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4 18:54:00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一、传统汇率理论及其局限性评述
西方经济学家在长期进行深入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阐述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提出了几种典型的汇率理论：
1.国际借贷理论（TheoryOfInternationalIndebtedness），又称国际收支理论。该理论由英国学者葛逊（George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国际借贷说认为只有流动借贷相等时，外汇供求也相等，外汇汇率保持稳定；当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当流动债权小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小于求，外汇汇率上升。葛逊的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了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国际收支说或外汇供求说。这一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具有现实性，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收支中细致的结构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个国家汇率的基本走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2.购买力平价说（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简称PPP理论。1916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总结前人学术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说分为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AbsolutePPP）和相对购买力平价（RelativePPP）。绝对购买力平价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即由它的购买力决定的，因此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表示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而购买力的大小是通过物价水平体现出来的。根据这一关系式，本国物价的上涨将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外国货币的贬值。相对购买力平价弥补了绝对购买力平价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将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它表明两国间的相对通货膨胀决定两种货币间的均衡汇率。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至今仍受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视，在基础分析中被广泛地应用于预测汇率走势的数学模型。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传统实物经济理论，不是现代金融经济理论。现代金融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货币化，并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着巨额资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资套利的“热钱”，而以货币购买力为基础计算所谓的汇率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汇率本身也可作为货币购买力的一个测量标准。而且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也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力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基本上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对于现实汇率走势分析和汇率政策的制订指导意义不大。
3.利率平价说（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释了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资金的流人将使利率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凯恩斯的学说解释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异同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期汇率的推导过程就是应用了利率平价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资本流动不仅仅受利率影响，还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价说直接考虑利率对汇率影响，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之间资本流动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变动引起资本流动，进而影响？正率变动。这个因果链条对于发达国家直接资本套利影响汇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4.资产市场分析理论（AssetMarketApproach）。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金平价”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逐步取消了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大量短期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频繁的套利活动，国际游资频繁移动与汇率的波动交互影响，没有贸易背景的纯粹跨国金融交易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国际贸易而占据主要地位，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强。针对这种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人们提出了资产市场分析理论。资产市场分析法更强调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并从资产市场的角度来考察汇率，认为汇率变动是为了实现两国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均衡汇率即是两国资产存量的供求都达到均衡时的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可以说，这种理论严格的理论前提假定，如资本完全流动、预期合理、没有交易成本的完全资产市场等又与汇率决定的一些现实因素脱轨。另外，用传统的存量均衡分析方法思考汇率问题，无疑又落入纯粹模型分析的尴尬境地，这个模型对于现实汇率分析借鉴意义仍然不大。
二、范式转换：从均衡汇率分析到市场汇率分析
传统汇率分析范式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强调某一项因素后而构建出理论模型，然后根据这种模式测算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最后围绕这种汇率水平来制订汇率政策。对于高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就认为有可能汇率高估；低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则认为有可能汇率低估。各种名目繁多的汇率理论由于所包括的自变量不同，计算出的均衡汇率水平也会有差异，也使得现实中关注汇率问题的人有点“云山雾罩”。实际汇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绝不能简单用模型来测算汇率。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对于现实汇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一些新看法：
1.均衡汇率分析范式的局限性
均衡汇率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均衡价格概念在汇率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均衡汇率代表供求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汇率水平。然而，正如均衡价格的概念一样，其理论意义强于实际意义。在现实商品世界中，由于商品存在非同质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均衡价格几乎就不存在。均衡分析是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真正分析商品价格走势时，几乎毫无用途。所有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变动状态之中，所谓的均衡价格实际也在上下浮动，因此商品均衡价格概念的意义不大。同样，汇率是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对于特定的货币而言，虽然具有高度同质性，但是由于影响汇率的因素众多，而且汇率对不同因素具有不同的价格弹性，因此，所谓“均衡汇率”就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需要兑换外汇的机构和个人而言，关注的仅仅是兑换之日的外汇牌价，不会关注什么是均衡汇率；对于从事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或企业而言，关注的是影响汇率的诸多因素以及对汇率走势的影响趋势，也不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决定的均衡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
政府和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关注的是汇率走势对于实质经济部门特别是从事国家贸易与投资的本国企业的影响，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基本没有参考意义。
笔者认为，均衡汇率分析仅仅具有理论价值。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复杂，数量众多。如果说存在一种与实际情况相靠近的汇率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只能是现实的市场分析方法。汇率分析必须从外汇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着手，对影响双方理论消涨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致力于说明汇率变动对实质经济的影响才是研究汇率理论的基本课题。以该目的为出发点，考察上述传统汇率理论，只有国际借贷理论与利率平价理论对实际汇率分析有帮助，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资本市场分析理论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后两个理论所用的“均衡分析”方法根本上就仅在抽象逻辑上兜圈子，对于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分析犹如“隔靴搔痒”。因此，均衡分析方法宜让位于市场分析方法。
2.市场汇率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和分析重点
如果要放弃均衡汇率的分析方法，而运用市场汇率的分析方法，一个必须的前提是区别购买货币的动机。同时要明确，货币既是交易媒介，代表商品购买力，也是一种价值保值增值的金融资产。货币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作为资产来投资甚至投机。在外汇市场上，交易对象都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分析货币之间比价，自然要分析人们购买货币的动机。在外汇市场上，无论哪种机构从事外汇交易，都有一定的动机。这种动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用于消费和用于投资，也就是说，购买外汇无非就是消费动机和投资动机。用于消费，就是把外汇看作是购买力，为了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商品和服务；而用于投资，就是把外汇看作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为了赚取汇率升降的差价。在外汇市场上，持有这两种动机的机构和个人都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真正实现了全天候的交易，外汇市场相对其他商品市场而言，是最接近完全市场模型的一种市场。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的各种机构，带来了“热钱”，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寻找投机机会，成为影响汇率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即使不从事投机的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如果他们手中持有大量的外汇资产，他们也会把闲置的外汇资产用于长期投资，赚取投资收益。因此，当今时代对于外汇市场上投资动机的力量要予以充分的研究与重视。对于消费动机的购汇力量，基本上可以有稳定的发展趋势来用于分析，例如，一个国家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除非发生突发性事件如战争等，基本上可以预测；而对于投机动机的外汇交易而言，由于其隐蔽性很强，行动方式和规律较难预知，会给汇率监控带来很大的困难。
对于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分析消费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两种力量在外汇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与力量规模最为关键。国家干预汇率的基点也在于抑止外汇投机，防止外汇投机造成汇率不稳定乃至汇率制度崩溃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轻则影响国家的外贸和投资发展，重则导致金融危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3.影响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
较比均衡汇率分析方法，市场汇率分析方法更关注影响汇率水平的实际因素。市场分析方法并不预先设定所谓合理的均衡汇率，而是认为市场汇率总是处于变动过程中，不存在均衡汇率。其变动方向要受外汇市场上参与主体因素的多寡、先后及力度的影响。并且判断这些因素对汇率走势影响更为重要，而不是根据这些因素计算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均衡汇率”。大体上，按照其对短期内市场汇率的影响力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因素必须考虑：
突发性事件。包括所有不可预知的一些突然发生的事件，如战争、政府更迭、政策突变、金融危机、突然发生的天灾等。这些因素对于消费和投机两种动机的外汇市场主体都有很大影响，对于汇率水平影响也很大。这类事件具有偶然性，不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对汇率产生巨大冲击。
利率变动。汇率是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两国中央银行基准性利率变动就会对汇率产生重要影响。利率走强的一国其货币自然有趋于坚挺的趋势，反之亦然。
国际投机资本动向。国际投机资本一般以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外汇市场上，在那些过早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制度的国家，如果实质经济出现漏洞，就给他们利用金融体系缺陷进行外汇投机创造了机会。他们对汇率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他们持有巨额资本。一般的结果是导致这个国家货币被抛售，最终汇率会一路狂跌，使该国家经济和金融处于崩溃状态。
汇率政策。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会有一个强或弱的汇率指导政策，这取决于该国家经济金融的实力与金融制度包括外汇制度的健全性。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较比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强制性要弱，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选择汇率干预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如果要分析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首先要分析这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汇率政策。这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现实因素。当外汇管理部门认为外币币值需要提升的时候，一般会抛售本国货币，反之则作相反操作。汇率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完全是人为的，不存在合理的均衡水平，汇率政策的影响力要看国家国际储备实力与汇率制度，只要把汇率水平定在可以操控的水平线上，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只小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国内各个行业的企业影响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分析现实汇率变动走势的关键在于分析现实影响汇率的因素。这些现实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力量对比而发挥影响的。这些现实市场因素应当能说明汇率基本走势，而不是分析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均衡汇率。作为货币对外价格，汇率总是处于变动中。对于一个国家汇率监管部门而言，利用自己独特的监管地位，完全可以得到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的机构情况、外汇交易的资金规模，甚至可以判断这些资金的交易动机和操作手法，对于外汇市场上的异常举动时刻给予监视与关注，在自己可以调控的汇率水平范围内予以恰当的汇率调整。这种调整是动用外汇平准基金参与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的，不是采取外汇管制方式人为规定汇率水平。基本结论是：较比经常变动的汇率而言，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积极影响更大，更能减少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因此，国家理应对汇率水平有所影响，至于具体的汇率水平定在何处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存在所谓均衡的汇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也不同，关键看国家汇率政策的指向。国家调控汇率水平不应当只从行业和利益集团角度，而应当关注汇率变动对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冲击。凡是有可能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汇率政策变动，都应当谨慎从事。如果把握不准但又担心风险，就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保持目前汇率稳定为上策。
以上因素都是短期因素，是决定短期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如果考察一个国家汇率的长期走势，笔者认为经常项目走势、经济发展前景、金融制度健全性等是主要因素，但这也仅仅是趋势分析，没有所谓的长期均衡汇率可以计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长期均衡汇率甚至预测汇率走势，对于现实汇率政策的制订帮助不会很大。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及汇率制度选择
从2002年开始，国外一些官员及政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攻击，甚至还通过此事对中国的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进行指责。同时，一些投资机构和国际企业也遥相呼应，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国内外经济界谈论的热点。
1.制订汇率政策首先考虑我国利益
正如上面已经论证的结论那样，不存在理论均衡汇率，只存在[来
现实市场汇率。不同汇率水平之间的合理性的差别要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有利和合理的汇率变动不一定对另外一个利益集团就有利，国家外汇监管部门所要考虑的就是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持续发展，而不是个别利益集团乃至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如果没有较前文笔者所论述的因素更为异常的影响，就应当保持现在汇率水平稳定，而不是轻易变动。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对抵御金融危机，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那时，不贬值是为了国家利益，现在不升值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汇率变动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日本日元升值的前车之鉴不容忽视。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的固定低点升值至240：1.但美国政府对日元币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满意，并委派财政部长贝克于1985年9月22日英、法、前西德、日四国财长达成“广场协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此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以致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很快陷入了一场“日元升值萧条”。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空前严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从衰退中彻底走出。1971年主导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杀，也成为日元升值的牺牲品。
因此，目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维护中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而作出的重大抉择。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最终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
2.汇率决定权是我国的一部分
汇率根本上决定于市场供求，但是，这种供求力量可以被许多因素所影响，其中一些因素不以真实贸易和投资为背景，是投机套利资金，所以，对于这些国际热钱的投机操作应当于以监控和回击。汇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外汇政策影响，国家考虑具体汇率水平首先要考虑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利益集团和其他国家政治压力来考虑。正如货币制度是一个国家需要控制的根本制度那样，汇率决定权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汇率水平由外汇监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水平和浮动范围，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压力和指责不应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也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汇率决定权由国家独立自主加以控制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汇率什么水平合理，什么时候变动完全由国家独立判断操作，标准就是一个：维护国家的对外经贸和投资利益。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一、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计算汇率
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上述计算
只是在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进行分析，如果把视线在放宽一些，分析一下最近不断上涨的美元指数趋势，那就需要未来在人民币汇率上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否则的话，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上升，其它国家或地区的货币相应进行贬值，如果人民币对美的汇率保持不变或者进一步升值，那么人民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政治的幅度就会更大，直接的后果就是降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损害我国的经济。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央行是否应该根据美元指数的上升幅度，通过市场等手段调节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进行相应的贬值，或者至少保持现有名义汇率不再升值；同时，引领外汇市场参与者的相应预期，从而降低外汇交易的风险。
作者：孙开焕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关键词:外汇储备投资组合汇率风险收益
外汇储备(Foreignexchangereserves),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被其他国家持有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各自的本国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可以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管理上应该有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本文实证证明,单一币种的外汇储备风险相当大。因此,多币种的外汇储备组合将是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一个创新选择。
在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时,本文认为不仅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对外汇市场变化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资组合理论,为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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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关键词汇率；外汇收支；广西
传统上，汇率上升，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导致外汇收入下降，支出增加。然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所引起的汇率升值，却使得汇率与外汇收支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新关系。本文以广西为视角来对两者之间的新关系及成因进行剖析，探讨化解外汇收支不平衡矛盾的措施，以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汇率与外汇收支新关系的主要特征
1、汇率升值与外汇收入增长呈现一致性。无论从广西角度还是从全国视野观察，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以来，外汇收入不但不出现下降，反而呈现快速增长。汇改前2002～2004年，广西外汇收入累计189亿美元，年平均总额6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13.95％；同期全国外汇收入累计1150亿美元，年均总额38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0.5％。而汇改后2005～2007年1～7月间，广西外汇收入累计422亿美元，年均总额14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5.88％，高于汇改前2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外汇收入累计2554亿美元，年均总额85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41.14％，高于汇改前21个百分点。
2、汇率升值无法使外汇顺差持续扩大的格局发生逆转。由于汇率升值带动外汇收入和支出双双扩大，加上外汇收入规模远远大于外汇支出规模，使得外汇收支仍然保持大额顺差。汇改前2002～2004年，广西外汇收支顺差累计145亿美元，年平均总额4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24.8％；同期全国外汇顺差累计847亿美元，年均总额2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1.95％。汇改后2005—2007年1～6月，广西外汇顺差累计323亿美元，年均总额达10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0.56％，高于汇改前16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外汇收入累计987亿美元，年均总额329亿美元，年增长率55.34％，高于汇改前33个百分点。
二、汇率与外汇收支新关系的形成原因
1、我国出口产品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升值对其影响有限。从而推动外汇收入的增加
(1)由于国外需求旺盛以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导致汇率升值对外贸出口的影响不明显，出口仍保持高速增长。从广西情况看，汇改前尽管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但出口已明显增长。汇改后两年来出口贸易在人民币汇率单边上扬情况下因国内外需求趋旺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行情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汇改前2002～2004年，广西出口累计58.6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16.39％；同期全国出口累计1357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30.62％。汇改后2005～2007年1～7月，广西出口累计90.8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28.58％；同期全国出口累计2263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33.49％。
(2)外贸进出口顺差持续扩大。汇改前的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广西贸易顺差同比分别扩大14.4％、29.3％和31％，全国贸易顺差同比分别扩大34.6％、16％和25.41％。汇改后的2005年、2006年和2007年1～7月，广西贸易顺差同比扩大13.08％、23％和101.53％，全国贸易顺差同比分别扩大65.2％、74％和80.9％。
(3)加工贸易中的低附加值产品受汇率变化影响较小。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产品中比重较高的产品，且多为进口大量零配件和半成品组装后再出口的“以进养出”、“大进大出”产品。这种附加值低的产品往往不受汇率升值的影响。据统计，2005年、2006年和2007年1～7月全国加工贸易比重已达54.66％、52，67％、50％；同期广西加工贸易比重分别为15.32％、12.71％、11％。
(4)境内跨国公司的出口产品几乎不受汇率变化影响。目前，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人驻中国，其中有26家进驻广西。跨国公司产品虽然在中国，但设计、品牌和市场等所获取高额利润的环节却控制在其手中。据统计，2002～2004年，广西出口贸易前30名企业中有7家跨国公司，出口累计7.8亿美元；2005～2007年1～7月增加达12家，出口累计达13.2亿美元，增长69.23％。
2、作为中长期投资的实际利用外资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仍然保持较高的流入势头。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主要外汇收入。由于直接投资是一种中长期资本流动，并不为短期汇率波动而萎缩。只有一国的政治稳定、法律制度、市场准入条件、市场规模和前景、生产成本、投资回报率宏观经济的基本因素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加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外商投资心理预期得到充分释放，导致汇率升值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较汇改前增加。汇改前的2002～2004年，广西实际利用外资除了2004年出现负增长29％外，2002年和2003年分别增长8％和0.3％；而同期全国保持连续3年增长，年均增长率12.39％。汇改后2005～2007年1～7月，广西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增长28％、18.2％和72.5％，年均增长率高达37.68％；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7.5％、22.24％和32.45％。
3、长期的“奖入限出”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
(1)以出口退税为主的出口补贴政策扶植推动我国出口产品以数量取胜的粗放型增长，导致了出口产品结构极不合理矛盾产生并加深。尤其是2007年7月1日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今年国内许多出口企业赶在第二季度抢出口，使得第二季度全国贸易出口总值和顺差出现天量放大，从而也促使外汇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1985～2007年上半年全国出口退税累计24461亿元，年均增长32.64％；同期广西出口退税累计264亿元，年均增长36.17％。
(2)实际利用外资的非国民待遇政策优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吸收更多的境外资金，在土地、税收等“两免三减半”优惠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利用外资作为一种政绩工程设置多种考核指标，甚至违法违规变相给予优惠政策和层层分解下达指标，如允许固定收益回报和先行收回投资收益等方式，使得我国成为全球吸收直接投资规模扩张和速度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新成立数量同比增长过快，很大程度是抢于明年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生效实施国民待遇统一中外资税率之前成立，以享受“两免三减半”利用外资政策优惠。(3)“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外汇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宽松的监管环境。多年来我国外汇管理政策存在重流出轻流入、重公司轻个人，重资本轻经常、重居民个人轻非居民个人、重商品贸易轻服务贸易等外汇监管理念，1996年我国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后，为境外资金绕过资本项目管制流入经常项目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途径。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币升值强劲，境外资金以个人名义流入混入经常项目账户结汇规避资本项目严格监管的案例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人账户大幅增长，成为外汇收入增加的主要渠道。
三、汇率与外汇收支之间的新关系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
1、外汇持续顺差扩大，加剧了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近几年来国际上频频出现对我国出口巨额实行反倾销和环境问题的案例，表明巨大贸易顺差已对我国国际贸易环境产生影响。一些欧美和日本等国家以绿色环境保护和反倾销为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限制和打压我国出口产品，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之一。
2、资本净流入逐年增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近两年来，人民币汇率攀升，使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可预测的升值幅度预期，因而热钱流入压力不断增大。流入的资金除了直接投资和外债等正常渠道外，还通过预收货款、进口延期付款以及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并在银行结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外资对内资的替代效应，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据统计，2005年、2006年和2007年1～7月广西资本净流入分别为1.54亿美元、5.8亿美元和5.52亿美元；出口预收货款分别增长19.6％、31％和26％，进口延期付款分别增长17％、13％和33％。
3、扩大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近几年来境外短期资金以贸易名义或服务贸易流入经常项目，其中不乏相当部分以逃避资本管理的短期境外资金，资本项下外资企业借入外债、资本金增加，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的急剧扩大，已影响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已成为当前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4、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增加央行基础货币供应负担。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惊人，成为世界上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如此高额外汇储备，不仅成为欧美和日本干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藉口，海内外加重对人民币升值的心理预期，更重要的是加大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引起国民经济流动性过剩，刺激通货膨胀，削弱了紧缩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据统计，2007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7.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狭义货币M11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8％。
四、措施
1、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积极寻求受汇率变化影响较小的贸易品种，以规避汇率风险。一是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发展加工贸易。尽量减少初级产品出口，按照国际产品质量标准严格狠抓产品质量关，以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来提高广西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发挥区域优势，加强边境地区国家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做大做好边境贸易“蛋糕”。三是提高汇率变化敏感性。灵活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多元化地采取措施规避汇率风险，有效降低经营成本。四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既要加快促进进口增长，更要依靠国内市场消化产能，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
2、加快金融外汇工具创新，加大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一是大力发展买方信贷，开发远期汇率产品。二是进一步理顺银企关系，加强银企合作，加大对优质涉外企业的信贷资金扶植，当好企业金融参谋。三是大力推广使用人民币结算，增加出口贸易中本币结算规模，以直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四是大力推广代客境外理财和外汇宝业务，尽快在全国推广银行代客投资境外证券市场业务，以促进整体外汇业务的发展。
3、加强窗口指导，强化服务便利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效率
(1)加强进出口均衡导向管理，解决贸易大额顺差。一是重视外贸增长的综合效益，树立发挥比较优势、扩大进口有利于平衡增长的观念，鼓励进口国内产业所需先进设备、市场紧缺资源和能源资源。二是树立平衡观念，注重提高利用外资效果，取消对各级政府部门招商引资业绩奖励考核制度。三是边境地区的政府部门应抓住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战略合作的发展机遇，将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措施落实到位，进一步简化企业境外投资手续，鼓励企业到东盟国家进行投资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
前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一、人民币升值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除非是剧烈的震荡，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传统汇率理论及其局限性评述
西方经济学家在长期进行深入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阐述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提出了几种典型的汇率理论：
1.国际借贷理论（TheoryOfInternationalIndebtedness），又称国际收支理论。该理论由英国学者葛逊（George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国际借贷说认为只有流动借贷相等时，外汇供求也相等，外汇汇率保持稳定；当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当流动债权小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小于求，外汇汇率上升。葛逊的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了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国际收支说或外汇供求说。这一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具有现实性，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收支中细致的结构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个国家汇率的基本走势和主要影响因素。财会
2.购买力平价说（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简称PPP理论。1916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总结前人学术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说分为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AbsolutePPP）和相对购买力平价（RelativePPP）。绝对购买力平价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即由它的购买力决定的，因此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表示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而购买力的大小是通过物价水平体现出来的。根据这一关系式，本国物价的上涨将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外国货币的贬值。相对购买力平价弥补了绝对购买力平价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将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它表明两国间的相对通货膨胀决定两种货币间的均衡汇率。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至今仍受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视，在基础分析中被广泛地应用于预测汇率走势的数学模型。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传统实物经济理论，不是现代金融经济理论。现代金融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货币化，并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着巨额资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资套利的“热钱”，而以货币购买力为基础计算所谓的汇率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汇率本身也可作为货币购买力的一个测量标准。而且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也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力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基本上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对于现实汇率走势分析和汇率政策的制订指导意义不大。
3.利率平价说（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释了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资金的流人将使利率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凯恩斯的学说解释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异同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期汇率的推导过程就是应用了利率平价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资本流动不仅仅受利率影响，还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价说直接考虑利率对汇率影响，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之间资本流动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变动引起资本流动，进而影响？正率变动。这个因果链条对于发达国家直接资本套利影响汇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4.资产市场分析理论（AssetMarketApproach）。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金平价”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逐步取消了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大量短期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频繁的套利活动，国际游资频繁移动与汇率的波动交互影响，没有贸易背景的纯粹跨国金融交易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国际贸易而占据主要地位，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强。针对这种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人们提出了资产市场分析理论。资产市场分析法更强调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并从资产市场的角度来考察汇率，认为汇率变动是为了实现两国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均衡汇率即是两国资产存量的供求都达到均衡时的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可以说，这种理论严格的理论前提假定，如资本完全流动、预期合理、没有交易成本的完全资产市场等又与汇率决定的一些现实因素脱轨。另外，用传统的存量均衡分析方法思考汇率问题，无疑又落入纯粹模型分析的尴尬境地，这个模型对于现实汇率分析借鉴意义仍然不大。
二、范式转换：从均衡汇率分析到市场汇率分析
传统汇率分析范式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强调某一项因素后而构建出理论模型，然后根据这种模式测算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最后围绕这种汇率水平来制订汇率政策。对于高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就认为有可能汇率高估；低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则认为有可能汇率低估。各种名目繁多的汇率理论由于所包括的自变量不同，计算出的均衡汇率水平也会有差异，也使得现实中关注汇率问题的人有点“云山雾罩”。实际汇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绝不能简单用模型来测算汇率。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对于现实汇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一些新看法：
1.均衡汇率分析范式的局限性
均衡汇率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均衡价格概念在汇率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均衡汇率代表供求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汇率水平。然而，正如均衡价格的概念一样，其理论意义强于实际意义。在现实商品世界中，由于商品存在非同质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均衡价格几乎就不存在。均衡分析是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真正分析商品价格走势时，几乎毫无用途。所有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变动状态之中，所谓的均衡价格实际也在上下浮动，因此商品均衡价格概念的意义不大。同样，汇率是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对于特定的货币而言，虽然具有高度同质性，但是由于影响汇率的因素众多，而且汇率对不同因素具有不同的价格弹性，因此，所谓“均衡汇率”就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需要兑换外汇的机构和个人而言，关注的仅仅是兑换之日的外汇牌价，不会关注什么是均衡汇率；对于从事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或企业而言，关注的是影响汇率的诸多因素以及对汇率走势的影响趋势，也不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决定的均衡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关注的是汇率走势对于实质经济部门特别是从事国家贸易与投资的本国企业的影响，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基本没有参考意义。财会
笔者认为，均衡汇率分析仅仅具有理论价值。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复杂，数量众多。如果说存在一种与实际情况相靠近的汇率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只能是现实的市场分析方法。汇率分析必须从外汇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着手，对影响双方理论消涨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致力于说明汇率变动对实质经济的影响才是研究汇率理论的基本课题。以该目的为出发点，考察上述传统汇率理论，只有国际借贷理论与利率平价理论对实际汇率分析有帮助，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资本市场分析理论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后两个理论所用的“均衡分析”方法根本上就仅在抽象逻辑上兜圈子，对于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分析犹如“隔靴搔痒”。因此，均衡分析方法宜让位于市场分析方法。
2.市场汇率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和分析重点
如果要放弃均衡汇率的分析方法，而运用市场汇率的分析方法，一个必须的前提是区别购买货币的动机。同时要明确，货币既是交易媒介，代表商品购买力，也是一种价值保值增值的金融资产。货币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作为资产来投资甚至投机。在外汇市场上，交易对象都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分析货币之间比价，自然要分析人们购买货币的动机。在外汇市场上，无论哪种机构从事外汇交易，都有一定的动机。这种动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用于消费和用于投资，也就是说，购买外汇无非就是消费动机和投资动机。用于消费，就是把外汇看作是购买力，为了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商品和服务；而用于投资，就是把外汇看作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为了赚取汇率升降的差价。在外汇市场上，持有这两种动机的机构和个人都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真正实现了全天候的交易，外汇市场相对其他商品市场而言，是最接近完全市场模型的一种市场。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的各种机构，带来了“热钱”，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寻找投机机会，成为影响汇率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即使不从事投机的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如果他们手中持有大量的外汇资产，他们也会把闲置的外汇资产用于长期投资，赚取投资收益。因此，当今时代对于外汇市场上投资动机的力量要予以充分的研究与重视。对于消费动机的购汇力量，基本上可以有稳定的发展趋势来用于分析，例如，一个国家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除非发生突发性事件如战争等，基本上可以预测；而对于投机动机的外汇交易而言，由于其隐蔽性很强，行动方式和规律较难预知，会给汇率监控带来很大的困难。
对于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分析消费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两种力量在外汇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与力量规模最为关键。国家干预汇率的基点也在于抑止外汇投机，防止外汇投机造成汇率不稳定乃至汇率制度崩溃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轻则影响国家的外贸和投资发展，重则导致金融危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3.影响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
较比均衡汇率分析方法，市场汇率分析方法更关注影响汇率水平的实际因素。市场分析方法并不预先设定所谓合理的均衡汇率，而是认为市场汇率总是处于变动过程中，不存在均衡汇率。其变动方向要受外汇市场上参与主体因素的多寡、先后及力度的影响。并且判断这些因素对汇率走势影响更为重要，而不是根据这些因素计算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均衡汇率”。大体上，按照其对短期内市场汇率的影响力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因素必须考虑：
突发性事件。包括所有不可预知的一些突然发生的事件，如战争、政府更迭、政策突变、金融危机、突然发生的天灾等。这些因素对于消费和投机两种动机的外汇市场主体都有很大影响，对于汇率水平影响也很大。这类事件具有偶然性，不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对汇率产生巨大冲击。
利率变动。汇率是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两国中央银行基准性利率变动就会对汇率产生重要影响。利率走强的一国其货币自然有趋于坚挺的趋势，反之亦然。
国际投机资本动向。国际投机资本一般以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外汇市场上，在那些过早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制度的国家，如果实质经济出现漏洞，就给他们利用金融体系缺陷进行外汇投机创造了机会。他们对汇率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他们持有巨额资本。一般的结果是导致这个国家货币被抛售，最终汇率会一路狂跌，使该国家经济和金融处于崩溃状态。
汇率政策。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会有一个强或弱的汇率指导政策，这取决于该国家经济金融的实力与金融制度包括外汇制度的健全性。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较比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强制性要弱，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选择汇率干预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如果要分析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首先要分析这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汇率政策。这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现实因素。当外汇管理部门认为外币币值需要提升的时候，一般会抛售本国货币，反之则作相反操作。汇率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完全是人为的，不存在合理的均衡水平，汇率政策的影响力要看国家国际储备实力与汇率制度，只要把汇率水平定在可以操控的水平线上，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只小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国内各个行业的企业影响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分析现实汇率变动走势的关键在于分析现实影响汇率的因素。这些现实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力量对比而发挥影响的。这些现实市场因素应当能说明汇率基本走势，而不是分析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均衡汇率。作为货币对外价格，汇率总是处于变动中。对于一个国家汇率监管部门而言，利用自己独特的监管地位，完全可以得到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的机构情况、外汇交易的资金规模，甚至可以判断这些资金的交易动机和操作手法，对于外汇市场上的异常举动时刻给予监视与关注，在自己可以调控的汇率水平范围内予以恰当的汇率调整。这种调整是动用外汇平准基金参与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的，不是采取外汇管制方式人为规定汇率水平。基本结论是：较比经常变动的汇率而言，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积极影响更大，更能减少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因此，国家理应对汇率水平有所影响，至于具体的汇率水平定在何处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存在所谓均衡的汇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也不同，关键看国家汇率政策的指向。国家调控汇率水平不应当只从行业和利益集团角度，而应当关注汇率变动对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冲击。凡是有可能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汇率政策变动，都应当谨慎从事。如果把握不准但又担心风险，就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保持目前汇率稳定为上策。
以上因素都是短期因素，是决定短期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如果考察一个国家汇率的长期走势，笔者认为经常项目走势、经济发展前景、金融制度健全性等是主要因素，但这也仅仅是趋势分析，没有所谓的长期均衡汇率可以计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长期均衡汇率甚至预测汇率走势，对于现实汇率政策的制订帮助不会很大。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及汇率制度选择
从2002年开始，国外一些官员及政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攻击，甚至还通过此事对中国的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进行指责。同时，一些投资机构和国际企业也遥相呼应，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国内外经济界谈论的热点。
1.制订汇率政策首先考虑我国利益
正如上面已经论证的结论那样，不存在理论均衡汇率，只存在现实市场汇率。不同汇率水平之间的合理性的差别要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有利和合理的汇率变动不一定对另外一个利益集团就有利，国家外汇监管部门所要考虑的就是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持续发展，而不是个别利益集团乃至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如果没有较前文笔者所论述的因素更为异常的影响，就应当保持现在汇率水平稳定，而不是轻易变动。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对抵御金融危机，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那时，不贬值是为了国家利益，现在不升值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汇率变动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日本日元升值的前车之鉴不容忽视。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的固定低点升值至240：1.但美国政府对日元币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满意，并委派财政部长贝克于1985年9月22日英、法、前西德、日四国财长达成“广场协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此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以致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很快陷入了一场“日元升值萧条”。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空前严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从衰退中彻底走出。1971年主导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杀，也成为日元升值的牺牲品。
因此，目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维护中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而作出的重大抉择。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最终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财会
2.汇率决定权是我国的一部分
汇率根本上决定于市场供求，但是，这种供求力量可以被许多因素所影响，其中一些因素不以真实贸易和投资为背景，是投机套利资金，所以，对于这些国际热钱的投机操作应当于以监控和回击。汇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外汇政策影响，国家考虑具体汇率水平首先要考虑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利益集团和其他国家政治压力来考虑。正如货币制度是一个国家需要控制的根本制度那样，汇率决定权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汇率水平由外汇监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水平和浮动范围，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压力和指责不应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也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汇率决定权由国家独立自主加以控制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汇率什么水平合理，什么时候变动完全由国家独立判断操作，标准就是一个：维护国家的对外经贸和投资利益。
3.汇率制度选择：管理浮動制度
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不意味着汇率水平长期固定不变。由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肯定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在现阶段，由于中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国际竞争力还不足够强，难以承受浮动汇制的冲击。在现阶段，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完全由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会给脆弱的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可以预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国际、国内的炒家将会利用经济金融体系内的结构性缺陷爆炒人民币，会使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根本不会达到所谓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国内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期的不良后果。所以，尽管开放资本项目、完全由自由市场决定汇率一定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在现阶段，中国方面还不能够采取汇率自由浮动的做法，升值也是没有必要立即进行的，人民币需要维持稳定，这是由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作为货币兑换价格，受外汇市场上供求力量对比影响，汇率理应处于变动之中。但是，这种变动幅度越小，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越低。大幅升降的汇率只会增加汇率风险和交易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相呼应，经济国际化的部分也在快速增长。因此，国家外汇监管部门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现行汇率制度干预汇率水平尤为必要。在相对较长的一个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在确定一个国家认为合理、市场可以接受的汇率水平后，也应当设定幅度不是很大的一个波动空间，保持汇率水平一定的弹性，为应对市场正常的供求变动留下汇率调整空间。在汇率制度上，也就是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外汇市场上坚持市场供求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机制”，这是最为有利、可行的汇率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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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FDI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
近几年人民币迅速升值,汇率已经成为热点话题。汇率是联结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条重要纽带,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经济。国际直接投资(FDI)指由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企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它反映了一种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长期关系。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就业等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将有助于调整和制定我国的引资政策,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一、文献综述
1、本币升值促进FDI
Cushman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Campa(1993)认为一国货币越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Benassy-Quere(2001)等指出如果投资者以东道国市场为目标,东道国的货币升值扩大了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2、本币贬值促进FDI
Froot和Stein(1991)的“相对财富假说”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的企业。Bruce和Blonigen(1997),Takatoshi和Peter(1997),Xing和Wan(2006)也得出类似结论。陈泓洲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相对贬值)能够带来财富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促进FDI流入我国。张文、杨泽文(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上升会增加FDI流入。黄志勇认为人民币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崔远淼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导向型FDI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可能减少FDI流入规模。
3、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无影响关系
Hymer(1960)认为,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汇率水平波动将不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只是企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Jeanneret(2005)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汇率波动有碍外商直接投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它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已经不再显著。龚秀国(2003)、陈帮能(2006)、荀青等人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没有多少关联性。
二、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吸收FDI的实际情况
200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8.2781元人民币。2001年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62至8.2786元人民币之间小幅波动,全年平均汇率为8.2770。2002年末为1美元兑8.2773元人民币。2003年起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5月15日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达到7.7977元。2007年5月21日央行宣布放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幅,幅度从±0.3%扩大到±0.5%。2008年4月10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9920元,人民币升值进入了“6时代”。2008年5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7.00,并于6月17日突破了6.90,人民币进入了6.8时代。
1979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之重要内容的利用外资工作开始起步。1979年9月中国签订了第一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1980年5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版图上诞生,这一切标志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萌芽阶段(1979—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初步投资阶段(1985—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第三,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第四,稳定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三四万个左右,年均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流入中国的FDI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月均FDI流入估计维持在50—60亿美元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可能延续至2010年。
三、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IMF网站。
建立模型:
LnFDI=c+?琢1lne+?琢2lnVOL+?琢3lnGDP+?琢4lnw+?琢5lnIM+?琢6lnEX+?着
式中FDI代表我国实际外商投资额,c为常数,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VOL为汇率波动幅度,GDP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w为我国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IM为进口额,EX为出口额,?琢i为系数,?着为随机扰动项。
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经济意义上讲,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1%(或5%)的临界值下,变量LnFDI与Lne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汇率变化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产生积极影响。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如果包含在VAR模型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我们可以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EC)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此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特征,误差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考察实际利用外资与汇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P值大于0.05,就接受零假设,P值小于0.05,则拒绝零假设。由计量结果可知,Lne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流量水平。
四、结论
本文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分析我国利用外资金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人民币汇率
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的贬值将促进我国的FDI吸收。
【参考文献】
[1]Cushman,D.O.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5,Vo.l67(2).
[2]Campa,J.M.EntrybyForeignFirmsintheUnitedStateunderExchangeRateUncertainty[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3,Vo.lLXXV.
[3]黄志勇:汇率变化对我国FDI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关键词：汇率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汇率制度是一国的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是一国内政。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每个国家完全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合理的汇率水平。”“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改革只会根据我国经济条件进行，而决不会屈从外界压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就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需要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之中，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汇率制度为爬行钉住（钉住内外物价比），汇率政策目标为扶持出口，兼顾进口，汇率水平是高频率地调整。
2.1953年～1972年，汇率制度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汇率政策目标为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汇率水平不变。
3.1973年～1980年，汇率制度为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政策目标为维持人民币坚挺，汇率水平是汇率稳中有升。
4.1981年～1984年，汇率制度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双重汇率），汇率政策目标为扶持出口，增加外汇，汇率水平是持续下跌。
5.1985年～1993年，汇率制度为从爬行钉住到管理浮动（以钉住出口换汇成本为主），汇率政策目标为平衡国际收支，汇率水平是持续下跌。
6.1994年～2005.7.20，汇率制度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汇率政策目标为维持汇率稳定，汇率水平是基本稳定。
7.2005.7.21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目标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汇率水平是稳中有升。
二、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度升值2％，汇率为1$=8.11RMB。
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基本上都是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然而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却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之前许多学者所建议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国经济规模增大，经济实力增强。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经济规模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据世界银行的排名显示，中国2004年GDP达到1万6千多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位居世界第七。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无论是钉住单一货币还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都是不合适的，别的国家也不愿意。现在世界上GDP排在前10位的国家除我国外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因此，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2.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发展壮大。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金融市场不完善，外汇市场规模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成绩显著，外汇市场自1994年成立以来，外汇交易量由当年的4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000多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五倍。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外汇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我国不再适宜采取钉住汇率制度。
3.我国加入WTO后逐渐对外开放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时间表的逐渐临近，我国即将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资本管制也将成为历史。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随着我国对资本管制的逐渐放开，如果仍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就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作为大国为了维持与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而使国内政策受到约束是不现实的。
三、决定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中，汇率的调整是关键的一环。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改革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度上升2％，汇率为1$=8.11RMB。随后，人民币一直小幅连续攀升，2006年4月已经突破8.00RMB。那么汇率制定在什么水平才是合理的？汇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一般认为，决定与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长期和短期两方面。长期因素主要有：
1.购买力平价。这一理论认为:在不兑现纸币制度条件下，各国货币间的比价应以各自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为基础进行计算，汇率变动的原因在于购买力的变动。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购买力是该国商品劳务的物价水平的倒数。这样，汇率水平及其变动归根到底是由两国物价水平的比率及变动所决定的。
2.通货膨胀。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货膨胀水平与汇率水平发生紧密联系。一国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该国货币就会贬值；反之，货币升值，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
3.一国经济状况。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GDP的增长，我国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
4.国际收支。国际收支状况集中地反映了外汇供求状况，而外汇的供求状况直接对汇率的变动发生影响。经常账户盈余时，其货币有升值的趋势，当一国经常账户出现赤字时，其货币有贬值的压力。
5.国内外经济增长差异。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差异对汇率的影响是多重的。从经常项目角度看，较高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和进口的增长，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支持出口的增长。但是，这里存在着种种复杂情况，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或者由于对该国商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出口增长的，从而经济增长加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出口超过进口，其汇率不跌反升，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较高的增长率会形成对国际资本的较大需求，以及对国际资本的较大吸引力，从而在较长的时间内支持本国货币的汇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关键性、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短期因素主要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国际间利率的差别、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预期因素等。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政策建议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辩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
汇率是一国经济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关键和敏感的问题。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有其优缺点，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应该根据“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汇率改革目标，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的需要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有条不紊地推进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机制能够真正地有助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下是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政策建议：
1.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实现人民币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浮动。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而不断推进。从长期看，应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逐步过度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短期内应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名副其实，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步放宽对外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
一是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根据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实际情况和宏观经济形势，设置目标区的上下限，保持人民币长期调节的灵活性及短期汇率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有更大的汇率干预空间。
二是扩大各银行零售业务的汇率浮动幅度，放松对外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为银行营造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竞争环境，促进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更加科学化、理性化。
三是改进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干预机制，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时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这样有利于货币政策操作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2.要逐步完善外汇市场，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开放外汇市场，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过度到意愿结售汇制，放宽外汇市场的准入限制，真正履行我国经常项目人民币可兑换的承诺，增加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增加交易外汇币种，发展远期交易、调期交易，回购交易、外币期货期权等交易手段，便利企业和银行规避外汇风险，促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科学化。远期外汇交易等虽然可以规避风险，但也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所以开办这些外汇交易，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规定严格的交易规则和程序，切实加强管理，防范和化解外汇风险。
一､汇率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适用性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一般是从影响汇率水平的经济变量出发,探寻均衡汇率的定价及其动态决定过程｡在这些汇率理论中,无论是强调商品跨境套购和贸易流量的理论如购买力平价(PPP)､利率平价(IRP)和国际收支(BOP)理论,还是各类强调国际货币流动和资本存量调整的资产市场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定性为宏观决定论｡但是,对于汇率的短期变化(例如日内变化)的解释,传统理论几乎无能为力｡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Evans､R.Lyons和C.Goodhart等人,他们使用高频数据对汇率进行各种时间序列分析或者构造外汇市场的动态结构模型,试图从交易商的行为来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事实上,全球外汇市场每天的成交量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有3/4是属于银行间外汇交易,可以说,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的,所有可能影响到汇率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经济基本面､心理预期等都会通过国际外汇市场特殊的两层架构最终反映到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上来｡所以,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把研究的立脚点放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MarketMarker)的身上是有道理的｡
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认为,汇率的短期变化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指令流(OrderFlow)决定的,而这些指令流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外汇市场上的消息(包括内部消息)的冲击和心理预期的变化｡外汇做市商是汇率形成过程的中枢单位,因此,有人也把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称为做市商模型(DealersModels)｡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的目标是通过最优化的外汇库存控制,加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断调整其双向报价,来获取最大化的价差收入(Spreads)｡但是,由于做市商面对的是可能拥有某种信息优势的交易者群体,因此,做市的价差收入并非无风险的,外汇做市商通过与其他做市商的交易来对冲所持有的外汇库存的风险是不可缺少的｡举例来说,外汇市场一个最大的优势信息交易者是中央银行,虽然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不是经常性的参与者,但是,一旦中央银行通过银行间进行外汇干预,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交易对手的外汇做市商必然会处于某种不利地位｡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常常存在一些汇率管制措施,这些市场的外汇做市商往往要面临更大的库存风险,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汇率的波幅受到限制,如果国际市场上汇率波动很剧烈的话,做市商风险难以进行有效的对冲｡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去年“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是以中央银行被动吸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净额为基础的,在这种汇率决定模式中,外汇市场事实上只有一个做市商,就是中央银行;而整个做市系统也只有一个目标,即在8.27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上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汇改”之后,除了人民币兑美元“出其不意”地一次性升值2%,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式进行了颇具根本性的改革,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并在总结此前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引入了外汇做市商的模式｡之后,以13家外汇做市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开始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地缓慢升值,到2006年5月中还一度升破1美元兑8元人民币｡
2006年1月4日,国内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正式推行询价交易方式(也称为OTC方式)｡从此以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法人)买卖即期外汇既可以选择通过原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以“集中授信､集中竞价”的撮合方式成交,也可以选择“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OTC方式进行买卖｡在这种混合交易制度之下,传统的电子经纪平台继续发挥作用,指令驱动的撮合方式与报价驱动的做市商模式并行不悖｡做市商不但为银行间外汇市场增加了流动性,也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提供了分散风险的一个新渠道｡[2]由于外汇做市商里有相当比例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做市能力比较强,与国际外汇市场联系更为密切,这样就使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的价格联动和信息传导机制更为健全｡此外,为了提高外汇做市商的做市能力,更好地发挥分担外汇市场自主出清的功能,中央银行还扩大了各家外汇指定银行可持有的外汇头寸规模,将原来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扩展为结售汇综合头寸｡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定价实际上是以每日的收盘价为重心的,中央银行在每个工作日闭市后以加权平均方式计算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并以此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基准价格｡然而,由于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后,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经撮合后的收盘价不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从今年的1月4日起,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基准价的形成方式做出了重大改进,以便与国际金融市场确定基准汇率或利率的惯例做法相接轨,使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价模式更好地适应国内外汇市场新的交易制度和市场主体结构｡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的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在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之后,将剩余的做市商报价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权重则根据做市商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随着我国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未来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增强,汇率微观结构的分析和汇率动态理论会更加适用于人民币汇率｡
二､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外汇做市商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在真正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浮动汇率体制下,外汇做市商对于汇率的形成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一般说来,做市商是指连续地提供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报价,并承诺一旦有市场主体接受报价就与之成交的机构交易者｡[3]外汇做市商是国际外汇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市场上的核心参与者｡在我国,有一批活跃的做市商对于改善国内外汇市场的流动性､熨平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促进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价格发现同样是意义重大｡然而,从国内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来看,外汇交易指令流的发出者包括外汇指定银行､企业和居民等实盘参与者､隐蔽的热钱投机者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中央银行是最大的定价者,外汇指定银行则是次级定价者,其他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目前,国内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浮动仍然限制在官方公布的中间基准价上下3‰的幅度之内｡在全球外汇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么狭窄的汇率波动区间使得做市商难以独立､有效地进行做市,既不能灵活地调整其双向报价,以吸纳重大消息对汇率的突然冲击,也很难通过境内外的外汇交易对库存风险进行有效对冲｡这种汇率弹性的不足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继续承担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职责,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仍然受到官方力量的管制甚至扭曲｡在目前极为狭窄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内,外汇做市商相当于分担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一部分功能,而不能完全作为一个盈利性业务来做市,具体地说,做市商一方面要作为中央银行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缓冲渠道,另一方面还要服从中央银行的汇率目标和波幅限制｡这样,外汇做市商的存在固然缓解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被动增长的压力,但并没有真正体现外汇市场在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因此,国内外汇市场的效率仍亟需提高｡
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是联系外汇市场各个层面､各类参与者的枢纽,其报价集中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的信息｡但是,鉴于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仍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主导性的因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外汇做市商目前还只是中央银行的“二传手”｡从长远来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应当偶尔为之,即在外汇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或者显著失衡时才以逆风而行(LeanAgainsttheWind)的方式进行操作,目的是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应当让外汇做市商比较独立､自主地开展做市活动,使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外汇市场动态平衡的线性模型,用来大致地描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平衡方程为:
(出口-进口)+(引进外资-我国对外投资)+隐蔽性热钱=(外汇储备变动-外汇储备收益)+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银行将逐步摆脱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的压力,因此,预计银行系统的综合外汇头寸规模会逐渐扩大｡相对于外汇储备总额,外汇储备的收益较小;相对于每年引进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投资额也比较小,因此,这两项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由于使用的是月数据,为了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合理的近似度,我们用外国直接投资来替代每年引进外资额｡因此,可以将上式改写为:外汇储备变动-(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隐蔽性热钱-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用符号表示即:
Rt-(EXt-IMt)-Kt=HMt-PSt(1)
Rt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EXt表示t时点的出口金额,IMt表示t时点的进口金额,Kt表示t时点的外国直接投资,HMt表示t时点的流入的隐蔽性热钱数量,PSt表示t时点的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隐蔽性热钱主要取决于境外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与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差距,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可以用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指示,因此:
HMt=n×(NDFt-St)(2)
NDFt表示t时点的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St表示t时点的人民币即期汇率,n为弹性系数｡
银行间外汇市场中人民币汇率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St+1=St+e×PSt+Xt(3)
e为价格调整系数,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增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减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调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因此e的符号为正｡Xt用来反映t时点人民币即期汇率所受的随机影响｡
商业银行系统头寸为:
It+1=It+PSt(4)
It表示t时点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
由(1)､(2)和(3)式,并记Rt-(EXt-IMt)-Kt为Yt,我们有:
Yt=a×(St+1-St)+n×(NDFt-St)+εt(5)
其中系数a与e存在关系:,εt为随机项,由此我们建立Yt对(St+1-St)和(NDFt-St)的回归方程｡在得到价格调整系数后,可以进一步估计商业银行系统的期末头寸如下:
It+1=It-a×(St+1-St)(6)
我们首先使用月度数据估计Yt对(St+1-St)的回归系数,得到价格调整系数,然后计算商业银行系统各期头寸｡相关数据见表1:
表1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数据
单位:亿美元
人民币月末汇率外汇储备变动额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1年期NDF
2005年7月8.1056217.6655.3549.145.28
2005年8月8.0998204.76683.7577.849.027.8548
2005年9月8.092157.95701.5626.252.547.82
2005年10月8.0845158.98680.3560.551.647.7795
2005年11月8.080493.21722616.747.167.7554
2005年12月8.0702246.49754.164471.987.7185
2006年1月8.0608263.28649.955545.457.7308
2006年2月8.041585541.551740.447.721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Bloomberg
对(5)式估计后得到:
a=-2464.16210203,因此It+1=It+2464.16210203×(St+1-St)｡代入2005年7月21日至2006年3月31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可以模拟得到银行系统头寸的每日增减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7月以来,外汇做市商整体的头寸波幅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再收敛,然后又急剧扩大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因素应当是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弱变化｡今年以来,在中国对美国创记录的贸易顺差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空前高涨,各种海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央银行的外汇操作也面临很大压力｡由于市场对中央银行的态度和干预力度有很多揣测,外汇做市商因此也承担了很大的汇率风险,反映在对冲性操作的结果上,就是银行系统的外汇头寸变化幅度加大,但是,相关变动还是在银行外汇综合头寸的允许波幅之内｡
事实上,如果把中央银行也看作是一个做市商,那么它与13家外汇做市商在做市规则和操作目标上是不一样的｡由于外汇储备是以境外资产形式存放的国民储蓄,因此,外汇储备不能百分之百地作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库存,即用来作为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做市工具,但是,外汇储备的变化额却大致可以用来代表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外汇做市商的库存头寸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央银行的做市行为之间的大致关系｡
对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率,可以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Ln(Rt)=a+b×Ln(St)+Xt(7)
其中Ln(Rt)=Ln(Rt)-Ln(Rt-1),Ln(St)=Ln(St)-Ln(St-1)｡
我们用每月数据进行估计,得到:
Ln(Rt)=0.02643344911+4.060140419×Ln(St)｡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
代入2005年7月29日至2006年2月28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得到每日国家外汇储备头寸的变化情况,,进而求出每日国家外汇储备水平值｡结果见图2和表2｡
表3对中国外汇储备月末理论值的模拟结果(单位:亿美元)
外汇储备实际值外汇储备模拟值
2005年7月7327.33
2005年8月7532.097531.56
2005年9月7690.047723.50
2005年10月7849.027879.73
2005年11月7942.238095.52
2005年12月8188.728291.73
2006年1月84528451.27
2006年2月85378559.59
从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变化的关系来看,人民币汇率迄今的升值幅度显然未能有效缓解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以目前的升值速度推算,未来在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同时,外汇储备很可能会继续增加｡为了逆转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央银行要么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度的升值,要么通过放宽资本流出､增加包括外汇做市商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持有外汇的动力和规模｡就银行间市场而言,“藏汇于民”的体现应当是允许外汇做市商自主控制外汇库存,扩大其调整头寸的空间和汇率报价弹性｡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宏观前景已经被官方否定了,那么,在剩下可以选择的对策中,扩大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做市商在稳定预期和调节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应当是最佳办法｡
总的来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中长期前景之下,完善外汇做市商制度是在汇率微观结构上寻求解决外汇储备增长压力问题的一个现实途径｡从外汇储备代表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做市手段的角度,我们分析了外汇做市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动态互动关系,这样的思路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却很有启示性,有助于揭示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并为寻找下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提供一个全新角度｡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转变思维模式看汇率机制改革[J].中国货币市场,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