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学术之家股权代码  102064
0
首页 精品范文 个人检视剖析材料

个人检视剖析材料

时间:2022-10-09 03:43: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个人检视剖析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个人检视剖析材料

第1篇

为深入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不断增强教育整顿工作氛围,强化思想教育引导,深挖队伍顽瘴痼疾,9月26日下午,拘留所党支部组织召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肃清流毒整治“顽瘴痼疾”专题组织生活会,邀请局党委副书记、监管场所分管领导xxx到会点评、指导,支部书记姚占军主持会议,全体党员民辅警参会。

会上支部书记xxx对存在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方面和近期教育整顿情况,点出了重点于急需整改的情况和问题,并代表支部及个人紧紧围绕教育整顿主题,结合会前征求意见及谈心谈话记录和工作实际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入剖析了当前支部工作和个人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坚持问题导向,逐条自提整改措施。

随后,全体党员逐一进行检视剖析,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在“自我解剖”上下功夫,实事求是、敞开思想、坦诚相见,并对收到的批评建议作了整改承诺表态,坚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内,真正实现“顽瘴痼疾”的治理。

xxx对此次组织生活会进行了点评,认为本次组织生活会准确把握主题,准备充分,有针对性,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一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忠诚担当意识;二是要正确认识对待他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及建议,进一步深刻检视自身问题,查找问题症结,严格落实整改;三是要规范警容风纪,提高集体观念。对检视出的问题抓好整改落实,立行立改,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组织生活会,严格把关组织生活会程序及材料,做好相关工作。

最后,党支部书记xxx表态发言。他表示要精心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逐项细化工作措施,确保主题教育成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同时要求每位党员民辅警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

第2篇

一、个人调研情况

按照分配给班子成员的调研任务,我个人主要在单位联系的新桥村的二组开展调研活动,除此外,我还负责单位的调研活动。自己能按照县委、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办公室的部署和要求,及时对本单位调研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亲自制定调研方案,组织班子成员开展集体走访和个人走访,经常对单位的调研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活动中,我们切实按照“五个搞清楚”的标准和村不漏组,组不漏户的要求,开展调研活动,自己也能合理安排时间到自己的调研点认真走访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征求意见建议。活动开展以来,本人走访群众20户,发放、收回调查问卷25份。

二、自身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是好的。思想和行动上能与组织保存一致,大局意识强,坚决拥护和积极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对自己要求严格,自觉遵守党风廉政规定和单位规章制度。工作敬业状态。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自己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理解群众的想法,同期弱势群体,在自己能力所及情况下去帮助他们,没走到一个地方都能喝群众贴心的交往。按照个人调研分析材料要对照检查的要求和在调研中群众反映的干部身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对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作风表现进行了认真剖析,并对照《》进行了深刻反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思想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理论学习少,思想改造抓的不紧。一是学习的自觉性不高,没有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二是学习的系统性不强,学习存在实用主义倾向,与业务有关的能主动学一些,而对政治学习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三是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我教育,没有经常性地利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检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我教育、自我批评和不断反省自己太少。

(二)贯彻群众路线方面。主要表现在深入基层少,联系群众不够紧密。一是依靠群众的观念不强,在工作中未做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提意见和建议,未能很好地汲取群众的智慧,未能认真学习和利用群众创造的经验。二是为基层服务做得不够,为群众办实事,在解决群众问题上,总认为很多事普遍问题,不是自己解决的,没有尽全力去争取和努力。三是面对一些胡搅蛮缠、提不合格要求的群众缺乏耐心。

(三)工作表现方面。一是思想不够解放,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工作上创新创造程度浅,解决难题办法少。二是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考虑的多,下大力气去解决的少,想法多、行动少。三是工作中有时心浮气躁,性子过急,对事急于求成,有时考虑问题不够周全。 (四)作风纪律方面。一是在公务接待中没有严格执行上级要求,有违反对顶使用白酒现象。二是自己有在工作中饮酒现象。三是有迟到早退现象。

三、整改方向和措施

1、重视理论学习,做勤学善思的表率。今后我不仅要系统的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要学习研究党和国家的政策,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仔细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问题,坚持用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理论水平。

2、加强党性修养,做争先创优的表率。始终坚持按照《》对党员的要求,严格要就自己,不断校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自觉加强党性锻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在工作上争创一流业绩,在生活上方方面面起到表率和带头作用。

3、积极开拓进取,做求真务实的表率。热爱本职工作,深入专研,爱岗敬业,勇于担当,见贤思齐,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弄虚作假,不搞形式,遇到问题多看多问多想,灵活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处理问题,努力吧工作效果提高到一个水平。

第3篇

[关键词]蒙台梭利教育法;蒙台梭利教具;定义;理论研究;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2-0005-04

作为世界范围内仍然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课程(M.Barron,2002),蒙台梭利课程模式已经存在了100年。2007年世界各地开展了许多蒙台梭利教育法(Montessori Educational Method)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回顾100年来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自从罗马的“儿童之家”获得成功以后,公众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价值便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同样,在我国大陆地区,蒙台梭利教育实践虽然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但是各地的教育实践在赢得家长和教师不少肯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一、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法定义的是与非

蒙台梭利教育法在由蒙台梭利本人主持的“儿童之家”的儿童身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许多人都试图对蒙台梭利在“儿童之家”采取的教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更有人直接向玛利亚,蒙台梭利本人询问她的教学法的特征是什么。对此,蒙台梭利总是回答说她所做的只是观察儿童而已。事实上,蒙台梭利是以儿童的需要为主要依据的,她先观察儿童的需要,然后给予相应的启发或诱导,再试探儿童的反应,最后让儿童自己去发现、学习与成长,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实验教学法”。在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人称之为“发现教学法”。虽然人们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给予不同的称呼,但是如何给蒙台梭利教育法下个准确的定义一直是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至少蒙台梭利本人没有给出一个权威的定义。

由于规定性定义的缺乏,人们只能从操作性定义出发对蒙台梭利教育法进行界定。总结一下各种操作性定义,其中现任全美蒙台梭利协会(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简称AMS)主席Madene Barron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她认为,真正开展蒙台梭利教育的学校应该具有以下五点特征:(1)学校从属于某一区域性或国际性蒙台梭利专业组织,或者得到专业组织的认证。(2)教师的从业资格与学生的特定年龄段相匹配,分为婴幼儿期(0~3岁)、童年早期(3~6岁)、小学阶段(6~12岁)、中学阶段(12~18岁)四类。(3)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蒙台梭利认证机构有国际蒙台梭利协会(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简称AMI)、全美蒙台梭利协会(American Montessori socictY,简称AMS)和蒙台梭利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Montessori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TeacherEducation,简称MACTE)。只有获得AMI、AMS或MACTE的认证之后,学校才具有开展蒙台梭利教育的资格。教师只有在经由AMI、AMS或MACTE认证的专业教师培训机构进行1~3年的集中学习后,才能获得由AMI、AMS或MACTE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4)在蒙台梭利学校,诸如集体课程、单一年龄分班分组、强调机械记忆等传统教学特点均很少出现。(5)真正的蒙台梭利教学应该包括以下特点:混合年龄分班,长达3小时的连续活动时间,有准备的环境,儿童既独立学习,也能和他人一起共同学习,等等。如果从上述操作性定义出发,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在我国能够达到上述标准的蒙台梭利幼儿园、蒙台梭利幼儿班几乎是凤毛麟角。

在我国开展蒙台梭利教育的幼儿教育机构中,大部分管理者、教师、幼儿家长会以是否使用蒙台梭利教具作为评价该教育机构的蒙台梭利教学是否正宗的标准。但是为什么在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操作性定义中对这套著名的蒙台梭利教具只字未提呢?这套教具对于蒙台梭利教育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对此。凡是认真研读过蒙台梭利著作或接受过合格的蒙台梭利教师培训的专业教师都认为,蒙台梭利教具不是蒙台梭利教育的必要条件。

蒙台梭利教具是对蒙台梭利教室中的用具的总称。包括蒙台梭利自己设计的教具和教师依据蒙台梭利的教育原理设计的自制材料。蒙台梭利本人曾公开表示她不喜欢“教具”这个名词,她认为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工作材料”。因为它主要是幼儿在“工作”时使用的材料,兼具增进智力和改善性格的作用,不能被笼统地称为“教具”。所以,只要符合蒙台梭利教育的特征,即便教室里都是教师自己设计的材料,我们也可以认定该教育机构实施的是蒙台梭利教育;反之,如果只有所谓的蒙台梭利教具。而其使用方法或者教学特征不符合蒙台梭利教育的特点,那么也不应该认为这是蒙台梭利教育。

总而言之,蒙台梭利教育法是一种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具有混龄分班、长时间活动、有准备的环境、独立学习和小组学习形式并存等特征的教学方法。不以是否使用蒙台梭利教具为评判标准。

二、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法理论研究的是与非

蒙台梭利于1907年设立了第一家体现其教育理念的“儿童之家”(Gasadei Bambim),并在两年后出版了《蒙台梭利教育法》一书,系统介绍她的教育理念。随后几年,蒙台梭利教育法声名大噪,开始有学者对蒙台梭利教育法进行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号称“百万美金教授”的克伯屈(Kilpatrick)。克伯屈于1914年出版了《检视蒙台梭利体系》一书,严厉抨击蒙台梭利教育法。他认为。“就理论内容而言,蒙台梭利教育法基本上是属于19世纪中期的。落后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50年。她的感官教育是建立在过时的形式迁移说的基础上的”(Kilpatrick,1915)。杜威(Dewey)也指出,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在操作材料的过程中将会汲取智慧并有利于其独创性的形成,这是荒谬的”(Dewey,1916)。(4)可以说,克伯屈等人的批评直接导致蒙台梭利教育热潮的降温,同时众多学者也开始认定蒙台梭利教育法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

应该说,克伯屈对蒙台梭利的批判固然激烈,但却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他本人不但实地考察过“儿童之家”,更与蒙台梭利本人有过交谈。

作为意大利第一位医学女博士,蒙台梭利可能更看重在教育实践中解决问题,更擅长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换言之,蒙台梭利在其论著中表达得比较好的是其教育哲学、教学目的以及对具体教学实践的规定,欠缺的是对教学法的提炼和概括。因此,如果单从蒙台梭利本人的言论出发来对蒙台梭利教育法进行理论研究,那么无论怎么去钻研蒙台梭利著作,似乎也不能解释蒙台梭利教育法目前的存在状态: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对蒙台梭利教育的淡漠与民间组织对蒙台梭利教育的推崇并存,在缺乏政府力量支持的背景下。蒙台梭利教育法在少数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发展了100年,并且近年来有渐渐盛行的趋势。因此。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理论研究需要一批真正了解蒙台梭利教育法特征的学者的参与,我们只有从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对蒙台梭利教育法加以剖析与阐释,才能将其中蕴含的教育原理梳理清楚。

例如,蒙台梭利在《吸收性心智》(theAbsorbent Mind)一书中提到,从出生到3岁的儿童本身具有一种吸收知识的自然能力,即所谓的“吸收性心智”。儿童,尤其是0~3岁儿童的成长受其强烈的、天赋的内部潜能所控制,具有一种自觉的、无意识的感受能力。这一概念是整个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一个重要基石。但是蒙台梭利在《吸收性心智》一书中并没有对儿童这种学习方式的机制作出解释。她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只是建立在她对儿童学习的观察之上,她认为儿童之所以能够毫不费力地学会母语就是儿童具有吸收性心智的最好证明。如果仅仅拘泥于蒙台梭利的原著,我们恐怕很难从中找出究竟什么是吸收性心智、它有何生理和心理机制这些作为学者必问的问题的答案。但是如果尝试着用现代认知心理学中有关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的观点来看待吸收性心智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得不钦佩蒙台梭利对儿童的细致观察了。

因此,对于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理论研究,如果按照研究其他教学法那样根据已有的论著加以研究和梳理,无疑解决不了围绕着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种种争论。笔者认为,我们也许应该本着这样的观点对蒙台梭利教育法进行理论研究:蒙台梭利本人的论述并非金科玉律,也不是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最适宜的理论提炼;要在理论上真正解读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优缺点,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在理解蒙台梭利教育法实践效果的基础上,从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出发,对蒙台梭利教育法全面进行理论剖析。

三、关子蒙台梭利教育法实践研究的是与非

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实践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教学效果研究、具体操作过程研究和本土化研究三类。前两类研究不多。美国学术界曾经对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法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研究,结论是蒙台梭利教育法是一种能为儿童提供自由选择机会的有效教学模式。它尤其强调儿童的知觉发展以及注意力方面的培养,对儿童的学习有促进作用。其中的一项于研究表明,接受蒙台梭利教学的儿童在操作能力上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言语智力测验中的成绩却没有获得显著提高(Glaser&Resnick,1972)。包括皮亚杰在内的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也对蒙台梭利教育法作过中肯的评价。现有的对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批判则主要集中在机械化操作、忽视社会往、知识内容难度过大、儿童学习上的被动倾向和儿童创造力培养不足等方面。

我国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实践研究以本土化研究为主,而且近年来此类研究层出不穷,一些本土化研究著作也相继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蒙台梭利教育的发展。但是,仔细分析一下现有的有关蒙台梭利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讨论。

现象一:随意改变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基本特征。考察我国现有的蒙台梭利教育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有的本土化研究下的蒙台梭利教育活动距离蒙台梭利教育的标准非常远,例如,没有较长的时间供儿童操作材料;虽然名义上是混龄班,但是在实际教学中采取按年龄分组的教学形式;大部分时间是开展集体教学活动;为儿童布置大量的纸面作业。等等。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中国化研究应该是以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和方法为指导。在此基础上再改变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那部分内容(如欧洲的贵族礼仪教育),增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从而达成促进儿童发展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修正。最终都不应该改变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基本教育思想和形式。换言之。不能以“中国化”为名改变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特性和实质,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为蒙台梭利教育法。

现象二:试图通过本土化研究将蒙台梭利教育法“完美化”。蒙台梭利教育法自从诞生之曰起就带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带有玛利亚,蒙台梭利个人烙印的教育法,反映的是蒙台梭利个人的价值观。事实上,没有一种具体的教学实践能够达到完美的境地,蒙台梭利教育法也是如此。过分追求“完美化”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可能会改变其本质特征。在当今中国,即使是私立幼儿教育机构,只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方法的碰撞与冲击都是对彼此的有效补充。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试图通过本土化研究将蒙台梭利教育法“完美化”,因为过犹不及,在我国十多年的蒙台梭利教育法本土化研究活动中不乏因为过度追求“完美化”而脱离其本质特征的案例。我们可以用其他教育方法来弥补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不足,但是不需要将其他教育方法纳入蒙台梭利教育法。并冠以“蒙台梭利教育法”之名。

第4篇

【关键词】循本思考;课程建设;自我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5-0020-03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带动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幼儿、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幼教工作者积极参与落实《纲要》精神的实践活动,在五大领域教育内容框架之下开展了多种教学方法研究,逐渐走上幼儿园课程自我建设的道路。

但在幼儿园课程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盲目跟风,造成课程建设方向的无序,在不断追随、移植西方先进课程模式的过程中浪费了较大的人力物力,却始终无法将课程本土化;二是固守观望,无法明辨众多西方先进模式的精髓,缺乏有效统整与融合,选择固守起步阶段的成果,使得课程始终得不到改善与进步;三是随波逐流,由于缺乏持续学习与实践课程的动力或能力,直接选择教材作为本园课程,且以教材为本,放弃了对课程建设的自我思考与研究。

针对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循本”思考:遵循儿童之本,持续了解与探寻幼教工作服务对象的特质及生长规律;遵循幼教工作之本,持续反思并重整工作意义及价值;遵循课程建设之本,不断辨析、理解并定位发展方向,研制出适宜的优质课程,加强自我梳理、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走稳幼儿园课程建设道路。

一、循儿童发展之本,研究儿童及其发展,树立科学的课程信念

(一)对儿童及儿童发展的学习和研究

《纲要》指出,“幼儿教育应为幼儿的近期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儿童是幼儿园工作的主要对象,儿童是否能得到适宜、和谐的发展,体现着幼儿园工作的成效与价值。因此,关注、研究并逐渐认识儿童之“本”,是幼儿园应尽的基本职责,也是课程发展之源。儿童的本质,包含着儿童的本能、天性、身心基本素质和不断生发的需求及特性,儿童是与成人不同的特殊生命阶段,拥有特定的心智、行为和生命轨迹。了解儿童之“本”,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并厘清教育工作目标,选择适宜的课程模式与教育方法,进而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幼儿园应重视对儿童年龄特点的关注、对儿童发展规律的了解,加强对儿童及儿童发展的理论学习研究,在开展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将儿童作为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阶段性回顾与反思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我们常常“埋头做事”而忽略了“抬头看路”,当课程建设遇到困难或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时,我们应开始阶段性回顾,反思教育的价值:我们既定的课程取向和目标是什么?是弥补儿童的需求还是关注他们的内在能力、动机?是为了支持儿童发展还是完成教学任务?是着眼于帮助儿童建立未来生活必备的重要品质,还是跟随当前社会与家庭对儿童近期发展的要求?课程的价值到底有哪些?阶段性回顾并反思教育的价值和课程的取向,有助于把握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整体发展方向,摒弃一些貌似重要实则枝节的目标要素,排除“面面俱到”的干扰,通过思考教育价值来调整课程组织与实施,帮助教师建构课程理念、改善教学行为。

(三)梳理并建立科学的课程信念与目标

课程信念是幼儿园教育信念的延伸,是教师在深思熟虑后对所选择的教育价值观的坚持与身体力行,是课程理论内化与实践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基础。课程信念来自对儿童和儿童发展的理解与认知、对众多课程模式精髓的选择与融合,以及对幼儿园教育资源的清醒认识。对于幼儿园来说,其课程信念不应是包罗万象的,而应是符合幼儿发展、符合幼儿园自身特点,能够体现幼儿教育价值与目标的,是幼儿园自身课程发展的思考、判断、决定和行动的依据。建立自身课程信念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来自于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探索结合,来自于专业视野、课程洞察力、理解力和执行力。建立科学、适宜的课程信念是幼儿园课程发展走得远、走得好的基础与根本。

二、循园所发展之本,发展教育个性,选择并完善课程内容

(一)自我分析与认识,找准自身课程之本

经验、活动和生活是幼儿园课程的核心,是与儿童生活的国度、地域、民族、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在建立自身教育理想与课程信念的基础上,幼儿园需要认真剖析自身蕴含的教育资源,了解所在地区、社区及家长的需求,熟知入园儿童的身心特质与家庭背景,综合判断本园课程实力,如:评估园所的经费与硬件设施、优化园内师资力量、梳理已有的教育优势经验与存在问题等,为自身课程发展确定方向和课程模式选择奠定基础。

(二)清晰定位,逐渐按照课程信念建立课程框架

在分析自身实际课程实力的基础上,幼儿园应当在课程信念的指导下确定本园的课程目标。从对儿童的培养来看,是培养儿童全面和谐发展,还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关注孩子的部分品质或能力。从教学策略与路径来看,是以学科教学为主,还是以经验课程为主;是将西方优秀课程模式本土化,还是融合多种课程模式精髓之后创新。在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后,幼儿园逐步梳理自身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法与课程评价等框架,并在实践中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进行探索与尝试,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三)保持相对稳定的课程模式,践行自身课程理想

优质的课程常常需要数年的精心研磨,当幼儿园确立自身的课程信念与课程框架之后,会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课程模式,包括课程管理规范、一日生活流程、环境与材料创设标准、与家长互动沟通方案等。幼儿园应在清晰的课程方向和目标指引下,按照课程框架逐项开展研究工作,选择与本园理念相符的专家团队和资讯,反复研磨教育细节和教学策略方法,以儿童获得真正发展为准绳,以教师获得职业满足和成就为条件,在相对稳定而严谨求实的工作过程中,实现幼儿园课程的自我检视与更新,逐渐构建有个性、有特色的课程模式。

三、循教师发展之本,注重培训与教研,提升课程理解与实践能力

课程发展离不开教师,没有教师的发展就谈不上课程的发展。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是其基本素养、理论积累与实践经验互相作用的过程与结果。教师不但需要学习与实践,将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转化为教育行为,还要将专业知识与技能内化为人的本真,与儿童形成“学习共同体”,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幼儿园应当为教师创设积极的学习氛围,提供多种学习实践途径,推动教师成为落实课程信念、实现课程发展的主要力量。

(一)加强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逐步建立课程信念

教师需要通过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累积,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幼儿园可根据教师的不同发展水平,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共同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要点,提供适宜的专业书籍和资料,促进学习型团体的形成,逐步构建本园的学习文化。让教师在研读、分析经典课程理论、优秀课程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课程信念,进而推动教学实践的水平提升。

(二)开展针对性培训与教研,提升课程实践能力

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幼儿园要根据教师不同的知识背景、生活环境、个人领悟能力以及实践经验,提供不同层级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教研活动。对于新人职的教师,应注重他们对已有实践模式的认识和内化,帮助他们建立初步的教育意识和构建自觉的教育行为。对于有经验的教师,则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内容,让他们在探讨课程设计、实施、反馈修正的过程中,逐渐缩小理念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对于专家型的教师,则需要他们在夯实理论知识、总结实践经验与策略的基础上,提炼个人教育方法与行为,为其他教师提供学习参考。在学习与培训的形式上,幼儿园可根据不同目的开展现场观摩、读书营、研习小组、工作坊等多元活动,以推动教师课程实践能力的提升。

(三)鼓励尝试不同教学策略,培养课程反思能力

在幼儿园课程建设过程中,虽然教师每天都在不断实践,但能够对课程进行反思的人却不多。幼儿园应鼓励教师积极寻找课程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养成以课程信念和理论为背景的思考习惯,并以问题解决策略验证课程信念、修正教育行为。另外,幼儿园还应鼓励教师尝试不同的教学策略,从已有的理念与行为中反思、探索未来的理念与行为,让反思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幼儿园可采用教育手记反思栏、每天小反思、阶段小结、班级小会议等活动方式促进教师反思习惯的养成,从而提升课程的质量。

四、循教育质量之本,打磨教育细节,向优质课程发展

幼儿园的课程是幼儿园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儿童发展所制定并实施的活动。课程质量之“本”是由每日各种教育活动的品质累积而成,除教学活动外,幼儿园还应当关注一日生活环节、环境创设与家长参与等要素。

(一)紧扣一日生活环节,为儿童创造适宜的学习生活

一日生活皆课程,儿童每天在园学习、生活和游戏的每个活动、环节、细节都会体现出课程的信念与质量。《纲要》明确了一日生活环节的教育价值,指出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应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既有利于形成秩序,又能满足幼儿的合理需要,照顾到个体差异;要保证幼儿每天有适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活动时间,逐步引导幼儿学习自我管理”。幼儿园应认真梳理本园一日生活的必要环节,围绕自己的课程信念设定环节的意义与目的,-合理分配时间资源,明确环节中的活动内容与引导策略。在一日生活环节中,幼儿园应以为儿童创设真实、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为要领,以成就儿童幸福的幼儿园生活。

(二)研磨学习环境与材料提供,为儿童提供有益经验

环境是儿童的第三任教师,环境是影响课程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纲要》提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幼儿园的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和常规要求等应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的游戏和各种探索活动,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与周围环境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幼儿园可从园舍、功能室、班级、户外、学习区域环境及材料等多角度、多层次思考,以教育性、艺术性、操作性等为主要原则,规划可利用的空间并提供充裕活动材料,赋予环境隐性的教育价值,让儿童在环境的支持下获得自主探索经验,使教师得以有更多机会与儿童交流互动,进而提升课程质量。

(三)关注家庭参与,为课程提供丰富资源

课程需要家长的积极参与,《纲要》中提到“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可见,儿童父母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认同与支持也是课程质量的重要基础。为此,幼儿园一方面可组织“家长学校”、“父母学堂”、

“亲职培训营”等活动,向家长宣传课程理念与教育方法,让家长与幼儿园形成一致的儿童观、学习观与教育观;另一方面,还可以组建家长课程委员会,吸引家长参与幼儿园课程及教学方法的决策和资源提供活动,并提供“家长助教”、“家长义工”等途径让家长亲自参与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使家长成为课程资源的一部分,增进幼儿教育的合力,共同完善课程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霍力岩.幼儿园课程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第5篇

【关键词】 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台湾综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缘起

“学术问题在于回应时代的关切”。诚哉斯言,今日检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历程,绝非要发临渊羡鱼的思古幽情,也并非文化缅怀的情感消费,而是要从正反两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而为摆脱华语电视圈因袭模仿或主动承接之“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开发原创性的华语综艺节目提供镜鉴与学理依据。众所周知,尽管电视综艺节目作为门槛为零、流行面广、接受者众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似乎每个观众无论政治倾向、社会层级、职业身份、教育水平、审美趣味的高低贵贱,似乎都可以大言不惭、堂而皇之地放心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一般公众看似微不足道的点赞评论、不无可笑的吐槽宣泄、毫无条理七嘴八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手划脚,亦受到为创意绞尽脑汁的广大电视人以及留心目标受众的广告主的高度重视,甚至部分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还会被虚心吸纳进项目企划案中,助推电视节目的改版升级、创新求变,让上述观众现实性地而非想象性地分有所谓的节目话语权。但是话说回来,受过科班训练的学院派专家,建基于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事论结合”的论说理路,毫无疑问地要比水平参差不齐、出身天南地北、立场五花八门的众多网友,基于一时一地的观看经验而在网络空间(如BBS论坛、人人网、微博、微信朋友圈等互动平台)不吐不快的大放厥词而更具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尽管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门户网站娱乐版块的记者、编辑,身处娱乐现场一线而与艺能界联系热络、互动频繁,许多人在事实上还参与此类节目的制作流程与市场推广,通常具备局外之人所不具备的工作履历与行业经验,从而能够得出不少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灵光一闪的一孔之见,往往只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的心得体会,东鳞西爪、只言片语的杂感印象,基本属于“摸鱼式”的技术性、表象化的经验层次,没有上升到具有指导意义、普遍价值的形上层面,因而内在学理性自然不强,外在效用性亦属有限。若联系其所处之敏感位置,其话语立场大为可疑,乃须多重辩证。有鉴于此,认真梳理学界在这一论域的研究话语,将之与当下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具体文本进行互文阅读,深入探勘当中所潜藏的繁复关联,其价值无需多言,其必要不容置喙。

二、学术话语中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

总的来讲,汉语学术界特别是内地学者关于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点、线、面皆有覆盖,大体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大跨度、高概括”之宏观层面的总体研究,一种是“小切口、深分析”之微观层面的细部刻画。“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互有特色、各擅胜场的二者之间,形成必要而有趣的互补关系与对位结构,前者致力于建构线索清晰、包罗万象的整体图谱,后者则走向具体精微、各具特色的个案研究,前者以后者为言说基础,后者以前者为更高目标。先说大开大阖的宏观研究,近年出版的两部旗帜鲜明地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得不提。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段鹏教授所著的《社会化的狂欢――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研究》一书。该书作者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在台湾世新大学访学期间,有感于“种类丰富、创意无限、插科打诨” [1]190的台湾娱乐节目,而产生对之一节目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愿望。这本专著在学理上界定出“台湾电视娱乐节目”这一概念之后,意味深长地将之凝练为精致单品型(内部又细分为游戏益智类、谈话类、歌唱类、健康美食类、美容时尚类五个亚类型)与综合包容型两大基本类型,并且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对其产生背景进行多维透视。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历时性描述法与共时性归纳法相得益彰、互相托举,其首先简明扼要地回顾五十年来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的嬗变轨迹,并且归纳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其次从节目的构成要素(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主持人、嘉宾)入手分析其审美特质,进而从制作模式(时尚前沿的制作理念、“支架式”的制作模式、体系化的包装样式、本土化的良好重塑、主持人品牌化、制造轰动效应)与运营方式(高度市场化下的商业化隐形运作、多元化盈利模式、娱乐产业化)两个维度指出其给予大陆方面的启示意义。最后作者借助传播心理学的“刻板印象”概念,反思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对祖国大陆的偏见构成,并且批判性地剖析其内容低劣化、恶俗化的表现及其成因。

除此之外,福建师范大学陈炜副教授亦在同年出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俗世之镜:台湾综艺节目研究》一书,与前书一道对这一领域进行纵深推进。陈炜本人身份特殊、经历丰富,其在金门(台湾当局实质控制的福建领土)出生,少年时居住在与金门隔岸相对的特区厦门,现在工作在省会福州,为其观照台湾综艺节目的多样景观及其在祖国大陆的曲折传播,提供一份独特的复合视角,亦为其搜寻资料打开方便之门。陈炜在书中《绪论》就发人深省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阶段的20世纪60到80年代、繁荣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众议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在这之后,作者点面结合地逐次分析歌唱选秀类节目的造星策略与剧场张力、游戏节目的生产机理与消费机制、综艺谈话节目的隐私挖掘与过滤原则、政治模仿秀的颠覆崇高与解构神圣。作者并不停留在文本本身的现象描述与特征概括,而是联系到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外压力之下的生存焦虑,即外部日本电视水银泻地般的长驱直入,内部逼仄空间毫厘必争、锱铢必较的收视争夺。作者曲终奏雅、回归原旨,指出台湾综艺节目,“为大陆同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2]210,也为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提供了解台湾的重要管道,最终提出同根同源之两岸综艺节目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除了上述两部专书之外,另有一些著述亦对台湾电视综艺节目进行鸟瞰式的面上观察。例如,李献文耗时十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电视文艺纵览》一书,就作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其所述观点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所立框架为晚辈继承袭用,构成今人难以绕开的研究起点。该书的第二部分《综艺篇》,颇见功力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分为“初创与发展”、“繁荣与进步”、“成熟与多元” [3]1-2三个历史阶段。其在第三部分《主持篇》首先回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曲折前行的发展历程,其次分别简要介绍了各领的名牌主持,最终也善意地批判了部分主持人在商业效应驱动之下肤浅媚俗的诸种表现。令人可惜的是,这部经典著作由于撰写时间较早,材料收集范围有限,无法反映发轫于世纪末互联网络技术对于电视的巨大冲击,更不能呈现新世纪政党轮替之后社会生态变化之于电视媒体的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在论述广播电视发展史、介绍优秀电视节目的时候,亦对台湾综艺电视节目青睐有加而给予特定篇幅。这些相对分散的论述,当中不乏有闪光处与启发点,值得今人进行耐心萃取与揣摩学习。例如,汪文斌、胡正荣两位先生在《世界电视前沿Ⅲ》中就从台湾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三台鼎立的节目设置、两大电视节目形态之一的“娱乐”和节目主持人等方面,描述其传播现状与传播形态。无须讳言,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研究显然不能自我设限、不及其余,其必然要嵌入到台湾电视与社会历史互动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来。有鉴于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飞宝先生与张敦财所编著的《台湾电视发展史》、“作为中央电视台首批住台北机制之一” [4]4王文昌先生的《通过电视看台湾》等著作都成为研究者理解其间之互文本关系的重要参照。

通过某一种理论之光烛照或者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如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波德里亚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等,实现对某档综艺节目进行具体研究,亦为初学西方新学理论且本身对综艺节目感兴趣的年轻学者所偏爱。例如,《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等海峡两岸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综艺文本,庶几成为各式后学新知大显身手的理论演武场。根据CNKI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部分新闻传播类与艺术类的专业期刊以及某些地方大学学报的特色栏目乐于刊载此类论文,使得后人得以在其所做工作的坚实基础上,超越普泛化、浅碟化的单维介绍,进行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重访、多角度审视,进而形成系统性、立体化、全景式的整体论述话语。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论文尽管数量众多、蔚为大观,层出不出、屡有佳作,几乎覆盖了台湾电视综艺发展史上的知名节目与品牌主持人,但却呈现出表象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的状况,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进而言之,其大多驻足在绵密阐述“是什么”的问题表层,而没有进一步打开内中的话语褶皱,真正深入到“为什么”的问题内核,更缺乏在更加宏阔的大格局(如全球化与本土化互相激荡的历史背景、“全媒体多屏时代”的媒介语境)下,给出“怎么做”的合理对策与可行建议。不惟如此,由于不少论者对舶来理论还是停留在一知半解、鹦鹉学舌的初级阶段,而无法如盐入水般地熟练使用相关理论对相关文本进行鞭辟入里的到位读解与返回文本现场的重新测绘;要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某档节目缺乏“同情式理解、理解式同情”的学术公心,而只是单凭研究主体的个人主观好恶与主流审美趣味进行直观判断,而难以对综艺节目及其关系网络施行恰如其分的坐标定位,以及对节目灵魂的主持人本身进行合乎实际的公道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很多研究生特别是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为代表,也纷纷以台湾综艺电视节目作为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项缪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的综艺节目研究》,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地论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形态、内容、社会性征、在娱乐产业版图中的位置,及其对大陆综艺节目发展的借鉴意义。考虑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跨度长达五十年,若要一一述说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远非区区数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所能够涵盖,缘此有的同学便选择具有特殊意涵的某一时间截面来进行研究。如河北大学王伟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解严”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状况探究》,聚焦在“解严”之后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包括在节目形态、节目理念、经营方式的演变,主持人主持风格、主持特点、典型人物的分析,以及综艺娱乐节目和主持人在发展过程中陷入的悖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5]1。此外,台湾地区所特有之浓厚“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的媒体现象,亦是年轻硕士的笔锋所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米若曦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娱乐化现象之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郑骁骁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秀”的解读》和吉林大学杨婷婷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政治娱乐化现象》就紧扣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脉动,结合具体节目文本详细论述了这一奇特的媒介奇景,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文化语境、社会制度、受众心理、媒介生态” [6]2。值得一提的是,从台湾综艺节目在大陆传播的图景绘制,进而延伸到海峡两岸综艺节目交流合作、互动发展的充分探讨,进而思考“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及其路径,宛如巨大磁石吸引了关注目光,不仅前述论文的篇末无一例外的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亦有部分同学直接以之为题做正面研究,如福建师范大学杨思萍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在大陆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白海天硕士的学位论文《电视综艺节目的品质与品牌构建――台湾综艺节目的制作体制及其对内地的借鉴意义》、复旦大学黄聿清博士的学位论文《两岸电视观众收视行为之研究――兼论其对两岸节目规划合作之意义》。总的来说,上述学位论文问题意识明确,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少,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但大多能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焦点群体访谈、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既重学理研讨,又有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两岸共同文化记忆中的台湾综艺节目

“镜像的现实,历史的倒影”。在娱乐消费不够精致或曰相对匮乏的不远年代,在精神生活不甚富裕抑或刻板单一的时间节点,在“寓教于乐”还是大陆娱乐活动之当然主轴的往昔岁月,来自海峡东岸宝岛台湾的电视综艺节目,藉由躲躲藏藏地翻录模糊不清的录像带、战战兢兢地私接卫星天线、半遮半掩地购买盗版光碟,合理但不合法地使用各式软件(校园FTP、BT、“电驴”、迅雷等)如饥似渴般地疯狂下载、乃至最终正大光明地在网络视频分享网站(土豆、优酷、56、酷6等网站)在线观看等诸多管道,历时性生成的众多节目得以如潮水般共时性地涌进海峡西岸,并以血缘相亲、语言相通、文化相承、地域接近的闽南地区为轴心,渐次向整个大陆开疆拓土、急剧扩散。其所显影之幽默诙谐、轻松搞笑的主持风格,扣人心扉、颇接地气的叙事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斑斓多姿的呈现样式,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地超越时间界限与空间阻隔走进千家万户,迅速俘获各个年龄层次、职业界别特别是年轻学子的眼球,于不期然间成为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学生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悄然成为海峡两岸青年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构华语世界共同分有的审美经验与集体记忆。毫不夸张的说,不少业已步入职场、艰辛打拼的“80后”,在现代性怀旧作用的催化之下,满怀深情回忆昔日无忧无虑之校园生活与青葱可人之学生时代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提到其时宿舍内外、精力过剩的一群闲人,围绕簇拥着尺寸小的可怜、清晰度不高的一台电脑屏幕,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地集体赏鉴,并且不时高声插话、肆意评论《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等台湾综艺节目的欢乐场景。凡此种种身心一体、毫无免疫力的群体性狂欢卷入,似乎生动地诠释着曾经常年往返两岸、熟稔两地节目制作模式的一代知名综艺主持人高凌风先生在台湾综艺节目如日中天黄金年代时的一句名言,“大陆综艺至少落后台湾二十年”。 [7]

现在看来,在彼时凌风拥有充足的理由乐观,他的豪言壮语并非耸人听闻、感觉良好的夸大其辞,其不仅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如另一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李方儒亦曾面对内地记者而“谦虚地”认为“大陆综艺节目至少10年才能赶超台湾”),亦是长期追剧之圈外人士的共有观感,然而所谓日中则移、月盈则亏,随着时过境迁、事易时往,自信满满的斯人,已然随风而逝、驾鹤西去,但在短短数年之间,情况对比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快速位移,整体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在经济成长与国民所得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的时代语境中,曾经小心翼翼、满腹虔诚地在港台背后有样学样、亦步亦趋的内地综艺节目,已经将曾经敬重的“老师”远远地甩在身后。其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在根本上是得益于大陆遍地商机、惊喜无限的发展潜能与硕大无比、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GDP达到636463亿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晋升10万亿美元俱乐部,并以7.4%的增长速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遑论经济成长低迷不前的台湾地区。与之相伴而行的是蜂拥而来、“不差钱”之天量广告经费的有力支撑,例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第一季的冠名费为1.5亿元人民币,第二季同比增长57%而达到2.35亿元人民币,至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冠名费就达6000万元人民币、第二季则上升到2亿元人民币,第三季依然同比增长25%而上探2.5亿元人民币。至于近日更传出伊利集团以5亿元人民币冠名2015年《爸爸去哪儿3》,这足以让节目冠名权受限(即“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现在节目当中,同时不得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的台湾同行垂涎三尺、艳羡不已。正所谓财大方能气粗,雄心勃勃、磨刀霍霍的大陆同行,据此似乎拥有源源不断、不计成本的巨额制作费用,仅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其一集预算就达到1000万人民币,百倍于全台湾地区制作预算最高、50万元新台币一集的谈话类节目《康熙来了》。为了一步到位地接轨国际,一劳永逸地干掉对手,较之小本经营、精打细算的台湾方面,内地同仁往往祭出“大片”制作的竞争法宝,一方面不惜血本、一掷千金地向英国、美国、荷兰、韩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购买电视节目版权,并且高起点、大手笔地适时引入国际化团队,另一方面又在超越简单横向移植、正经阅读“制作宝典”与努力参悟“说明书”之余,密切结合在地观众的审美期待视域与情感体验方式,创新性地进行富有成效的本土再造与重新演绎,在全球本土的时代情境中营构了一个又一个眩人耳目、动人心弦的视觉奇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屡创新高、惊世骇俗的收视奇迹。应该承认,藉由“创造性转换”与“转换性创造”的大陆电视综艺节目,无论是外在数量,抑或内在质量,较之既往提升明显,较之对岸不落下风,可谓脱胎换骨、今非昔比。当中最为明显的重要例证,就是以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为代表之大陆一线卫视的部分综艺节目,甚至来势汹汹地实现了对长期自诩“电视综艺王国”台湾的惊天逆袭,刹那间受到岛内观众的广泛注意与热烈追捧。或许就在几年之前,大家很难想象到台湾东森电视台,为“拼收视率”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别出心裁地假借“新闻报道”的名义规避台湾地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法律监管,于2013年4月某日破天荒地全程直播“我是歌手”的总决赛,甚至不惜让当晚10档的时事评论节目《关键时刻》为之让路。东森此举石破天惊,虽被对岸的湖南卫视隔空指控为“侵权盗播”,但亦收获“每分钟拥有48万观众收看”(亦即2.15%的较高收视率)的收视景况。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同样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台湾中天电视台亦不甘落后,不顾台湾当局关于大陆电视节目若在台湾地区整集播出须经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与“文化部”等相关部会同意的有关规定,同样采用“准直播”之打插边球的灵活方式对此进行同步报道,而与东森一道共同遭到“通传会”发函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并到会陈述。不言而喻,这一闹得沸沸扬扬的“盗播”事件极具标杆意义,其一方面意味着曾经在华语世界风光无限、哺育了祖国大陆电视综艺的台湾综艺节目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另一方面标志着大陆综艺节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然告别邯郸学步的机械模仿,走向成熟、攀向巅峰的全面崛起。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职是之故,岛内媒体无论蓝与绿、左与右,不约而同地纷纷跟进解读、深入剖析“盗播”事件,从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上与现实实践领域中掀起轩然大波,显然其并不止于两岸华语媒体之间为“博眼球”而做通常意义的营销“炒作”,更进一步地在社会公共空间引发热议、影响持续发酵。举其要者而言,立场亲近大陆的平面媒体《旺报》,虽然对此分析较为理性平和、持论较为客观公道,但仍以不无忧虑、略显失落的口吻指出,“过去台湾综艺节目领先大陆毋庸置疑,但如今大陆不惜重金买进欧美版权、高价聘请一流明星与制作团队,制作出效果惊人的好节目,进而吸引观众的目光,再以冠名费等名目获得巨额的广告收益,良性循环下创造出更多品质精进的作品,已有带领华流崛起的气势。”[8]至于绿营媒体《自由时报》则在色厉内荏地高声指责台湾媒体的“抬轿”举动之后,亦忧心忡忡地进行“为什么大陆可以做出这样的节目”的深切追问,反躬自省地做出“为什么这个节目可以如此成功”的深刻检讨。

第6篇

关键词 中职校长;领导力;阅读框架;现实图景;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29-07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和聘任制,校长在办学实践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在落实国家相关教育政策、保证学校教学工作有序开展、凝炼中职学校发展特色、打造中职学校品牌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职校长的自身素质尤其是领导力是其发挥上述职能的关键因素。科尔曼曾经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1]。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笔者力图从微观的视角勾勒出中职校长领导力实践的原貌,通过在学校中的实地考察和与校长的深入访谈,以萨乔万尼的五力模型作为阅读框架,研究校长领导力现状及其对学校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根据学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探讨校长领导中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针对性地提出系统的策略体系,为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提出反思和建议。

一、中职校长领导力的阅读框架

(一)中职校长领导力的内涵

校长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灵魂,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校长在学校承担的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管理角色表现为对学校日常事务、人员等方面的决策、管理权,而领导者的角色表现为校长对学校发展方向、内涵建设等方面的指挥和引领作用。

中职校长除了具备校长这一群体的共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第一,中职校长面临更多的办学压力,职校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中职校长必须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有利的办学资源和条件。第二,中职领导者要能够做到从宏观上把握学校的发展特色和路径,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第三,学校与企业的交流合作、市场对学校办学成果的检核都要求中职校长要有敏感的市场意识。

对于校长领导力的概念,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张爽在界定概念时强调校长与他人相互作用的能力,她认为校长领导力是校长在工作实践中对师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及相互作用能力[2]。马龙海提出校长领导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集合[3]。虽然对于校长领导力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校长的能力是综合能力,围绕学校发展进行,主要指向学校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影响作用实现。

(二)萨乔万尼的“五力模型”

本研究在对校长领导力框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萨乔万尼的五力模型作为中职校长领导力划分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以郑燕祥的领导力模型为参照。萨乔万尼认为,校长领导力就是校长改变或者影响学校发展局势的能力,具体划分为五个方面[4],如图1所示。

具体来说,技术领导力是指校长的角色类似于一个“管理工程师”。校长要为学校建立发展规划、在学校各方面事务中起到组织和协调的作用、为学校发展制定详细的计划等。人际领导力指校长要成为“人际工程师”,强调校长对学校内外部良好人际关系、人际能力和工具性的激励方式的运用。教育领导力指校长要扮演“临床工作者”的角色,校长自身要成为教学的专家能手,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监督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育规划的落实。象征领导力是指校长要做学校的“首领”,通过对重要目标或者行为的选择性注意向他人传达什么是重要的,从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掘深层意义并对师生和相关人员阐释重要性、视角和目的,促使学校其他主体获得目标感和责任感。文化领导力指校长的角色类似于“主教”,要界定、强化、明晰能够为学校持久发展提供支持的具有特色的价值观,通过相关的领导活动建立文化符号系统、表彰体现学校文化的行为、塑造共同的想法和信念等。

萨乔万尼认为校长领导力的五个维度处于不同层级之中,其中,技术领导力和人际领导力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的缺失将导致学校发展效能低下,但是不管他们有多重要,也不具备学校情境的独特性。其他三方面领导力受背景影响,它们的独特品质源于教育本身和学校的特性,区别于其他领域的领导、监督和管理。文化领导力、象征领导力的缺失不会明显影响学校常规工作的开展,但它们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办学层次提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中职校长领导力的实践图景

本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W中职学校D校长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访谈,材料采集不仅着力于展示研究对象是怎么样的,更谋求通过访谈内容和背景资料的联系解释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保罗・赫塞曾说:“领导者的领导风格是根据领导者在他人眼中的表现来确定的。这与领导者如何看待自己无关,而是与他们想要影响的被领导者的看法有关。”[6]来自多方的质性材料通过相互印证,从正反两方面呈现与诠释了中职校长的领导力实践。

(一)技术领导力――组织机构合理,制度执行有待加强

校长的技术领导力直接反映在对学校的常规管理中。在学校的组织机构建设上,W学校部门划分采取职能型,部门之间具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学校的领导层对学校事务进行商议、决策,中间的职能部门负责具体事务的传达和执行,具体的落实则依靠专业组的组长及班主任。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相比工作事项更为复杂多样,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工作之外还承担着组织学生的生产实训、校外实习等工作,学生的管理也更为复杂,不少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很难管,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①。因此,采用职能型的设置方式能够明确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职责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提高工作效率。

W学校的制度建设涵盖了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并且能够随着学校的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但根据调查访谈情况,其制度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在调研中,谈及学校的制度问题,在制定方面教师大多为肯定的态度。如A教师说:“制度基本上还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也是在不断完善。”学校基本健全了维护日常工作正常运转的各项规章制度。当然,制度的制定是落实的基础,如果制度没有被充分落实,那么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以考核制度为例,学校对教师的日常工作考核以分数形式呈现,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评优评先的依据,本意是为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但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力度不够,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新教师C教师直接表达了对考核的看法:“表面上期末考核很正规,但实际上执行不严。”其他老师也表示学校制度的执行存在一些问题,如工作十几年的F老师说:“宽有余,严不足,一些制度落实的不到位。”

在对学校的制度管理上,研究者认为学校是一个组织系统,首先要具备完善的日常管理制度,其次要重视制度的落实。在与D校长沟通的过程中,他也认为:“制度实际上是基础,一个单位运作的群体性基础,保障它不会偏离方向,但是制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从理念上来说,D校长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这也可以从完备的制度规定上得到验证。问题在于一些制度执行不严,在教师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当然,学校是一个人际社会,很多制度的推行会受到各种阻力的影响,真正完全实施比较困难,这就要求校长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运用领导智慧既坚持制度的切实推行,又兼顾对教师的人性化管理。

(二)人际领导力――重视资源整合,教师激励有待完善

对中职校长来说,要为学校发展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就需要整合多种外部办学资源,而这必然要求中职校长具有较强的人际领导力。与此同时,学校是一个人际关系网络,校长要想顺利开展学校内部各项工作,除了要运用职位赋予的权威之外,还要注重在与教师的互动中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重视与教师之间的人际沟通、关怀教师的需要、激励教师、打造具有凝聚力的团队也是中职校长人际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从调研情况来看,D校长非常重视在提高自身办学质量的基础上争取政府资金支持,他认为:“办学关键还是自己打出品牌,这是根本的,现在确实是首先要有作为,这样上级部门对学校的心理认可度、支持力度、重视程度才会增加。”近年来,随着办学实践中课程改革的推行、学生实训工作的开展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争取政府支持增加了筹码。已经在W学校工作13年的A老师对笔者说:“现在学校的基础条件比以前好多了。”D校长努力通过多种校企合作模式来拓展外部实训场所和资源。W学校已开展的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有:一是依托企业资源建立了覆盖学校专业的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如与机电专业合作的电机公司为学生的专业实践提供了场所。二是企业不仅作为实训基地,还参与学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与内容的制定。以学校的建筑专业为例,D校长促成学校与当地数十家建筑公司实现联合办学,为学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开展订单式的合作,如当地的幼儿园、建设集团、化机厂等。四是与校内企业产教合作,学校专门成立教育服务公司,利用学校的实训场地和设备,将对口企业引进学校,实现课堂进车间。

调研中在谈及与校长的沟通方面,大多数教师反映: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会找校长,D校长也会尽力解决。而且在工作中,如果教师存在疑问和问题,也会直接跟校长反映,A教师说:“工作上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才会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是如果觉得他说的不对的话,也是会直接反驳他的。”可以看出,对于人际领导的重视使得D校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有效,这对于团队建设、增强凝聚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团队激励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拿班主任来说,职业学校的学生个性突出,管理难度大,调动班主任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对于学校工作的开展和学生培养来说意义重大。访谈中,很多班主任提到工作奖励问题时比较有意见。Q教师说:“班主任的津贴太少了,一个月才二百多块钱。”除了工作量上的差异,在班主任的人员安排上也存在一些问题,F老师说:“有的十几年都没有当班主任,有的连续当好多年,就很有意见。待遇相差也不大,但是工作量相差很大,所以老师都不愿去做班主任。”C教师是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他也说:“没什么激励,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工资和评职称了。”可见,D校长对班主任群体的激励没有太在意,这种隐性的负面情绪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管理工作。

对从事教学的教师来说,激励不足直接会影响到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团队氛围。如C教师讲:“你看在普高里自修课任课老师都争着去上,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按一天8小时来说,改作业、备课、上课这种直接的教学活动绝对不会超过3个小时。”当然,对教师的物质激励会受到学校经费等各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全部归为校长在这方面考虑欠缺。在物质激励效用缺失时,校长就更应该重视对教师的精神激励。经常性的表彰、鼓励或者其他方式的肯定,有助于排解教师内心的不满情绪,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

(三)教学领导力――课程领导高效,教学领导有待提升

对中职校长而言要发挥教育领导力,领导学校的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显得异常重要。D校长对课程建设下了不少功夫,但教学领导则明显不够。

D校长比较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人兴趣培养,在必修课、德育课之外,还为学生安排开设了多种多样的选修课。在课时安排上,在合理范围内相对弱化文化课的课时,更加注重专业课,好几个专业进行了项目课程开发,15本校本教材已经投入使用。

校长的教学领导力还体现在校长能够以专家的身份与教师探讨教学问题,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监督和指导等。在问及对教师的教学指导上,D校长表示很少去听课,听课较多限于公开课之类的,平时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考评主要依靠教务部门进行,这也在教师的回答上得到了印证。一位在校工作时间较长的教师表示:“刚调来的时候听过两次。”其他老师也表示校长很少去听他们的课。L老师说道:“以前的老校长在新老师来了以后,不打招呼就直接去听课了,校长都重视教学了,那其他的副校长、中层干部也会重视起来。现在教务查课可能一学期两三次,查完了就出个表贴在校办里,也没有说怎么去解决问题,就这样了。”

可以看出,D校长对教师教学工作的指导存在一定的不足,在职校学生学习基础普遍较差的情况下,如果教师的日常教学没有得到适当指导和督促,久而久之便会出现教学懈怠的情况,这也得到了M教师的验证。据他观察:“一个班级近50个人,真正听课跟教师互动的有4~5个人,其他的不是睡觉就是在玩。一节数学课,教师18分钟就把课讲完了,然后坐在讲台上看报纸,下面学生有睡觉的、玩的,做作业的很少。”S老师在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时也说:“刚开始还会去钻‘怎么样能让学生对自己的课感兴趣’,会去花心思准备,但是现在就对着教材大致抄抄去讲。”D校长在日常工作中对教师教学工作的相对忽视,使教师的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指导和监督,影响到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四)象征领导力――愿景目标明确,感召能力有待增强

校长通过行为示范引起师生的选择性注意是象征领导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而言,校长在工作中对于学校工作相关典礼和仪式都会出席,以体现对某方面工作的重视。研究者发现,D校长比较重视对学校发展愿景的构架和传递,他认为:“引领学校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校长的责任,自己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意识,不断学习新的理念,对专业建设、对学校宏观的发展目标都要有自己的认识并让所有教师的心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一般而言,学校的发展规划是由校长提出的,经过校务会议统一思想,写入学校发展的计划报告,最后安排实施。

根据目前的学校发展态势,D校长提出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当地的职教中心,并通过例会等形式向教师传达思想,从愿景和目标构建来讲,既立足于学校的发展实际又有努力进步的空间。Z教师提及校长对办学目标的确立时说:“从办学理念上,追求的目标是分阶段的,思路很清晰,每个目标的提出到实施都分步骤进行。学校的品牌建设上,除了争取一些荣誉、示范学校之外,还重视内涵建设,包括对教师、领导班子思想上的统一,追求的目标都明确化,然后在专业设置如说课程、技能目标细化等方面努力使培养的学生更加贴近社会的需求。”

理论上来讲,愿景目标的确立和阶段性推进对于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应该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据研究者的观察,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如研究者在某办公室访谈一位教师的时候,还有四五个教师在办公室,研究者目光所及的几位都没有做与教学有关的事情。此外,在问及A教师对学校规划和自己工作的看法时,她回答:“要看跟自己的专业有没有关系,如说我们专业要评上省级示范专业,那肯定是很高兴的了,会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和专业的老师合作更加努力。但是如果跟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那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可以看出,只有当教师觉得学校的发展目标与自己关系密切,他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否则学校的发展愿景和目标对他来说就是空幻的。

(五)文化领导力――文化建设全面,深入程度有待提高

校长的文化领导力侧重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促使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学校建立统一的符号系统等。D校长在对学校历史文化、校园环境等方面的挖掘提炼后,提出了富有特色的青松文化,并据此设计了学校独特的符号系统。“我们学校松树很多,它们在哪里都可以生长,大江南北都有,一年四季保持绿色,而且对土壤的要求、气候的要求都不是很高,一般都长得很挺拔。那我觉得我的学生也需要有这种精神,他们将来是底层的、一线的工作人员,他要有那种扎根平地土壤的精神,而且青松是成片的生长,所以有一种共融的精神,这种精神师生都要借鉴。所以我们就把以它的精神作为学校的文化象征。”在确立了文化精神之后,学校据此编制了VI识别系统,校旗、校徽、校标、档案袋都是以它来设计。除此之外,D校长也重视不同专业文化的建设,如在实训场将相关专业的往届优秀毕业生材料制作张贴,在学校舞蹈室布置相关的励志名言等。学校不同场所,如教学场所、食堂等不同地方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建设特色,这为校园文化建设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问及校园文化向师生的传递途径时,D校长回答:“主要是通过一些载体,比如校报、校园的电子屏显示等。”文化对于学校成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研究者难以考评D校长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取得的实际成效。但在与教师谈及校园文化的影响作用时,研究者认为与领导者精心打造校园文化初衷存在落差的是,师生对校园文化的认识并不是非常深入。T老师说:“对校园文化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工作还是那样做,不可能因为校标换了就换种做法。”在与F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他认为:“印象中没有跟学生系统地讲过,学生知不知道可能就是个问题。”可以看出,虽然学校通过电子屏等载体展现了学校的精神文化,但是教师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并没有深入的认识,即使知道也只是停留在字面,对学生而言他们对校园文化的认识就更少了。虽然说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但是这也建立在个体对文化的认识、了解和认同的基础之上,如果教师对学校文化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并不了解,那么校园文化发挥的作用必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校长在文化领导上除了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外,还应重视传播方式与途径,真正让师生内化于心。

D校长在领导力的五个维度上都具备相对的优势和不足。总体上来说,D校长在理念上对校长必备领导力的认识比较到位,但是在理念的落实和执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校校长这一群体中存在的共性,如制度落实和人性化管理之间度的把握、教学领导力弱化等。当然,校长领导力的实施和作用不仅受个人影响,也受到内外部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三、影响中职校长领导力的因素分析

中职校长领导力的发挥受教育内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宏观层面与个体层面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宏观层面

1.国家教育政策

回顾近年中职的发展历史,跌宕起伏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目前国家对中职学校的财政资助等相关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职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也束缚了校长领导力的作用,不利于中职学校的特色发展。以校长负责制为例,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全面负责学校事务,有助于校长实施自身的办学理念,立足地方实际发展出学校特色。但是在办学实践中,存在校长的权责不均衡、校长办学思想难以实施的情况。本研究中,D校长的人事权和经费自十分有限,学校教师由教育局统一考试招聘,整个过程校长不参与,结果出现技能型教师短缺、新教师不符合学校教学需要的情况。而经费审批本意是为了强调程序规范、提高效率,实际上报批手续繁杂,反而影响了学校工作的开展。

2.校长培训

开展形式多样的校长培训是提高中职校长各方面素养和能力的有效手段,有助于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但是从中职校长的实际培训来看,仍然存在着明显不足,如教学内容不实用、培训理念知识本位、没有体现中职校长工作特色等。本研究中,问及D校长新入职遇到的问题时,有一个情节就是从普通高中调入职业学校,入职前没有相关培训,对职业教育不太了解。也就是说,D校长在工作之初缺乏相关的理论指引,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通过自身在工作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起来的,这直接影响到校长入职前期工作开展的成效。因此,校长培训也是中职校长领导力的影响因素。

(二)个人层面

1.教育理念

对于中职校长来说,如何办学、怎么样办学都受其个人教育理念的影响。本研究中,D校长提出要办有尊严的职业教育,D校长认为:“做人要有尊严,办职业教育也要有尊严,所以我要办有尊严的职业教育,这几年看来还是有效果的”。这种办有尊严的职业教育具体体现在学校招生上,职业教育的生源本来就紧缺,很多学校为了保证学校入学人数,强制给教师分配招生任务,但D校长并没有这样做。“你现在分派任务,低声下气去求,实际上是把我们职业教育贬低了,尊严没有了,所以这么多年来,第一,我始终没有下达过招生任务;第二,我有分数线,职业教育也不是谁来都能来;第三,对于品行不好的学生、确实违反学校纪律的要退学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在心理上对工作的认可度和组织承诺的增强,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2.领导风格

中职校长的领导风格对于整个学校的氛围、管理效能以及校长领导力的发挥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校长实行变革型领导的效用逐渐得到了一致肯定。变革型领导强调校长与教师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愿景构建、激发内在动机、教师关怀、率先垂范等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实现对学校的高效能领导。本研究中,D校长重视变革型的领导,鼓舞教师内在动机,但是规范制度对教师约束力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校长领导力的作用。因此,将个人的主要领导风格与次要领导风格有效协调有助于校长领导力的提升。

3.个人素养

中职校长良好的个人素养能够提高教师对校长的认可度和信服度,增强校长的非权力性影响。在本研究中,D校长非常注重对个人素养的提升,通过自主学习、参加培训等方式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在D校长的办学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对外界有效举措的借鉴,而这些思想主要是通过不断学习得到的。因此,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个人素养对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路径

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受内外部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在对其影响因素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有助于为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发校长领导力提升的内部动机。

(一)宏观层面

国家政策对其领导力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相关的培训对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来说是有力的外部支持,因此提高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完善中职校长相关培训有助于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

1.提高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促进校长办学自主

从相关政策制定来看,目前国家为促进中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提高中职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但是一些政策由于缺乏科学的讨论和验证,其实际效用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以中职学生免费入学为例,本意是为了提高中职的社会吸引力,缓解中职招生困难的问题,但是实质上在一些地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以D校长所在的W学校为例,不但没有促进学校的招生,反而降低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因此,政策的制定实施应该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具体差异,不能笼统地用一套方案推行实施。

相对于普通学校校长而言,中职校长要想办出学校特色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如课程设置、教材选编等。中职校长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有助于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就业。因此,增加中职校长的办学自有助于其领导力的发挥,提高办学质量和学校的长远发展。

2.开展形式多样的校长培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规范化的教育和培训是中职校长领导力提升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制约下,提升中职校长培训的有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培训对象的内部差异而言,针对中职校长的培训要分层次、有区别地进行。一般来说,中职校长由新入职到发展成熟需要经历预备期、适应期、称职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校长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培训的需求是有区别的。以预备期为例,目前我国中职校长由教育管理部门统一选拔聘任,大多来自于普通中学的中高层干部,虽然他们已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但是缺乏对于职业教育的深入了解和相关实践经验积累,那么对于新任校长的培训则需要侧重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社会人才资源需求现状等基本理念的学习,为新任校长把握职业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提供助力。

从培训体系建设来说,在机构建设上,专门针对中职校长的培训机构缺乏。在培训师资上,目前对中职校长进行培训的师资多是高校从事职业教育相关研究的学科专家,缺乏具有成功经验的职校校长及行业企业人士。在制度建设上,现有的制度设置存在不完备的情况,如培训方案的形成、培训效果的评价等缺乏可参照的标准等,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是提升中职校长培训有效性的基础。

从培训内容来说,中职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负责学校各方面事务。因此,对中职校长的培训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还应该涉及提升校长管理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的内容。此外,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要重视对中职校长已有经验的运用,扩充实践经验在培训内容中所占的比例,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从培训流程来说,目前针对中职校长的培训多是终结性的,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后上交相关论文就通过考核,后续的支撑效应不足。对中职校长的培训应该在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基础之上,提供常态化的支持和协助。

3.完善校长评价体制机制,推动校长自主发展

中职校长作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其对应的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评价内容来看,中职学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对校长工作的评价要涉及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学校承担的社会培训情况、学生就业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具有职校发展特色的方面。因此,中职校长的评价指标不能简单地挪用普通学校校长的标准,而应该立足职校特色,编制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从评价主体来看,对中职校长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上级主管单位和学校教师,还可以广泛地结合外界因素,如企业行业、家长反馈等。从评价的效用来看,中职校长的评价结果要与激励制度相关联,为促使中职校长积极主动的自我发展提供外部推力。

(二)个人层面

中职校长领导力的提升除了需要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外,还要有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行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思,提升自身理论水平、检视自身领导实践,在工作中实现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提升自身的领导力。

1.重视自主学习,提高理论思想水平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自身具备高水平的理论修养是赢得教师肯定、提升校长领导力、促进学校发展的基本条件。校长自身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自身水平、获取实践经验是提升自身教学领导力的前提[7]。

从学习途径来说,中职校长不仅要积极参与各种相关培训,还要调动自身学习积极性,通过书籍阅读、网络资源的摄取、优秀案例的借鉴等途径,多方面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秀的办学经验,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从学习内容来说,校长在自主学习中不仅要关注职业教育先进理念,还要广泛涉猎管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这对于校长提升人际领导力、促进学校团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2.加强自我管理,检视自身领导实践

对于中职校长而言,学校日常运行中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一些中职校长终日处理琐碎的事务,缺乏自我反思和提升的时间,对于学校的长期规划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本研究中,D校长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可以用于深入思考和自我反思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他也注重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自我发展和提升,促进了自身在工作中的科学决策和学校发展。因此,科学规划自身的时间安排对于校长的自我提升和学校发展意义重大。此外,中职校长要重视在工作中的自我反思,客观评价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办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归因。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促进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升校长领导力。

3.促进团队协作,加强领导团队建设

中职校长在有关学校事务的决策中,要注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深入的沟通交流能够提升教师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教师在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措施实施中的积极主动性。因此,校长在工作中要注意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了解教师对于学校工作的想法和意见,增强教师群体的向心力。此外,校长在日常工作中还要注重发挥象征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的作用,通过榜样示范、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促进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形成。

参 考 文 献

[1]Coleman, J. S. Collective Decision[M]. Sociological Inquire,1964:36.

[2]张爽.校长领导力:背景、内涵及实践[J].中国教育学刊,2007(9):42-47.

[3]马龙海.大学校长领导力体系构建的探索性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1):14-20.

[4]托马斯・J・萨乔万尼.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30.

[5]T. J. Sergiovanni. Leadership and Excellence in School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4, vol. 41:12.

[6]保罗・赫塞.情境领导者[M].麦肯特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