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8 03:09: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植物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文作者：李晓辉 单位：太原市滨河公园
如果所有的园林配置都是一样的布局，一样的搭配，那么园林配置也就缺少了新意和生命力，所以各地方的园林设计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各个城市规模都不一样，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差异很大，城市绿化应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融合地方文化特色。北方园林可以表现得大气，南方的则可以显得婉约，西部的园林感觉豪迈，东部的园林则体现精致。只有把握历史文脉，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地方风格才能提高园林绿化的品位。总之，不论园林植物配置方式如何不同，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是必须重视的。
多重考虑选植物，园林配置方得宜
植物是园林配置的基本材料，是最基础的元素，都说根基决定房屋的稳固性，那么，植物的选择则决定了整个园林配置的品味和方式的选择。植物是园林植物配置的对象，必须多重考虑。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匠也难做无植物的园林配置。植物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很多问题，其中比较主要的是一些地理因素，例如气候、土壤、光照等等，这些地理因素是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不符合，违背了自然规律，那么不管多么名贵的树都只是浪费。所以园林植物选择上面，需要考虑植物的生长环境，才能确定选用的植物品种。除了地理因素，还需要考虑植物的环保效果和园林的性质。很多时候园林除了美观，也是为了净化环境，调节空气质量，所以，植物选择时，应该优先选用美观环保的植物。而且园林的位置不一样，性质代表也不一样，比如烈士陵园的园林就需要松柏之类挺拔而绿意盎然的植物，而一些公园或者幼儿园之类的休闲娱乐园林，则可以选用颜色比较活泼，搭配比较多样的植物。在树种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要以乡土树种为主，因为乡土树种比较能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也更加具有可塑性，主要树种需要挑选适应性强，生命力顽强的树种，除了抗逆性强，树种需要功能性和观赏性都具备才能作为园林树种的选择，而主要树种通常以落叶乔木为主，再配以常绿灌木，速生树种和常年树种共同搭配，才能达到全面的效果。总之，谨慎选择植物，是园林植物配置的良好基础。
自然配置显美观，规则配置成方圆
园林植物配置方式分为自然式配置和规则式配置，自然式的树木配置方法，多选树形或树体部分美观或奇特的品种，以不规则的株行距配置成各种形式，而规则式配置则是将植物组合成规则的形状。自然式配置分为孤植、丛植、群植以及带植。孤植是以单株植物作为主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园林景观个体，这样的植物选择需要考虑植物的成熟度，不能太老，太老难以成活，树苗也不能过于嫩小，那样没办法估量树木长大后的枝干发展。孤植的植物作为单独景观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观赏性，同时也要与园林中其他次要的植物相呼应，才能显出园林的整体协调性，又不至于忽略主要的景观植物。丛植是几株植物共同种植，或同种或不同，三五成群，不等距的放在一起。这样的植物需要表现的自然一些，因为丛植通常是作为背景或者隔离，所以丛植既然显得很和谐一致又要突出植物的个体特性。群植是数量较多，以一两种乔木为主体，搭配上一些灌木，成为一个数目群体，面积较大，表现出群体植物的美感。带植是按群植植物种植方式，种植成带状，通常作为道路的“树屏”，间隙较小，隔绝噪音灰尘等。综上所述，自然式园林配置方式主要以自然美观为主，表现一种自然而不失协调的美感。规则式配置主要是把植物按照各种规则的形状种植，形成一个个排列规则，造型大方的园林景观，通常有行植，正方形，三角形，长方形，环形以及带状种植。规则式配置以表现一种规则美，显得园林景观有条不紊，大气简单。
色彩姿态塑艺术，层次搭配立体美
园林是给人们提供放松休闲的地方，在园林植物配置方式的运用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性，而不是死搬硬套的简单移植。美人出行，妆容精致，衣着搭配颜色适当，款式大方，应时应景，方能让人赏心悦目，成为悠悠大众中那道醒目的风景线。园林植物配置如同帮美人打扮，需要一个有艺术灵感的化妆师。首先是色彩上的美感，颜色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也是最敏感的，植物的花、叶、果都能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同一株植物从春天到夏天或许都能给人不一样的色彩感受。万绿丛中一点红或许过于单调，而姹紫嫣红百花艳又或许过于艳丽，所以在园林配置中，色彩搭配需要具有一定的美学效果，不能过于单调只是一片绿色，园林设计和山坡上的植树造林是有区别的。而色彩的搭配需要考虑季节性的问题，春繁花夏绿荫，秋叶色冬银装，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韵味，充分考虑季节的变换来进行色彩的搭配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然后是姿态的美观。园林植物的配置方式需要考虑植物的层次感，乔木、灌木、花卉、地被植物进行多层的配置。不同花色花期的植物相间分层配置，可以使植物景观丰富多彩，不同高度不同颜色的植物如何搭配才能显得层次分明，让人看上去，如同感受一首歌曲的音符一样的韵律感，植物的层次姿态都是一首歌，要让人觉得或舒缓或激昂，高低搭配，起伏有序，横向层次栉比，纵向轮廓分明。接着要考虑植物配置的立体效果，园林不是简单的平面设计，而是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所以植物配置时需要考虑到立体效果，树与花协调搭配，乔木灌木均匀分布，让人感觉园林的设计步步为景而景不同。除了观赏性，还应该考虑园林的生态作用，所以园林植物配置要注意综合运用，考虑到美学价值的时候，还有园林的功能性作用，例如一般的乔木可以生态保护，防尘防噪音等，草坪在可以成为避震的场所等。综合考虑，让园林“面子里子”都成为“精华”。
总结
园林植物配置是为人们寻求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所以应该“师法自然”，在配置过程中，花草树木，要遵循其自然生长规律，在衬托对比中体现不同的形态，在动势和均衡中协调自然，在起伏韵律中节奏清晰，在层次对比中体现美感，从自然中来，再回归到自然，这样配置出来的园林，才能让人真正放松身心，有益于健康。
论文关键词：长乐市，园林植物，刺吸类有害生物，调查分析，防治技术
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调节小气候，吸收二氧化碳和有毒有害气体，放出氧气维持碳氧平衡，改善环境质量、吸滞粉尘，杀菌，衰减噪声等，是平衡城市生态，美化城市、优化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园林绿化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特殊的生态系统，园林植物和自然界的森林比起来相对单一的种类，较高的栽培密度，“温室效应”和许多非乡土树种的跨区域调运和栽培常容易造成病虫害的滋生和蔓延。同时，由于较为复杂的立地条件、空气污染及剧烈的人为活动干扰，园林植物的生长势相对较弱生物论文，抗病虫能力差，容易受到各类有害生物(病、虫、草等)的侵害。根据1986年普查资料，我国园林植物的病害共有5500多种，虫害共有8260多种［1］，威胁着园林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特别是刺吸式有害生物在园林植物中更是危害严重。本文以长乐市园林绿化植物上的刺吸类有害生物为调查对象，并探索研究其防治技术。
1 长乐市概况
长乐市位于闽江口南岸，是福建省会福州的门户，国内屈指可数的“空、海”两港城市。长乐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湿多雨，四季温和，夏长无酷暑，冬短少霜雪，多年平均气温为19.3℃，多年降雨量均在1200～1550mm之间，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82.2mm。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长乐市绿化遵循“大地园林化”、“城乡一体复合生态系统”的战略思想，将城市、郊区、市域内的山川、河流、江海、湿地、田园和森林等通过各种形式融合起来，形成具有优良环境的城乡一体化绿地系统，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市）”。截至2008年长乐市城区绿地率为34%，绿地总面积601.1ha，其中公园绿地194.5ha，人均11.5m2。长乐市在园林绿化中常见的主要植物种类有榕树、盆架木、羊蹄甲、芒果、香樟、桂花、银杏、白兰、台湾相思、松类、柳树、棕榈类、杜鹃、女贞、月季、红叶石楠、龟甲冬青等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2 调查分析
2.1 调查方法
自2007－2009年通过踏查及标准地调查等方法对整个长乐市区的园林植物刺吸类有害生物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了园林绿化公司的园林苗圃、市区内比较大型的公园、街道绿化带、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等园林植物的刺吸式害虫种类和为害情况，通过现场鉴定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加以确定，统计分析长乐市园林刺吸式有害生物种类的发生、危害情况。
2.2 调查结果
园林植物刺吸类有害生物可分为两大类，一个类群是昆虫纲中同翅目、缨翅目、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如蚧虫、蚜虫、木虱、粉虱、蓟马、叶蝉等；另一个类群是蜘蛛纲中蜱螨目、叶螨总科的各种红蜘蛛，这类害虫多因个体小，发生初期往往被害状不明显生物论文，但又往往繁殖力强，很容易就扩散蔓延开来［2-3］。通过调查发现，长乐市园林植物的刺吸类有害生物能危害绝大多数的园林树木和花卉，除少数蚜虫、螨类等形成虫瘿在植物组织中危害外，多聚集为害树木或花卉的嫩梢、枝、叶、果等部位，成虫或若虫以刺吸式口器吸取植物营养，引起卷叶、虫瘿，或是叶片上出现灰色、黄色小斑点，造成枝、叶枯萎，甚至整株死亡。经统计分析，共发现刺吸类有害生物14个科25 种，对长乐市的常见园林植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详见表1），由于调查的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再加实验室的欠缺，有些种类可能不够完善，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表1、长乐市园林刺吸式害虫种类及主要寄主
种
科
学名
寄主
榕树蓟马
蓟马科
Gynaikothrips uzeli Zimm
细叶榕树
白盾蚧
盾蚧科
Ericerus pela 女贞
松突圆蚧
盾蚧科
Hemiberlesia pitysophila Takagi
黑松、湿地松等松类
日本蜡蚧
蚧科
Ceroplastes japonicus Green
桂花、白兰花
球坚蚧
蚧科
Didesmococcum koreanus
桃
芒果褐软蚧
蚧科
Coccus hesperidum Linnaeus
夹竹桃、棕榈
竹白尾安粉蚧
粉蚧科
Antonina crawii Cockerell
紫竹、刚竹、凤尾竹
紫薇绒蚧
绒蚧科
Ericocus lagestroemiae Kuwana
紫薇、石榴
石楠盘粉虱
粉虱科
Aleurodicus photiniana Young
红叶石楠
华卵痣木虱
木虱科
Macrohomotoma sinica
小叶榕、垂榕
海桐木虱
木虱科
Poratrioza sp。
海桐
合欢木虱
木虱科
Chermidae sp。
金合欢
樟叶木虱
木虱科
Trioza camphorae Sasaki
樟树
芒果白蛾蜡蝉
蛾蜡蝉科
Lawana imitate Melichar
柑桔、芒果、龙眼、木麻黄、九里香、麻楝
扁喙叶蝉
叶蝉科
Idwscopus incerus（ Baker）
芒果
杜鹃网蝽
网蝽科
Stephanitis typica
杜鹃、月季、桃、茶、含笑
柳小板网蝽
网蝽科
Monostira unicostata （Mulsant et Rey）
柳树
绵蚜
蚜科
Aphis gossypii Glover
扶桑、茶花
秀线菊蚜
蚜科
Aphis citricola Van der Goot
菊类、海棠、石楠、栀子、枇杷
神泽氏叶螨
叶螨科
Tetranychus kanzawai Kishi
玉兰
红蜘蛛
叶螨科
Tltrang Chug
榕树、麻楝、槐树
枫杨瘿螨
瘿螨科
Aceria pterolarocaryae
枫杨
木樨瘿螨
瘿螨科
Aceria osmanthis Kuan
桂花
樟瘿螨
瘿螨科
待定
樟树
吹绵蚧
硕蚧科
论文关键词：药用植物，资源，校园绿化，利用
药用植物除具有治疗疾病、强身保健等作用之外，还具有绿化环境，降低城市绿化养护成本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药用植物在校园绿化中的作用，2010年3月至4月，我们对校园所处千山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以便更好地发挥药用植物在校园绿化中的作用。
1 千山概况
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其地理范围为：北纬31。14′—32。37′，东经110。45′—113。43′，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既有滔滔汉水流经，又有干冷、暖湿空气交绥，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境内植物种类繁多。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所在地——千山位于襄阳市城区西南，是一座植被丰厚、泌着文化幽香的山。
2调查方式与结果
2.1 调查内容与方式
我们对千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植物的种类，形态特征，生境等方面。调查方式主要是实地考察，然后借助植物分类检索表对各药用植物进行植物学归类。在对药店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功能及开发利用价值。
调查结果与分析
————————
经初步调查，千山现有药用植物38科，50属，54种。其中裸子植物4科4属4种；蕨类植物1科1属1种；单子植物2科2属2种：双子叶植物32科43属47种。其中大多数是双子叶植物，占药用植物总种数的84.2％，蔷薇科(5种)、木樨科(4种)、茜草科(4种)的植物物种居多。
表1 千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汇总表
科名
种名
形态特征
药用部位
药用功效
枇杷科
枇杷
多年生常绿灌木，叶被及花絮均密被锈色绒毛
花、叶、
果仁
润肺止咳
茄科
白英
多年生草质藤本，茎叶密生有节的长绒毛
全草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祛风湿
酢浆草科
红花酢浆草
多年生草本，具有球形根状茎，白色透明
全草
清热解毒、散瘀消肿、调经，
海桐科
海桐
小乔木或灌木，嫩枝被褐色，叶互生，革质
根、叶、种子
祛风活络、散瘀止痛、解毒止血、涩肠固精
木犀科
大叶
女贞
落叶或半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革质而脆
果实、根
滋补肝肾、明目乌发
桂花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树皮粗糙，叶革质
花、果实、根
散寒破结、化痰止咳、 祛风湿、散寒
迎春花
落叶灌木，枝条细长，四棱形，绿色
叶，根，花
消肿解毒、解热利尿
云南黄素馨
常绿藤状灌木，3出复叶对生
叶、花
解毒消肿、止血、止痛
杜仲科
杜仲
落叶乔木，雌、雄异株。
干燥树皮
益精气、坚筋骨、除阴下痒湿、小便余沥。
蔷薇科
火棘
常绿灌木，侧枝短刺状，花白色
果实，根生物论文，叶
消积止痢、活血止血、清热解毒
月季
常绿或落叶灌木，小枝绿色
花，根，叶
活血调经、消肿解毒
山楂
落叶小乔木，树皮暗灰色，小枝紫褐色
果实
消积化滞、收敛止痢、活血化瘀
木瓜
落叶灌木，有枝刺
干燥近成熟的果
祛风活络、除风湿
石楠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互生
叶
祛风补肾
樟科
樟树
常绿乔木，树皮幼时绿色，老时黄褐色且纵裂
全株、果实、根
驱风散寒、镇痉止痛、解毒退热、理气活血、除风湿
豆科
合欢
落叶乔木，树皮灰色
皮，花
解郁、和血、宁心、消肿
紫藤
落叶攀援缠绕性大型木质藤本，干皮深灰色
花、种子、皮
解毒、止吐泻、止痛，祛风活络
车轴草
多年生草本；茎匍匐，无毛。复叶有3小叶
全草
清热、凉血
梧桐科
中国
梧桐
落叶乔木，树皮光滑，绿色
梧桐子、叶、花、树皮，
补气养阴、明目平肝
商陆科
商陆
多年生草本，根粗壮，肉质，圆锥形。茎直立，多分枝。
根
祛痰、镇咳
鸢尾科
鸢尾
多年生草本。叶互生，2列，剑形
根状茎
消积、破瘀、行水、解毒
腊梅科
腊梅
落叶灌木，丛生
花
止呕吐、止咳、理气
杜仲科
杜仲
落叶乔木，小枝光滑，雌雄异株
干燥树皮
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安胎
芭蕉科
芭蕉
常绿大型多年生草木
根茎、花
解毒消肿
锦葵科
木芙蓉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花、叶、根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凉血、止血
木兰科
厚朴
落叶乔木，树皮紫褐色
干皮、根皮、枝皮
燥湿消痰，下气除满。
荷花
玉兰
常绿乔木，叶厚革质
花、叶、花蕾
祛风散寒、行气止痛
白玉兰
落叶乔木，花先开放
花
祛风散寒通窍、宣肺通鼻，
槭树科
鸡爪槭
落叶小乔木，单叶对生，掌状七裂，
枝叶
止痛、解毒
冬青科
构骨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叶、嫩枝、树皮、果实
清热凉血、生津止渴、补肝肾、祛风湿
茜草科
栀子
常绿灌木，叶革质
果实
护肝、利胆、降压、镇静、止血、消肿
六月雪
常绿小灌木，多分枝，根细长，外皮黄色
全株
疏风解表、清热利湿、舒筋活络
鸡矢藤
多年生草质藤本。叶对生，有长柄。
全株
祛风利湿、止痛解毒、消食化积、活血消肿。
茜草
多年生攀援草本。茎四棱形，有的沿棱有倒刺。叶4片轮生，
干燥的根和茎
凉血活血，祛瘀，通经。
菊科
蒲公英
多年生草本，含白色乳汁
干燥的全草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
野
多年生草本，茎基部常匍匐
花
清热解毒，消肿
杜鹃花科
杜鹃
落叶灌木，叶纸质
根、叶、花
祛风湿、活血祛瘀、止血 、清热解毒、化痰止咳
百合科
湖北
麦冬
多年生草本，叶基生
块根
养阴生津、清心润肺
三白草科
鱼腥草
多年生草本，茎下部伏地，节上轮生小根
全株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山茶科
山茶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小枝黄褐色
花
收敛止血
葡萄科
爬山虎
多年生大型落叶木质藤本，叶柄细长
根、茎
祛风通络、活血解毒
车前
草科
车前
多年生草本，根丛生，须状
全株，种子
清热利尿、祛痰、凉血、解毒
芸香科
橘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单身复叶
果皮
理气化痰、和胃降气
蓼科
扛板归
多年生蔓性草本。茎有棱，棱上有倒生钩
全株
化瘀补血、清热解毒
忍冬科
接骨木
落叶灌木至小乔木，奇数羽状复叶，小叶椭圆状披针形。
茎枝
接骨续筋、活血止痛、祛风利湿
旋花科
五爪
金龙
多年生攀援草质藤本，茎细长，有细棱，叶掌状5深裂或全裂。
全株
祛风活络、活血止痛论文范文。
卫矛科
花叶爬行卫矛
常绿攀援藤本。不定根攀附力强，茎枝呈圆柱形。
茎、叶
散瘀止血，舒筋活络。
大麻科
葎草
一年生或多年生蔓性草本，有倒钩刺。叶对生，掌状5深裂，边缘有锯齿，
茎、叶、果实、
利尿、止水痢、消癞疮、凉血
肾厥科
肾厥
多年生常绿草本。叶片为羽状复叶
全叶和块茎
清热，利湿，消肿，解毒。
苏铁科
苏铁
常绿乔木，茎杆圆柱状，雌雄异株
叶、根、花、，种子
收敛止血、解毒止痛、益肾固精、祛风活络
柏科
侧柏
常绿乔木，小枝排成平面
叶、枝、种子
收敛止血、利尿健胃、解毒、散瘀、安神
松科
油松
中型常绿乔木，叶鞘宿存
松节、松叶、松球
祛风除湿,通络止痛
银杏科
银杏
落叶乔木，雌、雄异株，叶片扇形，叶脉2叉状分枝。
教育的本义和真谛是:相信人人都有才,才会正确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相信人人能成才,才能找到适合学生发展的好方法,好途径。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学生的潜能就会像空气一样,放在多大的空间里,它就有多大。美国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如一股清泉,荡涤了素质教育中迷途者的心灵,给我们的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主张:多元的教育方法,教学技巧和艺术,必能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快乐。
为此,在生物学科教学中,借助多元智能理论精髓思想的指导,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会极大地提高生物课堂的效率:
一、采用生动有趣的情景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们在教学中,利用自然现象、故事、歌谣、历史和趣味知识导入课题,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讲《生物》第一册绪论部分时,可以这样开始:“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有关植物的知识,同学们见过的花、草、树木都属于植物。”通过点明植物的大体范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景象和山林风光,陷入静思之中。我们抓住这个契机,继续引导:“大自然离不开植物,离开了植物是不可想象的。究竟人类同植物的关系怎样呢?”这样新异的开场白,自然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再如:在讲《哺乳纲》家兔一节时,先引入歌谣“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又蹦又跳真可爱。”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仿佛展现在大家面前,学生的思维便活跃了起来,与之相关的感性知识,你一言我一语地被大家接受,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可趁机引导,进行更深一步的知识讲解和导入。
二、采用挂图、模型、实物进行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采用挂图、模型、实物进行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讲植物学部分绪论时,可以事先要求学生采集几种植物的种子,并说出名称、生活环境和用途。我们在上这节课时,常常取一盆大叶黄杨,指着叶片说:“大叶黄杨上层二张叶片总是长在下层二张叶片的空隙中,上下层叶片互不遮盖,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然后要求学生想一下,马路两旁长在路灯下与没有长在路灯环境下的树木,其叶片生长情况有什么不同?这样就激发了学生观察周围事物和生物现象的兴趣,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通过生物实验手段,激发学习兴趣。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学生对生物实验都很感兴趣。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让学生人人参与实验,给学生动手、动脑的机会。不少学生认为,哪一部分内容亲自动手进行了实验,那么这部分内容就易于掌握,掌握的也就越牢固。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生物实验。例如:我们在讲草履虫时,将培养的草履虫让学生进行仔细观察,并让其动手画出他所看到的草履虫,了解草履虫纤毛摆的样子和内部结构,通过教师的讲解,使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积极开展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说过:“学生遇到事物,发生了求知的动机,于是亲自去观察,去实验。他们在生活中就有了一个新趋向。”生物学实践性很强,我们经常通过开展课外活动进行生物学教学。组织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观察、采集并制作标本;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养植花卉,组织观察学习,教师做指导性讲解;我们还采用收看电视节目,组织生物讲座,提倡写生物学观察日记,搜集生物知识,创办生物学报,撰写生物论文等手段,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培养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五、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通过动态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长期以来的僵化的教育模式，导致了课程资源结构基本上只局限于教材、教参、实验室。甚至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学校，教材就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理念的进一步深入。新课程标准告诉我们，教科书不再是也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本文在此谈一谈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这一生物实践活动。
一、课程资源开发的目的和意义
课程资源是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和必要而直接的实施条件。课程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开发利用多种生物课程资源，对于实施新课程和深化中学生物教学改革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如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形成“探究式”学习方式等。生物学科的独特性，使其拥有丰富的课程资源，如：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博物馆、植物园、科技馆等。它们是保证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同时它们的获得途径也是多元化的。比如：可利用的学校课程资源有生物实验室及相应仪器设备、生物类图书及报刊、生物教学软件、生物教学挂图、投影仪、音像资料等，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利用生物园等课程资源。从各种媒体中也可获得更广泛的生物课程资源。
受生物教学特点影响，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和实践。由于生物学科课程资源具有范围广、数量大的显著特点。这样，无论从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还是从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角度，都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进来。使他们逐步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的课程资源。为自身的生物学习和探索服务。可见，只有随着生物学科课程资源的逐步开发利用，生物教学过程才能更好的成为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学生真正成为生物学习的主人。
因此，创造性地开发和运用教学资源是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教师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各种课程资源必须通过教师进行有机整合，才能传达给学生，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我们应该把“教科书、教师与学生、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构成活生生的“生物圈”。
二、课程资源开发的建议
在生物学习中，我们能够开发利用的课程资源丰富多彩，无处不在。它大约包括教科书资源、教学参考书资源、校园环境资源、各学科之间的资源、各教师之间的资源、学生资源、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社区资源、网络资源、广播电视资源等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一个人生物素养的培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生物教师，必须尽可能的开发、利用好这些弥足珍贵的财富。基于此，对生物教师提出了较以往不同的要求。
1、教师必须更新观念，具有课程资源意识。课程资源的开发，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丰厚了学生的积累，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了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2、教师首先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利用课程资源的实践者。教师必须更多地占有课程资源，做到备课充分。
3、对于课程资源的利用，教师应处理好自己的角色，教师应当为引导者、组织者，不应再成为占有课程资源后的传授者。教师应更多的引导学生去开掘资源，精心的设计利用好这些资源。
教师在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之后，就应该和学生一起做好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对于资源的开发，教师应精心设计，根据具体的情况布置方案。如我在教授《光合作用》一章时，为了使学生更好的了解光合作用，我让学生在网上查阅了关于光合作用的发现、光合作用的过程等方面的资料。学生们积极性很高，这样有效地利用了网络资源。对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开始时布置学生去做，逐渐使学生养成主动开发课程资源的习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这些方法我曾尝试过：
1、配合教材利用网络查阅规定内容。2、收看一定栏目的电视节目。3、参观农产品展览及洽谈会等。4、走进大自然，春游等。5、教室形成小小图书馆，学生充分阅读生物方面的书报杂志等等。
三、课程资源的利用
课程资源的开发，关键是利用，而利用的关键在于与生物教育的整合。我们应该真正地使课程资源的利用落到实处，不应该只是虚幌的时尚的招牌，而应使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由时尚走向教育常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资借鉴的形式有：
（一）与教材整合。这种形式是基于所主讲课文的内容来确定开发的课程资源，比如在讲析《蔬菜作物》时，我让学生带一些蔬菜来上课，在讲《农业害虫》时，让学生捉一些蝗虫进行观察。又如在讲授《保护物种多样性》时，我先让学生上网查阅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资料，上课就让学生对所查资料进行交流。从这些资料中自然得出物种多样性的特征。再研读教材，所查阅资料与文本的整合，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实现了学生与文本的深层次对话，也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信息交流。这是一种利用资源的好形式。学生在课下占有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怎样使学生占有的这些材料成为学生有意识的资源加以利用呢？我采用了信息交流的形式，信息交流可以看作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每一次首先布置所要交流的话题内容，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交流质疑解答的步骤来进行。阐述自己信息的同学必须做到口头表达要清晰、流畅、生动，并且有接受解决同学质疑的能力。例如在讲种子萌发的条件时，温度影响种子萌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到底是哪些方面呢？提供信息的同学必须有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交流，同学们都很积极踊跃，为了做好交流，学生们选取的资源信息量很大，而且为了答疑，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大大加强了。
（三）专题讲座。定期地让学生对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讲座，可以使可资利用的资源更加系统化。同学们为其取名为“生物讲坛”。同学们为了一展才技，纷纷搜集材料。为了所讲内容的科学性，同学们大多采用几个人合作的形式，然后请有关学科教师加以把握。这样既利用了课外资源、各学科之间的教师资源，又使学生进行了学习间的合作，而且学生真正实现了在生物实践中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生物科学素养。
关键词：生活垃圾焚烧厂；二f英；土壤
1 引言
根据调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以每年约90%的速度急剧增加。垃圾焚烧技术因其具有减容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特点，已成为当今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技术之一。然而，采用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二次污染物，特别是二f英、重金属等，其中二f英是最毒的一类化合物。目前，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二f英污染问题已引起了群众广泛关注视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但对焚烧烟气排放对周边土壤二f英浓度的影响研究相对于垃圾焚烧过程中二f英的控制方面少，使得人们对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中二f英的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缺乏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因此，加强对焚烧厂周边土壤污染状况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土壤二f英的污染状况、排放规律及累积性影响，有利于有效地控制二f英排放。
2 二f英的特性与毒性
二f英是一类含氧芳香族化合物，广义上包括多氯二苯并二f英（PCDDs）、多氯二苯并呋喃（PCDFs）和共面多氯联苯（co-PCBs），简写为PCDD/Fs。二f英的分子结构中，每个苯环可被1-4个氯原子取代，只有2，3，7，8四个位置均被氯原子取代的化合物才具有生理毒性，其中毒性最强的是2，3，7，8-TCDD，其毒性是氰化钾的1000倍以上[1]。
焚烧烟气中的二f英通过干、湿沉降于周围土壤中，被土壤矿物表面吸附，在土壤中积累。二f英在常温下为固态，均有热稳定性（分解温度在700℃以上），低挥发性，在土壤中半衰期可达10年之久[2]。由于二f英是一类非常稳定的亲脂性化合物，易积累于生物体内的脂肪组织中，不易被降解和排出，土壤中的二f英类化合物被植物和谷物吸收后，通过家畜富集，最终将进入人体，蓄积于肝脏和脂肪中，不易代谢。如果长期食用含有这种低浓度污染物的食品，会导致癌症、生殖障碍、畸形和婴幼儿发育不全等。
3 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土壤二f英浓度影响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土壤二f英浓度的影响。邓芸芸等对上海地区两个垃圾焚烧厂周围3000m区域中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检测，发现上海地区垃圾焚烧厂周围土壤样品中的二f英含量高峰出现在1000m左右，主导风向下游的样品二f英含量均值明显高于上游均值[3]。徐梦侠等对杭州市某垃圾焚烧厂周边土壤中的二f英浓度水平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该焚烧厂2006～2010年间，在焚烧炉烟气二f英排放浓度为1.0ng-TEQ/Nm3情况下，周边土壤中二f英毒性当量增加了1.11ng-TEQ/kg[4]。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农田土壤中二f英浓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周边0～500m的范围内，对1.5km半径外的区域影响非常小[5]。刘劲松等调查了生活垃圾焚烧炉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表层土壤样品中二f英的组成及其含量，认为最大落地点附近表层土壤样品中的二f英可能受到了污染源废气排放的影响，但环境空气中二f英类污染物来源较为复杂，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6]。张漫雯等以一生活垃圾焚烧厂为中心，在厂区周围5km的范围内的土壤环境进行二f英监测，通过主成分分析，表明该垃圾焚烧厂并非是该研究区域二f英污染的主要影响因子，所有点位受交通源影响的可能更大[7]。Wang等通过对台湾一垃圾焚烧厂周边土壤样品中的二f英进行检测，并通过ISCST3模型分析土壤中二f英污染的来源，分析结果显示焚烧厂对周边土壤中二f英污染甚微 [8]。Cheng等调查了台湾新竹城市焚烧厂周边土壤中的二f英，发现土壤中二f英的来源和焚烧排放产生的二f英并不成相关性[9]。Li等在2007 ～2009年间，对一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土壤样品进行二f英浓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焚烧厂烟气排放对该区域土壤环境的影响不大，一些不明确的二f英污染源和潜在的其他因素对该区域二f英污染的影响不能被忽略[10]。周志广等采集了北京市农业区不同使用类型土壤样品（包括蔬菜地、粮地、果园地）以及距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运行已经3年）大约200m处的土壤样品，调查结果发现焚烧炉附近的样品中二f英浓度虽然比其他果园浓度高，但并不是本次调查中所测样品中最高的，并指出工业活动、周围的交通运输及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可能是影响焚烧炉周边土壤二f英污染的主要因素[11]。
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排放对其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可能存在其他污染源，如废弃物的露天燃烧、交通污染和其他不明污染源。
4 展望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生活垃圾厂焚烧烟气排放对周边土壤二f英浓度影响已展开了一些研究，但对于二f英对植被及农作物的污染的研究，及在其他污染源协同作用下，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土壤中二f英浓度的贡献率研究还十分缺乏。特别是在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颁布实施，严格二f英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后（均值为0.1ng-TEQ/Nm3），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烟气对周边土壤的影响是否有减轻，二f英的累积效率等方面的研究匮乏。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厂二f英污染控制，今后生活垃圾焚烧厂二f英污染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在选用不同焚烧炉、不同烟气处理技术及不同工况的情形下，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并对土壤、农作物中二f英的污染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2）开展焚烧源的二f英在土壤和植被中的分布规律研究，探寻二f英在土壤和植被中的富集速率及影响因子，明确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土壤和植被的影响相关性及程度。
（3）在有其他污染源协同作用下，研究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土壤中二f英浓度的贡献率，为区域二f英污染的防治建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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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芸芸， 贾丽娟， 李康等.上海市垃圾焚烧厂周围农业土壤中二嗯英的含量以及分布特征[D].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2009）：1146-1149.
[4] 徐梦侠.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二f英排放的环境影响研究[D]： [博士学论文]. 浙江： 浙江大学，2009.
[5]徐梦侠，严建华，陆胜勇等.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农田土壤二嗯英浓度影响的模拟研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2008暨第三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D]，204-205
[6]刘劲松，刘维屏，巩宏平等.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炉周边环境空气及土壤中二f英来源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10，30（10）：195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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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ANG J B， WANG M S， WU E M Y， et al. Approaches adopted to assess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CDD/F emissions from a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8（152）： 968-975.
[9] Cheng P S， Hsu M S， Ma E， el a1. Levels of PCDD/Fs in ambient air and soil in the vicinity of a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 in Hsinchu[J]. Chemosphere， 2003，52：1389-1396.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指元伦中的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但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事实价值观，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它是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内容；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而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另外，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肉体价值观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
关键词：事实价值事实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差别指向力终极差别
在史上，是斯多葛派最早把伦理的善与价值(axia)相区别。他们将“有用的东西”、“值得渴望的东西”理解为有价值的。“价值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开始被使用、传播在19世纪末的德语文化圈的思想界中。”［1］希腊语“axia来自形容词axios。axios本有‘与……相当’、‘与……有同样价值’的涵义。因此，axia即某物内含的有用性。此物和拥有与己相当程度的有用性的其他事物是可能交换的。在这点上，价值同‘价格’的意义相近。”［2］一个事物有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成立。而且，物的价值即与物相当的有用性。这个与物相当的东西，给与物以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源于其本身的个别性，源于物自身与它物不同的差别性。所以，差别性的物，规定着物的个别价值。但是，物的差别性来自何处呢?
物与物的差别，或物的自在本性，由物的意识主体来确立。价值是“明确地被意识到的、能作为判断内容的东西。”“它在寻求妥当性中向我们逼近，但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对妥当的对象承认、拒绝、或各种价值评价而成的东西。”［3］没有意识物的人，物的价值因其丧失了差别性的根源而不可能呈现出来。是有差别指向力的人最终使物的差别性成为现实的差别性，即物所呈现出的有用性。离开主体的“选择基准”［4］，物的价值就无从诞生。一般意义上关于物的有用性的规定，只因为是物在向差别性的人打开自己才获得了价值的规定性。这样，价值一词内含的“与……相当”除了向人唤起物的差别性之外，还向人启示了物的差别性的根源——人的差别性存在。所谓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句话的意义，就表现在其中。人关于世界的价值论言说，是通过规定物的差别性来展开规定者的差别性、人的差别性。
以上关于价值的词源意义的一般，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价值，是差别性的人关于物的差别性的规定。物从人获得的差别性，构成其有用性的根源。物的价值同物的差别性相关联，同时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勾结，它向人打开一个由差别性与相关性构成的世界。所以，人关于价值论的言说，最终都必须置身于个别价值相的言说，必须借助人的差别性指向力展开个别价值相的在场空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价值的展开方式的理论。在关于价值论的思想史上，由于没有把价值论的探究植根于逻辑论，没有追溯价值的终极根据，出现了以事实、肉体(人的存在所背靠的事实)为价值本源的理论。前者称作事实价值观，后者为肉体价值观。它们以价值的非本真样式展开价值的本真言说，是一种伪真价值观。价值逻辑论，以伪真价值观为论述起点，目的是为本真价值观的开启消除障碍。
一事实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指元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问题。［5］“根据自然主义，伦理的言明在一切关于经验事实的言明上并没有减少其内容，因而能翻译成后者。”［6］用事实的言明代替伦理的、价值的言明，以此给出价值生成的根据，乃是所有自然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将伦理学“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以科学知识论建立逻辑价值论，从而在最终意义上遗弃价值论的言说，成为分析伦理学的目标。
英国伦理学家穆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把善的性质比作黄色的性质。人能够用认识黄色的说明善。［7］不过，20世纪上半叶关于颜色的表明，黄色是光的一种客观特性，依靠颜色的色泽度、光亮度和饱和度，可以对之加以具体的解明。但怎样以此阐释善的性质呢?
由于不可能从事实性的言明中推出价值性的言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有提出价值情绪说，以此为价值论的开启给出回避的理由。A·J·艾耶尔在《语言·真理·逻辑》中说：“在命题中伦理符号所表达的并没有在其命题的事实性内容上增加任何东西。”［8］关于伦理上的善恶陈述如同发音的语调和句子的感叹号，这不会为文章的意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只对表现说话人的感情有作用。
企图从事实引出价值的事实价值观的结局，必然是价值情绪说。因为事实不是价值，情绪也不是一种现成性的事实。把价值同人的情绪联系起来，用人的情绪给出价值的根据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情绪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何况，情绪本不可能加以经验性的言说，以不可言说的情绪去言说价值，暴露出自然主义者最初抱着的价值不可言说的信念。
事实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伦理学中，这源于伦理学始终没有将价值同伦理的善相区别。“价值一般是在与道德的关联中被当作问题提出，甚至将道德价值认定为最重要的决定性价值。”［9］现代分析哲学家们，继承这种对价值和善不加分别的传统，误以为关于善的观念的分析就能代替对价值本身的分析。其结果当然是无的放矢。价值不是伦理的善，斯多葛派哲学家如是区别。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价值一词的语义分析，价值是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来自物的差别性，物的差别性由人的差别性指向力或人规定差别性的能力给与。这在根本上同逻辑相关而不是与伦理的道德相关。价值之所以是价值，因为它不是事实，因为它同事实存在终极的差别。事实价值观，表达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事实性言说信仰，而且是一种没有终极根据的信仰。认定天地阴阳气之类的事实性在者，这不可能言明人的存在、人的共在、人的同在的价值，不可能开启作为意识生命而存在的人、作为精神生命与他人共在的人、作为文化生命向终极者同在的人。
事实价值观内含如下的信仰：“从事实导出价值、从陈述性的东西引出规范性的东西”［10］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为：事实与价值的同一性和以事实代替价值的合理性，从而抹去关于世界的价值性言说，即人关于世界的差别性言说。具体地说，这种抹去的工作开端于物和人的差别处，进而将事实价值化、物人化。
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
根据事实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相信世界只由事实性在者构成而不由人的主体活动生成，相信没有关于世界的逻辑性言说和差别性言说。不仅世界中的物与人没有差别，而且物的差别就是人的差别。一切价值论在逻辑虚无主义者看来毫无意义。人关于物质自然的在、自然生命的生长、肉体生命的生存的差别性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终极的根据。由上帝承诺的终极差别，对于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甚至整个人类无效。这样，逻辑虚无主义的展开方式为物的人化。它包括物质的人化、生命的人化、肉体的人化。
广义的物概念，指物质自然、自然生命、肉体生命，这也是事实一词的真正涵义。广义的价值概念，唤起的是作为价值给与者的存在者、共在者和同在者。物的人化，即事实的价值化，目的是为了以物的差别性代替人的差别性。所谓事实与价值不分，实质上是物与人无差别，人这个差别性的存在者丧失给与差别性的能力。
物的人化观念，把物的事实性之在理解为人的价值性存在，进而以物质的物性、植物的生长性、动物的生存性规定人性。在人的心理逻辑和物理逻辑、生理逻辑、生命逻辑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并且，是后三种逻辑相的规定性规定着人的心理逻辑相的内容。动物的生存延续本能、植物的生长本能、物质的在的本性，就是人的人性的全部内涵。
作为逻辑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物的人化和作为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的人的物化，仅仅在出发点上有差别。前者以物性为人性，后者以人性为物性。由于物的人化必然通过人的物化来实现，所以，逻辑虚无主义与在言说内容上出现了相同的地方。［11］不过，两者发生的根据却不同。物的人化，根据物与人无差别的信念即逻辑虚无主义；人的物化，依凭人的过去时间观即。
二事实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法哲学家拉德布尔夫，属于新康德派成员，在其《法哲学》中说：“当为命题只能由其他当为命题给出基础使之得以立证。正因为如此，终极的当为命题是不可能证实的，如同公理一样不能证明只能确信。所以，和终极的当为命题关联的、相对立的主张，即相对立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相互争论、对抗的时候，人们用科学的一义性来解决它们，这在先是不可能的。科学考察的是可以教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无能教人应干什么。”［12］这里，拉德布尔夫不仅指出科学对于价值问题在逻辑上的有限性，而且认为价值论中的“当为命题”同“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是终极的当为命题给出一切个别的价值观的立证基础。
科学告诉人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是什么，它无法为此提供更多的为什么的解释。它甚至对于人是什么这个事实性命题只能做出非本质的描述。因为，人是什么，在根本上不属于事实性命题而属于价值性命题。
事实价值观这种价值论上的科学主义形式，在面对价值问题时同样有拉德布尔夫所说的有限性。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因为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言说物的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言说此物在相对于被言说前的又一种功用或又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唤起人的注意。不过，人关于物的差别的意识，却取自于他相应的差别意识力，是人的差别指向力言说出物的差别、物的价值。
人的差别指向力，根源于人的差别性存在。人的差别性存在，由终极差别给与。只有终极差别关于人的存在的差别性承诺，才使同在者全体相互差别。在此，价值的根据在人的差别指向力，在逻辑上由终极差别设定。价值的根源，显然不在事实上，相反，是价值本有的差别性决定着事实的事实性。
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的差别，其根据在于差别的规定性。因为，事实给与事实的，只能是又一个有限的事实。事实的个别性作为事实的共性，来自于终极差别通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即人的逻辑能力的承诺。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使一个事实差别于另一个事实。
事实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本身的成立，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基础上。从事实引出价值，以事实规定价值，其最低条件在于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否则，事实怎样去承诺价值呢?而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开来的恰恰是价值。价值本来意味着差别。价值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它既把自身同事实分别，又给与事实之间以差别。事实之间的差别，和事实与价值的差别，无不背靠着价值。这在本源论上可以称为事实的价值性。
还有，事实在事实价值观中，即使能够给与以价值什么，其所给与的至多也不过是事实性的事实，而不可能是价值性的价值。事实无力像价值那样充当差别性的承诺者。
三肉体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它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
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人作为肉体的在、它的生长、生存是人的意识的中心和人与他人共在的目的，同时是人这个同在者全体向上帝同在的基本意向。
按照肉体价值观，肉体的差别性是人的价值差别性的给与者。人与人在价值上的差别，自始至终是肉体生存者之间的差别。肉体这个事实性在者——人的身体，是人的价值根据的所在。人作为人就在此诞生、成长、终结。为了生命的自我保存，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3］这里的人的“天性”，无非是人作为肉体生存者的生存。它和动物这种肉体生存者在根本上没有区别，甚至可以等同于植物的自然生命的生长。另一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在其《人是机器》书中指出：我们尊重他人的钱包和生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我们的身体。［14］个人的身体的自我保存，构成人生的全部主题。人和人的差别，只不过是肉体生命体间的差别，但在肉体价值观看来，这是人和人在价值上的差别。
肉体价值观以肉体的生存规定人的价值存在，使之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依照我们关于逻辑的语义阐释，逻辑承诺价值的差别性以终极性，它为肉体和价值的终级差别设定边界。逻辑虚无主义，在肉体价值观中表现为肉体与价值的终极边界的消失，或者说是抹去两者的差别。边界消失后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中充当价值的给与者和承诺者。肉体生存化为价值的根据。
由于价值同终极差别的内在关联，由于终极差别是自在永在的上帝和人作为承受者的差别，那么，肉体价值化的结局自然是人的上帝化。人“将像上帝一样，认识善恶”［15］，充当善与恶差别的判断者。肉体在人的价值存在中、在肉体价值观中的功能，根本上是承诺者的功能，类似于终极差别的给与机能。终极差别的给与，表现为上帝在下的言成肉身的努力。不过，对于肉体价值观而言，上帝不过是一个同人一样的肉体生命体。
肉体价值化这种人把自己上帝化的方式，通过人的意识生命的上帝化、精神生命的上帝化和文化生命的上帝化得以展开。人的意识、精神、文化在事实性上的三位和在以肉体生存为目的的一体，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人性即上帝性。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肉体价值化对于肉体与价值的差别的终极根据的取消，耶稣基督在以肉体为价值本源的肉体价值观中被取消。他的灵生及受死后的复活，由于没有圣灵的根据只有肉体的根据，因而是一种无根据的根据。无根据的耶稣基督，在肉体价值观中没有存在的必然性。这正好是肉体价值化所盼望的结果。
肉体价值化为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化为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本质。这样，人的上帝化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肉体的上帝化，因为人的差别性存在由其肉体生存所规定。肉体的无差别本身，导致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无差别。它的事实性，使其在上帝化中代替了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生成性。这样，意识所意识到的，除了同样的肉体事实性外将不会有差别，精神的创造沦为一种事实向另一种事实的转换活动。至于文化生命这种人自觉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也降格为一个事实性在者。
“如果人是他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能为所欲为而对审判无所畏惧。……他应当崇拜和侍俸他自己而不是创造者”，［16］不是承诺终极差别和价值的上帝本身。人在自己的上帝化中已经登上了上帝的宝座，代替上帝给与自己的生存以终极合法性。人在肉体生存中作为事实性在者的无差别性，使其对自己在肉体价值化的行为中的差别承诺成为空洞的承诺。肉体因人的上帝化，而堕落为肉体自身的价值根据和生存边界。人顺从肉体的欲望，行各样污秽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堕落，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念；又是谗言的、诽谤的、憎神的、不逊的、傲慢的、自夸的；他们还是捏造恶事的人、背逆父母的人，是无知、无信、无情、无慈悲的人。”［17］保罗在此列举的人的罪，都是根源于人的上帝化或肉体的价值化的信仰。只要不信上帝在三位一体的承诺中所承诺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人就无法避免上帝化自己的必然性；一旦人上帝化了，人的肉体及灵魂所行的一切过犯便找到了最终的合法依据。
因为，肉体的价值化和人的上帝化所带给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是同一事实性的规定——人的肉体生存性的规定，人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为一个虚无性的在者，他的精神活动将围绕生存的事实而展开，他的文化最多不过显现为关于肉体如何生存的非价值性理念体系。总之，肉体生存占领了人的全部意识空间、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人在价值论上的存在样式——意识、精神、文化——只是肉体生存的不同表达。所以，逻辑虚无主义，实质上以价值的虚无化为特点，其说到底是在为肉体生存主义辩护。四肉体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肉体价值观是这样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
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的价值化、人的上帝化来实践其伪真的价值理想。说它是伪真的，因为它不是本真的，不是价值根据的终极承诺者，更不是价值本源的给与者。由肉体价值观所带来的事实上相互差别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在价值论上毫无差别的世界，因为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承诺给价值的只是作为事实性在者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所生成的世界图景中，肉体的生存，既是中心又是边缘，既为目的又为手段。
价值本来代表逻辑承诺的差别，或者是人通过逻辑承诺的差别。价值概念，内在地要求差别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规定性。一个对象和其它对象如果没有差别，它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一个对象如果无能唤起人的差别性意识，它也没有价值根源。价值这个概念，一方面同对象的差别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关。是人主观的差别指向力，赋予一个对象以独特的价值。不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在谈论逻辑这个概念时，我们发现：逻辑内含有终极差别的涵义，还一般地讨论了终极差别与价值的相关性。［18］按照我们前面的言说，只有终极差别才是一切价值所唤起的差别性相的终极承诺者。由上帝借着三位一体的承诺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即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人作为终极差别的承受者，因此具有了差别指向力或赋予对象以价值的能力。
但是，肉体价值观，从抹去肉体与价值的差别开始，通过肉体的生存性规定人的价值和差别指向力，以此企图实现对人的意识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差别性的规定。其结果，在根本上不仅没有给与它们以差别，反而是以肉体的生存性把它们统一为同一性的肉体世界。人的生成性世界，堕落为以肉体的生存性为内核的现成性世界。人在这种现成性的事实性规定中，丧失了自己作为与物的差别和作为一个类与植物、动物的差别。其中，动物的肉体生存性，一跃成为人的人性。
此外，肉体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因不可能在价值论上承诺价值与肉体本身的根本差别，其承诺本身实际上与价值没有关系。价值承诺的差别性，在肉体价值观中的不可能性，使肉体价值观关于价值的伪真承诺在终极意义上和价值无涉。和价值不相关的肉体价值观，当然同差别也不相关，因而无关于终极差别。也可以说，肉体价值观，仅仅承诺了一个在终极意义上无差别的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承诺)，一个以肉体生存为主体的无价值世界。所以，肉体价值观，是非价值性的伪真价值观。
另一方面，人和人肉体上的相互差别，根源于给与差别的价值本身。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生理同一性能够显明出差别，只是因为各人所背靠的价值的差别性。各人按照自己对终极差别的信念向他人言说出自己的个体性，即他在人类中的终极差别性。俗话说，相随心变，在价值逻辑论中即肉体的差别取决于它所依托的价值的差别。肉体自身，并不能给出人和人的差别性，尽管有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但那造我们的那一位从来没有承诺过在肉体上何为人的完全的形象；相反，他要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完全和他的身量，满有他的信仰。肉体，不但不能给与价值以差别，而且自身的差别还得自于价值承诺的差别。人的言说与书写，不过是这种差别承诺的表达方式。
注释：
［1］岩波讲座卷9《·价值》，111页，细谷贞雄文“价值与主体”，岩波书店，1971年。
［2］同上，27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的”。
［3］同上，转引自213页，此段为韦伯关于价值的定义。
［4］同上，293、353页。参看上山春平“价值研究的课题”一文；尼采将价值同道德相关联起来阐释，并在生命价值逻辑与生理价值逻辑两个层面上展开全部价值逻辑图景，这一方面带来了价值与个别价值逻辑相的混乱，另一方面致使各种个别价值逻辑相之间的界线模糊。由于作为至高价值根源的生存意志在生命世界(植物界、动物界、人物界)中的有限性，由于人借助成长为超人的神化和由此而来的与神圣世界的分隔，尼采必然陷入虚无主义的相对价值论。他在《权力意志》258节中说：“我的主要学说是：没有任何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关于现象的道德解释。这种解释本身的根源在道德之外”(214页，伦敦，1924年)。这个之外的根源，就是以生存意志为核心的权力意志，解释者的生命和生存意志。尼采关于道德价值与生价值的相关性，参看日本学者原佑的论文“价值的转换——尼采”一文(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34—139页，岩波书店，1971年。
［5］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1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6］同上，87页。碧海纯一文“事实与价值”。
［7］同上，48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
［8］同上，转引自95页。关于价值情绪说，碧海纯一在其论文“事实与价值”中有较详尽的讨论，参看从89—99页。
［9］同上，134页。
［10］同上，257页。关于事实价值观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问题，参看同书中粟田贤三“与价值问题”一文。
［11］虚无主义与过去时间观的关系，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12］转引自岩波讲座9卷《哲学·价值》，43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13］霍布斯：《利维坦》，97页，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11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15］《创世纪》3：5。新国际版(NIV)，密歇根，1984年。
［16］WarrenW·Wiersbe，《要公义》，23—24页，伊利诺伊，1977年。
关键词：赵纪彬；经权学说；孔子权说；高拱权说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08-08
引言
权变作为灵活变通、随机应变的方法，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就现有中国哲学范畴史论著来看，有关经权范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阐述经与权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经权范畴的哲学内涵；梳理经权思想的发展过程，总结和概括经权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对经权思想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作有益探讨等。虽然这些研究成绩显著，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则存在着某种偏颇或不足，即重视哲学内涵的阐发，轻视古典文献的考证。这使得经权思想研究缺乏深厚的文献基础，对其哲理内涵的阐释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或不确之处。鉴于此，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1905-1982）先生则运用文献考证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权说”作了突破性研究，提出了诸多创新之论。
20世纪80年代初，赵先生准备撰写一部十几万字《中国权说史略》专著，但未能实现夙愿而病逝，仅留下三篇书稿，即《释权》、《（论语>“权”字义疏》和《高拱权说辨证》。在这些书稿中，他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梳理，对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作了详细考释，对孔子权说的特点和发端地位、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对“权说”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一、探寻“权”的起源及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
赵先生以文献考证为基础，从生产工具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视角，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字形字义演变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等问题作了缜密考证和梳理。
关于“权”字的历史起源问题。一般来说，“权”是秤锤，“衡”是秤杆，二者结合构成测定物体轻重的“秤”，即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作为秤锤的“权”，就像“量度”和“车制”一样，“应从‘权’的字义字形演变的史实中，探求‘秤锤’的起源”。赵先生通过考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毛诗传疏》和章炳麟《章氏丛书·小学问答》等文献，提出“权”的字形字义的演变历程是：“拳”（卷、捲）-“（扌雚）”-“权”。由此证明，“秤锤”是人手的延长。最初的“秤锤”类似“石拳”、“石锤”一类，属于石器的一种。从“金”的“秤锤”，则是青铜器时代以后的产物。即是说，“秤”作为工具可能出现在氏族社会末期，用于剩余产品的交换，借以平息买卖双方的争端。与“权”本同“拳”相呼应，“衡”亦像“臂”；与“权”悬在“衡”下相配合，“衡”则横在“权”上，即“悬者为权，横者曰衡”，因此，“衡”乃人臂的延长。由“权”和“衡”所构成测定物体轻重的“秤”，是拳的下挽力和臂的横平力相结合的对立统一体。通过考证，赵先生得出结论说：“‘权’是拳头的延长，‘衡’是臂膊的延长，二者相结合构成为‘秤’，用以测知物体的轻重数量。这一史实，证明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秤的零件权与衡，是起源于人的生理器官、手和臂。”
不仅如此，赵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从“拳”到“（扌雚）”再到“权”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在他看来，“权”字代替“（扌雚）”字，并非偶然，更非“讹作”，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使用并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而使用和制造工具，都出自人所独有的手。据此，“可见从‘拳’到‘（扌雚）’，亦即‘拳头’变成‘秤锤’，其第一层意义，就在于它显示了人手在使用并制造工具中的巨大作用”。其次，与动物不同，人的进化取决于劳动工具的改进或发明，人是发挥工具（即延长了的手）的力量，改造自然使之为自己所利用。据此，“又可见从‘拳’到‘（扌雚）’的第二层意义，亦即‘（扌雚）’作为类似‘石拳’‘石锤’的‘秤锤’而出现于历史舞台。它是作为氏族社会末期的物质文化，标志着人们用工具改造自然的伟大开端”。再次，与“（扌雚）”作为氏族社会末期的物质文化相接续，“权”则是奴隶社会的物质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奴隶制衰微期的物质文化。“这是因为：在西周之初奴隶制的鼎盛期，虽然已有‘君子勤礼，小人劳力’的剥削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尚不以劳动为鄙事而不为……至宣王‘不藉千亩’，为奴隶主贵族开始贱视劳动的标志，而贱视劳动，则是反映奴隶制危机的没落意识；所以韦昭注《周语》曾说：‘宣王不务农而料民，故曰贪天府。’正是在这种贱视劳动的没落意识支配下面，逐渐对于与‘拳’同音同义的‘（扌雚）’字，不屑识别，反而从《诗》的‘赋、比、兴’所取譬的‘鸟兽草木之名’上，抒发其闲情逸趣。这样，就为‘（扌雚）’字改写从木而成‘权’，创造了社会条件。”可见，赵先生是从人类进化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寻改“（扌雚）”为“权”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意义的。
关于“权”字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问题。赵先生提出“秤”是由“权”的纵直下挽力与“衡”的横挺持平力两种矛盾力量交织而形成的一种人造工具，其中包含有直观辩证法雏形。这个雏形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即氏族社会末、夏王朝建国早期所形成。进而，他又从劳动工具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维度，通过缜密考证，揭示出“权”字演变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四个步骤：首先，由于“权”是从“拳”而来，而“拳”在生产和战争中表现为“气势”和“勇壮”，因而“权”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与体力紧相联结的“拳力”或“勇力”，并兼有“拳术”和“技术”二义。其次，接续作为体力的“拳力”而来的第二个“权”概念，就是“权力”。这个概念已经比“拳力”扩大了一步，它在军事上表现为指挥力量，在政治上表现为御乱能力。再次，由于“权”以向下垂直力抑仰“衡”的进退以得其平，就物而言，达于轻重无误；就事而言，达于买卖公平，以息争端。所以第三个“权”概念又为品评事物、判定是非的准则。最后，“拳术”与“权术”音义并同，而“权”在“衡”下，随物轻重而进退，二者结合，第四个“权”概念就是“权谋”或“权变”。通过梳理上述四个步骤，他得出结论说：“从‘拳力’或‘勇力’（包括‘拳术’和‘技术’）到‘权力’或‘能力’及‘力量’；又到‘标准’，最后到‘权谋’或‘权变’。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次第，而不是文献上的历史年代顺序。这四个步骤，代表生产、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的具体‘权’概念，对这些具体的概念加以概括和总结，就形成‘权’的方法论，亦即用‘道’的原理原则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的工具。”
总之，赵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证和研究，不仅说明了“权”的历史起源，梳理出“权”如何由“秤锤”演变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权说”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考定错简断章，还原《论语》“权说”本义
赵先生针对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错简问题和朱注的断章问题进行了考定，由此揭示出孔子权说“反”的特点、发端地位及其理论内涵，提出了诸多创见。
在他看来，何晏《论语集解》“可与共学”章的经文在经学史上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前半章即“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本来是文字传抄倒误，而朱熹的《集注》却将错就错地照搬过来；二是后半章即“‘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本来是孔子权说的要害，反而被朱熹的《集注》武断地割裂开来，分为独立的另外一章。
先说错简问题。他通过考证《毛诗正义·绵》、《说苑·权谋》、《唐文粹》冯用之《权论》引、阮元《（论语）校勘记》等诸多文献，确认何晏《集解》、朱熹《集注》“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存在文字传抄倒误。因为程、朱都说《论语》这一章“学、道、立、权”，是指认识深浅的四等人，或认识发展的四个阶段。然而依照程、朱之说，则这一章明显与《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认识发展顺序相矛盾。与此相似，孔子自述其认识发展过程是从“学”到“立”，而不是《集解》、《集注》的从“学”到“道”。据此，他断定《集解》、《集注》的经文“是出于抄写倒错，而汉唐人所引的经文，其所表示的认识发展过程，由‘学’而‘立’，由‘适道’而‘行权’，则为孔子的本义”。可见，朱熹“《集注》经文之为错简，确然无疑”。在他看来，该章的正确语序应该是：“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若从义理上说，这是因为：“‘行权’的方法，从‘适道’的原理而来；亦即‘道’是‘权’的本体，‘权’是‘道’的应用，‘体用一源’，不容在‘道’‘权’之间，一个‘立’字。必须先‘明道’而后才能将原理应用于实际；此即古人所说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亦即今语所说的‘方法论从属于世界观’”。
再看断章问题。他提出“唐棣之华”以下六句二十七字，在何晏《集解》本中本来和“未可与权”为一章，而朱熹却武断地将其分割为两章。他对朱熹提出“‘唐棣之华’而下，自是一段；缘汉儒合上文为一章，故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的观点，辩驳道：“这是从我划线，唯我主义的武断，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是，恰巧根据这个毫无根据的理由，把完整的一章分割为两章，通过朱熹的《集注》长期流行于世，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经书，官本……一经《集注》割裂开来，前半章‘权’字的方法论意义，模糊不清，遂启后世的长期纷争；后半章成了断头的蜻蜓，也就陷于不可理解的迷雾里面。”又说：“程朱由于反对汉人‘反经合道’的权说，硬将全章分割为二，强指‘唐棣’以下廿七字与‘权’义无关，而归之于‘不可解’，遂使孔子本义，陷于残缺。”因此，他认为，“唐棣之华”和“未可与权”两段经文，“在思想上同是言‘权’，在逻辑上首尾一贯，理应为一章而不可分”。
在考定错简和断章的基础上，赵先生进而概括出孔子权变方法论的特点——“反”。他提出“未可与权”以上是说“权”的来源，“唐棣之华”以下是说“权”的方法论特点。“‘偏其反而’的‘反’字，正是孔子权说的方法论特点。”他通过对金文和《说文》等字书的考释，认为“反”字的本义是用手加在上面的压力、挡在前面的阻力，为“行权”铺平道路。因此，“反”字和“曲手成拳”（“（扌雚）”），延长为“秤锤”，缘“衡”（“秤杆”）左右进退，称物以得其平的“权”字，实为异流而同源，亦即“反”与“权”都是从“手”的劳动力量或技艺演变而来。这说明“反”与“权”在义理上是相通的。就“反”而言，又有“背反”与“反归”之别。所谓“背反”，就是一往直前，正面决裂，拒绝绕弯前进的方法。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反”与“偏其反而”的“反”相抵牾。所谓“反归”，即“不从正面而从侧面，不是一往直前而是以退为进的特殊的‘反’；不是由合而分，彻底决裂，而是由分而合，复归于和谐”。于此可见，“偏其反而”之“反”是“反归”之“反”，并非“背反”之“反”。孔子也正是用“唐棣之华”的“偏其反而”的特点为比喻，以说明“偏其反而”而后“复归于合”，即“权道反而后至于大顺”。
在他看来，孔子权说具有“反”的特点，才使其在中国权说史上占有发端地位：一是完成了“权”由“秤锤”转化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他说：“孔子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过渡时期，欲‘为东周’而力不从心，又贱视劳动而特重‘学《诗》’，从‘唐棣之华，偏其反而’的植物现象中，用拟人主义的认识论，类比出‘反而后至于大顺’的‘权道’，这样，就完成了‘权’字从‘秤锤’转化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又因为这个意义的‘权道’，从黄花木而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改为从‘木’；从此，‘权’行而‘（扌雚）’废。”二是对先秦诸子“权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道家《文子》、法家《尸子》提出“屈寸而申尺”，孟子提出以权济礼，《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等观点，“都和‘偏其反而’的精神一脉相通；从此可见孔子权说，在先秦的传播和影响，亦即证明了先秦的诸子权说，实由孔子发其端”。三是对后世“权说”的形成具有发端地位。他说：“汉宋清三代的权说，持论相反，而皆以注解《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形式表达出来；从此又可见孔子权说，在中国权说史上的发端地位。”
他不仅对孔子权说的特点作了概括和分析，而且还就其理论内涵进行了阐发。他指出：孔子“学、立、道、权四阶段，相当于从知识到信仰，再到主义，最后才发展到方法”。“权”就是把原理原则应用于实际，使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可见，方法论（“权”）从属于世界观（“道”），但世界观并不等于方法论。“从正确地理解原理原则，到正确地掌握方针、方法，还有一段艰苦磨练的探索过程；只有理论而无方法，无济于事；亦即口头上讲说理论较易，化理论为方法而见之于行为则难……说明‘权’的方法与相对固定性范畴的原理原则不同，它随时随地而异，所谓‘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并且往往以与原理原则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看来，“权道”真是难以言表，唯一的好办法就是借《唐棣之华》之诗来比喻。孔子也正是从黄花木之花先反而后合的特点，才悟出“权”的方法的，并总结出“反而后至于大顺”的权变规律。
由于“权”的多变性并以“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无论是“知权”还是“行权”都是极其困难的，除《论语·微子》“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唯一许人“知权”的记载之外，“《论语》全书，未见孔子许任何人为‘知权’，亦未见其以任何言行是‘行权”。赵先生通过考证南朝经学家皇侃《义疏》、清儒朱彬《经传考证》“身中清，废中权”的注疏，提出孔子所许“行权”的大概意思是：“形势不宜前进，则主动后退以免‘世患’的行动方法。似此，‘行权’乃出于考虑的明智，所以又称为‘权智’；其意在于变换道路，绕弯前进，所以又称‘变通’。”如果用现代哲学语言说，“‘权’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亦即今语所谓方法论”。
关于孔子“行权”的目的，他认为是“复礼”。他说：“孔子的‘行权’实践，是用‘偏其反而’的方法来实现其‘复礼’的愿望。这是因为：所谓‘一贯之道’，以及‘闻道’‘学道’等‘道’字都是指礼乐大道而言，从而所谓‘行义以达其道’，也就是以‘权权’而‘复礼’的意思。这样看来，就其‘复礼’不能直道而行，须变换道路以‘用权’来说，是谓‘偏其反而’的‘反’字在发生‘背反’作用；就其‘行权’所以‘复礼’来说，是谓‘反而后合’的‘合’字之终‘至于大顺’。由此可见，孔子的权说，被‘礼’的精神贯彻始终。”在《论语》中，由于“礼”是不明历史来源的先验范畴，因而孔子权说中的“反”字，其辩证的观点只能是唯心的辩证法因素。这其中虽然具有“可供批判继承的方法论遗产，但亦正因其属于唯心论，故对于史墨的‘物生有两’的唯物的直观辩证法，持反对态度。这是春秋过渡时期维新与变革两种政治主张在方法论上的反映”。显然，这是他对孔子权说哲学性质的判定。
由上可见，赵先生凭借深厚的文献考据功力和精湛的理论分析，对《集解》、《集注》的错简和《集注》的断章问题的考定，对孔子权说特点的概括、历史地位的判定及其理论内涵的阐发，不仅前后逻辑一贯、义理圆融，能够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而且也是对宋儒成说的突破，从而把孔子权说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运用辩证方法，发掘高拱权说精华
赵先生“权说”研究的另一重要成就，就是对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权说的辨析和考证。
在赵先生之前，著名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先生曾于20世纪40至60年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和《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三篇论文，对高拱作了开创性研究，对其权说的价值也有所论及，但却没有具体展开，更无详细考证。而赵先生则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高拱权说的精华和缺失作了全面辨证。
高拱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会试，典试春官，以“权”策士，其程文“附于《论语·可与共学问辨录》后面久被埋没，知之者寡，而在中国权说史上，实为罕见的重要文献”。在这篇程文中，高拱对汉儒“反经合道”说、宋儒程颐“权即是经”说、朱熹“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及其所派生的一些观点，均有批判，在破立双行中，成一家之言。“其中既有直观辩证法因素，又有形而上学渣滓”。
那么，高拱权说中有哪些直观辩证法因素呢？对此，赵先生主要概述了五个方面：
其一，“权”是普遍性的方法。高拱说：“夫权也者，既以轻重言，则是无常变、无巨微，而无不为之低昂者也。非谓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无时无处，无非权也，是日用而饮食者也。由是观之，权之为用，常耶变耶，无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识也。”对此，赵先生诠释说：“高拱以为：不分‘居常’或‘处变’，均需‘用权’，方能符合‘当然不易之则’，‘而无过不及之差’。明系以‘权’之为用，不限于一隅，而为一个普遍性的方法论范畴。此点，颇有特识。”高拱“以‘权’为一个普遍性的方法论范畴，不论‘居常’、‘处变’，都必须‘用权’。单就这个方面说，自有其正确的意义”。可见，他对高拱权变方法的普遍性或普适性的阐发，是一大理论创新。
其二，“权”是“圆而通”的认识方法。高拱说：“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是圣人之事，而学之仪的也。圣人圆，而学圣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终而愈方焉，则遂失其圆也。圣人通，而学圣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终而止一隅焉，则遂失其通也。夫学不至于圣人，非成也；不能权，非圣人也；非圆非通，不可以与权也。”对此，赵先生作了阐释：“‘圆通’为佛学名词，义无偏缺，无障碍。译为现在认识论用语，则‘圆’与‘方’相对，是指对于问题作全面考察，而避免片面性；‘通’与‘一隅’相对，是指对事物从相互联系中认识，（如所谓‘观其会通’）而切忌孤立地攻其‘一点’。高拱认为，处理问题，认识事物，从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开始，是当然之理；而始终囿于‘一方’，株守‘一隅’，就不是‘能权’，就不能求得真理，尤其不能应用真理于实际……在这一点上，高拱的‘权’说，显示出直观辩证法因素。”又说：“高拱于此，指出‘方’而‘不圆’的片面观点，为‘胶柱一偏之说’；‘执一不通’的孤立观点，为‘株守一节之行’；并斥之为与‘大道’（即‘圣人之权’）相对立的‘曲学’，是对于上文所谓‘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云云一节的进一步发挥。其赋有直观辩证法意义。”在此，他对高拱“圆而通”的权变方法的研究实为重大突破。
其三，“权”是因时因地因事因变而灵活变通的方法。高拱说：“夫圣人之所以用权者，何也？试观之《易》：夫奇之为阳，偶之为阴；阳以健施，阴以顺受；人所知也。然阳或变而之阴，阴或化而之阳；刚或摧而为柔，柔或往而从刚；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故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对此，赵先生诠释说：“此言客观事物，其为阴为阳，为柔为刚，相互转化，变动不居；其矛盾性质、运动规律，亦是‘事以位异’，‘法以时迁’，‘理不可定’。所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不能执一不变，而必须‘当位’以‘易事’，‘趋时’以‘更法’。亦即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随矛盾性质不同或性质虽同而发展阶段不同，确定不同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所谓‘道之变’的‘权’的方法。亦即‘圣人所以用权’的‘《易》学’根据。”在此，他对高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具体解决的辩证分析，尤为精允。
其四，“权”既有“圣人之权”与“非圣人之权”之分，又有“良民之权”与“奸民之权”之别。关于前者，高拱说：“世又有所谓‘权谋’、‘权术’者，其为害甚大，亦可谓之权欤？夫权，信难言，然圣人之权，既所当求；非圣人之权，又所当择，则不可以无言也。”对这一观点，赵先生分析说：“高拱于此，将‘权’概念分为两类：‘圣人之权’与‘非圣人之权’（指‘权谋’‘权术’）。并指出：前者为诵法孔子者‘当求’，后者亦所‘当择’。‘择’字训‘别’，即对于众所唾弃的‘权谋’‘权术’，亦必须进行分析。此乃将方法、技术、名辩视为无阶级性范畴。此点，不仅为高拱权说的精髓，在中国方法论史上，亦是无与伦比的硕果。”
关于后者，高拱举例说：“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御寇，而奸民以之为寇。苟徒以良民之御寇也，而遂纵于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为寇也，而遂禁于良民，可乎？顾视所用何如耳。奸民之权，既任之而不知择；圣人之权，又畏之而不敢求；是常使御寇无具，而为寇有资也。”对此，赵先生解释说：“高拱指出：‘权’犹‘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其社会、政治作用，视为何人所用而转化。弓矢戈矛，‘良民以之御寇，而奸民以之为寇’；其应‘纵’应‘禁’，不能一概而论，尤与‘利器’的利钝无关，而完全取决于‘所用何如耳’。同理，‘权’之为‘利器’，被野心家‘窃之’，为‘权谋’、为‘权术’，‘能使天下多事’；但是，为‘出于所学之正’者‘用之’，则又‘为仁义之宰摄，为礼乐之宗正’。故‘所恶于权者，为其窃也’，而非迁恶于‘权’的本身的方法效能。高拱特别强调从‘所学之正’与否，变换对于‘权’的‘当求’或‘当择’，亦富有方法论从属于世界观之义。高拱此一论断的直观辩证法因素……在于阐明事物一旦超出条件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对立物转化。”在此，他对高拱提出行权的社会政治价值、道德价值是随着行权主体和行权目的的不同而不同的辩证分析，甚为确当。
其五，“权”是从后天的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方法。高拱说：“求之以问学，练之以事行，会之以深思，涵之以积养，渣滓既尽，自圆自通。”对此，赵先生辨识说：“高拱认为，‘权’非天生，乃从学问、事行、深思、积养等后天经验中得来。”他又以高拱“三国人才可与权”为例，说道：“从形势需要和政治结构中探求可权人才的源泉，其中寓有历史唯物论的因素。此种观点，实为高拱权说中最珍贵的一环。”
在赵先生看来，高拱权说既有直观辩证法因素，也有形而上学缺失，主要有三：（1）“以权言道”比喻的局限性。对高拱“夫权，秤锤也。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圣人借以言之。今必审察乎秤锤之所以为用者，而后可与言道之权。苟有一毫弗类秤锤者，即非权也”的观点，赵先生辨析说：“道之妙用，诚有一部分似乎权。但是，正如一切的比喻都不免于片面性一样，由‘秤锤’所得的世界认识，亦限于量的增减，对于质的转化，非所能辨……高拱竟而忽视‘以权言道’的比喻的局限性，将其绝对化，普遍化，断然宣称‘苟有一毫弗类秤锤者’，则‘亦不可以为道之权矣。’并进而以‘反经合道’的直观辩证法权说为谬。”（2）只见相成不见相反的片面性。在他看来，“权”与“衡”作为矛盾的对立面，本来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而高拱却“只见其‘相须相成’，而不见其‘相对相反’，遂自陷于形而上学藩篱，暴露出所有古代唯物论的根本缺陷”。“高拱对于‘权’‘衡’关系，只见其相成而不见其相反，从而对于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亦即只见量变（经）而不见质变（权），终至以‘反经合道’为不可能，自陷于形而上学。”（3）“以中庸释权”之谬。他对高拱“《中庸》一书，为下学而作，其言无过不及，随时取中，皆权说也；而特未揭乎权之名。学者袭口耳、昧心识，言中庸而不言权，不知中庸之即权也”的观点，提出辩驳：“以中庸释权，实即以矛盾调和反对对立统一；所以指‘反经合道’说为由于‘不知权之为中’。朱熹更明确地说：‘不中则无以为权矣。’高拱以‘《中庸》一书，皆权说也’，明系承袭程朱的谬误。”尽管高拱权说有上述缺陷，但“高拱权说中的直观辩证法因素，颇为鲜明和丰富，在中国方法论史上，是应当批判继承的珍贵遗产”。应该说，赵先生这一总体评价是准确的。
简评
从儒家经权范畴研究的现状来考察，不难看出赵先生“权说”研究的独创性及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
其一，学术界对经权范畴的研究仅仅偏重于经权关系的论述及其发展过程的梳理，提出“权”是灵活性、变通性方法或特殊性措施，至于“权”的历史起源及如何由“秤锤”演变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等问题则没有考证和研究；赵先生从生产工具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视角，通过诸多文献的缜密考释，提出从“拳”到“（扌雚）”再到“权”，是“权”的字形演变和字义发展的历程，从“拳力”、“勇力”到“权力”、“能力”再到“标准”最后到“权谋”、“权变”，是“权”由“秤锤”演变为“方法”的逻辑过程，显然，这是“权说”研究的深化和突破。
其二，既往对孔子权说的研究，囿于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字面含义、伦理价值的论述及其对汉、宋、清儒家权说的发挥，没有追根溯源地考证该章经文的错简和断章，更没有揭明孔子权说的特点；而赵先生通过大量文献考证，确认何晏《集解》及沿袭《集解》而来的朱熹《集注》的经文“学-道-立-权”为错简，朱熹《集注》分割“未可与权”和“唐棣之华”两章为断章，据此考定《论语·子罕》“可与共学”章为“学-立-道-权”，“未可与权”与“唐棣之华”为一章，从中揭示出孔子权说“反”的特征，其发端地位也由此而奠定。无疑，这是孔子权说研究的创新之论。
其三，赵先生在嵇文甫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通过对高拱权说的全面辨证，提出其中既有直观辩证法因素，又有形而上学缺失，在中国方法论史上是应当批判继承的珍贵遗产。可以说，这是对嵇先生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