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19:59:36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生成条件；储备货币生成路径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2．逐步开放非居民账户是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由之路。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
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观烈．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陈野华．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新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一)货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货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主要包括财务制度、审核制度、人员岗位职责、现金管理等方面。中小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并未实行财务、会计、出纳等人员分离，为减少成本，中小企业在货币资金管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人多岗、管理混乱等现象，且并未制定相应的财务制度。
(二)外部政策少，融资难度高从整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融资更为困难，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处于发展时期，资金有限，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更大；另一方面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原因造成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资金融通给中小企业。与此同时，政策扶持多向国企、上市公司等大企业倾斜，对中小企业融资多为限制，因此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因而转向高风险、高利率的其他融资渠道，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三)中小企业人员素质低，货币资金管理混乱中小企业因其处于发展的特殊时期，很难招得到高素质人才，再加之创业者多为家族企业的模式，导致整个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来看，领导者水平有限，对财务管理了解不多，甚至忽略了货币资金管理重要性，对财务风险规避不够；从企业财务财会人员来看，中小企业中甚至出现一人多职的现象，甚至由领导兼任，完全缺乏专业的财会培训，记账不规范，职业道德缺乏。
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对策建议
(一)中小企业自身层面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之所以出现种种难题，最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自身内因造成的，因此为改变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的问题，中小企业应从自身层面开始转变：
1、加强中小企业人员管理，提升员工素质人员是中小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保障，因此加强企业人员管理是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问题的内部关键。企业应制定合理的人员管理制度，创新人员引入方式，改善员工待遇，要招得进人，留的住人，对企业急需的高端专业人才采用特殊的人才引进策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解决生活难题，为员工工作解决后顾之忧。
2、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必须将企业内部控制布局到整个财会程序控制过程中，包括审批、复核、收付、记账、对账、清点、盘点等所有点，其中以审批和复核为关键点。多层级地审批制度，专业复核人对用款手续、单证、支付方式等多方进行复核。制定专人不定期对财会工作进行抽查，对不规范存在漏洞的地方进行整改。
(二)政府层面
1、设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官方专门机构政府应成立官方专门机构，增设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成立中小企业基金会,在地方财政支出中设置中小企业科目,安排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企业联盟等服务体系建设。具体可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互助基金等基金，来补给中小企业外部货币资金需求。
2、制定向中小企业倾斜的货币融制度国家在出台相关融资政策的时候，应多为中小企业考虑，将融资申请条件更多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减少中小企业的申请限制，扩大中小企业经营的范围，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同的平等的融资地位。
(三)金融机构层面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制度。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货币资金管理形式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在市场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造成的，因此从金融机构层面来讲，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制度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建立有利于小型企业融资的渠道，保障融资的顺利实施，开辟平台，弥补融资缺失，较少信息不对称，加强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合作。
三、结束语
一、非货币易审计的目标
非货币易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在企业会计报表的审计中，对被审计单位在其报告期内发生的非货币易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再次确认和审核。它不是一项单独的审计，而是会计报表审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非货币易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对此类交易其相关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企业有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法及真实性作出结论，并就其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影响程度发表审计意见。非货币易审计的目标是确认:己)企业确认的非货币易事项是否真实存在;(2)被审计单位所完成的非货币易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3)被审计单位对发生的所有非货币易是否都根据《非货币易准则》进行了确认和计量;(4)非货币易中相关资产的入帐价值及对企业损益的影响是否合理、合法;(5)非货币易及其结果在会计报表中的披露是否真实、充分。
二、非货币易审计的程序
(一)对非货币易重要性的评估。在企业发生的所有非货币易中，注册会计师应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估，以便在确定相关审计程序、时间、范围和评价审计结果时运用重要性原则"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的以货易货，而且交易双方为非关联方的非货币易，即使发生错报或漏报，其性质也不会十分严重，并且由于交易金额通常不会十分巨大，可以认为对会计报表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此类非货币易，注册会计师可只做一般关注。但对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易，以及股权置换、换出股权换人其他资产、用资产换人股权不属于投资的情况等形式的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予以充分关注，并通过专门的审计程序以确认该交易的性质和重要程度。具体来说，注册会计师可以实施以下程序:
1、向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询问，初步了解管理当局对于有关非货币易的经济实质的看法，了解进行非货币易的目的及相关资产人帐价值确定的政策。必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取得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非货币易的解释、声明。
2、充分利用对关联方及其交易审计的资料。由于关联方交易往往建立在非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从而常被用作粉饰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手段，非货币易在关联方之间发生，通常都会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
3、分析非货币易的交易要素的异常情况。交换资产的帐面价值和公允值往往不一致，如果相关悬殊，则此异常现象表明该交易可能会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交易发生的时间、给付条件、处理方式等的异常都可能表明其重要程度。
(二)对非货币易过程的审核。
在评估了非货币易的重要性，对交易事项作出识别后，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重要的非货币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对企业核算和披露非货币易的真实、合理、合法性的确信。通常应当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
1、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沟通，就研发生的非货币易的原因是否合理进行确认。注册会计师应当对交易的属性作出判断，确认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易。由于对非货币易结果是否确认损益，其基础要看交易的盈利过程是否完成，强调的是换人资产相对于换出资产的目的是否发生变化，而这种目的是否变化是由交易双方主观判断的，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对被审计单位发生非货币易的原因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对于按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核算的情况，要确认所交换资产是否为待售资产和非待售资产。
2、了解被审计单位进行非货币易的业务流程和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审阅与交易相关的协议、合同，以确认交易的合法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审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当局的会计记录等资料，查明交易是否由享有相应权限的企业内部机关或人员负责决策和审批。如某企业发生一金额巨大的资产置换行为，注册会计师应通过查阅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会计的记录、询问有关人员等确认该非货币易事前是否经过授权或认可，通过获取和审阅相关交易凭证确认交易资产的所有权归属和帐面价值的真实性，资产价值若涉及公允价值的计量，应索取并检查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结果的确认文件。
3、审阅交易有关的协议、合同、票据及其他有关文件，以判断交易标的价值及交易损益确认的正确性。对于同类非货币易，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在不涉及补价、涉及补价和同时换人多项资产的情况下，换人资产的入帐价值、损益的确定及相关会计处理的恰当性;对于不同类非货币易，应关注在不涉及补价、涉及补价的情况下，当换人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确定，当换人资产的公允价值无法确定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确定，当换人、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无法确定时，换人资产的人帐价值及损益的确定和相关处理的正确性。对于所交易标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对交易资产历史会计资料的查阅、对资产评估的前提假设和评估计算模型及公式的分析等来确认其恰当性。
4、检查会计报表中非货币易及其结果的披露。注册会计师要确认企业在财务报告中是否披露了非货币易，披露的交易类型是否真实，所披露的换人、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以及换出资产的帐面价值是否正确，对计量标准是公允价值还是帐面价值、实现的损益及其归属期间的披露是否恰当、充分。
三、审计结论和编制审计报告时应注意的儿个问题
在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取得充分、可靠的相关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应对被审计单位非货币易作出恰当的审计结论，并确定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一)注册会计师依据审计证据得出的非货币易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数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列示有差异时，应判断该差异是否合理。如注册会计师认为差异不合理，应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被审计单位拒绝调整，注册会计师应将之视为一项错报。如差异在注册会计师认为可接受范围内，则不必要求被审计单位调整。但如果各项同类差异的累积数将给会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各项差异的综合影响。
(二)如果注册会计师因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无法就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的非货币易及其结果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应当考虑发表保留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
(三)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表达审计意见时，要判断有关被审计单位非货币易的错报是否影响了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公允表达。如果没有重要影响，则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有重要影响的非货币易的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不符合非货币易准则及其他相关准则的要求时，庙视其严重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判断时应当运用重要性原则，如属于一般性的非货币易的错报，错报的金额不超过重要性水平，则可认为不影响棱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公允表达，可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反之，则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而对于关联方之间的非货币易，或特殊类型的非货币易，应根据其性质判断，而往往此类的错报足以严重到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正文】
10月15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第四次例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同样是“适度”，这却是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重大转折。由于这次会议确立了新货币政策的基调，央行官员称之为“世纪之交货币政策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的货币政策新的表述是：“针对当前物价连续下降的趋势，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货币供应，支持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会议提出的旨在扩大货币供应的举措得到了一致同意。
已到光大集团任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刘明康没有出席此次会议，此前刘一直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根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刘已经失去了委员的资格。
走出适度从紧的影子
虽然不时受到经济学家们的置疑，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导引，已经度过了6个年头。
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提出，源于1993年的宏观调控。那一年，因为金融形势极度混乱，货币发行高度膨胀，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朱róng＠①基出任央行行长后，大刀阔斧地对金融业进行了整治，稳住了局面。货币政策历来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过程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决策部门更是决定整个“九五”期间都将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专家们对此是有保留的。由于货币政策是针对一段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所采取的对策，因而过早确定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无形中就使人们产生了思维定势。这种定势在遇到许多无法确定的因素时，就显得十分被动。这在1997年以来日趋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7年下半年以来这段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出台最多、操作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取消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比例，连续下调利率，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批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等。但是，这些松动因央行并未明确改变货币政策取向而难于得到市场的认可。
艰难的变迁
从今年初开始，货币政策委员会已经举行了四次会议，但直到新近的此次例会才对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人们认为它反映了决策部门行动的某种迟缓。
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京召开货币政策咨询会议，这是该委员会首次举行这样的会议。一批著名的经济专家如马洪、厉以宁、吴敬琏、刘鸿儒、董辅réng＠②、李剑阁等应邀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对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建议1999年中央银行要继续适应扩大货币供应，防止通货紧缩。专家提议，要综合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适时、适度的灵活调节。
专家的意见并没有立即得到采纳。
一个月之后，在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春季会议上，“稳健的货币政策”一词成为主题。但是，“货币政策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的观点仍然是主基调。观察家认为，这无疑是对那些认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的舆论的反击。市场反应并不积极，人们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实际内容。
在中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始终得不到改善的情形下，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夏季会议于7月中旬在京召开。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下半年要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调节货币供应量。人们从这些话里读到的是无奈。因为尽管央行不断强调要加大货币供应，但实际情况却离央行的初衷相距甚远。
直到秋季的第四次会议，决策者们才面对现实，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令人遗憾的是，此刻，距离年末仅剩两个多月了。
适度扩大货币供应：路有几条？
权威人士认为，在今年末和明年，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择机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无疑是首选的可操作的工具。目前银行要将存款的8%上缴央行，如果能将这一比例降为5%，就会使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大幅增加。
同时，利率政策将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戴相龙在央行分行行长季度例会上提出，要以利率市场化作为长远改革目标，调整利率结构，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据透露，在保持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央行将下调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推广金融机构中长期金融债券。
此外，央行在保持公开市场业务回购的同时，将增加现券的购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将考虑增加债券品种，以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工具。央行还将拓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银行柜台交易债券。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革命。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革命。尽管信息化技术革命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革命，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政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政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政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政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政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1全面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
在经济企稳回升并逐步进入上升通道的过程中，中央银行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兼顾两者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这也对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0年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后，社会各界对货币政策转向的议论增多，笔者认为，对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以及如何执行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在经济回升向好但基础仍不稳固、形势仍然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具体来看：首先，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满足实体经济需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合计，贷款年均增加8.5万亿元，M2年均增长22%，再加上外部环境预期转好、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直接融资规模增大等因素，总体资金环境还是偏宽松的。其次，根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9.59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1万亿元左右转化为企业存款在今年使用，5000亿元被挪作他用，这些资金今年有可能进入实体经济，因此2010年的贷款投放实际上并不比2009年少。再次，随着外部环境好转，贸易顺差的扩大和资本流入的增加都会导致外汇占款相应增多，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最后，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在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超过一半需要在今年执行。综合起来看，流动性整体充裕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资金需求仍会得到充分保障。
当然，在强调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必须适时适度动态调整货币政策，也就是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针对性是针对过去尤其是2009年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009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侧重在宽松，2010年则侧重在适度。应重点使信贷投放节奏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度一些。这就是我们金融部门需要针对性改进的方面和加强的工作。对于灵活性，有人把它理解为“因地制宜、执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央银行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实际上应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动态调整；二是要把握货币政策从非常态转向常态这个过程中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力度；三是要合理搭配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型、价格型以及管理型工具等。2009年底至2010年初，人民银行已经按照上述要求开展了一系列调控工作，市场反映积极。
2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具体到中央银行分支行，就是要围绕“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结构调整、风险防范”的总体要求，更加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一，应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要使信贷增长与地方经济的规模、效益、质态和水平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增长，保持合理充裕。以江苏为例，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长34.9%，这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超常状态。应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超常投放对提振信心、稳定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在危机逐步消退后，需要将信贷投放由超常投放逐步向常态引导回归。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来看，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长、投资增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在2009年的特殊情况下，贷款增速比投资增速快了10个百分点以上。当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后，两者的关系也将向正常水平回归。
第二，应保持贷款投放节奏平稳。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节奏平稳要防止大起大落，特别要防止前松后紧、前增后减。均衡不是绝对的，但大起大落一定不是均衡。前面爆发性增长，后面贷款收缩，这就是大起大落；前面金融机构送贷上门，后面广大企业申贷无门，这也是大起大落。从区域的角度，只要保持在全国的占比和历史上的时序占比基本平稳，就不能算是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节奏平稳也绝不是季度间或月度间的平均分配和强制拉平。平稳是符合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规律的均衡投放。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各类企业生产经营规律和变化趋势，在追求金融机构自身利润与适应企业生产经营节奏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应实现信贷结构的稳步优化。2009年信贷投放结构中基础设施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较多，这与当时民间投资不旺，需要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来恢复经济增长信心密切相关。随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逐步恢复，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结构和信贷结构面临的调整压力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目前，从短期需求角度分析，综合看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财政收支，2010年全国经济增长8%以上的希望是很大的；但从中长期生产函数分析，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劳动力素质、管理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提高缓慢，这是结构失衡的要害所在，也是制约我们长期较快发展的核心所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担当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信贷结构要着重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投资项目向民间投资项目转变，二是从基建项目向产业项目转变，三是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中长期贷款对新开工项目与在建项目的投放比例问题，应保持合适比例。这样做，一方面是不希望留下“半拉子工程”，如果不继续支持在建项目，不仅会造成“半拉子工程”，而且对前期投入的资金也是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不希望把固定资产的盘子撑得过大，新的要投，老的也要投，但盘子总是有限的，所以在新老项目之间要有个配比。另外，要紧密结合实际。2009年开工的项目主要是政府引导的项目，大量是基础设施；2010年民间投资开始复苏，产业项目投入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因此，不是说老的项目都要支持，更不是说新的项目都要加以控制，而是要看方向、看效益、看发展。
第四，应加强对潜在信贷风险的防范。当前，金融体系显性的风险不大，但金融领域中存在的潜在风险需要予以密切关注，主要是流动性过剩、信贷总量持续过大、资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强化、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提高等。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尽管银行业坚持“有保有控”的信贷原则是一贯的，但也有部分银行受利益驱使，没有很好地控制对有关领域的信贷投放。从长远发展考虑，需要认真审视信贷快速投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从大周期视角，需要积极防范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和产业调整周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预防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在后危机时期，“有保有控”的信贷理念尤其需要强化，必须始终坚持“绿色、低碳、高效”的原则，严控信贷资金进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的行业，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
3加强重点领域的监测分析
监测分析是金融调控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宏观政策动态调整的基础，也是正确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基础。2010年，金融宏观调控面临十分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与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权衡中，经济金融形势可能会异常复杂，货币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问题、困难有可能多于往年。从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角度，根据政策调整和形势的最新变化，应在四个方面加强监测分析，抓住动态变化，加强数据分析，立足国际视野，拿出有说服力、有份量的监测分析成果。
一是关注在货币政策动态调整过程中，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趋势。要充分利用现有调查资源，针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建立不同时间跨度的连续性跟踪调查制度，根据今年政策调整频率可能加快的特点，加快数据和信息收集频率。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发挥立足一线、贴近市场的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沟通，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掌握并反馈一手数据和信息。
二是关注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变化。研究不同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变化对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信贷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影响；分析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研究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对商业银行信贷及产品创新的影响。
三是关注通胀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目前从总体来看，全球推动物价上行的因素要大于推动物价下行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现在差不多比低位时翻了一番。我们国家对大宗商品需求非常旺盛。如果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持续上涨的话，必然会通过进口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影响。其次是我国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正在推进，这些改革也会在客观上强化居民的通胀预期。再次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仍处高位。今年1月份M1增速为38.96%，M2增速为25.98%，这两个数据都处于近10年的高位。再加上史无前例的低利率环境，客观上也容易滋生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点，重点关注资产价格、消费价格、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研究通胀预期的实现机制和表现形式，未雨绸缪，有效规避经济金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四是关注结构调整。就江苏而言，当前已总体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正加快融合。在经济提档升级的过程中，作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支持、配合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中，动脑筋、想办法，对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进行积极研究，对金融支持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使信贷投放既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又实现自身的增量优化和存量调整。
4在业务创新和深化改革上下工夫
改革创新是各项工作的活力之源。今年，尤其应在六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尽管2010年的信贷增长目标略低于2009年，但对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创新市场机制、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分支行的角度，要围绕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开展工作。加强对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融资券、集合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产品的推介宣传。
二是加快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目前，江苏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房地产投资信托试点已经在积极申报过程中。下一步，要做好试点制度的学习、宣传、解释和培训工作，与各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协作，保障试点的顺利开展。对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要认真研究新办法、采取新措施，为进一步完善试点制度提供支持。
三是提炼推广各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机制、产品、机构创新成果。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已经将2010年定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年”，并计划通过开展创新产品推广、创新服务推介和“征信系统试验区建设”等系列专题活动，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四是完善机制，继续推广商业承兑汇票。面向县域骨干企业，以再贴现作为引导，进一步发挥商业承兑汇票在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方面的作用。要借助“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逐步拓宽商业承兑汇票的使用范围。
五是积极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农村金融始终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重要领域，要对安排春耕备耕和扩大涉农信贷资金不足的县域金融机构法人，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及时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支持。要运用支农再贷款工具，支持辖内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强支农资金实力。大力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设立，加强在利率定价、支付结算、征信服务、外汇管理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
六是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正向激励作用。扎实做好专项票据兑付考核后续监测工作，对已兑付专项票据的农村信用社要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加强后续监测考核工作。对经过改革，经营财务状况明显改善、支农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的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涉农投放比例高，资金相对不足的农村信用社，优化支农再贷款的地区分布，提高使用效率。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重大问题的专题调研，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动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进省联社履职方式、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构建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问题等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5协调各方形成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合力
执行货币政策是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但绝不仅仅是靠人民银行自身力量可以独立完成的。做好货币政策执行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形成工作合力尤为重要。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货币主义”一词最先是由美国货币主义者卡尔·布朗纳提出的，其中心命题是认为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价格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惟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也的确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而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战后“繁荣”景象。在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实行了好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64年，大量削减税收，使社会经济从衰退中摆脱出来，增加了社会就业。但是，好景不长，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至八十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这种现象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于是，西方经济学界在货币理论和政府官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观点有了显著的改变。在理论方面，更趋向于早期的货币数量学说，强调货币的资产功能，而不是强调其交换媒介的功能；在政策方面，重视利率与信用可能量的政策被放弃，而趋向于管理货币数量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一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一种富有创新精神的重新表述。
正是在这里，弗里德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主义的发展，是以早期货币数量论与凯恩斯主义流动偏好理论相混合为特征的，但它重新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同时竭力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实行的固定汇率制，积极主张通过市场的自由活动以实现有伸缩性的汇率。
2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基本理论观点
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早在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中就认为。正如我们所知，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历史上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把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数量论”在二三百年前就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休谟是这个命题的早期解说者。在休谟看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金属、纸币）总量决定的，所以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总量，就代表了流通中所存在的商品总量，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货币总量减少了，那么全部商品便以较少量的货币表现出来，即：首先，一国中的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其次，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着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增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第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
货币主义的中心论题是：货币至关重要，货币供应的变动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动，而且是影响这些变动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作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即货币供应量按照4%-5%的固定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现代货币主义是从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是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那里移植而来的，如萨伊定律、自由市场均衡论、货币数量论等也并非什么发明创造。美国希伯来大学的帕廷金用周密的方式重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和许多他过去的学生提供了货币数量分析的框架，使人们能够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制约收入变化这个命题进行实证的检验。
3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它使现代货币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极致。1950年，弗里德曼公开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现代货币数量论不像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固定的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情形来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货币数量论一方面论证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中说明的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认为货币存量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强调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凯恩斯主义流动偏好理论中关于货币需求不仅取决于利息率，也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的看法。关于现代货币数量论所要阐释的问题，弗里德曼有过如下表述：首先，在区分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同时，强调货币数量论是反映货币需求的理论。弗里德曼曾多次申明，货币数量论“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的理论”。其次，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利率变动的复杂性，具体阐明了货币传递机制的形成过程。
4现代货币主义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要求，尤其在当前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前提下更是如此。从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与借鉴。
4.1必须正确认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货币供给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经济发行与财政赤字发行。当货币的发行量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时，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当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流量或因财政赤字要发行货币来弥补时，就会因为这部分货币没有物质保证而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发展使进入流通的商品增加，一方面要求有一定增量的货币投入，否则货币供给过少不利于流通；另一方面，又防止超经济发行货币所带来通货膨胀的不良后果。
4.2宏观经济调控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协同配合货币主义所主张的“单一法则”货币政策，以及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不能单独起到控制通货膨胀、抑制物价上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做出“相机抉择”，才能起到综合积极的调控经济的作用。如果过度控制、大量削减货币供给，势必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滑坡；如果采取高赤字财政，大量发行货币又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使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
4.3把握好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度”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过热和工资改革等原因，国内贷款增长率、现金发行量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货币发行超量，零售物价指数居高难下，这是今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能“急刹车”，搞“一刀切”，否则会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滑坡。就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而言，在总量上应继续保持一定的调控力度，抑制不合理的需求膨胀，工作重点应放在结构的调整上，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以及效益高的产业仍要增加投入，促进社会有效供给的增长。在宏观上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控制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度增长，使之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合理的比例；加大对农业及基础产业的投入，缓解“瓶颈”效应，增加有效供给；采取措施消除国外资金的短期套利行为，缓解由于国家外汇储备过度增加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把好货币这一关的同时，应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筹集发展经济的资金。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①发行国债。它有利于吸收国内外资金，只要发行数额相当，按时偿还并用于生产，国债是不会成为政府的大包袱的。②吸收个人投资。它一方面有利于聚集闲散资金，另一方面可抑制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膨胀。③利用外资。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趋向稳步发展，通货膨胀有所下降，可望控制在15%左右。但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信贷规模与货币投放额，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现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又争着上项目，仍然存在投资过热。这样，国有银行就要保持冷静，不能用过量发放贷款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应当注意直接融资、民间融资和社团办公司对金融的影响。目前出现的证券热等等，不能让其自发盲目地发展，应加以正确引导。总之，对当前的经济回升，物价平稳回落不能掉以轻心。中央银行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强对信贷规模管理，积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和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上文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了我国1999年~2014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性，可以得到如下的主要结论：1.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同向变动效应，这是因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传导机构使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会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即财政支出增加，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带来的对扩张的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从而两政策显示出存在较强的协调性。2.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同向变动效应是不对称的，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强化作用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强化作用，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可能引起财政赤字。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存在同向变动效应，表明两者协调配合的同时会损害各自的独立性，互为对方的政策成本，当经济处于滞涨状态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领域。目前我国进入改革深水期，在进一步强化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进程中，打破二元经济体制，调节市场经济结构，财政收支可以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具，通过区别对待不同产业的方式，调整财政政策的支持方向与力度，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而货币政策则可以用来控制经济总量，避免局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防止其对财政政策的削弱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统一目标、协调作用、各展所长，更重要的是不断解决固有的传导机制不通畅、体制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在重视与尊重经济规律和微观传导机构的基础上探索两者协调配合的长效运行框架和制度安排。
作者：袁卓群杨汇潮秦海英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