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7 08:10: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这实际上提出了令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是解释世界，追求科学，还是改造世界，实现人文？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成全教授所著《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对此做出了科学的、精辟的解释。该书认为，经济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更具有人文性。作者指出，如果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就会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经济学若想摆脱当今的“科学困境”，就必须走向人文。J．M．布坎南在《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即缺乏伦理学的内容。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应当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须和人文结合起来。朱成全教授在其专著中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1．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经济学哲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回答。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会体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前者。这就是说，应该从这两大文化背景来理解经济学。
从两大文化思潮的对立、影响，可以得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科学与人文是有区别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明科学与人文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科学多是以外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多是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释学方法为主；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简单地说，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被称为“工具理性”，人文被称为“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划分标准来看，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于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
但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却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如果经济学完全具有科学性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必将导致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摆脱经济学“科学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了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还应从人文角度来进行理解。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人学，毕竟具有人文性，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分析和道德特质。
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不少学者乃至“大家”都有与此相近的观点。盛洪认为，经济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他大呼“经济学精神”；汪丁丁认为经济学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他也直言“作为人文精神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2．阐明了经济学的境界
依据冯有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经济学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西方经济学还处在功利境界，具有科学性，但尚未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3．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更要应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的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文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4．要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来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国应当以为指导，参照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5．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的指导，还应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进而，当今西方经济学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学与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本质。
6．广义的人文指标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人文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应该以人文为价值规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又称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功利与人文，又称为“功利”与“超功利”的关系。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还要有超功利。所以，超功利的终极关怀固然表现为对功利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是内含有功利追求的，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中的人性内容，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成为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而学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是人文的基础，人文规范科学。
既然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人文因素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包含着经济因素。所以，可以将包含经济等在内的人文因素视为广义的人文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一直在开展“国际人文因素项目”研究。“人文因素”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层面上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论文摘要]医学从哲学传统中孕育而来，医学伴随着生命的衍化而产生。在当今医学教育中，要立足现代医学哲学，坚持医学哲学思维对医学生进行“三观”教育，针对现代医学之困境，提出现代医学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开展医学教育的思想“顶层设计”，从而养成医学生关爱生命，医者仁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和提高现代医学的价值意义。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转贴于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出发点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成为马克思”的过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的个人”是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准确地理解这一立足点，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和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整地掌握理论。
一、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的教育开始的。无论是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学派，还是费尔巴哈，都对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但他没有以此为限，他清晰地看到这些哲学内在的缺陷：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脱离，缺乏一个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并不断地清算、超越这些思想。
1．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把“绝对精神”看作是这个体系的本质。他提出的人学思想对马克思有着重要的影响。黑格尔看到了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并且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根本异质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劳动解释。他夸大人的精神属性，强调人是精神存在物：“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 “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可见，黑格尔看来，人和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是抽象的精神存在物。由于黑格尔不承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不懂得客观实在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是用所谓“绝对精神”、“理性的自我运动”来描述社会历史的发展，其结果“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有关劳动和社会历史的合理思想，但是坚决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尖锐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特别是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由于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当时现实中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间”，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这使得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与现实严重脱离感到很为难。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是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的。
2．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费尔巴哈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尽管这种唯物主义带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来批判和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辨观点，他在批判上帝和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基础上回到人和自然界上来，他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并把它和旧哲学相对立：“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则不然，它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他说：“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在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由此得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这一思想，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手稿》的序言，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也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生活、类本质等术语来探讨“历史之谜”。但是费尔巴哈把人仅仅归结为“自然界的产物”，表面上他讲“现实的个人”，但他所讲的“现实的个人”只是人人都要吃、喝、住、用等自然的需要。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爱与友情的关系，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于是，“人的本质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J。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实际上是抽象的“人”。他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诉诸的是“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正是再度把感性思辨化了。这又给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
但马克思并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他在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不断地超越这些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改造。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他不了解人的社会存在，不了解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不懂得社会实践这种“感性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类世界对现实的人的重要意义，不能认识人是从事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存在物。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详细地阐述“现实的个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马克思反对施蒂纳，彻底粉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史观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继鲍威尔后的又一个“宝贝”施蒂纳则以“唯一者”——“唯一的个人”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把目光从普遍转向个别，从“类”转向个体。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以三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为基础，并在人的个体发展之中对应找到儿童、青年、成人三个阶段。这样，“人”的发展的唯一结果就是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否定的统一，即真正的利己主义，就是达到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施蒂纳的“唯～者”说到底就是“我”，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的主体，历史的最后创造者，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不管是我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都不能站在我之上。施蒂纳关于“人”的论述归根到底就在于把人的现实发展归结为人的“自我发现”，把一切现实关系统统归结为纯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对此批判说：施蒂纳’对德国哲学的幻想的无限信仰集中地表现在：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他认为‘人’创造了历史”，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这种以精神解释历史的观点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基础上，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上，抛弃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现实的个人”。他对于“现实的人”的表述有一个在本体论上突破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新境遇作为其深刻的背景，即把人从本源上看作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是以“感性活动”立论的本体论，最初阐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后概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现在则凝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上。
马克思形成现实的个人概念后，便以它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得以扬弃和超越以往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二、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特点分析
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发现关于人自己的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这从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特点分析中可以得出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1．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能动的。
马克思强调世界上的事物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存在的，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有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人也是由于人的活动才存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它的特征也是由它们的活动决定的。 转贴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在这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要从人的活动理解，从它的活动的能动的过程理解，作为活动的主体来理解。
人的活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得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人和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和社会之间各种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认识“现实的人”必须抓住生产实践这个关键性环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把劳动与“个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手稿》中，他通过“异化劳动”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虽然在那里他所建立起来的还不是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联系，但至少已经意识到要从劳动的角度来规定“个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一步步地接近了“感性活动”这个重要概念，并最终确认了现实的个人就是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因此，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反复强调他所说的“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2．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客观的。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实质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既然人是在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人，那么，他必然会受到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
对“现实的个人”的客观性，对“现实韵个人”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现实的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客观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状况取决于它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客观的，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活动也是客观的。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3.马克思学说中的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坚持把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进人到社会历史的范围内考察现实的人在进行活动时所形成的关系，最终得出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侧这是马克思直接论述“人的本质”概念的两句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反映人的本质。正像马克思在发挥自己的上述观点时所指出的，“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一引者)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开创了国内技术创新哲学系统研究的先例，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话语、范围到方法在内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笔者确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导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全面把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也定将取得应有的发展。
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熊彼特论证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还根据创新对利息、利润、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现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人们开始相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加上研究开发方面公共投资的意义相继得到证明，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的共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今，技术创新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愈来愈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
我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在1973-1974年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上，有专文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再次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熊彼特以后创新理论的发展。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介绍国外创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译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系列报告》(《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年第1期)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就是在企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的技术条件或水平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结果将带来经济效益，因而技术创新的结果，首先将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与利润。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逐渐地从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于技术创新这个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目前技术创新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类别：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即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人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目的的社会行动。
二、《技术创新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有益尝试
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以下简称《技术创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该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对技术创新哲学进行思考的一个归纳，共分五章来展开叙述。第一章是绪论，作者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多重视角，说明了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较少的社会学层面展开的，哲学层面的研究目前则是处于技术创新研究的边缘。不过，他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的兴起持乐观态度，因为，技术创新中确实包含令人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章是技术创新本质论，作者从熊彼特、马克思、对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出发，阐明了技术创新的特点，揭示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并给出了技术创新的哲学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作者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点加以总结为：(1)历史性(2)不确定性(3)创造性(4)过程性(5)协同性。对于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作者提出，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分，借用日本学者森谷正规的话就是，技术创新不是技术发明，确切地说，它是通过技术进行的革新(即创新)，技术本身无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总结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各种研究之后，作者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了技术创新的本质：(1)技术创新是主体参与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2)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过程。
第三章是技术创新活动论，作者探讨了技术创新从创新决策，到创新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的活动特点，说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和技术创新各阶段协同作用的必要性。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作为行为者的创新主体依一定的中介作用于作为行为对象的创新客体而使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同时发生改变的过程：创新主体把创新客体的特征、本质和规律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技能等本质力量，完成“人的自然化”，而创新客体则按照人的目的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被改造为适合主体需要的创新结果，变成“自然的人化”。作者指出，技术创新决策就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面对实然创新客体作出选择，从而形成技术创新活动方案的过程；创新R&D是从无形技术到实体产品的过程，是创新决策方案的第一个物化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则是从一品技术到多品技术的过程，标志着技术创新从技术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进入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市场创新则是从创新产品到创新商品的过程，即把创新产品变成消费者满意的创新商品；管理创新则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过程。作者在分析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线性的过程，相反，创新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
第四章是技术创新能力论，作者从剖析技术创新的能力系统结构人手，提出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第五章是技术创新条件论，探讨推动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如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制度以及文化创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详细介绍。
总的说来，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活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所覆盖，对于受众而言，《技术创新论》提供了一个了解技术创新学术界信息的好机会。阅读本书，读者会感受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庞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见解，尽管对于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读者可能见地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全新视界，毫无疑问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论》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兴起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究其根源，这与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哲学一科学”史从苏格拉底一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创新活动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作“应用科学”，对技术及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属产品。因此，尽管技术(及技术创新)与人类同时产生，甚至人类漫长的历史是由它来标识的(石器、铁器等)，技术及技术创新对历史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及技术创新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不过，夏保华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虽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中，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他列举了八组技术创新的哲理性问题，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客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动机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条件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为此，他呼吁科技哲学界应着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以“面向文本”、“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的发展中派生出技术创新哲学，而是要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引导出技术创新哲学；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这样才能显示出哲学关注时代变迁，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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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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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东亚经济奇迹 关系为本 政府主导 现代化
一、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
东亚主要由儒家思想支配或以其为官方思想体系的社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文化起源和语言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儒家思想都是源于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大发展。在当代怎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真正发展，少走一些弯路，就需要用正确的发展观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
自1949年建国以来，早期并没有采取一种本土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追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基于工业国和集体农业的。并且，没有依赖世界经济，一方面是中国主观的原因，即要终结帝国主义的干预，另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制裁，使中国不得不放弃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经过实践证明，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没有那么有效。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修正苏联模式，寻找自己的道路。经历了坎坷与挫折，最终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发展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快，而且，中国经济的改革无疑使东亚崛起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无疑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其造成的社会隐患也在不断显现，比如，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的频繁出现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东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上的，以政府主导（推动）、外向战略、赶超目标为本质特征，具有亚洲文化的经济增长模式。
1、“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
6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根本上看，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亚洲国家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稳定而均衡的“关系为本”制度分不开，在市场规模不大的赶超前期，利用政府主导下的“关系为本”制度，不仅平均交易成本低，而且可以再短时间内集中国力，模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东亚国家（地区），是政府主导（推动）经济发展。
2、从金融危机看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隐藏在“东亚经济奇迹”背后的也正是这种制度的局限，即“关系为本”的制度只能将市场扩展到一定的限度。继续依靠“关系为本”的平均交易成本就明显要高于使用“法制为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关系为本”的制度中，竞争会导致投资（或投入）减少，显然是一种负面效应。更为严重的是，在分权化过程中发生的这种非连续的制度中断，很难被外界所观察，“关系为本”通常是黑箱作业，信息不透明。因此，当危机出现后，要在“关系为本”的制度与“法制为本”的制度之间建立一个跨国的治理结构来共同应付危机的成本十分昂贵，外国投资者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恐慌感，导致大量资本抽逃也就不难理解。
3、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与演变
模式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稳定，而不是绝对地静止不变。 当初东亚模式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后来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东亚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东亚经济的复兴使人们又重新认识到东亚模式的价值。东亚各经济体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以促进经济的复苏。
首先，知识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其次，科技创新提高企业活力。再次，灵活汇率降低货币风险，建立大量的国际货币储备。最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构建。以日本、“四小龙”、东盟以及中国为主的“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实际上是资本、技术、货物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各国间自发流动的“非制度性安排”的结果。
三、东亚发展模式与拉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1、经济发展的不同
东亚在各个时期都比拉美经济发展迅速。尽管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时期也有发展快慢的变化，但平均来看，基本上都能保持在高增长范围。拉美则在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持续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问题。
2、城乡、区域发展均衡程度不同
很多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忽视农业甚至歧视农业，致使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均衡。一方面，政府重工轻农政策和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得大量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了城乡劳动力比例失调，农村和城市的贫困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城市化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二元”经济与“城乡二元”经济现象。
相对而言，东亚比拉美在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方面要好得多。但是，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失调问题。许多东亚国家目前超过50%人口集中于城市区域，包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
3、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不同
东亚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强干预。与拉美国家相比，东亚的干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灵活性，即政府愿意并且有能力随时随地调整各种经济政策。
第二，合理性，即政府的干预以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和国内外市场信息为基础。
第三，公开性，虽然东亚社会常常被视为“关系为本”的社会，这种关系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的干预活动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具有较强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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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139－03
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元发展的大环境下，医学院校也在向多科性方向发展，其中以人文科学学科为主要代表的文科专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的重视。同时随着社会对复合型、专业型人才需求的增大，医学院校中文科专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教学水平也得到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医学(药学)院校有75所，绝大多数院校都开设了文科专业，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个学科。
但是，当今医学院校文科的发展依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医学人才的需要。同时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现状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因此，医学院校如何依托雄厚的医学资源，通过医科与文科的交叉、融合、渗透，使学生具备交叉型知识结构和应用创新能力，凸显出医科院校的文科特色，进而打破文科人才培养的瓶颈，构建特色人才培养平台，是当今医学院校急需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文科的概述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文科主要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当前，在医学院校普遍设立的文科专业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经济学、(医药)市场营销、卫生法学、医学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等。
对于文科的性质与特点，应有如下认识：研究对象主要是人而不仅仅是物；研究的方式一般来说主要是个体劳动；研究的产品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是具有个性化的东西；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和论著；文科的研究周期比较长、成果见效较慢等。这些特点都要求我们在文科的管理中必须充分尊重其个性，而不能照搬工科的管理模式。
(二)当代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瓶颈
随着医学的研究范围从生物拓展到社会、经济、伦理、心理、法律、哲学等各领域，医学模式相应地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形成了体系严密、内容广博、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体系。同时多元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复合型、专业型、应用性人才的需要，促使医学院校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存的医科人才。文科的发展虽然受到医学院校的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阻碍文科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影响到医学院校文科的长远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 在追求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理工科院校作为向社会输送技术人才的源泉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受社会上越来越多流传的“文科无用论”思想的影响，文科的招生、发展以及文科生的就业状况都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这种思想在医学院校主要表现为：认为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什么样的医学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应该看到这种从技术层面对医学本质的阐释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严重影响了文科在医学院校的发展。
2 必须注意医学院校这类理工科院校所面临的独有瓶颈问题。对于一所高校而言，教学、科研是其基本要求，正是因为这是普遍的要求，因此即使生源一流，教学成果一流，在诸多同类学府中不过是立于鸡群之鹤，缺乏富有人文色调的文化背景做支撑，仍然无法跻身一流大学之列，无法达到俯瞰的高度。而造成这种瓶颈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重理科建设轻文科发展，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文化积淀。
3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与理工科毕业生相比，文科大学生的就业难度明显高于理工科。
4 文理医工多学科研究型大学的客观优势未能较好地发挥，文科各学科之间难有合作，文理之间更是难以合作。
二、当代医学院校在发展文科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一)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对文科学科发展的轻视
文科在医学院校的发展受到轻视，主要以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为例。虽然我国医学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由于人文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受到社会关注，且各院校间很不平衡，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总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许多医学院校虽然增加了人文课程的设置，但由于医学专业课业繁重，加上学校对人文课程学分的要求一般不高，所以大多数学生个体能接受到的人文教育还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目前在医学院校还没有彻底唤起对文科发展重要性的普遍认识，还没有认识到医学并非专属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体系中的某一个，而是这三大体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的典型代表。
(二)医学院校文科教师师资队伍相对薄弱
在医学院校，由于依然存在对文科教育不够重视的情况，一些文科课程的师资匮乏，学科建设欠佳。以人文医学课程为例，由于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起步晚，医学人文课程授课老师缺乏，尤其是受过专门教育的医学人文课程老师更是稀缺，有些医学院校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人文学科本科生毕业后直接成为本校教师，使人文知识的单一I生更加突出。另外，由于学校对文科专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投人相对较少，优势不高，无法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文科教师队伍。
三、医学院校文科发展的战略及对策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有别于理工科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体系，有其自身发展的特定规律。文科发展的一般性战略可以概括为：以观念为先导，全校上下统一思想，科学认识文科，在尊重文科研究规律的前提下，采取有别于理工科管理方式而进行一系列探索。具体的发展对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明确定位文科发展的方向
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大学文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文科发展的定位给出了明确阐释。他指出：大学重视和发展文科，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大学文科建设和文科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是为社会培养所应具有全面素质综合性人才的需要。大学办文科，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办文科，绝不是点缀装饰，而是历史的必然，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要进一步明确在我国经济社会进人新时期办好大学文科的新理念，明确大学文科的地位，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要继续深入研讨大学文科建设的规律，要努力贯彻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在准确定位文科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改善医学院校文科的发展，努力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学生大部分的知识来
源于课堂上老师的教授，因此，教师的素质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影响关系重大，教师本身的魅力是学生对课程的好恶影响最大的因素。因此组建一支高水平文科教师队伍也是医学院校发展文科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通过多种渠道更新教师教育观念，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技能，提升理论素养。其次，克服医学院校文科教师缺乏的困难，充分利用资金聘请综合院校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学，逐渐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完整、教学水平高的教师队伍，提升文科教学水平。
(三)调整课程结构，合理设置课程
当前，在医学院校普遍设立的文科专业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经济学、(医药)工商管理、(医药)市场营销、卫生法学、医学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医学院校中的文科课程，仅仅是相应文科生的必修课，对于临床学生来说仅仅作为选修课，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领域狭窄。要想缓解这种局面，使文科专业在医学院校得到充分发展，可以学习一下国外经验，例如牛津大学实行文理一体的“复合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实行的跨学科选课制度。同时，课程的设置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合理设置，有效地调整课程体系，使得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更适合社会的需要。
(四)改善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以医学院校普遍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为主要代表的文科课程为例，出自《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实践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喜欢医学人文课程的影响因素，除教师本身的讲课魅力影响最大外，其次是培养创新能力(38.9％)和生动的案例教学(31％)。此外，就学生喜欢的医学人文素质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是观看影像资料(32.3％)，其次是专家讲座(31.4％)和课堂情景剧演出(25.7％)；而学生最不喜欢的就是理论学习(7.9％)。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教学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学生学习热情，在医学院校实际教学实践中，要更多地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多样化地展示在同学们面前，例如采用精彩短片、案例展示、小组讨论、专家讲座等生动的教学方式将原本枯燥的内容更好地呈现在同学面前。
教学内容也是影响文科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带有很强的个性与隐喻性，因此也就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枯燥性。如何将枯燥的人文知识生动地展现在同学面前，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特别需要将临床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同所教授的文科知识结合起来，切不可将枯燥抽象的文科知识强行灌输进同学脑中，这样既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反而会大大降低同学们学习文科知识的热情。
综上所述，要根据文科本身的特点，改善教学方式，拓宽文科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变原有的枯燥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同学们改变原本对文科的认识，充分调动起学生对文科学习的热情。
综合起来看，在以理工科学生培养为主的医药院校，文科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遵循共性与特性相统一的原则，要符合学生培养的一般规律和共性要求，同时也要体现文科类学生的培养特点。(2)要充分考虑医药院校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对在其中发展的文科学科的影响，在文科的发展过程中要强调文理兼容和互补。(3)要注意与其他理工科院校文科生的培养相区别，立足于医药院校自身的专业背景与文化环境，培养与医学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科生，使这批文科生充分为医学服务，如以医学人文学科为代表的文科的发展正是体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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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in universities；path choice
中图分类号：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1-0021-03
0 引言
管理有效性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一定途径达到既定目标的形式，管理有效性研究是管理学重要内容，到目前研究比较深入，多集中于企业、政府、团体对目标达到的效果手段与评价，本文试图以科研管理为切入点，探讨符合高校科研管理特征的模式，实现科研管理有效性的目标。
1 管理有效性研究综述
管理的有效性就是能达到组织目标绩效的管理过程，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的《有效管理者》以及德国管理学家弗洛孟德?马里克《如何做一个有效的管理者》都对管理有效性很早研究做了深入的界定。具体概括为以管理主体，有效组织并利用其各个要素（人、财、物、信息和时空），借助管理手段，完成该组织目标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图1模式。
研究管理有效性文章很多，在百度学术上搜索就有161000多篇，其中CSSCI索引有2813篇，代表的成果有南京大学刘畅唱发表在《心理学报》的“经验开放性对跨文化管理有效性的作用机制”，北京对外贸易大学王可发表在《亚太经济》的论文“新共识框架下日本央行预期管理有效性研究”，同济大学苏永涛发表在《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的论文“外部联合、知识共享有效性与团队创新绩效―来自汽车产业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敬鲁发表《哲学研究》上“论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批判”，南京??范大学王家峰发表在《管理世界》的论文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一个组织现实主义的视角”。当前关于管理的有效性研究偏于管理学角度探索企业、政府机关、领导团队、资源配置等方面管理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问题。单纯的把管理的有效性与高校的科研管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在国内外比较少，本文以高校科研管理制度设计与实施的管理主体为切入点，探索为达到有效的科研管理模式的管理主体具备要素，试图实现高校科研管理制度设计的最优化。
2 科研管理管理有效性的影响要素
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对管理目标实施有效性影响因素很多一般从以下三纬度进行：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价[1]。本文结合科研工作具体特性认为科研管理有效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科研管理主体、科研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外部环境、科研管理效果评价。
①科研管理的主体：科研管理主体是科研管理具体制度的实施者，在高校主要指从事科研管理行政主导部门包括科技处、人文社科研究院、科技产业公司、质量发展研究院等。
②科研管理具体制度因素，指组织科研实施出台的具体执行性文件，搭建的制度框架，《期刊目录的分类办法》《项目分类认定办法》《高端奖励实施办法》《科技成果奖励认定办法》等一系列引导制度设计。
③科研管理的外部环境：指国民经济增长趋势以及国家对科研项目投入的倾向与策略、以及其他高校对科研管理政策影响。
④科研管理效果评价体系，是指具体的定量与定性的评价指标包括科研论文的产出、项目获准率、专利的授权数、获得科技成果奖励的数量、科研经费的总的规模，以及高端成果展总成果的比例等。
3 高校科研管理实现管理有效性路径
3.1 提高科研管理人员基本素质
管理的有效性是管理主体通过一定手段达到一定的目标过程，管理是手段，管理过程是管理者施加于被管理管理主体的动态行为。科研管理人员是科研管理最活跃有效因素，为实现管理有效性，管理主体科研管理人员笔者认为应具备以下素质：
①科学的管理素质：伴随着科研规模壮大，科研管理应该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过度，不在单纯地发通知组织申报上传下达的被动工作，转为应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理念，把国内外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应用于本学校、本学科，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入、协同创新，把大数据、互联网+等融入到科研管理，从实现科研管理工作上创新[2]。
②学习新知识素质：管理是一门综合学科运用的过程，包括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运用，科研管理由于工作的具体性兼科学研究特性。所以科研管理者首先要懂得科学研究的规律，要有科研意识和能力，又要了解国内外的科研的发展趋势与导向，具备一定的学科背景，不断学习掌握多种学科的运用，尤其是现代化办公工具的使用。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的，科研工作管理者要时刻保持学习能力，更新自身掌握的知识结构，更好融入科研管理工作。[3]
③良好的职业潜能：职业潜能是指完成胜任一份工作，自身所具有潜在能力，不包括所具有客观因素。职业潜能一般指判断力、交际能力、沟通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软实力。科研管理者面向对象一般是高校教师群体，高校教师具有高知识结构，但同样在日常工作中存在固定的思维逻辑，在日常管理中要有沟通技巧以及遇见问题成熟处理问题能力，不要形成管理者固有思维定式，以服务角度出发，增强耐心与毅力。
3.2 力求科研管理目标与科研教师利益一致性
最高效的管理是实现被管理主体既定目标与组织利益的一致性，所以有效的组织管理形式要了解被管理主体的基本需求，通过管理者制度设计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书中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如图2所示，人当超过温饱阶段的需求就表现为社会尊重、社会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高校教师不同于社会其他群体，有其特殊性：
①具有较高的学历，根据可考察最新数据，教育部公布全国高校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2013年，普通高校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为64.4%，普通本科院校为74.5%。近些年来伴随着搞笑的发展科研规模长大，硕士博士比例更高，高学历教育使得作为知识分子特性更加明显，对于精神层面需求更大。
②具有较高的收入，据统计全国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平均月收入5478元，[4]年薪近7万元，本科教授年均收入为7947元，年薪近10万，远远超过全国城镇居民年均收入3万元左右水平，根据经济学上恩格尔系数原理，收入水平越高满足精神需求欲望越大，较高的收入水平，导致价值的追求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工作上兴趣与尊严的追求。
③中青年比例较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根据教育部公布我国最新全国高校名单共有2879所，共有专任教师（含高等职业教育）157万人[5]。我国高校教师45岁以下占教师比例71%以上，[6]伴随着高校发展以及在校的高学历群体博士硕士生的涌入，中青年的比例将更加高，所以在经济利益与未来发展上看，更注重未?碇耙倒婊?与自身素质提高。
这些特性决定高校教师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状态处于小康与富裕阶段，更多的需求在于个人价值实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和尊重满足感上，也正如，高校教师更在意本身工作的幸福感[7]，包括职业本身、薪资待遇、人际关系、工作成效、工作情感、工作环境、身心健康。良好的制度设计应立足于高校教师基本需求上，力求学校发展与教师利益一致性。
3.3 完善科研管理评价机制，不断优化制度设计
良好的制度设计要伴随着管理的不断推进而完善，科研制度设计不是一劳永逸，科研评价导向需要不断完善。
①科研评价由量化向质化转变。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往往以量化指标为依据，量化的指标包括科研整体规模、科研项目的申报与获准数量、SCI、SSCI等高水平数量等，过度指标化、目标化倾向。目前高校在职称评定、绩效工资发放都依赖于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等方面的量化评价指标为评价标准，使得科研工作轻质量重数量；未来要探索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在科研管理评价中不唯量，鼓励标志性成果产出。探索多形式考核方式以及延长考核时间，为教师长久高水平科研发展营造时间，同时也避免学术不多出现。
②要重视社会服务考核。高校基本功能概括为“教书育人、文化传承、社会服务”，高校科技转化率10%左右，而发达国家科技转化率为40%左右[8]，鼓励教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要大力推荐知识产权转化，实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需要的生产力。人文社科类利用自身的研究，提高社会公众文化素质，在政府决策、企业策划、智库建设、媒体舆论上积极发挥引领性作用，而这些都应该纳入高校科研管理制度设计上。
③教师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高校科研管理有效性更应该体现在高校教师职业发展以及人文关怀上，作为科研管理评价应该纳入教师职业发展包括创造机会为教师提供继续深造、出国访学、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机会，发挥高校教师发展中心作用，加强对教师发展的资金上投入。
辞去工作，潜心陪读
祖籍福建的沈振雄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两岁时跟随家人来到香港。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会计及财务专业，后来顺利进入香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1年长子沈怡谋出生后，他就开始积极进行家庭教育，培养儿子阅读、计算和记忆等各方面的能力。在他的培养下，儿子的智力和学习能力远远超出同龄人，沈振雄一直引以为豪。
沈怡谋上初中时，学习能力已经远远超出同级同学的水平，于是，沈振雄让他接连 3次跳级。事实证明，跳级不仅没让沈怡谋落下功课，反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
沈怡谋接连跳级成功，让沈振雄开始思考对次子沈诗钧的教育。此时，沈诗钧刚 5岁，沈振雄决定抓住孩子 4岁 ~ 9岁这 5年的黄金教育期，培养儿子的良好习惯，激发他的学习兴趣，并尽早发现他的爱好和特长。
为了培养儿子良好的读书习惯，沈振雄决定身先士卒，首先“废除”自己看电视的爱好，改以辅导孩子阅读和思考。
沈诗钧毕竟年龄太小，自控力差，刚开始学习时，他总喜欢动来动去，好几次趁父亲不注意，偷偷躲起来看动漫书。为了集中儿子的注意力，沈振雄便让他大声朗读课文，从 10分钟，逐渐延长到 20分钟、1个小时，经过这样的训练，沈诗钧的注意力渐渐集中起来。
在父亲的辅导下，沈诗钧的阅读和思考能力都大大提高：上小学一年级时，他第一天就把语文课本全部读完了；第二天，又把数学教材全部学完了；到了第三天，他则把剩下科目的教材也全部学完，令老师惊讶不已。而在接下来的课堂里，沈诗钧的表现更令人出乎意料：他完全不按照老师的教学进程学习，而是直接看二年级、三年级甚至五年级的课本……
2005年 7月，14岁的长子沈怡谋参加了英国高考，所有课程均获 A，被英国牛津大学破格录取。沈振雄辞掉了香港的工作，去英国给儿子当陪读。与此同时，他把 7岁的沈诗钧也带到了英国，并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指导他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
2005年 9月，沈怡谋入读牛津大学，沈诗钧则被送入一所预科学校。由于沈诗钧入学面试时表现出超群的智力，尤其是数学逻辑思维能力，远远超过同龄孩子，学校允许他直接进入六年级。
送 9岁的儿子上大学
但接连跳级给沈诗钧带来一些困难，除了数学学得轻松外，他别的科目都有些吃力。如何让儿子在数学方面的超常智力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沈振雄陷入了沉思。
一次，沈振雄带儿子出去旅游时，发现他趴在车窗上，全神贯注地数着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这一幕令他惊喜不已，他发现，小孩子对新事物有强烈兴趣。从此，他经常让儿子观察金鱼一分钟吐了多少个气泡、自己一个小时内眨了多少次眼睛等，变换着各种方式培养儿子的注意力。
经过培养，沈诗钧的注意力比以前大为集中，学习其他科目变得容易多了。一年后，沈诗钧就读完了 8门英国国际普通文凭课程和 3门英国高级文凭课程。
2007年 6月，沈诗钧同时参加了英国的会考和高考，轻松完成了 40份试卷，其中高等数学和进阶数学两科都考了 A级，而世界性考试 AEAS数学亦获得 B级的优异成绩，这意味着他可以申请读大学了！
然而，仅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远远不能维持沈振雄父子 3人在英国的开销，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沈振雄决定带沈诗钧回香港上学。回来后，他为儿子向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几所名校同时提出申请，香港浸会大学经过多番考虑，最终答应破格录取 9岁的沈诗钧。
考虑到沈诗钧年龄实在太小，沈振雄和浸会大学的领导共同研究后，为沈诗钧设置了 5年制本硕连读（本科 3年硕士 2年）的课程。然而，在体育、电脑、哲学等课程上，沈振雄与学校产生了分歧。学校希望沈诗钧能全面学学课程，沈振雄却觉得，现在社会分工很细，时代已经不需要通才和全才了，他坚持重点培养儿子感兴趣的数学，其他科目只学习，并不做过多的要求。考虑到沈诗钧的特殊情况，学校最终接受了沈振雄的意见，特意给沈诗钧安排了学术导师，专门负责发展他的数学潜能。
沟通是最好的家教
2007年 10月的一天，沈振雄去学校看望儿子，发现他正一个人孤独地在玩一种叫“LEGO”的益智游戏，与周围的同学显得格格不入。沈振雄着急不已，他决定辞掉刚刚找到的工作，当儿子的专职陪读，帮助他早日适应大学生活。
为了帮助儿子和同学交朋友，沈振雄经常主动邀请其他同学和家长联谊，周末一起去吃烧烤，找机会让孩子们一起玩大富翁的游戏。沈诗钧的同学见沈父用心良苦，深受感动，开始主动找沈诗钧玩。渐渐地，沈诗钧和这些大龄同学之间的关系好了起来。
在父亲的陪护下，沈诗钧每天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早上 7点起床，晚上 9点睡觉，每天坚持学习 7个小时。晚上放学回家后，再温习两三个小时功课。很快，沈诗钧适应了大学生活。此外，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除了大一下学期计算机课不及格经补考后才通过外，其他课程均拿到了 B级以上的成绩。
从 2008年 9月起，沈诗钧开始独自上学了。为了及时了解儿子的学习及心理情况，沈振雄不管工作多忙，每晚都要与沈诗钧进行 15分钟的谈话。通过谈话，沈振雄总是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儿子的心态，并帮助他调整到最佳状态。
2009年 6月，沈诗钧提前一年修完了本科阶段的32门课程，只剩下英语和运筹研究等研究生课程了。为了帮助儿子做论文，沈振雄想来想去，决定再次辞职，陪儿子一起攻坚。
2011年 5月，沈诗钧完成了论文的答辩，顺利结束了研究生课程。经过申请，香港浸会大学同意他提前一年毕业，并给他颁发数学理学士和数学哲学硕士学位。随后不久，沈诗钧又收到了前去美国得州农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邀请。
2011年8月15日，年仅 13岁的沈诗钧在父亲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他将在得州农工大学这所世界排名前 100位的名校做研究。沈诗钧的计划是，第一年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