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5 22:41: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高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常规工作
1、全组教师做到遵守学校常规，按时出勤，努力工作，书写教案，相互听课，定时开展教研组、备课组的活动，开展集体备课、听课活动，组织好文艺、美术、体育的代表队辅导、训练。同时，全组教师还认真开展体育、艺术新课改的准备工作，开展新标准的实施工作。
2、抓好“两操一课”，改进课间操的做操质量，由原来的每天一次增加到每天两次，提高了做操的质量，现在，课间操已初步成为我校的一个亮点。认真抓好课外体育活动，举行美术展，举办了全校艺术节，利用课外活动和晚上进行年级的文艺演出，还开展了小型多样的体育活动，举行了高二年级跳绳、踢毽子比赛和高一年级拔河比赛，举行了高一、高二年级新课间操的会操表演。
二、配合学校完成各项艺、体方面的工作
1、认真完成接待芬兰访校工作。为了搞好艺术联欢，朱永情老师不分早晚，积极组织学生排练，联欢时，忙里忙外，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2、各代表队认真训练，参加了省、市比赛，女篮获省第七名、市第三名；男篮获市甲组第一名，全国高中男子组济南赛区第三名；田径队获济南市高中甲组第五名。
3、认真积极的参加济南市教研室组织的各项教研活动，其中论文获奖的有：段红、石静玉、朱永清、郭严老师，郑涛老师还荣获省体育局“优秀裁判”的称号。石静玉老师获得体育优质课二等奖，段红老师荣获市班主任论文三等奖。
4、认真组织市教职工运动会的国旗队、花束队、彩旗队的训练工作。组织学校运动会的入场式的编排、训练工作，在市教职工运动会上我校获得了组织奖和表演奖、服务奖等教育工会最高奖项。全组人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七一”活动，保证了全勤。我们还认真参加教育局组织的合唱比赛的排练、演出工作，并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特别是朱永清老师既是教练又是指挥，真是劳苦功高。
第三、存在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三元式；结构；论证；事例；语言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因此，笔者提出“三元式”议论文创新写作法。“三”无论在哲学意义、文化底蕴、禅宗理学上，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有神秘的意蕴和价值，本文旨在让学生论说有力，灵活运用，挥洒自如，形成个性风格。现介绍“三元式”议论文创新写作法，以飨读者。
一、“三元式”结构布局中的魅力
1.“三元式”巧布段落结构。笔者遵从议论文五结构法――引、亮、议、联、结，也符合三结构式引论（引亮）、本论（议联）、结论（结尾）。“引、亮”合为第一段；“议”分为三分论点和联（针砭时弊、自我解剖），共四段，形成“引亮、过渡段、议三段、联一段、结一段”的七段式结构，使文章结构齐全，段落主次分明，篇幅美观，形成“凤头、猪肚、豹尾”三元式结构。
2.“三元式”巧埋思路线索。议论文观点鲜明是重心，如果话题论述角度窄，会出现偶然变普遍、特殊转一般的现象，牵强附会，失去论说力度，难以取信于读者。所以，笔者构建三元式角度，第一段选取自然现象进行仿生学类比推理或归纳推理引出观点，在议论部分选取典型材料论证分论点，再联系实际部分针砭时弊、自我解剖，形成“自然―典型人物―现实自我”的三元式结构。这样就把话题、观点放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中论证，增强了观点的辩证性。
3.“三元式”巧解话题观点。任何论题都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为什么、怎么样、是什么”，但由于时间、篇幅限制，高考作文不允许我们长篇大论，因此，只能突出一方面，略写另两方面，把那两方面分别放在开头或结尾部分，达到论述全面、重点突出的效果。
二、“三元式”在段落论证中的魅力
1.“三元式”巧引总观点。第一段选取自然现象三例（天上、陆地、水中；有生物、无生物、微生物等多角度现象）进行仿生学类比推理或归纳推理，从而引出观点，增强了观点的唯一性。
2.“三元式”巧分总观点。在议论部分将总观点从三个角度（内涵外延、方法途径、原因结果）分解成三个分论点，但划分标准必须一致，具体体现话题、材料、观点中的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社会价值、人生态度等，弘扬正气，发展社会，启迪人生。
3.“三元式”巧联实际。在文章联系实际部分可以从三个角度罗列社会中三种与观点相悖的行为、现象，再从三种角度挖掘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和危害。
4.“三元式”强化观点。在文章结尾处可以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用三个排比句从发号召、展未来、揭内涵、作劝诫等角度强化回扣观点，以收到豹尾式有力鞭策的效果，韵味无穷，发人深省。
三、“三元式”在事例中的魅力
1.“三元式”压缩材料。议论文中，事例扣不住观点核心词而滥用、取舍不当，冗长、压缩不当而文体难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笔者认为，事例得体，必须具有三元素，即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做（话题、观点的核心词的作用），结果怎样。因此，每一例人为材料、自然现象都要按照这三个要素进行压缩，材料不冗长，改变叙多于议的现象，达到语言简洁凝练的目的，干净利落地论证观点。
2.“三元式”材料丰富观点。如《“规”定人生》片段：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唐太宗视民如子，垂拱而治，（分析）那是因为他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对百司之职了如指掌，胸中有安民治国平天下的策略，于是百姓安居乐业；岳武穆统帅“岳家军”，屡战金兵，频频告捷，那是因为他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循”的严明军纪，于是金人喟然而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同志率工农，以持久战打退日本侵略者，那是因为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日伪不得不缴械投降。事例从唐太宗、岳飞、等多个角度论述，有力地支撑了观点。
3.“三元式”方法挖掘事例。在摆事实论据结束后，进一步进行事实论据分析推理，扣住分论点，采用假设、因果、条件等方法挖掘揭示深层含义，挖掘事件中的三过程、三条件、三原因、三意义等。排比句式使观点深刻明了，读者信服，读者震撼。采用因果论证法，挖掘事件多角度、多层次的意义，使事件的意义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四、“三元式”在美化语言中的魅力
考试大纲规定作文语言要“有文采，写得深刻”。采用“三元式”写作技巧，就能达到这一规定。在段落中运用“三元式”排比写作方法可以增强气势，吸引读者，感染读者。在压缩事件时运用“三元式”规范材料可以达到使语言简洁凝练的目的，即干净利落地论证观点。总之运用“三元式”创新写作方法，使语言简洁凝练，使段落整齐美观，让读者朗朗上口，震撼心灵，美化了文章语言。
综上所述，“三元式”创新作文写作法，既规范了文体，又精简了语言；既使结构严谨，又使观点突出；既使材料丰富，又使篇幅美观。真正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张扬个性的效果。
关键词：高中历史；综合素质；论述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历史论述能力，首先我们要认知什么是历史论述能力？论述能力是指一个人叙述并归纳、总结、概括事实，表达观点的能力，在历史教学上则是指学生通过给定的历史材料归纳基本史实重点、表达观点的能力。近年来，在高中历史考查中论述类的题目越来越受到重视，分值不断提高，但是这类型的题目也被学生视为最难解决、最难得分的题目。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教师在平时教学中教学重点的侧重存在很大的联系，教师对于学生论述能力培养的不足，导致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无从下手，在答题过程中出现：史实运用不准确、观点不明确，文字表达不恰当等问题。要想提高学生的论述能力，笔者认为要可以从巩固基础历史知识、自主探究学习、培养综合学习能力三方面入手。
一、巩固历史基础知识
在学生阅读一段历史材料时，常常出现不知道材料所述史实、不知道材料出处的问题，这是因为学生对基础历史知识掌握不牢固，知识面不够广泛。学习历史这类人文学科，不能够让认知和思维太过局限，要V泛的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在高中历史学习中就要以课内学习为重点，以课外学习为延伸。
（一）以课内学习为重点
高中历史学习要以考试为重，所以对于课内历史知识的学习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做好的就是引导学生牢固掌握课内知识。课内学习材料重点是教材，高中历史教材主要是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展开，纵向的时间线和横向的分类史实，因此我们在教学时也主要按照这样的顺序。高中历史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繁多复杂，难以让学生生硬的死记硬背，此时我们就需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系统、结构的学习。
首先构建学习主线――把握时间轴，许多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记不清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和时间顺序，所以我们可以把教材拉通，按照朝代顺序把具体的时间线给学生理清楚，让学生掌握清楚。其次，模式化掌握重大历史事件，高中阶段对历史的探讨主要是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工业革命等等，对于历史事件的学习主要是把握其时代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影响这五方面。采取这样模式化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保持清晰的思路，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
（二）以课外学习为延伸
历史学习最忌讳知识的掌握不够，在高中阶段由于教学时间的有限，教师往往只能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教学，而学生也很少自主的去扩展课外阅读，这就导致历史知识储备不足。虽然考试大纲明确了考试重点，老师可以有选择的安排教学内容，有侧重的教学，但是知识都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和其他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个联系往往就成为了解答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有重点的教学和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对重点外、课本外的知识有所涉猎。
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高中历史对学生论述能力的考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的考查，在论述过程中要求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充分运用累积的知识，研究历史问题并解决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对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在平时的教学课程中安排探究性的课程，提出探究课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思考力、学习力，逐步培养学生的论述能力。例如在学习时，对于其对我国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就可以在这一问题上让同学们进行探讨，表达观点，形成完整的论述，并且在表达观点的过程中要注意主客观相结合，用事实作支撑，避免完全的主观臆断。
三、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高中历史对学生论述能力的考查如果拆开来看，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综合全面考查，论述的前提条件是理解材料，所以首先要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其次是对问题的思考能力，最后是总结表达观点的表达能力。
（一）提高历史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历史理解能力，需要与学科特点相结合，同时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提高理解能力需要以大量的材料阅读量为支撑，所以首先我们要保证学生能最大限度地阅读历史材料，包括教材和适当的课外延伸材料。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形成思维惯性，以一个特定的角度切入问题思考，把握问题或现象的实质。比如关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就要让学生分辨出其中的客观事实叙述和主观评价；关于两段相似史实的评价就要思考其异同点，掌握普遍规律。
（二）不断激发学生思考
学习探究需要保持思考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教学中要注意对学生思考能力的激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是单一的讲授，让学生只是听课而不参与到课堂中，不参与到学习内容中来，参与课堂的最好方法就是思考问题，已有的知识并不是绝对全面的、完全正确的，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另外由于个人主观立场的不同，对于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保持思考是参与到学习中的最佳途径。例如在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阅读了教材之后，对于其中需要研究的原因、过程等问题，我们不要直接提出，而是让同学们思考问题，表达观点，逐步达到通过学生的思考得出答案的目的。
（三）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关键词： 港台 内地 班级心理辅导
一、引言
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一目标。一般说来，同一年龄层次的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基本上处在同一层面。他们在智力、人格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大体呈现出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是团体心理辅导的基础。
就目前我国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人员配置情况而言，人数常控制在十人左右的团体心理辅导形式，显然不能及时满足同龄学生的大量心理需求，班级心理辅导形式便应运而生。吴丽娟（1985）指出“学校班级辅导是我国的特色，是以团体辅导的模式运用在班级”[1]。因此，可以通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心理辅导，促进学生的个性心理品质的整体发展。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样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对于普及心理常识、提高学生心理素质、防止因缺少关怀、引导而发生的心理不适应、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特殊功能，是其他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载体所难以替代的。
二、港台地区的研究
台湾地区的心理辅导运动始于1954年。自1982年开始，台湾师大、彰化师大等高校成立了几个“心理辅导咨询中心”，分片负责学生的咨询心理辅导教育，培训中学的心理辅导队伍，并在具体操作上给予指导。在台湾教育厅的主持下，还编了《团体心理辅导手册》、《高中生团体心理辅导手册》等实用性操作指南，具体指导中学的心理辅导工作。
可贵的是，台湾地区的团体心理辅导在学习西方国家的基础上既有学习，又有创新，他们将团体的规模扩大到班级，在班级中再分成一个个小的团体，通过班级心理辅导的实施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班级中的团体心理辅导教育作为学校整体心理辅导中的一个重点。此外，他们还参考美国学校心理的理论架构，尝试将团体的心理辅导与团体的治疗有机结合起来，将临床心理学引进校园，确定一种“学校临床心理师”的模式，一方面面对学校各种对象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协助学校处理一些校园危机，如自我伤害，校园冲突等，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工作[2]。
香港地区的心理辅导在使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上，也做了一些实质性的探索。在学校团体心理辅导方面，香港着重探索在班级开展团体心理辅导。香港地区的学校心理辅导开始于70年代初期，最初的工作完全由班主任策划和推行，后来逐渐得到专门负责家庭与儿童福利的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的帮助。目前，班主任仍是心理辅导教育的骨干力量。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学进行班级心理辅导的普及有很大帮助，但是这样的辅导人员心理学专业素质较难掌控，需要不断发展和探讨。目前，这种模式对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框架的形成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内地的研究
我国大陆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北京、上海、湖北、江苏、辽宁等地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试点与实践工作。主要形式有：建立心理辅导室，针对学生的一些个别问题开展咨询与辅导；少数试点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课排入课表；大多数是结合班级，在团队活动时间进行。由于贯穿了新的教育理念，心理健康教育课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上海是中国内地最早在中小学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学校团体心理辅导方面的实践探索走在全国的前列。他们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在高中生团体心理辅导方面开展了一些课题研究，形成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成果形式。如2000年上海教科院普教所的吴增强发表了《班级心理辅导——着眼于同辈群体资源的开发》一文，就心理辅导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做了研究，比较系统地对“班级心理辅导”与“班级主题班会”、与“团体辅导”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介绍了班级心理辅导的特点，班级心理辅导的理论依据，辅导的形式等[3]。这些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
新世纪，出现了大量与心理辅导在中小学的应用相关的著作，使得此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钟志农的《班级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操作要领》对于现在中小学较为常用的辅导形式进行了辩证的论述，认为心理辅导应将理念放在第一位。他认为理念是班级团体辅导的灵魂，班级团体辅导的价值及其深刻性主要就是体现在辅导理念上。他认为，心理辅导课的设计应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创新精神，需要有很鲜明的层次感和连续性，这样才能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4]。鞠玉翠撰写的《中小学教师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论述了心理辅导方法和教育途径，认为心理辅导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实施、班级活动与管理实施、心理辅导活动课和专门的心理辅导实施，这样有利于在班级中形成互相尊重、接纳、合作的气氛，从而对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5]。
港台地区在心理辅导教育起步较早，在团体心理辅导方面的探索逐步展开，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结合了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使之更加本土化。由于港台地区与祖国大陆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因此，港台地区的成功经验对起步相对较晚的大陆心理辅导教育来说，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吴丽娟.理情教育课程设计[M].台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2]舒敏熠.高中生团体心理辅导方法初探[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16）.
[3]吴增强.班级心理辅导-着眼于同辈群体资源的开发[J].思想·理论·教育，2000（11）.
笔者在《数学学科学习力的要素及模型构建》[1]一文中论述了数学学科学习力的要素，并初步构建了数学学科学习力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基于数学学科学习力的数学课程结构进行论述.
1 学习力及数学学科学习力
“学习力”一词最早来源于管理学领域，多以“组织学习力”、“学习型组织”出现，它反映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各种内外信息的认知与反应的能力[2].以学习力、学习能力、learning power、learning ability、learning capacity等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后发现，对学习力理论的系统研究主要以国外文献为主，尤其英国相关较为突出；而国内文献较少，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学习力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能力，研究主要围绕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应用（提升策略等）进行.裴娣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分析、提取出学习力六大要素[3]，它们分别是：知识与经验、策略与反思、意志与进取、实践与活动、协作与交往、批判与创新；并提出了学习力的三层次六要素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数学的运作在于“思维”，人脑对数学对象的思考是思维运作.数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学与教.数学教学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理解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理解应当被看成熟练掌握各种算法的一个必要前提.数学学科学习力的核心是思维、数学思维，提升学习力，就是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而数学学科学习力由一般学习力和数学学科特有的学习力两部分组成，其中数学学科特有的学习力又由数学学习能力、数学能力和数学创新能力等成分组成.
数学能力包含很多内容，在数学学科课程中，需要重点培养学生抽象与概括、运算与推理、作图与想象、统计与分析、建模与解释等五组能力（学科核心素养）.数学学习能力主要包括经验与旧知、问题与活动、思想与方法、观念与态度、调控与反思等五组内容.数学创新能力的成分有质疑与批判、推广与引申、联系与贯通等.
具体结构详见下图2.
2 数学课程结构的构建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优化育人模式，推进普通高色化多样化发展，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浙江省制定了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并于2012年秋季在全省普通高中全面实施，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调结构、减总量、??方法、改评价、创条件”，为“普通高中分层走班，学生自主选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作为全国两个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之一，浙江省于2014年9月19日了“新高考方案”，将采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自主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等四种模式，考生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该方案将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各个普通高中积极探索学校课程的顶层设计，以及具体的教学安排.2.1 基于数学思维的课程分层分类
学校课程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在此之下，各学科课程结构体系需有一个核心主题词.同一学科，不同学校可有不同的主题词.比如，数学学科课程结构可用数学思维作为统领，进行分层分类、纵横交错搭建数学课程结构.
其中的“分层”，具体可分为三层：（1）基础课程：针对学困生和一般学生，注重数学思维引领；（2）荣誉课程：针对中等生，注重数学思维提升；（3）挑战课程：针对资优生，注重数学思维突破.此外，可针对基础特别差的学困生，还可以设计辅弱课程（或称为补差课程），注重数学思维体验，作为第四层.
其中的“分类”，具体可分为三类：（1）基础类课程：面向全体学生，主要关注知识基础，当然也有思想方法的基础，注重扎实度，注重数学思维引领；（2）拓展类课程：面向部分学生，主要关注思维的拓展，当然也有知识的拓展，注重广度，注重数学思维提升；（3）研究、特长类课程：面向个体学生，主要关注能力的提升，注重高度和深度，注重数学思维突破.
还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按照学生生涯规划方向，分为理工方向、社会方向、人文方向和艺术方向等类，分别提供不同的数学选修课程.
2.2 基于数学学习力的课程结构构建和实践应用
基于课程改革的背景，为了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力，基于数学学习力的课程结构构建亟待进行.除了教育部门规定的必修课程和限定先修课外，我们还需给学生提供多种选修课程.同时，基于数学学习力的课程结构构建需要从不同认知水平学生、课程类别和课程指向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可构成3×3×3共27个课程定位的课程结构.第1维“学生水平”维度，可分为学困生、中等生和资优生等3类学生；第2维“课程类别”维度，可分为基础类、拓展类和研究类等3类课程；第3维“能力指向”维度，可分为指向数学学习能力、数学能力和数学创新能力等数学学习力要素的3类课程.
第1维主要影响课程内容的难易，第2维主要影响课程内容的属性，第3维主要影响课程内容的目标.基于数学学习力的课程结构构建，关键在于第3维，以下就第3维“课程指向”维度进行展开说明.
指向数学学习能力的课程，也就是指向学生经验与旧知、问题与活动、思想与方法、调控与反思、观念与态度等五组学习能力培养的数学课程.指向学生经验与旧知、问题与活动方面，例如《数学与生活》（《生活中的数学》）、《数学软件应用》等课程；指向学生思想与方法、调控与反思方面，例如《高中数学学习方法指导》、《数学思维方法》等课程；指向学生观念与态度方面，例如《数学文化》、《民俗数学》等课程.
指向数学能力的课程，也就是指向学生抽象与概括、运算与推理、作图与想象、统计与分析、建模与解释等五组能力培养的数学课程.指向学生抽象与概括、运算与推理方面，例如《组合数学》、《数学思维训练》等课程；指向学生作图与想象方面，例如《数学与建筑》、《数学与工艺美术设计》、《数学与模具制作》等课程；指向学生统计与分析、建模与解释方面，例如《统计初步》、《数学建模》等课程.
指向数学创新能力的课程，也就是指向质疑与批判、推广与引申、联系与贯通等能力的数学课程.指向学生质疑与批判方面，例如《数学悖论》等课程；指向学生推广与引申方面，例如《初等数学研究》等课程；指向学生联系与贯通方面，例如《数学论文写作》等课程.
对于第1维和第2维进行横纵分列，将第3维进行内部渗透，可搭建出“基于数学学习力的三维数学课程结构”参考（如下表1）.
3 进一步的思考
3.1 学教育应多元化发展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为宗旨的新课程改革中，我们的基础教育应当走出精英化误区[4].在新课程改革中，着眼于未来人才的教育培养，应该清晰地认识未来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多元化时代，亟需的是具有较强学习力的多元化创新人才.数学教育应该多元化发展，在学校教育以及学科教学中，应该时刻秉承这一思想.以培养学生学习力为首要任务，培养多元化具有数学学习力的学生（数学成绩不一定要好），让学生有潜力成为未来社会某个领域（也可以是文科领域）中的人才.
3.2 抵制考试和考试文化的过度影响
中国传统的考试及考试文化不可避免地将对课程改革或多或少有影响.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不是围绕这个作无意义的争论，真正需要做的是，要从复杂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复杂方面去推进课程改革，使之向前不断迈进[5].学科课程是培养学生学习力的土壤，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形似主义、功利主义对课程实施的错误导向，而应引导学生对待学习、对待成败有正确向上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是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过度影响部分进行抵制，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毕竟能在考试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是一种素质，尤其是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毕业生还是要面对多种“考试”.3.3 “指向数学学习力的数学课程结构”的实践应用
Abstract: Taking ge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or example,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English teach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eaching, teaching object, selection criteria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should be on issues such as research, and constantly improve English teaching of geology vocational colleges.
关键词： 地质职业学院；英语教学；改革对策
Key words: geology vocational college；English teaching；reform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44-02
0 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等职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主要渠道。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化竞争日益加剧，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已经被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社会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有职业水平的高素质人才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应用型专业人才，而不是专门的书本型人才，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能跟上国际的步伐。教育教学的实施以强化应用为重点，知识够用即可，这种实用的教学模式更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
使其毕业后能成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本文根据我国目前地质职业学院专业的英语教学性质，任务，教学指导，教学目标，教材，教师的素质进行实践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英语在地质职业学院英语教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英语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培养合格的地质专业人才。
1 地质学院英语教学
地质职业学院的学生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经过正规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课基础知识，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强一些；还有一种，是职专类毕业生，他们大多英语基础较差，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他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明显。分层次，分阶段地进行教学。并不是能很容易做到，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研究新的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教材，使学生真真正喜欢上英语这门课程，同时也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使学生在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方面同时受益。
高职专业中英语教学任务：地质专业英语的教学任务必须有别于基础阶段的教学任务，应根据其专业特点，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在抓好基础英语教育的同时，还要了解掌握地质专业英语的语言特点、文献分类、阅读能力、翻译方法等。以社会需要为基点，培养具有一定的英语理论知识和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
1.1 打好英语基础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英语专业，不仅将学习重点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好的适应工作需求，成为既有一定英语理论知识，又能实际参与实际工作的实用型人才。
教育部规定高专毕业生英语应达到四级，高职毕业生应通过英语技能测试A，B级才能准许毕业，高职在校生英语的教学年限，教学时数都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为完成专业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学好专业英语提供了有利条件。
1.2 掌握地质专业英语的语言特点 地质专业英语不同于普通英语，由于专业分布广，学科跨度大，门类繁多的特点，它在词汇，语法，修辞方法，表达方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学生在没有进入这种实际应用型教学之前，必须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不然必将影响他们的专业阅读，检索，翻译等实践工作的进度与效果。
1.3 了解地质专业文献分类 地质专业文献分类相当复杂，根据地质专业的特点可分为图纸类，勘探类，采矿类，鉴别加工类，结构类，情报类等等。不同的文献类别具有不同的语言特点，文献的结构和写作特点不同。地质专业杂志，刊物中论文占大多数。论文学术性强，语言严谨，文体广泛，教材专著与论文类大同小异。报纸，科普类的杂志中都以地质类专业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献，文体多样，词汇广泛并涉及到中外的研究现状，部分专业知识语言也有很大难度。
1.4 强化地质专业文献阅读能力 专业文献阅读与基础阶段的阅读不同，在基础阶段的阅读教学中，常教授学生略读，跳读，并附以猜测，推断等方法，以便提高阅读速度，对文章内容理解达到70%正确就为合格。相反，采用英语地质专业文献时，理解必须100%的正确。专业文献阅读能能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阅读的准确性。只有基于对语言文字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提高阅读质量，筛选有价值的信息；第二，阅读的高效性。阅读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阅读效率的高低，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多的信息，才能提高阅读的实效性。
1.5 提高地质专业文献翻译水平 翻译是信息的传递，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除了译者个人收益外，还会有更多的人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在翻译中，既要对原文的思想内容做透彻深刻的理解，又要准确的把原文转换为汉语。专业文献的翻译要求译文的逻辑性强，语言规范且表达确切，决不是两种语言逐字逐句的翻译。翻译过程中，要对原文进行语义和语法分析，找出汉语的对应结构，并按汉语的语言特点重新组织语句。最后整理成语篇。如果不了解翻译的规律和翻译的技巧，即使掌握了英语，翻译时也会遇到不少困难。
2 地质专业英语教学的指导思想
在地质专业英语教学中，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指导思想，体现着人们对语言及语言教学性质的基本看法也就是语言的教学观。语言的教学观必然体现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的选用，教学方法等方面。既然是高职教育，教学就必须体现出高职教育的特点和特色，服从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要与职业和专业需求紧密结合，建立具有基础性和职业特色的课程体系。使其真正满足职业教育的要求。那么，地质专业到底要学什么内容的英语，只有通过社会和企业信息反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生产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意见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现场使用英语的机会日益增多，如进口设备，仪器的说明书和使用手册，国际通用技术标准，正在使用的成熟技术和先进技术的原始资料等。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计算机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人机沟通能力成为必备的职业素养。英语教学对有关计算机的操作指令、提示信息，通用和专业软件的使用说明，互联网调用命令等都可纳入教学内容。成为高职英语教学十分实用而生动的内容。多年来，人们在语言教学中仅重视语言形式，强调语法结构。随着人们对语言的性质和语言学习过程的认识逐渐深化和语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交际的成效取决于能否恰当地运用所学语言的能力。
3 地质专业英语教材的选择标准
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工具，好的教材可以起到鼓励和促进学生学习的作用。目前我国地质职业学院有十多所，各学院所使用的英语教材均不统一。作为职业性英语专业，在教材的选择上，高等职业院校应增加更多的实例教程，例如产品简介、操作说明、维修指南等方面的内容，在丰富其专业内容的同时，突出其具体工作特点，使教材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学科内容不宜过于专业化和学术性，应更多的融入实践学习，这样做一方面能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能帮助其工作后更好的适应岗位需求，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地质职业专业教材，教材的建设和发展落后于专业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就我国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而言，选择或编写不同专业特点，具备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的教材，能够充分体现先进性和适用性，紧密结合专业特点，对提高高职的教学质量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地质职业院校英语教师需具备的条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教学效果的保证。通过对地质专业学院英语教学任务的分析和论述，不难看出地质专业英语教学既不是单纯的语言课或地质专业课，也不是二者简单的合二为一，而是二者有机结合。地质是一门高科技学科，地质专业的英语教学必须要涉及到地质科技文献，专著，译著，发展动向等科学内容，这样对从事地质专业的英语教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英语教师除掌握基础英语教学外，还需掌握地质专业的专业用语，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学习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开发先进教学设备的功能，尽快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适应现代化教学要求。作为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思考，不断创造和运用创新学习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教研技能。
4 结束语
国家的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要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为企业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高水平人才，从而推动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应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课外实践能力，防止其出现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脱轨的情况，多为企业培养一些一线人才。将生产、服务、管理融为一体，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培养多方面人才，办出职业教育的特色，为社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就地质英语专业而言，应当从培养现代高职人才出发，使学生在学校学到和掌握丰富的地质专业英语知识，以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家进.语言学概论，1992.
[2]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6.
[3]李努尔.科技英语的语域特征.外国语，1992.
[4]杨惠馨.专业英语教学的一点体会[N].光明日报，2000.
一、“写什么”与“怎么写”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写什么”主要是就写作的内容而言，即文章用于表现主题或证明论点的材料；而“怎么写”是关于方法的，即把材料组织起来形成文章并为表现主题或证明论点服务的方法。这两者在写作中是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比如高中必修教材中文言文《劝学》为了论述“学不可以已”的论点，分别从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论证“学不可以已”。这三个问题的阐述是写作的内容，是证明论点的材料，而在写意义、作用、态度和方法时用了二十个比喻来阐述，比喻论证则是其组织论据的方法。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方法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当然其中内容决定方法，方法对内容有促进作用。如《劝学》中论述学习的意义时用了五个比喻，论证了学习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自己，改变自己。课文先用“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说明客观事物经过一定的变化过程，可以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接着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进一步说明客观事物经过人工改造，可以改变原来的状况；最后同理推论人只有广泛地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培养品德，锻炼才干，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课文通过这些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生活例子来阐明问题，使得文章和谐统一。
再如写记叙文时选什么材料来写，怎样组织这些材料才有利于抒发感情，表现主题，我们可看看郁达夫《故都的秋》：描绘故都的清秋景色共有五种景况，即清晨静观、落蕊轻扫、秋蝉残鸣、都市闲人、胜日秋果。在描写这些内容时方法上又融情入景，例如写“租人家一椽破屋碜∽拧保“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蓝色的牵牛花，郁达夫从寻常景象甚至破败景象中看出、体验出美来。所以其笔下的秋味、秋色和秋的意境与姿态，都笼罩着一层浓厚的主观色彩，这是郁达夫眼中独特的秋景图。其内容与方法也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二、写作教学在解决“写什么”的同时还应引导学生思考怎么写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写作文也要先有写作的素材，然后从素材中提炼出作文的题材，从而在写作时有东西可写。这个素材的来源是生活，但文章中写的东西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所以就要求写作者从生活素材中提炼出作文的题材。对于学生而言，其生活经历还是丰富的，但要写作文时，不知道哪些东西适合写进作文中，哪些东西不适合写进作文中。这就牵涉到题材的选择了，我们在作文课中要引导学生根据抒感、表现主题的需要选择作文的题材，即教会学生“发现美”。但“美”的评价是多元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学生童心般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这样就涉及到作文教学中“写什么”的引导。比如写母亲，可以选择母亲每天对我关怀照顾的一些小事，如叮嘱我穿衣服、天天要我吃一个鸡蛋等；也可选择母亲给自己买鞋子五六百元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下了，而到书店买书却逛了一圈没买成一本书，都嫌书太贵。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方面她是母亲，有着天下母亲一样的爱子之心和节俭持家的美德；另一方面她是女人，也有天下女人一样的爱美之心。这要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选择不同的事件来写。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情况大多是不懂哪些事可以写进作文中，所以就出现了无从下笔的窘境。作文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教会学生能根据抒感、表现主题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题材写进作文中。
三、在教学生“写什么”时还要注意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写
作文中不能只为了要写什么而写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些的思考。作文课要把“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作为教学内容。作文中所写的材料都是为抒感、表现主题服务的，而学生是有一定生活经验和独立思维的人，他们也看过了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在作文课上要把激发学生的思考作为一项教学内容。比如笔者近日听了一节课是讲记叙文如何彰显人物的个性的，教学上有一个环节是要学生以彰显人物个性为目标扩写“他进门喝水”的句子。第一步要求学生“分解动作，精选动词”如“他走进门，抓过水就喝了”，其解释是“抓过水就喝”能突出其性急。第二步要求学生追问“怎么样”，添加修饰词，如“他急匆匆地走进门，抓过水，看都没看就喝了”，也是突出其急躁的个性。在这一步中还要求学生进一步追问“怎么抓”、“怎么喝”、如“他急匆匆地走进门，一把抓过水，看都没看一仰头就喝干了。”接着还是进一步追问“怎么喝”、“干得怎么样”、如“他急匆匆地走进门，一把抓过水，看都没看一仰头两口就喝得底朝天了。”第三步要求运用修辞，如比喻、拟人、对比、夸张，如“他心急火燎地（比喻）走进门，好像几天都没喝过水一样（夸张），一把抓过水，看都没看一仰头两口就喝得底朝天了。”第四步要求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如人物的肖像、语言、心理、环境等，如“就要开会了，大家都正襟危坐，不敢大声说话，这时他心急火燎地走进门，好像几天都没喝过水一样，一把抓过水，看都没看一仰头两口就喝得底朝天了，还大声喊道‘好水’。”在这样的课中虽然把5字通过四个步骤扩写到了68个字，但只让学生学会了如何把句扩写得更长，而为什么要这样写则没有体现出来。学生没能真正地认识到“如何彰显个性”。要彰显的个性应该是作者要突出的个性，与情感主题有关的个性，而不能为了写人物所谓的个性而写。
其实，要彰显人物个性既可从正面描写入手，即从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等入手，也可用侧面烘托。在实际的作文课中不能只是教学生如何写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等，而更应该要引导学生明白在正面描写肖像时要抓住什么特征，为什么要抓住这个特征；如何进行语言描写，为什么要写的人物会说这些话；如何进行动作描写，可抓住哪些细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只有让学生明白这些才能真正地让学生学会写作，也只有明白这些学生才能写出好文章。所以作文课的教学内容除了“写什么”之外更应该教学生“为什么这样写”。比如：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鲁迅《故乡》）
对于中年闰土，作者鲁迅写到了脸色变化、脸上增加的皱纹、眼睛、衣着（其别突出其戴的破毡帽）、手等。脸黄、眼肿、手粗、衣单、帽破是中年闰土的肖像特征，作者抓住了这些特征写从而实现了“写什么”的目标，但我们还要引导学生明白作者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其实此时的闰土是来见一位童年时的好朋友――迅哥儿。按中国农村的礼俗，说什么也得穿得新一些体面一点的，可是此时的中年闰土却穿的如此寒酸，为什么？因为穷，他没有更新更体面的衣物可穿戴，于作者而言则是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也许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
另外语言上孔乙已说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里孔乙已偷换了“偷”的概念，是一种诡辩，也只有像孔乙已这样迂腐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别的书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别的书生不要靠偷书换酒，而孔乙已既穷又懒，不会营生，又死要面子，所以其语言要掩饰内心的无助、心虚，这才说出了违背逻辑的话。
还有动作上朱自清的《背影》，父H过站台买橘子的情节用了一连串表示艰难的动作词语。这可能也是有特殊安排的：过站台艰难又危险，那么正常思维父亲可不要去，可是父亲去了，违背了常理，为何？因为心中有爱，爱的力量让父亲冒着危险克服困难爬过月台去买橘子。越是描写出父亲过月台艰难则越能表现父亲爱子之深。
以上的例子作者不仅抓住了“写什么”还回答了“为什么写”。所以作文教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抓住一些具体的，与情感、主题有特殊关系的材料来写进文章实现“写什么”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让学生明白在写作时该写怎样的人、事、物，或是该写人、事、物的哪些方面才能抒发感情、表现主题，从而实现“为什么写”的教学目标。所以“写什么”的教学阶段应该包含“为什么写”的教学内容。也只有让学生在知识能力上达到这两方面的统一才能说是完成了教学目标。
作文教学中完成了“写什么”之后至于“怎么写”那可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怎么写才能更具有表现力，怎么写才能更具有说服力，怎么写才能更接近作者心中所想，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语言方面的能力。至于语言表达，因为到了高中的学生都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也有一定的人生感受，他懂得用一些修辞，塑造一些情境，添加一些外物烘托等来抒感，表现主题。所以在作文教学中我们还是要先处理“写什么”，而不能一味地关注“怎么写”。
比如，让学生写自己家中的一个人，学生写了奶奶。大致文意是这样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总是让自己干活，时而洗碗、时而叠衣、时而收拾房间等等，于是孩子就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奶奶不爱自己。后来孩子去学校寄宿了，发现自己与同学相比，自理能力强很多，这才知道奶奶让自己干活是别有一番用心，是用另一种方式爱自己。对“爱”的理解是多元的，此文中学生为什么要写奶奶总让自己干活的事，为什么要写自己当时的错觉，这里有一个成人眼中的“爱”与小孩眼中的“爱”的碰撞。老师在指导其作文时一方面要注意激发出学生内心深处真实的思想，另一方面老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把价值观回到成人眼中的“爱”的价值判断――“爱”不单是一种关心呵护更是一种培养锻炼。在这篇作文中老师不要先考虑“怎么写”即用什么样的语言修辞、用什么样的表达句式等，而更应该把目光放在要表现奶奶对“我”的爱可选择哪些事来写，“我”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些事的问题上来。把握了这些学生就能饱含真情地写作，这个时候老师再作些语言表达技巧的指导，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DEA模型；运行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56-05
一、文献综述
中小企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依据沃格兰・亚当斯[1]、布拉德肖[2]等学者的论证，信用担保能够增加经济总量（GDP）及税基、出口创汇、创造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信用担保是直接对社会有益的金融安排。因此，信用担保机构建设被认为是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项有力的举措。我国信用担保体系自从1998年开始建设运行至今，由于受政府政策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的盈利空间很有限。鉴于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在财税方面，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将部分公益性项目的国债转贷资金逐步转为拨款；在融资方面，积极引进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方式，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积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合并重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担保机构和典当公司；在投资方面，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等基地建设给予必要的扶持，对经济区内公益性及以公益性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的项目建设，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取消或减少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等。随着国家大量优惠政策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不断“注入”，不断发展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能否成为化解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项有效措施？不同性质的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差异如何？各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对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价值如何？能否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历史文化基地建设搭建快速发展的平台？在此，本文拟基于DEA测算方法，检验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五个地区的不同性质的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以期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创新组织运行机制，确保担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斯蒂格利茨与韦斯[3]最先指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孵化的逆向选择必然引致信贷配给，而中小企业规避因财务管理不健全而致的风险成为第三方信用机制介入的必要条件，在此逆向选择担保理论中论证了信用担保机构分散双方融资风险，化解双方融资障碍的机理。在纠正外部性问题方面，众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预期。比如庇古[4]、萨缪尔森[5]等认为单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存在不效率性，也即，政府干预非常必要，是调节市场失灵、优化实现资源配置有效手段，而为货物流提供信用保障的信用担保机构则为促进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间资金融通成为可能，对此，斯宾塞系统论证了信用担保在融资过程中的可能性与有效性[6]。
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研究，国外学者尼亥纳斯[7]、百纳瑞杰[8]、米歇尔[9]、列维茨基[10]、迈耶[11]等分别从交易成本、长期互助效应等视角，对担保计划的有效性及其与中小企业融资的长期效益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一致认为信用担保计划有益于中小企业融资，运行效率的高低与信用监管机制密切相关。实证研究方面，赖丁[12]、哈塔克亚马[13]、劳若奈斯[14]等运用观察法分别分析了加拿大、东亚地区、欧盟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指出政府支持、数据库系统、参与规模是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以亥奈克与威勒克斯[15]、乔治・海恩[16]等为代表的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加拿大的信用担保计划的有效性与贷款额度及行业性质有关。伊奈莎・洛夫与娜塔莉娅・麦伦克[17]在研究信用担保的征信报告中认为，私人部门征信评估体系的发育程度决定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水平。
国内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林毅夫、李永军[18]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信贷风险，影响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信贷效率。孔刘柳[19]指出，担保的市场化和拥有信息比较优势是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运行效率改进的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其他研究者主要运用融资担保理论剖析了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因素，提出了政府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手段等因素可以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提高的观点。实证研究方面，邹小凡、章智[20]，杨胜刚、胡海波[21]等基于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建立数理统计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认为，担保抵押品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效率密切相关。林平、袁中红[22]论证了再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是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殷志军[23]选取省域面板数据，基于DEA模型实证了三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样本的多种因素对其运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三类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差异性。
比较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文献主要聚焦在分析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因素和如何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指导原则两个方面。国内文献关于测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文献很少，主要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分析，而基于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并测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评价信用担保计划有效性的研究更为少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建立DEA模型，选取“关中―天水经济区”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地区的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样本，测算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政策性、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效率。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测算“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效率，本文借鉴了付库亚纳[24]论证的非参数分析法具有的优势该方法无需对未知技术进行先验说明，能查明生产增长的来源，提供性能改进的建议。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选取了非参数法中常用以测算多种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以期分析对比不同类型的信用担保效率情况。DEA方法有CCR模型、BCC模型两种。在CCR模型中，假若有n个DMUs，每个DMU均有m个投入、s个产出。若xij与yrj各表示一个DMU的第i个投入与第r个产出。μr、vi为权值，ε .ε>0，表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常数。具体表示为：
时，DMU存在Pareto效率，DEA有效。也即，给定的投入不能提高DMU的产出量。有效生产前沿面是由具有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生产点组成的Pareto有效面。但是，该模型适用的条件为规模报酬保持不变，测算的效率大小很难被发现。在BCC模型中，应用前提是规模报酬可变。与CCR模型相比，BCC模型中包含了凸约束条件：λ1+λ2+λ3+…λn=1。在一般情况下，该模型测算的纯技术效率值高于CCR的测算结果，而BCC模型中的规模效率值常用以分析某一特定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不变与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技术效率，假如两者并无差异，表示决策单元的无效率与规模不相关；假如有差异，表示决策单元的无效率与规模因素存在相关性。考虑到信用担保公司会通过增资等形式而扩大发展规模。故此项研究宜选取BCC模型进行分析。
若将综合技术效率（ZJ）分解为规模效率（GX）与纯技术效率（CJ），那么，信用担保公司便成为DMU。依据巴劲松的“二维”观点，即，信用担保公司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增加吸纳中小企业的贷款为目的会引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选取衡量效率大小的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有：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 时，结合信用担保公司的业务特质，选取投入变量为：从业人员数（L）、实收资本（K1）、固定资产净值（K2）、主营业务支出（K3）。产出变量为：担保业务收入（R1）、税后利润（R2）、担保贷款总额（R3）。
（二）结果分析
考虑到“关中―天水经济区”中的天水、宝鸡、咸阳、西安、渭南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西段）所链接的重要地区，因此，本论文选取此5个重要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采取实地调研、到陕西省金融办相关部门采集数据资料等方法，选取每个地区5个代表性的政策性、商业性两类信用担保公司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此两类样本进行分析。 ，时间段为2010～2012年根据所搜集到的数据的完整性及便于进行数据处理分析，所以，选取时间段为2010～2012年。 ，通过DEAP2.1分析软件分别对衡量效率的投入、产出两类变量数据处理后，其估计的结果为：
在衡量信用担保公司自身收益的效率变量中，产出变量为担保业务收入R1、税后利润R2，对两类公司进行DEA算术平均（表1），可以看出：综合技术效率（ZJ）差异较大。2010～2012年，政策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波动不大，而商业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波动程度明显，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地不断深入，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尤其是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受政策调整的影响程度较大。从ZJ的均值来看，商业性担保公司的均值较大。效率结构方面，两类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GX）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担保基金规模、银保关系等技术因素是担保公司效率得以运行的主要基础。
衡量信用担保公司金融附加性的效率中，将担保贷款总额R3作为产出变量，两类公司DEA的算术平均结果显示（见表2）：2010～2012年，两类担保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ZJ差异明显，但是，其综合技术效率ZJ的均值年趋上升的态势，其中，政策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波动较大，商业性的担保公司变化程度较小；ZJ均值方面，政策性担保公司呈现出了金融附加性优于商业性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从效率结构方面看，政策性的担保公司规模效率GX较高，也即，政策性担保公司较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金融附加性效率更依赖于规模效应。
将工业担保额作为产出变量进行估算（见表3），2010～2012年，两类信用担保机构在综合技术效率ZJ值差异较大。在效率结构方面，商业性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GX值较高，其主要原因是商业性的工业担保效率更多依靠于规模效应因素，而政策性的工业担保效率则更多依赖于技术因素。
综上分析表明，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政策性与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均在增长，但两者间效率差异较明显；商业性担保公司具有自身收益方面的效率优势，政策性担保公司具有金融附加性方面的效率优势。商业性的纯技术效率对于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度较大，而规模效应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政策性担保公司部分产出变量的综合技术效率依赖于规模效应，有些产出变量的规模效率却依赖于纯技术效应。不同类型的信用担保公司其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各异，需要具体剖析方可有针对性地提高其运行效率。
三、结论
本文采用非参数（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方法中运用比较广泛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对2010～2012年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五个地区的政策性、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家的大量优惠政策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不断注入，经济区两类信用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其效率差距较为明显。经济区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具有较为显著的规模效应，有力地促进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经济区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规模效应较小，对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度低。这也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发展位处初级阶段。为了扶持商业信用担保公司高效地跨过发展的初级阶段，提高其规模效应，需要政府适当地增加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资金，积极发挥政府层次信用担保协会的作用。当然，积极创新运行机制与盈利模式，规范运作、提高信用增级能力、不断分散运营风险也必须跟进。在继续加强对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制建设，力促“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效率的提高，推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控风险、增实力、促高效、保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Vogel R C，dams D W.Costs and Benefits of Loan Guarantee Programs[J].The Financier，1997，4：12.
[2]Bradshaw T.The Contribution of Small Business Loan Guarantees to Development[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2，16（4）：360369.
[3]林毅夫，潘士远.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2006（1）：311.
[4]Pijou Arthur C.The Ceonomics of Welfare[M].London：Macmillan and Co，1932：2433，.
[5]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387389.
[6]吴祥江，胡日东.信息不对称理论下的我国担保机构运作模式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09（8）：5161.
[7]Nihenas.Promot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r Subsidizing Tradition：The Japan Credit Supplementation system[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1987，23：4871.
[8]Banerjee A V，Besley T，Guinnane T W.The Neighbor’s Keeper：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J].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109.
[9]Michiel Bastiaenen，Peter van Rooij.Guarantee Funds and NGOs：Promise and Pitfalls[R].World Bank Povertyoriented Banking Working Paper No，1995（18）：152.
[10] Levitsky，J.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for SMEsAn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Review，1996，8（2）：417.
[11]Richard L Meyer，Greetha Nagatha mens on Sustainability of Credit Guarantee Systems[M]//The Financier，Analyses of Capital and Money Market Transactions，Special Issue on SME 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1997：100104.
[12]Allan L，Riding，George Haines，Jr.Defaulting on Loan Guarantees：Costs and Benefits of Encouraging EarilyStage Growth[J].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1998，19：504518.
[13]Hatekayama M Asian Guarantee System for SME，Paper Presented at Round Table of Credit Guarantee chemes[R].InterAmerican Bank，Washington DC，1996.
[14]Llorens，J.Loan Guarantee Systems for SMEs in Europe[J].The Financier，1997，4（12）， 7485， .
[15]Haneoek D，Wileox J A.The Credit Crunch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to Small Busines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54，22（6）：9831 014.
[16]夏绪梅.基于DEA的陕西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演化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6）：4345.
[17]Inessa Love.Bank Policy Research Nataliya Mylenko.Credit Reporting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World Working Paper 3142[EB/OL].http：//.October，2003：3133.
[18]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19]孔刘柳.信号博弈及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理论解释[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1（1）：256259.
[20]邹小凡，章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逆向选择问题的数理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3（3）：153157.
[21]杨胜刚，胡海波.不对称信息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18126.
[22]林平，袁中红.信用担保机构研究[J].金融研究，2005 （2）：133144.
【关键词】上海/地理学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12〕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51卷。
关键词：职业流动；跳槽；转换工作；城市在职青年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081-11
作者简介：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93）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方式从国家统包统分逐步过渡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同时也将青年职业生涯中的流动性变得更加常见，而将其职业的稳定性变得相对较低。例如，有研究指出：“1990-2005年，随着大学生毕业时间的向后推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的态势，在2000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尤为明显，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断增加。”①还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者“随着年龄增加，职业流动的程度下降”，而“剧烈的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 25 岁以前”②。
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所带来的青年就业领域中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极大地扩大了青年就业的范围，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青年职业流动和工作转换的机会。无论是对青年职业发展，还是对其职业生涯的长期规划，影响都是巨大的。如果说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给青年大学生择业带来的主要是更为灵活、更为广泛、也更为有效的就业机制和途径的话，那么，青年在职业生涯中的流动性增加、稳定性降低，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青年进行个体就业取向的自我调适或者重新定位以及社会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的一种必然过程。
与有些学者特别是人口学者相对关注社会宏观层面的“职业变动”所不同的是，本研究更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受制于社会宏观结构和政策环境的行为主体及其反应。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城市在职青年是如何应对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革的？有哪些因素与当代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行为相关？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希望探讨：当代城市在职青年中，有多大比例的青年转换过工作？又是哪些青年在转换工作？当前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状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趋势？哪些个人背景因素与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现象有关？对于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现象及其原因我们又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解释？
二、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1.基本概念：“职业流动”、“跳槽”与“工作转换”
在目前有关工作或职业变动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两个概念来描述和探讨与劳动者转换工作相关的现象。一个概念是“职业流动”。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中采用较多。另一个概念是“跳槽”。这一概念往往在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探讨和采用较多。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中采用“离职”的概念；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则将二者看作同一件事。比如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将“职业流动”特指“在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转换”。
笔者认为，“职业流动”与“跳槽”的概念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职业流动”概念往往更强调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职业”属性。比如，一个人原来是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转换工作到某大型商场当售货员，他的职业从“建筑工人”转变为“商业人员”；同样，如果一个人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师，后来转换工作到行政机关当干部，他的职业也就从“教师”转变为“政府部门行政人员”。而“跳槽”的概念则主要强调的是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单位”属性。前述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较多采用“跳槽”概念的一个可能原因，正是因为研究更多地是从作为“单位”的企业的角度出发的。在这种工作转换中，劳动者既可能转换了职业，也可能没有转换职业。比如，一个人从甲IT公司的经营人员转到同一类型的乙IT公司，成为乙公司的经营人员。其职业并没有发生改变，仅仅只是换了工作单位；如果他从IT公司调到一所大学当老师，从事计算机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他不仅转换了单位，同时还转换了工作性质，即转换了职业。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的是“工作转换”的概念，这一概念中包含了“职业流动”和“跳槽”两种情况。笔者认为，青年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进入了某种职业中，相应地也往往具有了具体的单位。而青年转换工作，本质的特征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换到了另一件工作。我们关注的主要是青年“工作变动”或“转换工作”的情况，即青年是否发生了转换工作的行为，或者说是否具有转换工作的经历，而不去关心这种转换过程中究竟其是转换了“职业”，还是转换了“单位”，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2.相关文献回顾
笔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探讨“职业流动”方面的论文有65篇、探讨“跳槽”方面的论文共有162篇（分别以题目中包含“职业流动”或者包含“跳槽”进行检索）。前者整体的学术性相对较强，但内容主要涉及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企业管理者的职业流动、某些特定职业群体（如教师等）的职业流动等，较少涉及到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而后者在内容上不仅整体学术性相对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甚至只是有关这一现象的简单议论，缺少经验性的研究结果。笔者阅读相关文献的结果表明，现有文献中，下列一些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相对密切，其研究结果对本研究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吴愈晓通过对20-60岁城市在职人员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初职获得方式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在职业流动模式上的差别。其研究发现，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比通过正式渠道或“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更可能换工作（离开初职），而后两者之间在换工作的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5期。。但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初职获得方式对在职人员转换工作的影响，至于其他影响转换工作的因素则没有被纳入研究中进行探讨。
宋月萍利用第二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与女性有关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宋月萍：《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季刊）》 2007年第2期。。但该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女性与男性职业流动的不同所体现的职业地位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上，对职业流动本身的影响因素则较少涉及。
李志等人曾对在企业工作、时间未满三年的40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过自愿离职经历的大学生员工比例较高，而平均离职次数并不多。这说明，职业适应期大学生员工频繁‘跳槽’现象更多地表现为‘跳槽’人数比例高，而非人均‘跳槽’次数多”。研究同时指出，他们频繁“跳槽”缘于高离职倾向。“价值观念不融合、薪资待遇不满意、发展前景受阻碍、工作缺乏安全感、自我实现不满足是影响离职倾向的五大因素。”李志、宋赟、薛艳：《从企业内部破解大学生员工“跳槽”之谜》，《科技管理研究》 2009年第5期。由于该研究关注的是企业中刚刚入职（未满三年）的大学生的跳槽问题，其结果只能反映出青年职业适应初期的状况，难以直接推论其他青年的工作转换情况。
龙书芹以对南京666位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龙书芹：《“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社会》 2009年第6期。但该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国有、民营、三资）企业职工的工作转换，对于反映更为广泛的行业类型及单位间的工作转换现象存在一定的局限。
翁杰等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的数据表明：“1995-2005年，劳动合同期限基本呈现单调下降的趋势。……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首份雇佣合同的期限在持续降低，即事前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降低。”该数据结果同时表明，“在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有60%左右的人在3年内发生了工作转换”，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转换率提高，就业稳定性持续下降。”翁杰、周必彧、韩翼祥：《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 2008年第2期。然而，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教育政策改变所导致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变化，尽管其指出大学生频繁的工作转换是此环境下的一种调适，却并没有能够从青年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做出足够的分析。
廖根深根据广东省18-30岁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计算不同类别青年群体平均职业流动周期的方法，探讨了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18-30岁青年经历了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职业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化”廖根深：《当代青年职业流动周期的研究：兼论当代中国青年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青年研究》 2010年第1期。。但是，由于其研究样本由城市青年、农村青年、外来务工青年三部分人构成，其中外来务工青年和农村青年占到三分之二，城市青年只占三分之一，因此，其研究结果的各种分布以及结论显然会受到样本结构的很大影响，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整体状况。
唐美玲对青岛300多名青年白领的调查表明：“从职业流动来看，青年白领女性和男性在是否跳槽以及跳槽的次数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跳槽与否与青年白领的工作时间、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以及工作单位的性质有关，国家垄断大部分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转变，使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为青年白领，特别是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青年白领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流动到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唐美玲：《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男性与女性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 2007年第12期。由于其研究更关注于性别间的可能差异，而其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比较可能需要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验证。
从总体上来看，现有的文献中对于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现象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较大规模的经验研究。已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应该进行相应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现有文献主要局限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毕业初期）及城市白领，对文化程度较高青年的过分关注难以获得关于所有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状况。二是研究跨度。已有研究或者将视野关注于所有在职成年人（如20-60岁），或者仅仅局限于大学生毕业初期（如毕业三年内）；前者容易忽视以“成家立业”为主要社会化任务的青年在工作转换中的特殊性；而后者则难以将职业初期的相关结论认为是整个职业历程的青年都具有的特点。实际上，关注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有可能对上述两种跨度的研究进行深化的。第三是研究重点。可以看到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工作转换本身，而是将转换工作与性别职业过程、职业分层过程等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当“立业”本身就是（在职）青年的基本社会化任务时，对于青年转换工作来说，无论现状还是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显得必要而且深有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这些方面出发，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数据，对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的现状、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笔者2007年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的“城市在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该调查的对象是1976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在职青年。在具体抽样中，城市样本层面上笔者沿用了2004年设计抽取的12个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城市有关12个调查城市的抽取方式，详见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 2006年第5期。。并在每个样本城市中，采用统一的分层定比抽样的方法抽取200名各个行业的在职青年具体的抽样步骤及资料收集方法详见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调查问卷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357人。本研究在对填答不完全的个案进行列删处理后，实际进入到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269人。
数据中收集了在职青年目前所从事工作是第几份工作的信息：“请问这是你的第几份工作？”正如我们上文已经提及，这一测量涵盖了青年工作转换中的各种情况，无论是换职业还是换单位，均在其中。除了使用这一变量之外，我们也将这一信息进行变换形成两个不同的因变量：一是是否有过工作转换的二分变量，1代表有过工作转换，0代表没有过工作转换；二是针对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青年，我们也使用工作转换次数。前者是二分类别变量，我们在具体的模型拟合中将使用二分Logit模型；后者我们近似看作是定距变量，以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相关估计。
结合本研究对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的目的，也参考现有文献的相关设计，以下自变量被引入本研究的分析。一是在职青年的个人相关状况，以便于考察哪些青年在转换工作，这一组自变量包括了性别、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受教育状况。性别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也是虚拟变量，1代表的是已婚，0代表的是不在婚（未婚与离异，样本中以未婚为主）；是否独生子女同样是虚拟变量，其中独生子女作为参照组；受教育状况以总受教育年限作定距测量，总受教育年限从被调查者学历转换而来，根据中国实际状况，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19。
第二组自变量是在职青年的工作状况，包括被调查者的工作年限（工龄），目前所从事行业以及职业状态。工作年限为定距测量，指的是其首次参加工作到被调查时点（2007年）的年数，为了估计工作年限对因变量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模型中也引入了工作年限的平方项；行业变量是一个类别变量，包括了生产性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性行业（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事业机关相关行业（如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中生产性行业为参照组；职业状态是虚拟变量，0代表正式工，1代表非正式工。
第三组自变量为背景变量，有两个变量。城乡变量测量被调查者在18岁之前主要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其中城市为参照组；所在地区测量被调查者所在城市，这一类别变量包括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其中直辖市为参照组。
最后我们也引入了父母的可能影响，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父母是否对被调查者的工作选择有要求，1代表没有要求，0代表有要求。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 结果与分析
1.青年转换工作的现状与特征
在12城市被调查的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占多大比例？他们转换工作的次数又是如何分布的呢？统计结果详见下表2：
表2的结果表明，目前城市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几乎接近一半，为49.0%；其中，转换过1次工作的占23.4%，转换过2次的占15.0%，而转换过3次及以上的占10.7%。因此，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在职青年中，换过1次或者2次工作的占绝大多数。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其概括出了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最基本状况。当然，有必要将青年的工作转换置入于相应的时间维度上。吴愈晓曾对城市中20-60岁的在职人员的调查数据进行离职风险率的计算，其结果显示，“离开初职的风险函数并不是一个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一个左偏的钟形曲线趋势。也就是说，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延，换工作的可能性逐渐上升，而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换工作的风险率则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下降”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5期。。从其研究结果的图示上可以粗略地看出，其钟形曲线的顶点大约在7年左右的位置。本研究的实际结果又是如何呢？详见下列表3：
表3的结果表明，虽然本研究的对象在年龄上与吴愈晓的研究对象有较大差别，但将本研究结果与其研究中工作年限（工龄）在10年内的对象的结果进行比较，情形还是比较吻合的。上面表3的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离开初职、换工作的比例（即非0次的比例）从最初的19%，逐年上升到39%、50%、54%、50%、58%、63%，直到第7年的64%达到最高，然后又逐渐下降为61%、60%、52%、62%。限定工作年限在10年以内的工作转换率变化图参见下页图1。
李志等人的研究统计表明，企业中工作时间未满三年的“大学生员工平均自愿离职次数为0.75次，从未离职的占51.9%，离职1次的占26.8%，离职2次的占15.9%，离职3次及以上的占5.4%”李志、宋赟、薛艳：《从企业内部破解大学生员工“跳槽”之谜》，《科技管理研究》 2009年第5期。。将上述表3 中前三列（即未满三年）的数据合并后结果为：从未离职的占63.5%，离职1次的占22.9%，离职2次以上的占13.6%。这一结果中从未离职的比例略高于李志等人的结果，而有离职经历的比例则略低于其结果。说明其以大学生员工为主体的调查结果比起本研究相对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调查对象的结果具有更高一些的转换工作的比例。这一结果似乎暗示文化程度与转换工作的比例相关。
2.青年转换工作的影响因素
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被调查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的大约为一半，比例为49.1%；而在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中，平均每人的转换工作次数为大约2次（1.92）。下面我们以青年是否转换过工作为因变量，以Logit模型来考察包括性别、教育在内的各变量对青年是否转换工作的影响。表4中报告了两个模型，模型1考察了各个变量对工作转换的影响状况；由于工作本身对于性别而言可能的含义不同，模型2中进一步在教育和父母压力对工作转换的影响中，区分了性别变异。表4的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文所呈现的工作年限（工龄）与工作转换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作年限与是否转换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即当青年开始参加工作之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发生风险）也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工龄从表4模型1的具体回归系数来看，青年工作年限的转折点为大约8年，即在工作了约8年后，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停止增加，开始下降。这一结果与上文的描述基本一致。之后，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则开始下降。
模型1中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对工作转换有显著影响。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者比未婚者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降低33.6%；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48.0%；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降低14.3%；服务性行业比生产性行业的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133%，而事业机关行业的青年的换工作可能性比服务性行业的要低22.5%。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非正式工比正式工的工作转换可能性高116%。而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直辖市的青年工作转换可能性最高表5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直辖市的青年相对于省会城市青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62.8%；相对于大城市青年，高48.5%；相对于中小城市青年，则高52.3%。城市规模与换工作之间并不线性的关系可能是由城市的流动性和资源性带来的，流动性高的直辖市工作转换较多，但是资源比较少的中小城市同样可能带来较高的工作转换。。模型1的结果也表明，性别、18岁之前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以及父母是否施加了工作的压力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由于工作本身对于青年两性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性别的可能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进一步区分教育程度和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影响的性别差异。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的，对女性青年而言，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可能带来工作的稳定性。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女性青年的总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18.3%；而男性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下降9.7%，显著地要低。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同样具有性别差异，实际上在模型2中，父母压力只对男性青年换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5的结果提示我们，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1）青年自身人力资本占有越高，其工作转换可能性越低。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和人力资本积累高的青年本身的职业获得也相对要高联系在一起，这类青年可能并不需要通过换工作来寻求更高的职业收入或是更好的职业发展。（2）青年的流动欲望越强，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越高；青年越走向稳定，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则越低。工作年限的影响最具有说服力：在工作初期，青年更多追求工作的发展，则其换工作的可能性不断上升；但是在工作了一段年限之后，在职青年开始稳定下来，则其换工作可能性也开始下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非正式工可能需要更高的换工作率；而逐渐走向家庭稳定的已婚青年，其在转换工作概率上也走向更低。（3）青年所处的环境的流动性越强，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处于流动性最强的服务性行业的青年，其换工作可能性远高于生产性行业，而后者的换工作可能又高于最为稳定的事业机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流动性最强的直辖市的在职青年的换工作可能性更高。（4）社会背景给青年的转换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结果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压力（父母压力）只给男性青年带来更高的工作转换机率；而有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有可能选择稳定。
3.青年转换工作次数及其影响因素
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期望进一步追问，对于那些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其工作转换次数如何？尤其是其是否跳槽频繁呢？其实在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1131名青年中平均每人约“跳”过两次。这一频次与已有研究相比比较接近：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并不算频繁。我们将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近似看作是定距变量进行线性模型拟合（OLS）。由于因变量在实际的分布上并不完全正态，我们仅仅探索性地讨论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次数的相关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果见表5。
表5的模型3的R2为12%，基本达到了模型拟合的要求。从模型3的数据结果来看，性别、独生子女身份、职业状态和父母压力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即男女青年之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青年之间、正式工和非正式工青年之间、父母有工作压力和没有工作压力青年之间都并不存在工作转换次数上的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青年比不在婚（主要是未婚）青年平均少转换过0.33次工作；青年的教育程度对其换工作次数有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平均换工作次数减少0.08次；工作年限（工龄）对青年工作转换次数有正向作用，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在职青年的平均换工作次数增加0.09次；而就行业而言，服务性行业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相较于生产性行业，其平均多出0.27次；城乡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18岁之前主要生活在农村者比来自城市的青年平均多转换0.13次工作；地区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直辖市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省会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33次，大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3次，中小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0次。
在单独考察已经有过工作转换的在职青年，我们发现其工作转换频率是受到包括青年个人资源、工作年限以及社会背景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但是由于模型在因变量上的限制，我们不打算对已有的结果作过分的阐释。然而表5的结果中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与已有研究总是强调社会优势群体——如职业上占优势的白领、人力资本上占优势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转换频次，并且往往暗示其转换频率过高不同的是，模型3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工作转换次数更多的不是在资源等方面占据优势的青年，而更可能是在各方面占据劣势者。从表6的模型3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表明了是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或者有着农村出生背景的在职青年有更高的工作转换次数。
五、结 语
本研究利用全国12城市在职青年调查数据，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且通过统计建模的方式对影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相关原因进行初步讨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一半的城市在职青年曾经有过工作转换，这些青年平均越转换过2次工作。从总体上看，很难将青年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简单的分析框架中去，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至少以下三大因素是必须要受到重视的。
（1）青年自身的资源。在职青年自身的资源的积累，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教育为测量的人力资本，是有助于降低青年进行工作转换的可能性与工作转换的次数的。
（2）青年自身的（工作）发展阶段。当然这实际上是与青年对流动/稳定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与已有研究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了青年的工作年限（工龄）与青年的工作转换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青年在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转换工作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逐渐走向家庭婚姻稳定的已婚青年，其工作转换概率工作转换次数都会降低。
（3）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文化。青年本身所处的行业、城市以及其间的社会文化都对青年的工作转换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发现，处于服务性行业或是在直辖市的青年其工作转换概率和次数都会增加；而社会性别文化确实对青年的工作转化带来了影响，尽管单纯从数据而言，性别的简单比较并不形成显著影响。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研究所关注的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正是青年在一定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下，利用自身资源与职业规划不断调整和适应的社会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变动值得关注，青年本身的不断变异和分化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本研究所得到的青年自身资源有助于降低青年工作转换概率和工作转换次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一定的反思。已有研究实际上过分关注了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工作转换，甚至在部分结论中暗示了这些群体的过高的工作转换率。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所有文化程度群体时，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大学毕业群体的工作转换是低于更低的学历群体的，或许后者的工作转换更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不同青年转换工作的倾向与动机可能是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工作转换：一种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年的工作转换，其转换工作的次数相对不多，目标主要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下以自身资源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另一种则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青年的工作转换，其转换工作频繁，但主要局限于相似工作之间的转换。这可能是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主要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实现，而后者却主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发生。本研究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进行上述的区分。但是我们的结论中，文化程度较低或者服务型行业（主要集中于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以及租赁与商业服务）换工作率较高可能更多地与后一种工作转换联系在一起；而在高文化程度青年群体中，男性相对于女性有更高的工作转换率则暗示了以职业发展为目标的前一种工作转换。已有的很多研究都将这两种并不相同的工作转换混淆在一起讨论，而本研究则表明，对这两种工作转换作明确的区分和研究是厘清已有研究，深化已有结论的重要开始。
青年自身发展阶段对工作转换有重要意义，使得我们必须将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每个青年的工作历程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短时间的相关研究很可能获得的不是青年工作转换的特征，而是其工作历程某一阶段中的特点。当我们用“职业生涯发展”这样的长时期范畴来进行研究时，则可能和已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已有研究在大学毕业生刚毕业的若干年内对大学生过多的工作流动进行批评性研究时，我们非常可能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畴的把握下指出，职业初期的高流动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职业初期的“工作转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大学生在不断转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之下，不断依据自身规划与资源，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进行调适的社会过程；其不仅不是一种社会问题，反而是值得研究者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的重要现象。或许这就是从单纯“就业”到“先就业后择业”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