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4 14:59: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现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明代洪武年间，有个大臣叫茹太素，好做无病的长文章。有一次，他写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说五件事的奏折给朱元璋看。朱元璋叫人读到六千三百多字的时候，尚未进入正题，气得这位朱皇帝，当着众大臣的面，命人把茹太素暴揍一顿。由此可见，这位茹大人的奏章真是唆至极，挨揍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了。
但唆话并不一定都会让人厌烦，有时也会有奇趣。例如有一段单口相声的开头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正月十五半拉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听后就会让人会心一笑，并不烦，它说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嘛。
唆话写成文章，也有出奇制胜者。例如某地二郎庙碑刻上的文字《二郎庙记》：“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一棵大树，人皆以为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树后。庙内设钟鼓二楼，晨钟而暮鼓，钟声嗡嗡，鼓声咚咚。十里之内皆能闻焉……”板着面孔看这篇碑记，多会给人留下空洞无物、废话连篇的无聊之感，但若以娱乐的精神，加上故作严肃、深沉的语气来读它，岂不有趣哉！
唆话写成诗，如果处理得好，也会营造出一种很有诗味的意境，幽默其中，自有一番情趣。例如明人冯梦龙的幽默小品集《古今谭概》里，有首题为《宿山房即事》的诗中说：“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全诗文字流畅，音韵和谐，四句二十八字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孤僧归，掩柴扉。半夜时，子规啼”。但细细读来，这种用词上的唆与重复，把和尚的孤夜独眠的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文坛大家也有此种大作，真的是很有趣。
诗词大家的名作，有时也会被人当做唆诗。例如杜牧的《清明》，本是一首流传甚广、清新雅致的小诗，但有人却说它是天下第一唆诗。理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诗题已很明了，何必再说“清明”？诗句与诗题重复，犯了诗家大忌；“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不在路上，难道是在家中？重复；“借问酒家何处有”，本就是问句，何必再“借问”？重复；“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指得，老翁指不得？到底谁在遥指，不妨留白。这样一说，去掉重复部分，这首诗就变成了：“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有人还嫌它唆，于是进一步删减，就变成了：“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如此一来，这还算诗吗？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脑子里也只有迷糊了。看来，有时候唆一点，还是有必要的。
【武新明／供稿】
关键词：文学艺术现象 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264-01
有关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渗透到古今中外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它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更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议话题。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1891―1982） 在20 世纪20 年代提出的术语，意指文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参见Lemon and Reis ，107）
要搞清此问题，首先要讨论到底何谓文学？
1 浅谈文学的含义及历代文学观
传说大禹为治水，费尽脑筋不辞辛劳。他与涂山氏女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之路，多年在外忙碌，“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在家空守，思夫心切，常翘首以待盼早日团圆，等待中呼唤道：“候人兮猗！”即著名的《涂山女歌》。这四字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等你（回来）啊！”它所体现的正是抒情诗的特质：因为等人总是有其对象的，这几个有限的文字间所表达的正是其文学个性。在此意义上，《涂山女歌》便被称为文学作品或诗歌。并且后来的《诗经》、《楚辞》中运用的“兮”字，都明显受到此歌影响。《左传》所谓“诗以言志”强调的正是诗作所表现的个性。
文学最初泛指文章和博学，体现了其广义的文化含义。古代先贤很早就讨论过“文学”。《论语》把文学归结为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或“文”在魏晋以前相当于学问或文献，文学的文化含义是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在18世纪前也是如此。
文学理论给予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或作品，包括今天的文学以及政治、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
随着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和人生体验的表达，文学渐渐从历史、哲学、演讲术等一般文化现象中分离出来而独自发展，使得文学的审美属性不断突显。于是文学有了其特殊的审美含义：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文学成为与一般文化形态不同的特殊审美形态。
2 文学艺术现象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表达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有其强烈的能动性和目的性。
《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和感受，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反映对象以及经验来源。
南朝宋时期（420-581年）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今传本皆作三卷，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该书所记个别事实体现门阀世族思想风貌，真实反映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时代人文风貌小说。
由此可见，人类生活、生产、社会交往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产生了使用这些素材的人――文学作品的作者。文学作品的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过程是相当复杂微妙的，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是不可重复、难以复制的，要经历艺术积累、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这样三个阶段。可见，文学是人们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人类对于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家庭婚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等思想情感的高低起伏以及自然、人文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体验和认识，始终会反映在文学作品当中，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改变，而这些改变反过来也影响着当时代人们对生活、事业、家庭、婚姻等的理解，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思想倾向，指导人们的某些行为。
唐代江南才子、著名诗人张继科举考试落榜返乡途中，愁绪绵绵，写下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客愁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由此引发古今许多人对这一特殊景致的向往，以至寒山寺和枫桥成了人们纷纷前往的旅游胜地，人们在此亲身感受到了当年诗人张继的失意情绪，岁月悠悠，却隔不断今人与古人借着这首千古绝唱产生的情感交流！
3 讨论文学的文学性的重要性
曾有人感叹说，也许我们今天所读的某些所谓的文学作品，过不了百年就会销声匿迹！
究其原因，或以为是因在当今快餐文化影响下，愿意安静坐下来潜心研究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常坐在电脑前“观天下”的人，实际缺乏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因缺少生活体验、缺乏与大自然的接触和深入生活而无法产生率性的激情。在这种沉闷空虚的情绪下写出的作品，只能是闭门造车的泛泛之作。
况在缺乏信仰的当今时代，许多人没有明确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更无值得推崇的精神榜样，整个社会弥漫着颓废和消极的气氛，很难让人说出何为当今精神风貌！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重要观点，在传统哲学观念中，“气”是指人的主观精神，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气势！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赋予文学以“立德、立功、立言”三重价值意义。怀着这样的胸襟去创作，何愁无佳作问世呢？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语言歧义现象；分析研究
1 歧义现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情况
英美国家由于语言习惯及语用特点的限制，他们的文学作品较易产生分歧。近几年，我国部分高校开始增设了丰富多彩的英美文学教学，而且中西方的高校之间也不断开展学术交流，彼此间增进了语言的学习和了解，由此学术界加大了对文学作品中语言歧义的关注。根据众多专家的调查研究，他们普遍认为，造成英美文学中语言歧义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语系的不同外，语言的使用习惯及文化差异才是导致差异出现的根源。
英美文学作品是对西方国家的世纪社会和生活的反映、人们实际生活状态的体现。文学作品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英美国家和民族中的任何人、人和社会、人和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它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反映出西方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民族风俗、精神状态、思想道德等情况。换句话说就是英美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世界、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形态，这也是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现。
再从文化的效用和反映情况来说，大多数英美作家为了更好的吸引读者，使作品更具可读性，作家会使用很多不一样的语言进行创新，转换句子的表达方式来不断的变换语言，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1]英语歧义的合理使用，使得英语文章、英汉文化和翻译都能够相互间的融合。也可以使得所运用的语言更加的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特征，更好的塑造形象。而且，英语语言的“歧义”不是都是不好的一面，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充分的理解，就会发现其中的积极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和准确的掌握语言歧义的基本知识，还可以清楚的明白歧义语言所带来的歧义情况会造成怎样的效用，达到怎样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语言歧义现象的正确认识，所以，我们就结合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对于一词多义、预设、指示语等现象在英美文学中的运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所谓一词多义在英美文学中所产生的歧义现象。“一词多义”的意思就是英美语言的一种说法，按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就是一个词包含了几个或是很多个的含义，实际上它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一词多用。“多义词”在含义上的内容很广泛，但是使用者只要在特殊的语境中使用，就可以减少歧义现象的发生，因为在某种特定的语言情景中，对于所要表达的意思已经给予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多义词在使用的过程中不符合文章的要求，就会被排除在外。在英美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就巧妙的运用了一词多义的手法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变得更加的生动形象。
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中具有很好的体现，在第一幕中，在克劳狄奥和培尼狄克两人的对话中，有这样的一段内容，他们说的是发生在奥那托的女儿希罗身上的故事，在他们的对话中，培尼狄克所谈论的语言中有关“low”和“fair”这两个形容词。在词典《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中有关对“fair”的解释大约有十种之多，第一个解释就是“公平的，正直的”含义，然而第八中的含义是“白嫩的皮肤、浅色的头发”的意思；然而对于形容词“low”的含义大约有18种，所以会有18种不同的含义，在词典中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矮的，不高的”，但是其中第十一种解释就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人的身份方面，也就是指“职位低下，低微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可以明白，戏剧家就是运用到了“low”和“fair”的一词多义现象，表面上是在表现人物的外在形象，描写了主人翁平凡的外貌特征，实际上是为了表达主人翁的身份和地位低下。在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苔丝》中关于主人翁的交流中，在其中的对话中，有关词语“lie”和代词“we”，这两个词在《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中有十五和十四种含义，像是动词”lie”的解释中第一、二的含义分别是“躺”、“卧”、“平躺”的意思。再后面就有了“撒谎”和“埋葬”的意思。在“we”这个词中的解释主要有“我们的先祖”和“我们”的意思。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语言所使用的环境不一样，语言和词语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也就有所不同。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运用，是塑造人物个性和了解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对小说人物对话进行理解的时候，一定要熟悉和联系上下文的内容所体现出来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对话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和含义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比如哈代的小说作品《苔丝》的语境状态，我们第一要从文章的对话中进行分析，发问者是小说中人物德伯家族后裔，进行回答的是德伯家中的牧师。下面我们就对他们的对话进行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说话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可以知道动词lie的意思应该是埋葬的意思，因为他们所进行的谈话主要是针对已逝人的墓葬进行的，那么代词“we”的意思在这种语境下就是指“我的祖先”，针对英美文学的语言歧义现象，有的甚至连小说的题目都存在明显的歧义，像是英语中的“arms”不但可以理解为武器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手臂的意思。还在《永别了，武器》中，通过这个小说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和战争有重要的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arms”这个词语，最先想到的词语是武器，但是放到小说的大环境中去理解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题目其实是一语双关的，小说的主人翁henry是坚持反战的思想，最后决定放弃杀人的工具“武器”，同时也是暗示主人翁在战争中会失去“手臂”，这里的“手臂”的主要意思应该是主人翁的妻子Cather-ine。[2]
2 英美文学作品是因为指示语所造成的歧义现象
很多研究英美文学的人都知道，指示语就是指在时间、人称、地点等上面有所代指的词语。这些指示语本身是没有太确切的意义，而且指示语所包含的意思受时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表达，这样的词语理解有很多不一样的意思可以进行选择。和指示语的歧义问题，主要呈现三种对立的状态：第一就是词语的指示用法和非指示用法之间的互相对立状态；第二个就是指同一个指示语使用的方式不同，从而造成指示语的不同含义的对立；第三个状态就是指示词语在使用的过程中利用参照有很多个点，所造成的含义会有几个或者更多的指示意义。比如美国的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等待的一天》中就有产生了这种语言的歧义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人的对话方面，小说讲的是儿子生病感冒发烧，十分痛苦，儿子以为自己就会在这样的痛苦中慢慢死去，但是父亲已经习惯了小孩子的生病，就不太明白孩子的心事，还是会给孩子讲一些故事，告诉儿子按时吃药。最后父亲不断的安慰和解释，儿子才逐渐明白感冒不会夺取他的生命。因此，我们就通过父子二人的对话来更好的理解it的深刻内涵。儿子说：“you don't have to stay if it's going to bother you”，父亲是这样回答的：“It doesn't bother me.”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我们结合具体的指示语进行分析，从其中的三个层面来看，文章中的代词“it”在语义方面是存在歧义的。小男孩在“摄氏”和“华氏”两个词义方面理解有偏差，于是海明威就利用了指示代词所产生的歧义现象来给读者制造悬念，让《等待的一天》这部作品变得更加具有魅力和色彩。[3]
3 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于词语预设歧义的出现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因为预设疑问给文章造成很多的歧义现象，因为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对一个句子或是一个词语进行具体的词义解释，这些词语和句子就会产生一定的歧义现象，就更需要读者和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翻译。预设歧义是英美作家经常用到的一种写作手法，因为这样的语言具有语义不明确的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不确定的抽象的美感。读者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对其中的一些句子和词语进行理解时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分析和思考，才能够体会出其中的真正含义。比如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项狄传》中就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寡妇的形象。这个女人年轻漂亮，但是个寡妇，她很希望和退伍的军人结合，但是内心却又十分矛盾，这个女人很想知道这个军人所受的伤在身体的什么部位，所以，这个女人就问军人：Where were you wounded？针对这样的提问，军人拿出地图，把自己参加战斗从而负伤的地方在地图上表达给这个女人看。然而我们知道军人的回答却不是这个女人所想要了解的。出现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主人翁所提出的问题有歧义。所以，在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弄清楚作品所反映的具体时代背景，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进行阅读和理解这些具有歧义的语言和句子。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学者就英语歧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都有利于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和研究，针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一词多义、指示语、预设等情况所产生的歧义现象，经过我们不断的学习和了解，一定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4]
4 总结
通过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中语言歧义现象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对于中外文学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程敏；英美文学作品中语言歧义现象研究[J]语文建设；2013（08）
[2]胡冬；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歧义现象解读[J]语文建设；2013（05）
摘 要：本文将从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视角，以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中文译本《飘》和小说《骆驼祥子》的英译本‘Rickshaw Boy’为例，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有意误译现象。
关键词：改写理论；意识形态；诗学《飘》《骆驼祥子》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交流的幅度和广度日益扩大。作为国际交流的前提，翻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每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难发现原文与译文有些信息的不对等或者说译文没有真正传达原作的意义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译者无意误译，即由于译者语言能力有限而出现的错译现象；另一种就是译者的有意误译，即译者出于某种原因而有意对原些改动甚至向目的语读者传达与原文完全相反的意义。前者是出于个人原因，对其讨论没有太大意义。而有意误译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本文将以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依据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有意误译进行探讨。
二、改写理论
安德烈・勒弗维尔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释了改写理论。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评论以及电影改编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力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他明确指出，制约翻译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创作，而诗学则是译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经常不由自主地对原作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符合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勒弗维尔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Lefevere，1992：41）诗学方面的考虑指的是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意识形态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段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而诗学即文学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人物、情节等文学要素同时也反映了在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当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冲突时，译者就需要对源语文本做些改动，使之更符合目的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读者期待，这些改动包括用词的选择，句子的改写、删减甚至增补。无论是从外国译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是中国译介到国外的作品都能说明这一点。
三、诗学、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
小说‘Gone with the Wind’1941年由傅东华先生翻译到中国，译名为《飘》，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出于时期，内忧外患，日本烧杀抢掠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Gone with the Wind’这部小说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而且女主人公Scarlett面对困难时乐观向上的精神给同样深处的人们带来了慰藉和鼓舞，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这符合当时中国整体战争意识形态的需要。但当时的中国大部分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任何文学作品只要稍有反抗日本的都将被封杀，而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杀害。在这么严峻的形式下，傅东华先生选择了以爱情为主线对原作进行翻译，删除了大段对战争的描写，弱化了战争的主题，这也说明了翻译受到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同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的文学翻译界主张归化的翻译策略，《飘》受到当时诗学观的影响自然也受到归化翻译策略的影响，比如在中文译本中几个主人公的名字，女主人公‘Scarlett Hara’，傅东华将其译为“郝思嘉”，男主人公‘Red Butler’ 译为“白瑞德”，Ashley Wilkes’ 译为“卫希礼”，‘Melanie Hamilton’译为“韩媚兰”，这些人名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名。（占艺风，2012）当读者阅读作品是就感觉是在读中国的小说一样。
这种改写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译介到外国的文学作品当中。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于1945年被美国译者伊万金翻译并出版。该译本对原著有太多的“不信”而备受争议。伊万・金译作Richshaw Boy是《骆驼祥子》的第一个英译本，也是当时的美国为数不多的华语译作。出版不久就受到当时美国民众的欢迎，Rickshaw Boy竟连排出版书目系列数次，老舍因此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华人作家”美誉。然而伊万・金译本对原著内容上的误译和情节上的删减却遭到老舍本人的强烈谴责。伊万金不仅把《骆驼祥子》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还增加了很多有关性的细节描写。伊万・金对原著的改动也同样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美国当时刚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梦中苏醒过来，他们对《骆驼祥子》这种描写人命运的作品是十分期待的。（张丽，2012）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朋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他们希望看到是能给他们带来生活希望的圆满结局而不是经历磨难之后的毁灭。因此，为了迎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伊万金大胆将悲剧的结尾改为喜剧结尾。在原著中，对性的描写，老舍只是轻描淡写、一字带过，而在伊的译本中可以看到他对性的大肆宣扬，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性革命由萌芽向发展的途中，正是对当时民众社会心理的迎合。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两个文学作品的分析，我们知道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有意改变原作的内容或者风格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受一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支配。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我们考察翻译中的有意误译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当我们对一个译本进行评价时，不应该只从语言层面进行判断，一味谴责译者对原文没有忠实。而应把译作置于其存在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其被改写的过程进行客观的考察和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对译者和译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41.
[2] 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
对于正在形成的网络文学产业，人们寄予了美好的憧憬，但它是否真的能够如人所愿，成为盛开于创意产业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现在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当前网络文学面临严重盗版的困扰，无数双黑手正在伸向这个稚嫩的生命。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国内音乐产业因为反盗版不力而一蹶不振，市场基本拱手让给欧美和港台音乐；电影产业资金丰厚，背景深远，得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近年来逐渐呈现出复苏迹象，喘息之后甚至可以发力介入国际竞争。那么，网络文学呢?它似乎没有外来“干扰”，这个行业也就中国独大，别无分店，如果我们做强做大，向海外渗透并非没有可能，这和国家强调的加强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输出的理念十分契合。应该说，打破网络文学发展的“版权困境”，建立一个透明长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目前，手机下载软件、手机网站、电子书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百花齐放，随着有线互联网、无线互联网以及客户端等多渠道的迅猛发展，盗版也呈现出多渠道发展的态势。为了更好的研究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还是有必要对网络文学盗版现象进行总结归纳。
网络文学盗版网站正朝着规模化、快速化的方向发展，具有很高的隐蔽性，以及高扩散性。盗版已经形成产业化，并以广告联盟为利益纽带，形成盗版产业链。
网络盗版所采用的技术更为多样。主要方式有：网络爬虫、图片下载、拍照、截屏和手打等。网络文学遭到大面积盗版，给原创网站和网络文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冲击，网站的VIP作品几乎全部被盗。每年盗版市场规模达60亿元，而同期正版市场的规模仅为2亿元。
打击盗版在取证上非常困难，因此造成诉讼和执法盲点。大型盗版网站一般采取在境外注册站点的方法逃避检查，中小型盗版网站则采用不断更换域名的策略隐身。这就使得文学网站在维权上无从下手，力不从心。
部分搜索引擎钻法律空子公开盗版，并有联手盗版网站共同谋取利益的嫌疑，但由于没有适用的法律依据，无法追求其盗版责任。
规避版权，变相侵权的方法层出不穷，相对于盗版网站来说，网络文学作者是弱势群体，不仅盗版方难以查找，而且维权门槛很高，作者自己很难实现有效维权。
不言而喻，网络文学盗版的结果，直接导致正版网站大量付费读者和潜在付费读者流失。正版网站由于遭受流量巨大损失，被迫扩大其他渠道的收入。这一现状严重阻碍了网络文学的产业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盗版的话，付费用户的规模将至少翻倍，盗版不仅直接损害了作者的利益，而且使整个行业都蒙受了打击。如果盗版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行业增长远远超过1个百分点。对于盗版网站给正版网站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估算：假设有1万家盗版网站，每家平均盗版200部作品，如果以单本作品损失2000元计算(目前正版网站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打击盗版所获得的赔偿标准约为每部5000至10000元)，那么直接损失就是盗版网站、盗版作品数、单本作品损失三者的乘数，即40亿元；如果以盗版网站每部作品盗版10万字，每部作品浏览量1万次，其中可能付费比例lO％，按每千字3分计算，网络文学产业的直接损失就达到60亿元。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不断丰富，网络文学盗版不仅手段多样，而且技术支持也相当雄厚。正如20年前无法预见BT这样的P2P技术可以用于网络下载一样，今天我们也无法预见到底还会有什么样新的技术出现。只要有较大的获利空间，就会有大量的不法人员滥用这些技术从事盗版活动。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和正版网站相比，盗版网站在网络技术上始终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除了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展开维权活动，正版网站对盗版网站几乎无技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作品被盗。
儒学是国学的主体与发展基础，且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国学并非只包含了中国文化，还承载了文明历史。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学热现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国学热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密切关系，国学在经过一系列发展和变化后，逐渐以现当代文学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且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逐步降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开始追求感官刺激与娱乐，现当代文学包含的部分革命精神与热情，已经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且从学术层面而言，我国传统的古代文学也更具优势。从娱乐元素方面来看，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更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国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其内涵极为丰富，不管是在审美体验方面，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文化都更具有民族代表性，可以极大地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帮助相关的文化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可见，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国学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现当代文学。
（二）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促进
国学热现象的出现虽然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的消亡，与之相反，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应当被赋予新的意义。现当代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不能因为国学热现象就一味的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现当代文学与国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国学热潮流的发展，可以促使人们逐渐研究和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存在价值，进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二、国学热现象下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
传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文化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国学热潮流一方面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促使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正视时展的现实需求，并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若要在国学热潮流下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促使现当代文学充分吸收我国国学的内在精髓，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特点，灵活运用，提升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效率。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尝试和大胆的改革，若要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增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活力，就必须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当然，这种变革应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关键之处在于和国学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现当代文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方面，相较于国学，我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特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导，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方向性，避免其出现僵化模仿的现象，坚持与国学相结合，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民族色彩和个性价值。另一方面，我国现当代文学还处于发展时期，只有将其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增强其发展动力，促使现当代文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应当明确国学热潮流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带来的挑战，并学习借鉴国学的内涵和形式，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逐渐回归人们的生活，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层面，国学热现象的产生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国学通过现当代文学得以传播和弘P，另一方面，也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国学热潮流下，加强现当代文学和国学的融合，通过国学增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活力，运用现当代文学传播和展示国学魅力，是当前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不仅关系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国学的发展，还关系着人们文学审美品位的提升。
（作者鲁彦举的单位为中国政通教育，李刚的单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第一中学）
〔作者简介〕门红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与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自2003年在台北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华文文学研讨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16－17日，由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2011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发展演变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大陆/台湾这两种空间框架所呈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种对比研究，无疑会让我们看到百年现代文学发展更复杂的历史情境与更独特的现场解读，这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一个概念的阐述：“民国文学史”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每一次命名都不能很准确地表达这一学科的性质。在这次研讨会上，此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的《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指出，“打通近、现、当代”的努力因为“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词语的不科学而难以成为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确立“中华民国文学史”概念。四川大学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辩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认为，“民国文学史”不仅是时间的概念，也是意义的概念，应该有自己的意义维度和规范，即“民国文学机制”――民国的经济形态、法制形态、教育机制以及民国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西华大学王学东提出“民国文学”概念有“三个还原”的价值，即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实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多重“张力”、民国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面目。西南民族大学汤巧巧分析了民国文学史建构的现实可行性与操作性。四川大学马睿的《词语的命运：现代中国的“文学”定义》探讨了“文学”这一词语的意义演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对自身的调整与重组。
二、再次回到文学本身：文本细读所呈现的多种解读视角
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此次研讨会，台湾学者带来了最新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研究。成功大学苏伟贞《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以一九五零年代为考察现场》通过对个案作家的解读，指出南来文人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的原因，是空间的转变导致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东华大学黄宗洁通过对施叔青《风前尘埃》与钟文音《昨日重现》的细致分析，探讨了日常物件的文化符号作用。东华大学刘秀美通过对里慕伊•阿纪等四位女作家创作的分析，探讨了族群女性在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传统民俗所扮演的角色。台湾大学黄美娥通过对曾今可文字的重新阅读，探讨了曾今可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去台前后的心理历程。中国文化大学宋如珊分析了刘恒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生存欲求与死亡界限两大主题。台湾师范大学石晓枫分析了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与《城北地带》中的“身体暴力的残酷美学”，这些暴力的渲染是“”中中国“政治身体”反映到“少年身体”上的文化展现。岭东科技大学魏美玲解读了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所描写的“乡土世界”，其中也体现了韩少功的新寻根倾向。台湾政治大学张堂以无名氏（卜乃夫）1940年代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题材处理、文字风格及其时代意义。东华大学魏贻君以战后迄今台湾原住民族的汉语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属性的性格内涵。中原大学的曾阳晴比较了张资平的《约旦河之水》与北村的《施洗的河》，分析了这两篇小说中的哲学意味。
三、史料发掘的意义：新的学术发现与旧问题的重新阐述
史料报刊杂志的发掘与解读是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史料的钩沉中，一方面可以重返历史语境，感性体验20世纪的社会现场，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史抒写中既定结论的一种重新思考与透析。四川大学陈思广的《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一文，探讨了这两则史料对《骆驼祥子》研究的重要意义，即纠正了《骆驼祥子》接受研究中的偏差。绵阳师范学院杨华丽的《“XY”与钱玄同――兼论吴宓“艳体诗”事件》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与解读，展现了“艳体诗”事件的全貌，重新定位了“艳体诗”事件的性质。四川大学周维东的《青年、必读、书与新文化――鲁迅〈青年必读书〉中隐含的问题》则是对史料的重新解读，指出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其实是对现代学院派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强势地位表示不满。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答复这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重新考察了鲁迅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述，提出 “鲁迅的启蒙”失败源于他自身对启蒙的消解。四川大学冯宪光《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关于文体的叙述与对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继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辛亥”》指出研究现代文学中的辛亥要还原历史，要注重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历史史料中的文学因素。台湾中原大学的李宜涯教授探讨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很重要的刊物《青年进步》中的小说作品，丰富了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西南大学张武军《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大飞跃――从王国维到陈铨》分析了陈铨的“悲剧观”，指出他对王国维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四川大学姜飞的《左右逢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重新梳理了新文学史上“新写实主义”的来源与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意味。乐山师范学院的廖久明以扎实的史料与翔实的考证，重新解读了郭沫若回国与陈布雷所起的作用。
四、学科的新思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及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此次讨论，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呈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四川大学的陆正兰分析了方文山歌词中的“穿越式叙述”，歌词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代人思维的变化。西华师范大学傅宗洪考察了现代流行音乐与现代诗歌的关系。西华师范大学程丽蓉则分析了现代小说中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四川师范大学李琴的《“内部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探讨了内部书对于文学场分化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海峡两岸近一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大陆研究比较注重宏观建构，“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可行性论证成为大陆学者论述的焦点，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每一次的命名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名称背后是对现代文学的重新解读与感受，“民国文学史”中的“民国”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不回避也不刻意加强文学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探讨这些因素究竟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与宏观建构同时并重的应该是对于民国的细致研究，只有更多史料的梳理与文学解读，才能使这一概念更加丰盈和扎实。台湾学者则注重文本的细读，这其实是回到了文学研究的根本，文学归根到底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刻体认，去探究大时代下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基于现代文学独特的背景，它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如果文本的解读能与历史大背景密切结合则可使细读更为深入。总之，不管是宏观建构还是微观解读，海峡两岸学者不同观点的交锋或唱和无疑会推进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现象；价值；特征
文学研究是对事实的陈述和价值评判，客观造成了后于文学事实的存在。文学研究总是在相应的文学现象出现之后去审视和评判，但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文学研究与文学现象的关系并非时域内的先后顺序，而是逻辑上的顺承关系。这种关系深刻体现在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之中，文学研究的有效性需要文学创作实践去检验和凸显。因此探讨文学研究的价值和特征对于当下文学创作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一、文学研究的价值
文学研究即是对于真理不断思考、追寻和发现的过程。文学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对于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而是通过描述、审视不同的文学现象来凸显出之后的人文情怀和普世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文情怀主要是通过文学研究的总结而显露出来。首先，文学研究并不是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寄生于文学创作或文学现象之上。而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实践的深层次挖掘和总结，文学研究与文学现象相辅相成。其次文学研究能够通过对略显纷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性的梳理，进而整合文学秩序。文学研究不断对文学规律进行总结归纳，探索文学事实的内涵。文学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对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进行畅通的交流，构筑出合理、科学的文学秩序，对不同文学的反向整合，从而使文学创作实践更富有生命力。
二、文学研究的特征
1、文学研究具有一般科学特性
文学研究符合哲学家托马斯·库愚所定义的范式或学科基质的四个层面，即符合科学特性。文学研究拥有自己的学科共同体，共有一些自己的范式和学科基质。文学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理念、符号概括、价值取向体现出了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这些观念与价值均通过了复杂而又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构成了约束文学研究的规则，同时成为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基本道德素养。文学研究的人才培养方面亦突出了科学特性。从价值观和科学态度等形而上方面对研究人员进行培养，使其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深刻体现了库恩所定义的科学特性，良好的促进了文学创作实践的繁荣和文学研究理论的创新。
2、文学研究具有独特性
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特殊学科，它又具有独特性，因此必须在搞清文学研究自身学科特征之前来分析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即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与实践，它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由文学现象的独特性来体现。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品与哲学、历史等语言文本的区别在于它的虚构性、创新性。它并非简单的记录和逻辑思辨，故文学研究必须用科学、客观的态度去审视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者需对文本有更多的思辨和体悟。研究者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把文学世界的体悟还原成文本语言来凸显作家及作品所表达的文学情感。
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高度个性化活动的产物，语言文本具有作者本人的独特属性与风格，因此造成文学研究本身带有强烈的个性和针对化。它强调个人的理解和体验，并对个性风格的研究和表达，因此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和多元化。
3、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逻辑顺承特性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纷杂的文学现象，这种独特属性造成了大众对文学研究后于文学创作的认知行为。这种认知存在于部分作家群体之中，他们认为文学研究寄生于文学现象之上。文学研究通过自己的学术规范和范式对文学现象的变化进行编排，从而使文学层面的事实得到正视，进而提出对问题的独特思考和科学见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共同构成了文学的面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理性审视和价值构建。文学研究在构建过程中不仅要发现感性因素，也要针对文学现象找寻出问题并从专业角度来探讨，从而使之构成理论去指导文学创作实践。
4、文学研究具有对话特性
文学研究在特定的对象研究中，普遍存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在不断交流中进行思想的碰撞从而衍生出新思维，即规范的文学研究必然是具有强烈的对话特性，文学研究不能在封闭的语境中探究和思考。文学研究具有积累性和延续性，在不断发展和积累中进行创新。文学研究亦有强烈的互文性，使得研究能够具有广度和深度，互文性体现在研究者之间不断地对话、探讨之中。对话特性也是科学研究的的理性体现，是研究者掌握文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环节，理性的对话能促使研究者进入特定研究的语境和研究的前沿领域。避免文学研究的封闭性，构建文学研究的研究规范和共同体，加强对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指导。
5、文学研究探寻文学规律的特性
文学事实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因此文学研究需要对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行理性探寻和发掘。文学研究通过对现象表层的探讨达到更深层面的目的即构建文学秩序。在时序上文学研究后于文学现象，然而逻辑角度文学研究和文学现象又有顺承关系，文学研究对现象和事实进行筛选和甄别，从而在学科意义上进行架构。研究者作为主体具有驾驭文学现象的优越性，文学研究通过纷繁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层次探寻，架构出科学的文学秩序，从而更好的为文学创作服务。
一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的特征问题
一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研究的架构具有较为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二是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的转向意识。二是，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的转向意识。具体是指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语言转向的领域研究，因为从传统的哲学角度来看，文学研究只把文学中的语言简单地看成是思想的平台和沟通的工具，将文学语言既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又作为文学的重要本体。从人类对于文学研究的认识的角度来说，存在相当大程度的文学语言的问题。语言表述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根本症结。重大争议的问题事先得到澄清可能不会容易产生歧义。有人提出了几个阶段能分别的代表不同哲学趋势。哲学对物关注的是本体论和哲学。自18世纪以来，哲学关注的启蒙思想是关于整个世界认识的蓝图如何体现认识论转向；当代的哲学指20世纪的初期现代哲学思潮，是语言结果。这是客观趋势的一种反映，人的视角转换认识的自觉。在人思维的领域里的转向不是到现在才有的。20世纪相对论的原理里，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不是绝对量度的坐标可以压缩拉伸，可能弯曲，运动速度可使时间改变。牛顿时空观念里不可能存在这样表述，所以爱因斯坦时空观应该算物理学的领域革命。对待转向问题，使新思想不是原有学说上补充和完善，变成了另辟蹊径。而将这一理念结合文学的研究，德里达提出的解构批评观，使传统思维有了严重挑战。这样的思路不单纯是学科上的意义微调，更是人文领域语言转向，理论走向书斋，不再关心时事。当年俄国批评标榜文学性，就是单纯的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媒体的意识在文学的研究里，经常性地被忽视，原因就是文学以作品做为中心，至于作品怎样表达，作品说什么、怎么说都会被忽略。忽略作品语境的影响。作品好坏是要看本身表达，但更要看表达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展现的。
二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的逻辑关系
这种文学研究的逻辑关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映射一定时间的维度，但是在时间后发性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凸显。因为，文学研究拥有着较为显著的文学创作现象，对于文学创作呼应方面，有了新的意义，文学创作状况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到底有没有一定有效性提供衡量标尺。如果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言在先，那么，应该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学研究的创作追认后，能发挥效力。这种较文学本身是有一定滞后性的，某种程度是一定文学的研究规定。文学研究学科的主要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期间，具有较为复杂的特殊的文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文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只是能成为文学研究事实和材料后的一种认识层面的行为。鲍德里亚说：消费不但是物质实践，不单是我们食物、衣服、车辆的定义，不是视觉和味觉信息定义的。这种文学研究性质经过长时间的净化，就会造成一定的时间性层面的后延，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事实在发生之后，才能够拥有文学研究领域的解释，已经产生的变化是以一定模式编排的。文学研究事实层面没有发生相应变化，那么，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就只能够针对已经作出的文学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层面的修补工作。可能对出现变化的力量进行重新定位，文学研究按照时间的延后顺序，能够演变成为文学研究性质的方面。这样来说，其实对于作家来说，文学的创作、文学的研究一起构成文学面貌，是把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创作领域。如果文学研究超前预测文学某种趋势，文学发生预计变化，只是这样的文学现象可以起到批准作用，单就他们之间关系说，文学研究确立了合法性。文学的出现在文化中意味特定语言是如何被分离，语言的存在是以文学的样式出现的。文学观念话语区别很大，可看出文学的研究有明显延后性。文学已经明显存在。在当时，理论家是以对待事物方式而不是以文学方式看待研究文学；同时文学研究的出现，这种活动是文学生产的产物，研究多少是有文学消费性质在里面。对于消费的问题，学者表达的一些思想能给我们很多启迪。而消费使当前的物品和信息一起构成了话语的实际总和。如果作为文学的研究对文学的创作是一种消费，则消费不仅对出现的现象进行审视，包括许多感性元素。要从文学的整体里寻觅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不能进人我们视野。文学研究的具体工作是建立文学目的具体的研讨的文学对象，在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之中，在较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文学研究的本身，重点是施加一定的社会文学的影响能力。所谓的文学知识和文学叙事两者之间的较强烈的冲突，这种新构建的价值中，具体包含着文学叙事和文学事件的有机联系和关系。文学科学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实现由简单工具转向超越文学工具的具体形式，作为构建不是简单对现象进行说三道四，积极构建起文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系统的切实转变。可见，文学研究不是活动的领域寄生而存在，文学研究的知识理论与文学语言和文学话语，采取已经存在的文学研究的知识，必须定义在所有的作为来指物组织和系统中。能够有利于在一定范围之内，生产出更大的、更多的、更高的、更广的文学研究的知识。这样编排将已经发生的变化进入了我们视野，在文学研究的知识理论体系之中，能够采取更加相近的文学研究现象，特别是从文学直观的角度来审视和观察不同类型的文学研究的现象，文学的创作应该属于文学生产，在文学框架的具体组织架构之中，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新的价值，能够进一步获得文学系统的共同特性，应该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文学的研究特性，进一步熟练地运用文学研究的理论知识。
三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的事实价值
文学研究是后文学的领域，而不是进行简单地将文学现象显示内容。物质的力量进步以及观念变化影响，如地球仪不仅是作为地理学的地球模型，更是对社会关系基本转型建构。地球仪的制作主要是追求一个客观的原则，没有人文的诉求意识表达。以前人们是通过自己的位置看待各地，我国古代认为我们是处在地球中心，以蛮夷称呼我们周边的人，位置区分是文化秩序编排；欧洲同样如此，他们所说中东、近东等，事实上是这些地区和欧洲位置的远近划分，包含文化看待，近东有不开化意思，中东有文明敌对意思，远东是神秘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文学现象描述有类似情形。作为后文学的领域，不是单纯地对文学进行描述评价，而是对文学研究进行设定对象问题的框架，同样，文学现象能显现不同意义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框架有文人弱者情怀，如遇到三国时期曹氏兄弟进行文学史的地位争辨，曹植占有道德的优势，大多文人也就给予了曹植更高评价。例如，从创新意义来看，文学重大的变革和文体革新，曹植创作了迄今发现的中国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诗，这种语言变革拓展了中国的古典诗歌表现力，远远要超过某几首的诗歌影响。可见，文学研究不是活动的领域寄生而存在，认识的行为让本身是属于人精神体现领域来体现出了它的价值意义。对这一问题的文学研究加以探讨后，能够有效地进入文学研究学科领域，进而可能影响实际的创作批评。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事实追踪性。文学研究后文学的活动领域和认识活动，已经开始从事实层面状况有前提的影响。产生文学的意义前提是条件的本身具有认识的价值。在中外的历史中，许多史著撰写认为典籍应记录重要事情，特别是记录扭转历史趋向的大事，使人们能在日常的生活角度看历史，打开迷宫的大门。例如，成吉思汗和其子孙横扫欧亚的大陆，就成功地引导了广大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战术的方面。当时蒙古部落文化极度的落后，它征服任何的国家文明都高于它自己本身，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看成是计谋则是较牵强附会，往往容易被其他的原因忽略，其实是和当事人很少产生直接的关系。这样事例的面前，就是社会军事需要一定的谋略来赢得胜利筹码，在蛮族的入侵，社会的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谋略是没有针对性的，以为对手的谋略了不起，设定事物框架也就成了事实遮蔽物。建立思维的领域秩序似乎已经超越理性领域而寻觅支配力桥梁。最重要的是，一种关于艺术家支配界定的权力划定，赋予了艺术家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
四结语
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的特征和价值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绩，但是与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相比、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程相比，对于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仍可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此类情况，文学研究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切实查出存在的主要问题，确保文学研究的特征和价值需要更加深入，特别是要针对目前文学研究的快速健康发展，充分考虑到文学研究的具体现象和深刻认识，切实追寻和探索到文学研究的诸多规律，正确处理好各方面之间的互相作用和相互联系，切实将文学研究的各种现象良好地整理出一定的秩序。重点思索文学研究的特征和价值，重点思考文学研究的学术问题，重点考虑文学学者的精神问题和生态问题，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境况之中，更加强调和更加注重更加强烈的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在当代文学的创新研究之中，需要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的精神，重点将创新的东西与文学的多样性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其中，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也是文学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方面和语境，努力营造文学研究的学术浓厚氛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环境，积极确立文学研究的文化立场。
作者：和肖毅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道德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都是文学评价的一种方式从开始备受文人学士的排斥到如今被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接受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加快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1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概念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到如今的广泛研究其理论已经得到补充和完善理论框架也较清晰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容方法批评对象都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以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关系的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角度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解分析和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是仅仅评价文学作品的好与坏而是从多方面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内涵道德批评属于社会学批评其宗旨是服务于社会道德批评针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评判是维护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发展不可缺少的批评方式道德批评主张文学与社会相结合以道德的观念看待文学现象和评价文学作品
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所针对的是人性主张人都有善恶两面强调人性中善对恶的控制即从善弃恶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文学批评中去使其形成了美善融合的特点道德批评服务于社会根植于明确的社会价值体系中遵循着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德批评不允许文学作品有违社会道德并引导文学作品的道德走向道德批评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美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方法相结合道德批评具有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特点两者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用于文学立场的解读和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分析并对作家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从道德立场上评判作品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历史环境为基础站在当时的角度解读作品而道德批评强调从道德意识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文学往往也用来诠释批评家的道德观点文学伦理学批评和道德批评的区别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主张人性的但要建立于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的道德批评是服务于社会是对文学作品的道德走向进行批评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相互依存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会相互融合共同生存从广义上来说伦理与道德是相同的概念伦理现象又可称作道德现象道德依托于社会社会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关系的变化而伦理关系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道德对伦理是非的判断伦理和道德又是不同的引发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伦理批评主要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道德批评就是评价其转变是否符合当今的伦理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未来趋势
3.1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相结合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都是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通过作品本身的语言来向人们表达作者的心中所想在表达过程中也会出现多种手法以达到文学作品的渲染力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是发展文学创作的主要因素文学伦理主要包括文学的情节人物主题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标准是作品情节是否饱满人物性格是否鲜明作品主题是否突出但仅仅以此批评的标准是无法满足要求道德批评在文学作品的批评是最具说服力的多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才会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对作品批评的要求在以伦理与道德相结合的背景下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以真实的生活找到创作文学作品的灵感保证文学作品的质量由于文学对于伦理与道德的依赖性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学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学作品其出发点批评方式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保驾护航
3.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有待原创
[关键词]气候 物候 文学家 生命意识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152-07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止一个人提到过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法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地域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一书里，除了一再强调“精神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提到过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自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提到这一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问题，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探讨。①本文的目的，即在试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从气候学与物候学的角度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那么，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以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身体，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长短等等），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或身体）这一方面而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比普通人的更强烈，更敏感，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即有关的物候现象。关于后者，英国学者弗雷泽说：“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是，一般人对人类自身（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种地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民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则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时间的流逝，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晋代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郁达夫在他的散文《杂谈七月》中写道：“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发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缘故。”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清代黄宗羲《景州诗集序》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所谓“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细腻地、强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律动；所谓“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诗化的形式（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同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而所谓物候，按照《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秦风・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雾”，《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忧深而思远也”。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乌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果”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毖Р莩嬷韵。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讲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词语）的内涵：一是“气”、“阳气”、“阴律”；二是“物”、“物色”；三是“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词语）。“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心雕龙・物色》的这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当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㈣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代崔驷《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鸽鹧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阳气萌发而鸽鹧（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代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可以看作是对崔驷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驷而来，崔驷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既然“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词语）。“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含义。“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词语），即“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此即所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以“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为之欣喜。所谓“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瞻万物而思纷”。所谓“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思纷”，就是指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同样，刘勰所谓“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霰雪无垠”是说四时物候，而“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现出来，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的“气”，也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笼统地解释为“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