,纯理论研究和纯实证研究的资料不是很多,(根据所使用的查阅工具――中国知网)大部分论文都是采取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相关主题研究的。
二、政府参与民办高校资助的研究成果
(一)经费资助的研究。
关于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据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有经费资助、法律政策资助两大类形式。其中,研究的较多的是经费资助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经费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源泉。而当前民办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仍是靠学生所交学费,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使得许多学者都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较好的对策和建议。如张剑波博士在《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的政府分担》中,针对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经费分担不够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设性建议和对策:选择合理的资助对象和资助项目;设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推行教育凭证制度;完善学生助学贷款制度;优化民办高校融资的制度环境。这些典型的措施,是在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两国)经验的前提下,联系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府经费资助的现状的条件下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进一步讲,如“选择合理的资助对象和资助项目”这条措施的提出,肯定了这样的前提,即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对教育总投入是不足的,且政府对公立高校的经费投资也是不足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大规模发展民办高校是不现实的,但是国外民办高校的发展,以及我国民办高校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又证明了在国内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有现实意义的。于是,张剑波博士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坚持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资助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社会声誉较好的民办高校,逐步推动民办高校的发展。这样的措施的提出,是在本国国情和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这类的建设性意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二)研究方法。
据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是理论、实证相结合研究方法。具体讲,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政府参与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时,皆是将理论论证和实证资料相结合,这样的论证方法使得论文更有说服力。学者在进行理论论证时,主要运用了西方高等教育方面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如西方经济学家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以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些经典理论本身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去,被证明是科学的,如高等教育成分分担理论中的“谁受益谁分担”、准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竞争性及排他性”等。因此,我国的学者将这些经典理论用来证明我国政府应该参与到对民办高校的资助中来这样一个主题,使其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关于实证的运用,我国学者采用的是结合本国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统计,加之国外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这样一种方法。通过对比,发现了我国当前民办高校政府的资助不足,并参考国外经验来进一步提高本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水平。
这样的理论论证加之实证的具体数据统计结果的对照,可以更清楚地研究出当前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水平达到怎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所论述的主题更加科学、合理。
三、相关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一)法规政策方面的研究甚少。
据所收集资料发现,关于政府对民办高校资助内容的研究中,法规政策的研究很少。很多学者虽在论述过程中提及国家法规政策的资助,但只是略带一笔,且主要内容都是引用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内容。可见,在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政策资助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要使我国民办高校能健康发展,就政府资助而言,不能仅局限于研究经费资助这点内容,应该扩宽研究范围,这样可以使政府的资助范围更广,力度更到位。
(二)统计数据陈旧,时效性差。
所有的资料在数据统计上,缺乏一定的时效性。具体来讲,学者们就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方面的数据统计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依赖少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的。加之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都已经趋向陈旧,大部分都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一些数据的现实效应已经不像当时那么强了。这应该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四、个人的创新对策和建议
(一)政策方面的研究也要重视。
据收集资料讲,主要侧重于研究的是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方面的资助状况的研究。显然,经费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关于政府资助民办高校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的研究,只是局限于经费研究,的确是范围小了很多。我国政府的两个重要职能指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就本主题的研究,学者们也应该重视政府的政策法规方面的落实现状的研究,毕竟除了经费资助之外,政策对民办高校的保障也是很重要的。
(二)研究区域要趋向更小范围。
在选择研究范围时,要尽量缩小区域。因为当前相关主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未考虑到各地间的差异性,如东西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等各条件的差距)这样过于笼统的研究,无法满足对地方个案的认识。当然,从全国范围去研究,可以纵观全局形势变化。但我们认为本主题应从微观方面去研究,这样更能发现问题,更利于找到对应的可行措施。而那些宏观的研究,虽提出问题和措施,比较有全国范围普遍性,但是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比较差,更多的是口号性对策,这些策略在地方具体落实则较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微观性的研究比较现实、可行,毕竟各地区间的差异性较大。
(三)研究数据要具有时效性。
据所收集资料可知,很多数据皆较陈旧且数据统计研究也很少。民办高校政府资助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更多地应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主,较适宜。在实证研究方法使用过程中,研究所需要数据统计是实证研究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一个关键支撑点,但前人在研究过程中,并没能按此要求去做,很多论证所需的数据都是借用而来,过时的资料较多。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只能算是在重复研究,并未创新(至少在实证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创新)。当然,要统计相关数据并非不容易之事。所以,我们认为只有从某个地域范围作统计,才能使得出的数据较新,更好地反映问题,也比较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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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资源数据库
Pubmed：免费的生物医学文摘数据库，提供部分论文的摘要及指向全文的链接。数据库由Med—line，Premedline和Recordsuppliedbypublisher(由出版商提供的电子文献)三部分数据源组成，Medline是它的主要数据库来源。Medline数据库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系统中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的医学数据库，它收录了1966年以来的包含医学、护理、兽医、健康保健系统及前临床科学的文献书目数据超过2200万条(2011年数据)，涉及了70多个国家、30多种语言的4800多种生物医学期刊，是目前网络中应用最广泛，最便捷的医学检索数据库，众多的医疗结构通过Internet提供免费Medline检索。PUBMED数据库还与NCBI的GenBank序列数据库及分子三维结构数据库，以及一些出版社网站相链接，为用户可获得某些期刊全文提供便利。Medline数据库每周更新1次。FreeMedicalJournals：FreeMedicalJournals由AmedeoGroup创建，网上免费提供生物医学全文最多的期刊集合网站，共收录1460余种生物医学全文期刊。用户可以按照字母顺序或学科分类如基础医学、生物学、遗传病学、神经病学和微生物学等以及影响因子大小查找所需期刊。BioMedCentral：BioMedCentral是一家独立出版社，致力于提供经过同行评审的生化研究的公开取阅途径(OpenAccess)，BioMedCentral发表的所有原创研究文章在发表之后立即可以在网上永久性免费访问。
该网站收录了250多种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期刊，其中22~．-2r完全在线获取全文现刊及过刊，期刊按名称字母顺序排列。HighwirePress：HighWirePress是全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目前已收录电子期刊710多种，文章总数已达230多万篇，其中超过7799-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提供免费检索期刊411种，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和社会医学领域。MedBioworld：一个优质的医学与生物技术信息资源门户网站，是世界收集生物医学链接最多的网站，链接数目达22万个。该网站共收集了12697个杂志名册，其中的4846种杂志具有汤姆森杂志引证报告(ThomsonScientifics’JournalCitationReports)排名数据，读者可依此了解期刊的质量。通过新闻在线(news)、基因组博客速递(PostGenomicsBlog)、健康在线(HealtheLine)和专业医学新闻(Profes-sionalMedicalNews)等分类，读者可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新闻信息以及会议信息，甚至资金资源和研究工具等。BMJ：BritishMedi—calJoural，英国医学期刊数据库，成立于1840年，是一个专门为临床医学工作者和机构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其收录的30种当前国际主流杂志内容包括肿瘤、糖尿病、精神病、呼吸病等的临床实证、最佳用药及最佳治疗方式等等，数据每天更新。该网站信息流量很大，2010全年月均累计约167万个人用户下载了610万页资料，2011年影响因子达13．4，是临床医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信息获取平台。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该系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开发研制。其涵盖资源丰富，能全面、快速反映国内外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功能强大，是集检索、开放获取、个性化定题服务、全文传递服务于一体的生物医学中外文整合文献服务系统。收录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医学科普文献数据库、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英文文集亡编文摘数据库、英文会议文摘数据库、日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俄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博硕学位论文库，各数据库记录由数万到数千万不等，是当前国内最完备的综合网络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是专门针对医务人员临床疑难病症诊断治疗，医学科研项目选题、设计、撰写论文、成果鉴定、医院管理人员决策经营、医院科技项目查新和科研绩效评价、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等多方面的知识信息需要，开发的专业知识仓库，是CNKI系列数据库的重要专业知识仓库之一。它提供生物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报纸全文库、会议论文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CHKD政策法规数据库、中国典型病例大全等多个数据库的检索。
2生物学数据库
三大核酸序列数据库：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的GentMnk、欧洲分子生物学研究所EBI的EMBL、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数据库DDBJ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核酸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库，分别收集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各研究机构提交的核酸和蛋白质序列，三者每天互换更新数据，以保持三者数据的高度一致。读者可通过各数据库的查询系统以关键词或序列接收号的形式检索到疾病相关基因的信息，其中还包含与之相关的文献和临床信息等并提供链接，是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最主要的数据库资源。WhiteheadInstituteForBiomedicalResearch：始建于1990年，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实施而诞生的一个致力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是一个非盈利的人类健康研究中心，为读者提供基因组序列、基因组图谱、基因组中心的软件以及所属研究人员等信息。UniProt：日内瓦大学医学生物化学系与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共同维护的蛋白质序列数据库，每条记录包括蛋白质序列，引用文献信息，分类学信息、注释等，数据均经过实验或专家校验，与三大核酸数据库中经直接翻译得到的蛋白一起构成国际上最主要的蛋白质序列数据库。PDBProteinDa—taBank，国际上最著名的生物大分子结构数据库，由美国Brookhaven实验室建立和维护，含有通过实验(x射线晶体衍射，核磁共振NMR)测定的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结构，当前已收录了71400个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信息，其中9O以上是蛋白质，对于每一个结构，包含名称、参考文献、序列、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原子坐标等信息。oMIM：OnlineMendelianInheritanceinMan，即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是NCBI上生物医学方面的专门数据库，它收集了已确定的人类基因以及由这些基因突变或缺失而导致的各种遗传病，并可链接到相关的参考文献、序列记录、基因图谱和其他的遗传学数据库。oMIM数据库每天更新，当前已含有20700个基因记录，其中3400多个已知与特定的疾病相关。OMIM数据库记录含有关于疾病表现型及基因的信息，如详细描述、基因名称、遗传模式、图谱位置和基因多态性。
3专利数据库
Dephion：专利文献的销售商，提供简单检索和专利号检索界面，可免费检索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非洲、PCT组织等多种专利注册用户。美国专利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目前通过Internet免费提供1976年以来到最近1周的美国专利全文库，以及1790-1975年的专利全文扫描图像，专利全文扫描图像为TIFF格式的文件。该数据库有三种检索：b-式，即布尔检索、高级检索、专利号检索。文献库的可检索字段就是收录专利时的著录项目，全文库的可检索范围扩大到专利的权利要求(claims)和专利说明的正文。欧洲专利局：成立于1977年，吸纳了38个欧洲发达国家为成员国，同时还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以及中华台北的部分专利数据，近5年年均新增专利数达22万，可免费检索包括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文献著录数据。中国专利数据库：收录了1985年9月以来的230余万条专利，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3个子库，准确地反映中国最新的专利发明。专利的内容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相关的文献、成果等信息来源于CNKI各大数据库。可以通过申请号、申请日、公开号、公开日、专利名称、摘要、分类号、申请人、发明人、地址、专利机构、人、优先权等检索项进行检索，并下载专利说明书全文。
4专业搜索引擎
MedicalMatrix(、^w．medmatrix．org)：MeadMatrix由美国医学信息学会主办，是目前最重要的医学专业搜索引擎。它是一个可免费进入的Inter—net临床医学数据库，提供了关键词搜索和分类目录搜索，适合临床医师使用。MeicalMatrix收集的内容专业、全面，而且对每一内容有评论和分级，便于使用者事先决定是否进入其网页进一步阅读，以节省时间。其内容按各种医学信息分为专业(Spe—cialties)、疾病种类(Diseases)、临床应用(ClinicalPractice)、文献(1iterature)、教育(Education)、健康和职业(HealthcareandProfessionals)、医学计算机和Internet技术(MedicalComputting，InternetandTechnology)、市场(Marketplace)等8大类。每一大类下再根据内容的性质分为新闻(News)、全文和多媒体(FullText／MultiMedia)、摘要(Ab—stracts)、参考书(Textbook)、主要网址(MajOrSites／HomePages)、操作手册(Procedures)、实用指南(PracticeGuidelines／FAQS)、病例(Cases)、影像学和病理切片(Images、Path／Clinica1)、患者教育(PatientEducation)、教育资源(EducationalMa—teria1)等亚类。＼NHSChoice：综合性的医疗保健网站，为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如吸烟、喝酒等提供健康参考，并且提供与HealthAtoZ的链接。HealthAtoZ所有资源均经过医学专业人员人工分类和标注，分类目录是按医学学科的性质特点划分，呈多级结构，检索结果按相关精确度排序，每一个站点都标有星级，以表明该站点的优劣。Medicalworldsearch由美国ThePolytechnicResearchInstitute1997年建立的一个医学专业搜索引擎，它采用的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发展建立的统一医学语言系统(UnifiedMedica1language，UMLS)，可以使用500000多个的医学术语，包括各种同义词进行检索，搜索的准确性很高。HealthlinksHealthlinks是由Healthlinks．net公司于1996年创建的医学网络资源目录，创建采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UnifiedMedicalLanguageSystem词表，该表融合了30余种生物医学词表和分类法，几乎能提供每个医学术语的信息。其检索界面循序渐进，可在简单检索的基础上进行精细检索。该搜索引擎收录内容丰富，提供医疗卫生相关的服务、商业、科研、教育、临床试验、视听等信息的查询。Medscape：提供根据疾病名称、所属学科、内容性质的英文首个字母的分类检索，可检索图像、声频、视频资料，是web上最大的免费提供临床医学全文文献和继续医学教育资源的网站，还是因特网最大的药物数据库，可查阅药物使用剂量、毒副作用等。也可免费进入Medline进行文献检索。Entrez：一个集成的分子生物学信息检索系统。利用Entrez可以从GenBank、仍B、删ⅧD数据库检索DNA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基因组图谱、蛋白质三维结构及生物医学书目文献。SRS：EBI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可以对该数据库的核酸、蛋白序列及其结构、蛋白家庭、相关文献、基因组、基因突变以及代谢途径进行搜索。国际互联网上的生物医学信息资源千变万化，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跟踪、评估、补充更新，以更好地利用其为医务工作和医学研究服务。
李浪，广东省梅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广西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心内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防治的核心专家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西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防治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现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介入心脏病学组委员。中国南方地区第一位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西第一位欧洲心脏病学会委员、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治疗学会委员和亚太介入心脏病学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卫生部广西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主任和广西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质控中心主任等重要国内外学术要职。担任美国心血管介入治疗大会、日本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大会、亚太心脏介入治疗大会等10多个国际、国内著名心脏病学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学术委员等学术职务。李浪先后荣获广西“五四”青年奖章、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等荣誉。
李浪主要研究方向：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及其防治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12项。发表SCI论文35篇；担任《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美国JACC心血管介入杂志（中文版）》《中国循环杂志》等国家级杂志编委。创建“广西胸痛中心联盟”，建立首批23家医院参加的基于先进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之上的广西区域性“胸痛中心”规范化急救体系。创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中国东盟冠心病介入高峰论坛暨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及“广西血栓论坛”，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冠心病防治与介入治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东盟国家研究生多名，极大地推动了广西地区冠心病防治与介入治疗技术的普及与健康、快速发展。
造影显示在冠状动脉左主干处发现最致命的病变：动脉硬化破裂斑块导致左主干90%狭窄，并严重累及两支动脉开口，血流缓慢，病情危急，微创介入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建议外科开胸搭桥手术――8月26日，病人黄先生手拿血管造影片，听着广西一家大医院心血管科负责人述说病情，心弦绷紧。8月27日黄先生紧急转院至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气喘加剧，反复胸痛，无法下床，病情危重。主治医生告知家属，这样的主干破裂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导致猝死。在多科会诊和充分沟通后，黄家母女流着泪找到一附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浪。凭着精湛的技艺，李浪运用先进的微创冠心病介入治疗成功地完成手术。
“如果没有李院长，我们家今年的中秋节就不会有团圆。”黄先生动情地回忆：“我们跟李院长素不相识，但他敢担当，顶着风险帮我做微创介入手术，术后第五天我就能出院回家，恢复很快。这样的医生真是难得的人才。”
为人类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当它发生严重的粥样硬化、狭窄或阻塞时，就会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缺氧等，或因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发心脏病，这就是冠心病。狭窄严重的血管需要置入支架，才能恢复和维持血流通畅。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迅速攀升，并呈现日益年轻化趋势。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5%，被称作危及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
在血管这条关乎性命的“生死线”上、在广西冠心病介入治疗领域的最高端，李浪站了15年――
两次人生转折关口，他毅然选择广西
选择从医，李浪的目标是成为无影灯下的好医生。1998年广西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硕士毕业后，李浪选择了以心血管介入治疗闻名全国的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冠心病介入治疗。2001年毕业前夕，广东省人民医院向这位在手术台上表现出色的博士伸出橄榄枝，导师却嘱咐他：“在广东，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很好的心血管内科专家。但回到广西，相信凭借你的聪明才智可以带领一个落后地区、一批医生去提高广西落后的冠心病介入治疗水平。广西更需要你！”
导师的殷殷期望和鼓励，促成李浪回到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一附院”）。
基础薄弱、设备落后、医技水平低，这是2002年时李浪回到一附院所要面临的难题。李浪说：“先进技术、国际视野、管理理念，这三件事将决定一个医生、一个团队、一所医院的前途，我自己首先要做到。”
2002年，李浪经导师推荐来到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加坡国立心脏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心脏中心继续深造。留学期间，他通过严格考核，获得新加坡医学会冠心病介入治疗医师资格，获准上台做心脏手术，主攻冠心病介入治疗，同时在导师指导下开展了多个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其研究论文在2003年第26届美国造影与介入心脏病学会年会上代表新加坡国立心脏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报告和大会交流。因出色的工作成绩，2003年，李浪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荣誉证书。
一年学习，李浪的专业能力、国际视野得到很大提升，继续赴美学习工作还是回国创业？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抉择又摆在李浪面前，李浪仍旧选择回广西，他立志要打造一支精英团队，把广西心血管病介入治疗技术提升到新台阶，他说：“广西地处中国西部，我们要立足现实，不必与北上广比拼学科规模，我们要从一个领域、一个重点去寻求突破口、去努力创新，才能跟上全国乃至国际心血管治疗的先进步伐，才能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尊重。”
李浪把冠心病介入治疗及其防治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从2003年起潜心钻研冠心病介入治疗手段，并持续跟踪国际医学前沿，不断改良手术技术，对心血管领域棘手的手术并发症――微栓塞的病因、机制与防治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十年坚持俯身手术台、十年刻苦追索新技术。2012年，李浪在广西率先开展“精准冠心病介入治疗”，引领广西冠心病介入治疗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一封封患者家属的感谢信，见证李浪走过的十年光阴。虽然记不清亲手救治过多少疑难复杂患者，但谈到每一个记忆犹新、术后患者家属喜极而泣的场景，李浪都动情地眼睛湿润――
“2009年国庆节后我先生因冠心病住院，是李浪主任帮做的手术。当时通过屏幕给我看了支架安放前后的对比，效果很好。这些年来我先生完全像以前一样工作和生活，我们内心对李主任充满感激，这样的好医生让我们对医科大也充满信任和信心。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好好工作回报社会，回报善待过我们的人。”
“2011年年底，李浪医生挽救我爸爸的生命！全家都十分感激他。他是个富有责任心、医学经验丰富、令人尊敬的好医生，真正的医者仁心！”
“我的血管堵塞10年了，辗转广西各大医院，尝试多次都未成功，最后找到李浪医生，手术做到晚上12点，三个多小时的手术终于帮我打通堵塞十年的血管，我们全家永远都感谢他！”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还是惦念着要给李浪医生写一封感谢信。正是您的敬业尽责才换回了我父亲的淳朴笑容。2013年12月12日夜，是您，让我们全家冻结成岩的心得以温暖，谢谢您。”
……
在“心尖行走”的李浪，成为广西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防治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防治的核心专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12项，发表SCI论文35篇。
十年临床“刀光血影”，他突破冠心病新领域
在多年的临床手术中，李浪以医者之仁心、以精湛的“刀法”，挽救了无数疑难复杂、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他敏锐地发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介入手术血管路径――手上的桡动脉血管路径各有差异，一旦出现血管路径的迂曲、变异，经手上桡动脉路径的手术成功率明显下降、并发症增加。李浪说：“我一定要弄清楚这种特殊的血管迂曲、变异的规律及其解决方案，绝不能让它成为南方冠心病患者救命路上的拦路虎。”
李浪组成攻坚团队，研究中国南方患者桡动脉路径迂曲、变异的规律，探寻中国南方人群桡动脉路径血管发生解剖变异、迂曲的临床预测因素和克服方案。由此，李浪带领团队完成了《中国南方人群桡动脉路径迂曲变异的特点、预测因素及其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的重要课题，填补了中国南方人群桡动脉路径血管迂曲、变异的研究空白，获得当年全国心血管病大会“最佳临床研究奖”、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2011年李浪应邀在世界顶级的美国心脏病介入治疗大会上报告了主要研究结果，这是广西介入心脏病学原创研究第一次在世界顶级学术大会上报告。
自从1977年在苏黎世成功施行第一例经皮冠状动脉腔内形成术（PTCA），全世界冠心病介入治疗开始了介入治疗、外科搭桥术和药物治疗的“三足鼎立”局面。
冠心病介入疗法（PCI）一般包括PTCA和支架植入术，是经皮穿刺股动脉或桡动脉，用带球囊的心导管经血管路径送到心脏冠状动脉，在导引钢丝的指引下进入狭窄部位，向球囊内加压使之扩张狭窄血管，必要时植入冠状动脉支架，使血流恢复正常。其效果可与外科手术媲美，微创且无需全麻开胸，与药物治疗相比，更直接有效，是目前治疗冠心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冠状动脉血管重建及恢复血流的重要技术和主要治疗方法。但据统计约有10%左右的患者术后可能发生再狭窄。
“PCI术后再狭窄问题”（以下简称“再狭窄”）成为李浪执医生涯中的一个强硬“对手”。经深入研究，他发现，“再狭窄”由于影像学形式不同、机制不同，处理策略也不一样。临床上，李浪遇到更为棘手的问题：一些血管发生支架“再狭窄”，很难再次植入支架。例如分叉病变，置入双支架，作为分支的那个支架容易“再狭窄”。第二种情况是小血管长病变，“再狭窄”之后不可能再次置入支架。李浪研究发现，采用药物洗脱球囊扩张方法，结果与再次置入支架效果相当，避免了在难以植入支架的部位再次植入支架的困难。第三种情况是对于左主干的病变，当这些部位发生“再狭窄”，李浪建议患者施行心脏搭桥手术，以确保生命安全。
李浪凭着精妙的临床技术、出色的创新精神，带领团队率先在广西开展的先进血管腔内影像学和功能学技术指导下的“精准冠心病介入治疗”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冠心病介入治疗新技术，以及针对国际上冠心病介入治疗棘手并发症――微栓塞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方法开展的系列研究，使之成为国内外该领域发表SCI论文最多的研究团队之一。
凭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精神，李浪和他带领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尊重。李浪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介入心脏病学组委员，成为广西第一位欧洲心脏病学会委员、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治疗学会委员及亚太介入心脏病学会委员，成为中国南方地区和广西第一位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广西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广西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主任和广西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质控中心主任等重要国内外学术要职。现任美国心血管介入治疗大会、日本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大会、亚太心脏介入治疗大会等10多个国内外著名心脏学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学术委员等学术职务。李浪还担任《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美国JACC心血管介入杂志（中文版）》《中国循环杂志》等国家级杂志的编委和特邀审稿人，先后荣获广西“五四”青年奖章、广西青年科技奖和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等荣誉。
创办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让广西在中国冠心病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03年，李浪回国第一年就创办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2010年创办中国―东盟冠心病介入高峰论坛。13年来，论坛见证了广西冠心病防治事业和广西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水平的健康快速发展。从创办初期以普及操作技术为目的逐步上升至以“规范、交流、合作、创新”为宗旨，发展带动广西与国内外最先进、最前沿冠心病防治领域“无缝对接”的高端继续教育平台，亦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冠心病防治领域合作、交流、创新的高端学术和合作平台，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医疗卫生合作与交流的典范，让广西在中国冠心病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
2012年3月1日，第十五届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首次在广西南宁举行；2015亚洲心脏病学会中国―东盟冠心病介入高峰论坛暨第12届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在南宁召开。作为两次重要会议的大会主席，李浪自豪地说，以往每逢双年举办一届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暨中国―东盟高峰论坛，2015年会议主办方升格由亚洲心脏病学会主办。亚洲心脏病学会是由中国倡导发起，2015年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它就像中国主导的“心血管亚投行”，中国在新学会里发挥更重要的引领、组织、协调、沟通作用。
2015亚洲心脏病学会中国―东盟冠心病介入高峰论坛暨第12届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邀请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七国著名冠心病专家相晤，围绕新影像和生理学技术指导下的精准冠心病介入治疗（精准PCI）、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广西区域性“胸痛中心”急救体系规范化建设、“中国―东盟青年论坛”等多个重要分论坛展开研讨。
李浪说，国家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中鼓励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各领域的交流，此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更具有深远意义，契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要求，会议未来每年都将举办亚洲心脏病学会中国―东盟冠心病介入高峰论坛暨广西冠心病介入论坛。广西作为中国―东盟国家战略的桥头堡，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会址，此会议越来越凸显广西在国家战略部署及心血管领域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会议召开加强学术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为今后中国―东盟国家在制定冠心病防治技术与策略、流行病学研究、国际多中心合作研究更深层次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群”优势，打造广西区域性一流胸痛中心
“疑难复杂的、求医无门的病人，无论相识与否，只要找到我，我定当尽全力帮助他们。”这是李浪从医的誓言。
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影响，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发病率大幅增加，我国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急剧攀升，广西冠心病防治形势也十分严峻。
在一附院领导班子的全力支持下，李浪倾尽心力筹建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痛中心，2016年2月6日，经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三批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痛中心（以下简称“胸痛中心”）成为广西首家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省级冠心病诊疗救治中心，目的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和高危冠心病的死亡率，给急性胸痛病人提供最迅速、准确的诊断和治疗的绿色通道服务，并对有心脏病隐患的病人进行干预和健康教育。李浪出任胸痛中心主任。
胸痛中心最大的特色首先是强强联合，胸痛中心的关键支撑学科心血管内科、急诊医学科和呼吸内科分别为目前广西唯一的国家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冠心病救治的关键技术又同时是卫生部广西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急诊医学科还是美国AHA初级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培训中心。这样雄厚的技术力量与强大学科群的支撑在全国也不多见。通过心血管内科、急诊医学、呼吸内科、血管外科、心胸外科等多学科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团队密切合作，实现无缝对接，疑难胸痛团队快速联合诊疗。二是胸痛中心实现快速和优化的、先救治后交费的绿色诊治通道。急性心肌梗塞患者从到达胸痛中心就诊至急诊介入手术开通血管的时间指标已达国内先进水平。
在构建打造广西区域性一流胸痛中心的过程中，一附院还充分考虑到遍布广西范围的68家技术协作医院，共同编织“拯救胸痛患者的生命之网”，利用先进互联网、物联网支撑平台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的无缝对接，确保胸痛中心每天24小时医护人员精细化、程序化的工作流程精确到1分钟。
关键词：林业高校；在线教育；慕课；教育信息化
随着林业建设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林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已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学科门类的林业教育体系：目前我国拥有独立的高等林业院校6所，森林警察学院1所，一大批高等农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设有林学院或涉林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在校林科专业本专科（含高职）学生约13万人，全国开展涉林研究生教育的单位75个，在校林业学科研究生总数约1.3万人。
一、林业高等院校推进在线教育的实践
面对不断扩大的教学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办学目标，在强调“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当今时代，伴随着日益先进的计算机互联技术，以在线教育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教育模式陆续提出，凭借其跨时空、易传播、可再现等特点，强有力地促进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作为全国重点林业院校之一，积极推进在线教育，在优质共享资源开发、学习平台建设、管理与制度等方面开展了较多探索性工作。
1.合作机制与平台
（1）发起创建亚太林业教育协调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提出倡议，在国际组织――亚太森林网络的支持下，在2010年创建了亚太地区林业教育协调机制，该机制的协调办公室挂靠北京林业大学。通过该机制的沟通与协调，发挥亚太地区各国主要林业院校的共同优势，就林业教育热点议题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交流。
（2）成立林业教育信息化研究会
为了给研究林业教育信息化提供更好的平台，北京林业大学于2014年12月倡议并发起成立中国林业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研究会。2016年5月，中国林业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暨第一次学术年会在南京林业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林业高等院校代表交流了各自在林业教育信息化领域取得的成绩与宝贵经验。
2.共享资源开发与应用
（1）开发亚太林业慕课
在以“在线教育”为名的各类教育模式与技术中，慕课是当前最为热门与流行的教学形式。慕课可通过整合多种社交网络工具与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如教学视频）形成丰富的课程内容，利用互联网传播，使全球各地的学生能够突破传统课堂在时间、空间和人数方面的限制，便捷地享受到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优质课程。[1]
在亚太森林网络组织的资助下，由北京林业大学和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持，联合墨尔本大学、菲律宾大学、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已开发完成6门全英文的林业慕课，该慕课项目已获得加拿大国家级优秀创新教育技术大奖。
（2）建立网络课程资源联盟
2014年5月8日，北京林业大学发起创建了“全国林业高等院校特色网络课程资源联盟”，首批联盟单位成员包括10所林业高校。2016年5月16日，全国林业院校继续教育网络课程资源联盟也在北京林业大学成立。网络课程资源联盟的成立，显示了林业高校对网络资源开发与应用的高度重视，通过网络课程资源的共享、互换，也进一步提升和扩大了各高校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从而促进网络课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3）创办北京林业大学在线教育平台
北京林业大学在线教育平台目前是由三个子平台构成，分别为：亚太可持续林业管理创新教育项目平台、全国林业特色资源课程联盟平台和北京林业大学在线学习资源与课程平台。目前一大批亚太地区林业慕课、国家级精品课程、北京市精品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已上线，同时借助网络课程资源联盟内的资源交换与共享，实现了与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林业高校的课程资源交流。
（4）慕课情境下的翻转课堂探索
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通常译为翻转课堂，其核心思想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学习的时间与内容。通过在课堂外布置教学目标，引导学生自主检索或由教师主动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学资源，使学生更加主动专注地研究相关问题。回到课堂上师生之间再进行有针对的交流，解决实际的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积极探索翻转课堂的实践，以《森林有害生物控制》课程为例：首先给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提供大量的包含知识要点的课件、思考题、视频、图片、文献等课程参考资料；然后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修改完善课件；第三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演讲并由任课老师进行点评并主持讨论，同时布置户外观察作业，补充课堂教学现场感不足的问题；最后，建立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相适应的新型考试考核方式。应该说，教学效果很好，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得到很好的锻炼，同时也让学生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实践证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极受学生欢迎。
3.管理与制度创新
（1）创立北京林业大学网络课程制作中心
完成在线教育课程的开发需要一定的硬件条件做支撑。北京林业大学网络课程制作中心目前已拥有一套智能高清广播级数字录播系统，其中包括三机位的高清摄像机、多通道录制系统、多功能控制系统、手动及自动导播切换系统、大洋非编工作站和多套多媒体辅助教学配套设备。同时，为指导各位老师更好地完成在线教育课程的开发录制，北京林业大学制定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慕课开发基本规范和流程。
（2）提出在线教育管理认证制度
为配合推进在线教育的实施，北京林业大学推出了面向教师的《北京林业大学视频类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和面向学生的《北京林业大学视频类公共选修课学习指南》。针对不同级别的视频类网络公开课（本校、外校、著名在线教育网站），规定了其选修的门数与学分数，并通过不同形式如提交课程论文、开展主题汇报等进行考核，最后给出两级制（通过与不通过）的成绩认定。
二、对当前在线教育一些问题的思考
在线教育领域内影响力最大、接受与普及程度最多的形式是慕课。当前，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各类慕课类网站百花齐放、层出不穷，足以令人感慨信息时代知识传播的便捷。然而，面对玲琅满目的慕课，如何去粗存精，这就需要进一步对慕课的功能与定位进行思考。
1.慕课的组成要素与功能定位
以教育为目标的慕课，其组成要素必须包括授课视频、习题作业和论坛互动。授课视频是慕课最重要的要素，它是经老师对教学内容精心梳理、提炼，将相关的教学资源碎片化，再进行多层次的问题设计和系统的数字化设计，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有机整合而成的网络教材。习题作业是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必需环节，学生的每一次学习信息经过网络平台大数据处理，都能够即时地反馈给任课教师，老师才能据此再组织深入的教学与答疑。同时，论坛互动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吸收内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之一。具备以上三个要素的慕课，才能真正具备有效的教学作用[2]。
慕课具有显著的优势与特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慕课与传统课堂教学之间的关系：慕课首先必须是可共享的优质课程资源，但慕课本身绝不可能完全替代现有实体课程，只能作为改进传统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的补充。慕课具有自由性、自主性等诸多特性，是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石，也是进行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的前提，但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塑造他们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趣等，单纯的线上教学形式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慕课情景下的混合式教学，即在线教学与面授教学的结合形式或线上线下教学结合（O2O，Online To Offline）是新型教学模式[3]。
2.慕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从孕育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就慕课而言，可认为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1）对于提供的课程教学质量论证不够充分，受限于课程时间与录制成本，尚未实现每门课程知识点的系统化，大部分慕课还属于片段化、以知识科普化为主，难以满足专业核心课程的需求，而不同学校专业课程体系的封闭性与现有慕课资源的开放性尚未有效衔接。（2）慕课的学分论证和互认机制尚处在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机制或范例，对于慕课的自主性而言，学生完成考核的诚信考试机制并不完备。（3）对于我国现有的一些慕课而言，普遍存在国际化较弱的缺陷，课程内容是中文版居多，英文版极少。
3.慕课适合的课程类型
虽然目前各类慕课百花争鸣，但我们须认识到，慕课不是万能万通的，对于不同类型的课程，其适应性不一样：慕课的教学形式最适合于开展公共基础课教育（如数理化、人文社科、素质养成、思政等通用型、广谱性课程），其次是部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对于具有很强的自然生态地理区域特点或属性，并且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门类，如林学，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相同内容的一门课程是不可能的，有时在像中国这样疆域大、自然生态地理类型很多的国家，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共享相同内容的一门课程也不现实。以《树木学》课程为例，仅在中国就分南方本和北方本两种教材。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慕课的形式一般更加适合理论课，而开发实践类课程则比较困难。此外，慕课在继续教育领域会更加容易进行推广。
4.慕课引发高校重构教育分工
慕课是具有规模开放效应的公共社会产品，从制作到运行维护都需要专业化的分工团队，因此，随着慕课的不断普及，它可能引发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教育分工。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慕课，学校需要组织高水平的主讲教授和辅导教师；为了更好地把握慕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学校需要组建专业的课程运行团队，包括教学设计专家和课程管理人员；最后，为了实现最佳的慕课教学体验，学校也需要聘请专业的课件设计与制作人员。
5.慕课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教学管理变革
2015年4月，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创新。当前国家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引导，但出台的配套政策少，在“教”与“学”两者之间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制定，例如：缺少慕课质量评价标准，品质必定良莠不齐，但标准由谁制定？质量由谁评价？慕课成果如何纳入各级教学成果评奖体系？学生学习效果和学分认证如何评价？可见想要推动慕课并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先理顺教学管理的相关环节，做到“学生受益、教师乐意、学校满意”，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结束语
教育信息化是高校彰显优势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体现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于在线教育的命题而言，是发展的机遇，但更是挑战。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时代的潮流，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模式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教学效果和教学体验。但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盲从或随波逐流，网络教学是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之一，但不可能完全替代经典教学方式。
对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工作而言，其任务可总结为四个“共”：引导社会与学校达成共识是基础，推动学校共建课程是手段，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目的，完成教育质量管理的共认是关键。在这共识共建共享公认的链条中，“共认”是关键环节，是推进在线教育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教育管理工作者应共同跨越。
参考文献：
[1]韩艳辉.MOOC起源及其概念初探[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6）.
关键词：传媒法；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合作教学科研；培养模式
一、发达国家的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法治国家，新闻人与法律人被并称为“社会的良心”，两者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社会功能，因此，新闻与法律两个学科和职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如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新闻与法学院系合作培养通晓两门学科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已很常见。
1. 英美知名高校培养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情况
在英美等国，各知名高校都很重视传媒法的教育和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些大学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法项目及课程，分别设在新闻学院或法学院，教授内容十分丰富，目标就是培养懂媒体的法律职业者和懂法律的媒体从业人员。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美国大学中设立最早的新闻系，采取与法学院联合办学的方式来培养复合型人才。其联合培养已达到硕士和博士层次，包括新闻硕士学位与法律博士双学位项目（MA Journalism/ JD Law）；法律与冲突解决方向的新闻学硕士培养模式项目（Master’s Model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新闻学博士“法律与冲突解决”辅修项目（The PhD Minor in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兼获法律博士学位的新闻学博士项目（JD/PhD）。其中新闻硕士与法律博士双学位项目，是为了使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有更大的空间，通过这样的教育，他们同时兼具合格的新闻人才和法律人才双重属性。法律与冲突解决方向的新闻学硕士项目的培养目
标是，对那些今后想从事法律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提供专门的专业发展，同时也为那些今后从事媒体管理或战略通讯方面职业的学生提供对于媒体法律环境的更多了解。新闻学博士“法律与冲突解决”辅修项目是专门为那些在新闻学院或传播系有兴趣从事新闻、法律和冲突解决教学和研究的新闻学博士提供专门的课程。联合培养的两类学生的课程设置如下：（1）历史、法律和伦理方向博士生课程，主要课程有：伦理和媒介批评、新闻哲学、新闻文学、媒介伦理、新闻阅读、伦理学概论、历史和法律、传播法的讨论、大众传媒的批评分析、博士生研讨会、博士生研究讨论、新闻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2）“法律和冲突解决”硕士课程，主要课程有：核心计划、新闻实践或者传播战略原则或者新闻广播、大众媒介讨论、新闻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传播法讨论、法律和冲突解决。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是美国最年轻的顶尖法学院，成立于1950年，特点是着重研究文化娱乐产业的法律问题，研究内容前沿，培养的人才针对性强。该学院设有“娱乐与媒体法律及政策法律硕士”项目。有高年级的法律博士和法律硕士两种。该校认为，这一项目为在美国学习娱乐和媒体法律提供了系统、先进、具有创新性的平台。修业完成的学生将具备从事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关涉创意和艺术事项行业所需的法律、惯例、理论和政策方面坚实的基础。主要课程有：版权法或知识产权法、娱乐法、电信法及政策、宪法第一修正案、音乐产业法、艺术及文化财产法、国际知识产权法、体育与法律、电影发行、电影商务交易、高级版权法、娱乐媒体及知识产权法学术研讨、娱乐法研究与写作、法与好莱坞的实践。
耶鲁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法律、媒体和新闻的交叉领域问题。法学院设立的授予法律博士学位的“法律与媒体”项目就是这一关注的体现。该项目被用来培养那些想成为新闻记者、记者的诉讼人、媒体行业的政策制定者或领导者的学生，也为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媒体和政策的职业记者，研究法律与媒体的前沿问题的学者提供帮助。这一项目向所有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开放，无需特别的程序去申请。主要课程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传播法、知识产权简介、网络法、电子商务法、实践环节、信息隐私法、网络隐私、媒介自由与信息获取诊所教学、媒介法。
纽约大学法学院在1977年就成立了媒体中心（Media Centre），专门研究电讯、新媒体和媒体法律及政策。该院还是美国最早开展媒体律师培训的学院。设有“法律与新闻”项目。该项目设计的课程便是为了适应通晓媒体的法律从业者和娴熟的法律记者两方面人才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该中心为传媒法学生共开设了三类课程：传媒规制法类课程、知识产权法类课程、媒体及娱乐法类课程。
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法学院设有传媒法法律硕士项目。该项目设立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传媒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有系统了解。主要内容包括：英国传媒行业结构的介绍；传媒管制的不同模式。主要的社会、技术和管制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等。该项目还考虑包括诽谤和隐私保护在内的相关问题，以及与新闻相关的法律问题。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专题：媒体与社会、网络法与互联网治理、媒体市场与规制、隐私权及名誉权的保护及管理。
牛津大学社会法研究中心的比较传媒法规与政策项目， 设立于1996年。该项目组织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从业者一起来研究全球媒介法和政策问题。实现该目标有三种途径：进行学术和政策性研究；支持和发展网络；提供学术训练和支持。该项目主持门罗· E·布莱斯国际媒体法模拟法庭控辩、安南堡—牛津全球媒介政策暑期学校等年度项目。国际媒体律师协会的秘书处也设在该项目。该项目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中欧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等紧密合作。2012年6月，该项目与这两个研究机构分别在牛津、布达佩斯举办暑期学校，研讨媒体法与政策，特别是与网络表达自由、互联网治理等相关的问题。
2. 英美高校传媒法教育分析
从英美国家高校传媒法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情况看，其培养目标的设定清晰、明确，针对培养目标开设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务导向。从具体课程设置来看，耶鲁大学专门开设了传媒法的实习课，让学生通过参与项目的方式来促进知识吸收和技能提高。哈佛大学开设了专门的互联网律师实务课程。每所大学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让学生通过亲自案件，提高实务能力。
在媒体与法律项目的各种培养和训练环节设计上，丰富多样。上述大学的课程大多采取了专题讨论会或研讨会的方式，并非教师的单向讲授，而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双向互动的方式，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许多大学还利用网络技术，开设了在线授课和讨论的课程。
二、我国高校传媒法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于复合型传媒与法律人才的需求在扩大，传媒法的研究领域也随之不断拓展。但是，尚处在起步期的我国传媒法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
一是培养规模小。在培养规模和数量上，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我国已是传媒大国，现有较小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与互联网时代的传媒大格局极不相称。
二是培养理念不明确，培养模式单一。从美国、英国经验看，对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体目标虽然明确，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记者和律师的培养，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需要的是兼具这两种知识和技能的各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学人才等，这些都是在教育过程中兼顾的。在培养模式上，国外对本科、硕士、博士层面的教育，都有针对不同背景来源学生的不同课程模块设计，对于同一项目下，不同培养目标也有不同的课程种类和学分要求。相比而言，我们在培养理念、培养目标的设计上还不够具体，针对全日制的学生的培养，灵活性、针对性不够，没有实现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
三是教学科研跟不上。目前，传媒法的教育除了少数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开设的以外，总体数量较少。国内高校新闻院系对传媒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基本课程开设的不多，有关版权的问题、媒体管制问题、媒体产业中的法律问题、广告问题等广义传媒法课程，开设的数量更是不够。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欠缺。现实情形是，我国传媒产业在原有新闻事业的格局下演变和发展，大量从事新闻实务、传媒管理、传媒业务人员，特别是相关专业毕业的业界后备力量，没有任何相关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储备，难以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要。
四是课程体系、教育方法需要改进和提升。英美国家的高校中传媒与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内容丰富，学科门类众多，并能结合传媒运营的实际和法律制度问题展开学习探讨。但由于我国传媒法研究刚刚起步，同时此类研究还有诸多学术束缚，因此，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所能提供的教学资源、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等都显不足。
五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存在问题。在新闻法规的课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和话语方式替代法律专业标准和专业表达的情形。这样的僵化教条式的教育，不能体现新闻传播和法学领域最新成果，难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法治理念、独立精神、新闻职业品格，对推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走向民主法治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
在对国内外高校做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法学实验班一学年来的教学情况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对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科研实践等进行剖析，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模式与路径。
1. 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法学实验班教学情况的考察
该实验班从新闻学院、法学院的2011级本科生中选拔招收了23名本科生，实验班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同时学习新闻学与法学专业的相关课程，通过四年的学习、修满相应学分、考核合格后将授予新闻学院学生文学主修学位、法学副修学位，授予法学院学生法学主修学位、文学副修学位。
该实验班的培养目标被描述为：通过系统学习新闻学与法学专业知识，让学生“能够独立分析、解决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新闻学、法学基本功比较扎实，“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传播技术从事法治新闻传播工作”，培养具有新闻传播学与法学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发展潜质的高端复合型本科人才。“毕业生适宜在新闻媒体从事法治新闻报道，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传播与宣传管理工作，还可以从事立法、司法与法律服务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
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对实验班学生设置了统一的课程，未根据学生来源的不同作出区分。23名实验班学生除了学习全校共同课和全校选修课外，学科基础课有：新闻实务基础（一）、新闻实务基础（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音频视频内容制作、新闻摄影、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与传播理论、公共关系与广告、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专业必修课有：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采访写作、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专业选修课有：信息图表编辑、杂志编辑、摄影采访与图片编辑、网络新闻编辑、广播新闻报道、电视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技术基础、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媒介经营与管理、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策划、传媒经济理论与实务、传播研究方法、专业英语、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双语）、危机传播管理、记者形象管理、传媒就业指导、论文写作指导、传播与社会、公司法、竞争法、银行法、国际商法、产业法、消费者法、婚姻继承法、律师学、证据调查学、法律英语、诊所法律教育、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除了考察实验班课程设置，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对部分实验班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大家对实验班第一学年的教学情况满意程度不高，其中反映最集中的一条意见竟然是：希望开设传媒法一课！
目前，实验班的课程基本是新闻学院、法学院本科课程的“简单堆积”，并未体现传媒法学科的交叉性与特殊性。从目前所设课程看，实验班对传媒法的学科特性还缺乏基本认识。尽管办学目标是培养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但并未做到新闻、法学两个学科的真正融合，还是“两张皮”，两学科的界限和藩篱犹在。应该看到，传媒法有自身特点，并不是新闻学、传播学与法学捏合在一起，就自然成了传媒法学，就能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传媒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要探讨所有与传媒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的诸多问题，而且在这一领域相对于其他法域有其特殊的价值冲突问题。发达国家不仅在立法上有专门针对传媒的立法，而且传媒法学也是一个专门的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同时，通过传媒法的教育所培养的兼具法律与新闻传媒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是民主法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就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充分认识传媒法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进行教育和研究，并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大有用处的。
反观国内其他高校，限于学科建设不齐全、学术实力达不到等种种因素，不少学校只是着眼于形成办学特色和满足学生就业需要，以新闻传播院系设立“法制新闻”或法学院系设立“传媒法”专业，依然在本院系、专业内运行，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实质，难以体现传媒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也难以培养出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不少学校的传媒法教育起点偏低，只着眼于局部，没有看到全局，更没有根据国家需要、未来学科走向，来筹划学科建设，规划教学科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2. 对推进新闻—法学合作教学科研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认为，国内高校应着眼建设法治国家、传媒强国、文化强国的大局，高起点、大手笔地筹划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和教学培养办法，在教学科研方面强强联手，找准定位，把传媒法当做一片教学科研的“蓝海”， 把“传媒法”培育成新的教学科研强势品牌，在教学、科研和服务国家社会方面结出丰硕成果。
培养理念与目标定位方面，应综合、全盘考虑，确立长远的发展理念和可行的目标。具体而言，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可细分为：培养懂法（具备法治理念、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的新闻人；懂新闻（熟悉新闻传媒功能及相关实务）的法律人；熟悉新闻传媒、具备法律知识的文化产业人才。因具体培养目标的不同，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
新闻—法学本科实验班应突出联合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强能力”特点，能适应新闻传媒、法律及政府、企业管理工作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本科层次注重实务，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生和社会进行调研，逐步探索扩大联合培养规模，以更好满足社会需要。适时把合作办学层次提高到硕士层面，该层次培养实行科学研究、实务并重。
培养模式方面，传媒法专业人才有其特殊的专业要求，新闻操作和法律思维是两回事，新闻人才与法律人才的培养不可等量齐观。
从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尝试设立的“新闻-法学”实验班看，新闻学院15名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懂法律的新闻人”，法学院8名学生的目标则是成为“懂新闻的法律人”。在新闻传媒与法学交叉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兼以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法律思维的新闻人和具有一定新闻媒体知识和能力的法律职业人为目标，就不能忽视两个目标的差异性，就要从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体系上来通盘考虑，有所侧重，既要保证法学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以及相应的法律职业思维训练的系统性，也要考虑新闻传媒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在课程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新闻传媒课程与法学课程各占一半，而是要根据培养目标，进行探索和研究，并不断改进，确保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以实现培养新闻—法学、法学—新闻两种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就要求高校应根据不同培养目标、培养层次，明确并不断细化相应的培养模式，设立不同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合作培养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教学中，应改变课程简单叠加的做法，借鉴国外高校做法，创造条件开设如下课程：传媒法基本理论、传媒伦理、传媒产业法与政策、传媒与版权法、各国传媒制度比较、媒介政策、中外传媒政策史与比较、传媒管理、传媒与宪法学专题、传媒与司法、法理学、人权法、传媒行政法学专题、行政法学、传媒与侵权法、传媒侵权法实务、国际传播与国际法、影视法理论与实务、传媒模拟法庭、新闻业务、传播学、传媒经济学、中外新闻传播史、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产业政策专题、传媒法研讨、文化产业促进研讨、社会科学方法。
教师授课时，要改变教师单向讲授的做法，更多采取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双向互动的方式，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主要的考核方式包括考试、论文、课程作业、实践环节，以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交的论文质量、实践情况为主要评价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发表的研究论文几乎都与深层修辞研究有关。这些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每年的《中国语言学年鉴》几乎都收录了我有关论文的观点摘要或索引，大部分论文被列为语言文化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陈广德、孙汝建在《深层修辞理论研究》一文中指出:“深层修辞理论是骆小所先生多年对修辞学探索的结晶……骆小所先生的论著不拘泥于传统语言学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深层修辞理论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它为修辞学的研究拓展了思维空间。……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语言实践的意义。”［2］张寿康先生在《开拓创新探索求实—推荐〈修辞探究〉》一文中指出:“骆小所同志的《修辞探究》是一本很有新意，具有科学性和较高理论价值的修辞学专著。……它以汉语实际为依据，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表层修辞(辞面同辞里完全一致)和深层修辞(辞面同辞里不一致)的理论，认为深层修辞的表层只是语言现象，深层才是实质，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修辞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它为进一步繁荣汉语修辞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我认为，即便是已定式化的理论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对它进行体检，开出新的药方，才能使它赋予新的活力和生命。作为语言学来讲，需要我们不断彻底地自我解放。因此这就需要语言研究者静下心来，凝铸理论的新高点，使之不断步入恢弘而有致的理论视野，这是一种对学术追求的情态，它自然有着深邃的内蕴和崇高的精神境地。有深层修辞理论的铺垫，我从20世纪80年代步入到艺术语言学的新领域。我认为，人的语言可分为符合语法的普通语言，即科学语言和超越语法的艺术语言两种。换言之，普通语言，即科学语言遵循语法之法，语法即是语言组合搭配的定法，没有定法不行，否则就表达不清，语言逻辑混乱，就会出现语法病句。
但是如果语言的定法定死，那就变成了死法，使语言呆板毫无生气可言。而艺术语言正是超越语法的语言，它用语言的活法，创造了人类具有生态性的自然语言。艺术语言的活法不拘泥于法，往往用法而又超越语法之法，它有法而又无定法，它超越了语言的常法，从而中得“心源”，即师心法，且外师造化，即师自然。人心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人心的理性和情感组成了心理活动的灵动性。可以说，理性之心的表达往往用常法，即语法的定法，情感之心的表达往往用活法，从而创造了人的语言生态，使有限的语言表达认识上升为反映客体的审美活动。艺术语言是审美的，它是发话主体审美集中化和物质形态化的表现形式，是发话主体通过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全面反映内心情感世界的特殊的言语形式，它在表现内容上，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以至能把生活的各个领域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把善种在人们心中”、“冬天把一切都冻住了，把爱情也冻住了”等，这种艺术语言超越了语法的定法，而使用了创造语言的活法，它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把发话主体内心世界形象的表现出来。所以，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不同，它是发话主体情感形象化的符号形式，艺术语言的形象往往是化情感为具象，有的是化抽象为具象，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我。发话主体的自我，也是对象化的自我。它打破常式句法结构与突出形象的情感，它表现了发话主体丰富多样的感受，给受话人无穷的回味，在回味中得到审美。艺术语言往往破常法，而用活法，使发话主体主观的心象和客观的物象得以融会具现，给受话主体以形象的关照，从而引起受话主体种种联想、想象和思考。艺术语言的活法是对语法定法的超越，所以，人们才能创造出各种“师心”的美的艺术语言。艺术语言表层的变异，即对语法的偏离和超越，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然性，反映了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包括了形式感和形式欲两方面，形式感是发话主体创造言语形式的自然性，它是变异的。形式欲的作用并不满足于复现某种言语的语法规范形式，而是通过活法的运用，产生一种新颖的言语形式，即变异形式。这种变异的艺术语言形式就是发话主体心理精神形式的反映，即情感化的形式反映。所以，艺术语言本身是一种情感化的符号。这种符号既是形式，又是表现情感的内容。它不仅仅是内觉层次上的心灵构造，更是发话主体心灵对符号的创造。它表现的是发话主体的心灵，即活的心灵对艺术语言言语的变异形式的创造，这种艺术语言的活法运用，则是发话主体心灵化的体现。艺术语言的活法，来自心之活，心之活产生法之活。所以艺术语言往往以发话主体的心象，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心象表现往往是拟态表现。艺术语言的拟态表现，往往表现在对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上。它对客体现实形态的虚拟化和重建，不具有对客体本身的直接性。
艺术语言所拟之态往往是多样的，它随着发话主体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发话主体往往可以通过艺术运用将内心情状以及无意识中的种种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通过“态”显现出来，达之于人，感染于众，变得可观照、可领悟。所以，艺术语言所拟的呈现于外的各种态，实质上是发话主体的情态、意态、神态、心态等的物化形式，它是非实证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之态，如“绿色的梦”、“金色的希望”等。所以，我们认为，艺术语言不是认识的，而是审美的，这是艺术语言和普通语言的又一不同区别，说得准确点，是本质区别。我们也可以说，科学语言是认识的，艺术语言是感知的。科学语言是发话主体认识世界的言语形式，而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感知世界的言语形式。发话主体感知世界与认识世界不同:认识世界所依据的是事物的本质，它的对象往往只能是处在固定关系的联系中的客体;在感知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和联想即是流动的、变化的。从艺术语言的表述来看，它反映的虽然不完全是客体，但它是客体信息对发话主体情感的激活。它有的指称不同，但语义相同，有的无指称，但却有内容。正是这样，艺术语言更能增强人们对客体的感知度，淡化了对描写客体的抽象度。所以，我认为，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艺术语言创造意象来直接表现情感。从艺术语言产生的心理基础来看，心象呈现为意象，意象本质上就是情感的形式，可以说，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的丰富化，它的意象来自发话主体的心象，艺术语言的运思过程就是心灵的创造。它是人的自然性的反映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态化，是审美情感的真实性。艺术语言的表现，是发话主体人格境界的体现，是发话主体真挚的、天性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创造。
艺术语言与日常的普通语言相比，艺术语言更体现了人们创造语言时的自然性，给人以感人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发话主体的自我表现。艺术语言所谓的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感表现。在我国古代道家看来，主宰内在情感的规律与主宰大自然的道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自然化的道。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曾执教过哲学和文化概论。对艺术语言的研究，是我用哲学的原理对语言学反思的结果。我把人的语言分为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两种，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性质的语言进行科学的概括和归纳，使人们对自己的语言有个完整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跳出传统语言观的狭窄天地。回顾中外语言学家的理论，他们的理论的精和典，无一不是理论的高度概括和高度综合。他们的理论，既有严谨性，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的空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才流芳千古。语言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艺术语言的建立，其本身就是语言观的完善，否则，我们就要步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长期以来，就我国语言研究来看，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家们往往只注意和重视普通语言的研究，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对普通语言的研究达到了精密化和理论化的程度，建立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大厦。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广泛深刻，凝聚着代代语言学家的睿智和辛劳，他们的理论像朝霞，在语言学界永远放射着光芒。他们的理论成为我们语言学界的宝贵财富。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语言学理论由于限于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而忽略了以语言为本位的研究，形成了对艺术语言研究的缺位，而不能科学地对人的自然语言进行整体研究。艺术语言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的掀起而启航。艺术语言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学科的交叉研究。学科的彼此交叉渗透，既孕育了精彩纷呈的原创性成果，又发现了一些走出学科的门槛，培养出一些混血的学科和混血的理论，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这样。
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从形式来看，似乎二者是平行的，但实际它们融汇交织在一起，它们交相辉映，表达了人们对人和事物的抽象的和形象的表达。就科学和艺术来看，科学为艺术带来新的灵感，而艺术也启发着科学思维。从行为表现来看，科学为艺术带来新的灵感，而艺术也启发着科学思维。从行为表现来看，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化的符号行为，这种符号行为又体现了发话主体情感化的心理行为，它的运思过程又是一种审美能力。艺术语言的这些行为是以科学为基础而激发出的灵动的结果，这种灵动性就是一种艺术行为的反映。艺术语言的行为性，体现了艺术语言创造的“活法”性。艺术语言的“活法”与整个艺术语言行为相统一，只有适应发话主体创造艺术语言时的心理，特定的语境以及审美要求，艺术语言的“活法”运用才能灵动地表达发话主体所要表现的内容，使理寓于情之中。这说明，艺术语言从来不放弃理，不离开理，它本身就是情与理的高度统一，它以超越寻常的言语形式作为情感的传递载体，从而表达和描述了发话主体的审美行为，从审美行为中传递了理，即理性信息。从这方面来看，科学语言是表理的，艺术语言是表情的，两者交融，表达了人的主体性。所以，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共同组成人的自然语言的整体。我们认为，只重视科学语言的研究是不对的，但只重视艺术语言研究也是不对的。深层修辞和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先生和苏义生博士在《评骆小所接受〈艺术语言:普通语言的超越〉》一文中指出:“骆小所先生最早提出‘表层修辞’和‘深层修辞’理论，以‘深层修辞’为理论基点而开创艺术语言学，多维度、多平面、多层次和多角度追溯艺术语言学的精义要旨。他20余年致力于艺术语言学研究领域，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和方法论，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提出了‘语言双翼’论(即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的独到论断。此一新论，无不得益于辩证理论滋养。如果说陈望道是国内最早引入辩证法研究修辞和语言学的学界巨臂，那么，骆小所教授则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的探索者和深化者。”
“骆小所教授是艺术语言学的创立者，也是该学科辛勤的探索者，其成果也最为突出。”［4］和先生于《修辞学:在探索中发展———骆小所先生修辞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骆小所先生创立了艺术语言学，为语言与艺术的接缘研究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骆小所先生艺术语言学的创立，得益于他早年建构的深层修辞理论，……艺术语言学实质上是深层修辞理论的升华。”［5］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戴庆厦先生和北师大杨丽姣博士在《艺术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完善———评骆小所新著〈艺术语言再探索〉》一文中指出:“骆小所先生继承了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系统地讨论了艺术语言的言语特色及发生变异的各种结构方式，同时也突破了传统语言研究，建立了艺术语言学，……填补了艺术语言研究的空白。”［6］华中师范大学庞蔚群教授在《艺术语言研究的深入与开拓———读〈艺术语言学〉有感》一文中指出:“《艺术语言学》，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语言学专著，它建立了一门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丰碑，……《艺术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对修辞学理论和语法学理论的研究有突破，而且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启示。”［7］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修辞学家吴礼权在《艺术语言的创造与语言发展变化的活力———评〈艺术语言:普通语言的超越〉》一文中指出:“早在20年前，骆小所教授就出版了《艺术语言学》一书，……不仅填补了汉语艺术语言研究方面诸多空白，而且在事实上加深了我们对语言发展规律的认识。”［8］我有关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已被专文载入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对它的介绍被专节写入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和著名修辞史专家宗廷虎主编、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一书。艺术语言研究有幸载入通史，这是我最初不可能想到的。
作者：骆小所 单位：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