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6 22:08: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强调价值生成的客观性的一面，忽视价值评价的主观性的一面，以为商品交换完全是一个客观过程，没有主体的主观参与。笔者认为商品价值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但商品价值的认定是主观的，是一种主体的思想活动，商品交换是商品的客观价值与主观认定的对立统一。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过分强调价值的客观属性，对价值认定的主观性则认识不足，导致在实际商品交换中找不到价值偏离的理论依据。比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者在国内外同工不同酬，同一种商品同一时期对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不同的价值等等。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栓桔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丰富和发展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认定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价值和价值认定的性质不同
长期以来，价值问题是一种哲学中的议题。汉语中的价值，相当于英语中的value，法语中的valeue，德语中的Werto马克思引用了一本名《试论哲学词源学》一书，书中把“价值”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掩盖、保护、加固”相联系，并从上述词义中派生出“尊敬、敬仰、喜爱”的涵义。“价值”的一般含义就是“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可见“价值”的一词与日常用语中的“好坏”的“好”相类似，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评判。严格地说，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从哲学上看，价值表达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从上述的价值界定中可以看出，价值既有客观性一面，也有主观性一面，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作为客观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是客观的，作为主体需要及主体同客体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是主观的。作为主观性的一面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评判和价值取向。这种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评判或价值取向就是价值认定。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并提出价值量度标准“劳动时间”。由于用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值量在现实中会出现矛盾，“好象一个人越是懒惰越是不熟练，他的商品将越是大的价值了”，马克思接着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客观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强调“用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要被计算出来”，这种计算就是指要经过人脑的加工。
一方面，价值具有客观性。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使用价值看，它由商品的属性限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而使用价值也有客观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价值认定具有主观性。马克思在寻找价值度量的客观标准时，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过渡到劳动时间耗费，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似解决了价值度量问题，但是，如何认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是一个主观范畴，这样劳动量的认定最终成为主观范畴。从使用价值看，物的有用性程度是要经过主体评判的，使用价值的量化是主观的。在现实生活中，价值是基础，价值认定是前提，商品价值实现是价值创造和价值认定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价值认定的理性分析
如上所述，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的度量标准已经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度量标准含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商品生产者处于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第三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一个度量尺度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前提条件是度量尺度的基础和根本，度量尺度是前提条件的延伸，是一种具体操作问题。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认定已经很严密，然而，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在现实中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现实的价值交换也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标准进行操作的。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把握。第一，“正常生产条件”中的“正常”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进行界定，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不一定都处于正常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也很难界定，现在一般用学历、技术等级和职称来衡量，而事实上具有某种劳动能力不能说明在生产中的贡献;第三，从纵向看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是一个变数，从横向看企业中各个岗位的劳动强度不一致。从这三个前提条件仔细对现实生产的抽象，没有一个企业恰好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尺度在现实中也发生操作困难。第一，在劳动能力相同、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劳动能力释放到产品中的程度也会不同，如存在干好干坏的区别，以这样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标准，交易双方很难接收。第二，企业产品是许多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果，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效果参差不齐，如何把他们的劳动时间折算加总也是一个现实难题。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但是在现实中又遇到“倍数”难题。第三，生产是需要生产工具的，沉淀在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如何转化为活劳动，换算比例如何在现实中很难解决。因为生产者无法知道生产工具的准确寿命，无法把死劳动分摊到具体的产品中去。即使按现在的直线折旧法、加速折旧法也不准确，价值的客观性受到挑战。总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照现实，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企业，难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即使找到这样的抽象企业存在，它也缺乏交换对象。
纵观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每一具体内容都存在主体的主观判断间题，换言之，即存在主体对客观因素的主观把握问题。由于主体的认知结构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客观上会存在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差异。所以，价值认定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这种认知差异能通过讨价还价机制进行协调。
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认定
理论研究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理论的生活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双方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价值认定的，而是交易双方对生产商品的耗费和购买收益的价值博奕，包括两个层次的价值认定。其一，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定。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购买者看中的正是使用价值，购买者愿意付出多少价钱关键在于所购买的商品能给他的需求带来多大程度的满足。商品销售者也要考虑他对商品换来的货币能给自己带来的满足程度。如一筐价值量相同的鲜水果与烂水果销售价值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观不同的结果。第二，综合考验生产条件在内的商品价值的认定。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商品购买者的货币价值要得到有效实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双方对商品价值进行着综合的价值判断。如矿泉水和钻石的劳动耗费不同，它们的交易价格不同。然后，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双方按各自对使用价值、价值的认定，进行讨价还价式的价值认同。在价值认同一致时商品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商品价值得以实现。
商品交换是商品交换双方的自愿的契约行为。比如当前农村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农民换工问题。由于男女的自然分工，出现了一个家庭的男劳动力与另一个家庭的女劳动力之间进行换工情况。此时两家的生产条件完全相同，劳动技术水平不同，劳动强度不同，拥有女劳动力的家庭愿意让女劳动力为对方工作一天半换取对方的男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一天。这完全是双方在权衡了双方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果的前提下自愿的交易契约行为，没有社会任何因素的参与。再比如，古老的部落之间进行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易行为也包含了双方酋长的价值认定，交换过程中夹杂了酋长的意志行为。可以说任何商品交换都是交换双方对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认定的结果。
一、无固定期限合同
《劳动合同法》为了改变我国目前劳动合同普遍短期化的缺陷，鼓励当事人订立长期合同，加大了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义务（第14条）。这种立法思路在目前我国背景下无可厚非，但仔细分析条文，则会发现存在漏洞。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而2006年向社会公布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第9条）将无固定期限合同定义为“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以书面形式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前者要求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成立必须有当事人的约定，只是没有确定终止时间，后者则是“未约定”终止时间。比较而言，前者更为合理，因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影响重大，应经双方明确表示才可成立。这一定义的重大转变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期限，如何认定合同的期限？因为《劳动合同法》第12条规定，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对这三种劳动合同类型的定义，如果当事人不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该合同显然不属于这三种合同。尽管《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如果当事人已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只是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第14条第3款就无法适用。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也不能视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有关劳动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定看，劳动合同缺乏必备条款并不无效，因此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就属于既非无效又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另类合同”。尽管，《劳动合同法》第81条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合同必备条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劳动合同不是由用人单位提供文本而是由双方协商订立的，该条也无法适用；即使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提供，在双方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情形下，是否构成损害以及损害的数额都难以计算。而且该条款也仅仅只是责任条款，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法律仍然无法解决。未来实践中，大量订立了书面合同但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法律将是一大难题。根据《劳动合同法》鼓励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精神，如果将现有条文第14条第3款改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视为……”，增加“或者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内容就可以避免这一漏洞。目前只能通过司法解释对第14条第3款进行扩大解释，以弥补这一重大漏洞。
二、劳动合同的瑕疵
《劳动合同法》有关合同瑕疵的主要不足在于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作为无效合同而不是可撤销合同。笔者认为将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更为合理。因为将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赋予受害方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利，受害方将占有主动地位，受害方可以选择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也可以使合同有效，获得就业机会以及劳动法和合同法上的权利，这样更有利于受害方的权利保护。①而且劳动合同的无效涉及一系列棘手的法律难题，包括工伤的认定和其他社会保险的效力等复杂问题。立法应当尽可能地使劳动合同有效，这样可以保持劳动关系的稳定，促进就业。作为可撤销合同，劳动者可以在撤销期限内主张合同无效，如果过了撤销期，在《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高度自由权的背景下，例如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第36条），劳动者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37条），劳动者完全可以通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来结束双方的劳动关系，并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合同解除时的经济补偿。由于将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作为无效合同，为了使劳动者在合同无效时也可以同样获得合同解除时的经济补偿（第46条第1项），《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因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或变更合同致使合同无效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38条第5项，第26条第1款）。这种规定，在法理上是错误的，因为合同无效并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合同解除的前提是合同的有效成立。如果将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就可以避免法理上的障碍，因为可撤销合同过了撤销期就成为有效合同，自然可以解除；如果当事人在撤销期内撤销合同的，则不适用劳动合同解除的规定，适用劳动合同无效的缔约过失责任，即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86条），在法理上可以言之成理。
三、劳动合同的解除
《劳动合同法》扩大了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的事由（第38条），在限制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上也有所增加，《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了六种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在《劳动法》（第29条）规定基础上增加了“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情形，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没有将国外通常禁止雇主解雇雇员的事由，即在雇员拒绝雇主的命令从事违法行为时雇主不得解雇雇员的情形包含在内。例如，雇员拒绝提供虚假证据，拒绝超速或者超载驾驶货车，雇主不得解雇雇员。在美国，即使雇主和雇员约定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判例也不允许雇主解雇拒绝从事违法行为的雇员。②
有关合同解除的主要不足体现在违法解除或终止合同的责任上。《劳动合同法》第87条和第90条分别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法》解除合同的赔偿责任。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两条规定，看似加重了雇主的赔偿责任，其实并不合理。首先，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仅限于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换言之，用人单位的责任是受到限制的，而劳动者的责任则不受限制，这显然对劳动者不公，劳动者面临巨大的风险。第二，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将其赔偿数额固定为合同依法解除时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是否充分合理？举例，假设一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了一份5年期限的固定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劳动者工作1年后，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此时雇主的赔偿标准仅为2个月的工资（1个月工资的2倍），劳动者损失的四年甚至更长的工资和其它损失都无法得到赔偿，这种赔偿标准对劳动者极为不公！在合法解除合同场合，经济补偿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偿劳动者工作期间的贡献，因此，应根据其工作年限，计算经济补偿金额；而在违法解除合同场合，赔偿的目的是弥补劳动者合同剩余期限的工资和其它损失，而不是已工作期间的贡献，二者机理完全不同。《劳动合同法》这种简单的规定，不符合法理。而且这种责任机制容易鼓励用人单位尽早违法解除合同，因为劳动者已工作期间越短，雇主的赔偿金额越少，这种责任机制实在荒谬。除了法理基础和立法技术的严重缺陷，这种责任机制也远远无法赔偿劳动者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在美国，在固定期限合同中，法院通常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合同解除时至合同到期日之间的工资损失，如果原告在合同到期后难以找到相似的工作或者只能找到工资更低的工作，被告还要赔偿原告的未来损失。③在无固定期限合同中，如果原告对雇主提供无固定期限工作产生了合理期待，则雇主在没有正当事由解雇雇员时，法院通常会通盘考虑雇主如果未解除雇员时雇员可以获得的收入、雇员剩余工作年龄等因素来决定赔偿金额。在Bealesv.Hillhaven,Inc.④案件中，内华达州最高法院支持了陪审团对一名62岁女雇员赔偿208,476美元的裁决，因为原告举证她很难在该领域找到类似的工作，而且可能工作到65或者70岁，并证明了其损失将在49,152美元至315,791美元之间。在Diggsv.Pepsi-ColaMetropolitanBottlingCo.,Inc.⑤案件中，第六巡回法院根据原告解雇后的工作薪酬和原有薪酬的差距，判决被告支付其26年半的未来工资损失赔偿。在Starkv.CircleKCorp.⑥案件中，蒙大纳州最高法院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支持了一项支付给原告28年未来工资损失的赔偿。总之，在美国判例中，法院通常需要考虑四大因素：雇员的年龄以及找到类似工作的可能性，工资以及津贴等其他无形的福利，原告找到新工作需要的花销，原告重新找到工作之前合理期间可以获得的诸如汽车、保险等额外福利的重置价值(replacementvalue)。⑦从比较法角度看，我国《劳动合同法》将雇主违反解除合同的赔偿金额固定化，且赔偿标准低下，极有可能使《劳动合同法》有关鼓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及严格限制雇主解除劳动合同的努力落空。《劳动合同法》这种单一的、僵化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标准不能不说是《劳动合同法》的一大败笔！
四、劳务派遣制度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作了专节的规定，其主要进步在于：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门槛（第57条）；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之间劳动派遣合同以及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58、59条），尤其是劳务派遣单位必须和被派遣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合同；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第60条）；明确了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定义务。
在我国，现实中劳务派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直接受雇雇员享有的权利。《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明晰了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义务和责任。这些规定整体上是正确的，但还不足于保障派遣工人权利的实现。针对劳务派遣单位克扣工资以及用工单位没有支付加班费和其他福利导致同工不同酬的弊端，《劳动合同法》规定派遣单位必须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第58条、60条）。用工单位必须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支付加班费、奖金和相关福利待遇（第62条）。但该法第62条没有明确用工单位是向劳务派遣机构还是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和其他福利待遇。既然用工单位有义务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动报酬并支付加班费等福利（62条第2、3款），派遣单位负有不得克扣劳动报酬的义务，为何法律不直接规定由用工单位直接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工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仅仅规定派遣单位不得克扣劳动报酬根本无法保证被派遣劳动者及时足额获得报酬。而且，只有让用工单位直接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报酬及其他福利才能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如果用工单位先支付给派遣单位，派遣单位再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就难以判断是否同工同酬，也难以阻止派遣单位克扣被派遣劳动者的报酬。
关于劳务派遣适用的行业范围，《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作为法律条文，这种政策性的模糊概述并没有实际意义，事实上劳务派遣也不应当限制其行业。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劳务派遣的盛行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往劳务派遣主要流行于特殊行业，例如化工和石油行业、工程和设计行业、建筑行业等等。但时至今日，劳务派遣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从“看门人(janitor)”到首席执行官(chiefexecutives)，各个层面的劳务派遣发展迅速。⑧事实上，在一些高级行业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由于劳动者自身的力量更强，更容易保护自己，出现损害被派遣劳动者利益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将劳务派遣限制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岗位。
《劳动合同法》第76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这种规定也缺乏理论依据。派遣单位可以向其他单位派遣劳动者，为何不能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事实上，劳务派遣经济上的合理性也是明显的。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满足了雇员灵活就业的需要，特别是在有关劳工保护和雇员福利的立法越来越复杂，雇主用工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的专业化服务，不仅可以减低用人单位的风险，而且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专业的分工也有利于劳工权利的保护。在美国，劳务派遣经济上的合理性也得到政府的明确承认。例如，纽约在其2002年通过的一项州法中明确的指出，“职业雇主组织为该州的商业和市民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valuableservice)，因此，职业雇主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应该予以明确。”⑨因此，用人单位自设劳务派遣单位有其合理的一面，有利于对本单位雇员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对于大型公司，只要其符合法定的设立派遣公司的条件，似乎没有充分理由禁止其设立派遣公司。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和自设劳务派遣公司合谋损害派遣雇员的利益，可以引入美国所谓的“单一雇主(singleemployer)”理论，即如果两家机构符合一定条件，例如两家机构存在经营上的相互关系、拥有共同的管理层、对劳动关系实行集中控制、拥有共同所有者或股东时，两家机构将被视为单一雇主，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必须连带承担责任。这也许是对用工单位自己设立派遣公司进行规制的另一种可行思路，简单的禁止只会破坏市场的机制。
关于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劳动合同法》第92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定从表面上看有利于保护劳动者，但由于派遣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第58条），用工单位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笔者认为，如果不区分雇主责任的类型，一律让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用工单位就无法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事先控制自身风险，使用劳务派遣对用工单位的经济意义就会大为下降，从而不利于劳动者就业和劳务派遣行业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用工单位不应连带承担派遣机构的所有雇主责任，用工单位应主要承担派遣工人处于其控制过程中产生的责任。概括而言，用工单位应和派遣机构连带承担有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加班限制和加班报酬、安全和卫生、反就业歧视、休息休假等责任，用工单位不应承担有关招聘、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等生产经营过程以外产生的责任。劳务派遣的存在和流行肯定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过分加重用工单位的责任，不利于该行业的积极发展，最终也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五、用人单位违反报酬支付义务的法律责任
对劳动者而言，工资、加班费等报酬是其从事劳动的主要目的，及时足额获得相应的报酬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劳动合同法》应该对劳动者的工资请求权进行特殊保护，尤其是在我国用人单位拖欠工人工资比较普遍的情形下，更有必要针对该问题做出特殊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支付加班费或者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时，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应按50%以上100%之下的标准加付赔偿金。这种规定表面看来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很大，但却过分依赖于行政机关，并没有明确赋予劳动者诉权。行政机关不可能明察所有没有及时足额支付报酬、加班费的情形，当行政机关“不责令”时，劳动者如何获得救济？该规定不仅赋予行政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有关50-100%额外赔偿金的僵化规定也缺乏灵活性，难以保证劳动者获得充分的救济。由于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法律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保护制度以及对违法用人单位的惩罚机制，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机关责令用人单位履行支付义务。例如，在美国，为了保护雇员这一基本权利，法律对雇主履行有关工资工时的规定，建立了五种充分的执行机制：(1)行政主管机构（劳动部）可以代表雇员提讼要求雇主支付最低工资、加班费和误期损害赔偿金(liquidateddamages)；(2)行政主管机构可以向法院申请禁止令要求雇主停止违法行为；(3)行政主管机关可以对雇主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雇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雇主支付最低工资、加班费以及误期损害赔偿；(5)司法部可以提起刑事指控。⑩具体到我国，在保留行政机关责令用人单位履行义务的同时，应赋予受害人的权利，增加对违法用人单位的行政处罚，用人单位违法情节严重的，应科以刑事责任。总之，劳动报酬是雇员的基本权利，必须加大保护力度，加重雇主违法的责任。现有《劳动合同法》对雇员报酬请求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六、小结
《劳动合同法》的通过无疑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我们在雇主利益和雇员利益的平衡上还存在不少缺憾。在某些方面，雇主承担了不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在某些方面，对雇员的保护又不够充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对许多制度背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对许多用工行为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原因的研究不深入。如何建立一套理性、科学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制定劳动合同法以及其它劳动法律时，我们必须努力寻求二者关系平衡的科学基础，不能使劳动合同法沦为利益集团简单讨价还价的场所。总之，在劳动合同制度的设计上，要克服意识形态的简单作用，应以科学的眼光从理性的角度设计制度，使法律确实具有可行性，避免法律成为简单的摆设甚至起到阻碍劳动者利益实现的相反效果。
注释：
①王全兴：《劳动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②MarkA.Rothstein,CharlesB.Craver,ElinorP.Schroeder,ElaineW.Shohen,EmploymentLaw,West,2005,p.777.
③MarkA.Rothstein,CharlesB.Craver,ElinorP.Schroeder,ElaineW.Shoben,EmploymentLaw,West,2005,p.817.
④108Ney.96,825P.2d212(1992).
⑤861F.2d914(6thCir.1988).
⑥230Mont.468,751P.2d162(1988).
⑦MarkA.Rothstein,CharlesB.Craver,ElinorP.Schroeder,ElaineW.Shoben,EmploymentLaw,West,2005,pp.818-819.
⑧H.LaneDennard,Jr.andHerbertR.Northrup,"LeasedEmployment;Character,Number,andLaborLawProblems",GeorgiaLawReview,Spring1994,pp.683,684,696.
一、行政认识论
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大体效仿前苏联，形成了对国营工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部门的管理体制。论文百事通而我国的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行政认识论的阶段。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劳动关系行政认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劳动争议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希望通过这种合同，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工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又例如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团体性争议，当事人往往更愿意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劳动争议，而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分配问题。而这种对劳动争议性质的错误认识，又导致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错误认识。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竟然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将其诉讼到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处理。这显然是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错误理解成行政制度的结果。
二、民法认识论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这一理论把每一劳动者都视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平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劳动力”转让给任何一个雇佣他的人。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这种看法忽视了劳动力所有关系背后的资本增殖关系，在表面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具有局限性。持这种理论认识的学者往往将劳动争议看作一般民事争议，或者将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争议相混淆。例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以民法上的人身伤害赔偿来追索用人单位的责任。而事实上，一旦将此案件作为人身伤害赔偿案来处理，对劳动者并不公平。因为，在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错责任，也就是用人单位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事实上很多工伤案件，用人单位是没有过错责任的，过错往往在劳动者一方。如果用民法理论，将此案件视为一般民事案件，而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平等”的保护。
正是这种民法认识论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采用了民事诉讼制度。而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许多制度沿袭了民事诉讼制度，导致劳动者在看似平等的诉讼制度下，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例如，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法院主动调查的职能极其有限。而劳动争议案件中，这一原则被机械地套用，导致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劳动者无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又不主动调查取证。这种结果显然是对民法原则适用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否定。
三、社会法论
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而劳动法就是一种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一般意义上，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劳动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从法律研究的角度，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劳动法学所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与“经济学”上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差别不大。从狭义上说，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从劳动法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所要研究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为劳动者、劳动力使用者，劳动关系的性质为社会关系，而且是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排除了很多劳动过程以外的许多劳动行政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从社会法的角度，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1）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劳动者凭借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因此，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因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要为人所用，而且物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及其劳动过程中的发挥程度。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往往不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资料通常为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所掌握。这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实现。
在目前阶段，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是先天的，同时又是渗透在劳动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其次，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附于劳动者；第三，这也决定了劳动力依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依附于劳动力。
（2）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所有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应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即平等性。但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又决定了这种交换过程具有隶属性。这种商品交换使劳动者一方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具有财产性。但同时，这种商品交换过程，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应此具有人身性。
a、 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满意的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应聘者时，也可不受干预的作出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双方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从总体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尽管其在经济利益上弱于用人单位，但由于用人单位的数量很多，因此他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等的用人单位。因此，这种平等性是在总体上的不平等而给予的部分的平等，或者说是受限制的平等。
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是有限制的，而要劳动者正真要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平等，还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在劳动关系中，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达成一致，以非常扣克的待遇支付劳动者，则无论劳动者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用人单位是否有可能达成如此广泛的一致呢？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是可能的。由于用人单位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给予劳动者的待遇越低则越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达成这种默契。这种情况，类似于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的平等选择权。商家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是天然不平等的，如果任由双方采取貌似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易，则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必然会出现标准合同、除外责任等损害消费者的做法。因此，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劳动者的生活底限，以此确保劳动者选择就业时的相对公平。
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一般只体现在劳动关系建立前；而且这种平等性具有触发性，即一旦劳动关系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即为隶属性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商榷，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这是由双方的经济差别所决定的。）当劳动合同签订的一瞬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隶属性为主，平等性为辅。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被管理者。
商品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个体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所支配，以使他的劳动力现实地成为集体劳动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地支配者，也就成为劳动者的管理者。这种隶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地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的一员，则这种隶属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者随即又会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如此反复，因此劳动者是不断地由劳动关系地平等性走向隶属性，再由隶属性走向平等性，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必须保持其连续性，这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点。任一环节的中断，对劳动者均会产生损害。
b、 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精神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权利角度，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是人身权，它分为身份权和人格权。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它一般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权等。身份权是指一定主体依一定的行为或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如亲权、配偶权等。
劳动关系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人身关系。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者生存的实现过程，这种劳动力消耗过程与劳动者生存过程的高度统一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格权也包括身份权。前者以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和“劳动保护”为代表，一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劳动者可以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进行维权。后者以劳动者的“用工手续”及“劳动手册”为代表，一旦劳动者的录用或退工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劳动者即可以维护身份权为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论文摘要：文章根据现实中企业普遍存在的新旧劳资问题，对管理学意义上的惩罚原理的不足以及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针对现实中劳动关系管理中新的亟待规范的问题，突破了传统处罚性管理思维，运用劳动法和企业管理实务的双重视角，提出了相对可行的劳资关系新思路和新方案。
论文关键词：劳资关系；改善；思路
处罚意味着主体违反了某种受强制保护的规则后的社会代价，或者说是报应的成本。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罚，即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控制的表现形式。
一、劳资关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的合宪性、合法性、人道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作为两个利益并不完全重叠甚至相对对立的利益范畴，实务中的不规范现象亟待解决，这是我国各种使用劳动力的经济实体所面临的共同的人力资源的管理难题。
1、处罚的范围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企业对员工实施罚款司空见惯。
2、处罚的依据存在的问题。《企业职工奖励条例》、《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全民所有制公司职工管理规定》、《关于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实施办法》以及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作为企业处罚劳动者的依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不适应性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处罚合理性存在的问题。《奖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但是没有严格的实施界限，企业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有的企业只是选择性的将这些惩罚措施变通使用，甚至有的企业与行政处罚法中的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经济罚的处罚方式混同，这些模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部处分条例有着明显的行政痕迹，且各企业中普遍存在奖惩不对称的问题。
4、处罚的程序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劳动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但总的来看，我国劳动法律对用人单位如何“依法”制定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的较为简略，对于内部规章制度的调整缺乏一整套的法律规范，如应遵循哪些原则、应包括哪些内容、如何保证法定程序得到遵守、违法责任等问题，我国目前的劳动立法都存在着空白。
5、惩罚的救济存在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
6、处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劳动者实施处罚的主体，是指法律规定有权设定处罚规章以及执行处罚的主体或部门。
二、缩小处罚范围
首先，因为经济惩罚手段一方面会对员工心理造成冲击，一方面企业和劳动者对当时情景是很难进行举证的，在这种劳资纠纷中，事实很难澄清，容易引起劳资矛盾。其次，本文前面已经分析了企业员工管理处罚系统的具有可替代性的。再次，应当立即让罚款和经济性处罚淡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处罚的范畴，严禁侮辱歧视性的处罚手段。我国劳动法应当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采取罚款和经济性处罚措施。最后，应当吸收行政处罚法的处罚原理禁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同一个错误行为进行两次处罚，并规定雇员错误免除处罚的期限。
三、再造对劳动者处罚的流程
逐步取消或者集中收回处罚劳动者的权力战略。首先应改变对劳资矛盾乐观和放纵的态度，贯彻《劳动法》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生存的想法。有的片面认为《劳动法》只替工人说话不顾企业利益。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存在仅考虑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以及个人的政绩的问题，将劳资关系事实上交给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制约以及依赖于企业主的自律，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可靠的。
论文摘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付出了大量的、艰辛的劳动，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评价。因此对教师劳动进行辩证的科学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对教育教学的推动和科学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主体、对象、任务、过程、效果等五个方面谈谈对教师劳动的基本特点的认识。
人的活动（包括一切社会劳动）的一般结构关系是“主体——活动——客体（对象）”。活动通常又可以有任务、过程、结果（或成果、效果）等方面。据此，笔者将从主体、对象、任务、过程、效果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教师劳动的基本特点。
一、教师劳动的主体特征
教师劳动是一种角色劳动，作为主体的教师是一种角色，所谓主体特征也就是指它的角色特征，主要有：
1.教师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地位的职业角色
教师是一种极为平凡的“普通劳动者”角色，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教师都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教师担负着传递历史和现实的人类文明成果的任务，递续工作目的是在“创造”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新一代创造者。
2.教师是一种具有专业特点的社会角色
教师这种职业角色，必须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必须经过特定的专业训练和专业实践才能胜任。教师角色的这种专业特点，体现在师范专业性和“学科专业性”方面；师范专业性首先就表现为掌握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专业知识，社会活动规范知识；其次，师范专业性还表现在传授所掌握的知识内容，即“传道、授业”，传授的关键又在“内化”，即要转化为学生心理上的东西（知识能力，品质等），这就必须要具备教育能力，学科专业性也表现为“掌握”和“传授”两个方面，但范围只指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传授”。
3.教师是一种具有综合职能的社会角色
教师是一种对应学生又具有综合职能的独立角色，这种综合职能表现为它集合了多种其它社会角色的职能。其基本职能是“传道”、“授业”，在这种职能活动中，包括有领导者、管理者的职能，严父慈母的职能，知识讲解员的职能，“个性模特儿”的职能，身心保健医生的职能，体育教练、艺术指导以至于公安人员的某些职能等等。无疑，这些角色职能在教师的活动中极为有机的综合为教师角色的一种整体的独立职能。
教师这种多重角色特征，反映了作为教师的特有难度，教师角色冲突，不仅表现为角色转换冲突，多重角色冲突，角色个性的冲突，还包括了教师角色本身内部的冲突。
4.教师是一种具有个人个性示范作用的社会角色
当教师在讲授科学专业知识的“授业”活动时，自身知识的渊博精深与否就作为学生的样板而影响学生；尤其在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这种“传道”活动时，自身的个性更将作为样板影响学生。显然只有在教师的个性与其所传授的一切相一致的时候，这种示范才是积极的，才能以难以计量的力量来增大所传授内容的作用，并丰富这些内容；否则，后果将完全相反，正所谓“身教重于言传”。
二、教师劳动的对象特征
教师劳动的对象是学生，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两点。
1.教师劳动的对象，既是“教”的客体，又是“学”的主体
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劳动中，学生是劳动的客体，是受教育者。但与其他以“物”为对象的劳动不同，教师劳动的这个客体对象同时又是主体，教师把教育教学内容教给学生，必须有赖于学生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在学习活动中，学生又是作为主体的主动一方。
教师劳动的对象作为主体，就在于学生不是以消极被动的状态来接受教师这一主体的影响的，而是带着他的主观偏颇性积极主动地或能动地对待教师的影响的。接受不接受教师的影响，学生持有某种“主动权”，教师只有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使他接受影响。否则，学生将以另一方向的消极性来拒绝教师的影响，学生这种主体性的消极表现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清楚意识到的对立或拒绝。对学习的意义认识不清，对学习内容缺乏好感，对教学方式方法不适应，已有知识基础不足等等，都将作为主体的表现而反映在学习活动中。
2.教师劳动的对象与教师具有“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教师劳动的对象还具有一种辩证意义上的以教师为客体的主体性，也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
学生许多优秀的品质可以教育学生，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可以启发教师，学生可以使教师“教然后知困”，学生的意见、批评，可以教育提高教师水平。但是，这并不否定师生关系在教师劳动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基本性质。
三、教师劳动的任务特点
教师劳动的任务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教师劳动的心理学意义：教师劳动的每一项任务都在于从劳动对象即学生的心理上去实现它，去造就一个个完美的个性，去塑造一个个高尚的灵魂，而不是从外部去“雕琢”对象，正是基于这个特征，人们赞美教师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2.教师劳动任务的全面观点，首先是全面发展每个学生的德、智、体、美诸方面。教师的劳动虽有分工，但都负有全面发展学生上述各个方面的任务；其次是全面发展学生各种类型个性。用一个模式来固化学生的个性既做不到，强做则反而有害；第三是全面教好每一个学生，对于少数学生即使“毛病”累累，教师也不能抛弃他，相反，更要加倍努力予以教育，要全面教好每位学生。正确的教育教学方法，好的教育环境，一定能使每位学生成人、成才。
四、教师劳动过程的特点
1.教师劳动过程的智力性质
教师劳动的过程，是一个运用智力的过程。
教师劳动的这种性质决定，教师劳动的对象是人，是人的心理，其产品则是完美的个性和优秀的人才。如就体力、脑力劳动的一般区别来看，体力劳动的过程，其程序、进度、成效，一般比较易于受意志努力的调控，而脑力劳动则相对地比较难于受意志努力的调控。
教师脑力劳动的性质，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脑力劳动。如科技人员的劳动，其过程一般是止于物性对象的“精神产品”的形成；文学艺术家的劳动，其对象虽然是社会的，但其“精神产品”的转化一般也不属于劳动过程的直接范围。而教师劳动的过程正是转化过程，教师的脑力劳动和其他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也是一种角色分工。作为教师，就必须有能力实现“传授”，有能力实现“转化”，这就意味着教师劳动有着较其他专业能力劳动不同的要求，老师不仅要掌握其专业角色劳动的知识能力，同时还要有传授这一切的知识能力。
2.教师劳动过程的个体形式
劳动的脑力性质决定了教师劳动的个体形式。显然，从教师掌握历史或现实的精神劳动成果的学习活动到备课、讲课、辅导、批阅作业及思想教育的“传道”活动，都首先是头脑中的内部活动，而这只能是个体的。但劳动的个体形式丝毫不意味着教师劳动是彼此毫不相关的，一位教师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低效将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教师活动的成效；前一年级的教育教学水平也会影响后一年级，关键在于，教师劳动的协同是极为有机的。
3.教师劳动形式的创造性
这里的创造性是一种角色规定的特征，是指“必须”创造，而不是说凡担任教师角色的个人就必然会创造。教师劳动的创造性，根本在于这一角色活动并无确定的规范、程式或方法可以到处套用。第一，学生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第二，教育内容千变万化；第三，环境条件千变万化；第四，教师个人条件，尤其是知识技能也千差万别、时时变化；教师个人必然会形成一整套体现其个性特征的教育教学方法，老师就必须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地去创造性的教学，教师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范围当然要一致，但他必须根据教学对象重新安排、重新处理，将教学内容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自己的理解、构建，然后才能科学地、创造性地传授给学生。
教师劳动的这种创造性既是一种科学性创造，也是一种艺术性创造。创造的科学性在于他是按照特定的对象条件和特殊的教学形式从新的角度、新的水平上揭示客观规律；创造的艺术性在于通过生动的教学语言和教学手段重现形象，即重现教学内容中的知识体系、物质属性、事物形象。在这里，教师则是特殊的演员。同时，在教育中敏锐的应变机智，又极富艺术灵感，喻人以理基础上的动人以情，也是艺术功效。
教师劳动的创造性，并不否定教师劳动过程中有一般的或普遍的规律存在，关键是要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根据具体的对象，内容、环境、条件等等来灵活地运用这些规律。既不能离开一般规律，又不能机械硬套，这就是“教有法而无定法”。4.教师劳动过程机动的时空条件
教师的劳动在时间、空间上是有严格限定的。上课、下课必须按时进行，教学进度必须完成，课前的备课和课后的作业批改、学习指导也都有时间限定；而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场所，如教室、实验室、运动场等也有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教师劳动的时空条件又很机动，如备课1小时、2小时，批改作业用1小时、2小时，时间的机动带来空间的机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家内家外、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聊天，无处不是教师工作的场所。
5.教师劳动的过程靠自觉的劳动态度
教师的自觉劳动是指从事这一劳动必须自觉，教师劳动之所以有这一特点，是由于其脑力性质，个体方式，灵活的规程及其时空条件，因而就难以从外部来控制其整个过程。这样，教师劳动的态度：干与不干、多做少做、努力与不努力、应付地干或创造性地干，都主要取决于教师本人是否自觉，取决于教师是否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教学观念，学习掌握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五、教师劳动的效果特征
教师劳动的成效主要是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老师写了多少页的教案、批改了多少作业、上了多少节课，开了多少次会，这只能说明做了多少工作，进行了什么活动，但并不能反映出其对社会的贡献，而社会的需要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其实际的贡献。
1.教师劳动的成果是集体的
教师的劳动是个体形式，但受更为深刻而有机的内在协同关系的影响，反映在教师的劳动效果上，其成果为集体的。对于任何一个学生的成长来说，任何一个老师的劳动都只是浇了有限的一滴水，培了有限的一把土，而且相对于整个社会、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来说，所有学校教师劳动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但是，集体并不抽象，它是个体的有机总和，在成果上，也是各个教师不同大小、不同深浅作用的有机总和。
2.教师劳动效果的获得是不确定的
一般来说，如果教师本身德才兼备，扎实地掌握了教育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有着渊博的专业知识，并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那么在积极努力的前提下，其劳动效果的获得就比较有把握，但是，即使如此，其效果的获得仍然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根本的原因是教师劳动效果并不取决于主体一方，同时还取决于既是客体又是主体的对象（学生）一方，而后一方面的因素又是作为主体的教师一方所不能完全控制的。一个学生的成长，会受到遗传、家庭、社会、学校多方面的消极或积极因素的制约，外部因素的作用又要受到学生自身生理、心理规律的制约，而且，学生在一个教师的教育下可谓“来去匆匆”，这样，教师的教学效果自然是不确定的了。
3.教师劳动的效果是长期的、多样的
教师劳动的效果体现在学生的德才水平，这样的效果有个体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们都是长期才能显示。这样的效果难以立竿见影，不是讲几节课、谈几次话就能获得的。因此，不能仅据一两节课的检查或一个阶段的考试来论定；也不能仅据一个阶段的学生纪律表现来论定，这些检查结果都只具有临时的、局部的意义，而只有在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果的时候，才是一种教学效果的表现，而这又只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示。尤为重要的是，从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来看，教师的劳动效果必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效果，就是说，要看学生在参加社会活动、社会实践后，作为社会成员能为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有怎样的社会价值，才能定论教师劳动的真正效果。“学生产品”的质量，固然在“制造”时可以鉴定，但更重要的是在“使用”时的鉴定，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的学生在校时是高才生，在以后的社会劳动中却平平庸庸。显然，真正的效果是在后期，这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4.教师劳动效果的测定是难于精确的
教师劳动的成果测定在于学生的质量，这就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困难，关键是难于定量，难于量化。而一般的质量鉴定，却都离不开量化手段，但是这不能完全否定目前用于测定学生质量，也用于测定教师劳动效果的一切量化手段的相继作用。问题是要认识到这些手段的作用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
总之，上述五个方面的教师劳动特点是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认识到教师劳动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才能科学地、辩证地、长期坚持不懈地实施教育教学；才能科学地管理和评价教育工作以及教师的劳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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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
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3．建立渔民下岗失业救济金制度。渔民在弃船上岸失去“工作”后既没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保险，又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资助待遇，致使下岗失业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处于“体制真空”状态，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为确保渔民基本的生活，应给予下岗失业且仍处于中壮年的渔民如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救济的金额和期限，可参照目前国家推行的城镇下岗职工有关规定以及广州市的标准给予适当的救济，以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4．建立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要建立和维持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关键是能提供这一体系或制度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而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则是筹集和管理这笔资金所必需的。首先，在保证一定的政府拨款前提下，可由政府出面，通过财税部门统一负责渔民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征缴，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关的人力和物力，采取广泛吸收社会捐款，适当征收企业事业税收，按比例提取城镇建设项目费以及购买基金、稳定投资等办法来保证渔民社保资金的充足；其次，统一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机构，把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的管理范畴，并通过渔民基本生活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加强对其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再次，建立由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筹集和征缴机构的征收行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支付行为、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以及基金运营情况实施全程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一、关于商品价值的创造问题
该问题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争论的热点。有的坚决维护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认为任何对此观点的怀疑和否定，都会直接导致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从而必不可免地导致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否定。有的则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这类新观点主要有：
（1）钱伯海、温志宏等人认为不只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商品价值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存在，从而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许成安等人认为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过，创造价值的到底有什么因素，彼此又各存己见。有的说是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有的说是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四种生产要素，有的说不只这些生产要素，尚有科学、技术及知识，还有的说，不仅是各种生产要素，而且还有非生产要素、非经济因素。
(3)沈建新认为，只有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重复性劳动不创造价值，而只能转移价值。[1]
(4)笔者杨英法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管理及科学、技术、信息等都是劳动者用来创造价值的凭借，离开了劳动者，任何因素都不能独立创造价值，活劳动也不例外，故能够独立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劳动者，劳动者是运用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信息等在特定土地上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的。上述诸因素都不能独立创造价值。如若可在非独立、作为凭借的意义上被看作创造价值的因素，那就看其能否增加或改善商品的效用而使商品的交换力在弥补自身成本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由此观之，因劳动及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信息皆可增加或改善商品的效用，使商品的交换力在弥补自身成本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故它们都创造价值，而加工材料是商品价值增加的载体、对象，只能弥补自身的成本，故其不能创造价值，而只能转移价值。如服装厂职工制衣，严格来说，是服装厂职工创造了价值，宽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服装职工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还可以说服装厂职工所使用的工具、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及获得的相关信息创造了价值，但决不能说布、线、颜料这些加工材料创造了价值。以此衡量，则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论、诸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虽都有道理，但因把加工材料也当成刨造价值的因素，故也有不妥之处。
二、关于商品的价值及价格的决定问题
这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发表的相关文章极多。首先在商品的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争论。大多数学者都坚持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为价值的表现，围绕价值波动的传统观点，但晏智杰、王则柯等学者却认为没有必要运用价值这一概念，直接谈价格即可。
在商品的价值及价格的决定上，新的观点主要有三大类:
1、供求决定论。晏智杰、王则柯等人认为“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庞大复杂仍漏洞百出，供求决定论则简单扼要却普适有力”，[2]主张用供求决定论代替劳动决定论。
2、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结合论。蔡继明、袁庆明、白连志、高翔、丁聪等持此类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各有长短，主张吸收二者之长而实现二者的融合。（1）蔡继明、白丽健建立了必要劳动I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不由必要劳动I和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而由二者共同决定。[3]（2）袁庆明建立了价值供求价格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马歇尔的供求价格论都有科学价值，但都有理论上的不足或缺陷，应取二者之长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并提出了融合的图象描述方法，其要义是:价值(或生产价格)始终是价格波动的基础和中心，但供求关系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是引起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4]
3、成本供求论。笔者杨英法认为，劳动价值一元论确有缺陷，但供求价格论虽对同类商品在不同供求关系中的价格变动颇具解释力，却对同样的供求状态下，如供求平衡状态下，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缺乏解释。此差异是因不同商品之间的社会生产成本(注意:不是个别生产成本)的不同造成的，故商品价值由社会生产成本与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价格又因交易者交易能力、交易策略的不同而围绕价值波动。成本无需必有，矿山、荒地、自然生长的树木等非劳动产品的商品便无成本，但因人对其有需求，故也有价值。此时，商品的，价值、价格会因需求量的日益增长而随年月不断增加，永无止境，其高低与成本的关系已不太密切，而主要取决于人们的需求、购买力。
三、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基本要求问题
传统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按其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指商品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相等。只有当交换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相等时，才是等价交换。故工农业产品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往往存在不等价交换。近年来，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交换的基本要求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观点。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交换是不是进行等价交换？二是怎样才算等价交换？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品交换是进行等价交涣，但董明堂却认为等价交换只是偶然的奇遇，多数情况是需求收入价值大于供给成本，即使出现收入价值小于成本的情况，交换也是有利的，这可避免更多的亏损，换回的收入可转化成新的投资、生产经营成本。用成本交换的收入大于成本，交相利或交相益，是市场经济制度公平、高效率的奥妙之所在。[5]同样认为商品交换是进行等价交换，但蔡继明的等价交换涵义却与传统观点大不相同。蔡继明认为是由比较劳动耗费(通过公平交换被社会承认的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所决定的比较价值(蔡又称广义价值)相等。比较价值相等时，“价值”(实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相等。广义价值量与比较生产力成正比，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按照广义价值论，凡是根据比较成本或由平均比较利率决定的交换价值进行的交换都是等价交换，故工农业产品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的交换，尽管其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不等，但只要不存在超经济的强制，也是等价交换。[6]
[参考文献]
[1]沈建新．知识价值论[M]．学术月刊，1999，（2）．
[2]王则柯．价格机制：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困境[M]．学术研究，1997，（8）．
[3]蔡继明，白丽健．必要劳动Ⅰ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的价值[M]．学术月刊，1995，（9）．
[4]袁庆明．价值供求价格论——对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的融合[M]．社会科学辑刊，1997，（2）．
劳动定额有两大类：产量定额和工时定额。产量定额指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产品的数量或工作量的标准；工时定额指的是完成单位工作所需要的劳动消耗量。它们都是人们利用机器和生产工具，利用自己的已有经验，在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劳动量。
1.2 合理劳动定额的意义
第一，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合理的劳动定额可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企业在安排工作计划时，依据劳动定额就可把企业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使工人的劳动能力与企业的生产能力相一致，共同进步和发展。
第二，合理的劳动定额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劳动定额都是根据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企业生产适度力而制作出来的，每个工人都可完成自身的工作定额，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劳动素质以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发展。
第三，企业的劳动定额是评估劳动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只有确定劳动定额才能清楚的明白企业是否盈利，劳动者能力是否提高。
2 国有企业劳动定额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不重视劳动定额管理，可变性大
我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一时还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定额。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生产量任务大，为提前完成任务，而一味追赶进度。把提前制定的劳动定额当做摆设，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遵循。对员工而言，为了个人利益往往只是看重工时，而不重视制定的劳动定额。劳动定额随着企业和员工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定额管理得不到维护，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定额管理的工作难度。当前很多企业出现一个月工作量大一个月工作量小的情况，劳动定额制定困难重重，尤其是老企业设备陈旧，管理跟不上，制定劳动定额机动性很大。
2.2 劳动定额制度不完善，工作基础薄弱
第一，目前企业劳动定额的制定大部分依靠自身经验，并没有考虑到生产机器、员工工作环境、生产材料以及其他的科学技术，这种定额制度受定额人员经验水平和劳动素质高低的限制，制定出来的定额往往不准确。第二，劳动定额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的劳动定额滞后，在劳动定额出现问题时就应根据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制定新的劳动定额，管理层的不重视使得新的劳动定额制定时间长，无法满足员工的需求；制定的不合理和领导的随意变动，使劳动定额失去了其权威性和严肃性。
2.3 对劳动定额工作的认识存在不足
劳动定额是一种研究人机工程的学科，其主要通过一些方法研究、时间研究、身心研究使得整个企业在用人上做到科学合理，从而科学生产，提高劳动效率，优化资源，减少人工成本，最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要足够重视劳动定额工作，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消耗，通过劳动定额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另外，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产量波动较大，对国有企业冲击很大，这给劳动定额的制定带来一定困难。产品结构的不均衡、客户要求的个性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定额的制定。
3 改造企业定额管理的措施
3.1 完善定额管理制度
在完善定额管理制度方面，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政府应重视定额管理，发挥好其服务和导向的功能。我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新的经济形式对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定额是企业的事情而不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是服务者不再是管理制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优势，利用各种途径积极引导企业，为其提供最新的信息，加快企业劳动定额管理工作的平衡发展。第二，不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员工都应增强劳动定额管理意识，明确劳动定额管理对提高企业生产劳动率和竞争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定额管理意识，牢牢抓好定额管理工作。第三，政府和企业要提倡定额管理人员学习有关生产知识、统计学知识等来提高员工素质。定额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从事定额管理工作的员工必须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基础知识。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一定要对员工实行持证上岗，落实“优胜劣汰”。
3.2 劳动定额工作和工资分配相结合
对企业来说，劳动工资的总量主要是按企业的效益而定的，但每个劳动者的工资分配是按其贡献制定的。要将定额工作、员工工资以及企业效益相结合，使劳动定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广，从而准确衡量每个员工的工作量，按劳分配，调动员工积极性。
3.3 合理结合公司内外部机制和定额管理制度
公司内部机制包括员工实际工作能力、领导期望完成的生产量、企业生产设备的工作效率、原材料成本的高低等。要及时更换新设备，并加强管理。在制定劳动定额时不仅要考虑到企业的内部机制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外部机制。企业外部机制包括政府需求、整个市场的工作量需求、市场供需要求等。只有结合好这两种因素，才能使定额管理制度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3.4 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论文摘要: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新的内容。本文在分析劳动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上,提出了在劳动法规定下,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直接影响到了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分配,其立法宗旨是“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劳动合同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它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凭证。在劳动合同的立法中,过于强调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将大幅度地增加劳动用工成本,对投资环境则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对用人单位的发展是极为不利。但是,若是强调用人单位的利益,则违背了劳动合同法的初衷和意义。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其实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两者的合法权益,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谐了,才能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社会投资环境和企业发展状态。
1.1在劳动合同签订上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但最长不超过13个月。这种通过规定强制缔约与加大违法成本的措施,来引导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保障劳动者权益。这种规定使得用人单位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会面临强大的罚款责任。用人单位忽视或者故意不进行劳动合同的签订,不但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也使自己面临被严厉处罚的局面。
1.2在员工试用期上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的约定及报酬草案给与了明确: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在劳动关系连续存续期间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试用期工资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的,实行同工同酬。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试用期的期限、次数等做的更加严格地限制和规定,这给用人单位约定试用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劳动合同的这些规定,都给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在新进员工在约定试用期的管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3对企业员工招聘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这类企业中存在着不少用工不规范的现象。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征缴率相对较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些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增加,进而推动企业总体成本上升。另外,由于《劳动合同法》规定,一旦劳资双方出现劳动争议而申请劳动仲裁,都应由企业提供证据。这就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出了较高的工作要求,各种档案、制度的建立都要进行专门的管理。企业招聘员工的难度也有所增加,如果招进来的职工不合适,要辞退就得额外支付赔偿金。这也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的挑战,要求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员工的招聘中需要把好关,在员工的日常管理中,也要防止人才的流失。
2在劳动法规定下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人力资源在现代企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新劳动法的实施下,更是要注意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是着眼于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行为,科学合理地应用人才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即持久获利能力,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是能否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企业的管理者形成注重发展的工作作风,有利于调和员工的价值观和信念。实施持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可以帮助员工改善工作态度、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念同时提高组织管理的效率,以维持组织的不断发展。
2.1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把关新员工的招聘流程
吸收和招聘进新的员工是企业保证新的血液和运行的重要程序,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使企业必须更加注意新进员工的招聘流程。在新员工的招聘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了解和掌握企业和部门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才的标准,找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此外,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一个大的工程,部门之间有具体的分工,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流程都要熟悉。各自负责的招聘、培训等工作也需要彼此的协调和沟通,工作的流程需要有连贯性,这样才能做好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
2.2组织劳动合同的管理
做好劳动用工管理是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和提高防范经营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并对对劳动用工方面的薄弱环节有清醒的认识。在出现相关劳动纠纷之前,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劳动合同管理的相关工作。首先需要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支撑劳动合同制度运行的配套规章制度。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内容。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权利义务的体现,《劳动法》规定的必备条款必须在合同中明确并尽量细化,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三,建立劳动合同台帐,强化劳动合同的日常管理。最后,还要注重用工资料的保管工作,避免劳动合同的丢失或者是损坏等低级的合同管理错误。
2.3加强企业员工的管理,留住企业需要的人才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因此,要想在现代激烈的市场搏击中发展壮大起来,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力量,加强人才的管理,留住企业所需要的优势人才。在企业的人才管理中,必须要加强企业的人才管理和培训机制。在企业中,要建立健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但是在具体的企业实际运作中,单纯的依靠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员工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相关的人才管理制度、培训机制和多方位的激励手段。传统的薪资激励在现代自我价值观有所改变的今天,这种制度并不能充分满足人才发展的需要,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中,需要对传统的薪酬制度上,进行完善和改观。人才的培养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的重要,员工的业务水平和知识技能必须与企业的发展同步。培训应该是系统化的,培训的内容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培养出自己的员工。另外,培训的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技术的范围内,还应该包括企业文化,个人精神方面因素的培训,使企业员工在培训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技能,而且还增强了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结论:
在合同法的规定下,人力资源的管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必须适应合同法的内容,同时,还需要更多的细化和灵活性。人力资源的管理应该在借鉴各行业经验管理的同时,认真分析相关法律法规,分析企业的现状,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企业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孟宪魁.浅谈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J].铁道工程学报,2006,(03).
[2]杨群立.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途径[J].山西建筑,2006,32(2):115-116.
(一)何为“城镇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领域中的“城市化”的概念在我国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西方的“城市化”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中国学者运用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词，那就是“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建设的平稳推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尖锐的。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中的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或缺的队伍，他们的个人职业素质和职业水平直接决定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素质是其在进入社会生活中对职业的了解与适应能力的一种表现，包含职业技能、科技素养、职业修养、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是人生的存在形式。”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拥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那么取得突出工作成绩的可能性将大幅度提升;从企业角度来看，具备较高职业素质的人才可以帮助企业节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修养，经常检查自己的职业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要求，从而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现代化人才。
二、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的关系
(一)城镇化建设需要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
城镇化建设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但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将面临诸多难题和考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系统而有效的专业化培训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建设要求在加快城镇化脚步的同时，还要注意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人员素质脱节的问题。
1.城镇化建设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扩大。
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就业和致富的机会，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建设需要新鲜血液，所以需要鼓励和帮助一些还在犹豫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行动。就业机会的增多，使一些拴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得到释放，向非农产业型劳动力转型，这样可以大力的解放和发展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将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口优势。同时，城镇化建设可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城镇化建设需要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
中国未来50年将增加城镇人口4亿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需求源。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拓宽市场空间，同时也会使经济结构适时调整和加速产业升级，相应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以适应城镇化建设水平的不断发展。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影响城镇化进程
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向大城市大规模转移，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城市的公共资源难以匹配，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和保险也跟不上，;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生活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难以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适应城镇化建设，城镇化进程受到阻碍。
1.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决定着自身的转移就业。
由于思想认识的不成熟，有部分人对城镇化建设存在疑惑和误解，根本不了解城镇化建设的内容和具体措施，对城镇化建设的认识仅仅是等着国家拨款来改善环境，不靠自己的努力只想依赖政府和社会的资助，且不充实自己依然停留在原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的岗位竞争能力即提升其职业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样化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质，转移后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选择余地小，缺乏市场竞争力，受制于人，只是盲目转移。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是可以胜任城市工作，甚至在有了一定原始积累后可回乡创业。
2.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本质上就是人与人的较量，只有在工作过程中不断修炼、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保障甚至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素质培训不仅是提高其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更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城镇化生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提升的必要性
1.城镇化建设急需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
当下，社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素质要求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其职业技能的培训必须要贴近城镇化建设，并符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特点。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将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大规模的“民工潮”现象出现，不仅开拓了更宽的就业市场，还有效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收问题。
2.城乡一体化及农业现代化建设急需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用城市文明带动农村文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进一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的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让其能从事更高技术含量的职业，适应和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结语
【关键词】劳动社会保障；企业文化；劳资
据人民网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在德国直接投资的亚洲国家中，中国仅次于日本和韩国。并以两天一家的速度递增。目前已有700多家中国企业落户德国，总投资额达1亿欧元，预计到2015年，中国对德国的投资额将达20亿欧元，约占中国海外投资的3%（人民网2006年07月07日）。在这个大背景下目前越来越多的德语专业毕业生，毕业以后进入德国企业工作。
随着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数量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企业在德国主要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对德国员工长期以来养成的企业文化和习惯不了解。德国员工养成了一个习惯，8小时内认真工作，8小时之外百事不管。所以中国公司在8小时内要对德国员工严格要求，不要指望员工能以厂为家，处处为公司着想，更不要指望员工不计报酬的加班加点。二，对德国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经常无意间触犯到有关法律法规，如经常涉及到的德国劳动社会保障法。所以说做到对德国劳动社会保障法以及德国企业文化不仅对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即将进入德国企业工作的德语专业毕业生来说也是必须要了解的。有关德国劳动社会保障以及德国企业文化方面的重要内容也就成为德语专业德国概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德国劳动社会保障法
(一)在患病情况下继续支付工资
在德国职工无劳动能力的法律状况受到很大重视。根据德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职工都享有在一定期间内继续获得工资支付的请求。在德国社会法典中的具体规定如下：职工生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根据不同原因要求支付医疗费作为法定医疗保险金（社会法典V）第44条及以下条款。请求权数额为计入保险费率的通常所得工资的百分之七十，最高不超过工资纯收入的百分之九十。通常情况下，请求权自医生确诊为无劳动能力之日后一天产生，并且无时间上的限制，但最长为78星期。另外职工还有医疗费请求权，但是(社会法典V)规定：只要保险对象能够获得负有缴纳保险费义务的工资的，就不得主张医疗请求权。而且职工有无过错，都享有继续支付工资的请求权。但是他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劳动关系持续4个星期以上后，方产生该请求权。上面提到的78星期的构成为：职工对雇主享有最长6个星期的继续支付工资的劳动法请求权。剩下的是对医疗保险金管理机构享有的，包含医疗费请求权终止期间在内的总共为期78星期的医疗费。
(二)在协商终止劳动合同方面
在德国劳动合同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过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但是，如果雇员没有充足的解约理由而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失业，雇员就要自己承担失业保险方面的损失，有可能暂停领取最长12星期的失业津贴。
(三)劳动合同的有效期
德国民法规定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合同，无固定期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在德国如果签订固定期合同是需要理由的。如：
1.企业对该工作的需求只是暂时的；
2.固定期限紧随培训或学业之后，是为了帮助雇员适应接下来的工作；
3.工作性质适合固定期限；
4.属于试用期；
5.由于雇员自身的原因适合固定期限；
6.为公共机构的临时职位聘用的雇员可以得到家庭补助；
7.基于某项判决。
如此看来德国雇主法还是倾向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以上列举的情况属于特殊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如果签订的固定期限合同到期后雇主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任凭劳动关系发展下去，那么该固定期限合同即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四)按约定解除合同规定
在通知期限方面，德国民法典要求，通知期限为某月的15日前或月底前的4个星期。对于存在两年以上的劳动关系，节约通知则要求延长为某年底的1至6个月。这种通知期限的规定同样适合对雇员规定。但是在试用期的6个月中的通知期限则为两个星期，不需要固定的终止日期。
二、德国企业文化——员工的职业习惯
(一)人力资源管理
众所周知德国企业历来力求企业人员少而精，工作效率高。从经理、工程师到技术员都要接受定期考核。在人员晋升方面，德国人认为，35岁以上的人才具备担当管理者的资格。在晋升时强调技术第一。对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是，现把他们派遣到研究部门工作几年，然后学习管理经验。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晋升速度缓慢。晋升为总经理时通常情况下为40岁至50岁之间。目的是保证管理者都要收过高等教育，实现专家治理企业。
(二)员工职业培训
德国的职业培训是一种双元制职业培训，学员学习的地点为两个独立不同的部门或机构，即职业培训学校和企业内部的车间或实验室。学员能够接受培训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培训之前要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合同对培训期间的学徒工资、培训期间的休假以及双方在培训期间的责任与义务都做出了详细的描述。
(三)劳动收入的构成与分配
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补助、超时补助、家庭状况补助（按照家庭中儿童的数量按月发放的一种补助。）、圣诞节奖等其他各类补助奖金构成。作为员工收入中最主要部分的基本工资占到员工工资收入的75%—80%。目前德国员工平均每周工作7.5小时，减去休假，每年实际工作时间约为1700小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德国工会的反对，计件工资的形式在德国的工资计算形式中越来越少了。在工资分配方面可分为高级职员工资和一般职员或工人工资。高级职员实行月薪制，一般没有奖金。收入的多少和工资增长多少均与资方商定。一般职员或工人实行岗位工资，即根据岗位的难易程度划分工资等级。
参考文献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3.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目标定位。首先，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国统一的，运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平台；其次，通过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使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使困扰宏观经济发展的失业特别是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从而减轻劳动就业方面的社会压力；再次，通过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实行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化的就业机制相结合，实施“就业型经济增长”战略，克服“增长型失业”，改变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偏低的状况。
4.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具体措施。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除了解决好上述几方面的目标定位问题外，还必须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加强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与管理。再次是劳动力市场载体建设。劳动力市场的载体主要是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例如职业介绍所等。其建设是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具体地说，一是明确制，即职介所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沟通供求信息，协调供求关系，代表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进行诚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职；二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档案管理，对滞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档案进行科学的分类处理，并进入劳动力市场信息库，实行严格的管理和及时的更新；三是对滞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为劳动力顺利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创造条件；四是对职介所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严禁信息欺诈、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五是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在各地方、各行业、各部门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行资源共享和互补，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是劳动力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具体地说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力的载体—劳动者。其中政府是劳动力市场特殊的主体。这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机关用人也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也是劳动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时政府又是独立于市场之外、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国家机器，代表国家行使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所以，政府应建立必要的绩效评价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以保证其管理和调控职能的公正和高效，从而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