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4 08:14: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世界政治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共同利益;国际机制;霸权后合作;制度建设
一、对霸权稳定论的批判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基欧汉首先以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为分析起点，在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霸权后合作理论。在“霸权稳定论”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就越多。基欧汉认为，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合作观，是一种“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理论”。但是基欧汉并未全盘否定“霸权稳定论”，他提出，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的确需要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实现共同利益，但霸权国用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又是什么？在他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因而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的破裂和国际社会的失序。
二、建立国际机制的必要性
那么，国际机制又是如何促进合作的呢？本书的第二部分，基欧汉通过引述一对一囚徒博弈、集体行动问题和理性选择理论，论述国际机制创设的必要性和国际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他肯定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在这样的社会里，各国都是理性的、利己的行为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运用囚徒博弈模型分析可知，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无法使集体选择的结果最优化，而他们之间却也存在着利益的汇合点，如果他们能够进行战略沟通，找到共同利益，完全能够使集体选择和个人选择都实现最优化。但是，共同利益也只是合作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共同利益的存在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因为作为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会导致共同利益受损，而国际制度能够克服这一集体行动的困境，由此在“共同利益”与“实现合作”这一对关系中间加入一个关键变量――国际机制，使得合作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能够发展起来，进而引入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认为国际机制主要包含如下功能：
国际机制的原则和规则帮助国际行为体缩小了预期行为的领域，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国际机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并有效缓解信息分配的不对称性;机制内部的管制行为则减缓了道德风险的问题。在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议题之间的联系战略则加大了不负责任和欺骗的成本。综上，国际机制能够在霸权衰落后继续维持国际行为体间的合作。
三、霸权之后机制能否延续
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主要对其所建构的理论模式进行检验，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但是，既然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瓦解呢？而机制瓦解之后，合作不也就不存在了吗？
本书的第四部分，在国际机制的遵守与维持的问题上，基欧汉指出：首先，由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作用，将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创设机制更为低廉。所以，人们比较倾向于去共同维持既有机制而不是去创设新的机制。其次，在既有机制内，由于各议题的联系战略，使得在机制框架内做出不合作的行为将意味着付出重大的代价，其他行为体将采用联系战略来对付背叛行为。
四、该书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影响
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领导下建设起来的，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一旦霸权衰落，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国际机制也会相应瓦解。但在本书中，基欧汉认为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能力。由此看来，该书的理论价值决不仅仅只在于对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和提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国际机制对于促进“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因而对于促进当今世界多极化背景下，各国的和谐共处、互利相生具有极大的理论参考意义。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备极强的政策建议含义，对我们理解美国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难有战后初年那种一统天下、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美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已不是20世纪上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衰落打交道”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也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内的十八世纪欧洲主流经济学家都曾认为：中国代表着一条自然、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过分工的扩大、市场的发展、贸易的增加，推动形成一个健康、自然形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却落后于西方国家。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着史》一书使我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互动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国为本位”观察和描述了近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变迁，他没有进行简单的史实堆砌与观点呈列，而是分为“漫长的16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两个阶段加以解读，紧紧抓住“国家能力”这一点，从社会组织、财政金融两个层面对中西方500年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国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较、分析、思考。作者认为，“近代欧美文明之所以兴盛的核心原因是，军事强权与金融强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经济霸权以至于文明霸权”。
“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做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无论有多少险阻，人类始终在前进。回眸历史，横看东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气说崛起，才有底气谈复兴，而当今的中国正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实现着可持续发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创新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创新能力是当今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集中体现。今天，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越来越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进，赢得优势。
改革创新是我国赢得未来的然要求。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潜能，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让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只有面深化改革，才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政治经济；国际组织；批判学派；斯特兰奇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018-2
一、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核心内容
苏珊斯特兰奇由一个黄道故事引申出相互竞争的三种社会模式，也就是现实主义模式、理想主义模式以及经济的社会模式。进而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四种观念入手，并基于此斯特兰奇分析了两种权力，即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从结构性权利出发分析出四大基本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次级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与福利。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的范围狭窄不同，结构性权力是一种大范围的权力范畴，不仅包括了强迫性权力，更多的是指制约性权力，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制约性是被制约者所无法体会出来的。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试图找出一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她认为首要考虑的应该是人类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在全书的开场白中，斯特兰奇描绘了一个荒岛场景，漂泊到岛上的三个团体受到各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支配。马丁的团体优先考虑秩序和安全，杰里的团体优先考虑公正和平等，杰克的团体优先考虑财富和生产效率。可见，“不同的社会（或不同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基本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和财富的生产，有的国家把秩序安全摆在第一位……
此外，斯特兰奇指出，传统的以国际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用各国相对政治权力的变化来解释国际体制的变化，只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忽视了经济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忽视对跨国关系特别是跨国经济关系的研究；第三，对权力的研究不够，完全不探讨体制（原则、规范、条例和决策过程）对谁的权力最有影响，也不探讨权力的来源；第四，对于在国际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不作明确地判别。基于此，斯特兰奇提出了 “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并着眼于分析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国家制度（如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反映出四大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的比例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些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力问题。”
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存在从属于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次级权力结构，它们是，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和福利体系。次级权力结构是基本权力结构的辅佐，基本权力结构对于次级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次级权力结构，是因为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如果排除外交、国防和司法部门，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交通运输、农业、工业、安全和能源等部门手中。由于国家权力必须考虑全球市场，而国家权力又主要掌握在上述部门手中，因此这些部门存在着有待研究的全球性问题。我们所要研究的次级权力结构与这些部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这些结构进行考察。由于次级权力结构是由基本权力结构衍生出来的，是基本权力结构影响的结果，因此笔者将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角度来阐述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四种次级权力结构。
二、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形成
结构性权力这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苏珊・斯特兰奇经过其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教学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思考和潜心钻研逐渐形成的，而这一切与斯特兰奇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但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一些阻力，而斯特兰奇面临的阻碍就是由美国学界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定式。斯特兰奇虽然知道从新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十分艰难，但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使她毅然决定思考新的研究方法。斯特兰奇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权力的思考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凸显出来。这些事件主要有：欧洲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1973一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这些事件的合力结束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也使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国际机制宣告终结。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比如国际格局的转变使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且超出一国范围，发展经济成为一国追求的目标，由此，各国开始关注跨国公司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手段。跨国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又使各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各国开始寻求其他一些诸如经济的或文化的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
斯特兰奇是以一个国际经济学者的身份进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但是当初她的研究方向还不明确，是一系列问题引导她去研究国际问题。并且，结构主义方法对斯特兰奇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从对世界秩序的解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项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跨国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促进了全球体系的发展。结构主义学者参考这个前提，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抽象描述世界体系结构的演变”。然而，结构方法却低估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正如帕兰（Palan）指出的那样，一个更平衡的方法即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出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理论不应该只用一个维度，单一实体的方法，而应该认为体系中包含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权力结构。
如果说斯特兰奇已经在《跨国关系》中就结构性权力尝试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到了80年代早期，这种试探性的结构性权力思想分析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了。她果断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机制分析（1982）并且，斯特兰奇还描述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最后的框架是在以后的六年之中逐渐完善发展的。当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实践对传统的国家“”造成侵蚀。因此，斯特兰奇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她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而跨国公司的权力在扩张，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是否在一个国家投资来影响该国的政策。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以国家为中心考虑国际问题，很少从跨国公司或其他非国家组织角度来分析研究问题。这和当前的变化是不相应的。”在斯特兰奇的著作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时有所反映。最后，斯特兰奇认识到军事力量的作用在逐步减弱。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精良，维持军事力量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另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使用武力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
三、国际政治中的依存性和危机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主题特征。而全球化更加深了依存性。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巨大变革造成了所谓的全球存。频繁的社会和经济交往形成了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存在四百多年并主导世界政治的领土国家，其地位正受到非领土国家角色如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组织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角色正在逐渐淡化。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或军事的局部性相互依存。而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和全局性的相互依存。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性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概念。但当世界进入新世纪时，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却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手段来影响贸易平很或者收支平衡，每个政府都可以调整国内利率来试图影响国际资本运动，或者设置关税，出口补贴来影响贸易。然而要成功地影响资本流动和贸易运行还要看其他国家如何动作。影响资本运动的是利差，而不是绝对的利率水平。关税影响进口，但绝对值依然对贸易发挥重要作用。在相互依存关系中，一个国家既不能完全脱离依存性，也不能完全控制依存性，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依存性向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传统上，国家都是以军事力量来控制世界事务的。而现在，产生权利或力量的资源变得更加复杂了。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得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到军事弱国可以利用其对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垄断或者半垄断而形成一种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功能关系。因此，对权力或力量的新解释是：权力是一个角色使得使得其他角色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的能力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有限；权力也是一种可以控制结果的能力。显然，依存性越少，权力越大，然而正如政治学者说的，一个侵略者要完全行事，现在需要波斯湾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铝土和铀，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粮食。
四、总结
跨国公司对国家的挑战。全球化表现在企业的跨国界建立，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这之中，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是主角。最大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冲击在于：首先，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现实力和庞大的跨国网络，可以摆脱东道国和母国的控制；其次，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施加压力或寻求或者培植人，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第三，跨国公司通过公司文化的营造和推广，传播管理方式、价值观念、文化意识，改变东道国和母国旧有的传统价值。第四，跨国公司创造的税收更使得单一民族国家要从原先的国有化运动转向主动限制，与整个世界的竞争。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
[3]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帕藤坚持认为：中国是决定亚洲及其经济前途的首要议题的中心。就像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样，北京已经成了中国强大体系的主要支柱。
连玉明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应该立足于自身优势，并根据世界城市的基本要求，设计出与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新型世界城市的功能和内涵。
加快建设国际政治中心。在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格局下，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第三方力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集聚这种第三方力量，凸显大国首都的国际政治功能，集中释放国际影响力，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加快建设国际文化中心。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充分施展历史文化古都魅力，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切实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不断提炼和弘扬城市核心价值，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文化软实力。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和传承奥运文化遗产，积极实践“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战略，不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世界文明融合与多元文化中心。
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中心。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切人点，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转化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培养和聚集一批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做强做大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积极探索海淀、昌平、石景山行政资源整合，推动设立中关村科技新区。加快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知识产权体系和国际科技创新综合配套改革政策体系。
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是全球经济政治的核心元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紧紧抓住资本和市场两个要素，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不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金融决策功能和国际金融服务功能，从而形成对京津冀、环渤海、东北亚区域发展的强大支撑。国际金融中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必须以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从更高层次上谋划国际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服务功能和支撑体系。特别是以CBD作为北京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承载区，统筹规划、优化布局、提升功能，形成金融功能区与金融后台服务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一体化格局。避免功能同质、各自为政、多头发展、恶性竞争的局面。
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临空时代，高铁时代和远洋时代。建立一种国际化的、立体化的交通体系，才能对战略性资源、战略性通道实现有效影响和控制。北京经济实力雄厚，国际资源流量与交易巨大，但是在国际航运方面也有薄弱环节，如机场能力不足，缺乏港口功能等。弥补这些缺陷，必须加强与天津的合作，特别是利用天津机场、天津港口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市场互联的一体化机制，共同推动和建设北京国际航运中心。
在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美元将在美联储顺势而为的操作下,维持并强化自身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了信用美元的时代。从此,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桎梏,发行量急剧飙升。2002年以来,美国更是实行了“资产膨胀型”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了2007年爆发的次级贷危机,进而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得美元本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很多人认为,美元本位最终将走向崩溃。
金融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不仅对其中的风险有着清楚的认识,并有着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推出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稳定了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
表面上看,美国的很多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出现了重大亏损甚至是破产,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则是最大的赢家。
在美国的资产泡沫过程中,美国收购了别国大量的资产。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拥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是中国的银行、企业、地产等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和石油的储备,发展中国家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些资产和源源不断的利润,是美国经济和美元稳定的重要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形势发展表明,每当全球经济危机深化的消息传出时,美元就会出现明显的上涨行情。例如2008年9月份后,美元汇率曾大幅上涨10%,就是欧元区、日本经济前景均急速恶化的背景下,美元的避险职能进一步凸显的结果,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现有的唯一核心反而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市场的信心寄托,美元在危机中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向心力”。
而美元上涨的压力,为美联储提供了较大的政策空间。2009年4月,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力度之猛令世人震撼,又一次引发了美元本位崩溃的解读。然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除了美元贬值之外,却使得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明显的好转。这种适时选择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将会缓慢地将危机转嫁出去,而同时保持美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以肯定的说,未来美元汇率将会在走强和走弱中交替进行而基本保持稳定。
相对于美国而言,新兴国家的经济问题会更严重。新兴国家普遍缺乏对经济危机处理的经验,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水平还比较低,并且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比较多。
届时,新兴国家的大量投机资本与实体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从而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的经济,而对美国经济和美元起到强力的支撑作用。同时,陷入金融危机的各国经济有赖于美元的救助。这无疑对美元起到强力的支撑作用。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背后,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美元本位,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为后盾的。而目前这些实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目前尚不存在有实力可以和美国进行全面抗衡的国家。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的情况下,“美元本位崩溃”言之尚早。
总而言之,在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美元将在美联储顺势而为的操作下,维持并强化自身的地位。而在两三年后美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后,美元就会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摆脱目前的处境。那时将会出现一些区域性的货币,但是美元本位的基本国际货币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关键词】国际移民；政治经济；影响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关系也是空前复杂，国际移民数量日益增加，其方式和类型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进行的移民活动，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实现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性居住在内；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当今国际移民呈现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可分为以下几点：（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1]。
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2]。
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 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
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口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3]。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
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
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人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结语
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参考文献
[1]徐华炳，奚从清. 理论构建与移民服务并进：中国移民研究30年述评[J].江海学刊，2010，（05）：107
[2]李明欢.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01）：19
[3]向红蕾.国际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剖析[J].商业时代，2010，（15）：13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 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权力介入
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95年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而正式成为一个享有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的国际组织以来一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发挥着其管理职能。在当今世界，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成了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贸易争端作为国际争端中的一种也越来越体现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因此，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各个阶段政治因素的作用进行简析，探讨WTO争端界解决机制的政治化。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导向化理想设计
WTO争端解决机构决策机制创立了协商一致的新的运行方式，此种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设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报告和通过常设上诉机构报告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时，除非各成员方协商一致反对该项决策通过，否则这行决策将被视为通过。这就是所谓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自动性特点，它使建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报告、通过上诉机构报告这些准司法的程序趋向于规则导向化。但是这种规则导向化的理想设计是离不开以权力、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
二、专家小组机制、常设上诉机构机制的政治化
根据WTO的《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谅解》（DSU），专家小组的职能是协助DSB对争端当事各方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客观审查，并就案件的事实与法律问题提出调查报告，作出调查结论，以便争端解决机构在此基础上根据WTO协定相应规定提出建议或作出裁决。通常，WTO秘书处在通过设立专家小组决定后的30日内，从其保管的专家候选人名册中推荐三位候选人供争端各方决定。如果各争端方无法作出决定，则由WTO总干事直接任命。虽然专家小组是特设和临时性的，但是专家小组成员只能以个人身份独立活动，不能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1]这些在程序设计上的表面的规则导向性给了权力介入以很大的空间。首先从专家小组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有一套近乎严格的规定而不让其代表哪一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争端当事方的利益，但事实上WTO机构中的专家从来都是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人员为主。既然是以美欧专家为主导，那么就无法保证这些专家的价值观念是否倾向于像法律规则那样的规则导向性。这是一个观念认同方面的问题，在WTO机制中比较复杂。观念可以使非正式关系中的原则和范畴更加清晰，并可以协调个体的行动。[2]而这些以美欧专家为主的专家小组的成员尽管可能是与争端方没有关系，有时还可能不是美欧专家（但这些非美欧专家也可能是受美欧传统的学术训练过的），也不可能排除他们在观念认同方面倾向于美欧大国的可能性。这也是美欧发达国家的超强综合实力的体现。其次，专家小组是在兼任WTO争端解决机构的WTO总理事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的，其受到的来自WTO总理事会的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WTO总理事会作为WTO最高权力机关WTO部长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是有很大的权限的，本身也就是政治博弈的产物。WTO争端解决机构由总理事会兼任，其势必会在争端纠纷中体现出各国的政治较量。专家小组机制全过程都离不开WTO总理事会的监管这本身就是一种控制之举，有实力的美欧大国正好以此来干预专家小组机制。
在专家小组的报告被以准自动的形式通过后，还有一个上诉机构来审理败诉方专家小组的报告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重申案件。上诉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处理各成员方对专家小组报告裁决的不服之上诉，审查被上诉专家小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小组作出的法律解释，维持、更改或专家小组的法律裁定和结论。这也与专家小组的问题一样，也是主要由于美欧的资深国际法专家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不能复审专家小组的报告完全变成像国内法那样的司法规则程序。由于上诉机构的裁决也是采取反向协商一致的的方法表决通过的，因此，上诉机构的运作方式也是自动性的。这种自动性的裁决通过方式是对违背WTO协议一方的威慑，使之不敢轻易违约。但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实力占优势的美欧大国只是用这种自动性的通过方式来威慑小国弱国，使之不敢违约而有损美欧大国的利益。美欧大国又可以用上诉机构来作进一步的缓冲，一旦前面的专家小组报告对自己不利，就又用在常设上诉机构上诉来维护自身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利用由美欧专家为主体的专家小组和常设上诉机构维护自身利益时则不一定有美欧大国那样得心应手。这正是政治经济实力强大而使美欧占有人员和知识优势。不过有时美欧大国也会败诉而执行一些对他们影响不怎么大的裁决，这是美欧大国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让广大成员方对WTO充满信心的手段，美欧大国也好利用他们主导的WTO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里，权力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存在于自动性的专家小组机制和常设上诉机构机制之中，由美欧大国主导的专家小和常设上诉机构是会为美欧大国的利益服务的。
三、争端裁决执行的政治化
如果说在专家小组机制和常设上诉机构机制中的报告、决议被自动性的通过还多少有些司法性质的规则导向作用的话（那是在不被大国主导的情况下），那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执行和胜诉方报复违约方就更加受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所左右。报复的力量尽管是有帮助的，但不是GATT/WTO裁决执行的关键因素。裁决执行是一个政府做出改变以往决定的政治过程，更多的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且，报复受到国家大小的制约，小国根本没有能力做出有威慑力和可信性的报复威胁。[3]其实WTO争端无非就是贸易政策的争端，是由于WTO成员方没有遵守经过多边谈判而达成的多边贸易协定或没有履行WTO多边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义务造成的，其本质上是涉及到各国利益的权力博弈。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后且最关键的裁决执行阶段却是规则模糊不清的，其条款中没有要求败诉方（违约方）向胜诉方提供经济上物质上的赔偿，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补偿或允许胜诉方中止相关的优惠减让及采取报复。这里的补偿是含义极不明确的，这只是一种政策上的补偿调整而对胜诉方的实际经济损害没有多少考虑。政策上的调整与补偿也是很难有一个能符合胜诉方初衷的结果。因为政策上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的政治过程，它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影响而时时变化，很难有一套既准确又公平的评价标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也没有一套有关调整政策补偿的统一执行标准，因此各成员方基本上是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利益计算来确定裁决执行的补偿（政策调整）。这就给政治经济实力强的大国以违约的机会，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由于实力弱小、经济上又高度依赖于大国而不会轻易违约，而大国却因为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为自身的利益推行相关政策，就算是违约也不会有实质上的经济利益损失。至于政策调整的补偿那也是按自己的理解处理，以此拖延时间，使大国自身的利益获得满足。等到时机适宜时再作出所谓的政策调整，以遵守WTO协议来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在这之中，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是不敢轻言报复的，因为其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弱小和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于大国使他们的报复（即中止优惠减让）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经济利益，这是有违其初衷的。WTO争端解决中的报复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还必须受到由美欧大国主宰的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监督和授权，程序繁琐而力度有限。真正的报复也不过是在贸易政策上作出调整而中止其按WTO协议对他国的优惠减让。本来WTO协议的各项承诺就是经过长期谈判而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一个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措施，报复不一定能增加自身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可能得不偿失。
四、结论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国际机制显然是权力利益博弈的产物。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时代，各国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使我们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之中。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管理协调世界贸易的国际组织正式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WTO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这种相互依赖中的一种规范、规则、原则和决策程序。在当前这种仍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认为的那样，最有可能影响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4]在WTO中，各成员方也是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其中大国的依赖性小则可以使用权力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虽然有自动性的专家小组机制和常设上诉机构机制，但是其结果的裁决执行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左右不了的，更何况专家小组和常设上诉机构为美欧大国专家所掌握，不一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有实力的大国可以运用其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权力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不怕对方报复而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适当遵守裁决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WTO机制充满信心，更愿意加入到大国主导的WTO机制中来。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需要权力来维持，其政治化色彩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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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
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
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趋势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影响巨大，从而对国际经济合作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缔约成员国的构成上出现多层次性
如果以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差异来划分，世界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0年到1980年，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中期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同或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一致以及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来的FTA。但是，在第二阶段，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颠覆了传统的FTA理论与实践。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组成NAFTA顺利运行，三个成员方均从中获益，表明异质性国家同样可以取得同质性国家取得的合作效应，并共同得益。
第一次区域合作热潮中，因为政治上的新生，更由于迫切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型合作非常盛行。但以后的实践及研究数据显示，南南型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因此许多早期南南型合作运行没有多久就停止了，或者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必须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尽管因为不公平的经济秩序而产生矛盾和摩擦，但从中也能学到经济发展的方法，从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因此，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合作中，南南型合作逐渐减少，南北型(垂直型)合作逐渐增加。
(二)涉及的范围及包含的内容更广泛
传统FTA的谈判内容主要是削减和取消关税以及消除非关税壁垒，谈判的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因为当时各国关税税率较高，是货物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成为各国进行FTA谈判时的主要议题，当时的协定内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融合度大大提高，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日益加深，贸易谈判和协定不仅包括了服务贸易，而且包括了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合作、投资规则、竞争规则、环境政策和劳工条款等贸易运行规则与制度。
在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成员国主要寻求静态收益，如吸引外国投资、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等，但近年来，各成员国不满足于只获得静态收益，开始寻求更具有持续性的动态收益，甚至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政治收益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由于经济上的合作和依赖加深，在一致对外争取经济利益的时候必然会联合起来，这样就提高了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政治领域的共同利益会随之增加，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收益，同时，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三)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超国家性日渐增强
深层次的FTA导致成员国让渡的内容不断增多，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随着FTA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充，各类FTA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超国家的权限和执行能力。
正是由于FTA的超国家性不断加强，因此FTA组织极易被作为竞争的手段或工具。随着FTA的广泛发展，各国之间在签署FTA方面也展开了竞争，尤其是大国都把FTA看作是自己势力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双边FTA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小，并且选择单个国家谈判更能体现国家的政治倾向，更易实现一国的经济政治目标。美国与欧洲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代表，欧洲各国加强合作之时，美国在美洲也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除了在本地区的扩张竞争，美欧之间的竞争也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东、亚洲、非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美国和欧盟同时推进FTA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FTA，与其说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如说是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是大国以经济为诱饵实现自己政治目的，提升国家地位的工具。日本在这次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远远地落在了欧美后面。但是，在一直崇尚的多边贸易进程受阻后，日本也加入到这一轮自由贸易的热潮中来，并且由于中国同东盟较早进行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亚洲FTA合作中先行一步，使得日本更加快了FTA谈判的步伐。
(四)经济因素是主导。政治因素比重提升
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两个：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家参与FTA协议的动机是不同的。分析研究一下新一轮FTA的发展就会发现，各国在进行FTA谈判时更多地增加了政治内容，如欧盟在东扩时，把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了加入欧盟的要件之一。FTA的谈判内容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对经济运行起到重要影响的政治因素，政治经济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程度比以往更加紧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双边FTA谈判中，尤其是垂直型FTA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会对发达国家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在美加吸收墨西哥的过程中、在东欧各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方面为满足协定要求(即大国的要求)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让步的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认为，大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多重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与合作，因此在进行区域合作谈判时，更多地考虑非经济目标，从而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因此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不再过多地分析经济效应。小国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国则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己的势力网络，并且大国在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使大国保证享有完全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减少甚至完全避免了让渡贸易政策制定权的风险。
(五)FTA组织封闭性和开放性双向加强
任何区域性FTA都是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因此从建立初期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说是封闭性。无论是初级的优惠贸易安排还是关税同盟以及更高级的形式，都具有排他性。正是FTA的这个特性使得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学家认为其与WTO原
则是相违背的。随着FTA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域内成员国所让渡的越来越多，区域组织的超国家权利不断增大，这种封闭性必然随之加强。因为作为国家维护的是本国的利益，在同域外成员谈判时必然维护本区域的利益，不会为了多边体系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区域集团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保护域内成员国利益导致的，这些都体现了FTA的封闭性。
FTA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FTA给域内成员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台，这种合作与交流有一定的外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域外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会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即使是双边FTA，在规模经济的吸引下，也不会拒绝新成员的加入，从而变成三边甚至诸边FTA。
二、中国目前在FTA方面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实体。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和纠纷也不断增多，如何解决与贸易伙伴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贸易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增强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同时，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可以积极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自由贸易区，从而降低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壁垒，增强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进而同他国实现商品、投资及服务的交流与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自由贸易的发展停滞不前，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为对外贸易政策，将区域合作作为外贸外交的新重点，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止到2010年4月，中国已经正式签订了九个自由贸易协定，即《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2年)、《中国一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亚太贸易协定》(2005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3年)及其补充协议、《中国一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国一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和《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和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中国-印度、中国-韩国、中日韩和中国－瑞士。
三、中国发展FTA的策略
面对区域自由贸易发展的新变化，中国不能盲目随波逐流，准确分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既要考虑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既要顾及局部增长又要顾及全面发展，借鉴他国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经验，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战略与对策，实现政治经济目标。
(一)中国应利用中小FTA分化重组的机会扩大影响
FTA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中小FTA分化重组。未来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更多的是集中在区域集团间进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可以划分到不同FTA集团中，未来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更多的是以集团为背景展开的。各国凭借所依靠或主导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贸易竞争(甚至争端)演变成了贸易集团之间的竞争。正是因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不同使得各国同不同国家结成双边或区域FTA，也正是利益的尖锐矛盾使得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止步不前，这种利益的分化在各国结成双边或区域FTA后并没有缩小，反而因为某些利益相近的国家结成了双边或区域FTA而使得他们对外谈判力量加强，这样代表各种利益的双边或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收益结果不理想的FTA本身内部矛盾重重，在外部交往中又未能提高整体地位，因此最终协定废止或者名存实亡，各成员方另外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发展势头良好的贸易集团不断扩张，使得剩余国家进行FTA谈判的选择余地不断缩小；另外，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也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国为加快经济复苏调整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从旧的合作组织转向新的合作组织，寻求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体的合作。
在双边和区域FTA盛行的今天，掺杂了较多非经济因素的双边和区域FTA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会不断出现，这种分化重组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安排，同时也给了新加入国家一次重新参与世界格局的机会。中国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方面晚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优势，对于一些已经成型的FTA，因为其对外排斥的特性，导致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处于不利地位，中小FTA的分化重组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处在了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变换带来的机会，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FTA，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变换中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二)注重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事务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布局是“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维护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稳定和政治安全的活动中，中国应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中国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保证自身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中国一度在东亚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是例证。但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积极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签署，中国不再遥遥领先，这也是其他各国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新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出现新的机会。中国应加强与日本韩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沟通。
(三)积极发展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关键词:国际政治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概言之,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为了共同的更多的利益,国家宁愿让渡部分主权,而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也不得不让渡部分利益而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实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霸权稳定论；霸权衰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3-0072-05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成立之初曾被誉为是国际货币合作的典范，并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该体系并未如其设计者所想象的那样长期运行。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抛出“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贬值，各国取消了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该体系从194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工作算起，其历史只有24年，如果从西欧10国恢复其货币可兑性算起则不过13年，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际经济与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就预言了美元的这一结局。特里芬教授分析指出：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问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乃至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动摇。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被称为“特里芬两难”。[1]特里芬教授从国际金融角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缺陷的分析，不仅被之后众多研究者所引用，其预言的准确性也为后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证明。目前来看，从经济、贸易、金融等学科考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而从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的成果则相对较少。吉尔平曾经指出：“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2]，货币体系的改变往往也体现了各国权力分配的变化。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霸权稳定论中的相关理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期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霸权稳定论简介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古尔甲等人补充成形，加以完善。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这时需要基于各国的实力进行权利的分配，从而出现霸权国；霸权国要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首先，霸权的存在是特定经济秩序的保障，即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繁荣需要霸权的维护。霸权绝对和相对势力的下滑会导致秩序的紊乱。当霸权国明显强于他国时期所形成国际经济秩序要稳定于霸权国权力下降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其次，霸权国要提供整个体系中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集体物品”，公共产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决定了“搭便车”现象的必然存在，从而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霸权国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同时，成本的担负会使霸权国不堪其负，最终导致霸权的衰落和霸权国的更替。
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主要指稳定的国际货币，最早将霸权稳定理论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中他首次提出了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金氏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最为稳定的货币体系是“金本位”，这就要求有国家愿意用自身的黄金储备作为世界货币的最后清偿手段，也就是按照某个稳定的官价，自由兑换黄金。证券、股票市场的稳定，意味着各种商业票据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贴现，通过贴现和兑换，以此来获得和保持资本的流动性。在国内市场上，一般是投资者向商业银行要求票据贴现，商业银行向本国中央银行要求票据再贴现，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为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贴现的“最后贷款者”。也就是说必须由某一个国家来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这个国家即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者。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出于维持国际通货体系稳定的需要，必须允许本国黄金自由地流动，承担按照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只有出现了这样的领导者，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而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会融领导者的作用，美国又不愿意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器”。金德尔伯格反复强调了“领导国”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也用历史经验性的证据指出了单个国家作为霸权国，担负国际经济的“公共成本”的局面无法维持很长时问。
吉尔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霸权稳定论，特别是对霸权必衰的趋势作了深刻的论证。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权是建立在霸主国压倒一切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上的，但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既不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大小或对某种技术的垄断，而是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是很难长时间保有的，因为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的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新的竞争强国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断面临后起者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言，“市场力量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格局，破坏了霸权，开创了全世界最终必须适应的新的政治环境。”[3]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尔平又从成本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是在自身的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为了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法则，霸权国家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随着公共商品的数量增加，每一单位公共商品的边际成本增加而其边际收益减少。“霸权国内消费（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和为保护这种（自由经济）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4]再加上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从而使霸主国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其他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国家。
（二）成本―收益原则与美国霸权的衰落
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涉及各国的利益，各国就会努力设法影响该体系的性质，使该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布雷顿森林体系通常被视为霸权稳定结构下的美元本位制，是战后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尔平认为在国际体系中，“那些不断兴衰的帝国、霸主和大国统治着国际体系。这些相继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改变了这一体系，一直扩张到在进一步的变革和扩张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止。”[5]也就是说，经济成本和收益成为霸权更替的动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之所以愿意承担统治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对它们来说，“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6]事实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美国在金融和货币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权势和收益。首先，由于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美元，美国可以通过发行并输出美元来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经济学家统计，当前被外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美元数量至少占到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按照这一数字进行推算，每年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征收高达120亿美元的铸币税。其次，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美国筹措资本。它使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外国借债，但其偿还却能是不对等的或干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向别国举债是以美元计值的，它可以通过美联储多发货币导致美元贬值，既减轻其外债负担，又可刺激出口，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此外，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有利于美国经济稳定发展。当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必须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而美国却不必这样做。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当美国出现外贸逆差时，美政府可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而将其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利用美元霸权为其霸权战略服务，“随着美国核威慑力量扩展到日本和欧洲盟国，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流通货币，对这种全球性结盟关系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并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础”。[7]
作为霸主国，为了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美国在获取美元霸权的收益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金德尔伯格认为美元霸权的建立要求：美国必须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货币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应该扮演全球最后贷款人；维持全球汇率结构的稳定。[8]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而美国之所以还乐于承担维持该体系的大部分成本，是因为权衡付出的成本与收回的好处，收益要大于成本。为了确保长期的利益，美国为支持国际经济货币体系而支付短期的和额外的经费，这被吉尔平称为“开明的自私自利”。[9]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6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美国的霸权收益逐渐达到峰值，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以及扩大海外军费开支等手段，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顺利运营，而且为美国组建西方集团，发动对苏冷战创造了条件，同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很快危机来临了。
根据吉尔平的成本收益分析，“一旦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边际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均衡，发展趋势将是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的更快”，[10]也就是说，随着霸权地位的确立，公共产品提供的重担越来越多的压到霸权国身上，同时霸权收益强大的驱动力会促使其他国家也不断的谋求霸权，从而潜在的对现在的霸权国产生威胁，迫使霸权国付出日渐增加的维持成本，从而导致霸权净收益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霸权的衰落。
其实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减弱，其国际收支已经开始趋向恶化。到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更加糟糕，到1968年3月，其黄金储备降至120亿美元，只能够偿还短期债务的1/3。但这段时期内，美元霸权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尽管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增加，美国通过霸权而获得的政治经济收益依然可观。对此，吉尔平引证了科恩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美国的盟国默认，霸权制度赋予美国在国外擅自行动以促进本国利益的特权，反过来，美国宽容盟国利用这种制度促进它们的经济繁荣，即使美国基本上得为此付出代价”。[11]这是因为依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霸权统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既对霸权国家有益，也对国际体系的成员国有益，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相互收益的，成员国也可能为了维持体系的稳定而选择继续认同和接受霸权国的货币政策。这样，欧洲和日本愿意通过持有已经通货膨胀的美元，即以持有美国政府生息债券的方式向美国提供贷款，这就有助于美国维持在西欧以及苏联和中国一些地区的驻军，为对外援助、进行越南战争融通资金。作为回报，美国继续不仅容忍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歧视，而且容忍它们执行锐意进取的出口扩张战略。
但随着越战的军事升级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经济及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不仅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增加，还首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国内失业率剧增。这就是吉尔平所说的导致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的外部因素：不断增加的政治统治成本。如果扩张是有利可图的，国家就会努力这样做，然而，扩张者往往付出的太多，防务开支的增加意味着维持现状的成本比现状带来的收益上升得更快。因此吉尔平认为美国在70年代地位下降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政治统治成本出现了快速的上升：欧洲日本的经济竞争、苏联的军事挑战、通过耗费本国财政储备资助世界经济增长、向全世界提供自由的贸易体制与货币体系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力，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削弱。[12]
（三）霸权体系内部合作基础的削弱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合作是脆弱的。在黄金―美元本位制之下，其他国家必须服从和维护美元，只能被动地购入美元来抵消美元的过剩，或者抛出美元来平抑美元的不足。固定汇率制约了各国利用汇率变动灵活调节国际收支和经济活动，而美元的过度泛滥必然在国际金融合作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上产生矛盾。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能从这一制度安排中获益时，体系性的崩溃就无可抑制地爆发了。美国不可能以牺牲其他相互依赖的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13
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复苏，西方阵营内部三足鼎立的态势已初步呈现。这时，霸权体系内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基础正在不断受到削弱。随着美元日益溢值和美国贸易地位的恶化，欧洲和日本开始认为，美国滥用了美元优势赋予它的政治经济特权。美国的经济伙伴国越来越担忧通货膨胀、反复无常的货币投机以及由于世界货币供应过度扩大而引起日益严重的货币动荡。欧洲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使得他们认为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去要求美国采取紧缩政策。正如斯贝茹所说：美国因处于支配地位而享有的特权对于一个萎靡不振的战后欧洲来说和日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一个已经复苏并且有了新的活力的欧洲和日本来说，则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了。14
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一个由n国组成的货币体系里，n减一个国家可以自由改变它们的汇率，只有一个国家不能改变它的汇率，因为它的货币是所有其他国家货币价值挂钩的本位。15这是以固定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潜伏的政治冲突，如果要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必须在n-l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国家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吉尔平称之为“宽厚的忽略”），16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l国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们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第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掠夺性的霸主”。17
很显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固定汇率区中，美国成为“中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国”，需要担负维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它们综合国力的提升，它们就有了和美国叫板的资本，甚至不肯承担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责任，直接导致美元地位的恶化。于是，为解决“n-1问题”，美国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尼克松在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单方面地把黄金同美元脱钩，从而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吉尔平和斯贝茹在论及美国的这种行为时都提到了美国的“失望”，认为是由于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给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国对‘白搭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主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失去了管理这种体系的意志和能力。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它的霸权，只是试图通过减少其外交政策中承担的义务来降低成本。美国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出发，通过放弃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游戏规则”，“摆脱这一体制对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影响国际货币政治所作的限制，”18以重新建立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的霸权体系，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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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
[5] [6][10]（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56、145、11.
[8]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4页.
[12]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3.
[13] 赵葆珉：“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的式微”，《当代经济科学》2009（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