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1 17:47: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计划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棉花加工企业市场化改革政策
一、引言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2）树立质量意识，狠抓产品质量。全面制定产品质量制度、产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配备各种质量管理人员，制定质量管理目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监督考核制度。要求全厂所有参加棉花加工的人员，人人都要有质量意识，而且人人都有产品质量标准。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质量要求，环环相扣，哪一级出了问题哪一级负责。厂质检考核小组不定期到车间一线抽查产品质量，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责令生产车间及时整改，调整各种机械性能，确保皮棉的加工质量。另外，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将和工人的工资挂钩，进行经济处罚。
（3）金融支持要与产业政策相结合。金融部门特别是基层农村信用社在对棉花加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时，不能盲目，要有选择性，对那些国家已经批准、有棉花经营许可证且管理完善、经营前景好的企业，应重点给予资金支持；相反，对那些没有取得棉花经营许可证的棉花加工企业，不予信贷支持，已经贷款的应逐步收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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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预算管理制度。然而,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管理惯性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在推行预算管理上仍普遍带有计划的特色,把预算当作单纯的操作层面的东西。为了提升企业组织能力和财务控制能力,企业应对预算管理有科学的认知,应结合公司战略、企业特点和业绩考核等方面制定和实施预算管理。
关键词: 现代企业 预算管理 财务控制
在国外,预算管理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应用和发展。在美国, 90%以上的企业都要实施预算管理。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要求100%的企业都做预算。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预算管理制度,然而,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管理惯性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在推行预算管理上仍普遍带有计划的特色,尚未形成真正的全面预算的理念。
一、对预算管理的科学认知目前,许多企业的财务预算作得都十分单纯,其主要原因就是对预算管理的认知不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认识。/
1、预算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预算管理即指预算控制,它是预算编制、调整、执行、分析与考核的过程,是在企业管理中对与企业的存续相关的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期并控制的管理行为及其制度安排。可见,它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是公司的整体“作战方案”,需要全过程、全方位、全员都纳入到预算管理中,因此也称其为“全面预算管理”。但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将预算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情,把预算当作一种单纯的操作层面的东西,仅仅是“财务三张表”,这是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预算的 制定,不但要考虑所有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还要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
2、预算管理具有战略导向作用。有些企业的管理层认为预算就等于财务计划,其实,预算远远超出了计划的范畴。科学、合理的预算涵盖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思想和近期经营管理的重心,能充分反映企业经营决策者的意图,引导整个企业的各个分部为实现管理者的管理意图和企业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通过全面预算,企业内部上至领导,下至员工都明确各自具体的工作任务,以及要达到的目标,明确各自在成本、利润和资金等方面必须达到的水平和努力方向。//zuowen/
3、预算管理具有约束和激励作用。预算管理是企业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机制的有效办法。在预算管理的实施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权利,承担—定的责任和义务,每项经济活动都处于预算指标的控制之下,可以说预算管理通过权利和责任的配置约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此外,一个好的预算必然与奖惩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奖惩制度,预算也只能是个摆设。企业可以通过预算的执行结果实行绩效考核,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激励员工不断进取。
4、预算管理可以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这是一些企业管理者忽视的预算管理的一项功能。现代企业由于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人与入之间存在目标函数差异、信息不对称,委托契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会出现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调整成本、费用,调节利润,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全面预算管理需要满足各预算表之间的平衡关系,降低了预算的随意性,为利润的调整设置了障碍,从而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捉供了保障。
5、预算管理是调节各部门工作的重要手段。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企业,若要实现其经营目标,单靠某个部门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它需要各部门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协调,通力配合。预算管理将总目标以数量指标体系体现出来,并将这些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个部门,使购、产、销各环节、各部门的工作,在企业的预算指导下,协调进行,从而达到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减少内部矛盾的目的。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预算管理不是数字游戏,而是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工具。因此,企业的领导层、决策层应充分认识到预算是为了公司治理更好的实现而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环节。//zuowen/
二、我国企业实施预算管理应注意的问题预算管理是企业迈向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预算管理,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领导层应提高对预算管理的认识。从我国预算管理实践来看,许多企业的领导层对预算管理的认识不够,只是指定财务部门完成预算并进行实施,只在最后审批时才会关注一下。也有的企业领导对于预算管理的益处很清楚,但他们觉得与其考虑这些,还不如把精力花在争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上来得立竿见影。然而,优惠政策不是永久的,有效的预算管理才会使企业长久受益。因此,企业领导层应树立“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思想,成立预算委员会,由董事长、总经理亲自挂帅,构建预算管理体系。只有这样,预算管理才有权威性,其顺利实施才有保障。
2、制定和实施预算要同企业的战略结合起来。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讲,预算应和战略挂钩,使其从属于战略管理,而不是简单的企业预测。没有战略指导的预算管理,只重视企业短期活动而忽视长期目标,这样的预算管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同时,企业战略也只有通过预算管理的细化,才能得以顺利实施。因此,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前,应在调查分析基础上明确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此决定预算的模式,只有这样,预算管理才能避免盲目性,才有生命力。/
3、结合企业特点编制全面预算。企业只有综合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制定适合自己的预算管理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企业类型不同,预算管理的侧重点也应不同,比如,制造业的预算应侧重降低生产成本,服务业应侧重对成本的综合控制和增加收入。就同一企业而言,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预算的侧重点也应不同,如在创业之初,为打造品牌,企业在产品开发上的费用相对多些;当企业的品牌得到公众的认可,为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市场推广费就要相对多些。
4、预算必须与业绩考核相结合。预算作为一种价值化的目标体系,在期末终了,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进行考评,才能真正发挥其激励作用。考核制度要简明、清晰、易懂,使被考核者明白自己的努力方向以及违规成本。考核制度应包括考核指标的设立、组织机构人员的构成、考核的结果和用途等。考核要公平、有效、精确,并严格执行已定制度。有制度不执行,不但会降低管理者的管理威信,使预算管理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会挫伤被考核者中努力群体的积极性,其不良影响相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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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9日，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现场，启功的《万丛红竹》经几十轮竞价，终以459.2万元人民币落槌。而在2015年3月苏富比（纽约）春季拍卖中，这件拍品的成交价仅为18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7万元，时隔半年激升近3倍。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将此案例归结为“文化力”的驱动作用。
“现在拍卖行业‘外热内冷’的格局，部分原因是拍卖公司对拍品的文化价值判断不足。”刘尚勇告诉《t望东方周刊》，对于拍卖公司来说，交易内容是文化产品，学术发掘和解释对于艺术品拍卖成交乃至企业的品牌塑造都有很大影响。
所谓“外热内冷”，是指中国买家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不同表现。
从2013年1.72亿元的毕加索《两个小孩》，到2014年2.8亿港元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3.77亿元的梵高《雏菊与罂粟花》、3.48亿港元的明永乐御制红阎魔敌刺绣唐卡，再到2015年1.7亿美元的莫迪利阿尼《侧卧的裸女》，近年来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纪录。
而在国内市场，2012年至今，拍品价档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拍品均价明显下调、投资性高价拍品数量锐减，大众化艺术品逐渐增多。
如2014年统计数据：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十大拍卖公司单件成交均价为37.39万元/件（套），较2013年的38.65万元/件（套）下降1.03万元/件（套）。而成交超过100万元（含） 的拍品共计3468件（套），仅占总件数的6.52%，较2013年的7.93%下调1.41个百分点。相反，100万元以下拍品件数达49735件（套），占比93.48%。
持续调整，在刘尚勇看来是市场本身纠错机制的作用：上一轮拍卖市场行情来自于资本的外力――一个表现就是拍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单场拍品的数量也一再激增。
而当资本找到新的逐利点，就有可能抛弃拍卖市场而去。拍卖市场必须具备内在的驱动力，才能不依赖外力而持续前行。
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崛起的中国拍卖市场，在第一个10年解决了从文化管控到市场开放的问题，奠定了市场主体的基础;新千年后的第二个10年，大型公司则进入“规模化竞争”，促成了市场的繁荣。
而从2015年起，中国拍卖市场进入了新的10年，其最大特色就是解决拍卖企业内部文化驱动力的问题。
拍卖业尚处在“低端”阶段
《t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国拍卖市场拍品数量激增，但是百万元以上的单品成交价格却在下降。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在哪里？
刘尚勇：国内每场拍卖会间隔时间较短，一场拍完立刻准备下一场，其间要征集拍品、做学术研究，还要包装策划、推广，无法做深入的文化挖掘和梳理，对拍品的价值判断不够。
这种过于重视交易本身、快买快卖的交易方式实际是浪费资源，很多好的艺术品都以出售大宗商品的方式卖掉了。
对于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外国拍卖公司来说，由于库藏丰富，无需“赶着拍”。有些艺术品还在藏家手中时，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已成为拍卖公司的“目标”。他们不断研究，力求把它的价值挖掘、展示殆尽。
同时，拍卖公司会向藏家提供详尽的商业运作报告，如请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并发表成果、推荐参加重要展览等。得到委托人认可后，寻找并联系潜在买家，找到合适买家才把艺术品推向市场，否则会建议委托人等下次拍卖会再上拍。
此外，国外每次拍卖会只有一两百件拍品，而国内往往远超此数，比如上千件。如此高密度的拍卖会上，想把一件艺术品拍得好，只能靠运气。
《t望东方周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刘尚勇：目前中国拍卖行业尚处于规模化竞争初级阶段，尚未结束完全自由竞争阶段，比如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拍卖公司。各家拍卖公司对拍品资源的抢夺十分激烈，在手续费上做“牺牲”、比谁会“忽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和我们国家低端制造业的情况很相似。
拍卖公司等不及把好的艺术品放上两三年、等研究透彻再上拍。委托人也不会同意，这家不拍可以找别家，整个行业的心态都比较急躁。
欧美拍卖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完成这个阶段，两者间有近百年差距。先在英国伦敦形成艺术品交易中心，后转移至美国纽约。现在欧美的拍卖资源都垄断在几家比较大的拍卖行手中，竞争相对平稳，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
此外，也有文化战略方面的原因。比如当代艺术不及古典艺术精致，价格却远超后者，这与美国在二战后为引领世界文化话语权而主推当代艺术有关，拍卖行在其中起了配合作用。
买艺术品也是买故事
《t望东方周刊》：一般来说，对于艺术品的文化挖掘和解释包括哪些方面？
刘尚勇：首先是艺术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其次是关于它的收藏故事。行内把艺术品的收藏脉络叫做递藏关系，就是通常说的每一手卖给谁，这些故事都是艺术品的附加价值。有时藏家出高价，与其说买艺术品，不如说是买故事。
国外拍卖行会把递藏关系挖掘、介绍得很详细比如拍品产生之初及首位藏家的情况。典型的像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在2004年苏富比纽约春季拍卖会上以1.04亿美元成交，是世界拍卖史上第一件突破1亿美元的艺术品。
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一个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故事被拍卖方讲述得曲折动人。它最早被犹太富商格奥尔格收藏，传承到年轻的继承者斯蒂夫手上。
斯蒂夫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贝蒂在二战中失散。战后，贝蒂多方寻找无果，直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看到《手拿烟斗的男孩》并坚持以高价买下，后来辗转与尚在人世的斯蒂夫见面。此时贝蒂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去世后，这幅作品再一次借由苏富比的拍卖会回到斯蒂夫手中。
再如，刘益谦在2014年购得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除稀有性外，其历任藏家身份显赫。从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收藏家LeopoldDreyfus夫人、80年代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奇，到日本大藏家坂本五郎、瑞士著名的中国官窑瓷器收藏家族“玫茵堂”等。而刘益谦用鸡缸杯喝普洱茶是这件藏品的又一个有趣的故事。
《t望东方周刊》：所谓文化力的概念，在藏家方面有怎样的体现？
刘尚勇：国内拍卖行业本身业务能力偏弱，倒逼藏家必须做足“功课”。对于具体藏品的信息，有时拍卖公司甚至不如买家掌握的信息多。而且现在即使在国际市场，藏家的资料挖掘能力也已经超过拍卖行。
2015年3月，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古代中国绘画和书法”日场拍卖会上以1402万美元购得一件署名“郑和”的明代佛经，达到起拍价的百倍。
其实围绕这件拍品仍有争议，比如郑和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写佛经呢？还有针对艺术品流转的质疑等。
但竞拍现场鏖战激烈，远超苏富比拍卖行的预料，来自西方、台湾、香港等地的藏家都参与其中。事实上，这件拍品应与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在南京为其母建造琉璃塔有关，在《马可波罗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郑和受朝廷诏令，请一位大和尚抄写佛经，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后来该塔倒塌，佛经大概就此散入民间，是存世为数不多的与郑和有关的文物中的一件。
参与竞拍的藏家显然掌握了拍品的丰富信息，其背后有专业团队做文化研究，所做“功课”甚至超过博物馆的专家，龙美术馆等私人博物馆的出现也非偶然。所以中国藏家很厉害，强悍的文化力似乎更多地潜藏在民间。 2015年3月12日，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右）向收藏家刘益谦交付“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必须让客户也满意
《t望东方周刊》：这几年拍卖市场下滑明显，业界也在讨论拍卖行业升级的问题，你怎么看？
刘尚勇：20年前，中国拍卖业刚起步时，很多公司是“夫妻店”“父子店”“能人店”，老板满意最重要;现在比较好的拍卖公司能做到让团队满意;但国外成熟的拍卖行早已发展到以客户为中心的阶段。
客户管理是欧美大型拍卖行的长项，只要客户满意什么都可以做。像苏富比拍卖行专门在比尔.盖茨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只服务他一人。
我称之为客户管理型公司，客户群体经过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保持长期有效的联系;同时将一些财富新贵及时纳入，对新买家的培育工作也很细腻。
这使得他们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事先找好目标买家，也许不一定出价很猛，但至少保证成交。而国内很多拍卖会指望的是意外买家的参与，事先心里有底数的很少。
《t望东方周刊》：这种转型的困难是什么？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科研事业仍须实行计划经济管理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现。特别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着保护和促进的双重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防技术仍须具备相对的先进性、严格的保密性和科技成果不可流通性。为了充分发挥国防技术的作用，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国防科研事业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
2国防科研单位的军民结合体制要求计划经济管理遵守价值规律
军民结合体制要求对军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对民品实行市场调节。计划经济管理的方法是，定任务、定时间、定经费、专款专用。它的特点是：①对劳动对象的强制性，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指令性计划；②对劳动者的制约性，即指令性项目专款专用。计划经济管理的强制性和制约性，要求科研劳动组织必须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才是稳定的可靠保证。因此，作为指令性任务的军品研制，在完成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市场机制的挑战。市场价格并轨，生产资料供求关系浮动，劳动价值的可比性，对完成指令性任务都有很大影响。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完成计划的可靠性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建立军民结合的管理机制，增强了科研单位的增收创效能力，对计划经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调节补充作用，但作为计划经济工作本身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3科研经费计划管理必须引进市场经济核算机制
多年来，科研经费核算主要分为两大块，事业费核算和科研费核算。目前的核算方法，延用了原军队供给制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核销制的管理模式，它与改革开放后的科研管理工作已经很不适应。一是事业费严重超支，二是科研费核算失真，这是现行管理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病。落后的管理方法对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产生了一定阻力，因此研究市场经济规律，改进计划经济管理工作，是国防科研事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1 打破传统的核算模式，调整事业费核算内容
事业费的来源是国家定额拨款，限定开支范围，履行事业职能，列出实际支出。目前的事业费支出有：工资、津贴、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公务费、设备费、修理费、业务费等项目，涉及到现代企业会计制度中的成本费用、期间费用和税后留利等多项核算内容。如此庞大的开支范围，用人均年6000多元的事业费去核销，必然会出现财务赤字。以三部1994年事业费支出为例：上级拨事业费543万元，而实际支出是1118-6万元，是计划经费的两倍多。其中科技人员的工资性支出是671万元，离退休人员费用是153万元，职工医疗费是114万元，在社会保险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费用都是事业费必须负担的经费。如此严重的赤字核算，已经失去了计划管理的作用。尤其是对有明确经济载体的科研事业单位，工资作为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应当随着劳动消耗转移到劳动载体中去，事业费应被视为间接劳动消耗（因科研任务是计划经济管理，不能创造利润）。因此，把科技人员的工资费用从事业费中分离出来是最为合理的管理方式。这样不仅解决了事业费超支问题，同时也解除了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使职工医疗费、退休养老费有了可靠的保证，事业费也就起到了稳定科技队伍的作用。
3.2 统一科研费成本核算内容，提高计划经济管理水平
目前航天系统的科研费成本核算办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用了经费预算供给制、成本核算核销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科研费成本核算办法也势在必行。
社会公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而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消耗是人的脑力劳动，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多倍于简单劳动的原理，各国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问题，
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科技工作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把他们的工资、津贴等劳动费用作为完成科研任务的成本费用是无可非议的。而我们目前的核算制度是“见物不见人”，用部分事业费取代了直接劳动费用，背离了科技发展的价值规律，给科研管理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一是科研费用的成本项目不全，不能正确核算每项任务的实际劳动消耗，使科技人员的劳动价值失去了可比性;二是造成人员经费开支紧张，超支部分没有出处，给财务管理工作造成困难；三是因为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分离，容易出现争经费、多外协、少要人、多创收的短期行为，不仅造成了科研经费外流，而且对科技队伍的建设发展非常不利。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统一劳、资核算关系，准许科技人员工资进成本；遵守价值法则，以经济杠杆调节生产关系；提高预算水平，实行计划经济招标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3.3收益分配应体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
目前执行的承包管理办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超支不补减轻了国家计划外支出的压力。但结余归已限定5%的收益率，没有充
自从西方工业文明在它的全球性扩张中以一种严酷的方式把现代化问题提到我们东方民族面前以后，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争取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已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今天的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之前。
憧憬未来是激动人心的。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都把自己的梦想、民族的梦想寄托在未来。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繁荣、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还是中国人梦绕魂牵地憧憬着的未来。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在新世纪的门槛之前沉思。中国究竟应当怎样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现代化只有靠现代化的方式才能实现。只有抛弃一切空想和偏执，老老实实地循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般逻辑，循着这唯一正确的路标，才能到达我们民族数十年来热切向往、翘首企盼着的未来。除此之外，没有捷径，没有奇途。
二
计划经济，即国家通过行政性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指令来组织经济发展的方式，曾被认为是一条捷径，可以在避免痛苦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奇迹。然而实践却没有证实这种先验结论。恰恰相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都表明，计划经济不仅在达成有限的、特殊的目标方面使社会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且从根本上就无力担负全面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实质上是非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的一种落后的组织方式。
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来自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一，社会经济的信息量小。这是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系统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要通过它来有效地组织整个社会经济，那么这个经济就不能太复杂，太多样化，也不能是开放的经济。第二，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独立的群体和个人经济利益。这是因为独立的利益会要求对自身活动的独立的决策权、选择权，而这是与计划经济中决策权高度集中的要求直接相悖的。
显而易见，这两个前提与经济及社会的现代化趋势和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如果要把计划经济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来捍卫，那就必须时刻对抗、阻止现代化进程，并遏制、消除广大民众在自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现代化动力。这是任何良好的初衷也无法改变的必然结果。所以，不根本变革计划经济这一非现代化、反现代化的落后的经济组织方式，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根本谈不上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
也许有人会说，几十年计划经济同样也取得了伟大成就。答曰：计划经济曾经达成过某种特殊目标，但不能把中华民族在这几十年中争取现代化的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与计划经济的作用混淆起来。几十年建设成就是全民族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流血流汗，直至蒙受了在和平时期举世罕有的生命损失才换来的。而这种过度的代价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深刻反省经济组织方式上的严重问题吗？
也许有人会说，计划经济毕竟保证了社会公平、平等。答曰：不然。优者不胜，劣者不汰，是不公平；勤者不奖，懒者不罚，是不公平；以户籍制度、商品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消费品配给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制度构成森严壁垒，隔绝城乡，禁止农民进入城市，直至对进城农民冠以“盲流”之类侮辱性名称而缉查遣返，强制规定并固化农民与城市居民这两大社会阶层的身份差异及全面的机会不平等，更是既不符合现代化要求又不符合社会理想的最大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
也许还有人会说，政府应当对经济有计划的管理。答曰：没有人否定政府的计划管理、宏观调控。相反，社会经济愈发展，这种管理、协调就愈重要。而计划经济方式的落后正在于它做不好这一点。它名曰计划经济，实为命令经济、统制经济、配给经济、短缺经济。人们不应忘记在计划经济下司空见惯、愈演愈烈的短缺、票证、排队、后门、黑市等种种尴尬现象；不应忘记高投入、低产出的强制增长对资源的惊人浪费；
也不应忘记在每一轮强制增长后又不得不继以进行的强制调整对资源的同样惊人的浪费。因此，靠计划经济方式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实践的结论，历史的结论。人们实在不能再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盲目地拒绝这个结论了。
三
如果说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那么交换则使人进入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的真正基础和一般形式就是人们相互提供劳动，交换劳动产品的关系。所谓市场，就是人们这种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把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并因此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得以不断循环。当整个社会经济的组织、协调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时候，这个经济就叫作市场经济。
市场靠什么来组织、协调经济这行呢？最根本的是靠货币、价格。货币与价格是人类在社会组织技术、组织工具方面最伟大的发明。有了它，各种独立、分散的生产活动才被联结成一个经济体系，才形成并不断发展了社会范围内普遍、紧密的经济联系。货币与价格制度在推动经济不断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发展，直至在社会经济内部形成以现代金融业为主要标志的复杂而精密的组织协调系统，并由此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完备的现代组织技术和组织工具，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经济的组织程度，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有效地解决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市场价格机制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自动的指示器和调节器。
作者：1、东华理工学院经管学院2、东华理工学院文法学院黄新生1陈宗贵2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科学抽象法
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而提炼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经济范畴。马克思资本论中，大量采用了抽象方法。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劳动二重性、资本等经济范畴的抽象，揭示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与此相对应，通过商业劳动的分析，揭示商品的流通价值，是商业活劳动创造的，正是商业价值规律的总结。从而反映商业的目的并不是执行产业资本的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的职能，商业资本不但是社会独立的资本，而且遵循自身的运行规律。过去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总是认为商业利润来源于商业投机，不能正确对待商业劳动价值的地位，这主要来源于“双轨制”的负面影响以及短缺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私营个体户在短期内“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种历史暂时的现象只是表象。商业微利时代的特点是市场价格回归价值。因此，商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要围绕商业劳动价值展开，从而进一步揭示商业微利时代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渐进改革 增量改革 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
一、我国渐进改革的显著特点
(一)“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主体的逐渐培育过程，包括新的市场主体――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的逐渐改造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机制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逐渐培育过程，如先后引入了动力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直至建立起市场定价机制，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的双轨制做法
“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系列双轨制做法，如所有制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决策双轨制、用工双轨制等。双轨制表明了我国改革的渐进性质，准确刻画了我国改革的重要特点和优点。
(四)“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社会制度完善的量变态势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呈现出渐进的量变态势。渐进式改革，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约束下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五)“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改革的局部推动特征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通过局部逐渐推进，如先农村后城市，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先微观后宏观，先经济后政治等。
二、我国渐进改革的动因
(一)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确定的
斯坦利・费舍尔认为，一个典型的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做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同时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六大变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实行私有化成为一些国家改革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都走向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目标上与这些国家显然不同。
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基础和依托。尽管我国是在改革进行10余年后，即1992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但在此之前各阶段的实际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从本质来讲，这一主线没有改变过。从党的提出改革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体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只不过反映了对改革目标不同程度的认知过程。因此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断嵌入和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是市场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到位”的过程。这种制约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只能选择渐进道路。
(二)经济制度的制约决定了渐进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即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需要以按劳分配和公有制为条件。改革实践证明，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在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目前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从改革的具体措施看，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面对和消化过去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过渡的平稳性。
(三)渐进改革还与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有关
实践证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很迅速，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很困难，需要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并发挥综合调整作用，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艰辛过程。具体表现为：1 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以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为前提，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在我国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就显得尤其困难。2 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适应市场机制的特点进行改革，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转化为间接调控，需要改革原有的直接调控体系，调整调控对象，积极探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式。这显然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摸索和经验总结。3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积极反应，要以本身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和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前提。这种机制的转变和结构变革是在原有企业机制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三、探索渐进改革的理论依据
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不仅在于新体制的运作效率明显高于旧体制，而且在于实行制度改革的预期收益减去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仍高于旧体制的净收益。因此，改革成本成为衡量改革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改革的实施成本
实施成本是体制转换前、转换过程中及新体制完善阶段对时间和物质的消耗，可以看作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实施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 创造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的成本，“必要条件”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必要的经济秩序、消除经济发展的深层阻隔等；2 体制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试错、、调整修改过程中发生的费用；3 因违反经济规律出现重大失误而遭致的经济损失；4 传递有关旧体制非均衡和和体制创新(转化)潜在收益信息促使旧观念旧意识变更、新意识新观念形成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5 社会全体成员为学习和适应新体制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以及因社会成员不再采用旧体制但新规则还不完善，或者人们一时还不能适应新规则，新规则还不能发挥效用而导致的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损失；6 制订、实施确保市场经济发挥效用的法律、法规，如维护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所需要的费用；7 新体制完善的成本，包括确立保障新体制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成本以及规范新体制组织与运行方式的成本。
我国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从而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逐步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施成本。我国的增量改革创造了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1 改革前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来恢复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恢复是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2 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生
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剩余的产生，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创造了必要条件。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又导致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创立了条件。3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一方面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避免了强行纠正经济结构的成本。4 社会环境因增量改革方式大大缓冲社会阻力而得以保持相对稳定，从而避免因社会动荡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损失。此外，增量改革还起到示范、传播新体制经济潜在信息的作用，有利于人们头脑中旧意识、旧观念的改变及新意识、新观念的确立，从而可节省在变更旧观念、确立新观念方面所需要的实施成本。
(二)改革的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而摩擦成本可视为因人为(主观)设障而引致的成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过程中总会有人受到一定的损失。1 体制改革使一些人失去旧体制下的种种既得利益，既包括权力、地位、特权等少数人才有的利益，也包括“铁饭碗”、“大锅饭”等多数人享有的利益。若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从体制转换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就会反对改革。2 改革虽说能使绝大数人获益，但也存在相对获益水平高低的问题。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人在社会收入的结构中与他人相比，收入相对水平下降或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也会反对改革。3 即使考虑“补偿”的因素，人们可以把改革的收益拿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补偿应该超过受损者原先的相对收入水平，否则没任何意义；其次，改革是一个总过程，“投入”与“产出”间存在一定时滞，可能使受损者不能及时得到补偿。正因为以上如此，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必然存在巨大阻力。这种改革阻力会造成多种形式损失，因这些阻力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时间和物质的损失)即为改革的摩擦成本。
如上所述，我国的改革属于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不仅减少了我国改革的实施成本，同时有效控制了摩擦成本。原有的体制条件拥有数量众多的受益主体，如果改革一开始就针对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存量部分)，无疑会触及这些既得利益主体，遭受很大阻力，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失。摩擦成本的上升可能会阻滞改革的深入，甚至使改革中途夭折。而我国的改革始于体制的部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私营企业的崛起为表征)，避免了对旧体制核心的直接冲击，从而极大减小了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此外，增量改革还能有效缓冲由“投入”和“产出”间的时滞所引致的阻力，因为在增量改革方式下，新体制经济迅速成长会使社会内部产生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能为受损者提供及时的补偿。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每个人心中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在教育实践中的反思把自己塑造成为一名具有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口才，可以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彰显智慧与魅力的老师。但是，接触到“高效课堂”，可能具有这种打算与这份愿景的青年教师会很失望，更失望的可能是已经具备这种素质与魅力的教师们，因为小组学习的引入已经使教师的授课时间不超过上课时间的15%，此时教师更需要随机应变、点石成金、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能力。
那么在“高效课堂”中教师的地位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我们做一个通俗经济学意义上的比喻，这个比喻恰能有效地反映教师地位的转变——“高效课堂”对“传统课堂”的改造是颠覆性的，正如“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改造，而教师也完成了像政府一样角色与地位的转变。以前的教师正如“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一切由教师统筹安排，计划分配，而“市场经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市场运行，学生们像一个微观经济体自主、自发、自动地运行着学习规则，但正如“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此刻教师的地位便显现出来，学生们仍然需要教师的宏观调控，当市场运行产生缺陷，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出现问题后，便需要政府和老师们“看得见的手”出来引导与调控。
这便使一些个人魅力极强的老师减少了发挥的余地，是不是一种损失呢？我们再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运行的最好的，但是最后还是解体成为一个个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代替“计划”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前苏联后来经济运行中活力的缺失便是证明，而“高效课堂”代替“传统课堂”这仍然是一种趋势，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十年后都是高效课堂，晚改不如早改”一样，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呢？首先我们教师之所以把自己塑造得如此具有魅力，无不是为了吸引学生，使他们的精力专注在课堂上，但如今有一种模式可以直接大规模的提升学生的注意力，教师何乐而不为呢？再者说，并不是每个教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都能把自己塑造得如此完美，如此有魅力，有魅力者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精致的教师身上，我们更需要一种制度，就像我们不能把权力全部安放在一个没有监督的个体身上，我们更需要一种“法”，以法治国就是这个道理。最后，即使个人魅力极强的教师也是停留在“要我学”的层面，而“高效课堂”则是向着“我要学”的层面迈进，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是我们教育体制里喊了很多年的口号，而如今终于有实现的眉目，这当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也正如政治经济学里的那句话“不论多么英明的政府也无法在计划经济里创造出像市场经济一样的神话”。
可见，教师从一个统领者变成了一个引导者，这便是教师地位的转变。这其中一定会存在一段时间教师的彷徨期，就像我国“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改造一样，路漫漫而修远，先让自己行动起来才是真谛，所谓“有胆量改造者，便一定会有收获的喜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在我们熟悉而又略带陌生的岗位上可以看到更多更出色的学生的涌现，就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给我们创造的不可想象的财富一样数不胜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关键词 煤企 煤价 走势
经历过煤炭黄金十年，煤炭企业由盛转衰，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无法适应经济变革的需要。煤企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改革。
一、煤炭企业的形成
煤企作为能源供应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煤企最早并非是以经营为目的的企业，而是一个提供能源的政府职能机关，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初期煤企被称为“矿务局”。
70年代后期，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仍然实行计划经济，但乡镇煤矿快速发展，自主经营权开始增加，促进了煤炭企业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煤企由计划经济进入半计划办市场经济时期。
1993年国家放开煤炭价格，使煤炭生产企业拥有了充分的经营权和定价权，这标志着煤炭企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确保电价稳定，国家设定电煤价格，计划煤与市场煤的价格双轨制度从此形成。
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需求大幅增加。国家取消了对煤矿建设的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机制形成。此举促进了煤炭产业快速发展，各地矿务局纷纷改制，逐渐出现一些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煤炭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进展，煤炭工业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计划经济的标志――全国煤炭订货会，由于市场煤和计划煤价格相差逐渐拉大，终于出现了2009年度煤炭订货会上有量无价的尴尬局面，煤电谈判首次宣告破裂。市场的调节作用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战胜了国家的经济政策。2009年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终止了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标志着中国煤炭市场终于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二、煤价的走势
计划经济时期，煤炭价格由国家直接制定。国家对煤炭实行价格限制政策，统配调拨，负责定价的是经国务院和国家物价局。据统计，1980年商品煤售价为21.33元/吨，1992年商品煤售价为90.67元/吨。国有重点煤矿的价格低于煤炭生产成本，是国有重点煤矿长期处于亏损状况的主要原因。
1993年，国家放开电煤之外的商品煤价格管制，煤价随着市场规律在供需关系的影响下，由1993年的105.42元/吨，上涨至1998年的160.20元/吨。需要说明的是，在放开市场煤价格管制的同时，计划煤也在积极地向市场靠拢。1994年全国煤炭订货会改革，开始在合同中明确数量、质量，明确结算方式和煤炭价格，此举使得计划煤也开始适应市场经济。1998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煤炭需求减少，煤炭价格下跌。
2002年以后煤企顺应经济发展，纷纷改制，成就了一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煤炭需求急速上升，煤矿投资快速上涨。在需求的带动下，煤炭价格快速上升。煤炭价格的快速上升期直到2013年前后方才结束。
笔者选取1994～2013年以来中国煤炭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数据，来说明这一阶段煤价的变化。
图1 1994～2013年中国煤炭供需量统计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1994～2000年期间，全国煤炭需求量高于供应量，按照市场规律，供大于求，在需求的拉动下，价格上升，从而带动供应增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物价下跌，经济下滑。此时煤价仍低于煤企的生产成本，煤炭的供应量较需求量更大幅度的减少。
2000年后以煤价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以山西国有重点煤矿价格为例，2000年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为129.26元/吨，到2007年
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为330.65元/吨，比2000年涨了201.39元/吨，涨幅为156%，平均年增幅为22.3%。2000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幅为11.4%；2004年起的连续两年内，吨煤的综合平均售价增幅较大，每年的原煤综合平均售价都比上年增长了约30.6%，后自2006年到2007年，吨煤综合平均售价由309.58元/吨增长到330.65元/吨，增长幅度趋于平缓，平均增幅在6%左右。2008年，中国受次贷危机影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国内煤炭价格随着下滑。这一时期是供需关系对价格影响的集中体现。
2009年在4万亿投资拉动下，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煤炭价格在宏观环境向好的影响下开始上涨。2012年，受全球经济衰退拖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煤炭价格开始徘徊下行。
2012～2016年，煤炭价格不断下调。煤价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方面有经济增速放缓诱发煤炭需求放缓、煤炭产业产能相对过剩；微观方面有煤企管理无法适应市场要求。
2016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严控产能，出台了一系列去产能政策。重庆、贵州、甘肃和山东四省市下发去产能文件，目标分别为2000万吨、7000万吨、1000万吨以及1000万吨。内蒙古将在3到5年削减1.2亿吨产能；山西省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削减煤炭产能1亿吨左右；安徽省减少产能3000万吨。2016年4月份，各地陆续执行276天工作日。由于产能减少，煤价复苏，短短3个月时间部分煤价已上涨近100元/吨。
三、煤企的未来
从历年来煤炭供需情况可知，煤炭市场已进入市场成熟期，煤炭需求增速放缓，煤炭利润逐渐减少，价格接近成本。未来，只有生产高价值商品的企业才可能生存，只有成本控制做得好的企业才能发展，只有真正抓住客户的企业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可以预见，未来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将是一大发展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适销对路的煤炭产品是煤企生存的关键。
在煤企的经营过程中，如何改变现有的经营模式，使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公司，而不是换个公司的名称骨子里仍是半事业单位，是煤企发展的前提。煤企改革必须抛弃社会行政职能，建立完善的人员进出机制，建立内部市场化，确保优胜劣汰。
煤炭工业是中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企的基础地位难以动摇，顺应市场规律的煤企将逐渐发展壮大，煤炭产业势必逐渐集中。
（作者单位为安阳鑫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键词：历史沉淀成本；经济转型；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3―5656(2009)07―0031―07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经济转型理论来说，大多数经济学者都采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常常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而决策者仅仅根据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理性决策。与经济转型相关的过去的投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不应该进入有关继续行动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指导经济转型必然表现为完全理性，无须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例如，在风险企业中已经投了很多资，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某一项目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与创新；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以及时间等投资往往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从而使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历史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这在新经济史学中是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该概念最早由戴维和阿瑟在20世纪80年代从技术变迁角度提出，后由诺思应用到制度变迁中去，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其运行的动力就是收益递增和由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因此，对于经济转型，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性模型下，更需要考虑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再次降低理性程度。
二、经济转型的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
在经济转型时期，“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北京共识”的优越性逐渐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前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假设，忽略了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即使有所论及，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沉淀成本的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实物期权经济学强调不可逆投资与未来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一旦发生了历史沉淀成本，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说，“你应该注意决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淀的成本。可以将这一点表述如下：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从而出现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信息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不仅是指市场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而且还指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验证等一系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信息成本，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
第二，市场无摩擦性和风险可计量性。市场无摩擦性是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无风险。风险可计量性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投资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第三，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动性。这意味着所有资源可以在各厂商之间和各行业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及时地投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并且可以及时地从亏损的生产中毫无成本损失地退出。
即使遇到外部性问题，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通过当事人讨价还价很容易解决外部性问题。由于讨价还价成本很低和产权界定清晰，对于交易双方总是在外部性出现的情况下有激励进行谈判，同样也看不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由于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科斯定理都关注事前静态均衡条件下最大化行为，所以，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仅仅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并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无历史(Ahistorical)的经济学。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未来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资产和制度专用性等普遍存在，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当事人不得不考虑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从而造成路径依赖。
三、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的形成
历史沉淀成本是指以前或过去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是以货币、时间、努力和资本存量的形式出现的，包括沉淀的生产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产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在经济转型时期，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淀成本。
其次，在二手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在经济转型时期，因对资产质量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使二手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淀成本。
再次，在经济转型时期，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而且环境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由于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因而会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最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终止契约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淀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回收，从而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事人在当前或未来决策时，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图1所示：
正是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我们从沉淀成
本相关性角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从而发现历史沉淀成本机制的合理性。
四、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解释
如前所述，在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进一步追加投资的倾向。与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预测相反的是，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难以按照边际原则决策，往往考虑历史沉淀成本，从而造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为此，我们分析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问题出现的理性原因。
(一)经济转型时考虑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因免费使用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不会出现免费的午餐。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制度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可以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影响经济转型。现行的市场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以及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至少从理论上说，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获得。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获得。(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转型的方向。对于特定经济而言，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还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影响经济转型。转型中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习惯和态度等。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因考虑以前继承下来的资产免费使用，很可能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二)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因节约有限理性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当事人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尊重过去的沉淀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很容易犯错误，这属于认知问题。事实上，认知是受文化制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于许多共享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这些与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有关。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然而，由于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人们无意中会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信息而产生学习效应，这就会考虑以前存储在头脑中的信息，进而因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三)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因委托关系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淀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未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投资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声誉效应扭曲了经理激励机制，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作为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自觉地信守以前的承诺，不愿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中，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尽管从委托人角度看是“错误”的。
(四)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前景理论，因避免确定性损失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开创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效应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S”型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架构关系。在投资失败之后，意味着支付了沉淀成本，此时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一是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二是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期望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的架构效应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损失，在亏损情况下往往转变为风险偏好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经济转型产生大量的历史沉淀成本，决策者仍然会坚持一些时间上并不划算的投资项目，力图挽回投资损失，不丢颜面，特别是对初始投资负责任时，往往进行升级投资，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行动模式，不愿意采取市场经济模式。
(五)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因完成投资项目需要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阿克斯和布鲁默认为，由于人们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完成的项目，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浪费，此时因财务预算约束难以转向新的投资项目。这样，人们不愿意终止没有完成的项目，不希望出现资源浪费。为了避免经济转型出现资源浪费和半途而废，决策者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项目，因财富效应或者流动性约束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
(六)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启发式推断，因认知偏差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存在着思考成本，无法按照数学推理和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常常根据启发式推断进行决策，很容易犯系统性错误，并不如理性预期学派那样，单个人的错误从整体上会得到矫正。代表性启发式推断是指根据固定的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大脑认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是相同的。熟识性启发式推断是指人们面临两种选择但都有风险时，假如他们对其中的一项了解多一些，他们将选择他们熟悉的那一项，从而感到舒服，实现认知协调一致。因此，大脑利用这些启发式推断影响风险的判断，出现认知偏差，个人犯错误，会导致集体犯更大的错误，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依此类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面临风险，很容易使决策者与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特征或者熟悉的事物相关，更为严重的
是，决策者的这些行为又会被下属所模仿，因为决策者被认为是行为的楷模，从而继续以前投资承诺，尽管有时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种行动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为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来探讨历史沉淀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转型仅仅根据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大小进行，最优数量为ON。新制度经济学考虑预期沉淀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t相交，最优数量变为OT。如果再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就会进一步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s相交，经济转型数量为OS。与新古典完全理性经济转型ON相比，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SN作为锁定效应出现，滞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此可见，通过解释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如新古典理性选择那样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同时，也看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在复杂的经济转型情况下，不仅难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原则，还难以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进行决策，更需要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增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进而依靠沉淀成本理解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
五、结论与制度涵义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转型偏离了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在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不仅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使“中国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考虑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不仅有极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对公共政策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为研究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摆脱了新古典沉淀成本无关性――路径独立假设。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会考虑过去的历史和无法回收的成本，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和承诺升级，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次回到真实现实世界中。
其次，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突出路径依赖的沉淀成本机制，再次超越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学说。由于有限知识和环境不确定性，人们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相互交往，历史和时间对路径依赖有重要作用，往往通过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显示出来，再次将历史沉淀成本作为一个新增约束条件，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主观行为适应变化的客观现实世界。
最后，只有理解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才能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1)由于历史沉淀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点要放在培育和引导市场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规则方面；(2)通过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产权结构配置等非市场制度调整，有助于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3)在发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历史沉淀成本管理。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由于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历史沉淀成本增大风险，所以，不仅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而且还需要总需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沉淀成本管理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总之，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向前看预期沉淀成本，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沉淀成本。只有理解和克服历史沉淀成本效应，才能加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避免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陷入无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而无法自拔，阻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迪克西特，平迪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M]，朱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释义〕 本条规定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
本法的直接目的是反对不正当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鼓励与支持正当的竞争,因此,本法的立法目的具体说来是:
(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实行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实践和世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须对原来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最终选择。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以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重大区别的,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同主要是:
第一,市场和计划所起的调节作用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的是对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作用来自行平衡供求,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有种种局限性,因此政府计划的调节是必要的,政府是起着高层次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凡是市场能解决的由市场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政府通过计划支配一切,对资源进行直接配置。但由于政府力量还不够,计划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无漏。所以还需要市场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
第二,经济运行方式不同。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遵循价值规律,在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计划经济的运行是靠行政命令,通过国家下达的计划或配额进行的,因此基本不存在竞争。
第三,微观经济基础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济基础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济基础是政企不分,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
第四,经济活动的界限不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是以法律作为界限的。只要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企业、个人、政府行政机构按照各自的权利、义务发挥作用。因此,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法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是以计划作为经济活动的界限,任何违反计划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正在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实行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商品活动的价值规律,从而实现对社会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而价值规律的实现是离不开竞争机制的。价值规律这种调节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作用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因此,竞争是市场活动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调节器,其作用主要是:
1.资源配置作用。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的。在竞争作用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社会资源的配置就会向最有效的领域倾斜。因此,竞争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引导者。通过竞争作用不断地调整着生产要素在总的经济领域里的流动方向和数额比例,以便提供更多的为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2.利益分配作用。经营者通过市场竞争,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占有市场,才能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实现经营者的利益和对社会的贡献。只有市场竞争中兑现的效益,才是收入分配及企业盈利状态的根本尺度,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3.发展动力作用。市场竞争给企业以强烈的刺激和压力,使企业处于不进则退的环境中。竞争虽然给企业以压力,但这也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竞争的压力,因此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面对市场的需求,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服务,赢得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和带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充满活力。
因此,竞争是市场经济最活跃、最核心的因素。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竞争遭到排斥或者削弱,那么市场机制就要出现结构性的、全局性的障碍,市场经济秩序就将发生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因此,通过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和促进竞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竞争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在竞争作用下,可以产生积极的企业行为和社会效果,推动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同时由于利益动机的影响,同样也可以产生消极的企业行为和社会效果,使得一些经营者企图不通过自己的正当努力和商业活动来获取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例如,采取假冒他人商品的注册商标、包装、装潢或标记,企业名称和姓名等行为,采取不正当的有奖销售行为推销产品,造成与产品质量、价格、服务毫无关系的竞争优势。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但存在,而且有些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当普遍。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类市场活动的主体都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
第二,在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制售假冒商品,制作虚假广告,不正当的有奖销售,商业贿赂等行为表现特别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几大“公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给其他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第三,在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串通投标行为,地方经济封锁和部门垄断等行为,是我国市场活动中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行为排挤竞争对手,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市场应有的活力,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性更为严重。
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和实施,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了法律规范,对一切公平竞争进行鼓励和保护,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要制止和惩罚。法律保障经营者在市场活动中公开、公平地进行竞争,鼓励诚实的经营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市场优势,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市场活动始终保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使竞争始终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