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5 12:55: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资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第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证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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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指上2600点、深指重回万点的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又一次站到了对立面上。两个对市场走势举足轻重的资本分歧再现，将给后市带来如何的影响呢?
产业资本减持提速
以大小非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减持，被认为是A股市场的“下山猛虎”。在市场不断走高之时，这只“猛虎”又蠢蠢欲动了。
截至5月13日，共有49家上市公司减持公告，股东减持股份合计达到了3.84亿股。根据交易平均价或变动期间股票均价计算，市值约为32.29亿元。而这期间的交易日只有8个，5月份平均日减持股份数量为4798万股，减持市值为4.04亿元。5月以来，被减持规模最大的是紫金矿业，自然人股东柯希平减持该股票7476.69万股，市值约6.64亿元。实际上，紫金矿业原始股东股份刚刚于4月27日起上市流通，柯希平就在4月27日～5月5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2110万股、5366.69万股。此外，保利地产、韶能股份、瑞贝卡、南玻A、中国中期、建投能源和国恒铁路的被减持股份市值也均超过了1亿元。
与近期不断增多的减持行为相比，股东的增持变得越来越少。5月以来，没有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而在今年4月份，攀钢钢钒、*ST雅砻、ST兴业、江苏舜天、超声电子、中钢天源和锦州港曾披露了股东增持的情况。其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增持攀钢钢钒股份合计4.23亿股。
今年3月份，德豪润达、西昌电力、张江高科、中科英华、深鸿基、景谷林业和恒顺醋业等公司股东也出现了增持行为。从数据来看，随着市场反弹的延续，上市公司股东变得越发理性和谨慎，增持行为逐渐减少，而减持行为不断增多。
“随着股指不断地攀升，产业资本逢高减持的冲动正被逐渐调动起来。”国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汤小生表示。深圳一位资深私募经理也指出，产业资本减持提速的信号表明，经过一轮较大反弹后，部分个股的估值水平已超出产业资本可“容忍”范围，“和去年底大举入市抢筹不同，现在产业资本开始觉得A股变贵了。”
机构资金大举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减持风的袭击并没有阻挡A股强势上攻的步伐，5月份第一周上证指数累计上涨5.98％创出近7周的最大周涨幅。
4月份以来，以机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与以大小非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操作相反，成为目前A股市场最热闹也是争夺筹码最激烈的一道风景。4月份大小非合计减持市值2062.13亿元，5月份第一周减持3283.2亿元。不过，以机构为代表的市场金融资本近期大量涌入A股市场，4月份机构资金净流入172.27亿元，5月份第一周机构资金净流入规模高达199.34亿元，比4月份全月还高出27.07亿元。
在这场你走我往的大戏中，A股强劲上涨显示出金融资本已占据上风。据统计，4月份大小非减持的58家股票中，除梅花伞、一致药业出现股价下跌，其余股票均觌上涨，且13家涨幅超过10％。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的啤酒花、开元控股等个股4月份以来股价涨幅超过50％，显示同期机构资金正净买入这些股票。由此可见，不断涌人的金融资本让这次反弹行情不再惧怕大小非减持。
“机构资金主要是流入了大盘蓝筹股。”莫尼塔策略研究主管张志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宏观经济面的逐步向好，以及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少，机构投资者的配置重点也将从题材股和中小盘个股转向估值较低、业绩增长较明确的大盘蓝筹。随着机构等金融资本逐步深度介入，基金、保险、社保等主力资金看好的石化、能源、机械设备、电子信息等蓝筹股将有一定表现，在这场接力行情中担当重要角色。
张志洲认为，无论是大小非等产业资本还是普通投资者，在对实体经济拐点的把握上，肯定远不如机构等金融资本。“在股指较高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和产业资本可能会产生逃跑的念头，从而错过了大盘蓝筹的长期机会。”
对于持续流入的机构资金性质，汤小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近期新发的基金建仓所为，包括部分前期踏空的保险资金。”
分歧或导致个股分化
截至5月8日，沪指报收2625.65点，较去年底部时的1664.93点上涨57.7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出现巨大分歧，将给后市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呢?
“这主要是两种力量市场对估值判断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可能将造成后市个股的行情出现分化。”前述私募经理如是判断。张志洲也认为，随着机构等金融资本逐步流入，后市大盘蓝筹股仍将继续近期强势的表现。其中，石化、银行、地产以及焦炭等板块值得投资者关注；而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前期上涨较快、估值偏高的中小盘股和题材股，大小非减持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对其股价也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电影产业；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转型
中图分类号J94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接近300亿人民币，而这个数字在十年之前的2004年才刚过15亿。2015年的票房增长更是快得惊人，仅7月份一个月全国电影票房就54.9亿。超过了2002至2005年全国票房的总和。与此同时，影视产业的并购潮更是炙手可热，2014年的并购案例中，平均每6天就会在行业内发生一起影视类的产业并购案，1600亿元的资本如猛虎下山般扑向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大文化产业。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票房的高速增长，还是电影产业的并购升温，金融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资本与全球经济金融化
对于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几乎任何一个产业而言，都存在着产业资本（或称“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种非常重要的资本表现形式。需要明确的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是就资本的存在形式来进行区分的，而是就利用资本的行为者及其目的来进行区分的。
关于这一点，卡萝塔・佩蕾丝在其经典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表述：“金融资本代表了以货币或者其它账面资产持有财富的那些当事人的标准和行为。他们可能获得利息、红利或者资本利得，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手段，最终他们的目的仍然致力于以货币的形式拥有财富，并使其增殖。从本质上讲，金融资本正是重新配置与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者。相比之下，生产资本则体现了那些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创造新财富的那些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这些当事人向金融资本借入货币，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然后与其分享所创造的财富。如果他们使用自己的货币，那么他们事实上要执行两种职能（笔者注：即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两种职能）。作为生产资本，其目的在于为生产而生产。他们在本质上是建设者。”简而言之，产业资本通过从事实际生产而赚取利润，金融资本通过从事借贷或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即钱生钱，来实现资本增殖。
金融资本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天生的逐利性，它们在本质上是无根基的，哪里有利润，它们就会迅速的流向哪里，它们会广泛投资于大量的产业、企业或者产品以趋利避害达到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虽然产业资本也以盈利为目的，但它却会较长时期地专注并扎根于某一自身所能胜任的产业、地域、企业或者具体产品，经历产业的形成、成长、成熟乃至衰退，并在这个过程中直面风险、探索创新或寻求转型。
金融资本或者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它一方面可以投资于实体经济促进产业快速发展而获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依靠吸收更多金融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形成泡沫而获利，因此，金融资本在各国都受到高度重视。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当金融资本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时候，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经济金融化。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不断扩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且在非金融企业拥有的资本中，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也在上升，金融部门在国内利润中所占比重、来自金融业的利润在企业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均在不断上升。”在全球领域，这一进程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发展，90年代加剧并异军突起。
在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也表现得日益明显，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以及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房地产业、出口外贸业等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相比之下，金融领域仍然有着较高的预期利润，这就使得很多产业资本不愿意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反而从产业部门中游离出来转向流动性和利润率都较高的金融领域进而形成金融资本，并最终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可以更为自由灵活的根据自身对于利润预期的判断选择到底是流向纯粹的资本市场还是流向新兴产业领域，或者流向更为复杂的全球资本市场。
这样，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蔓延，“金融资本作为一种隐遁的决定性力量，其扩张性的逻辑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超越空间领土范围，全面控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主导着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就某种意义而言，全球化的展开方式是金融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金融化趋势使得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获得了更大话语权甚至是支配性力量，进而凭借其强大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全球任何地域、任何产业或者任何一家具体的企业长驱直入，影响着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的兴起与衰退以及企业横向纵向的重组整合。
二、中国电影从产业经营到资本运营的转型
通常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在经济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时，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经济周期在时间上常常是不同步的，有时甚至出现逆势上扬的情况。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低迷却没有影响到电影产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这个产业的极大繁荣。美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因经济箫条而导致低价产品（口红）热卖的经济现象叫做“口红效应”。事实上，经济不景气会使得人们的消费就转向购买廉价商品，电影票也是类似于口红的一种廉价商品，它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心理慰藉。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下行周期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电影产业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相应地，传统实体经济的利润降低使得大量闲置资本从那些领域游离出来形成金融资本，并迅速流向价值被低估的电影产业等新兴领域。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多年快速成长之后，虽然跟国外比起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毕竟中国的电影产业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无论在内容创作、拍摄手段、特效制作，还是在演员阵容、营销发行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电影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说，电影产品在市场方面存在着同质化激烈竞争的事实和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而就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不同类型的电影企业而言，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它们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一定的产业资本。产业竞争已经从成长期的电影作品竞争进入到产业整合的转型阶段。电影产业的整合沿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方向，不同的企业存在不同的整合路径。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电影集团的整合普遍趋向于大资本、大融合的集团化模式，资本运营是国际大型电影集团的常规战略手段。“总的来看，电影产业的集团化是多元资本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别展开并互相渗透的”，而在集团化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才能将电影企业做大做强，仅凭借产业资本的缓慢积累则难以快速实现这一目标。电影领域的产业资本也恰恰需要借助更强大的金融资本以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说，当电影产业和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由于内在的扩张动机而导致产业对金融资本需求的不断增大。
因此，通过资本运营扩大规模、整合资源，成为中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谓传媒资本运营，就是将传媒所拥有的可经营性资产，都视为有经营价值的资本，通过价值成本的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途径进行运作，优化传媒资源配置，扩张传媒资本规模，进行有效经营，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电影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资本运营的手段进行融资、兼并和结构调整，实现自身的几何级数增长。而资本运营模式与产业经营模式最关键的差异就在于金融资本的介入，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电影产业或企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1）。图1中A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在第二阶段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B企业没有采取资本运营的方式，仍然按照产业经营的思维缓慢的进行着资本的积累。对于电影产业而言，产业经营阶段的电影企业经营重心放在了电影作品本身上面，而电影产业的资本运营突破了单纯的电影作品生产销售的限制，它的运营中心不是电影产品本身，而是资本，这就使得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电影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资本和资源的集聚与整合，并通过规模化、多元化、一体化等多种方式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实现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的保值增殖。这对于我国的电影产业和企业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
于是，我们发现，电影产业中部分较有实力的企业，除了继续通过电影制作发行等产业经营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之外，还开始通过资本运营的手段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例如2009年华谊兄弟的上市、2013年开始的电影产业并购潮等，而企业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更多的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希法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这样，电影产业的发展对金融资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依赖性，产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当然，电影产业也在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下显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三、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主要表现
2015年的中国电影票房，首先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就站上了百亿大关，之后在暑期档的整个7月就高达54.9亿元，此外，《捉妖记》创下了国产单片电影22亿元的票房神话……一系列中国电影市场快速扩容的表现，背后都与金融资本对电影产业的支持有着巨大的联系。“金融资本能够推动产业资本运动更快更好地发展，能够提高产业资本的利用率，能够促使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在一起，从而更加有利地推动产业资本规模的扩张。”随着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集中到了金融机构形成了金融资本，然后再分配给电影产业中的产业资本家使用。无论是银行贷款、基金投资还是电影众筹等，实际上都是金融资本的重要形式。具体而言，金融资本在电影作品的投资、电影企业的资本运作和电影产业的并购整合方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电影项目投资
2014年，7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提出要“鼓励银行金融机构，为电影信贷提供支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创投基金投资电影产业”。事实上，在电影作品的拍摄制作方面，除了电影产业自身积累的产业资本之外，包括银行（债权）、投资基金、民间资本、互联网金融等在内的多层次金融资本也已经全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和宣发环节，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当前中国电影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提升。在银行贷款方面，随着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传统制造产业和房地产业近两年的持续走低，银行也加大了对电影产业的贷款扶持力度。早在2006年招商银行就曾经向《集结号》投入了5000万元的无担保贷款，近年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也曾分别获民生银行1.5亿元和北京银行1亿元的贷款，以往电影项目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银行贷款支持电影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电影产业投资基金方面，近几年来几乎每一部票房较高的国产电影背后都活跃着电影产业投资基金的身影。2013年8月博纳影业联手诺亚控股、红杉资本发起的博纳诺亚影视基金（第一期）投资的影片中，共有5部上映，分别是《澳门风云》《窃听风云3》《盗马记》《白发魔女》《智取威虎山》，累计票房17.36亿，电影项目层面的平均收益率在30%以上，基金所代表的金融资本的收益也超过了20%。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娱乐宝。网民出资100元（1000元封顶）即可投资热门电影作品，预期年化收益率7%，首期募集资金大约在7300万元左右，投资于阿里参与的4部电影《小时代3》《小时代4》《狼图腾》《非法操作》和1个游戏《魔范学院》。此外，《大圣归来》则尝试了电影众筹的方式，获得了来自89位投资人780万元的金融资本的支持，这项投资预计将获得本息约3000万元的回报，平均每位投资人可获得25万元左右的收益。
（二）电影企业上市
中国的电影产业以前对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更少有人懂得上市对一个企业所产生的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直到华谊兄弟在创业板挂牌成为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影视企业之后，很多电影产业的从业者才开始意识到，上市为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首次公开发行的融资机会，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上市将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通道打通，进而获得了持续资本运营的能力。这样，如何以产业经营为基础，有效地运用资本运营的手段，使企业获得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发动机，成为很多电影企业开始重点思考的问题。借助于资本市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融合互相转化，资本市场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渗透提供了更加直接和便利的场所。2009年上市之前的华谊兄弟仅仅拥有6家全资或控股公司，但是上市之后通过短短五年的资本运营，借助更强大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它在电影作品本身的产量和规模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以电影为核心逐渐向多元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成长为拥有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电影公社、文化城、主题乐园、游戏、新媒体等集影视娱乐、实景娱乐、主题公园、品牌授权、电商平台于一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可以说，上市为电影企业提供了一个更方便获得金融资本的融资平台或资本工具，上市之后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用于企业的发展和扩张。在华谊兄弟之后，华策影视、保利博纳、光线传媒、华录百纳、新文化、中影集团、上影集团、万达院线、保利文化、唐德影视、天马影视、幸福蓝海影视、金逸影视等电影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的企业陆续在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随着新三板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影视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搭上行业大发展的“资本快车”。
（三）电影产业整合
产业整合是电影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内在要求，在产业加速发展和快速整合过程中，金融资本为电影产业提供大量的货币资金，实现电影产业的集中与整合。而电影产业则通过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金融资本，从而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无论对于传统产业还是电影产业，并购都是产业整合的重要手段，当前电影产业的并购主要有横向兼并、垂直整合及跨界收购等三种表现形式。
1.横向并购。当电影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互联网+”带来新的技术冲击和转型机遇的时候，电影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并购扩张、加固主业等手段来赢得新的发展机遇。华策影视收购克顿传媒，华谊兄弟收购常升影视，光线传媒入股新丽传媒等并购案例，就是通过横向并购的方式来提升产业集中度的。
2.纵向并购。打通电影产业的上下游进而形成完整的电影产业链是很多影视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尤其是一些影视类的上市公司，希望通过纵向并购整合电影上下游的产业链，确立并巩固自身在电影产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虽然阿里影业在2015年上半年净亏高达1.5亿，但该公司仍计划在未来一年投入至少20亿元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整合。如此充足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注入的大量金融资本，使得阿里影业有机会在内容创新、投资、研发、制作和发行等环节不断探索互联网元素和传统影视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为融合互联网基因的全产业链影视娱乐巨头。
3.跨界并购。很多传统领域的上市公司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经营压力以及自身转型的内在需求，会选择跨界并购一些新兴的高成长性产业中表现良好的企业。例如电影公司等，以期获得更大的资本效应和媒体效应，进而迎合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盈利的需求。中南重工10亿元收购大唐辉煌100%的股权，皇氏乳业7.8亿元收购盛世骄阳100%股权，喜临门作价7.2亿元收购绿城传媒100%股权等，都是典型的跨界并购的案例。但是也有质疑认为这些传统产业的上市公司跨界并购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寻求转型和重生，而是在于借助影视的概念助推其二级市场的股价飙升进而达到管理市值的目的，这无疑也是金融资本逐利性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中国电影产业，文化金融论抑或文化资本论
电影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骨子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金融资本要借助电影产业的实体实现钱生钱、利滚利的价值增殖，电影产业要利用金融资本的手段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目标。二者都希望能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这场“恋爱”是由电影产业主导的呢，还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呢？通常的回答都是产业为本，金融为器。也就是说，资本也好，金融也好，只是发展和繁荣电影产业的工具罢了。无论对于政府政策而言，还是对于产业资本而言，金融是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也都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图景而已，于是关于金融支持电影产业的文化金融政策密集出台。我们将这种观点和立场称为文化金融论。它将电影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放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内进行探讨，核心是要通过借助资本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实现文化资源资产化、产业化和金融化，并形成金融支持电影产业发展的文化金融新业态，为电影产业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成体系的金融支持。
然而，在当前电影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模式相互交织、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的情况下，金融资本来势凶猛，它是否真正能够按照政府和产业所希望和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其金融支持产业的功能而不对电影产业造成伤害呢？还是它将充分利用转型过程的空当，不顾一切地展现出金融资本最本质的逐利面容，使电影彻底沦为一种经济附属呢？这样，将会是金融为本，产业为器，“产业公司由凯恩斯和熊彼特所描绘的经济的发动机转变为其首要任务是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即工人、消费者和管理者）来增加大股东的报酬及决策影响力，服务于大股东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食利者”，这样，电影产业就演变成了金融资本的获利手段。我们将这种观点和立场称为文化资本论。由于包括电影在内的我国的文化产业都还相对的处于成长期，尚未形成强大的传媒集团和产业资本，在此时大量的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进入。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投机性和对电影产业的过度热捧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产业泡沫，另一方面随着电影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会造成产业资本对业外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越来越多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之于产业，可以是淡水，但却更可能是海水，越喝越渴，越壮大越依赖，甚至使得原本积累的大量产业资本转而流向资本运营领域成为金融资本，企业家不是苦心经营自身的事业，而是热衷于按照金融资本的逻辑一味浮躁地追求规模和利润。
Abstract : As an integral part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flows is influenced by business cycle and trade factors， international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s ，capital account management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cy intention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t result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bjective certainti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n-made driving forces by relevant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apital flows is characterized with unprecedented complexity，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its benefits is possessed of visible inequality. ， the complexity and inequality will not influence the objective sustainability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apital flows ，Driving 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 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 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的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 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 ，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 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 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关键词：科技产出 金融资本 科技金融 相关性分析
引言
在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中，科技金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科技金融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与金融结合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客观现象与动态过程。从广义来看，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为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机构等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源综合配置与创新服务，是实现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
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机制
从金融结构来看，科技金融合作机制由主业和环境两部分构成，其中，主业包括科技财政资源、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资本市场、科技贷款和科技保险五大部分，环境包括人才、政策和配套服务，主业和环境紧密结合形成了循环机制。在科技金融合作机制中，科技财政资源是指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和科技税收政策，为科技活动提供金融支持，主要支持基础性的研究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是专业投资机构在承担高风险的前提下，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扩张期的高成长性企业投入权益性金融资本；科技贷款是为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提供的债务性金融支持；科技资本市场是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除创业风险投资之外的资本市场，主要包括：债券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所、新三板市场、创业板、主板和中小企业板；科技保险是针对科技活动风险、高新技术企业运营风险和科技金融工具风险进行保险，包括商业性科技保险和政策性科技保险；科技金融环境是指科技金融各种工具运行的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环境，是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科技金融的主业和环境紧密结合形成了循环机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数据选择与方法
本文选取北京中关村2000-2010年的年度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分析，以中关村科技企业总收入（y）来衡量科技产出，以负债性融资（x1）和股权性融资（x2）来衡量金融状况，数据来源于中关村企业数据库和中关村管委会数据统计。本文对以上数据取自然对数，减少时间序列异方差问题，易于得到平稳性序列，同时，在因果分析中，运用对数得到的弹性值比绝对值更有意义。按照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步骤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检验结果，采用数据序列的对数形式得出回归模型，进而分析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ADF）
在ADF检验中，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给定时间序列的滞后阶数，采用简易有效的画图法确定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的选择。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原序列ADF检验的T统计量和P值显示不能拒绝该序列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科技企业总收入、负债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的原序列都不是平稳的；而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值显示各差分序列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有变量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用ADF协整方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也就是检验相应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即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的T值为-2.514195，P值为0.0180，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表明科技企业总收入与负债性融资、股权性融资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科技产出与融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确定科技产出与融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X2不是X1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拒绝“X1不是X2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因此，负债性融资是股权性融资的格兰杰原因；在9%的置信水平下，既拒绝“Y不是X1的格兰杰原因”，又拒绝“X1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科技产出与股权融资互为格兰杰原因；在6%的置信水平下，拒绝“Y不是X2的格兰杰原因”，不拒绝“X2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科技产出是负债性融资的格兰杰原因。可见，负债性融资与股权性融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科技产出与股权性融资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科技产出与负债性融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四）回归分析
基于以上检验可知，科技产出（Y）与负债性融资（X1）、股权性融资（X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而，用回归分析确定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因为X1和X2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996583， 因此应舍去其中的一个变量来构建模型。
回归结果1：
lnY=-0.074827+1.049852lnX1（1）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7549，说明整体模拟效果较好，表明了科技产出与负债性融资之间的关系，即负债性融资上涨1%，科技产出上涨1.05%。
回归结果2：
lnY=-0.786484+1.240156lnX1（2）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0531，说明整体模拟效果较好，表明了科技产出与股权性融资之间的关系，即股权性融资上涨1%，科技产出上涨1.24%。
回归结果3：
lnX2=-0.594919+0.840683lnX1 （3）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93177，说明整体模拟效果较好，表明负债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即负债性融资上涨1%，股权性融资上涨0.84%。
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负债性融资对于科技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当前，中关村科技企业的负债性融资渠道包括传统贷款、担保贷款、信用贷款、信用保险、贸易融资、国家专项贷款、小额贷款和企业债券，其中传统贷款是融资渠道的主体，但是，由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创新性强、风险收益水平高和抵押品少等特征，银行不愿意向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放贷，部分科技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因此，必须完善信用体系并创新信贷产品，拓宽负债性融资渠道，为科技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从而促进科技产出的增长。
第二，相对于负债性融资，股权性融资对于科技产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中关村科技企业股权性融资渠道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境内外上市、代办股份转让和并购重组五类，其中，上市融资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因此，应完善各个渠道的融资机制，为科技企业提供优越的股权性融资服务，从而促进科技产业的增长。
第三，负债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即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企业在每个阶段的市场规模、成长模式和风险等级等方面明显不同，这就导致其融资需求不同：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倾向于天使投资和种子基金，成长期和发展期的企业倾向于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信贷融资，成熟期的企业倾向于上市融资和银行贷款，因此，整体上，负债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具有互补性，应构建全面的融资机制。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中关村科技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负债性融资和股权性融资对科技产出都具有促进作用，其中，股权性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负债性融资与股权性融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负债性融资渠道、股权性融资渠道、财政科技资金和科技金融发展环境四个角度，提出促进中关村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企业的负债性融资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科技信贷机构体系，鼓励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特色支行等机构，增强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功能；推进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完善政银企合作机制和“投保贷”一体化机制；实施科技企业金融服务差异化管理，完善科技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完善信用担保支持体系，鼓励企业设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完善中小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市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总之，要全面地推进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创新，拓宽科技企业的负债性融资渠道，从而增加科技产出，推动经济发展。
二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科技企业股权性融资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参与建设统一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制度，扩大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发行上市，完善资本市场转板制度，建立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兼并重组；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引导基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非上市科技企业股权交易市场；研究出台支持天使投资发展的政策，培育天使投资者队伍，引导境内外个人开展天使投资业务；大力支持创业投资集聚发展，完善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创业资本筹集机制和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机制；试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器信托投资基金，投资发展长期持有型科技物业。
三是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机制，有效缓解科技企业的融资负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方向，发挥财政资金对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产业共性技术和中试试验发展的引领作用；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引导功能，促进财政资金、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的联动，形成高效的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完善财政投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市场化的项目发现机制，形成有效的项目后续跟踪和评价机制。
四是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优化科技金融发展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中关村核心区为基础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功能区，加快聚集科技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组织，形成聚集效应；全面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政策措施，打造多元化的科技金融创新人才队伍；加强科技金融创新文化建设，营造鼓励创新、共担风险和讲求信用的投资文化环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关村科技金融品牌”。
综上所述，中关村在科技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要创新金融服务于科技产业的方式，加大金融对于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实现金融与科技产业有机结合，形成科技金融发展的有效机制，从而促进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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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同样，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文化产业的救助。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升级。在国际上，以微软和谷歌为代表的科技主义的奇迹日益发展乏力，而以苹果公司为标志的科技美学与内容服务逐渐显示出神奇的经济魔力。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使得内容原创显得弥足珍贵。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支持力量。
继国务院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及时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文化、金融相关的九大国家主管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繁荣的利好，同时也是我国金融资本市场走向健康与成熟的利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随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国家战略，我国文化产业巨大的发展成就以及它不可限量的前景潜力，将给金融资本带来超额收益和崭新希望。
从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电影艺术家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实现其艺术理想和商业价值，同时，金融资本也需要凭借艺术创意来实现超额利益回报。比如好莱坞早期的杰出导演格里菲斯，因为获得金融资本家哈里・艾特肯(芝加哥联邦人寿保险公司的创立者)11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完成了史诗性的巨制《国家的诞生》，同时也创造了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奇迹，仅1916年纽约市场的票房收入就达到120万美元，而该片的总收入更是高达5000万美元之多。格里菲斯因此声名鹊起，金融资本家因此在短期内大获收益。在如今，像《阿凡达》这样的大投资电影的巨大成功所带来的，一方面是电影产业越来越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对于电影市场信心倍增，不断探索新的电影金融模式，比如类似“电影期货”这样的新兴金融衍生品也在蓄势待发。
在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动漫、游戏，文化产业的每一个成功案例几乎都有金融资本的身影，越是发展势头好的文化产业领域越是渴望资本，各路金融资本也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对于文化产业跃跃欲试。《指导意见》的出台，不仅是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之急，也是应我国金融资本发展之需。
根据投资中国的分析报告，2008-2009年我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资金对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的投资数量达到总量的41％。TMT又称为数字新媒体，并非传统的单一性产业，它是基于互联网、电信网络、移动网络等网络技术发展起来融合文化内容实现增值的各类产品性、服务性的产业群。随着三网融合的进程，作为TMT产业的一个支柱，传媒娱乐业尤其成为投资机构的重点关注领域。根据投资中国的统计，近三年(2007-2009)来，资本市场对于我国传媒娱乐行业的投资总额达到8.2亿美元，占披露投资总量的10.85％，排名IT和互联网之后第三名。
以《指导意见》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了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互利的时代。深入认识和理解《指导意见》的精神实质，更好地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内容，实现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互惠共赢，这一思路在《指导意见》中得到鲜明体现。
金融资本创新举措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力量。我国文化产业由自我累积性的发展进入到资源聚合性的快速发展轨道，急需金融资本的支持。
由于我国文化领域长期实行事业化管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很弱。即使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的今天，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也很不完善，其相关的资产属性、经营自主性、法规制度等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产业属性，金融资本进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时候，可以借鉴的经验比较缺乏，因此需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和不断的尝试。鼓励和敦促金融行业通过创新来有针对性地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这正是《指导意见》的核心关键。
《指导意见》共有七个部分，系统性地提出了金融创新支持文化产业的总体原则和一些具体意见，每一部分都有值得说的亮点。比如产业链融资，对中国的文化产业来说，能否以产业链的方式推动资源的整合，进而做大做强很关键。再比如联保联贷，对于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非常关键。因为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即使经过评估也很难达到信贷的基本要求，所以联保联贷这种机制非常重要。此外，比如文化消费信贷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提法都是比较新的，具有开创性。
保险市场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可以说是这个文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金融创新了。《指导意见》提出了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思路和意见，把探索开展知识产权侵权险、文化产品完工险、损失险等提上了议事日程。
社会资本正大举进军文化产业领域，除了政策引导、文化产业的未来潜力等因素之外，资本实际进入文化产业所考虑的最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险。如果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保险市场，金融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就会有更大的信心。保险是其他资本愿意进入文化产业的重要中间环节。
从文化产业自身健康发展来看，文化产业自身一大特点就是初始成本非常高，因此它的预算风险及其制作风险、完成风险等一系列问题都会比较突出。以制作一部电影为例，比如预算1亿元，这个初始投入已经非常高了，但后续拍摄制作过程中，很有可能1亿元根本完成不了，需要1.3亿元，而超出部分的钱很难再筹集到。这样就导致作品完成不了，已投入的1亿元得不到任何回报，其实只需再续一点钱，这1亿元就盘活了，如果有保险市场，就会大大降低预算风险。
除预算风险外，文化产品在制作完成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主要创作人员能否坚持完成拍摄、政策因素、突发事件等问题。如果有比较完善的保险市场，就可以将这些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地避免。
而保险业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不确定性还很大，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也不够规范，加之我国保险市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经验也很少，担保及保险行业在这方面的谨慎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使好的政策落实，要想让保险市场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繁荣中发挥好中介杠杆的作用，就需要在落实上下功夫，需要在借鉴国际
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在文化产业金融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比如如何利用政府政策的信用以及公共资金的示范，让保险市场等金融担保中介树立信心，通过不断的尝试建立起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的担保与保险体系。
北京依托每年5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2009年出台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担保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开始对担保、再担保公司的风险进行一定的补偿，如果这种补贴激励措施能再进一步扩大到文化产业的其他保险市场领域的话，相信会给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完善起到更大更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以改革创新促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市场互利发展
《指导意见》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的情况下出台的，这既是我国文化产业寻求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动探索，也是我国金融领域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有潜力的增长点的积极响应。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弱小的文化产业如何得到金融资本的扶持和帮助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上，金融资本在其中似乎只是一个外在的必要力量。而“金融支持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度的施惠，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一方面，金融行业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和探索，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文化行业也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和信用体系建设，激发金融资本更大的投资积极性和盈利信心。也只有如此，“金融支持”才能够真正实行并产生更大的价值。
文化产业是我国金融资本寻求利益增长和健康发展的新兴领域，金融资本已经逐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行动还较为谨慎，除了金融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运作还不够熟悉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与金融市场的对接机制还很不完善。这其实也是《指导意见》贯彻落实的关键问题。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诸如文化产业的资产评估、文化产业资产交易平台建设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当然很关键，对于它们的探讨分析也已经很多，本文在此不做进一步阐述。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实施，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在文化领域，金融资本方面的市场化规范已经比较成熟了，而文化领域的市场化问题很复杂，必须理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关键性环节，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对接才会顺利，才会真正实现多赢互利的格局。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本文认为文化领域还需要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创新：
1、解放思想，创新文化发展思路，积极吸引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这一点，其实是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把这个思路落实到《指导意见》上，应当首先解决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在某些环节上所面临的壁垒问题。这对于《指导意见》能否落到实处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越是市场化、越是社会力量介入之后，做出的文化内容才越有吸引力、才能真正让民众接受。另一方面，商业化以后，政府的管理反而更容易了。
2、加大文化产业核心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保障创新性的投资利益。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从去年到今年。网络视频正版内容价格飞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BT这种下载模式禁止了，因此内容资源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投资者的利益有保障了，投资的积极性也显著提升。
关键词：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商业银行
一、金融体系的功能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模式
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如果我们的改革事先没有一个模式的勾画，那么改革的方向将会不清晰，政策也会出现摇摆。我们现在有责任也有能力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应当追求的战略目标。中国的金融改革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之后开始进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达到我们追求的战略目标。在这20多年改革中，对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有多种表述，比如教科书上说，金融体系应当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做一些修改，甚至是重大的修改。
金融体系的分类标准非常多，有一种分类得到全球金融学家的认可，即从功能的角度分类。我们把金融体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类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今天传统的商业银行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未发生质的变化。我国当前的这种金融体系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能不能保证中国金融的安全而有效率？能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能不能使居民、投资者以及市场主体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我国当前的这个金融体系恐怕难以实现这些功能。
金融功能决定金融体系。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功能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支付清算。贸易活动发达之后，支付清算非常重要，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必须提供支付清算的功能以提高全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实质上，商业银行形成之后这个功能已经具备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第二功能是媒介资源配置，这是因为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风险无法分散等原因，所以市场需要一个中介来完成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早期金融体系受技术的限制，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地域发展，工业社会后原来的金融制度满足不了要求，所以现代股份制银行开始出现。上述两个功能是金融体系必须具备的。今天，金融功能升级了，上述两个功能仍然存在，但它们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应当是成长性最好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功能。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活动不但要具有支付清算及资源配置的简单媒介功能，而且更需要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管理风险的功能，以使整个经济体系能够安全运转。这是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有的一个新功能。第二个新功能是将经济增长的财富通过金融体系表达出来。只有经过证券化处理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与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动态的联动关系。
简言之，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具备这两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微弱，因此，我们所要选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未来金融体系三元素
自2004年起，中国的商业银行真正进入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的20年中，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具有自我
循环的特征，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显然，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平台上的，离开这个平台，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会成功。从2005年起，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在境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必须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改制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它的股权通过证券化的处理与资本市场相对接，进而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投资产品。
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问存在着挑战、竞争、合作的关系。就挑战而言，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可以发行短期融资债券，这对传统的银行的资产结构会产生直接的挑战。从发行者来看，短期融资券的融资成本很低，与贷款相比利息下降了1％～2％。
如果一公司发行30亿元短债，那么就会节省3000～6000万元的财务成本，而且这种产品还是投资者喜欢的，因为会有3.5％～3.9％的利息收入。货币市场很多资金就会进行这种投资。老百姓在银行存款，一年期的利率是2.25％，还要交税。但进行这种投资不用交税，并且利率比较高。这实际上会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全面的挑战。
商业银行还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挑战是公司债券市场。短期融资券是一年期以内的，公司债券是一年期以上的。它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主体业务会产生正面的冲击。按照1983年企业债券发行有关条例，企业债券的发行当时是由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来审批的，所以在中国，发行公司债需要很高级别的领导来审批，比发行股票难得多。从目前看，政府主要是让国有大型企业发行公司债，这显然是极其落后的管理办法，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股票市场，它还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有厚度的债券市场，这个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应是公司债券。没有一个公司债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残缺不全的，它就无法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调整，也很难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公司债市场一旦放开，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带来的挑战就更加巨大。如果所有优质的企业都能够发行公司债，5年就能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5万亿元公司债加1万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就将“穷途末路”了，没有客户了，没有利润来源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商业银行从中问拿走的那部分利差太多，投资成本太高，所以投资者更愿意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把商业银行截留的利差交给投资者。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些，其中有很多理由。有人说，股票市场发展了15年，问题层出不穷，如果再把公司债市场发展起来，问题将会更多，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市场，风险控制的主体是投资者，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提供信息披露的标准，制定提供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具体过滤市场风险，谁来过滤风险呢？谁把真正的信息给投资者呢？不是政府，而是专业性中介机构。政府
的出发点很好，致力于使投资者、老百姓不受损失，所以基本对每家上市公司都要进行审查，但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应该把过滤虚假信息的功能交给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社会中介也缺乏应有的诚信。我们很多中介的理念是为客户服务，实质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的天职是为社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代表全体的投资者，审查投资对象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是虚假的，中介就要提示。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往往参与作假，把一个明明能看出来的虚假，通过专业技术做成很难看出来的虚假。所以，如何发展客观、公正、尽责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显得非常重要。没有合格的资信评估机构，公司债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公司债市场的价格与信用高度相关。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资产价格和筹资成本应有根本差别。
商业银行的确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一个没有商业银行体系支持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弱小的。
其弱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说要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转型，把原来储蓄客户变成代客理财的客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中国商业银行有很好的信用，并且愿意通过其信用帮助顾客理财。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瓶子还是那个瓶子，但是里边已经不是醋了，而是酒了，你不能再说它是一个醋瓶子。同样的道理，虽然名称可以是商业银行，但业务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原来的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了，其业务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未来的商业银行将成为社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锁定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投资者的收益。金融服务是分等级的，资产管理是金融服务链条中最高端的服务。未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应该是资产管理。到那时，我们的市场有足够的宽度和足够的厚度，市场上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可供组合，它可以有效地为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我有一个极端的想法，未来的金融体系大致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又宽又厚又大的资本市场，或许还包括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资产市场或资产池，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市场进行资产组合。进行组合就需要资产管理公司，所以，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是保险市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保险不属于金融，只不过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阶段把它归到了金融体系中。有人认为，还需
要有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我甚至认为，未来货币不见得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实质上是一种可交易的信用。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大企业，只要发行了可交易的信用，就可以视为货币了。未来的金融业可能就是这样的框架。
如果金融体系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金融就是安全的了。虽然市场每天在波动，但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市场。中国需要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虽然由于资产负债的证券化，而使市场每天都在波动，但其貌似风险，实质安全，因为它在波动中释放风险。金融不能消灭风险，但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市场结构的安排来分散风险、降低风险。金融是永远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只要从事金融就不可能没有风险，只不过风险大小不同而已。风险大，其收益预期就大；风险小，其收益预期就小。我们永远不可能有收益很高但风险很低的产品，也不可能有收益很低但风险很高的产品。如果有，就说明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市场波动。很多投资人不愿投资股票，依我看，股票是目前最好的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因为股票的收益明显高于债券。可是在中国，我的这个理论有时得不到验证。我认为，我的理论逻辑没有错，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思考的是，到底应该修正我的理论，还是改革现实。
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与股权分置改革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会出现很多问题。资本市场要发挥功能，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安排。中国的资本市场难以发挥基本功能，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有制度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有政策层面的，等等。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翻过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信用文化严重缺失了，甚至到处存在作假。在这种文化下，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没信誉，从而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委托-制度。没有发达的委托-制度，资本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另外，我们有点钱就存进银行，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当然我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确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会逐渐发展起来。第二座大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体系属大陆法系，一般而论，大陆法系更强调公权力，对市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法律制度的架构虽然还是大陆法系，但在微观之处也在逐渐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内容，这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三座大山就是我们强大的商业银行。我国资本市场只是一只小猫，旁边站着却是商业银行这只老虎。资本市场受到了强大的商业银行的压抑。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我本人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推动者。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存在缺陷的制度设计，即股权分置。从理论上说，股份公司的股东是有共同的利益取向的，是平等的，都是按自己的股份取得权利。但是股权分置却把股东之间的利益取向变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对抗。在这种制度下，大股东的利益来源于对
中小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剥夺。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大股东有巨大的收益却没有相应的风险，而中小股东有巨大的风险却只有较小的收益，违背了收益与风险匹配性原则，从而使上市公司以及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
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自1992年起，旅游业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产业，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世界旅游组织称“旅游是一个有耐力的和稳定的行业”。三．提高吉林业竞争力的对策
如上所述，吉林旅游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制约吉林旅游业的瓶颈普遍出现在资本支持上存在着投资规模不足，造成旅游相关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恶劣、闭塞），效率低下等，严重制约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大连市创造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大连市的旅游资源并不十分丰富，但它却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资金，大力投资城市建设和环境美化建设，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造势，提升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1999-2001三年三大步的跨越式发展，使旅游业成为大连市国民和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有鉴于此，增加投融资力度，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旅游经济增长对吉林省就显得尤为必要。
增加旅游业的金融资本支持，主要可以通过下几条途径：
1．加强政府在旅游业融资中应起的主导作用
地方政府
各级政府在提供相关政策，清除旅游业发展的障碍，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外，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加大旅游投入比重，每年必保一定额度的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各种鼓励和优惠政策，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中央政府
旅游业是一个需要投入较大的产业，只靠财政投资还远远不够。要积极争取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扶持资金，并争取中央政府提供相应的区域性财政政策刺激吉林省尤其是一些旅游资源丰富而经济基础却非常薄弱的边远地区旅游业的投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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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旅游商品的税率
降低对旅游商品征收的税率，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增加对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旅游和组织积累更多的资金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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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直接给予补贴。在经济欠发达的吉林省边远地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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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低息贷款
由于旅馆建设等公共设施方面的投资数额巨大，且耗时长，见效慢。私人资本怕负担过重，有怕风险过大，因此积极性不高。政府通过发放长期低息贷款，向私人旅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便私人旅游企业有能力从而愿意提供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样不但有利于改善旅游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增加了社会福利，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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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投资旅游业
由于旅游业具有极高的乘数效应，在国际上为7，我国为5。也就是每出现一元消费，旧可以带动五元社会消费，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社会获得的福利总是要比私人获得的福利要多。因此，政府直接投资是合理和可行的。
2．
旅游业投融资机制，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鼓励全社会投资，坚持“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在吉林省兴办旅游业，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和经营一些旅游产业的开发。可以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由个人、公司去办。这样做的好处是，由私人资本参与竞争，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引导旅游业进入良性竞争循环。
四、结论
资本支持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外围环境的改善，还是广告宣传的造势，都需要充足的资本支持，而且要视旅游资源禀赋的条件而具体安排其规模。若投资过火，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还会社会其他部门的正常融资，若投资过小，会阻碍旅游业的正常发展。在吉林省资本规模与旅游资源的合理搭配显得尤为重要。大连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榜样，因此，我们应该视具体环境，增大投资力度，提高吉林旅游业的总体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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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子鸣等，2003年：《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战略选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第四期
1产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
1.1金融资本理论
广义的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通过股权融合及业务合作等各种形式的结合与互动。狭义上或真正意义上的产融资本是指企业通过涉足产业与金融领域实现产融互动，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和活动。
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对于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产融结合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富有成果的研究，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在有关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影响方面，希法亭首先根据股份公司在促进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中的作用，提出了资本二重化的观点，即资本的虚拟化和创业利润的形成。
1.2协同效应理论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通过收购与兼并，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即经营协同效应与财务协同效应。由于竞争的加剧，企业也要谋求进行跨行业经营，以充分利用其资本等各种资源，节约管理费用，达到规模效益。
1.3金融机构控制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东进一步法人化和机构化的趋势使得发达国家股东高度分散化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保险基金等迅速兴起，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构投资者所占股份达到了80%以上。这一变化使得机构投资者无法“用脚投票”来漠视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是开始用手投票，而这种趋势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控制，从而迫使企业的决策迎合其偏好。这种理论以贝恩·明兹和米切尔于1985年的著作《美国企业的权利结构》中提出了“金融霸权”论为代表。
2 GE剥离非相关金融业务的必要性
2.1分红与回购压力引发的能力退化
GE 是一家从事技术、媒体、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经营的全球性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产融结合的经典案例。GE Capital Service不仅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最大价值，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典范。然而2015年4月， GE宣布将“改弦易辙”，剥离大部分金融业务，转型为一家“更简单、更有价值的公司”。
究其根本，金融机构控制论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突出原因，它所导致的分红与回购压力不断增大，从图1可以看出，GE 20年的分红与回购支出呈波动上升趋势，即便是在07年金融危机之时，该项支出占比仍高达1.14，这意味着GE以负债为基础进行利润分红与股票回购。而这种以高负债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扩张，一方面，不仅无益于企业利润的提升，反而增加了金融风险，加重了企业的费用负担，降低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这使GE对能力维持与升级的投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了能力退化;而为了重启能力建设、尤其是应对先进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的挑战，GE必须剥离那些超出系统集成范围的、高风险的非相关金融业务。
2.2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险
次贷危机期间，GE 未能保持住良好的经营业绩。总体来看，GE 集团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在次贷危机后明显下降，其中总营业利润从 2007 年的 268 亿美元降至 2009 年的179 亿美元。在 GE的五个业务模块中，除了能源基础设施模块的营业利润在每年增长外，其他四个模块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GECS 的降幅最为明显，其 2007 至 2009 年的营业利润下降了108亿美元。金融模块GECS的利润变化上下震荡极其不稳定，这对要求获得稳定的利润增长的GE产融结合模式来说非常不利。
1996—2007 年，GECS的利润贡献度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次贷危机后，润贡献度陡然下降，2009 年仅占总收益的13%，2010 年回升至 25%，但仍远低于2007 年之前的利润贡献水平。
此外，次贷危机引发的客户违约情况，导致GECS利润严重萎缩。 2007-2009年，拖期90天以上的无收益应收账款占比从1.4%激增到3.8%;消费信贷部门(以非相关金融业务为主)的坏账比例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水平更是远高于工业信贷部门，金融资本的获利能力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显得极其脆弱，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金融拖累。
3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越来越引起我国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GE剥离金融业并不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产融结合模式的失败，但是如何采用抑或是否采用产融结合模式是我国工业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3.1开展相关多元化的金融业务
增加研发支出，企业若没有好的工业产品，就没有好的工业服务。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多元化的金融业务，即开拓与公司现在的业务在价值链上拥有竞争性的，有价值的“战略匹配关系”的新业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集团内部的有效整合，提高集团的核心竞争能力，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3.2合理分配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规模比例
郎咸平教授的研究发现，GE金融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在20年间由1%增加到50%，但其利润贡献却只有25%。制造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由85%下降到50%，却创造出整个集团75%的利润。“制造业才是韦尔奇上台以前的GE核心竞争力。”既然企业是以产业资本为中心开展金融业务，那么就应当以产业资本为主，避免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侵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规模比例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应从数量上减少金融资本的份额，控制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展，降低金融风险，减少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负面影响。
3.3适度淡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
解决结构性问题可能需要危机(包括战争)介入，但是这并不是宿命论。在史蒂夫·乔布斯时期苹果公司坚持不分红的战略，他认为将现金返还给投资者，意味着公司已丧失了想象力。搜索引擎巨头谷歌也一直是分红的反对者，股价交易保持在645美元左右，仍然在向资产负债表增加现金。这些公司在保持高盈利能力的同时分红与回购几乎为零，避免了利润分红与股票回购的压力，保证企业具有足够的现金流与研发支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适度淡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民营金融发展的逻辑依据
民营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逻辑依据是两个方面。
（一）从需求上看，合理解决融资问题，是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企业的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生产现金流的问题。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是不断保持现金流的过程。国内外所有经验表明，一个企业做大做强仅靠自有资金是不可能的，所有企业从成立之初就要考虑融资问题。能不能用最低的成本融来所需要的资金，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融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第一是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需要，第二是解决企业建设资金的需要，第三是解决企业科技创新的需要。因此，企业融资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应当继续重视企业融资，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融资。
但在现实中，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客观事实，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重大因素。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民营企业的付出和得到不相匹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约22万亿，不到全国金融各项贷款的40%；而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大概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创造了60%左右GDP和财政税收，我国中小企业也提供了占全社会就业80%以上岗位。二是国营金融机构不足与民营金融机构缺乏两个问题并存。从所有国家来看，钱生钱是最好的生意，是最重要的生意。当前，钱生钱这个好生意主要是国营，但在民营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时候，我们对民间金融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事实上，民间金融的发展，既可以在我国有效产生一个公平的金融市场竞争秩序，还对中小型及微型企业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三是融资贵和滥融资现象。我国中小企业及微型企业从正常渠道实现不了融资，只好从地下钱庄等非正规的渠道融资，这既加大了企业的还贷风险，也对社会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二）从供给上讲，推动民营金融机构为中小型企业服务，是政府的应尽之责。
我国一直在推进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社会融资结构也逐步得到优化。据统计，2011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为7.47万亿元，同期的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12.83万亿元，人民币新增贷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已达到58.2%，2012年继续攀高接近63%。这说明我国过去单纯或者主要从银行融资的结构有了改善，信托、票据、企业债等形式逐步发展起来，显示出企业的融资在逐步加快，融资结构在逐步优化。当然，这样加快的步伐和优化的结构未必都被中小企业所获得。
在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上，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都正在要求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增加贷款规模，但实际上这个要求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不到15.%。二是全国批准的一大批地方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其目的是为当地区域经济服务，那么当地民营企业就相应得到更多好处。三是从2007年开始建了一大批村镇银行，现在总数有1700多，去掉分支机构有700多，这样的村镇银行虽然有很多毛病，但却积极探索了民间金融机构发展道路。四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一些中小型企业组建了专门从事PE、VC、基金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为民营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当然也提供了很多教训，此外，中小板、创业板也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新渠道。
民营金融发展的策略
（一）对民营金融发展的宏观把握，应当建立新的政策和制度变革视角去发展民营金融。
当民间投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占比越来越高，居压倒性优势，且广泛覆盖各领域时，其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考虑就应跳出单纯的民间投资框框。具体来说，一是要正确对待高投资率。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的最显著特点之一。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7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高达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比2000年下降14.3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忽视消费、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终将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在宏观面上应当管住货币，放开投资，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管住国有、放开民间。二是审慎对待产能过剩和运用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问题要做科学分析，不能简单化，要运用产业政策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再上新项目，加快化解过剩产能问题。三是把鼓励技术创新放到更高的战略地位。从宏观上说，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从微观上讲，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应当从成本竞争转向创新竞争。为此，政府应当对研发创新在税收和补贴等方面出台更强的支持政策。
（二）民营资金供需矛盾凸显，必须着力加快民营机构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2010年以来全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国家宏观政策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方面，目前我国储备的3万多亿美元已经按1：6.6在社会上进行流通，加上这几年大量的美钞在社会上流动，进而带来境外热钱的投入，形成了很大的流动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很大。二是全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资金的供需矛盾凸显，全世界中小企业融资都很困难，这样就催生了一些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因此，在重庆，孙政才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民营资本和民营投资的力度，要下决心破除民营资本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唤醒沉睡中的民间资本；2013年重庆市政府也更加明确提出，要加快民营机构建设，鼓励、引导、规范民间资本进入服务领域。
与此同时，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的过程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一是从金融需求的短缺领域看，如三农、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环保、民生等领域，将是民营金融机构的重点服务对象。二是从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环境问题看，目前针对民营金融机构的政策法规环境还不健全，也没有针对性的支持和保障措施，经验的规范性不足，多元化手段的应用不够，金融风险防范的压力较大，当然，民营金融机构自身发展也存在一定问题。事实上，在各国金融机构民营化发展的初期，都会受到内在弊端与缺陷的影响，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予以完善和支撑。
（三）民营金融发展前景必须在创新上下大工夫。
一是要在民营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创新。与国有投资相比，民间投资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强、产权清晰、效率较高等基本优势，同时还具有敢于创新的风险意识，这些理应成为推动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创新升级的一个内在动力。目前，我国的民间资本占比不到10%，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可竞争的公共领域，资本比重不到30%，因此，应当以一种疏导而不是防范的监管思路引导民间资本，进而支持民营中小型企业加快创新步伐。二是从具体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第一个是要扩大准入，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投资设立金融机构，可以复制民生银行模式，民生银行最早就是民营资本进去的；第二个是扩大民营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允许合规的企业发行具有特别用途的产业基金或者中小企业的机构债券，重点投向公共设施改造、食品安全、天然气管道、物流业、各类高技术行业及新材料等领域。三是要积极支持民营龙头企业，提供统一担保，帮助它的上下游企业获得贷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四是要实行国有银行集中授信，国营银行负责目标监管或者指定用户的核定，由投资平台性的民营投资公司进行再放贷，现在很多投资平台公司在一个商圈里面，掌握着上千的企业，如果银行给每个企业提供贷款，这很难做到，成本也很高，假如国有银行给投资平台公司十个亿的授信，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民营金融发展要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之路。
当前，中国面临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难”问题。要解决这个矛盾不能单靠金融体制改革，还需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二者配合，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道路。有五条途径可以考虑：第一是产业资本的股份化。证券市场本身就是产业资本的金融化，这里面存在如何培育产业资本并使产业资本证券化的问题。第二是金融资本的股份化。金融资本通过上市来证券化，这样个人、产业可通过买它的股份，来使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产业资本上市和金融资本融合，以及金融资本证券化和产业资本融合，是两条最基本的道路。第三是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扩张。第四是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及消费领域的扩张。现在很多产业资本成立自己的金融服务公司，专门贷款给自己的消费者。第五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共同联合，投资创立新的企业。
（五）民营金融资本必须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
促进民营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应当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与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是一脉相承的，是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二是切实拓宽民营金融投资渠道。投资是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必须重视和最大程度地发挥民营金融投资的积极性，挖掘民间投资的巨大潜力。三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结合城乡消费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开拓新业务，开发新产品，提高经营效益。四是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当前民间融资已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民间融资越是活跃。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提速，全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膨胀，民间融资活动日趋活跃，亟需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和引导，使民间融资活动建立在现代信用关系的基础之上。
重庆民营金融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这种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突出地表现在三大互联网公司的产业布局上。例如，2014年腾讯以旗下的微信为主要平台，将京东、易迅、QQ网购、大众点评、嘀嘀打车、高朋网等众多项目整合，同时通过微购物、微生活、微商户等概念，与王府井百货、商品百货、海底捞、绫致服装等众多传统餐饮、服装、百货企业达成合作，通过微信支付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内部融合。阿里集团在投资新浪微博、高德地图、快的打车、美团、丁丁网等多个公司后，也通过支付宝支付，在餐饮行业整合高德地图资源推出“淘点点”服务平台，在服装领域打造“微淘”，国内首推的“余额宝”，耗资10余亿元补贴快的打车，也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百度则以百度地图为依托，在地图上开放餐饮、酒店等商家，将其作为生活服务的入口，并通过收购糯米网，形成地图+团购的模式。同时开发百度钱包等支付工具，并将91无线、PPS、齐家网、安居客、去哪儿网纳入体系内部。融合是双向的，不仅有互联网企业向金融领域的扩张，还有银行业向商业领域的扩张，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等也都已经在互联网领域布局了自己的电商平台。
一、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及影响
首先，传统金融部门借助互联网形式形成的金融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融通的效率，表现在：（1）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金融部门的主要作用即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实现资本在货币形式上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货币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2）实现了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对接，开辟了除传统的间接融资（银行借贷）和直接融资方式（发行证券）以外的融资模式，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其次，互联网金融通过“交易货币资本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源泉。传统金融系统通过信用将货币从各个角落集聚在一起，马克思曾经谈到，不变资本的折旧和价格的跌落、可变资本中成为工人工资而尚未消费的部分、用于再积累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量的资本、资本家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及从产业资本中退出来的资本，这些资本的暂时或长期的游离都可以形成货币资本积累的来源。传统金融即以这些来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互联网商业企业将原来的日常交易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现实交易的商品流和货币流在时空上被一定程度地分离，从而利用买卖之间的时差以及买卖之前的预付，将资金暂时留存在这些企业内部。通过这种方式储存起来的流量货币取决于交易量的大小，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这种流量达到一定的数额，通过资本运作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可能超过单纯的商品交易所能得到的利润率。这样互联网商业企业，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个人用于生产生活的资金进一步地资本化。在资金短缺时，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在资金充裕时，却并不存在实质的损失。随着我国互联网交易规模的不断增长，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在企业内部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额，余额宝的存储过万亿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再次，互联网金融使资本高增殖大众化成为可能。互联网金融具有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累积规模效应，这就使互联网金融将原来专属于手中坐拥大额货币资本进行高额资本增殖的权利，分享给了普通民众。“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有可能生出货币的，资本的增殖在现代不再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事业，也是普通工薪阶层的事业，从工资等劳动收入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也和资本家手中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一样，也有增殖的要求。最后，互联网金融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逐步融合。在经历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外部结合过程之后，产业资本已经开始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内部结合，例如许多大公司在经历了与银行资本合作过程中的不利地位后，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专门负责公司的融资以及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业务，这就在产业资本内部产生了一种逐步将金融业务内部化的趋势，以减少在不利条件下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早期各国金融发展更多是根源于实体部门的内生性特征，如信用卡的发行、证券化的创新等，在许多国家最早都是实体企业自发推动的。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飞跃、服务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由此使得各类具有产业链集中性特征的新型企业出现，并且有可能高效率、风险可控地自发提供或发掘金融资源，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这种根植于实体部门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往往是相对健康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产业资本的金融业务内部化的特点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产业资本，相反产业资本之所以将金融业务纳入到自己的内部是为了摆脱对外部金融资本的依赖，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资本增殖的目标。产业资本在自身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货币资本的不定时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金融资本在提供所需货币时所附加的众多分配上的不平等条件。所以在产业资本的内部就会产生建立金融资本的要求。产业资本内部在一定技术手段下具备建立金融资本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大部分货币资本正是来源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将内部的闲置资本进行收集，以其他主体作为货币资本的部分来源，从而在必要时满足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需要。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公司金融如京东金融、阿里余额宝、微信支付等，在与产业资本相交叉的地方，将客户用于消费的资金，化零为整，进行资本运作。在阿里余额宝将资金的来源从自身业务扩展到全体民众时，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金融的公司内部化。
二、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传统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机制，往往存在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的情况，而互联网金融企业中的P2P和众筹属于交易撮合类型，不具备资金池和再贷款的功能。新形式的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持一致的。而对于融合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当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本企业从事实体资本运营界限时，京东金融和阿里双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就有可能动员客户将其资金实现与金融产品的对接，原因在于客户大量的预付资金暂时存储在这些以现实资本的运作为基础的企业之上。这部分资金由于监管的要求是企业不能随便运用的，然而，在这些企业提供了相关的金融产品之后，在客户个人的意志之下，这部分资金从原来的沉淀状态，转变为活动状态，这些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往往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利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货币资本供应者和货币资本需求者在货币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应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分类分析。首先，融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实体资本的日常交易资金，从交易过程中解放出来，在实现交易的同时，增加了货币资本的供应，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币的短缺。其次对于撮合类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将原来将运用于银行信贷的资金，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注入到货币资本市场上，这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功能，所以会减少货币的供应，而如果这些资金在贷出之后，又流回银行，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货币再造功能缺乏的不足。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也是双重的。首先，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在经过一定的操作之后，迂回性地又回到银行，这中间的交易成本在交易主体增多的情况下，有提高的趋势。但对于撮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P2P和众筹等，则是在降低交易成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不一致所导致的投机效应。怎样避免在互联网金融中两者积累的不一致所形成的累积系统风险才是监管的关键。首先，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有较大的可能性以低于原来高利贷的利率得到信贷支持；其次，大企业在商业银行的高利率面前可能逐步实现金融内部化。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要防止互联网金融形式中的融合类型过度金融化。
三、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累积系统风险及其监管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只有分析清楚具体的类别以及不同类别与传统金融的不同之所在，才能对症下药。传统金融存在银行内部的技术操作风险、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银行与外部客户之间的信用风险等，互联网金融也存在相似的风险，只不过这些风险的内部结构并不相同。对于传统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其主要风险在于技术方面。对于此种类型，重要的是设计出防范强度较高的技术平台来支撑相关的业务。对于撮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网贷平台和众筹平台等，其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于平台设计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一个是项目本身所存在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平台管理者在资金管理方面的制度漏洞。信用风险来自于投资者对项目风险的甄别以及融资者的还款意愿和能力。对之的监管，关键在于设计合理的商业模式。对于融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形式，则应重点关注其流动性风险。融合型的互联网企业是以公司现金流和预付现金流为主要的现金来源，以公司主要客户为基础向外扩展，在自身的体系之内形成资金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局面，完成传统金融在金融体系之外的重组。目前阿里巴巴已经基本实现了这种重组，以商品销售为依托，将支付端口作为资金供应的进口，在此基础上通过金融产品的接入，吸收更多的预付款，组合体系内商家客户的信用信息，向客户的发放信贷，最终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态。对于此种类型一是要防止产业资本的过度金融化，二是要探索混业监管模式。
作者：李克歌 高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关键词] 汇金模式 金融控股公司 现实选择
我国金融业的绝对分业经营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混业经营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我们在应对国际游资，整合金融资源，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有更多的选择。而汇金的这种举动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要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设立，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架构运行，它将会是我国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个最好的范例。
一、“汇金模式”及其 现实意义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其形式为国有独资公司，股东单位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汇金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建立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模式，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双层次委托―模式――汇金模式相对于其他模式（如比较流行的财政部出资模式和国资委出资模式）更具有现实意义，是由我国金融体系现状与未来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1.从我国目前僵化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变革的实际情况来看，采用汇金模式更为适合。长期以来，我国国有金融资本的经营绩效不够理想，其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独立的出资人在充分“占有”产权的基础上，行使对控制企业的财务监督权、人事管理权、收益索取权等实际权利。这些权利被拆分给众多的政府职能机构去行使。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能的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分散的权利集中到某一个机构自主行使。这个机构必须高责任心、高效率的行使出资人职能，不受其他事务的干扰。那么，由政府职能机构担当显然不太适合。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机构的天生职能在于公共管理，一切政府职能与机构的设置应当围绕着这个为中心而进行。以财政部为例，财政部是实施资源二次配置的部门。但是在我国经济向市场主导型过度的阶段中，存在着市场力量配置无效的领域和无法自动实现公平的问题。这时，财政部的职能应明确界定为建立良好的财政体系和税收机制以激发各级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增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资金的运用要充分的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推进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实现社会公平等。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财政部等国家部委本身也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其本职工作已经相当繁重，如果再加上一个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能，很可能影响其本职工作的效率，而出资人的职能能否行使好也孰难预料。一旦产生效率低下、责任心不强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业改革的大局。而由汇金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能，则实实在在的保证了一个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一方面保证了国有出资人的确实到位、独立运作，另一方面赋予其单一职能，有利于汇金全心全意行使出资人职能，将国有金融资本管好。
2.从政府与国有金融资本关系调整角度来看，采用汇金模式更为适合。长期以来，来自于政府机构的行政性干预给国有金融机构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领域内积累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因此，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模式的建立必须有效地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彻底割断国有金融资本与政府职能机构的行政性联系，隶属关系上与其脱钩，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此外，采用汇金模式可以解决许多来源于我国政府机构职能设置的问题。比如说，如果采用财政部出资模式和国资委出资模式，国有金融资本和其他非金融国有资本的关系将难以处置。比如说，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拥有国有企业的大量债权，如果由管理国有企业的国资委行使出资人职能，就会存在利益冲突。这时，债权人和债务人在某种意义上合为一体，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共同出资人，国资委在管理上将遭遇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且，国资委对企业的控制，不能通过派驻董事实现，也不能享受投资收益权，这影响了它的控制力。同理，如果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由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纳税和上缴利润都会作为财政收入，国有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将在财政部的账户上转移，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汇金模式更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有利于各国有金融机构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汇金模式确立之后，各大金融机构应对自己的出资人负责，按照商业化要求运营，可以断绝一些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也可以与负有债务的其它国有企业“划清界限”，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从我国国有金融资本未来发展战略角度来看，采用汇金模式更为适合。全球化早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愈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中国金融企业将会在资本结构、融资来源、管理、理念等各个方面与国际金融业全面接轨，中建两行正在积极寻求海外上市就是最好的诠释。同时，各国有金融机构正在积极采用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显然在一个更为独立的、官方背景弱于政府机构的出资人背景下更容易操作与取得信任。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快国际化的进程，采用长期的、战略性的、外向型的战略，这一点和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成立的初衷较为相似。建立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汇金模式，从未来发展战略角度来说是有利的。
二、汇金模式未来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模式――汇金模式已经初步建立。可以预见，由汇金公司担任出资人的国有金融机构的队伍将会进一步壮大。应当清醒地看到，汇金公司与汇金模式毕竟是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重重下应时而生的，它的发展与完善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而衍生的尖锐的问题难以回避，但这些问题又是汇金模式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1．要处理好汇金对各政府职能机构的关系。汇金旗下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使用资本金冲销亏损之后，由国家外汇储备注资。这使得汇金与各相关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由于原有资本金被用于冲销坏账，原第一大出资人财政部的话语权受到严重挑战。而注资资金来源──外汇储备的管理者外汇管理局与人民银行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加上人民银行自己，与汇金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政府职能机构，由于与国有金融资本的历史渊源、现实利益格局分配和政策职能的不同，可能在对汇金的管理上产生一定的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汇金管理国有金融资本的效率。因而三家政府机构的具体权限应得到严格明确，关系应得到充分协调。作为政府职能机构，它们应以本职工作为主，为中央政府代行对汇金的管理职能的同时不应对汇金的具体操作加以过多的行政干涉。此外还应切记，这些政府职能机构是外汇储备、财政资金等国家财产的代管者而不是所有者，由于本机构代管的资金投入而产生的相关权利最终属于国家，任何单位都应审慎使用，要有全局意识和协同意识。汇金直接负责的对象应当是国务院，而国务院也应积极调节三大政府职能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汇金之间的关系。同时，其他政府机构可以按照其职能依法对汇金及其旗下公司进行监管和业务往来，如银监会和证监会可以依法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汇金应给以大力的配合。但不能突破针对行政性干预而建立的“防火墙”，务必做到政企分开。
2.汇金公司及其旗下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一定要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应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各尽其责、各行其是，严格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切忌法人治理结构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否则，无论是对汇金公司及其旗下金融机构的独立规范运行还是对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战略规划都是不利的。
3.进一步明确汇金总体发展战略，制定长远规划。应时而生的汇金目前的工作重点在于为国有金融机构解困，缺少对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未来的汇金究竟是向“金融国资委”过度，保守地保障国有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还是成为像淡马锡一样的纯粹金融控股公司，更为积极地促进国有金融资本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而发展壮大，开拓市场。这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三、汇金模式未来的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我国现存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一开始就按照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来发展的。要么是为了开展业务的需要，例如其子公司本来是母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由于分业经营的限制独立出来。很多证券公司就是从当年商业银行下属的证券部分离出来的；要么是为了落实国家政策的现实安排，最典型的有中信集团，其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一个投融资的窗口；还有一些初期本来从事某一金融行业，由于业务的不断扩张，或者为了实现经营的规模化或者范围效应向其他的金融领域发展形成的，例如平安集团本来主要经营保险业务，近年来也向其他金融行业渗透。其旗下已经拥有了证券，信托和银行等子公司；现阶段流行的“产业金融”的热潮使得很多大型的产业集团为了分羹金融业，也大举向上述金融领域进军，例如宝钢、中粮、中海油、五矿、中远、华能、鲁能集团，以及红塔集团、山东电力、云电控股等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
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发展纯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才是在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下我们突破分业经营，整合金融行业资源的必由之路。“汇金模式”的出现对于我们发展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由于没有特定的事业部门，其全部资金可以有效运用于子公司的控股。控股母公司可以专心于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不用分心某一个特定金融领域的经营。这将有利于企业的内部整合和外部的兼并活动。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汇金”已经成为了一个介于政府和国有金融企业（目前是银行和证券）之间的独立企业法人。它接受政府的授权，行使国有股的出资者职能。通过资产经营和股权运作，在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券商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造的同时，也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它的成功运做有利于政企分开，以规模经济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国有资产的效率，同时通过所持有股权的运作来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整个趋势来看，“汇金”的终极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果说注资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是为了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其后向证券业的进入则说明了“汇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蓝图：由一个横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的大型国有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已经初现。它不仅仅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不仅仅是充当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操作工具，它更要通过这种现代资本经营的新型组织结构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提高国家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调节能力。
“汇金模式”本身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金融控股公司目前在我国仍然属于没有法律依据的“灰色”企业。要尽快加强立法，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发挥其作用，才能对其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各个不同金融领域的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制定具体的监管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只有把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合理合法的规范健康发展和我国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其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高效合理的配置作用。
参考文献：
[1]圆方平明王军:打造中信金融航母[J].中外企业家，2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