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30 14:34: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发言人制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4年12月16日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2015年新年招待会，会上了最新版的新闻发言人名单，包括88个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最高法、最高检的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方式，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名单，并且名单全部“具体到人”。
对公众来说，新闻发言人已不是一个陌生岗位，自2003年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已过去十余年的时间。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是，相较于公众期待来说，过去新闻发言人所发挥的解疑释惑、沟通民意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如果回忆一下印象深刻的新闻发言人，可能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等少数几位。
对早期那些曾备受关注的发言人，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至少保证大事发生时，相关部门有人站出来“说话”。说对说错，当然可以奖优惩劣、改进完善。遗憾的是，从总体而言，能将“个性”和本职工作结合比较好的发言人，只是凤毛麟角。曾有媒体统计，在10年前第一批接受培训的一百余位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更普遍的情形是，发言人只是机械承担新闻，很少能和民意形成及时有效的沟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2013年在央视谈到新闻发言人，就总结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不敢说、不愿说，一句话是不会说，说错话。”这的确反映了当下新闻发言人的普遍状态，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或许还是“不愿说”。如果没有硬性的制度要求其“必须说”，那么，不说最多是“无功”，说了还可能“有过”，作为个人来讲，当然是选择“不愿说”。相反，如果制度过硬，对发言人的发言频次有硬性要求，发言人自然会主动去提升媒介素养，去研究表达的技巧。久而久之，“会说”的发言人才会越来越多。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经为发言人做过培训，2013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应每月定期举办新闻会。在一个信息社会，每月一次沟通频率，应是对发言人的底线要求。现在国新办已决定，2015年起每周定期开政策吹风会，回应公众关注的问题。这也应成为其他部门新闻发言人的通用规则。
除了这种定期例会之外，还可以有一些更细化的规定。比如，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时候，相关部门的发言人应在多长时间内，通过哪些基本渠道向公众信息、回应关切。在新媒体时代，民众对关键信息的渴求，有时是以秒来计算，发言人必须适应这样的节奏。
总理曾经提出，要“让政府政策透明，让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要实现这个目标，新闻发言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期待国新办能以更具体的制度，让发言人敢说、愿说、会说。
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新闻发言人的定义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这说明新闻发言人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结果，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使政府的活动更加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所说的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同一概念。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非典”暴发，促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后，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明显加快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步伐。
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政府传统的宣传模式，由原来的绝对的“喉舌”式的宣传控制逐渐过渡到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直接公开政府信息，从而达到间接地、有技巧地引导公共舆论的目的。同时，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本身就是政府塑造良好形象并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公共关系活动。正如赵启正所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
另外，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发言人的形象代表着他所代表的政府的形象，所以新闻发言人需要具备良好的大众形象才能有公信力，为政府和大众的沟通建立起良好的桥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曾经讲过：“我们国务院新闻办与记者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凤凰台评论员首景行曾经把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比喻成“推销关系”：“我是一个买的，是接受者，你是一个供应商。”
我国在2007年4月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提供了可行的方式。
新闻发言人背后的理论基础
新闻发言人是一种传播现象，是一种传播形式，更是一种传播制度，所以，新闻发言人背后就深藏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1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
作为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其实质是人们通过符号互动而结成一种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的落脚点。新闻发言人无论是直面媒体记者新闻、回答提问，还是通过电话或信件接受采访，其活动均属于人际传播过程，但是这个人际传播的效果，是通过大众传播效果来得到的，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离开了大众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将失去效果。因此，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理论观点来看，新闻发言人是一位与媒体记者“会话”的“谈话者”，而“会话”的效果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平台而达到的。
2 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
大众媒介不光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还可以告诉人们如何想。面对复杂纷乱的外部世界或是不熟悉的领域，受众往往需要大众传媒为其认识事物指明方向。所以新闻发言人突出或是淡化什么，往往会影响受众重视或是忽略什么。新闻发言人公开什么以及公开信息的尺度、措辞都间接左右着公众的想法。
3 拟态环境
在当今社会，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会或记者招待会，就是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新闻发言人所展示给受众的信息，乃至新闻发言人本身在公众脑海中的形象，都是被媒体化了的影像。政府公开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新闻发言人在大众传媒的，多少、快慢、内容都是政府和大众媒体控制的。所以受众所知的只是拟态环境。
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的现实意义
1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保护了公民知情权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设立，表明了政府的角色由宣传控制者转变为信息提供者。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在宪法的第41条又规定了公民批评、监督政府(人员)的权利，第4l条所规定的舆论监督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即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之间是一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公民通过新闻媒介知晓信息的权利，让新闻媒介真正成为政府舆论引导和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让媒介能够为舆论提供自由的公共领域，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真正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良性关系。信息公开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知情权，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
2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民主政治的要求
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之一，它更加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民主化的最高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化不仅注重民主的真实内容，而且注重民主的具体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各方面情况，尤其要让公众知晓有关其切身利益的政府工作情况，取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支持和谅解，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在法律上明确保障公众的政府信息获取权，将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将有效促进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3 政府信息公开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快了政治文化建设
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快了政治公开化进程，扫除了政治封闭性、神秘化的色彩，使政治生活具有清晰度、透明感。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用多种形式让公民了解政府的情况，了解国家及地方的政治事务。实行政治公开化，是基于政治的公共性质和公民有知情权的政治理念。另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已逐渐由过去单纯的政治统治，转向公共管理和社会事务。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的程度日益提高，政府不再依赖单纯的行政命令，更多的是政府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这是当今行政的重要趋势。政府信息公开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方便渠道，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从而消除了小道消息产生的可能。事实的澄清也有利于消除人们的猜测，稳定社会人心。
在“7・23动车事故”新闻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8月16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记者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8月23日下午2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会体验，提出新闻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王勇平)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记者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被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记者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记者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会或者与记者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记者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2006年9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在王勇平调职当天，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微博上称：“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
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连发三篇博客，同时接受多家媒体访问，指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所存在的问题；各方专家也纷纷表态，将公众不满的原因进行了细剖。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做？如何既让领导满意，又能成为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如何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舞跳好？本刊综合多方资料，七问处于风口浪尖的新闻发言人――
一问：为什么公众对近期一系列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表现不满？
――最不满意的是态度。
新闻发言人是政策者、信息传播者，也是救火队员、道歉者。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公众最不满意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对于事件的处理态度――多多少少都有些虚情假意和被动应付。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可能发生危机事件，需要时时做好准备，为单位树立良好的舆论形象。其中，是直接面对积极回应，还是虚情假意被动应付，这是能否树立良好舆论形象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二问：王勇平的回答问题在哪里？
――不该有职业性的微笑。
作为事故发生后即召开的新闻会，因为不大可能有足够的事实可提供，所以这时态度比事实更重要。而作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态度却让受众不舒服。他的语态太强势，语调过于高亢、激昂。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有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对于“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这样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不准确，还夹杂一些情绪化表达，反而使受众产生了一系列新疑问。“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之类的话更不应该在会上说了。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想方设法说成好事。
三问：假如你是故宫、红会、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你会怎么做？
――弄清事实，态度负责。
首先，我会在第一时间报告我的领导，建议给予高度重视。然后，建议领导最迟要在事发后3日内召开新闻会，请一位主要领导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这3天里，各部门要紧急动员起来，即调查事件缘由。当内部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作为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一方面协调各部门的口径，一方面要准备一份权威的、经得住推敲的、让公众能够理解的主发言稿。在会中，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当然，即使这样也还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至少媒体和公众是会认同我们的态度的。
四问：上级不愿公开信息时，新闻会会不会流为一种形式？
――仅凭发言人一张嘴无法逆转乾坤。
在这次7•23事故中，可能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上级不愿意公开信息，或者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从而导致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不被公众接受。对于某些官员来说，信息公开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利益的缺损、个人名誉和地位的动摇，公开还意味着为官习惯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仅凭一张嘴是无法满足公众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新闻会成为了应付公众的一种形式。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不重视新闻制度，或者只表面重视新闻制度，而想让新闻发言人重视新闻制度，这是不可能的。
五问：新闻发言人有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
――部门处理工作不可取代。
没有法宝能应对所有问题，但有一些基本的通用原则，如“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并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点。首先应该明确新闻发言人的定位，即新闻发言人应代表他所供职的部门发言，这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个人的情绪、认识等不应当出现在新闻会上。其次，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发言人的作用应建立在部门以及领导处理问题的基础上，如果对突发事件处理得当，发言人可以把这个信号放大；如果处理不当，要尽量把不妥当的信号缩小。但无论是放大还是缩小，部门处理工作都不可取代。如果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没有做好，而是指望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来弥补，这是不现实的。
六问：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真诚”二字必不可少。
可用16个字来概括当代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使命：传达信息，提升理念，引发思考，丰富情感。实际上，新闻发言人无论掌握什么技巧，有两个字必不可少，就是“真诚”。新闻发言人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两个，一是事实，二是态度。新闻发言人要以事实胜于雄辩和恳切的态度对待媒体，清楚的就说清楚，不清楚的就说待查；该认错的就认错，即使不是自己的错误也要协同有关方面解决。如果一个新闻发言人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提供的是模糊的事实，说明的是不准确的情况，表达的是模棱两可、爱憎不明的态度，这就是比较失败的新闻会。新闻发言人的境界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提供信息方面做到8个字，“及时准确、全面有效”；第二种境界就是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感人”。
七问：大型突发事件的应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六天之后，教育部2006年第三场“定时定点”新闻会也将举行。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每月25日(逢节假日顺延)定时定点召开新闻会，原有的专题会亦并行不辍。
公安部、卫生部和教育部一起，成为被要求定时定点新闻的国家部委，频率都是每月一次。此前，有这种“待遇”的部委只有外交部。
人们对于“定时定点”新闻的深刻记忆，除了外交部每周亮相两次、西装领带一丝不苟的发言人，还包括2003年SARS期间为期两个月、每天下午4点准时的疫情通报。
国务院新闻办蔡武主任指出，三部委定时定点新闻，意味着对三级发言人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也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这三个与重大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部门，早已为公众持续关注，特别是教育部和卫生部，由于相关政策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近来频发的重大新闻事件，成为公众信息需求的焦点所在。
定时定点带来压力
工作量剧增，压力剧增，工作要求剧增――谈起2006年开始实施的“定时定点”新闻工作，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望东方周刊》记者一口气连说了三个“剧增”。
“其实是‘三定’：‘定时、定点、定人’。”王旭明对记者解释说，“其他的新闻会是由我来主持，别人来讲，而‘定时定点’的是由我来讲。这样一来，工作量大大增加了。”
目前王旭明仍然兼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但是每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新闻工作上，“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且没有节假日。”
和王旭明一样，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同样面临着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难度的加大。他说，过去他还分管了不少别的工作，现在是集中精力在做新闻工作。“可以说，在新闻以及相关工作上投入的精力整个占到了我的总工作量的八成。”
定时定点的新闻会，与以往的专题会不同的是，记者可以就感兴趣的问题任意提问，不必限于主办部委确定的主题。
1月10日，在卫生部举行的第一场例行新闻会上，毛群安代表卫生部了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国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第二是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中要强化责任追究制度。
20分钟的环节结束过后，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平价医院，第二个问题是艾滋病防治，第三个问题是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第四个问题是万名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第五个问题是禽流感，第六个问题又是艾滋病防治，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和平价医院。
“这种新闻形式对于媒体来说是司空见惯，但是对于我们发言人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这种新闻的方式，要求我们对本部门的工作信息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及时、更加全面，对民众和媒体对信息的需求，大家关注的热点在哪里，也要了解得更为及时。”毛群安说，“很多话题都具有连续性，好比第一次会上的平价医院，直到现在都还是热点。”
2月25日，教育部举行第二次例行新闻会，王旭明在新闻之前专门花了五分钟时间回答在第一次例行会上没能够完满回答的记者提问。
“压力确实很大。”王旭明对本刊记者说，“以前的专题会，记者只能提和专题内容相关的问题，因为是新闻发言人主持，相关司局负责人，问别的问题也回答不了。现在的例行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记者都能提。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因为工作需要，王旭明已经养成了每天浏览报纸和“五大网”的习惯。他指着办公室茶几上堆得高高的几大摞报纸，对记者强调说，这些再忙也要看完。
而毛群安不仅自己浏览各种信息，还聘请了中介公司帮忙。他从身后的办公柜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厚厚的稿纸，告诉记者，中介公司不仅会帮他搜集整理跟卫生相关的各种资讯和动向，还会整理出网民的各种意见以提供参考。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部里领导和同事的很多支持。我们还邀请了传播学专家，对我们的会做点评，以便改进。下个礼拜我要召开一个媒体座谈会，想听听媒体朋友们的想法，会有什么毛病，应该怎么改进。已经举办了三次了，也该总结总结了。”毛群安说。
“疾风骤雨式的攻击”
“我现在正在经受着一次疾风骤雨式的攻击。”王旭明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3月6日，媒体上出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一段言论，主要观点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消费，而很多人不考虑自身经济和智力实力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正是构成“上学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
文章放到网上，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言论中将就学与逛市场买东西相提并论，将名牌高校与昂贵衣服作比，激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批评的声音中夹杂着不少针对王旭明个人的谩骂。
“有的批评已经不是就题论题了。”王旭明伸手翻了翻办公桌上的一摞信件，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接到很多信，有的就说什么‘你该下地狱’，‘你去死吧’之类的，还有人举报我的地址，威胁恫吓。”
说到这里，王旭明的手机响了，接电话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说着“谢谢”。挂上电话后，王旭明举着手机对记者说，“正好这个电话就是对我表示支持的，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很多朋友熟人打电话表示关心，也有劝慰的。”
王旭明向记者解释说，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和媒体记者沟通情况的场合下，因为是私下和记者沟通交流，他的表述并不很严格、很圆满，选择例子也不是很恰当。
“就是这样一次通气会，不录音的非正式谈话，记者却把我讲的一段话记下来了，没有经过我本人核实就发出去了。”王旭明说，“后来我及时联系到这个记者，说这个不准确，记者也表示歉意，文章也拿下来了，我也在随后的会上做了正式的说明，但是很多网民已经看到了，转载了，许多不满就发泄到了我的身上。”
毛群安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也是他的最大困惑。因为担心媒体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内容的思路，以至于传达出去的信息不够准确，毛群安总是希望能够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和媒体进行沟通，以帮助记者理解。
“所以我的发言中实际上包含和沟通两个部分。但是，哪些话是代表部门的，哪些话是代表我个人和记者沟通的，如果不能区分好，就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毛群安不无担心地说，“要是记者不能很好区分，把沟通的内容当成了的内容，就会出现分歧，造成误读。”
毛群安认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多了，就会让发言人在和媒体的沟通上有所忌
惮。
“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虽然都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就是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公众传播信息。”毛群安正在积极寻求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尽量避免信息中的误读。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将代表部门的发言和与媒体沟通的部分做一个明确的区分，“这应该是可行的”。
经历了这一场“事故”的王旭明，仍然表示自己宁愿冒一定的风险，也要摒弃照本宣科，要将文件化在自己的语言里。“我认为这才是新闻发言人尽职尽责了。”
新闻发言人是“摆设”?
3月10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就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问题向大会提交了提案，发出了“新闻发言人不要是‘摆设”的呼吁。
冯世良指出，在一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上就是“摆设”，不但常常拒绝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也很少举办新闻通气会。某些部门对外公布的新闻发言人电话长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冯世良在提案中呼吁各级政府全面启动例行的新闻通气会制度，并且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对此，国新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表示，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是要说都是摆设，就有点极端了。”
他认为，在我们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刚刚起步，时间还不是太久，要整齐划一地都做得很好不太可能。“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进步当中改进。”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尽管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着20余年的历史，但它真正为老百姓所熟悉，还是从2003年的“SARS”开始的。而正是“SARS”，让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2003年9月和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66个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正式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
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新闻会，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此举被学者解读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鲜明信号。
一年后，国新办在年终新闻会上，宣布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等三个部委从2006年开始推行“定时定点”新闻的例会模式，成为引起媒体关注的又一个较大的举措。
尽管如此，对近几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仍然抱有十分冷静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的明智之举，背后折射出的理念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操作权实际还是在政府手里，“采访难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另有专家分析，新闻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难以界定，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信息垄断或者失语症。
“的确，现在我们的新闻基本上是政府在自我约束。但是，我认为并不能说在制度上完全没有明确要求，”毛群安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程序上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要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聋子的耳朵”，首先要求新闻发言人“态度要端正，不能够应付社会，应付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与制度配套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我国政府政务信息透明公开的实质性进步。
“必须要有责任制，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东西来规定，事实证明谁当时隐瞒了，就必须要追究他的责任，否则这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喻国明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王旭明对学者们呼吁和期待的问责制度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在其他制度没有建立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单独来探讨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
“一个制度设计不是单向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较之问责制度，我认为更基本的是新闻发言人的基本条件的保障制度。现在还不到问责制度建立的时候。与新闻发言人配套的工作班子健全吗?足以支撑新闻发言人来履行职责吗?如果班子不足以支撑，那么你问责要问谁的责?”他说。
王旭明认为，目前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全国而言，远远没有达到健全完善的地步，因此，健全完善新闻制度，较之问责制度的建立，更是当务之急。
汪兴明告诉记者，国新办人事局从2003年起一直负责对中央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迄今为止，已经直接组织了4350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但是，目前的培训仍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力推新闻发言人制度
2015年12月22日，经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主席会议确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现年64岁的王国庆，有着20余年新闻工作经验，从政后长期作为新闻部门官员和媒体打交道。谈到初任政协发言人的感想，王国庆用“诚惶诚恐”来形容。“要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做好这份工作不容易。”他的两名前任―――赵启正、吕新华，都因个性化语言给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在2000年11月任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之前，王国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20余年，曾担任该台驻美国华盛顿首席记者，可以说，是位采访经验极为丰富的媒体人。
1952年10月，王国庆生于江苏无锡。他在黑龙江做过知青，197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两年。1978年4月后，王国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编辑、副组长、组长、英语部副主任、驻美国华盛顿首席记者、台长助理（曾先后兼英语部主任、人事处处长）、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做新闻工作的同志，有点新闻从业的背景对做好工作很有帮助。”王国庆曾说，新闻发言人有媒体从业经验，会很清楚的信息有哪些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是记者会感兴趣的。
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把王国庆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王国庆副主任不仅是一位老新闻，也是一位现代意识颇强的领导，他经常用手机给我发信息，还经常点评教育部的新闻会。他从个人角度对我们工作的提醒，如‘不要给记者讲课，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做报告，因为他们不是你的部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在王国庆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13年里，推动和见证了中国新闻制度的建立完善。2003年之后几年，每逢一些重大事件发生，部长们被请到国新办开新闻会，王国庆都是会主持人。
“坦率地说，发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动政府新闻工作的难度很高。”2005年，王国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原来要请一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来开会，打电话、去函，有的时候甚至是求。2003年“非典”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动要求我们开会。
2004年，国新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区市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制度正式建立。2009年，党委新闻发言人开始设立。2013年，军事单位新闻发言人也陆续出炉。
对王国庆来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不断增多的新发言人做培训。多年来，他前往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湖南等地，讲解突发事件处置、舆情研判以及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技巧，为各地新闻发言人答疑解惑。
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国庆在努力推进新闻发言人专职化。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兼职化是制约中国新闻和信息公开的最大制约，建议把新闻发言人作为一个新设专业技术岗位，增列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业技术岗位序列里。
“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诚实”
“一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首要素质是诚实，此外还要懂政策、懂业务、懂新闻规律。”对于新闻发言人该有怎样的“风范”，王国庆有自己的理解。
他曾举例说，2010年3月，山西疫苗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当地虽然积极回开新闻会，但面对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不专业、不能解惑答疑。“如果工作做得好，政策吃得透，事实了解得清楚，就必然有底气应对媒体。”
王国庆经常强调，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应是合作伙伴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有的新闻发言人只是把头衔印在名片上，并不‘发言’。”王国庆曾对记者指出，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在新闻会上面对记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面对记者。尤其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或敏感问题时，最能挑战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能力。
在王国庆看来，新闻发言人万万不能做“花瓶”，得“内晓国情、外晓世界”。
被记者追问难题，有些新闻发言人会“怕”，希望不被提问、不被刁难。王国庆认为，新闻发言人水平的提高，需要来自媒体记者的挑战和压力。
“如果新闻发言人能经常被那些思想敏锐、熟悉情况、提问尖锐的‘刺头’记者逼得‘走投无路’，那他们的能力水平肯定会大幅度提高。”王国庆认为，如果在会上，记者经常不提问或提问水平不高，那么和他们打交道的新闻发言人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做足功课，一个月收集1400多个问题
2016年3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厅显得异常热闹。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会在这里举行。王国庆是全国政协大会的第14位新闻发言人，这也是他作为新闻发言人的首次亮相。
下午两点刚过，人民大会堂一楼的新闻厅，就已经被媒体记者和各种采访设备围的水泄不通，就连席前面的空地，也被席地而坐的两排记者填满。
下午三点，在一阵快门声中，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进入了厅。政协新闻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重大活动，历来备受关注。曾有政协新闻发言人开玩笑说，这是他“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与往年不同，2016年政协新闻会的是采用同传而不是交传，这对于发言人来说意味着更多挑战：一、同样的会时长里，将会回答更多的问题；二、没有翻译的时间，可供用来反应如何回答问题。不过，此刻台上的王国庆，虽然一半头发已经斑白，却显得格外信心饱满。
被问到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我国是否能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时，王国庆用他洪亮有力的声音说了两个字“肯定”。他说，“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中高速增长，我给出的答案就两个字‘肯定’。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尽管有所放缓，但是放在全球这个坐标系上看，可能用‘鹤立鸡群’很恰当，而且总体‘气质’仍然很好。尽管面对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对中国经济是充满信心的。”
关于雾霾，有记者问道，许多百姓没有感受到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对此，王国庆说，“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我想是个发展问题，所以说铁腕治污，既要有火烧眉毛的紧迫感，更要有‘积跬步，至千里’的理性和耐心。因为污染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见成效。”
不到70分钟的会，从“十三五”规划、政协委员履职，到雾霾、反腐，王国庆马不停蹄回答了17个问题。
会结束后，记者在休息室再见到王国庆的时候，他的嘴唇已经干燥起皮。为了这场会，他已准备一个多月，收集了1400多个问题。但问起他如何评价今天的表现，王国庆说：“及格吧。这场会确实大家很关注，很遗憾的是我们准备的还有很多内容来不及讲出去了。”
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因为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王国庆一直在思考，要怎么用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故事。
在这一场新闻会里，他就先后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我想起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很少人知道东亚系的前身其实是由一名华人劳工建议并且捐款建立的……”，“说到这儿我又要讲故事。不知道是否各位听说过‘包虫病’？这是一种在我国部分高寒、干旱、少雨农牧区比较常见的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
王国庆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演绎中国故事。中国人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本书当中的生动一页：“可能今天很多外国记者，我今天讲的他也未必全懂。因为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固有的话语体系。所以这方面，要用国际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出去，这也不容易。我们很习惯的叙述方式，西方不是这样的，另一种文化我们要研究，然后把话语体系转变好。”
7月18日之后，王旭明的身份就变成教育部下属单位语文出版社的社长了。此前五年，善于制造惊人观点的王旭明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于工作变动，王自称“欲哭无泪”。
出位的发言人
王旭明知名度很高，与其他一些部委正经严肃的发言人相比，王的风格显然更容易被人记住。
有人用“出位”形容王的风格。在过去五年间，王旭明确实发表了不少“奇谈怪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不报贫困论”。为这些观点，王旭明没少挨骂，但他依然斗志昂扬，而且几乎每骂必还。
这种风格在媒体圈颇受欢迎。有记者称他是一个“实话实说”的“性情中人”。尤其是不久前对范跑跑的公开表态――“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更是赢得了不少支持。
尽管有人认为王的说法不符合其官方部门身份，但他并不在乎：“我说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这已经是考虑到我的发言人身份。要是表达我自己的看法，可能说出来会难听得多。”
关于发言人身份，王旭明有自己的理解，这五年来，王的表现实际上都在超越“新闻发言人是传声筒”的固有模式。“如果只是以文件说文件，以会议说会议，那还要新闻发言人干什么？”
在讲究表达技巧的发言人中，王旭明特别喜欢打比方。像他的“教育买衣论”，把上大学比作去商店买衣服，说“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商店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这个比方让王几乎被口水淹死。
与其他新闻发言人稳健沉着不同，王旭明似乎过于冲动了。很多人都观察到，在一些新闻会上，作为发言人的王旭明“怕一些人总也问不到点子上”，情急之下干脆替记者发问了。
对此，王本人的解释是，“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有人猜测这是他被调任的原因。甚至有评论认为，这个王大嘴“经常口无遮拦，混淆了个人观点和政府观点”。如果一个新闻发言人总是如此，他是否还适合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干下去呢？
做记者的朋友
7月18日是王旭明最累的一天，这一天，他参加了无数的告别，也接受了很多祝福。他手机里的200多条短信，大部分都来自他的记者朋友。
从1991年至1998年，王旭明在《中国教育报》做过七年的记者。此后，先后担任过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直至2003年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他说，自己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不能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也尝过苦头，所以能感同身受。
或许是这样的经历，让王旭明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如此与众不同。他将发言人比作一个搭桥人，上面连着政府，下面连着媒体和公众。桥搭得好，人家就更愿意来。而不是某些专家所鼓吹的“发言人和媒体是对手或敌人”。
王旭明一般不会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也从没在会上说过“无可奉告”。他经常跟记者们开着玩笑，甚至关心他们的婚恋问题。对记者的友好态度，以及他的“言之有物”准则，让王旭明在记者圈内有了很多朋友。
有记者将他的离开称作“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友好、坦诚，这些让他的记者朋友们将其调任看成一件憾事。
不做传声筒
“如果我给自己的提问打分，客观一点，60分，自己表扬一点的话，顶多80分。”这是王旭明给自己的新闻发言人生涯的评价。
不说“无可奉告”，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尽管他解释那是“因为很多记者朋友不愿意为难我”，但实际上，恰恰是不讲无可奉告的原则，成就了记者，也成就了他自己。
新闻发言人究竟是一种什么身份？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曾经说过，“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政策的传声筒，应该对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和说明，并有充分的新闻素养。”
不是传声筒，与不做传声筒，还是有着区别的。前者只是理论上的论断，而后者是实践上的行动。在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的大潮流下，新闻发言人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成为信息的把关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者。
很显然，王旭明选择了后者。“不做传声筒”的践行者，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多变的时期：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政策的走势、形势的变幻，让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业充满了风险，很多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能做到实话实说的人，并不多见。
类似的发言人不独王旭明，公安部的武和平也算是一个。看看他在媒体上发表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已足见其过人的胆识。
尽管中国1983年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的趋势，信息社会的到来，通讯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使得透明、公开、交流和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迫使宣传思维必须向新闻转变，从而再向传播转变。
在百度搜索“南京网络发言人”,截至6月1日,有4,120,000条相关记录,在谷歌上有1,710,000条记录,在新浪微博上有26个相关话题,如果单看这个数据还说明不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百度搜索“南京发言人”时共有4,470,000条相关记录,这意味着因为网络发言人制度推出引发的报道和关注,占据对整个南京发言人关注体系的92%,也就是说,相比已经推出数年的政府发言人制度,仅仅推出半年多的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被公众更加广泛的关注。
然而,被社会关注和实际的使用度却不是一个量级。截止6月1日,南京网络问政()网站的发帖总数为4660条,日均发帖在20条左右,网站论坛统计信息显示,日最高在线人数仅为152人,考虑到这次公布的共有90个网络发言人,平均每人每天回贴数为0.22个,从发帖频率上来看,依然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由此看来,如果这些发言人都是全职的话,应该称得上是“史上最轻松的发言人”了。这样的数据下面,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南京政府这次赚足眼球的举措,将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呢?
目前中国的公众还很容易误读新闻发言人,将发言人的言论与领导讲话混为一谈。政府新闻发言人是政府的专职沟通人员,负责将公众关心的公共决策对公众进行沟通,发言人本身并不具备公共决策职能,更不能替公众解决具体的问题。
这种误解在网络新闻发言人身上发生的更为明显。由于网络发言人事先并无任何可供授权的信息,这种无具体沟通议题的发言人就演变成了公众质询的对象,而实际上发言人并无任何权力可以直接回复网民的质询问题,因此最终将导致网民的不满,从而让这一制度形同虚设。这种根本的冲突是无法通过外在约束来解决的,即使南京市政府规定网络发言人必须24小时回馈网民质询,这种硬性规定只能在流程上有效,在内容上网络发言人只能回馈“此信息已知悉,会尽快提交相关部门”之内的信息,或者最多也就是把以前的一些相关决议再重新一遍。
类似的悲剧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身上已经上演过,伍皓最终选择了在新浪微博低调隐身表明,这种网络质询式的沟通方式,并不适合用于政府对外的新闻发言。因此,从结果来评判,南京市政府的这次尝试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否认南京市政府的尝试,至少这样的尝试有两层积极意义。首先,有助于建立透明行政的政府形象。如果我们把南京网络发言人看成是政府公关的一次事件策划,这次事件的策划应该算是相当成功的,向公众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愿意公开自己的行政决策,愿意聆听公众的声音,愿意与公众积极互动。以上三点,其实正是以前政府形象中的弱点,不透明的,高高在上的,难以接触的,这些都是公众曾经对政府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即使这个发言人制度并未解决任何公众问题,至少一定程度改善了政府的公众形象。其次,政府选择网络作为创新的沟通渠道,体现了政府公关的新思维。作为事实上的第一媒体,网络沟通将逐步成为主要的沟通渠道,无论早晚,政府必须要建立这样的沟通机制。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政府发言人,必须遵循授权的原则,否则就完全有悖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那么该如何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网络沟通的特点,创造更灵活高效的沟通机制,让公众获得更满意的沟通效果呢?
网络发言人依然是发言人,其最大的变革来自与公众直接沟通,省去了媒体人这个角色。所以网络发言人的发言也必须是主题式的主动为主,而非被动质询为主。由于传统新闻会耗时耗力,所以的周期通常较长,利用网络甚至可以做到每天进行主题式信息。南京网络发言人社区完全可以要求政府各部门每天进行例行信息,不同的单位预订不同的时间段。网络发言人可针对今天的内容,接受来自公众的问询,并在授权范围内予以解答。这种高频的主动同样有助于推动政府工作透明,而且针对此举的强制性规定才真正变得有意义。试想一下,如果某部门连续一周都没有需主动与公众沟通的议题,那么基本上可认定这个部门有不作为的嫌疑了。此外,如果南京网络发言人制度想进一步坚持下去,建立合适的专用沟通平台也是必须的作为。
作者系资深公关从业人员
关键词：突发事件 公共关系 政府 新闻传播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突发公共事件，这些事件不可预知，并且有着较大的破坏性和较为广泛的影响范围，如果得不到科学处理，将会对政府信用和民众信任产生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就需要结合公共事件，做好新闻公关，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新闻公关概述
一是突发公共事件：我国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突发公共事件做了明确的定义，指的是突然发生，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事件等，需要及时采取措施来进行应对。化解公共事件带来的危机，需要政府积极参与进来，做好新闻公关。
二是政府新闻公关：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频繁的突发公共事件，如果得不到合理处置，将会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形象。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政府将公关环节更好的开展于突发事件中，促使政府和公众之间能够进行良好的信息交流，将政府公关行政职能给有效发挥出来。只有树立良好的形象，政府才能够取信于民，将协调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提高新闻传播和管理的质量。因此，对于政府部门来讲，重中之重就是在公共事件突发时，通过新闻传播途径，将政府危机公关有效的开展，构建良好的互动，化解事件危机，在解决的同时维护好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新闻公关对策
1.构建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危机预警机制
具体来讲，危机预警机制指的是密切监控那些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或者呈现出来的危机征兆，对危机的类型以及危害程度进行合理判断，并且将危机警报向相应部门发出去。在危机前，政府需要借助于相关的传播渠道，向公众告知可能出现的危机，如新闻会、政府官方新闻网站等。政府做好危机前新闻公关，可以对危机的损害进行有效降低，促使公众利益得到保障。
2.对突发事件政府新闻发言人机制进行完善
每一个国家都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指的是政府设立相关的新闻发言人，采取一系列的活动形式，如新闻会等，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布近期的公共信息，如重要决策、重要决定等等，并且还需要回答公众所关心的各类问题。在突发事件中，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将相关信息及时传播给公众。通过对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机制进行完善，可以促使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又可以对信息的渠道进行规范，同时，还可以对公众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对出现的危机进行化解，促使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
通常情况下，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对突发事件政府新闻发言人机制进行完善：
首先要充分结合信息公开的要求，不能封锁相关信息，促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证；其次，将制度给严格实施下去，新闻发言人需要向公众第一时间传达公众最为关心的信息，并且公众可以质询政府所的新闻信息；要对不同渠道的信息进行收集，及时纠正那些不正确的信息，对谣言传播进行遏制。还需要对公众的信息反馈进行充分重视，媒体代表可以代表公众在新闻会上发言和提问。另外，通过公众的反馈，政府还可以找出自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制定一系列的调整措施，更好的将制度实施下去。
3.实现突发事件政府新闻信息公开化
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有效的公开政府的信息和新闻，对于缓解公共事件的危机，解决后续的隐患，都显得更为重要。首先是对信息主动公开，政府需要结合制定的危机处理方案和管理职能，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其次是对公众的信息反馈足够重视，要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公共事件处理当中，建设和完善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及时收集和整合，并且向危机处理部门及时反映这些建议，促使其对处理方案进行科学调整。做到政府信息的公开化，实则对于突发事件出现时安抚群众、维持社会稳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近年来发生的“7.23甬温铁路事件”、“昆明火车站暴行事件”等等，政府在第一时间获得的最新消息，能够让群众及时的了解到事情的发展和解决的进程，无论对于普通群众还是遇害人家属，都能够起到稳定情绪、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同时政府及时的公开突发事件的处理信息，亦可以阻止谣言的传播，让社会接收到最真实的新闻，对于政府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分析可以得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也无需避免的，但是如果得不到科学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通过新闻传播来做好危机公关，向公众及时公开相关信息，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进来，结合公众的意见，来对处理方案进行调整，促使公关事件得到更加科学的处理。
参考文献：
[1]谭音.论公关危机事件中政府新闻的媒体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11，2（16）：123-125
语境的变化使信息获知矛盾突出
随着报业市场化的深入，记者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记者在各政府部门获得一些信息相对容易，因为报社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政府部门的工作往往需要媒体来报道和宣传。现在由于媒体市场化的因素，媒体记者越来越多地站在受众的角度来报道政府的行为，报道模式从原来的简单的的成绩报道，转换为关注民生的深层次思考，更多的批评性、建议性、监督性的报道涌现出来。语境的变化，使得原本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出现了一些变化。记者状告上海市规划管理局，是这种背景下的必然。
在这次事件中，解放日报记者不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争取政府信息的获知，这不能不说是对“无冕之王”地位的极大讽刺。虽然“无冕之王”是西方新闻学对于记者地位的夸张说法，但确实应给记者比普通公众稍高的获知权。以向公众传播政府信息为职责的记者，其获知权的受保护程度，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着公众知情权的大小。记者的政府信息获知权是实现其职责的重要内容。
政府信息的传播属性
拉斯韦尔是美国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的第一人。1948年,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当政府在传播过程中担当传播主体的角色，要达到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一效果时，它就必须重点考虑其中的两个环节，即传播什么和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前者就是对于政府信息的选择，而后者则是对政府信息传播的途径的选择。
政府信息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具有其行政管理职能的其他机关依法行使职能而产生、获取、利用、传播、保存和负责处置的信息。在社会信息化的构成中，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消费者和者。
繁多的政府信息对不同受众而言，有着不同的价值。通过新闻媒介来向公众传递信息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媒体记者的角色是根据其本人的经验和价值判断选择最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海量的政府信息就成为了记者重要的新闻源。
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可以将政府信息的属性归为三类。一是职权属性。政府处于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管理地位，使得政府信息具有了职权的色彩。这也是政府在搜集信息、处理信息、掌控信息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城市规划部门所掌握的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信息，是和它的职能分不开的。二是公众属性。公众有权通过任何媒介知悉可能影响自己生活和做出理性选择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对政府信息的知悉是公众知情权最本质的内容。三是透明属性。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和公众相关的政府信息应该公开透明，任何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都能获得。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所有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公开，不仅是结果公开，更要过程公开。
由于政府信息的特殊属性，我国各级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有关信息公开的法规。特别是在出现了非典、松花江污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相继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新规中，如河北、湖北、广州、杭州等省市的规章均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里体现了由“法无准许即禁止”到“法无禁止即公开”的转变，从单项的信息公开到整体的信息公开的转变。政府公开信息逐渐成为一项义务，拒不履行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记者获知权的依据和体系保障
虽然党报、党刊是社会主流话语掌控者，但市场需要其和政府部门保持一种间离状态，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记者在这种情况下的获知权。
一、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宣传事业的重要指针。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来源日趋复杂，如何与时俱进始终掌握舆论控制的主动权，是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信息是人们做出判断的主要标准。如果政府信息不能通过有效的媒介与受众见面，那么其他的传播途径（如网络、短信、人际相传）就会占据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莫须有的事实一旦符合人们的愿望，就变成了谣言舆论”。
作为党报记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正确的政府信息传达给受众。记者要“吃透两头”，要做党的耳目喉舌，没有政府信息获知的保证是不行的。在媒体与政府沟通渠道上，如果不赋予记者必要的获知权，那么很难想象在受众与政府之间能有高效、畅通的沟通。
二、记者的获知权来源于社会守望者的职业责任，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对于信息选择中不利于公众的可能性。
政府部门漠视知情权这一公民基本权利，对信息公开效果进行主观臆断而不公开相关信息，或是怠于行使职责，忽视公众的知情权，使信息处于不公开状态。这时给予记者获知权，可以说又对公众获知相关信息多了一层保障，况且这原本就在新闻自由本义之内。
鉴于此，媒体在参与危机管理时，必须把管理机制和管理者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考量，以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前提，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用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新闻信息服务社会大众，恪尽社会守望者职责。
三、应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
解放日报的记者为获知到相关的政府信息，可谓煞费苦心，又是传真，又是挂号信，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如果说是记者滥用获知权的话，那么被采访的部门当然可能选择不接受采访。当记者行使的是正常的法律法规赋予一个公民所应有的知情权时，政府部门的搪塞就是对权利的不尊重了。
令人欣喜的是，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保障。河北省政府等多家政府部门曾经下文要求各有关单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措施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都是受益的。可是现实中，由于旧的观念的影响，以及记者获知权的不确定，使得一些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公信度受到怀疑。更有甚者，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了某些官员回避记者采访的借口，违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所言:“必须有一套好的信息公开制度辅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否则，它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门面。”
《记者招待会的组织和传播》定位为新闻和新闻传播的培训教材，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记者招待会组织运作和传播的学术专著。
《记者招待会的组织和传播》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是由广西大学新闻系靖鸣副教授策划和组织出版的论著，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为之作序。它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记者招待会组织运作和传播的学术专著，具有拓荒和开创性的意义。
记者招待会作为宣传公关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据蓝鸿文教授考证，1912年在我国就已经有了，但国内新闻理论界对它的论述并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述。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制度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在我国，对记者招待会的真正全方位重视，始于2003年。那一年春夏之交，“非典”虽然肆虐了中华大地，但它同时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促使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升温”，并成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正确策划、组织召开记者招待会是贯彻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有效方式。《记者招待会的组织和传播》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催生的，可以说它是真正触及到了社会的热点。
这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群策群力、多所名校名学者与实务界联手打造。该专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及广西日报社联手合著，如博士生导师蓝鸿文教授与张骏德教授、硕士生导师靖鸣副教授等，这些知名学者构成了该书的主要作者。
2.论述系统、科学、全面。该书建构了记者招待会基本原理，把组织和传播作为理论系统，第一次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范畴和系统加以研究。对记者招待会、新闻会的概念、特性、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究，对记者招待会的发展沿革和中西运作情况进行了考证性梳理，还对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运作技巧和传播技巧等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机论述。
3.可操作性强。此书以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社会团体、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为阅读对象。作者力求把该书定位为新闻和新闻传播的培训教材。记者招待会的组织方法、企事业单位和文体、娱乐界记者招待会的组织和策划，让人一看就会用；记者招待会的安全控制、程序控制，让举办者操作起来游刃有余。该书的主要作者都曾有过丰富的实务界从业经验或正从事着实务工作，经常参加大型记者招待会，并成功举办过各类记者招待会。他们的实务界从业经验是该书可操作性特点的有力保证。
（作者为广西大学新闻系教授）
一、建立领导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和学校校长的认同和支持,是教育新闻宣传工作有所作为的基础。为加强对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我局成立了由市委教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任组长,市委教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副局长任副组长,办公室、宣传群工处、纪检监察室、政策法规处、学校教育处、教育电视台、教研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教育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制订教育重点工作和重要活动的宣传方案,组织召开新闻会,审定重要新闻稿件,指导教育媒体开展工作。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也按照要求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同志从事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并设立新闻宣传专项活动经费,为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保障。
二、规范工作制度,提高宣传质量
教育新闻宣传工作政治性、政策性、综合性强,工作要求高,必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我局专门下发了《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六项工作制度:一是新闻发言人制度。按照无锡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和市政府办公室《省教育厅关于在全市设立新闻发言人规范新闻制度的意见》要求,2005年起,在全市教育系统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安排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思想理论素质,熟悉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育教学等相关业务,具有较强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新闻发言人,同时配备一名新闻联络员,协助新闻发言人开展工作。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确定本单位新闻的内容,向媒体通报可公开的信息,负责审阅重要新闻稿件,接受媒体采访。二是教育重点工作宣传管理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推行重大改革政策措施,实施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会议和举办重要活动时,同步研究确定宣传工作方案,明确宣传的方式、内容和要求,并认真组织落实。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重大政策和重要活动的宣传,宣传口径和形式由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同时建立教育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针对突发事件制订新闻报道预案,研究对外口径,主动信息,防止人为炒作和不实报道误导社会舆论。三是新闻稿件审核把关制度。对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对部门和单位组织的活动的宣传报道,新闻稿由各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审定后再行。重要新闻的对外由教育新闻宣传职能部门统一组织进行,其他部门不向媒体提供新闻稿件和素材。四是工作人员接受采访制度。未经领导或新闻宣传职能部门同意,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接受媒体采访,经同意安排的采访,严格按照已出台的政策文件答复,并注意遵守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接受采访的形式一般为现场采访,正常情况下不接受电话采访。重要文件以书面稿为准,不向媒体提供电子稿。五是与媒体沟通联系制度。正确处理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积极支持和引导媒体加强舆论监督。我局建立了与市内外、省内外新闻媒体定期联系沟通制度,每逢出台重要政策、推动重点工作、举办重大活动、召开重要会议都及时召开新闻会,或通知媒体记者到场采访,维护媒体的知情权,扩大宣传效应。平时,注重沟通联系,每个季度组织一次记者座谈会或见面会,积极为记者提供新闻线索,争取媒体对教育工作的关心支持。仅今年上半年,各类新闻媒体就报道我市重要教育新闻150多篇,而且没有发生不利于教育的负面炒作,为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六是教育新闻档案制度。我们还注重做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台账与新闻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通过积累材料深化对新闻宣传工作规律的认识,查找和整改教育以及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
三、加强阵地建设,牢牢掌握话语权
牢牢把握新闻宣传的话语权,是营造教育发展良好环境的重要法宝。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教育新闻宣传阵地建设,市级教育媒体形成了“一台一网一报两刊”的格局。“一台”是无锡教育电视台,该台自1997年创办以来,始终坚持“服务教育,贴紧师生,面向社会,传播文明”的办台宗旨,开设了《21视点》、《名师讲坛》、《招考指南》等一批传统精品栏目,受到社会的欢迎。被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誉为全国地市级教育电视台的一面旗帜,并被评选为全国教育电视先进集体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副会长单位。“一网”为无锡教育网,开办以来点击率达到1000多万人次,位居无锡地区各类网站三甲。“一报”为《无锡日报•教育之声》,是市教育局与《无锡日报》合办的周刊,主要刊登教育新闻和学生作品,每周一期,对开四版,随报发行,成为展示教育亮点的重要窗口。“两刊”为《无锡教育》杂志和《现代班集体研究》杂志,发行量各达到1万多份,为展示学校办学特色、推动教育科研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也都建立了校园电视台、校园网、广播站、校报和学术刊物等宣传阵地,为加强教育宣传工作,展示学校和教育行业良好形象,推进教育与社会互动交流提供了桥梁和窗口。
四、抓住重点工作,做好正面宣传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抓好教育重点工作的正面宣传,是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生命力所在。我们紧密围绕无锡教育强市建设主线,重点抓好先进人物、先进经验、教育热点和重大活动的宣传。一是培育先进人物,树立学习榜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常性地挖掘整理全市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人新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宣传培育优秀党员干部、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和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等先进典型,面向社会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和带动作用,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推广先进经验,带动各项工作。我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较高。近年来,在德育工作、课程改革、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经验和成果。我们及时总结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各项工作,形成区域教育的发展特色,促进了区域教育工作和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三是解读教育热点,争取理解支持。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每一项政策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教育收费、招生考试、学生课业负担、校园安全、师德建设、素质教育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成为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我们主动加强对外宣传,对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及时的解读,满足社会和群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近年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规范学校收费行为、教育管办分离改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域教育现代化、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的宣传,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宣传重大活动,展示教育形象。随着全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得到逐步落实。教育工作开始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呈现出重要政策多、重点工作多、重大活动多的发展趋势。我们紧紧抓住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动、开展重要教育项目合作的有利时机,集中宣传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充分展示教育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争一流的精神面貌,为塑造良好行业形象打下坚实基础。去年11月份,无锡成功举办了国际友城交流会教育国际化论坛暨第二届江苏教育国际交流中小学校长论坛,来自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教育机构代表、教育专家云集无锡。我们抓住时机扩大无锡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专门成立了宣传工作小组,拟定了新闻通稿,制作了双语宣传画册,邀请了包括新华社、《新华日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扬子晚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30多家新闻单位,对论坛进行了集中报道,许多外宾接受专访,为提升无锡国际形象,促进友好城市和教育国际交流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