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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思想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关键词：萧统；《文选序》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246-0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萧统文55篇。较萧统的诗歌而言，诸家对他文章的评价较高，梁人王筠当时在《昭明太子哀册文》中就称赏他“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壮思泉流，清章云委。”另今人曹道衡认为“与他的诗歌相比较，他的文章更能流露真情实感，且亦富辞藻。”郭世轩也认为“相比之下，他的书画序文更有真情实感，文笔清新，平易自然。”
从20世纪以来，对萧统文章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选序》、《陶渊明集序》、《与何胤书》、《答晋安王书》这几篇文章，特别是《文选序》倍受诸家关注。
《文选序》是“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涉及到《文选》的选录标准、萧统的文学思想、《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对《文选序》的研究在20世纪主要集中为三次。
清人阮元首先提出了《文选序》对《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是“沉思”“翰藻”，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选序》研究的前因，这个时期的研究如周贞亮《文选学・文选之封域》、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王锡睿《萧梁〈文选〉及〈古文辞类纂〉编例之比观》、李庆福《(文选)解题及其读法》皆语涉阮元之说，后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指出阮氏把“沉思、翰藻”作为《文选》选文的标准是正确的.但阮氏之说有两个弊端，一是阮氏忽略了“事、义”二字；二是特重“翰藻”而忽略“沉思”。朱文研究了西晋以来文章中“事、义”的用例，认为:“事”，当解作“事义”“事类”，专指引事引言，并非泛说。“沉思”即深思。朱文是对上述论文、论著有关《文选序》研究的总结。首次《文选序》研究的贡献在于初步揭示了《文选》的选录标准。
《文选序》研究的第二次论争出现在六十年代，主要围绕着《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萧统选文是否“形式主义”、萧统的文学思想等问题展开，以李嘉言的《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王运熙的《萧统的文学思想与〈文选〉》、郭绍虞的《〈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殷孟伦的《如何理解〈文选〉的编选标准》这四位学者的论争为代表。这场学术论争影响颇广，后来几十年间仍有不少学者参与探讨，比如莫砺锋《从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屈守元《〈昭明文选〉产生的时代文学氛围漫谈》、徐绍敏《萧统的文学主张和对文献编篆学的贡献》、黄河《昭明〈文选序〉与六朝文学的自觉》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选序》的论争在“选学”研究中仍占有相当份量。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是《文选序》与《宋书・谢灵运传论》何则代表了《文选》的选录标准。首发其难的是日本学者清水凯夫，他提出《文选》的选录标准是《宋书・谢灵运传论》，这个观点引发了国内学者的讨论。其反驳文章大致有三：第一，从《文选》的实际选目上考察。如顾农在《评清水凯夫“新文选学”》中认为《文选》选诗，“新体”与“古体”兼收，且以古体为多；第二，从萧统与永明体的关系上考察。如陈庆元《萧统对永明声律说的态度并不积极――〈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一文；第三，从学理进行考察，如王立群《必然与或然―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二是《文选》的选录标准是否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此前的研究大都默认《文选》的选录标准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但曹道衡《南朝文风和〈文选〉》对此加以辩正，他认为选本并不能完全体现编选者的文学主张，它还要受每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文学思潮，还有读者需要的影响。曹先生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提出了《文选》为“官书”和编选者萧统“皇太子”身份的特殊性，认为《文选》的选录标准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场论争的第三个焦点是《文选》不录经史子之文，是否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莫砺锋、马健、吴宏、张廷根等学者均认为《文选》的编成标志着文学的观念已经相当明晰，是值得称道的。但亦有研究者持论相反，比如顾农《风教与翰藻》一文就持反对意见。这场论争承上启下，既为20世纪的《文选序》研究划上了一个句号，也为这个世纪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搜集的资料来看，二十世纪以来对萧统《文选序》的研究还尚有开拓的空间，还可结合萧统诗文文本更深一层次地研究。
参考文献：
[1]姚思廉.梁书[M].中华书局，1973.
[2]李延寿.南史[M].中华书局，1975.
就汉语学界的德国文学研究而言，虽然我们自改革北大时代就有了自觉的学统建构意识，德文系甚至也培养出了日后对该学科具有重要贡献的商承祖、张威廉、冯至等先生，但至今为止，恐尚不能说形成了良好的学统；而学术之所以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则端在学者使命之自觉，伦理意识之坚守，现如今高校中人动辄拼抢项目、蜂起争利，等而下者甚至密谋于室、纵横捭阖，功夫尽在诗外，败坏的不仅是一人一校之声名，更是一代学风之正统。其中虽有客观制度环境之压力，但学统之彻底毁败，学人之不知自律，则犹其发端之尤者。方维规教授早年出身于德语科班，日后负笈留德，长约20年，可谓浸润其间焉。这种跨学科经验，使得他的学术气象有不同于常规者，表现在概念史、比较文学形象学等领域都有所拓展。可是值得高兴的是，方维规并未忘却其出色当行，这部《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所展现的对于德国文学本身的兴趣，就值得关注。
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方维规教授以其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而颇受关注，此书未曾译成汉语，故此汉语学界多不知，但其对中德文学研究的意义来说，实有发凡起例之功，而非常人之所及。后又读到他惠赠的《文学社会学新编》，虽是教材体例，但却是出手不凡，很能见出背后的学养、思路与见地。归国后致力于概念史的推广，虽是舶来之物，但却也自有其辨识西学之后的采掘之功。
《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分为三编，与其说类于专著，更近于论文集。第三编“著名作家美学思想新探”，纵论托马斯・曼、布莱希特、伯尔、格拉斯四位作家的美学思想，因作者本非专攻，故虽不乏己见，其实略落窠臼，见不出太多新颖之处。但前两编，则对国内学界，颇有贡献，第二编讨论“德国‘接受理论’合考”，在世人熟知的“接受美学”之外，同时也凸显民主德国的“接受理论”，譬如原东德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瑙曼（Naumann， Manfred）的“交往美学”（Kommnikationssthetik），就确实值得重视。此意虽张黎、范大灿等前辈学者已有所揭示，但此时重提，仍有其特别意义。1990年代以来我们对东德文学太过轻忽，这是学术上的短视。第一编则是此书之重头戏，对“德国‘文学社会学’思想”的讨论，确实能见其别出手眼，也是德文学科的学者当引以为愧的，从许京（Schücking， Levin Ludwig， 1878-1964）的文学趣味社会学谈起，追问“究竟是谁能够体现时代？”确实有振聋发聩之效，之后介绍默克尔（Merker， Paul）的“社会文学方法”、科恩-布拉姆施泰特（Kohn-Bramstedt， Ernest）关于“社会阶层与文学种类的对应”、菲托（Viêtor， Karl）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生活社会学”、罗特哈克尔（Rothacker， Erich）的“历史存在与艺术风格的变迁”、洛文塔尔（Lwenthal， Leo）对每种文学都能做的“社会学阐释”；再重点讨论卢卡奇、豪泽尔（Hauser， Arnold， 1892-1978）、西尔伯曼（Silbermann， Alphons， 1909-2000）、阿多诺（Adorno， Theodor W.， 1903-1969）、本雅明诸君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虽然并非系统性的面面俱到，但确已是精彩纷呈、多元相错。尤其是在汉语学术语境之中，我们对德国理论家的原创思想还很缺乏整体与细节把握的背景下，此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诚如作者的夫子自道：“当一切已成往事、已被写进我们的接受史后，有些理论（或曰其关键环节）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弄懂吃透。”〔1〕别的不说，就以我甚感兴味的学科史与学术史为例，接受美学如雷贯耳，但细加考究，其实我们就了解得很不充分与全面，完全有新做和大做的必要，这且按下不表。
那些星光闪烁的德国现代学者，作家在此书中有一交集，仿佛是智性空间的诗化思语，虽然在章节安排中往往各自一尊，但潜意识中其实有一种难以回避的内在对话，譬如已被作者揭示的东德接受理论对康斯坦茨学派的质疑，譬如其与卢卡奇、布莱希特等文艺传统代表者的深刻思想关联等；但也有一些是可以进一步开掘的，譬如说托马斯・曼“艺术是思想光照下的生活”，这种诗性美学之思的阐发如果放置在学院派的理论思维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照呢？文学社会学是否有可能对此做更好的解释，或引为资源呢？问题的提出，或许正是创造的开端，譬如张辉教授同样关注德国文学与思想史问题，认为“对什么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等核心问题的关切，在更高意义上使我们得以超越古今、打破‘时代精神’和地缘政治的局限。”其实是颇有启发的，这也符合作者的思路：“一般来说，不是为功利而著书立说的人，总想有点建树。这是笔者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奢望。我知道自己学力有限，更知创见之难。本书的一个追求是，多介绍一些中国学人以往研究中还未涉及的东西，或者将有些问题说清楚。”〔2〕作者显然是知学之人，这种谦虚掩盖不了本书的贡献，后者显然是做到了；但我还是希望作者悬的更高，不但有绍介之功，更有创见之明。若不仅以德国文学或美学为限，联通其既有的概念史、汉学史、比较文学研究，则当更可有所发明。
德国汉学虽然在欧洲学术界属于“后来者”，但其实传统不错，并非如一般所言那样不堪。我甚至认为福兰阁、卫礼贤、佛尔克三君所构建起的德国汉学传统有其特殊贡献，可视作欧洲汉学的副线结构，即与作为主流的法国汉学相映成趣、相辅相成；但德国之传统似乎更重本土资格，1950年代以来，似乎更缺乏对外国学者的包容性，故此他们对主流学界的技术资鉴可圈可点，但在学术精神层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日益退化。方维规教授浸润德国汉学圈多年，其教授资格论文《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Selbstreflexion in der Zeit des Erwachens und des Widerstands - 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 1919-1949）独标一格，名声在学术界自然流传，可谓是“通中亦通西”的；但需要追问的则是，他对德国原初之学术精神究竟有多少体会，并能将其展化为自家的学术资源，这貌似离题颇远，但却是核心问题。“买椟还珠”还是“探骊得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留学作为一种求知于世界的方式，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贡献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仅就中国留学史而言，近代以来各种文化建设事业离开了留学生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我想留学生的重大意义，其实绝不仅仅是做一个转介搭桥的“中人”，而更应处于文化间交互侨易的关键点上，他们应是新轴心时代的创造者！留德学人自来有良好的学统意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更与德国学术精神密切相关，、王国维、陈寅恪诸君可谓其中代表，他们的学术养成，无论是否曾“亲历德国”，但都有“精神漫游”的气质在，与德国结下不解之缘，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德意志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记”。〔3〕但若转观现实，则颇颓然，在精神气的确立方面，德国学术日益失却主心骨，仿佛是因为全球化时代谁都难以避免的“美国病”，曾被视为人类文明、学术和思想中心的德意志，其当代学者居然也多半以赴美为荣。所以我们一方面慨叹“洪堡精神今安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反省自身，究竟什么才是一个学人应当立身和担当的基础？
我至今颇感疑惑的一个问题是，在技术和精神层面，我们是否有必要做出区分。因为貌似一清二楚的界限划分，其实很难回避相互关联的“六度原则”。而且文明结构的一体性其实也是有规训意义的。说到底，治学虽然也是一个手艺活，但却也不能完全否定其精神气儿，因为治学与为人，其实相辅相成，须臾不可分割。没有“那一碗精神酒垫底”，或者在如今功利至上的大潮下，已是覆巢之下无完卵，但精神境界的存留，对于个体或许只是身家性命的一种支柱而已，但对一个国族和集体而言，却是可以远行持重的“灯塔”所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个体的言行风范，其实也可能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乃至大世界的“盛衰兴替”。这正是纯正学人如陈寅恪那样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价值所在，其所可以标示的文明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因为他表征的绝非一个个体或一个家族，而是这个民族可以屹立的精神的高度，而这样一种尺度的存在，可以让全世界的万万生民都可以品藻钦敬，让后世代的子孙来者都可以景仰崇视。陈氏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4〕此语之得失姑且不论，但直接传播文化确实非常必要。有之，方维规可当其任也。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德意志民族，其知识和思想宝库中的玉石翡翠、珍珠玛瑙皆不可胜数、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方维规这样的筑渠者无疑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将那个巨大的水源向中国引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任何一个能自我创造的国度来说，“筑渠引水”都始终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且永不止歇；对于仍在崛起与复兴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他有言谓“有侨必易”，德国文学思想这盘大活水，在东向侨动之后，不知将会发生怎样的易变？而其中像他这样的中介者作为第三维的介入，又会激起怎样的波澜？设若如此，则理解德国文学思想的东渐过程，则又似不仅关乎现代中国的西学资源而已了。或许正像莱布尼茨所言：“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5〕这条通道不就是丝绸之路嘛，丝路连接的表面上不过是器物文明和贸易交流，但其本质更是一种制度接触和文化侨易的过程，其体现的或许正是德国知识精英所提出的世界理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6〕方维规在中德诗性与知识空间的不断努力，恰似为这世界文学的理想时下的思想证言，如谓不信，且留此书为证。
〔参考文献〕
〔1〕〔2〕前言〔M〕//方维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3〕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61.
〔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3.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以来 焦 研究综述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Jiao Hong was in flux， and the research has also gradually in-depth. Especially since the nineties， the research of Jiao Hong into a new active period， the researchers review Jiao Hong also tend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In general， it presents several featur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Jiao Hong’ idea； The books written by Jiao Hong has been approached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Research scope and form are breached， showing a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multi-level.
Key words： Since the 1950’s Jiao Hong Research review
焦是万历十七年状元。他学问广博，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宗教、金石文字等各个方面，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明史》这样评价焦“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①由此可见，焦学问在明末清初得到普遍认可。焦作为明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享誉当世，但后世对其真正意义上地研究始于民国时代。
1938年容肇祖的《焦及其思想》可以说是开焦研究的先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晚明文学热，有一些学者因追溯公安派的思想渊源而研究焦，如嵇文甫在《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中将焦划归左派王学系统，并提及他与袁宏道的师友渊源。其后郭绍虞于194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将焦作为“公安派之前驱”之一，开始对焦的思想和文论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的内在联系有了较深入地探讨。
在此之后出现长达几十年的研究空白期，在这期间一些论著若提及焦也只是因为焦提供了研究李贽其人及思想的辅助资料，并没有专门论述焦的论文及专著出现。
到了八十年代，焦学术思想研究受到了海外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的青睐。李焯然发表《焦及其》，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钱祖新《焦与晚明新儒学的重建》一书将焦个案研究放置于晚明乃至清代整个儒学重建过程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但是作者注重的只是焦思想本体论一面，其他方面却被忽略了。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重访焦的思想世界》等一系列关于焦的论文中都传达出焦兼治心学与考证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被后人接受，影响很大。如林庆彰就采纳了其思想，在《明代考据学研究》中专列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焦的考据学成就、特点、缺点。
九十年代关于焦研究的专著取得了很大成绩。李文琪的《焦及其》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成书依据与传本，介绍了其体例、分类与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焦目录学成就的代表性著作。李剑雄先生的《焦评传》“以精炼的语言概述了焦氏的生平、治学路数及其成就，用翔实的材料支持其纲目鲜明的评述，使读者可以从此书大致把握焦氏的造诣和学术地位，是迄今比较完备的一本论述焦氏学术评传。”②
到了21世纪，人们对焦的研究才开始走出那些固有的研究模式，开始尝试新思路。以《俗书刊误》为例窥探焦治学的态度，亢学军从《焦氏笔乘》中探讨焦的考据学成就，韩春平从焦与金陵通俗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下手，详细介绍了焦参与小说和戏曲创作、评点等活动的具体情况，焦自云、汪永平从焦归隐泉林的生涯为切入点，通过这个时期焦的治学活动探讨其学术思想，刘开军从焦学术交谊下手，研究焦对李贽和徐光启的影响，白静对焦以禅意为最高境界的佛教诗学观进行深入阐释，黄熹以焦思想为中心论述了晚明儒学转向说的缺陷，吴正岚从焦《易筌》对关澄的易学沿革及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做了深入探索。其次做到了全面化，这主要体现在对焦研究时不仅看到了其学术价值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注意到了他治学不严谨、思想保守的情况，这些不足也都在论文中展开了论述，这样就对焦的评价就更全面、更公正。
一、 著作等身――焦其作
焦一生著述颇多，可以用“著述等身”来形容。焦在史学方面著作很多，代表作是《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等等，此外《澹园集》、《焦氏笔乘》中的一些传记也有史料价值。这些仅仅是他作品的冰山一角，可见其作品包罗万象。《俗书刊误》12卷，是焦在文字学和考据学方面的代表作。《玉堂丛语》、《焦氏类林》、《明世说》是焦所著的三部“世说体”小说。焦在经学、心学、子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焦弱侯问答》、《易筌》、《老子翼》、《庄子翼》等书。
焦的《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史学著作最引人注目，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可焦史类著作的疏漏也一直受人诟病。王炜民《从看焦》从《四库全书存目》十三种分类介绍焦的著述，从中可以看出焦的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对明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很值得一书。还有作者从《四库全书》及《总目》入手，主要是为了驳斥《四库全书》及《总目》对焦评价的不公正之处。展龙《焦著述提要补正两则》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的两条提要分点一一驳斥，还焦一个清白。
关于《国朝献征录》的研究有杨波的《焦的文献价值》、展龙的《焦征引文献考》、胡永容和杨波的《焦与》、展龙的《论焦的史料价值》，展龙的《焦的编纂及版本流传》，由此可见，《献征录》研究时间和作者都很集中，研究方式一般都是作者从文献考据学入手，对其文献、史料价值、版本流传、编纂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没有多少突破，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都很传统。
焦的《俗书刊误》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虽然这部书学术价值极高，可是现只有《研究》、李彬《前四卷所列俗字的分类研究》、、李焕荣《焦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的成就与失误》这为数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专门研究焦这部著作。这些论文从文字学、音韵学角度对《俗书刊误》一到四卷所收俗字进性归纳总结，就其成绩和失误做点评。
焦三部“世说体”小说《焦氏类林》、《明世说》、《玉堂丛语》，学界对其关注微乎其微，《明世说》已散佚不再赘述，但《玉堂丛语》、《焦氏类林》却值得深入研究。李焯然《焦及其》只将其版本流传、成书经历、与《世说新语》和《焦氏类林》的区别以及取材不加注的缺陷写了出来，强调的是其史学价值。文章于考论中总结自己的观点，只是内容很单薄，论述很浅显，没有把《玉堂丛语》的内在价值挖掘出来。兰伟硕士论文《焦研究》对其成书、版本流布、体例风格、文献征引、及其价值做了深刻探讨。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不仅注意收集官方史料，而且对明人文集、笔记、方志和其它文献等和《玉堂丛语》相关的史料也很关注，意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然而作为焦的“世说体”小说《玉堂丛语》，兰伟却只将其定位于史料笔记，仅从史学角度分析这部著述，显然是不够准确的。胡翠娈《焦研究》以《焦氏类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考论结合的方法把《焦氏类林》放在“世说体”小说发展的长河中探究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小说价值。文章按照梳理研究现状、探讨写作背景、分析分类体例、考论文章选材、分析了小说性最后总结其价值的写作思路，全面分析了《焦氏类林》。但是这样面面俱到的写作模式却忽略了《焦氏类林》笔记体小说的特性，不能很好地表现其文学性。
亢学军《从看焦的文献考据学成就》从焦考据学思想入手结合晚明学风地演变得出焦考据学的得与失。史振卿《研究》拓展了前人研究成果，打破前人只是关注《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等史学代表作的传统，从《焦氏笔乘》的史料考据学成就和《焦氏笔乘》中关于《史记》的讨论，来探究焦的史学成就。作者这种从小处着手，面向多方位的研究方式值得提倡。陈瑞芳《从看焦文献考据学研究》，开拓研究领域――《焦氏笔乘》中有大量诗歌考证与医方辑录的条目，但目前研究资料表明，关注者甚少，所见焦考据学研究的文献中，只有林庆彰先生《明代考据学》和李剑雄先生的《焦评传》中有就《笔乘》中的诗歌考证进行论述，而述及 医方者仅龚仕明《焦氏笔乘医方杂识》。③作者从《焦氏笔乘》中，焦考订诗歌、辑录医方两方面来进一步讨论焦考据学成就，据此全面探及《焦氏笔乘》中所反映出的焦反对空疏学风及学术经世的文献考据学思想，以及考据实践在晚明学风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心学的绝唱，实学的序曲――焦学术思想
焦生于古学复兴运动之后，再加上江南深厚的文化传统，从小就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养成博览多识的习惯，“传癖书，成于结发”④，并注重经学，“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焦学问分为两种：一种是心性之学即会通派王学，一种是经世之学即各种实用的知识学问。
向燕南《焦学术特点及史学成就》写焦的学术特点主要论述了焦的史学成就，焦治学博而精审，正可谓“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③蔡锦文《论焦的哲学思想》从尽性命之学、“百姓日用为道”的泰州学派特质、禅学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四方面来写焦的哲学思想。张学智《焦的和会三教和复性之旨――兼论中国文化的融释精神》文中主要阐释了焦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他的思想，是泰州学派中精英一脉与当时学术思潮相融合的产物，焦的思想和学术鲜明地体现了融通儒释道的特点。因此才有人说焦“不仅是提供了明代的新儒学，而且提供了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④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中有“焦的儒释道三学”一章，对焦的分析代表了焦研究的新水平。张学智综合考察了焦儒、释、道三教思想，并将前人一直忽略的问题――焦的“礼”即“理”的观点给出合理解释，他认为这种形而上的解释角度很新鲜，在同一时代很少见。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沿着前人的研究方向――焦与性灵文学的思潮的关系开始探索，一方面考察焦的自身思想、学术的形成及其内部的关系，揭示焦在思想史上的典型意义，另一方面，以焦为中心，通过考察他的思想渊源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交往，研究焦与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虽有会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却没有接受当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思想，可见焦的会通思想并非没有疆域。焦对佛教是抱宽容吸收态度的，是一位著名的三教归一论者，写过不少谈佛的文章，散见于《澹园集》、《焦氏笔乘》中。谢京恩的《焦与佛教》，首次对焦的佛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将焦定位为心学家中的佛教居士，此研究对焦与佛教关系的探讨大有裨益。施锡美的《焦庄子翼研究》一书借焦《庄子翼》一书，阐明焦融通儒、释、道三家的具体内涵，但因对焦《庄子翼》一些基本思想的误读，如焦对郭象注看法的认识，使得文章的结论有所偏失。
龚鹏程《晚明思潮》一书有一章专门论述焦，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证焦在晚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焦的道家思想。白静的博士论文《焦思想研究》详细阐明了焦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并在整个思想大背景下谈他的文学思想。作者关于焦道学研究是在龚鹏程所论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焦的文学思想，主要是探讨焦的性灵说和诗学观。黄熹《焦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深入讨论了焦思想里知性与三教融合的关系及三教会通的依据这两方面的问题。黄熹基于对焦思想的考察和对理学背景中“尊德性而道问学”问题的分析，可发现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焦与儒学自身均存在误读。黄熹还分别从《老子翼》、《庄子翼》为出发点研究焦，更为焦三教会通思想找理论和逻辑根据，对焦思想研究极为透彻。吴正岚《焦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由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可以考察明代中后期汉易学发展的思想资源。焦《易筌》对吴澄易说多有吸收亦有自己独特之处――以汉代文献为考证的决定性依据。
这些研究焦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论述其会通思想，或深入或浅显，都阐述了焦对“心学”孜孜不倦地追求，融通儒释道的特点，焦史学经世的天下情怀、易学的学术意义等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可以说焦学术思想深邃博大，值得更多学者探讨。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剑雄，《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M]，上海古箱出版社，2007
[3]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5] 容肇祖.焦及其思想[J]，燕京学报，1938（23）
注解：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2页。
②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D]，2005。
③ 何满子《焦与》[A].见《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④ 陈瑞芳，《从看焦文献考据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⑤ 焦，《澹园续集》卷五《答薛鸿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56页。
⑥ 焦，《澹园续集》卷一《刻两苏经解序》，第750页。
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27日至30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160余人及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向会议提交130余篇论文。从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及书面发言（论文）来看，涉及中国文论的各个层面。
一、对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文论的见解
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蔡宗齐《先秦汉晋言实之论与陆机刘勰的文学创作论》认为，陆机、刘勰的创作论是从先秦汉晋言实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贡献是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理论框架，它也是辨别和描述创作过程不同阶段的复杂的精神和语言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反思了陆、刘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和美学发展的影响。武汉大学曹建国认为诗的本事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诗歌解读方式的文学批评价值；一是作为一种故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陈伯海《为意象正名》指出：意象即表意之象，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陈允锋《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风骨观述论》指出，风骨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范畴。他将诗歌风骨理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一是情感类型，二是作者的本源功夫，三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形式技巧。戴景贤《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本质及其玄学基础》探讨了刘勰以文为德涉及的哲学体系，依“几”、“神”说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与其导引产生的文学本质论以及其所涉及的艺术论议题。董乃斌《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歌叙事论》认为其叙事观在以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叙事、抒情对举的概念确认；对咏史诗叙事成份的辨析；对杜甫、白居易的叙事分析。
黄霖《文学名著汇评本的文学价值》指出，文学名著的评点主要是关注名著的文学性，汇评的优势是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百家争鸣的特点，有助于真知灼见的形成。黄仁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说》探索了文学通变说形成的思想基础、刘勰构建的文学通变理论及文学通变理论的影响。李建中《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谱系》追溯了中国古代文体学之起源，建构起以“用”为华实，以“言”为主干，以“体”为根柢的理论谱系。刘畅《从刘勰与“时流”的社会距离观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若离若即的边缘性状态是刘勰与时尚主流的距离，导致了他思想意识尚北，审美趣向宗南，因而对变新与复古通融折中。刘疏影《宗炳绘画美学理论命题“应目会心”探微》寻索了“应目会心”的基本内涵及其影响，认为它在中国绘画理论及美学思想中具有奠基意义。杨明《读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志疑》对汤用彤魏晋文学原理出于玄谈并不认同，指出哲学对文学是有影响的，但应厘清影响的范围、程度，研究这种影响决不能离开文学本体。二者的关系是从文学到哲学，而不是从哲学到文学。王定璋《孙绰的鉴人与品文》指出，孙绰长于鉴人，往往紧扣所论对象的本质特征；品文则与文本紧密联系。邬国平《诗歌曾经被这么解读》探寻了文字狱与自由释义的关系，认为凡涉及文字狱的作者，其作品在接受史上一般都会“被文字狱化”，这是自由释义的恶果。
二、对魏晋南北朝以降的文论研究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影响颇大。顾春芳《近年日本关于〈文镜秘府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其版本、传承，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书中汉字音的研究等问题提出见解。查屏球对元明“和唐诗风”源流进行了考辨剖析。陈咏红、利敏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陌生化程序值得探索——它使李商隐的诗歌具有朦胧化和多义性，用典和结构都散发出陌生化的美感。代迅《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认为，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中国文论面临深刻危机，必须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和点悟性的局限。丁放、甘松认为词集的笺注、点评是值得研究总结的文论形式，二者既有区别和侧重，又互相交叉联系，构成词学铨释学的重要内容，对词集传播接受、词派形成意义重大。
邓新华《妙悟与活参》，对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进行探析，指出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文论家的妙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诗学解释学结合，提升了诗学理论。胡传志《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内容上元年轻气盛，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体会，教导他人。对论诗绝句，戴成就逊色于元。元成功发掘论诗绝句体系的体制潜能，超越了杜甫《戏为六绝句》，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杜桂萍《序跋题词与蒋士铨的戏曲创作》认为，透过序跋题词可以深入理解其戏曲观念，推究其创作心态与艺术追求，值得深入研究。房瑞丽《明代〈韩诗外传〉评点论略》认为明代对《韩诗外传》的研究形式多样，成果丰富。其特点是围绕义理阐释、文学鉴赏及对比校勘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在《韩诗外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爱和《剑气箫心龚自珍》指出，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特征是留心古今而好发议论的激昂慷慨；而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等，则被、时期新一代志士仁人所继承延续。龚的书生意气、剑气箫心，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行为情感的凭借范型。
黄念然《论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指出，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是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全桂台《明代文学书信探究》则从另一视角挖掘了文人书信中的文学精神与审美趣尚。刘再华《李慈铭的骈文理论与批评》指出，李认为“惟文之有偶与有韵，同皆文章本质”，并根据用偶、用韵、用典及辞藻风格的不风，以中唐为界，对中唐以前的骈文基本上予以肯定，对盛唐以后至清以前的骈文则整体上持贬抑甚至否定的态度。吕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化》寻索了小说概念的萌芽、分化、演变并趋于定型的历史过程，颇具条理。
罗剑波对陈深《楚辞》评点的研究、罗书华对欧阳修“六一风神”的探讨、马卫中对清人辑清诗总集评点的考论、彭玉平对与王国维的艺术结缘的梳理、邱奎对《黄侃日记》论诗语辑的探索、阮国华对唐寅魅力的思想渊源的挖掘、石玲对袁枚“性灵”说与传统诗学的分歧与冲突的阐解、孙蓉蓉对“诗妖”说的剖析、王基伦对评点学的笔法研究、王靖宇对阿伯拉姆斯的艺术四维坐标与中国文论的比较研究、王钟陵对汇通中西古今而建构文体学的倡导、徐艳对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新解、杨焄对言为心声和言违心声的探索、袁济喜对应劭《风俗通义》的新探、周兴陆对宋学背景中的诗歌鉴赏论的考辨等，均持之有理。本届研讨会可谓新见迭出、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 学术背景 精华本 阶梯
[分类号]G256
《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之洞《书目答问》和《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以《南宋文范》为必读书，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阅读，《南宋文范简编》作为《南宋文范》的精缩本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笔者收集该书的有关资料，只看到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校点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简编》；其他介绍《南宋文范简编》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编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绍，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为此，笔者决定撰文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一系统评介。
1.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基础
《南宋文范简编》，既是“简编”，自然不是鸿篇巨制的大部头，但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这又为其良好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参编者学术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简编》在选编之外，还有选评者张相所加的评论，整部简编由姚汉章阅订过。其选编、点评、阅订者都有很好的学术功底。
原编者庄仲方(1780―1857)，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五年举人。同年，授中书。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乡，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楼，藏书近5万卷，闭户著书，善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选家、著作家。他编选的诗文选本除此书外，尚有《金文雅》、《碧血录》、《古文练要》等。可见其藏书之多，他对所藏图书的整理也很有贡献，《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图书的一大杰作。
选评者张相(1877―1945)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研究，其《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或采用自证的方法，以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或采用互证的方法，诗词曲彼此互证，详证博引，溯其流变，并注释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还著有《古今文综》、《春声集诗文稿》，张相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张相的学术造诣精深，对《南宋文范简编》所选作品的点评精当妥贴，时常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为文的要旨很有价值。
阅订者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史专家，与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等同为现代著名学者。编著有《古今尺牍大观》、《历代名人尺牍分类选粹》、《古今文综》等。《南宋文范简编》经他阅订，学术上自然更为成熟。
1.2 《南宋文范简编》立意高远
《南宋文范简编》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远的。因为《南宋文范》乃是上继吕祖谦《宋文鉴》的学术传统编辑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鉴》的编者吕祖谦承袭了宋初很好的学术传统。据郑永晓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诗歌流变与南宋学术发展有很大关系，作为宋代吕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吕本中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该书的编纂又有很大影响。吕本中是吕祖谦家学渊源的重要源头。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份，他在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在文艺思想和观念方面也能积极吸取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遍参前人、注重活法、有为而作等特点，这对吕祖谦也有很大影响。同时，吕祖谦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除有家学渊源外，还有各种学派和师友的交互影响。这两点，使他主编的《宋文鉴》能够遍选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吕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吕祖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选编《宋文鉴》，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评时政阙失”的作品。这更增加了《宋文鉴》的社会意义。这种追求正是由吕本中所传承的元学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也使《宋文鉴》更具哲学品质和社会意识。《南宋文范》的编者庄仲方能够师法吕祖谦的《宋文鉴》，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学术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南宋文范简编》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决定了《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简编》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其他文章选本的。
2.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
《南宋文范简编》虽是前人所编，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精华，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选本的阶梯
《南宋文范简编》是《南宋文范》的精缩本，《南宋文范》则是为数不多、又有较大影响的南宋诗文总集之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文总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鉴》的力作，而《宋文鉴》的基础则是《宋文海》。从《宋文海》到《宋文鉴》，再到《南宋文范》，这几部选书都十分浩繁。《宋文海》有120卷，“右皇朝江畋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宋文鉴》则有150卷。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分类和编排大致上与《宋文鉴》相同，卷一与卷二收南宋(赋)40篇，卷三与卷四收(骚)、(乐章乐歌)、(四言诗)、(乐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体诗>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编收文40余篇。卷首还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陈东、辛弃疾、谢枋得、家铉翁、邓牧、谢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书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书260余种，取材面较广。可见，即使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也极为浩繁，阅读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简编》的选编者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苦心选编《南宋文范简编》的。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础，所以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这就是《南宋文范简编》独具的学术价值。
2.2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献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南宋文范简编》虽“简”，却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载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传，倒是在文选中保留了他们的若干作品，文选反
而成为唯一或重要的资料。所以细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选中发现新资料、找到新课题。如《南宋文范简编》“奏疏”类选有杨万里《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对杨万里，我们一般只知其为诗人，不知道他还有这类奏疏。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虽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著，但作者仍然强调“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对杨氏奏疏类政论散文论述不够详细。事实上，杨万里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政论性散文，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奸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杨氏这两篇《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只有《杨万里集》和《杨万里集笺校》、《全宋文》等非常专业的书里面才有，《南宋文范》当然也收了这两篇，但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的《论选法疏》就是法律界专业研究“选法”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读到。因为一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读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可能通过《南宋文范简编》读到杨氏的《论选法疏》，从而发现历史上研究选举问题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选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时代原因，南宋文学在宋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为宋文学的代表，可是，作为重要宋文选本的《宋文鉴》和《宋文海》，都是对宋代文学兼收并蓄，专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这两种选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远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赖《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对学习和研究南宋文学而言，作为《南宋文范》精选本的《南宋文范简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虽然《南宋文范简编》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与其他文选有异同，但为文典雅、文质兼备则是共有的特点。阅读这些篇章，不仅能增长文学的知识与见解，而且还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张拭《谒陶唐帝庙词》“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为兮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叙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其结句“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远，很有审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简编》，这样的作品就更易为一般大众所欣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选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与智慧精华的重要参考
宋朝在军事上虽然较弱，但这是由唐以来特殊的社会动乱使宋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军事统帅的兵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这一切最初的根源，则在于宋朝政治的开明。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这几大政策，可说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最开明的大。政治的开明，使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包拯却视而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动世界，万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时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南宋最后亡于蒙元，这当中也有我们不得不记取的教训。这一切在《南宋文范简编》选录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南宋文范简编》卷一收有袁说友《论养士大夫气节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袁说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宁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著有《东塘集》，编著有《成都文类》。又据《宋史翼》，我们知道，袁说友有才识，有胆略，忠于国事，他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时弊，发扬正气。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绍兴末迄今，宿将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进后生想献身而无门路，朝廷应令内外将帅推举，凡武艺高超、谋略深远、熟悉兵法有志报国者，经考察后予以试用。如所举不实，推举人要重加黜责。宁宗即位，韩胄专权，群小阿附。朱熹、彭龟年等因劾韩胄而获罪，袁说友不畏强横，上书阐说：养正气、励风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设台谏给侍之官，就是要凭公议、纠官邪，杜绝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议；公议则气节立，气节立则惰者勤、私者公、贪者廉、怯者勇。不久，宁宗御批罢去朱熹。袁说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论奏都是爱君忧国之言，一旦被罢，何以服众?并申明：“臣等区区所论，实以国体有关，非止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们知道袁说友确有一腔浩然正气，其《论养士大夫气节疏》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他这篇《论养士大夫气节疏》也只有在他的《东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会去读《东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简编》，我们才更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简编》还饱含着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着大量治国、兴邦、为政、抚民、理财、处事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对这些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为今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我们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现代社会病越来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掘和光大古老的东方智慧尤为重要，或许它就是针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如卷一第三十七页又收有叶适的《论纲纪疏三》，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说“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乎!”其文气浩荡之中，实有超绝寻常之智。此等文字，对于升华我们今天之“为天下者”的智慧，当然也是很有益处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文范简编》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看，这的确是一部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十分高远，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又能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础的南宋文学的选编本。此书中华书局在1922年(民国11年)又出过铅印本，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因此，《南宋文范简编》无疑也是十分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南宋文选中的精品，她不仅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南宋文学、南宋文献史学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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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关键词：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原因
王先谦， (1842年－1917年)字益吾，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 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编有《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续古文辞类纂》等。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姚鼐所编纂的，他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指斥考据的汉学家舍本逐末。而王先谦作为一名经学大师，却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这本书出现在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原因，二是王先谦自身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作家是社会中的一员，因此，作家思想的转变与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学思潮、文坛现状等都是促使王先谦思想转变的几个因素。
(一)社会背景。
王先谦生活在清朝末年，运动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天平天国运动宣传的“拜上帝教”给经学家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使王先谦的思想也受到了较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农民战争的社会现实，深刻地体会到以章旬训诂为主要内容的考据之学相对来讲是脱离社会经济事务的。因此，他对具有维系世道人心作用的义理之学开始有了较高的重视。他所关注的视角逐渐向宋学转移，希望能够通过宋学来挽救衰败的文坛。
(二)文学思潮。
之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促使“经世致用”的思潮广为传播，在文学领域，于桐城派传统的“义理、考证、文章”之外，有意突出了“经济”，以其“经世致用”思想有力地拓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这对于近代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经世致用”成为清人编选的清人古文选本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宋汉合流”已经成为当时的学术发展基本趋势。顾炎武在清初就提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的汉学家胡承珙也提出：“治经之法，义理非训l诂则不明，训l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实相资而不可偏废。”运动爆发之后，经学家们开始对能够维系世道人心的宋学重视起来，因此，许多经学家提倡“汉宋兼采”。虽然他们实际上还是提倡经学，但他们也很注重以宋学为主的古文。
从王先谦所选的文章种类中，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这一思想。在《续古文辞类纂》中，王先谦按照《古文辞类纂》的编写体列，按文体分类编纂，但奏议、说、诏令，颂、辞赋等几类没有编选。
(三)文坛现状。
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文坛现状：“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辗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
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文坛现状，王先谦发出这样的疑问：“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祓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很显然，王先谦是以“有志之士”、 “有心世道君子”自居的，他想为振兴文坛的萧条现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怎样才能更好地影响文坛呢?选择宋学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却不能仅仅依靠自己写作。因此，他想到了对清代古文有重大贡献的姚鼐，想到了姚鼐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于是，他就接着往下选编桐城派作家的古文。
二、作者自身原因
一个作家思想观念的转变，除了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关外，他自身的性格和观点也是影响其思想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作者的自我觉醒。
既然汉学不能够改变社会现状，不能够“经世致用”，那么，王先谦自然就会想到用宋学来挽救人心，挽救世道。宋学之长，在其对于思想领域的推进。因此，王先谦就开始注重宋学，注重具有代表性的宋学代表作家――姚鼐。姚鼐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古文辞类纂》，如果对其书进行续作，并将桐城派的后进文人之作选编出来，这不仅是对桐城派的贡献，更是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从Ⅸ续古文辞类纂序》中可知，王先谦对姚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桐城派古文也很重视。他提到姚鼐时十分敬重：“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与醇雅。”他对桐城派古文的盛行进行这样的描述：“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循声企景，项颌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
(二)作者对于“文派”的看法。
对于当世所赞扬的“桐城派”或“阳湖派”，王先谦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有“文派之说”。这个观点与姚鼐正好是相反的。姚鼐之所以编纂《古文辞类纂》，就是为了建构桐城体系，建立桐城文派。因此，王先谦可以通过编选《续古文辞类纂》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王先谦虽主张学习桐城派的古文，但却反对“文派”之说。“自惜抱继方、刘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后又叙述“阳湖派”的创始人恽敬和张惠言是受了刘海峰门人钱伯垌的影响，然后开始学习古文，最后使阳湖古文发展兴盛。因此，阳湖古文源于桐城古文，而不是自立门户。他认为文派只是“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与!”
王先谦在反对“文派”之说的同时，对桐城古文十分推崇。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他对“桐城派”的认可。在《续古文辞类纂》中，他所选的三十九个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及与桐城派有关联的作家共31人，虽然序中还提到有四人是布衣身份，但这四人中有三人都是姚鼐的学生，由此可见，他还是承认有“桐城派”这一派别的。他反对“文派”之说，只是他认为清代古文派别或是源于“桐城派”，或是没有桐城派文人作品数量多，影响也没有桐城古文影响大。
(三)受思想影响。
在学术上，王先谦崇拜。因主张“融合汉宋”，所以，王先谦作古文师法，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了的影响。他既注重考据，也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清史稿・儒林传四》)
综上所述，王先谦是在看到运动过后，清代文坛出现文化萧条的现状之后，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宋学义理维护世道人心内的作用，想尽自己的努力来挽救萧条的文坛，因此，他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此书不仅编选了许多桐城文派作家的优秀作品，表明作者希望振兴晚清文坛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不应有“文派”之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H]．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关键词：《文心雕龙》 儒学 人文精神 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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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务日语 日本文学史 课堂教学模式
1.引言
日本文学史是研究日本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正如我们为了了解现在和未来而学习历史一样，要想知道日本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很有必要学习日本文学史。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中日经贸往来频繁，很多高校为适应形势发展，纷纷开设商务日语方向，培养商务日语人才。商务、经济等方向课分量加大，传统日本文学课课时量大幅缩减，有的甚至成为选修课，学生精力多放在日语考级和专业方向课上，对日本文学史的学习热情不够，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急需改革。本文拟对高校日语专业商务日语方向日本文学史教学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改革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初步探索。
2.商务日语方向日本文学史教学现状分析
各高校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大都明确规定对商务日语方向学生在高年级开设日本文学史课程，但在实际教学中，文学史课已被彻底边缘化。学生把学习热情转向与市场关系较大、有助于就业的实用性课程，如商务日语、外贸函电、跨国公司管理等，在某种意义上忽略对日本文学史的学习。
日本文学史教学面临的这种尴尬处境，与我国传统日本文学史教学模式不无关系。大部分教师在教授日本文学史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单纯讲授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对自己准备的讲义教案照本宣科，学生只顾做笔记，基本没有教学互动。这种枯燥的教学模式的最终恶果就是不但压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抹杀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因此，改革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3.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模式初探
3.1教师主讲、小组讨论、学生课堂发言的“师生互动”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是任务型、实践型教学法在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在第一节课宏观讲授某一时期文学思潮及代表作家作品，以简明扼要介绍为主，通过图表等形式，让学生有直观的了解。课堂上将学生按照适当人数编组，每组成员5人左右，课下任务就是搜集相关文学思潮流派背景资料和作家作品详细材料，以备第二次课展示和讨论。第二次课让学生发表资料并做出相应的评价，其他小组成员就该小组的课堂发表提出建议，做出讨论。最后由教师对学生讨论的代表性问题加以归纳总结，并从专业系统的文学理论角度传授相关文学理念和批评方法。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传授文学知识，又可以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激发学习兴趣的同时锻炼提高学生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为日后毕业论文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3.2采用“文学比较”的教学模式
日本文学是在多元化文学、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它不仅抹不掉中国文学的烙印，还包含印度、朝鲜、欧美等世界众多文学的影子。明治维新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典型的“汉学”为主;明治维新后受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是以“洋学”为主。所以讲授古代日本文学史时，必须结合中国古代的各种哲学、文学思想进行讲解，毕竟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通过比较，有助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日本古代文学。同理，在讲授日本近代文学史时，必须向学生介绍西方主要文艺思潮和流派，并与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运动结合讲解，因为学生对世界历史都有大体的了解。
3.3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互联网的潮流中。传统教学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不再满足于老师的一支粉笔、教室的一块黑板。各种前卫的教学新名词应运而生，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正冲击着传统教学的阵地。
就日本文学史这门课来说，其在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上有很多工作可做。最简单的就是制作PPT，无论是老师主讲还是学生分组后讨论都能用到，师生双方通过展示形式多样的PPT文件，使讲解和阐述更加直观，音频和视频材料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吸引注意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构建讨论、交流、自主学习的平台，可以采用博客等形式，教师将一些先行研究和前沿动态等内容放到博客上，让学生进行补充学习，学生可以在下面发表自己的感想、提出问题等，还可以通过QQ群、微信群等进行实时讨论和沟通。
4.结语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人学”，对于一个人整体素养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培育学生对日本文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文化涵养和人文素质，不能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高校日语专业商务日语方向日本文学史教学模式急需改革，通过此次改革，希望引起学术界对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乐黛云.名家专题精讲：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