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07:03:59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经过一段时光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联系当前我的所见所闻，的确有很多感触，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真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国家的实力一天天比一天强。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屈辱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是一个个的不平等的条约，最后的《辛丑条约》彻底把中国打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之后又是军阀混战，至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各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100年过去了，但大家都就应清楚;
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选取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透过学习，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发动，在动乱的年代为人民开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一批元帅运筹帷幄，再无数个不眠夜的灯下统领大军为百姓作战。工农红军从1928年起，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结合了不怕死的爱国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只为革命的胜利。最难忘的是红军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
铁索桥在险，同样能够征服;
饥寒交迫再苦，同样能够忍受。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但是我们最终以一支部队的名义克服天险，走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程上，只要回首长征就点燃了一种精神，照亮了一个民族，我觉得，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长征将会是一首精神之歌，不断唱响耳畔。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有多少屈辱、又有多少抗争。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鸦片打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从此，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财富任人掠夺、文化任人摧残，人民任人宰割。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多少爱国志士梦寝难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地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但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拯救中国，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的无限憧憬，只能是一场空梦;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能拯救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三个月便夭折，黑暗仍旧笼罩着中国，“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人们盼望着、等待着。 终于，在一个杨柳轻拂的七月，从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天际升起的朝阳。历经沧桑的祖国，如同沉睡的雄狮，在您耀眼的光芒下，猛然睁开了双眼。秋收暴动的长缨，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岗山头的号角，万里长征的战歌，是伟大的党啊!我们亲爱的母亲，您高擎镰刀斧头的旗帜，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遵义会议的曙光，抗击日寇的胜利，西安事变的调和…… 您用超常的智慧，挽狂澜，拯万民，定国运……国共的几度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工农红军的改编等等…处处显示您：博大坦荡的胸襟与酷爱和平的真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的红色政党，您以非凡的魄力，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缚苍龙，把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上空。 是您带领中国人民扫荡了土豪军阀，赶走了日寇列强，覆灭了蒋家王朝，焚毁了一切专制和腐朽;是您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天下，从农村到城市，从弱小到强大，以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是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缔造了不朽的红船、井冈山、长征、抗战、延安苏区等红色革命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忠报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政治本色，为当代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开创美好未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难忘98抗洪魔，03抗非典，1.25南方冰雪，3.14打砸抢，5.12汶川地震和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等灾难，是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天灾人祸。事实雄辩的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最爱国，中华民族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是一个冲不倒、压不垮的民族。 建三峡，修大坝。办奥运，世博会。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澳回归，神舟飞天，航母下水等，从南沙到北疆,由陆海到天空,都彰显出大国、强国的形象与风范。 “反四风，照镜子。打老虎，拍苍蝇。”严肃党规，严查违纪。在查处xxx、郭伯雄、徐才厚等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中，不论职位高低，您决不手软。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打赢脱贫攻坚，聚焦乡村振兴，是您光辉的旗帜，指引着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人民的生活才能从饥寒交迫到解决温饱，再到逐步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才变得更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奋斗历程让世界瞩目，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即将实现。 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岁的生日。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我们重温党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荣，才能去伪存真。不忘本，才能更好的传承先辈志。党员的责任在肩头，使命在岗位，奉献在本职。我们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努力争先创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对广大干部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全面开启伟大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叙述脉络，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全面地学习党史、了解党史、用好党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为新时期新征程写下“精彩注脚”。
学史则居安思危，回顾走过的路，党史正如明灯，照亮脚下前行道路。以史为鉴，就是要学会在“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无论是伟大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需要常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前行道路上面临着无数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百年非凡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为我们应对内外部复杂情况变化、解决现实困难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历史经验中蕴含着居安思危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学习历史、铭记历史中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举一反三，用历史经验看未来，提早作出战略布局，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动词中心”说；转换分析法的运用；完整的“表达论”体系；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04-01
《中国文法要略》（以下简称《要略》）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文法革新运动后出现的一部汉语语法学力作。它打破了模仿西洋文法的旧框框，致力于探索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及规律，在中国语法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问世，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革新探索时期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本文拟用历史的眼光，从学术角度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价值，努力摆脱偏见，对其成功之处进行充分肯定。
一、“动词中心”说和动词“向”的提出
所谓“动词中心”是指在进行语法分析时以动词为中心的一种观点和方法。这种语法分析方法己成为当代多数语言研究者的共识。《要略》可以说是提出“动词中心”理论的先声之作。《要略》把单句分为四种：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其中叙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种”。对于叙事句，《要略》指出，“这类句子的中心是一个动词”。又说，“拿叙事句来说，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都可以称为‘补词’”。这些看法，可概括为“动词中心”说。
基于这一观点，叙事句的基本格式为“起词（动作起点）—动词—止词（动作止点）”，指出，起词和止词“这两个名称都是跟着动词来的，没有动作，就无所谓起和止。”之后，《要略》着重讨论了两个方面：（1）是否凡是叙事句都有起、动、止这三个成分；（2）这三个成分的次序是否都是“起—动—止”。通过详尽描写，《要略》勾勒了叙事句，即动词谓语句的句型系统。
关于动词“向”的概念，《要略》指出：有些句子只有“起”是因为许多动作只和一个人或物发生关系，所以有起词而无止词。“例如水的流，花的开和谢，以及行、止、坐、卧、来、去等等动作都是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说得更确切些，这些动作都是停留在起词身上，不投射到外面去的。”动词的“向”或“配价”的研究是现今语法界的热点问题。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引入了国外关于动词“价”的理论。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这一理论渐趋成熟，也己成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在追寻这一理论源头时，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外语言学界。也有学者认为：“80年代初我国汉语语法学界兴起的关于动词‘向’的研究热，是舶来品和本土根的接通或殊途同归的结果”，“中国传统语法有一条粗壮的根，这就是重视语义分析和主张‘动词中心’说”。它的突出代表可以溯源到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等著作。
二、转换分析法的运用
熙先生在《汉语语法丛书》序中说：“《要略》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在上卷“词句论”里分别讨论了句子和词组、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变换关系。尤其是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其中有些观察是相当深入的。《要略》发展了传统的转换分析法，广泛地使用转换分析法来论证汉语的基本句型。
《要略》认为“大概说来，相同的几个概念，可以配合成句子，也可以配合成词组；所以一句现成的句子大概可以改换成一个词组，大多数的词组也可以改换成句子。”《要略》设专章来讨论句子与词组的变换，从结构类型和语义性质上讨论了句子和词组的种种变换关系，指出哪类句子可以变换成词组，哪些句子不能变换，说明变换的条件和规则以及不能变换的理由。如书中指出，叙事句一般都能转化为名词性词组，而存在句、领属句和判断句则不能转换成名词性词组。还指出，带指人的“补词”的叙事句转换成词组时必须补一个代词复指成分“他”（你送花给一个人你送花给他的人）。
变换分析是一种有极大潜力的方法，可以揭示隐性关系。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句子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隐含的，缺乏显露在外的形式标志。根据这种特点，变换分析法便成为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通过变换可以把隐含的关系显露出来，以便清楚地观察语句构造的类型和特点。例如：
水流流着的水/流水
她质问她的质问
星月光明星月的光明
老牛拉车老牛拉的车
以上各例，从显性角度看，都是“附加关系”，但从隐性角度看，它们又有不同的语义关系：①是动作和系事，②是动作和施事，③是事物和状态，④是动作和受事。可见，运用变换能够使我们显性结构，看到其隐藏于内的种种语义关系，从而揭示句法和语义间的联系。
三、完整的“表达论”体系
吕叔湘在《重印题记》（1982年）中提到：“语法书可以有两种写法：或者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结构，语序，虚词等）为纲，说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或者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各种范畴，各种关系）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语法形式。”前者是“从外到内”，后者是“从内到外”。《要略》第一次实践了对汉语语法“从内到外”的系统描写。
《要略》的“表达论”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表达论”设立了多种“范畴”和“关系”。如“范畴”下设：数量、指称、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信、行动、感情等。“关系”下设：离合·向背、异同·高下、同时·先后、释因·纪效、假设·推论、擒纵·衬托。并从逻辑的角度（即以语义为纲），把各类范畴、各类关系联系起来使整个“表达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略》的论“关系”部分可以说是表达论的精华。这部分把表面上似乎不同的各种关系，用意念上的联系、程度的差异、着重点的不同几条线索串连起来，构成了一个逻辑上有密切联系的整体。
这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表达论体系。它以很强的实用性和体系的完整性，为《要略》也为汉语语法学史增辉不少，给今后的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四、对比研究的提倡
《要略上卷初版例言》（1942年）：“要明自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是徒然。”
最早分阶段对中国计划生育做研究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外国学者。这里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美国学者艾尔德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预测》一文中，将中国的计划生育划分为六个阶段:1949一1954年，计划生育的坚决否定时期，1954年9月~1958年6月，由政策不明确阶段向计划生育方向发展时期;1955年6月~1962年i月，由于及后来的自然灾害，导致计划生育中断时期，1962年月，1966年6月，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展开时期，1966年6月~196。年8月由于，导致计划生育再次中断;197。年以来，计划生育作为国家政策大力展开时期①。日本“世界政治经济调查会”划分了成礼同志。他划分了七个阶段:计划生育宣传准备阶段(1953~1957年)，计划生育反复阶段(1955~1961年)，计划生育初步推行阶段(1962~1965年)，无计划的人口失控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大力推行阶段(1971~198。年)，一开创新局面阶段(1951~1984年)，完善政策阶段(1054年以后)④。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王胜今在《中国人口增加的分析》一书中，从中国人口政策转换的角度，划分了四个阶段:1949~1959年，从对人口政策认识不足到逐渐认识阶段，1960一1970年代初，这期间，至1965年为止，属于人口政策开始实行时期，1966年起，由于，使人口政策再次中断，197。~1984年，人口政策日趋完善并取得初步效果，1979~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口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作为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又进入一个新阶段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刘铮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中，从人口政策制定的、卜匕﹄.甲寸，护共峭中国计。划l生育史分期题问︸研究①②⑧④由五个阶段:1949一1955牟，人口政策的模索时期，2956一飞955军6月，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时期，;955年7月~1961年，人口政策中断时期，’1962年~1968年，人口政策复活和推进时期八坦.由于而中断了一个时期。可是，从这个时期起，已由节制生育发展到计划生育运动(节制生育带有自发性、局部性，而计划生育具有组织性、普遍性)，1969~1971年计划生育完善、进展时期②，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若林敬子女找口分了七个阶段:1949一1954年9月，鼓励半1育阶段，1954年9月~1958年6月，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角度，划分了四个阶段:人口控制思想的‘提出(1949~1957年)，人口政策的提出(1958~1965年)，人口政策开始形成(1970~1075年)，人口政策日益完善(1978年一现在)①.上述各种分期法，关于60年代以后的情况，虽然时间的划分上略有差异，概括法也不尽一致，但并无原则的不同。差异较大的是5。年代，特别是50年代前期。国外学者，都把1949~1054年(或1955年)划分一个阶段，但概括法不同，有的是“计划生育的坚决否定时期”，有的是“人口政策探索时期”，有的是“鼓励生育阶段”。国内学者则多避开了这一阶段，或从1949年划到1957年、1959年。对50年代前期，.则概括为“酝酿准备阶段”，“控制人口思想提出阶段”或“逐渐认识阶段”，所用概念多从正面肯定，不确定性较大。
二、1949~1954的5年间是中国限制避孕和堕胎的阶段
我赞成国外几位学者的意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单独划为一个阶段，时间应该是1949心1954年。不过，这一阶段概括为“限制避孕和堕胎一放任人口生育”较为准确。这个时期，对节育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方针，根据有三:
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该《办法》指出:“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之生命，禁止非法打胎”。能影响孕妇生命的疾病、发生流产，为保障孕妇生命须先打胎，骨盆狭窄、难产或剖腹产二次以上者、孕妇身体衰弱足以影响儿童抚育者、患神经病者，方可打胎。凡合乎打胎条件者，也“必须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而且须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经机关首长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的，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给以处分②。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颁布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妇女有重症肺痔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它足以影响生命的疾病者，妇女因骨盆狭窄、畸形、难产或其它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岁，如再生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行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办法》规定，药房出售节育药具，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核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节育用具。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的证明，交由药房按照限量出售。凡违反规定的药房，卫生主管机关将予以适当处分。
3.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认为“这与国家政策不符刀。可见避孕药具受到严格限制，国内不生产，也不准进口避孕药具。这些限制，开始只在机关部队执行，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上去。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8月，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指示卫生部改正查禁避孕药具的通知条款，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④。政务院也批准了卫生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但是由于卫生部没有改变限制节育的思想，这个《办法》一直没有下达，直到1954年7月20日才正式发文实施(后来，卫生部曾对拖延发文的问题做过自我批评)。这样，从解放初至1954年末，就形成了长达5年之久的限制节育的历史。这种限制避孕和堕胎的方针，同“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思想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在百废待兴的解放初期，党和国家集中力量于诸多政治、经济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制定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六评白皮书》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⑤。这话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谬论而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从人口学角度看，这矛疑是一种把人口看成单纯生产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然而这作为有极大权威性的言论，自然成为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限制节育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把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看做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①，也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苏联政府奖励多子女母亲的做法，在中国受到推崇。卫生部长李德全在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上，曾详尽地介绍苏联的做法，并说“这个卫生工作的万向，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正确方向②。人民政府出于对人民生活和健康的关心，对多子女家庭采取照顾的办法。如按人口多少分配住房，对多子女生活困难的职工给予生活补助，实行供给制的多子女千部，雇用保姆可以照顾，工厂给生孩子的夫妇津贴或发几尺红布，对一胎多婴者给予奖励，等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了鼓励人口生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党和政府并没有制定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而只是对人口生育采取放任的态度。
三、1955年中国进入了提倡节制生育阶段
中国限制节育何时终止?终止的标志是什么?有三个可供考虑的情况:一是1954年7月20日，卫生部《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二是1954年n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三是1954年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这里，卫生部的《办法’》，虽然，也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仍做了“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等多种限制性规定。这个《办法》只是意味着卫生部的指导思想有了转变，还不能由此确认它是中央整个方针、政策的改变。当年11月10日的《通报》，是改变限制节育政策的一个标志。它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亦不公开宣传”‘’，“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鲁，不加限制”多关于人工流产，也有条件地予以肯定，结扎输卵管，则规定“应严格根据医学上认为必要时才能施行。”⑧这里虽有诸多限制，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一文件的同下一个重大举动时隔不久，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节育座谈会及其在会上的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从限制节育到提倡节育的根本转变。刘少奇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傲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他系统地论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性，明确了适当节育的方针，提出了推行节育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一“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高屋建板，批驳各种反对节育的论调，宣布:中国不搞“母亲英雄，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不搞”④.座谈会后，有关部门组织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节育的办法。中央于1955年3月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⑤。这是中央正式批发的第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文件，是一个新的起点。关于1955年后这一段如河概括，我赞成日本若林敬子女士的提法，即“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或叫提倡节制生育时期。我认为，需要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有联系也有区别。节制生育或称生育节制，是19世纪初叶形成，以后被各国广泛应用的概念。“生育节制(旧irtheontrol)通常指利用种种避孕方法(Contraeeptives)制止生育”⑥。就这一方法而言，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并无差别。其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是全社会范围人口再生产的计划调节(可调高，也可调低)，节制生育是从家庭利益出发的家庭生育计划。计划生育的计划性，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人口生育计划上，体现在为完成人口生育计划而制定的生育政策和措施上。严格的胎次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执行胎次政策，实现人口生育计划，需要政府的统一指导，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所以，严格的胎次政策，全社会的人口生育计划，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计划生育区别于节制生育的主要之点。据此分析，中国50年代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而是提倡了节制生育。马寅初先生曾提出过计划生育的建议，同志也讲到过计划生育的设想，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提倡节制生育这一阶段何时结束，以何为:标志?国外的几位学者都划定在1958年归月，国内的学者则有1957、1958、195马年几种看法。我认为，1955年开始的节育活动，在1958年初实际上就波取消了。1957年，反斗争扩大化，使一批主张节育的人口和社会学者受到打击，节制生育被戴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节育活动受到严重冲击。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说“要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t’/又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怕”。这就完全否定了节制生育的方针，也是对他本人1957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的主张的否定。在这种取消节育思想指导下，虽然1958年上半年局部的节育活动还在继续，在全局上已经停下来了。因此，这个从提倡节育到取消节育的转变，应该是始于1958年初，直到1962年末，这一阶段经历了整整5个年头。
四、60年代应视为节制生育时期
总理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议上提出了节育问题。他强调“要公开宣传节育”，并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这年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一文件指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①。这个文件的发出，是天折了的节育活动再次兴起的标志。对此，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多数学者把1962年以后概括为“计划生育重新展开时期”、“计划生育初步推行阶段”或“计划生育普及时期”，却值得研究。我认为，60年代也同样不具有计划生育的特征。尽管当时中央发了计划生育指导性文件，1963年前后也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有的地方叫节制生育委员会)。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怎样的思想意图，而在于实践及其效果。(1)该时期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人口生育计划，也没有保证实现计划的具体政策和措施。(2)多数地方只是一般号召和提倡，而不是有组织地推行。:(朴当时的提法是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实际上主要是抓了城市。全国只有河北省在城乡普遍展开，还有若千省在少数部分农村展开.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大多数农村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就不能说是开展了计划生有。(4)从效果上看、60年代除城市出生率有所降低外，农村一直持续着高水平出生。因此，全国出生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高于50年代矿50年代人口增长率为1.98%，60年代为2.21%，总和生育率50年代为5.88，60年代为5.68，相差无几。从实践及其结果来看，中国60年代同国外节制生育活动有些相似。60年代的情况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只开展节制生育是控制不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应当说明，中国这个时期的节育活动，其意义同国外推行的节制生育以及解放前某些人提倡的节制生育，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60年代的节制生育除了为家庭和个人幸福考虑外，更多的是考虑减轻国家负担，使国家早日富强，正如同志所说:“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过去我们仅仅限于讲要关心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教育，这还不够，还要看到国家的负担很大。”
五、七八十年代为计划生育普遍开展时期
70年代，中国进入了计划生育时期。此期，在全国范围有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有了降低自然增长率的指标要求;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指导机构，“农村也要计划生育”代替了“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的提法，免费供应避孕药具，人口出生水平也逐步下降。进入计划生育时期，从何时算起?以何为指标?有的认为是1970年，有的认为是1971年。197。年初，总理就讲计划生育问题，‘在197。年2月和斯诺谈话，也谈到农民节育问题。以1970年为起点，并无不妥。但是我仍倾向于从1971年算起。理由是:(1)1970年刚刚结束的动乱时期，全国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常轨道，多数地区计划生育机构宋恢复，多次讲话未得到落实;(2)1971年3月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的指示，专门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并由卫生部等部门起草了《关于做好计划生有工作的报告》。1971年7月国务院51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这是一个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件。由此，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7。年代末，计划生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在1979年12月巧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陈慕华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更加重视，生育政策更加严格，各项工作抓得更紧，计划生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然，80年代计划生育的道路同样不是笔直的，也有曲折和反复。如1984~1986年就是一次反复，虽然这种反复和历次反复的形态不尽相同。
六、解放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综上所述，我对中国计划生育史分期的意见是:195。~195通年厂限制避孕堕胎;放任人口生育，1955一1957年，提倡节制生育;1958一1962年，节制生育被取消，1963一1966年，节育活动再次兴起;1967~1970年，节育活动中断，1971~1979年，推行计划生育，198。年以来计划生育发展时期。这中间，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限制节育5年后，提倡节育3年，取消节育5年后，再次兴起节育4年，再次中断节育4年后，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经过9年的经验积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1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学院的徐怀书记一起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回观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句毛主席的词在脑海中浮现“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容易的，走过的路程更是艰辛的，在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满目苍痍，饿殍满地，内有军阀连连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炮火轰打，但是，为了解民众于倒悬的党的创始人们，伟大的革命先烈们，顶住了重重压力，于1920xx年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走过了92年的光辉历程
在这92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救国之路，成成败败，经历了许多坎坷，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的前辈从没有放弃过，就算只剩一丝希望，也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把它握紧，直到胜利的光芒洒落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无不证明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和谐发展的中国。
面对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从1949年建国到20xx年中国从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成功，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穷二白到今天成功承办了奥运会、世博会，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令世界瞩目。回顾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党的建设性始终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条红线。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开辟了中共特色的革命道路;当时党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直至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今天我们的中国人民在xx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阔步前进。
今天我们作为新生代的大学生，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汲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毛病。
水是生命之源，上产之要，生态之基。而共产党与我们来说就如同水一般的重要
我们的党至今已走过近92年历史了，已经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执政60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目前我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多年发展速度为世界第一，这一切主要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及时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虽然还没写成，但是，我是这一时期的全程见证者、党的政策受益者、国家建设参与者，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幸福安康，因而我将坚定不移地永远跟着党，并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绵薄之力。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2 党是什么?党是温暖的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党是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党是母亲的手臂，关爱着我们;是党给了我们温暖，给了我们自由，是党创造了这么一个和平安宁的幸福时代。
当我们看到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就会想起那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我们唱起庄严的国歌，就会想到革命先辈们为了胜利而浴血搏杀的场面;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__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读来，我依然如此自豪，如此骄傲——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这一切的一切，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谁给予的?是谁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是那些为了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的革命先烈们创造的。他们不怕牺牲，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战场上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当然，祖国的强大和和平，同爱国主义者的奉献与付出也是分不开的。詹天佑设计修筑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干线;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不畏艰辛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为祖国奉献一生;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等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还有无数无名英雄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党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党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记得那是__年的一个冬天，鹅毛般的大雪跟着呼呼的北风翩翩起舞，村支书通知我们大家去村学校的礼堂开会。等我和爷爷赶到礼堂的时候，礼堂黑压压的一片，早已是人山人海。我感到异常吃惊，开会可从来没这么热闹过，便问爷爷这是怎么回事。爷爷告诉我说是区委书记洪天云伯伯要到我们村来。记得当时洪伯伯讲了很多话，虽然很多我已忘却，但有一句话就像他人一样，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说：“党是你们的依靠，有事随时可以找党，党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人眼里都禽满了泪水。是啊!党给予我们的是在太多太多。她是黑夜的火把，雪夜的燃煤，大旱后的甘霖。她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地帮助着我们。
掩卷长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要在伟大的妈妈——中国共产党的怀抱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将来报效祖国，报答妈妈。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年轻，更加强大!
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爱您!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3 在最近的党史学习中，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党的辉煌岁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浙江嘉兴的红船上，从建党初期开始只有13名党员，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9000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就像当初走的路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他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斩荆斩棘，勇往直前，开辟了波澜壮阔的道路，最终克服了重大苦难，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已经深入亿万国人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百年的岁月，毛主席兴奋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鼓励所有中华孩子为美好的明天奋斗。今天的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人民富强的新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宗旨，展望未来，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伟大的复兴。
作为有6年党龄的党员，我为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感到骄傲。我记住初心使命，实践合格党员标准，履行职务，立足岗位，努力工作，学习业务技能，以党员先进性和示范性表现率，不断提高自我思想政治素质，承担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保护中国铁路高质量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4
透过近段时光阅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我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
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一个个辉煌和奇迹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共产党93年来的光辉历程，60多载的执政实践，充分说明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更加热爱党，更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下方谈谈自我的学习体会。
一、与时俱进的精神伴随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成长历程说明，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党的发展壮大。
二、优秀的共产党员队伍是党完成各项使命的重要保证。
党的历史，是党不断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当时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昂扬的斗志，率先垂范，用心进取，开拓创新。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不为名利、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精神，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各个岗位均发挥了先锋队作用，鼓舞了全中华民族的信心和斗志，为党圆满完成各时期的历史使命带给了坚强的保证。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饱含了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高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以及创设教学情境等形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历史教学的融合，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提高个人认识、提升自身修养。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1、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腐朽文化和思想随之不断涌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以致出现了许多中学生热衷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却不知端午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教师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时，可以将儒家的“孝”文化、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人格气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融入教学，这样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2、 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依然强调死记硬背，教师一味地让学生记忆历史时间、历史意义等，使得历史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因此学生往往缺乏学习兴趣。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文学典籍等开展历史教学，能够给学生呈现一种全新的课堂感受，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程朱理学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在讲程颐、程颢的主张时可以加入“程门立雪”的历史典故，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这样学生既能了解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历史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习效率。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策略
1、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传统文化储备
陶行知先生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一桶水”，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首当其冲要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为此，历史教师首先要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结合历史教材的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并努力将两者巧妙地进行结合。譬如教师在讲授孔子教育主张这部分历史时，可以选取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一些教育名言，让学生通过理解领会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来学习和巩固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教师还注重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平时多结合教材看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努力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此外学校也应给予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优化师资队伍，如为教师购置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也可以针对历史教师开展国学知识培训和竞赛活动。
2、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还是摆脱不了应试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视了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让学生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从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今后教师要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利用民族精神激励学生。传统文化中有着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当插入一些历史典故来激励学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插入“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让学生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中领略古人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气节，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可是当前的历史教学方式太过死板单一，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努力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方式改善教学效果，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中可以利用古典诗歌拓展历史教材的内容。古典诗歌犹如一部历史典籍，包含众多历史知识，对历史教材有着拓展和弥补作用，教师在历史课堂中适当引入古典诗歌，有利于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历史基础知识。如教师在讲授孔子的教育主张时，可以引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等名句来帮助学生理解孔子“学、思、行并重”的教育主张。其次，教师可以采取讨论法、演示法等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在讲授科举制这部分知识时，可以让学生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历史现象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4、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切实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教师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还要注重创设教学情境。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教师要认识到利用多媒体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性，通过视频、图画等资料来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将传统文化知识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献给学生，让学生在历史教学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这部影片以直观的形式讲述了孔子的一生，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引用了大量《论语》中的名言，教师在讲授孔子时就可以借助这部影片展开教学，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巩固和拓展历史知识，同时体验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次，教师要积极拓展第二课堂，通过开展一些课外活动来创设学习情境。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编排历史剧，历史剧的题材根据历史教学大纲选取，学生的台词则注重引用传统名言佳句，这样既能将传统文学与历史教学相融合，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高中历史教师要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意义，采取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学好历史的同时提升品格、净化心灵。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英语教学；必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英语毋庸置疑已成为了全世界的通用语言。尤其是在我国，在众多的外国语学习中，英语学习占据了强势地位。我国的高校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其教育目标：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素质人才。这要求大学生们不仅要了解英语文化知识，更要掌握我国的历史文化，承担起传播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任。
一、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中国历史文化传播的现状
要想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其文化。然而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现状是大量的英语教材偏重于西方历史文化、宗教知识、和生活习俗的介绍，尤其是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方面，更开设了诸如英美文学、英语国家概况等课程。英语语言文化的输入已经得到了相当地重视，反而是我国的母语文化的传播始终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我国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介绍这方面的英语读物却寥寥无几，至于相关的英语教学资源更是几近于无。虽然我国的高校英语专业会开设一些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对比，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这样的相关课程，但还远远不够。总体来讲，英语文化的输入和汉语文化的英语输出严重失衡。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们无法准确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无法将其介绍并传播到世界，从而谈不上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在这个纲领性文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中，提到“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明确指出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英语教学必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扭转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失衡现象，切实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当代大学生必须要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大学生必须要学好汉语，掌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面对英语处于世界语言霸权地位的现实。英语利用信息和文化影响了世界语言，中国的语言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因此，必须要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大力提倡“净化汉语，捍卫中国文化”，使其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对待和吸收西方文化，抵制不良文化的冲击。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促进我国原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并将其向世界推广。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生们必须掌握的能力之一。它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它是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显然，跨文化交际的前提条件是既要了解它国的语言文化，更要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后者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基础，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内容和保证。如果大学生们连本国的历史文化都没有掌握，或只知皮毛，他们就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用英语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从而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因此，要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就要使其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3.有利于英语学习
奥苏伯尔（D．P．Ausubel）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认为，母语文化不仅对英语语言的学习有负迁移，即干扰阻碍作用；而且还有正迁移，即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利用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找出汉语和英语中共性的内容，并比较两种语言中的相同点或相异点，进一步促进英语学习。此外，经过多年的母语浸淫，大学生已具备了相当的汉语运用能力，并形成了一定的语言思维定势。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母语文化去学习英语。正如德国英语教学法教授 Butzkamm说过的：“母语不是一件外衣，学习者在踏进外语教室之前可以将其脱下，弃之门外。”所以，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既要承认母语干扰英语学习的一面，也要积极地利用母语帮助我们学好外语。
三、结论
总之，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培养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要，更是学好英语知识的需要。大学生们应该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英语学习很好的联系起来，用对比的方法，充分发挥汉语知识对英语学习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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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早在1884年开展社区互助的社区睦邻运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世界性的社区建设运动，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的真正兴起与繁荣是在二战后。美英日作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代表，其社区治理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中国社区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历经三十年的发展，目前进入了社区治理的转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要求”。通过考察世界发达国家政府社区治理的历史过程，借鉴他山之石，以期对中国当前正在深入探索的社区治理带来有益的启发，更好地推进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美英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社区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本文梳理与回顾了三个国家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规律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支持。在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的历史上，尽管期间有个别历史时期，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英国在八十年代，政府对社区的资助减少，社区一定程度上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九十年代时克林顿政府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到小布什、奥巴马执政，都非常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作用;英国政府亦是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特别是布莱尔政府的“社区复兴运动”与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计划尤其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战略价值的重视。
(二)社区治理应充分重视与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的格局。无论是美英的社区自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致使这些国家社区治理的格局上，越来越显现出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这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局面的形成，与这些国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与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积极创造条件从法律、政策及经济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美国1973年颁布的《国内志愿服务法案》及1990年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推进了美国社区的志愿参与及其组织化，根据2001年美国全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体公民中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或组织。至于在城市里建立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撇量更是达到28万个。奥巴马政府创立的“社会创新基金”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而1998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即所谓“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协议)，使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制度化;日本1998年则制定了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性法律，即《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持。事实上，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勃兴，并将日本社区治理带入到了官民共治的社区治理新阶段。
(三)社区治理应以公民自主治理为价值依归，充分动员公民志愿参与。通过对美英日社区治理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美国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还是英国“大社会”计划中的“社会行动”方案与“公民服务计划”，或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公共性”，其共同的价值旨归都是充分动员居民参与，向公民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正如博克斯所言:“公民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参与者，是社区的治理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英日在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社区治理历史发展中，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社区治理正处于深水期与关键期，为此，我们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政策上积极引导与支持社区治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且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法律、资金与政策上给予非营利组织全方位支持，促进社区治理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政策积极引导社区居民的志愿参与，使社区治理向公民自主治理的价值回归。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具体做法，而应根据我国的具体现实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治理政策。
一、中学历史教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梳理一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爱国主义教育与辉煌的5000年文明史结合，漫步华夏文明的长廊，领略祖国文明的灿烂历史，在历史的光照下，燃起爱国激情，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二是，将爱国主义与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历史事实的比较中，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圆梦中华”的历史事实，从而奠定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和不变信念；三是将爱国主义与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教育结合起来，在几千年发展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对比中，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认识改革开放至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增加投身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力量；四是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在纵览世界风云的视野里，在中西文明和中西现状的比较里，清楚认识我国的人口、土地、资源、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教育、科技等国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而是脚踏实地投入改造我们这个民族，强大我们祖国的历史洪流。五是将爱国主义教育与自身成才教育结合，激发青少年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肩负起振兴祖国的重任。六是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乡土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青少年的“家园情”“故土情”。我教书的丹凤县隶属商洛市，有几千年悠久文明史，是秦朝商鞅的封地和四皓隐居之处，蕴含着丰厚的乡土教育素材，课堂上讲到秦朝历史时，结合乡土教育，确实给孩子们注入热爱家乡的激情，点燃了内心的自豪感。
二、中学历史教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利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拓宽爱国主义教育途径，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一是挖掘史料，以事实说话，渗透教育内容。日本极左派肆意涂抹侵华历史，掩盖南京大屠杀事实，课堂上我们利用图片，视频，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二是以爱国主义典型人物业绩，在学生心目中树立一座座丰碑，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吟诵中，追逐屈原爱国魂，在“精忠报国”的墨迹里，感受岳飞母亲的教诲，在虎门硝烟的壮举里，领略林则徐抗击帝国主义的琳琳傲骨。三是在思想文化巨人身上，找到民族振兴的智慧和方向，学孔子，献身教育，改造社会，诲人不倦；学司马迁，身残志坚，发愤图强；学毕升，在社会实践中勇于创新，贡献人类；学张衡，在勤奋钻研和思索中，创造属于世界的文明；在孙子、孔明的智慧里学习文韬武略。四是在中国文明史科技史的学习中，既找到民族自豪感，又形成历史的紧迫感；既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事实，又要形成发奋成才的动力。五是历史教师自身要做一个爱国主义的传承者，既授业解惑，还得传道，身正为范，影响和感染学生。六是，充分利用多媒体，利用生动鲜活的视频素材，发挥网络信息优势，给学生提供爱国主义教育鲜活教材，也增强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减少空洞的说教。七是开展多样化的历史教育课外活动，板报，网站，兴趣小组，故事会，演讲会，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学习等，都要渗入爱国主义教育专题。八是利用国家节假日，提倡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革命圣地，在祖国大好河山和革命基地里培养爱国热情；九是，请老革命前辈做主题报告；十是调动家长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历史教学始终，让学生长成一颗“中国心”不管走到何处，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在心中；让他铸成一个“中国魂”，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不会背叛国家出卖国家利益；让他走一条“中国路”，在乱花迷眼的尘世，选择中国方向，从而不会迷失道路，不会远离轨道；让他成为一个“中国人”，把青春和热血献身祖国，献身人民，创造社会，创造未来。
作者：李安文 单位：陕西省丹凤县茶坊中学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 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191-01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是系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历史脉络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高校各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本课程具有鲜明的历史训导性、政治导向性和现实针对性,从历史的角度承担着资政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一、深刻理解“历史是什么”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首先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现实人关于过去人类活动的表述及其认识。不但把过去表述出来而且要认识。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其表述和认识也往往不尽相同,由于表述和认识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学习历史,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认识一切问题。
历史作为现实人关于过去人类活动的表述及认识,具体表现为多种文字记载材料,即史书,史书种类繁多,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说:“史之范围,广漠无垠。”这就需要给史书分一下类,大致可以分为13类,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要注意阅读以下13类中的前6类书籍:1.历史教科书,体系完整、简明扼要,我们使用的教材就是历史教科书。2.通史,连贯地叙述各个时代和史实的史书,如中国通史。3.专史,某个专门领域的历史,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科技史等。4.纪传体正史,纪传体正史以大事本末体裁为正宗,以事物和人物为本位,有故事性,可读性强。5.史评,评论史事、评论史书。中国共产党有两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回忆录,是非常重要的史书,有的甚至有“深喉”之说。7.编年史,特点是依照年代顺序记载历史,如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最早的编年史。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的典范。8.纪传体野史,野史乃不可信是也,带有猎奇性。9.历史文学,包括小说、纪实文学、演义、历史体裁影视剧等。10.典章,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内容是制国安邦的大策。11.金石、甲骨铭文,在青铜器、石碑、甲骨上篆刻记载历史的文字。12.地方志,记载某省某县某乡某镇历史的著作。13.工具书,词典、事典、大全之类。
二、从五个层次的深度上学习历史
历史就其深度来讲有五个层次:史实、史评、史论、史考、史辩。初中、高中学历史是侧重第一个层次史实,涉及到第二个层次史评,也涉及到第三个层次史论,但非常简明扼要。而对于史考、史辩,基本上不涉及。而大学生学习历史要侧重于史评、史论,同时也大量涉及史考、史辩。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史实了,它是基础,是要在更深入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再进行史评、史论、史考、史辩的学习。作为一门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事件、文件、著作往往由五大要素构成,可以归纳成一个公式,掌握了五大要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完整地掌握了一个历史知识单元。
历史事件(文件、著作)=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内容)+评论
三、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逻辑方法
这里所说的“史”,指的是基本的历史史实,这里所说的“论”,指的历史的评论、结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就是要在了解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得出历史的结论,用于今天的资政育人。只有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才能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坚持学历史与学理论相结合,坚持学历史为现实服务。通过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要使学生认清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史、国情、国魂,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进一步坚定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生志向和理想追求。
一
邓拓的史学实践，主要集中于四十年代之前。抗战期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倾注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较少。但是，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邓拓的史学成就毫不逊色。在邓拓所涉及的史学领域中，尤其是经济史等方面，其贡献卓著，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纵观邓拓的史学实践，其成就首先表现于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中。
1937年6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邓云特。该书初以文言文写成，约25万字（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现二种版本并见。）。这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三年的潜心研究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邓拓生活的旧中国，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废怠民事，以至于经济凋弊，哀鸿遍野。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怀着满腔热诚，对中国救荒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写成了《中国救荒史》一书。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自然及社会因素的作用，时常有灾荒发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学者们往往对灾荒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以往的书籍大多简略、偏颇，缺少对灾荒、救荒系统而科学的考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卓识毕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并且阐明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以作为现实社会的借鉴，为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该书，可以发现其书的显著特点。
第一，写作目的、指导思想明确，认识深刻、科学。邓拓指出："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它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遵从揭示灾荒的社会病态和病源、探求防治途径的宗旨，正文各部分将历代灾荒的史实、救荒思想的发展、救荒政策的实施等内容逐次展开。由于对灾荒、救荒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拓将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的许多考证、论析，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 见《邓拓文集》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 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史料丰富，论述全面，分析深刻，体系完备。在写作《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广泛阅读了各种史料，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仔细地理解、斟酌，于零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使用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史料，经史子集无不包容其中。如第一编第三章《灾荒的实际影响》在述及由于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流移和死亡时，就引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宋稗类抄》、《石林避暑录》、《康济录》、《昭代典则》、《名山藏》、《东华续录》等多种史料，以及近人的数种报刊。因此，该书资料翔实，视野极为广阔，为考析的全面展开和结论的最终获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救荒史》中，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作为统领，又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全面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灾荒和救荒的涵义、论述了历代灾荒的实际情形，又探究了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既关注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辛酸，又揭示了灾荒产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于造成灾荒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肯定了历代统治者积极救荒的成效，又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而致的消极救荒和救荒成效的有限，处处展示了邓拓历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立场鲜明。本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凋敝，民不聊生。面对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身为热血青年的邓拓，不愿坐视国家的沉沦，大声疾呼，为祖国的崛起而呐喊。他说："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鄙视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注：傅家麟：《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写作《中国救荒史》，正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的出发点。确如邓拓在该书《绪言》中所说，救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揭示灾荒之社会病态及其病源，还要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历史经验教训，"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史为明鉴，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使得邓拓的史学实践充满了时代感、责任感。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良知，不畏权贵、不避时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救荒史的第一部专著。虽然邓拓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青年学生，但是由于他解决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刊印《中国救荒史》时，已经将它列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名著，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加以推出。可以认为，《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坚实地位。
二
邓拓的史学成就还集中体现于其《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该书由8篇论文结集而成， "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1959年，邓拓将发表于1935-1936年的6篇论文略加整理，或补充材料，或修订观点，有些还改动了文章标题，连同发表于1955-1956年的2篇论文一起，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集结的文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古代经济史的多个方面。从收入该书的8篇论文来看，不仅在发表的当时独树一帜，引起较大反响， 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文化领域的较量。表现在史学界，则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史展开的激烈论战。邓拓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成长起来的。1935-1936年，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陆续发表了7 篇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同前，1936年第3卷第2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2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3期）、《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11号）、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卷第1号）、《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前，1936年第4卷第3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集中地进行探讨，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
邓拓指出，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因为"从陶希圣到胡秋原、任曙以至于王宜昌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使人头昏的一系列颠倒是非的歪曲。他们虽然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主张，然而在阉割历史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为了回击反动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阉割，邓拓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悉心的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又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共同道路前进。中国的历史，"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这是邓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明确表述。在文章中，邓拓详细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古代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辨别、批驳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及"反复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其中见解新颖、多所发覆，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受到史学界的瞩目。如他在考察中国历代手工业的经济形态时，仔细地研究了官营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而官营手工业箝制了其它手工业形式的发展，进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历史的龟步"，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着力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说"和"外铄说"，解决了"中国封建闭关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为什么不能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偏偏会被国际资本主义紧紧地支配着，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难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生长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完全被奴役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将要发生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些论文与其后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邓拓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
建国以后，邓拓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研究工作，并积极地投身于史学实践中。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通过认真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外界的许多干扰，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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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邓拓不懈追求，奋力拓荒，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审视他的史学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特征及风格。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中。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邓拓的史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其研究领域里居功甚伟。参加社会史论战和写作《中国救荒史》时，邓拓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痛，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经常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历史的真实。在史学研究中，邓拓身体力行，将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历史的许多难解之谜。
2.广泛涉猎，多方收集，扩大使用史料的范围。在邓拓的史学研究中，"五经皆史"，不仅详采存世的各种史籍，而且重视调查研究，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邓拓的历史著作和论文，除正史之外，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尽为所用（注：参见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并且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妙用迭现。如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中，邓拓曾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它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等珍贵资料，与史籍相印证，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独特新颖，影响极广极大，为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范式。
3.注重证据，强调"通识"。邓拓的史学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合理成分，穷究史实，注重证据；同时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以求得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统揽历史的全局，善于将各种零碎、杂乱的资料悉心整理，于蛛丝马迹中寻出掩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实际情形。邓拓的史学论著，处处可见此种方法的自如运用。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了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