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6 04:22: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行政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管理演变、现行行政管理误区剖析、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走向等方面的理论分析，阐述了科学管理的新趋向，并深刻揭示新时期行政管理须注重的几个环节。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实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和质量。因此，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新问题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的演变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的。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指出，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使人们对科学管理开始一窥堂奥，非凡是现代行为科学的诞生，为管理注入了新的心理因素，而系统论的发展，为系统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此时，以梅奥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不仅仅是为追求有序化、合理化，同时也追求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且谋求管理的整个系统功能的优化。这就是管理的科学化新问题。
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向性变化。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要求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明确行动的目标，且交代每一个行动的操作步骤，而且标管理仅需对被管理者明确目标及其工作要求，具体步骤由被管理者、操作层次的人自行解决。当然，不同的被管理者应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在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的今天，仍一味奉行程序性管理是过于落后了。
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系统论中的结构——层次——功能理论开始在管理中发挥功能。不同人员结构的系统5单位8要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其管理方法不能相同。高层次的管理者仅仅关注战略性决策，而日常程序性决策都授权于低层次管理者操办。不同的管理者其管理半径不一样，其控制力、监督能力也不一样。
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传统的管理强调对被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的对称即所谓的奖惩机制的建立。通过表扬的手段、树立典型的效应来带动一批人前进，不谈忧患，不提危机，害怕被管理者受刺激过度，产生惧怕心理，影响工作及效率。危机管理在一些非凡情况下有其独特、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功能。如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都说明危机管理的独特功能。更值得注重的是，现在危机管理似乎有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管理模式的趋向。如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管理中强调“最好的软件公司离真正破产永远只有!#个月。”正是有这种危机管理技能的运用，微软公司才会日益强大。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而且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的兴起等。鲶鱼效应是一指在一批沙丁鱼的远途运输中，假如掺入几只凶猛的鲶鱼，反而会使沙丁鱼的死亡率降低，这是因为有了逃生的竞争，使沙丁鱼游动频率增高，从而生存力增强。同样，在管理中，假如多引入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则会使单位的生命力更加旺盛，这破除了传统的“一山难容二虎”的理念。木桶原理是指一只由几十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大木桶，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一块木板。这给管理上的启示是摘要：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和管理环节新问题的差异，其实是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和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足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新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在信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管理理念落伍了。只有带领组织成为持续学习型的组织，摆脱单纯的模拟，且成员之间相互学习，一个单位、组织才会生气勃勃，不断发展，不断超越同行，取得成功。
二、现行行政管理的误区剖析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熟悉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
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熟悉轻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
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仅仅是收费吗$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所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
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决不是一喝了事。
还有一种的管理误区就是多订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熟悉轻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预备了一些基本前提、预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走向
1、决策的科学化。作出一项正确的决策，有赖于完全准确的信息，也需有一套动力机制去刺激决策付诸实施。传统的管理以领导者“拍头脑决策”为主，凭经验、凭主观决策，轻易导致决策失误，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决策的动力机制，健全为决策服务的信息系统。
2、办公的自动化。制度、决策的落实在于执行，它涉及到办公的启动，传达贯彻、督办决策的实施到位。传统管理这些环节都已齐备，但缺乏的是高科技手段。现代管理就是要借助于办公自动化技术，成倍地提高政务效率，建立督办网络体系，使事中、事毕都存在可测性和可控性，使决策者、管理者随时能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以便实现全程动态管理。
3、管理的信息化。无论是决策，还是日常管理监督，都需要管理的信息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反馈实施信息是管理的要求，总结反映、宣传信息是管理效能的体现。因此，信息化管理是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要求。通过重视信息反馈，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注重管理效果的信息反馈，以便随时调整管理的目标和方式，达到优化。
4、监督的经常化。好的管理，必须伴随大量的、经常性的日常监督，否则，薄弱环节随之产生，突变因素随之潜伏，久而久之，随着新问题的累积，可能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发挥群众监督，加强内控建设，充分利用社会监督，使新问题、隐患没有藏身之处，是十分必要的。
5、管理的法制化。依法管理是今后行政管理的大势所趋。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我国制定了成千上万的涉及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规章，这大大改变了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政策进行管理，而使行政管理具有很大随意性的弊端；另一方面，我国通过《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救济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基础上，我国于80年代末正式提出“依法行政”的口号和要求，管理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这对新时期的行政管理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斌伟、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对行政管理的借鉴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1,126-28
[2洪威雷、黄华+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湖北大学学报[J2001.215-18
[3吴瑞坚、知识经济时代摘要：行政管理的变革趋向+长春市委党校学报[J2000,62(0)62-66
[4乔革宇、石英等+略议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J2001，170-73
[5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孙耀君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版
（一）主要概念
1.人事行政
（1）人事。“人事”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对“人事”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每个语境下都有不一样的用法。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这里的“人事”指的是人情世故。又如，《后汉书·黄碗传》中：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这里讲的“人事”则是交际或者应酬。其他的人事还有人世间的事。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人事”和我国古代所说的“人事”意思大相径庭。（刘玉晓，2007）。《辞海》（1979版）解释“人事”一词包含有人情事理、交际应酬、人员管理乃至男女等。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现代所说的“人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事”指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组织在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而狭义的“人事”是指用人以治事，力求人与事的协调。人人有事情做，人人能做好事情。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代社会所说的“人事”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人事”并不是单纯地人与事情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对人从事工作即人在做事时对人与事情的安排。（2）人事行政。人事部门通过行政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对行政人员进行管理，从而达到行政目标和社会目标。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行政过程中，为协调事与事、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环境的关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目的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在完成行政任务中创造最佳的工作效果。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以物为本”管理理念向“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转变，传统人事行政也在向现代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转变。
2.行政话语
（1）话语。“话语”一词来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话语指的是在“语义上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或思想的一句以上的话或书面上成段的文句。”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在语言学的意义上，话语仅仅是人们进行自我表达与交流的工具，它由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能够表达完整意思或思想的话语内容；另一个是将话语内容表达出来的话语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是借助声音说出来，也可以是凭借文字写出来。（2）行政语言。作为行政机关进行管理活动的沟通媒介，行政语言既区别于一般的语言形式又与一般语言形式有着天然的共性。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究其根源，主要有口头语，书面语和体态语三种类型。行政语言也不外乎于此，每种语言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管理活动的进行。（3）行政话语。行政话语是指公共行政的参与者为实现意思表达、信息传递、沟通交流以及寻求自身利益等目的，借助声音说出来、文字符号写出来或以他人能理解(甚或不能理解)的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信息、言语和行动（谭银，2012）。
（二）理论基础
1.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是以“精细独到的日常语言分析”享誉于西方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他把语言作为行为来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产生语言行为理论。他曾说：我们所拥有的日常词汇体现了多少代人所发现的各种值得注意的区别与联系。由此看来，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制造“理想语言”，而应该从人们惯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出发，研究“现实语言现象”，从而得出日常语言的功用。
2.话语理论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对传统公共行政尤其是官僚制及其替代模式进行全面结构，尝试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来改变人们思考公共政策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话语理论，如公共管理、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因而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了一股新的思潮。
3.普遍语用学理论
普遍语用学就其根基是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改造后形成的一个研究方案。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切入点，在其交往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的研究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差异，在哈贝马斯看来，奥斯汀的语言取效行为属于策略行为，不是他研究的重点，也不是普遍语用学的组成部分。普遍语用学是不同于经验语用学的哲学语用学。
二、人事行政语用的发展
（一）行政环境
行政环境是指围绕行政管理主体并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客观因素的总和。行政环境是行政活动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也是行政活动施加影响的对象。同样，公共人事系统本身也是一个有许多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大系统，它和其他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环境。行政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如此众多的因素构成了行政环境的不同门类,不同层级,它们从不同角度对行政活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人事行政发展
中国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具有共同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条件，并贯穿着相同的客观规律。但受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导致中国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和形成迟缓，呈现出许多特点。第一阶段，1978—1991年，国企改革困境下的劳动人事管理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只有国家层面的劳动人事工资计划管理体制，并不存在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所使用的“人事管理”一词也和西方语境中的人事管理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人事管理主要指对干部身份的管理，而劳动管理则指对普通工人的管理。自从改革开放后，逐渐将国企中的劳动，人事等方面从政府管辖范围内分离出来，这才形成中国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改革起步的标志。第二阶段，1992—2000年，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该阶段的企业人力资源改革体现了明显的市场化导向，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战略化改组和减员增效等措施的提出。第三阶段，2001—2008年，多元格局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外资和私营企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国企职工身份逐渐由企业人转化为社会人，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发生重大变化。除此之外，学界其他对于中国人事管理研究的代表观点如下：赵曙明（2005）按照研究的层次和数量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行了划分，曾湘泉（2006）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要从组织行为学视角和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进行研究，梳理出13个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内容；贺立（2007）从伦理视角归纳早期人力资源管理个学派的伦理理念，并简述其伦理价值等。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人本管理。近年来“，以人为本”“、人本管理”等内容经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被引用。但是其真正的含义其实在不同语境下又有不同的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人以及人的根本愈加注重，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开发这一部分。在政府管理中我们应该不断改进人事制度，通过对其他先进部门以及行业的人力资源领域的开发和学习，积极完善我国公务员管理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及服务来吸引更多优秀的组织和人员参与，从而保障人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事行政语用变化
从语用角度审视人力资源开发，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两个基本术语是“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指的是人所拥有的、可作用于组织实践的内在与外在素质。在“人力资源”概念下，人被物化为可由组织整合并支配的资源。由此“，人力资源”取代了人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思维的出发点。无论人事管理学还是人力资源学，二者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近十年来，人力资源理论的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了人事管理，是因为前者能够给人，特别是各级行政领导者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以全新的视野。这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而且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因此人力资源理论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是必然的。它既有行政领导者的推动，又有专家学者们的协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满足众多企业家办好企业的强烈需求。社会需求为人力资源理论增添了无限的助力，我们理应顺应这浩荡的潮流，使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理论在中国扎根、开花，进而结出丰硕的成果。但是，近几年来的实践已反映出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重决策管理，轻执行操作；重管人，轻管事；重宏观管理，轻微观管理等等，其实质是对传统模式的全盘抛弃。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并不能成为传统模式的理想的最终替代模式。人力资源开发用“绩效评估”取代“人事考核”，以确认组织人力资本的功效与收益，为评价以往的员工管理对策以及对员工进行奖惩、职务调整、培训等提供依据。然而，称谓的转换并未带来人事管理思维、理念、原则与人事管理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反思人事管理模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推进传统与现代的汇通融合，将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传统人事管理理论结合起来，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应该是人事管理未来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和侧重点转向了人才资源规划、深度开发、战略储备以及合理配置，注重发挥人才资源的最大效益。在现实中，只注重执行而不能参与高层决策的人事管理模式，显然人事管理的结果就有可能偏离整体的战略利益和规划；反过来，只强调决策而忽视执行，人事管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就可能受到影响，日常工作没有做好，就会损害员工的切身利益，并最终影响单位的整体利益。所以新型的人事管理模式应该是既能参与决策把握战略方向又强调执行重视细节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三、结论
本文作者：王慧莹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政府管制仍在限制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应该是市场，而政府的作用只是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对经济发展的总量进行调节，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而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府所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已经超过以上职责并干预到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其干预的方向不对，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2）政府管理方式单一、落后，对企业干预仍较多，政府职能依旧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政府管理的方式及手段比较单一，相比之下，较多的是运用政治手段而忽视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在这种政治手段的干预下，很多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从而不利于公正、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同时也无法真正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市场化仍然处于低级阶段，我国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局面还没有彻底转变。政府的生产角色、提供角色、安排角色的定位不合理，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等方面的问题。（3）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职能不分。在政府内部，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应该是分开进行的，而我国政府内部的这两种职能的区分是不明确的，这使得一些部门忙于具体事务、疏于决策，重审批、轻监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混乱现象对于提高政府部门效能是相当不利的。（4）地方部门利益观念过重，严重缺乏公共意识与公共责任感。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强调其政绩优异，不惜引进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与项目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扭曲的，是以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的，这会严重影响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地方部门这种只重眼前利益的表现是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是缺乏公共意识与公共责任感的表现。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对策
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是在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进行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成果，也不能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我们应该在将国外的智识经验与本土资源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面对以上几点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对策：（1）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政府应真正做到职能转变，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建设现代化的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取消对市场的过度管制。（2）切实开展政府机构改革，并进行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政府通过机构改革应做到各部门权责名确，各司其职，杜绝“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的发生。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又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改革链条中的联结点位置，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平台。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且各方面层次和领域的改革应该同步进行。（3）落实行政效能监察，实行“行政三分制”。“行政三分制”，即决策、执行、监督职责在部门间的适度分离，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明确界定执行部门的职责分工。“行政三分制”的主要内容是将行政管理职能分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三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通过加强决策，提高政府决策效率，使决策程序化繁为简；通过加强执行，使执行部门认真做好执行工作，不推诿、不扯皮；通过加强行政监察，使整个行政过程明朗化，从而抑制政府内部决策、执行职能不分的弊病，也便于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全程的监督。（4）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改革，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由于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制发育程度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政府管理的体制、职能、过程和方式的要求也就不同。因此推进地方政府改革时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需而治，切不能搞中央政府决策“一刀切”。应通过改革，让每个地方、部门、单位和公务员都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充分发挥其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进行。中央政府应当适度放权给地方政府，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进行分税制改革，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更好地为地方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指导工商启示
“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学者在21世纪前后提出的全新概念，也是中国学者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对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的一次大胆探索。近年来，源起于福建省泉州市工商局，在全国工商系统全面推行的工商行政指导，就是其中范例之一。这种灵活且富有弹性的行政方式，越来越受到了行政机关的普遍重视，成为有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新型行政方式。
一、“服务型政府”理论引介与工商行政指导的兴起和发展
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这种类型的政府将彻底抛弃旧的治民理念或“为民做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由民做主”的理念。服务型政府应当是一个民本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法制政府、阳光政府、效率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更高形态的政府类型虽然包含着上述概念指称的全部内容，却不能归结为它们，更不是它们的拼凑和杂糅，而是对它们的超越，是一种面向后工业化现实的政府模式。”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论对政治发展与行政实践影响的不断扩大，促成了政府职能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作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制度尝试，2005年，福建省工商局在泉州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在监管执法与服务维权等领域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充分运用这一新型的柔性监管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政府组织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效能，优化公共服务，促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与职权管辖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适时灵活地采取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与传统的刚性行政管理方式不同，工商行政指导实践突出了柔性指导，突出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协作与配合，其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政府与民众间相互沟通协商、共同参与、协作配合和自律自治的良性互动过程，充分体现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个体意志的尊重与需求权益的关怀，彰显行政主体人文化的公共服务理念。它是顺应行政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在现代公共治理理念催生下出现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新型行政管理方式。
二、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解析工商行政指导的实践转变
1、行政理念：由“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变。传统行政观念认为，政府机关就是履行行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权力是政府机关的唯一存在方式。这种权力本位的行政理念，往往会使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忘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事实上，任何行政主体都是责任主体，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处于责任状态，这是公共治理的基本逻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天职。这要求任何行政主体都必须树立“真诚为民服务、提供平等服务、提供有效服务”的理念。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从这点上说，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责任本位理念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尽可能多地吸引他们参与到公共治理实践中来。工商推行行政指导，把服务市场主体和服务市场经济秩序当成分内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提高了办事效率。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加强信息引导，可以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引导企业守法经营。由此可见，行政指导这种行政模式增强了工商部门的行政责任，也能够充分调动公民社会组织对行政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为达到共同的行政目标奠定基础。
2、政府职能：由“管制型”到“服务型”行政的转变。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推行行政指导是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需要，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传统的管制型行政是种以权力为本位的行政模式，其行政理念往往习惯于“管”和“罚”，行政执法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被简单理解为管理与被管理、管制与服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服务职能。而服务型政府理论采取的是“顾客导向”，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变为服务中心主义，实现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公共权力社会化，公共管理变成为公共服务，使服务成为行政活动的主题。政府行政活动实质上是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工商行政指导改变了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观念，充分运用“说服、劝告、引导、商谈、帮扶”等柔性手段，把服务行政相对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管理融入服务，弥补了传统单纯依靠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手段的不足，促进了工商部门在监管执法、消费维权等领域的履职到位。
3、监管模式：由“刚性为主”到“刚柔相济”的转变。在单向的“命令——服从”行政监管模式下，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刚性管理手段得到广泛运用。在这种行政模式下，行政主体的意志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行政相对人则比较被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容不得置疑、反驳、拒绝和抵抗，行政双方长期处于对抗的紧张关系。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更深入人心，公众参与、追求公正的意识逐渐增强，说服型、说理型的行政监管模式备受推崇。以权力为主导、带有强制性的传统行政模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开放透明、互动参与、说服沟通、协商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工商行政指导，体现了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监管执法等行政活动中，通过运用建议、说服与警示等柔性的行政监管手段，做到刚柔相剂，相得益彰。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选择，能够有效减少磨擦、抑制和对抗。从而增强相互间的配合、合作与协调关系。这是形成“以理服人”、“合作行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科学监管”、“依法监管”和“和谐监管”的必然选择。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对完善和优化工商行政指导的启示
服务型政府是把管制纳入了总体的服务框架之中，是为服务而管制，管制是手段，服务才是最终目的。这些理念对工商部门完善和优化行政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1、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服务型政府”理论认为，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是公共管理行为主体，要从以往管理客体或者顾客的被动角色中摆脱出来，不断增强参与意识，成为公共治理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公民积极参与和公民自治能力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成为主流，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使得传统的国家或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渐缩水，而公民社会正在不断强大起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凸显了公共治理过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工商部门开展行政指导，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需要。在行政指导实践中，行政相对人是否参与或接受行政指导，则由其自主抉择，充分体现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个体意志的尊重与需求权益的关怀，彰显公民本位的公共服务理念。而行政指导的目的，则主要是集中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上，这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要求。只有确实把工作着力点和重心放在服务行政相对人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服务导向，彰显公共机关的职责转型。政府职能转变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职能转变的总方向，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新公共服务理论学家认为，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的方式是“掌舵”，而不是“划浆”。在推进公共治理过程中，要能够解决好“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把政府职能转到“市场调节、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为公民社会组织服务是任何行政机关都必须始终牢记的职责。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把目光聚集在如何更多地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上，行政指导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推行的。在执法监管、消费维权、食品安全监管以及服务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强行政指导，有助于较好地实现预期目标。这种重指导、重服务的行政模式，彰显了工商部门在新时期下职能的转变；实践也充分证明，它大大提高了工商部门的服务水平与质量，得到了社会群众的普遍认可和好评。由此可见，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性行政行为，与传统强制性行政方式相比较具有更加明显的亲和力，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置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体现了政府机关的民主色彩和职责转型，因此有利于改善和塑造部门形象。
3．诉求合作，形成协商型的治理机制。在治理理论看来，治理是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行政模式，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问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协商互动的方式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而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掌舵”，但这并不排斥公民等其他社会主体的主动参与。公民社会组织是实现公共治理的有效基础，促成两者间合作的契合点是公共利益。诉求合作的协商型治理机制，实质上是政府机关对其他主体意愿和利益的尊重与回应，通过积极的对话、有效的交流与合作，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工商推行行政指导，扩大了行政相对人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关于提供什么行政指导、怎样提供行政指导，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以公众的意愿为第一价值取向，建立了解民意、公众参与的渠道、规则和程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行政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l】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
【2]高轩．《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O)。
本文作者：郝建军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文献服务部
高校图书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1注重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发展。图书馆的“人”包括两方面：馆员和读者。从馆员角度看，重视馆员的精神、价值观在工作中的作用，采取切实可行且有效用的激励机制，激励馆员的创造性，使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读者开展，要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总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脱离就是失败的改革。
2减少管理层次及增加横向协作原则
从管理层次来看，不宜过多，一是便于决策快速执行；二是便于信息交流。横向来看，图书馆应建立组或团队，加强横向联系力度。
3按图书馆发展目标同时结合组织功能设置行政机构的原则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主要有两点：一是实现图书馆2.0；二是实现数字图书馆。这是图书馆今后的发展模式和服务模式。而图书馆的功能主要有：行政保障体制、技术保障体制、业务保障体制及读者服务体制。
高校图书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
优化行政管理组织结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图书馆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具体有以下内容：（1）图书馆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各种接待、会议准备、归档；统计每年的各种数据，后勤管理、安全管理、经费管理等。由于一所高校可能有几处校区，有的不在一个城市，对于跨校区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通过办公自动化来解决，如QQ、MSN；或者可以在不同校区同时设办公室。（2）文献建设与发展部（也可叫文献部）：是将原文献建设部的编目分出，与电子阅览室、书刊阅览室合在一起组建的新部门。笔者认为，将信息服务部门合在一起，方便管理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工作分为基础工作与编目、咨询工作。基础工作包括借、还书等工作。而咨询工作包括学科馆员服务、博客服务、微博服务等工作。（3）文献咨询部：集中人力资源对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分析、研究、创新，形成高层次的信息情报服务；开展读者教育培训工作，如新生入馆教育、数据库培训、科技查新、文献检索课等。（4）系统部：进行设备配置和维护、系统的开发等工作。为了迎接数字图书馆的到来，应加大对系统的研发能力，不断增加图书馆的网页功能，适应图书馆2.0的要求。（5）读者服务部：包括采访、总还台、读者的信息管理、光盘借阅等工作。现在，有些图书馆已将总还台或者总借还台改成总服务台，这种改变是适应时代的发展，是大势所趋，目的是解决读者关心的问题。而通过网上采访与现实的交流，了解读者的需求，即可为采购文献资源提供可靠数据，也可将最新信息推送到读者的微博或信箱中。（6）组建兴趣组或团队：打破部门限制，加强人员流动，解决图书馆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如采购文献资源可将不同部门的相关人员组织在一起，具体负责此事。
谈论或写作政论需要理想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意味着对政论将来式的谋划，也包括要回头看，真正明白政论从何而来，因何而起，以及它现在的情形。无疑，政论的整体目标是指向特定的政治架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论者的言说都在强化某种政治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不是完全一致，甚而存有冲突和矛盾的一面。因此，政论者的政治价值观是先于文字存在的，并决定了言说的质量和影响力。反之亦然，当评估政论文章的得失和优劣时，检视的最重要标准是文字背后的思想。
中国大陆媒体的政论，延续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虽然现在许多时评强调专业性，强调基于专业的独特认知，但文人论政的传统不是被削弱，而是在愈加强化。说到文人论政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起、兴盛，横跨建国前后，并延续至上世纪60年代。这40年是文人论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指向国家政党等宏大主题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政论家之多、水准之高远非现在可以企及。
对于这一时期的政论，目前仍旧是需要强化研究的。但显然，任何一个政论者都不该忽略这段中国新闻史上最好的时期。它们所提供的政论的文本、政论立场以及政论本身提供的政治智慧，都对当下的政论写作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研究政治时评，除了写作者自身的学养，向政论历史寻求启发相当必要。
作为一个时评作者，笔者以为：眼下的政论如果需要一个血脉渊源的话，那就是上述的40年。同样，如果需要对政论的写作或思考有所提升的话，思考这40年文人论政的历史也当能获致难得的经验。就国内的研究看，现在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其某些可以公开的研究成果弥足珍贵，对观照现今传媒的政论品质相当紧要。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文人论政的传统经过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次运动、历史事件，已经断裂。当今的政治评论者对此有隔膜、有误解，甚至有反感。不过，政论作者一定时常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时评或社论当以何样的姿态面世？当以何种气质存在于政治报道中？评论员当以怎样的气度发言？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续接这一血脉，延续它，回到它的道路上。而《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是以此为原则的。
二
回到历史，怎么回？当今的传媒环境与那个时期有了极大不同，写作者不再与政治结构有着紧密联系，不再是“参议员”或反对派，总之是写作者与政治有了疏离。更值得警惕的，也是日常遇到的，亦即政论的口径经常性地处在外力的控制下。文人论政的内在和外在压力强大，这些“压力”有着高昂的国家意志，且有着高度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希望将政论的思维和言说的氛围引致特定的范围、实现有所筛选的论政口径。
这样的状况同样持续了40多年，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回到传统需要克服的历史境遇，需要超然其上、进而有所建设的一个参照系。文人论政，若想回到过去，已经有了现实的羁绊。壁垒已经铸成，有理想的政论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试图弱化这一壁垒所造成的窒息感，让自由意志能在墙缝里生长。中国政论的理想蕴涵于此，它的命运直接与破除壁垒的成就成正比。
当然，在现实政治的坐标下，政论产生了分裂，分化成趣味和旨趣迥异的格式。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时评的规模，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优势，不能代表政论建设的统一成就。抑或，有些所谓的成就其实是伤害。谁都不能否认，大陆媒体的新闻评论落差太大，空白太多。政论中论说所依赖的理论框架有不足，也有卑微、乃至卑劣的一面。这样的研判使得表面繁荣的时评看起来更像是泡沫，以新闻投机心态支配的时评版则更不鲜见了。当笔者提倡回到文人论政的历史高峰时，更多的政论为自身所累，是不愿回去，其实也断然回不去的。
三
政论的功能就是政治启蒙。历史地看，这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方面因为政治现实使然，日复一日地对启蒙进行约束，使得政论的外部环境趋于紧张，给政论的自在探索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的问题出在新闻传媒自身，政治评论者的自我审查比以往更加严重。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后果比前者更严重。新闻人或政论者的勇敢需要提倡，这属于自我净化和自我追求的部分，普遍欠缺。对于一个固守的体制而言，启蒙其治下的民众，促成某种“苏醒”正是政论的方向。
日常的政论会涉及诸多议题，从民生到政治，从官员到社会，从文化到经济，无所不包。评论者站在哪里，或者说评论的立场决定了启蒙的效果，或者究竟是在启蒙还是在愚弄。学习文人论政的传统，言说者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政府以外的位置，而不是隶属位置，始终秉持批判者的立足点，也就是坚持批判不谄媚，坚持独立不依附，坚持操守不流俗。做不到这些，政论就形散而神失，成了喃喃自语。
政治评论者还是要有点志气的，不要为眼前的政治图景所迷惑，要对更完善的政治状态保持热情，进而动员而不是训导民众，传播政治的普遍价值和政治的普世原则。也只有这样的政论立场才会出现批判的空间，才能在超脱政治的同时对政治有针砭，有期望，有更合适的政治要求。政府需要这样的批判，正如我们需要政府一样。问题不是没有更好的政府形态，而是少有对理想政府的设计和戮力建设。论政即为制造这样的舆论供应不会枯竭的动力，并与其他动力一道，重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及至成真。
相比这些政论的方向，现今的许多政论是没有方向感的。不要抱怨新闻环境，最该责问和自省的还是评论者自己，是自己陷入了误区。评论者切中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而不是增强，对国家与政党政治的观察水平在降低，对行政者日常政策的批评能力在萎缩――这些不足都是努力的方向。真正的政论家不是甘心做“”的，文字当有思想在支撑。如果政治环境的绝对不宽松是长期的，政论言说者尚需自我磨炼言说的力度，对论说的文本和政治认知存有“苛刻”之追求。
正如钱钢所说，评论员 “要像一个参议员那样发言”，这是包括社论在内的政论的应有姿态。在此，有必要反对政论中选题琐屑的犬儒倾向，对政论“矮化”成专注技术分析的写作习惯保持警戒，否则政论会被政治现实逐渐“吸收”，最后沦落为帮腔之无脑言论。长此以往，新闻评论就失掉魂魄，或者鬼魂附体，或者僵化成理当反对的那个样子。文人论政，这是一个难关。
有必要澄清的是，文人论政中的“文人”正在发生演变，他们正在被灌注诸多期待，总而言之是希望拓宽知识面，有实力就专业领域发言，或者以专业眼光审视经济、金融、法律诸领域。即便这里的专业主义要求令人困惑，但对大众化报纸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概括依旧适用。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长期的启蒙需求，媒体所培养的舆论家不会被取消。对一种发言的策略来说，文学当然不是政论的应有语言，基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理，切中既有政治格局的论调有着永久的效用。
也要看到，启蒙属下的词汇正在被政论广泛推广，即便是最下层的民众也对民主、权利等辞藻耳熟能详。对官员来说，习惯于社论等政论教育成为一种基本能力。在这样的地域里，继续推导政论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是，根本的政治逻辑限制或禁止政论的自我演进，政论的锋芒实则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现实的“政治静止”感觉不满，连带着对纸上“停滞”了的论政也显急躁，政论的影响力因此有了折扣。当政论能够使用的词汇已成为常识，政论又何以自处？
四
政论的选题由现实政治提供，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可能，但在更多的时候，后者对前者的钳制效用更大。真正的政论不放弃对政府、对政治的批判，这种持续努力的后果只在部分省份、甚至部分城市展示出来。目前仍要承认，相较于政论的理想，绝大多数地方的政治仍旧是保守的，对政论的期待和态度也多有不同。政治进步不是体现为一味地朝前，也有循环或倒退的时候。政论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它所言说的烈度和空间印证政治的宽容度和自由度。
政论对政治文明的作用，恐怕要从两方面理解。政论可以促进政治和解，促进舆论与官府的互动，并在公共事件上加以博弈，并最终让政治现实有所让步，民意由此得以舒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政论的全部结果，也有一种情况是：政论的吁求无论怎么注意修辞，依旧不能对政客造成正面影响，反而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收紧传媒管制，或者为批评制造麻烦。更多的时候，后一种效果是政论者要面对和解决的，事实上也考验着政论者的勇气、胆识。政论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环境，不畏惧失去，冲锋中有进退，并把握方向，这才是常态。
放眼大陆媒体，政论的存在并非是普遍的，从地域上看，只在零星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等弥漫；即便这样，政论的呈现也不全是达到理想状态。更多的城市，也就是所谓政治文明应当发达的地区，政论反而不见踪影，乃至受到压迫和强制。文人论政是不敢提及的，或者受到轻蔑对待。媒体与管理者似乎无意就政论的存在作出讨论、加以协作。换言之，政论在当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在未来还不会停止。政论与政治实操间的对峙、张力将延续到不可预知的那一天。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监管措施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实物财产账目不健全，家底不清
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实物财产账目不健全，甚至无账可查，虽然我们每年的产权登记要求据实相报，但真正规范运作的很少，准确性不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财产由单位的行政科室代管，人员更换不清点、不交接；对拆迁、报废、调出的资产不核销；上级部门匹配、奖励、无偿调入、接受捐赠的国有资产不入账的情况也较为普遍。
（二）内控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清
国有财产随意购置、出租、出售、报废，很多行政事业单位连最起码的物品领取和归还制度都没有，缺乏对国有财产实物形态的有效管理和监督。
（三）对国有财产收益管理不到位，流失严重
对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的经济实体，以及“事改企”单位，其创收收入大部分为单位职工发福利，用于资产折旧、维修等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寥寥无几，特别是利用国有非经营性资产搞经营的单位，没有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对使用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进行评估，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使国有资产的保值乃至增值指标难以落实。
（四）对国有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
过去一向都是通过上级划拨分配方式无偿取得的国有土地，有的已经被单位用于商业开发，也有的以福利形式分配给单位干部职工建个人住宅或贷款抵押，使国有资产的产权模糊不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措施
（一）宏观方面
1.强化资产管理观念。行政事业单位首先要改“经费”观念为资产观念，树立起资产效益意识，强化资产管理观念。另外要正确处理好资产管理和资产使用的关系，特别是在把闲置的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2.强化资产管理工作与财务管理工作的结合。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强化两者的有机结合。
3.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的基础工作。首先，通过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财务和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其次，建立健全资产、财务管理责任制，切实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再次，按照现行财务制度的要求做到账账、账卡、账实三相符。最后，要定期进行资产清查盘点，对盘盈或盘亏资产查明原因，该报废的进行报批处理，该入账的盘盈资产作入账处理，并及时办理产权变动登记手续。
4.继续完善和探索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管理的有效办法，使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二）微观方面
1.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责，当好管家。一要加大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尽快开展行政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工作，摸清家底。二要充分发挥内设机构的职能作用，主动与资产管理机构加强联系，相互协调，形成一套规范运作程序以加强源头管理。三要适时与事业单位签订国有资产保管、养护责任状，并由他们负责将资产管理的各项指标逐一分解到科室，量化到人。四要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大胆引入奖惩机制，强化国有资产使用者的管理意识。
2.加强对“非转经”资产的管理，确保资产不流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规定，对运用国有资产特别是运用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组织收入的“事改企”单位和经济实体的非经营性资产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组织有评估资格的机构和人员，集中对以上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进行评估，核定其价值量，作为国家投入的资本金，并以此作为占有、使用该部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考核的基础。
3.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日常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一要健全购置制度，实行源头控制。二要制定管理细则，加强日常管理。三要完善报废、报损、出售申报制度。
本该充满生命情感和文化气息的语文课堂,何以变得千夫所指?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和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的缺失,直接相关。影响的因素有三点最为根本:一是教材的选材标准,二是教师的审美素养,三是教学检测(此处指高考)的导向功能。下面,笔者就此三方面试做分析。
(一)教材编写忽视审美建设,致使审美教育的内容先天不足
语文教材是进行审美思想的载体,是审美教育的主要依托因素,但这种指导因子却有着承袭下来的缺陷性。长期以来,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所感到的困惑和遭受的失败,与所使用教材缺乏美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语文教材在编写的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工具性,忽视人文性,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语文教材笼罩一层浓厚的政治性色彩并且被当作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文本,从而忽视了教材的审美性和文学性,这样就使得语文教材在功能上出现了异化,语文教材与政治课本在教学功能上出现了重复。这样的教材,使得语文老师在教学时受到很大的局限。
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过去的教材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而忽略了学生学习时审美需求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从教材的体裁来看,政论文、杂文过多,文艺作品太少;从课文的作者来看,文学家的文章所占的比重小。这些课文的讲授,常常会使语文课成为一种政治说教。因为,这些文章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一种从概念到判断的过程,而缺乏感悟过程和审美价值。课文所针对的,不是学生的语言学习、情感的陶冶和想象能力的培养,而是针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的确立。倘若语文课脱离了一定的审美过程而直接进行思想教育,显然也就与政治课相差不大了。语文教材中过多的侧重于政治思想教育,必定削弱语文的学科特点,难以使学生得到美的感受和愉悦。
这就是过去的语文教材的一种弊病,过于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忽视文学性的引导,致使老师仅仅成为课文内容的诠释者,学生也就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师生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不能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因而很难在课堂上进行美感的欣赏、获得美的享受。
虽然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非语文性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试验修订本新教材突出了语文教材的文学性和审美性,降低了语文课的政治说教要求。然而,这么多年的教材弊制不会一步到位地得到改变,作为审美教育承载体的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完美,还需要我们的语文工作者在以后的教育道路上逐渐探索出更适合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教材。
(二)语文教师缺乏审美情趣,致使审美教育的实施缺乏“媒介”
语文教师是引导审美的中介,是进行审美教育的桥梁,语文老师自身的教学能力是课堂氛围的主要因子,也是引起学生关注美、创造美的重要条件。然而,有些语文教师在自身教学能力上还有一些缺陷。
1.语文教师的授课缺乏激情。和自然学科不一样,语文老师在上课时要有情感的投入。冷漠的老师、僵化的课堂不会受学生的欢迎,也不会出现高质量的语文课。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如果教师不能开启学生的情感之门,使之与教师、文本、作者之情产生情感共鸣,那么,教学活动便是干瘪空洞、枯燥无味的,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只有把教学情感交流、沟通得恰到好处、水融、和谐统一,才能克服枯燥无味的说教,才能防止出现灌输、压迫、强制式的教学,才能产生最佳的教学效果。
我们教语文,需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语文课程标准》就强调了“语文学习具有重情感体验和感悟的特点”。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情感目标是很重要的教学目标。教语文,要有情感,要有激情,显然是理所当然的责任。对此,著名特级教师李镇西说得好:“教育者应是个性情中人,各种教育现象都会在他心中掀起喜怒哀乐的波澜,孕思考于胸中,遣激情于笔端,扬激情于课堂。”
2.语文教师的审美修养不够。很多语文教师在教学时,思想上,为传统观念所禁锢,开口就是夫子腔;教学上,冷峻理性的主题分析代替了充满情趣的审美鉴赏;课堂上,老师居高临下的讲授代替了学生自由的想象创造;测试上,统一的标准化答案扼杀了学生具有个性化的思维活动。这样的语文课不仅枯燥乏味,而且也很难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语文能力。
试以笔者了解到的一堂公开课为例。该课讲的是《语文・必修2》中的一首古代诗歌《氓》。上课铃响后,授课老师严肃地走进教室,先给学生简单介绍一下《诗经》的相关知识,然后开始了细致的分析。分析的内容主要有两点:诗的结构和对比手法的运用。老师提问:“这首诗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学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之后老师对层次的划分给出了一个最终定论:诗歌分为四个部分,即第1、2章,追述恋爱生活;第3、4章,追求婚姻生活;第5章,指出“氓”对爱情的背叛;第6章,表示女主人公自己的感受和决心。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对全诗分析、综合,得出诗的主题:通过一个女子对自己不幸的爱情遭遇的诉说,控诉了奴隶社会对女性的抛弃和歧视的思想观念,表达了广大妇女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对独立的人格尊严的呼唤。
很显然,在这堂语文课中,学生完全处在被动接收信息(大多是老师的定论)的位置上,没有自觉主动的参与,老师没有激起学生的情感,学生没有展现创造性的思维和实现学生对文本的独特体验。因此,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审美能力和文学底蕴的要求以及培养人、培养个性和培养素质的需要来看,这是一堂失败的语文课。这种失败,不是教学方法和教学程序设计上的失误,而是教学观念上的失误,是我们语文教师自身审美素质缺乏的表现。
总之,高中阶段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意义,绝不止于教给学生某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使之在追求人文精神的真、善、美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和表达。所以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因而,作为实施审美教育的主体,语文教师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以及教学方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教师自身的审美修养和审美实践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三)高考试题缺乏审美导向,致使审美教育的要求无人问津
提及语文教学,不得不提及高考。因为人在社会中的任何活动,必定要适应一定的社会评价体系的需要;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高考是一种制度性的要求,是高中生升入高等学府的必由之路。由于它是针对大多数学生的一种标准型考核,因而试题的编制选择和评价上,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培养以及标准之外的审美能力培养,忽视了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化内涵、价值意蕴、审美品位,使得语文教育变成了琐碎的技术之学、推理之学。丰富的文本被僵化为权威的注释,多元的解读被统一为惟一的指向,题旨奥秘无穷的魅力被肢解为片面单调的阶级意识,个性意识消失了,个性教育也丧失殆尽。高中语文教学在这种标准的指导下,无疑也只能顺应这根指挥棒的要求,对学生作着理性思维的培育。如语文高考题型中的现代文阅读题,有些教师要求学生对文本只作纯理性的剖析,答案一律统一为“文本记叙了……事情,批判了……,歌颂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套路,以形式主义的科学主义思维来规范自己的理解。这种单纯解题方法的培养,也就使得学生在高考之前的学习和复习中,过于注重对考试方法的参悟,而忽视自身借助文学所能够获得的审美需求。当然,这并不是对高考的否定,需要理解的是,这是一种大众化考核方法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在能想出更好、更周全的策略之前,不能对它简单地加以排斥。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审美教育的全面培养和实施上,高考指挥棒确实有着阻隔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