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4 15:41: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变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社会变革；法律思想
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在曲折中上升”的规律，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往往在政局动荡、天下纷争之际，思想界却呈现出大放异彩的局面。为何会出现思想繁荣与政治稳定相背离的现象，时代变革与思想发展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那些伟大的灵魂和不朽的思想为什么常常“生逢乱世”？笔者截取春秋战国时期和明清之际两个横断面，试图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独特路径。
一、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和明清之际的思想繁荣都与社会动荡不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表现虽然各有特色，但背景上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一）生产力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明末清初，在这些时期生产力都出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其他行业进步，引发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带动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思想的变革。
1、春秋战国时期是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首先出现在生产力上，进而推进到生产关系上，随之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最初，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随之带动和促进了农业和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新的生产力必然要打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而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以土地私有为标志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让思想家开始反思，先秦诸子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探寻济世救人的出路。而法律思想上的交锋主要集中在维护尊卑有序的奴隶制礼教，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秩序。
2、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现代化因素。虽然在史学界对于明末清初中国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尚存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农作物产量增加。当时手工业内部机器的运用促使着人们的分工协作，因此改变了生产方式。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①浙江《太平县志》就有关于嘉靖年间：“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盖以山甚稠，田甚狭，以故食多不足，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富家巨室，不至于巨万。”②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孙隆疏言：“乱民葛贤等造言聚众，焚劫杀，围逼织造衙门，要挟罢税，其词颇激。”③与此同时，而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明中后期形成了追求个人利益的风气，社会中因利争讼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一切都促进了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明末的反传统的自由平等的思潮形成。
（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观
春秋战国和明清之际都处在世界文化跨越性发展的格局中，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影响。
1、文化史上，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期”，当时人类文化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雷斯坦、希腊开始奠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价值观和基本发展路向，时至今日，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依然附着在这些“轴心”上。④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处在这个“轴心”上，其间涌现的儒、墨、道、法等先秦诸子及其煌煌巨著至今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从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对比我们也可以得出我国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是符合“轴心期”文化发展的共性的，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
2、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家传统法律思想向近代民主法治思想过渡的开端，有着内发性和民主性质。与之同期的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有着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肯定了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正当利益，认为正义的法律应当体现多元主体利益，但是在多元主体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该如何保障天下人民的利益不受到专制权力的侵害，他们并没有设计出完备的制度。但是，他们的思想为近代思想家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二、时代变革与思想繁荣的相互关系
（一）时代变革对于思想产生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如前所述，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明清之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动荡形成的鲜明反差，为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内源型动力。
思想舆论环境相对其他时期较为自由宽松，为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三皇五帝时期也就是卡尔·雅斯贝斯所称的“神话时代”遗留的文明已经一去不返，当时的思想家对自身和所处时代开始有了整体性认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了系统性的理论。
明清之际，理学所宣扬的维护君主集权统治和家族伦理秩序的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政权更迭中遭到了质疑，加之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权意识的萌动，人们思想开始冲破理学的羁绊，有所解放，使得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了发展的空间。
（二）思想繁荣对于变革推进的助力作用。
制度的新旧更迭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但思想对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确立有了明显的促进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由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才能促进新秩序的建立，而春秋战国的乱世也因最先进行改革的秦帝国的统一所终结。
明清之际，“天下公利”的批判君主专制集权和经世致用的法律思想虽然影响深远，但并未对君主专制集权有所撼动，两千余年君主专制思想的深厚根基不光要靠内部重构，还要经受外部刺激，才能破碎新生。
结语：
如果从宏观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观察，先秦儒法之争与古希腊人治与法治之争有着暗合之处，但是由于中国专制制度的早熟，儒法思想在西汉融合成为专制的工具。而相对于洛克和孟德斯鸠已经构建出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框架来说，明末的启蒙思潮的反封建作用就更加迂阔。从秦王朝到清王朝，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它在维护王朝运转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论断称中国古代就是法治社会。中国社会对于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接受最初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如果说百余年前世纪交替时中国法律制度与思想的改变是被动接受的结果，那么今天，是我们主动选择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与思维方式以适应世界的模式。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因为资本与文化的冲击并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生。我们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保持平衡⑤，在融合中探索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法治建设的创造性作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清]查慎行：《西江志清刻本》，康熙五十九年版，第26卷。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神宗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61卷。
[关键词] 现实 虚构 社会变革 疼痛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5.018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保持着难得的平民意识，我们从他的众多电影中了解了一个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命运曲线里，贾樟柯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庞大的时代背景。电影《二十四城记》通过采访420厂的九个职工构建整部影片的结构，被采访的有现实中真实的人物，也有职业演员演绎的人物。初看影片时，我们看到了420军工厂当下正被拆除的破败模样，人物和空间都是真实的，我们正看到一个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国营大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被称作二十四城的繁华住宅商业区。但职业演员的出现让观众觉得突兀，我们究竟是在看一部纪录片还是在看一部艺术片，这种现实和虚构混杂在一块的做法让观众一下子无法适应，在给我们带来冲击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影片所因之而产生的巨大张力，在这种张力的主宰下，观众被深深吸引，并在导演的引导下看到了一个个鲜明动人的命运故事，影片中人物曾经的快乐和辛酸打动人心，透过这些，导演想给我们看到的是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普通人所为之付出的牺牲，展示了整个社会变革的阵痛。
一、职业演员介入打破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
影片中现实真实的人物进入观众视野的时候是带有表演性的，艺术化的镜头让我们产生电影感，现实的真实人物在讲述着他们自己的记忆，无论是快乐和痛苦，他们都是亲历者。在镜头面前，他们在表演着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何锡昆演员表演般的哽咽和痛苦表情。不管怎么说，导演这时候是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再加上贾樟柯一贯的纪实风格，我们仿佛在看一部纯纪录片。但是，当大丽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职业演员的介入，这种处理让人有种错愕的感觉，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影片并非纯粹的现实，在真实的基础上，艺术家的想象起飞了，我们在真实和想象的杂揉中感受到了电影艺术的力量。观众被人物的诉说引进了故事领域，影片中人物的故事不是呈现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物被采访时的讲述。讲述是对个体生命记忆的一种复活和还原，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最精彩的记忆往往是被隐秘在内心的，但一旦被完整地讲述出来就是最生动感人的故事，如陈酿的酒一样浓香。观众能够接受一个人自己讲述自己的事情，但让一个职业演员讲述别人真实的故事的确令人一时混淆了现实和虚构，这种颠覆思维定势的做法让人眩晕，但却让影片拥有了强烈的张力和无限的魅力，成了影片个性的一部分。
二、记忆中的伤痛和荣耀
影片中人物的讲述打破了贾樟柯影片中人物一贯的沉默，但固定长镜头的运用让我们同样感受到贾樟柯一直以来的朴实风格，甚至感到了过去沉默的压抑感依然存在着。在朴实无华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普通小人物生命中的感动和精彩，即便是伤痛的记忆也足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记忆是不能忘却的，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当我们多年之后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曾经的伤痛格外耀眼，确切地说，越是给个人带来痛苦的记忆越会在回想时产生奇特的效果，让人回味无穷。从《二十四城记》中职工的讲述里，我们看到了个人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记忆的深处，我们发现了他们的伤痛和荣耀。
大丽曾有一个孩子在420厂搬迁的杂乱中丢失，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往事。大丽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她彻骨的疼痛，但也看到了她的无奈。那时侯的420厂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的人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她不得不放弃对孩子的寻找，同时也显示出了军人般的果断和刚毅，但付出的却是心灵不可弥补的创伤。大丽在讲述中流露出了痛苦，但也显示了对420厂的热爱和依恋。她诉说着厂子曾经的辉煌，对国家困难时期他们每月还能发到三斤肉记忆犹新，并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420军工厂职工的优越感。在420厂的职工心里，过去的体制并没有遭到痛恨，这和导演当初的意图似乎有点出入。曾经的集体主义给职工们带来了伤痛，但人们更愿意记住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职工下岗了，在中国改革的浪潮中，他们被厂子无情地抛弃，成为时代变革的牺牲品，但他们依然怀念着集体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归属感。大丽作为第一代厂花，我们看到了她身上属于她们那一代的故事和思想。大丽痛失孩子的经历让人心痛，她的个人命运是和420厂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厂子的大搬迁，也许她的孩子不会走丢。但在她的思想里，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自己的420厂，相反，她对厂子是无限依恋的。420厂军事化管理让她丢失了孩子又失去了寻找自己孩子的最佳时间，但大丽在对她们厂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描述中，我们却看到了她在为她们当时能拿到每月几块钱的军事保密费而自豪和高兴，失和得，我们看到了复杂的现实，深思后令人备感辛酸。
小花的出场让观众产生一种强烈的戏剧感，让陈冲出演小花，并在影片中提到陈冲自己的名字，讲述电影中的小花，让演员讲述到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并谈论到演员自己，这是一种刻意而又有戏剧元素的处理。小花自己的命运同样具有戏剧性，420厂的厂花却到最后落得个单身的处境，让人感叹而又惋惜。小花的命运是与420厂有关的，如果她当初不到这个地方工作也许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厂里曾经的一个赖皮以小花的名义写的一封假情书毁掉了她的一生，这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得不说是时代和厂子给她带来的悲剧。作为第二代厂花，小花因种种原因现在还单身着，但她并不是没有爱过，相反，在她的讲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孩曾经美丽的青春情怀。她说她们厂曾经在宣传栏里贴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英俊的小伙子被小花的同事们调侃成小花的恋人，同事们玩笑般的戏说，竟深深打动了小花的内心。尽管影片中没有直接让小花说出对这个小伙子的爱，但从人物的所有述说中，我们看到了女孩心中最灿烂的秘密，不可说破的最有韵味的一种情思。后来领导说这个小伙子是个飞行员，在飞行中飞机出了事故，他为了保护飞机而没有及时跳伞牺牲了，作为制造飞机零件的420厂，作为厂里的每一个职工都应该反省一下。小花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充满了无限的惋惜和莫名的爱怜之情。假设那个英俊的小伙子仍还活着，也许今天的小花也儿女满堂了。这是我们每个在看了这部影片的人都会在内心里想到的，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不需要说破，只给个诱导，让观众自己心甘情愿地去想下去，然后产生无限的思绪，一场原本可以很好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但却动人心魂，让人感到荡气回肠。小花如今依然快乐地活着，有事没事和姐妹们唱唱戏，生活依旧平淡而又火热地过着，个人主义可以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各得其所。
娜娜是年轻一代的厂花，她穿梭于时尚和老厂之间，过着现代的生活，自由而又优越。娜娜的伤痛来源于成长中对家庭的记忆，父亲曾经是分厂的厂长，退休后的被冷落感为家庭蒙上了一层阴云，成为娜娜对420厂的痛苦体验。娜娜对420厂的记忆是有些遥远的，作为第三代厂花，她的生活已经和厂没有太大的联系，厂的概念已是个遥远的梦，现实才是最真实的。她经常到香港去为有钱人扫货，生活过得还不错。在她的身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对厂子的极度依赖和怀恋，相反，我们在娜娜现代都市化的放纵生活中看到了属于新一代人的叛逆和不同。小花曾经的矜持和保守在娜娜的身上已经不复存在，娜娜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已经和上一代人相去甚远，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娜娜们也是社会改革的成果，只不过这种成果体现在了个体生命的思想和行为上。对娜娜来说母亲下岗后工作的劳苦状态更是深深触动了她，她一时间理解了自己的父母，并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努力体验着老一代420厂职工的独特情怀，尽管那已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个人主义已经让新一代年轻人在当下过着自由而又真实的生活，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变革成果的享受者，老一辈的痛苦和荣耀已经变得模糊和不重要，毕竟生活是可把握的。
三、牺牲者的疼痛是社会变革阵痛的重要部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上了逐渐富强的光明大道，如今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著，中国公民在享受如今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不时地反思着社会变革进程中我们所为之付出的沉痛代价。导演贾樟柯就是一位对中国变革进行深入反思的导演，他的平民立场为他赢得了自己的风格，他的思考为我们回望一个国家曾经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借鉴，某些时候，他的引导如同导火线一样，引爆我们的思绪，带领我们一起去游览整个国家逝去的痛苦和快乐。
《二十四城记》为我们展现了420厂的兴衰史，影片在对该厂职工命运关注的同时也烛照了一个国营大厂的发展历程。厂就是职工的家，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在它的光环里享受着生活，作为国营大厂的职工，他们感到无限自豪和骄傲。导演起初的目的也许想展现某种程度的批判，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职工对旧体制的维护和无限留恋，他们不断诉说着曾经的光辉和荣耀，对集体主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眷恋，但反过来想想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他们曾经在老体制下获得过满意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当一场变革不可避免地来临之后，对420厂的冲击让职工们始料未及。职工们因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失去了生活和心灵的依靠，曾经拥有的荣耀和尊严一夜之间离他们而去，这种痛彻心扉的伤痛只有当事人最能知晓，但他们也不得不牺牲掉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响应一个民族浩大而充满希望的改革大业。
下岗曾给中国国营企业的职工带来多大的心灵和生活的冲击已是无法估量，集体主义崩塌的时刻职工们成了不折不扣的殉葬品，个人主义的蔓延让他们无所适从。于是影片中展现了众多人物对下岗的深刻记忆，她们诉说着下岗时的痛苦和下岗后的挣扎，无奈中透露着个体生命的顽韧和坚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人类的大好事，但在摧朽拉枯的变革进程中势必影响部分个体的利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新生儿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但他是以母亲分娩的痛楚为代价的。同样，社会前进中的变革也会存在阵痛，具体到个体而言，电影《二十四城记》让我们看到了牺牲者的疼痛显得如此无奈和不甘。
参考文献
[1]孔苗苗. 现在时中的过去式混沌的《二十四城记》[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8(5)
[2]张冲. 后严肃主义时期的“历史真实”――《二十四城记》在话语与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实践[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8(5)
[3]周春霞，张耕. 讲述与沉默:《二十四城记》的话语权实践[J].时代文学.2011（3）
关键词：社会变革；秩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3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76)；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Y200906862)。
作者简介：骆徽(1979－)，男，浙江义乌人，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刘雪飞(1980－)，女，安徽明光人，教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
一、秩序与正义的概念解读
首先，“秩序”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指“次序”，表明事物之间按照一定次序组合的有序性。在现代汉语中，“秩序”通常指某种行为规则或某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混乱无序相对。在英语中，“秩序”一词与“order”相对应。哈耶克认为，所谓的秩序，指的是这样一种事态，在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所以，秩序作为人的存在规则，意味着社会的有序性、可控性、稳定性、安全感以及人们行为的良序互动和对社会生活的理性预测，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价值。因此，哈耶克指出，“就讨论任何一种复杂现象来说，秩序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现实中，秩序常常与规范、准则等作为等价概念来使用，但二者有一定区别。秩序是各种规范的实践过程，规范是秩序的表象特征。人类社会秩序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定社会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也就是一定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运行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秩序模式。”推广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就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行为体的存在及其交往互动构成世界秩序。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相应的秩序模式。同时，秩序也是一种福利，国际社会的秩序状态就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国际社会上，国际秩序一方面是国家的一种福利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和增进其它形式福利的手段、途径。
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人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具有同所有生物一样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导致人与人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甚至残杀。如果不对人的这种本能给予一定的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具有一定的秩序，人类就会连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并将最终在自相残杀中走向毁灭。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梭伦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人们总想用不正当的行为来发财致富；他们彼此明抢暗偷，甚至对神圣的或公共的财产也不放过，……那时整个城邦就会遭到一种不治之症的降临，不久便会丧失自由，诱发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斗争。而使许许多多的人毁灭于他们的青春时代”。为此，他认为必须用“公道”和“正义”来限制人们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他所说的“公道”和“正义”其实就是以“公道”和“正义”为准绳的国家法律制度。
秩序可以满足人们对行为选择及其事件发生的可预期性需求。“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以及社会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不仅使人感到不安和焦虑，而且使社会交往变得困难。因此，人类社会就需要以某种方式使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自己在某种特定场合应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将会对自己的行为作何种反应可以有一定的预期。这种可预期性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又可以实现人们对生活便利和活动效率的追求。“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社会稳定就是形成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各种社会活动有序进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事先对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安排，事先设定人们的权力义务，设计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保证人们按规则行动。原始社会的秩序是通过习惯、依靠道德和宗教自发形成的。国家出现以后，人们的利益多元化，因而只能依靠法律的作用自觉地创设并维护社会秩序。秩序意味着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势必会损害个人的一些利益。那么，这种个人利益损失限制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呢?这就涉及到社会正义问题。秩序里面应当包含人们对正义的要求。
其次，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公的，因而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各方面需要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人都处于理想的高水平的平等之中，因而亦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只有在私有制社会里。一方面是人被自私与欲望驱使，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会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正义才得以产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纵人们的欲望，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于野蛮和孤立的状态。因此，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正义既是治国安邦的原则，同时也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正义原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或秩序。正义的原始含义乃是指由宇宙万物根据其各自的规定地位所构成的适当的比例和秩序。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每件事物都有它的规定地位和职责，一旦有事物突破它的界限。就会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来惩罚这种侵犯。恢复侵犯者所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这种永恒的秩序就是正义。现在，人们用正义来表示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抽象、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善恶判断标准，它所指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关系。
在道德上，正义表现为善，其本源是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和对人类秩序的爱，其表现形式是善行(或为他人谋福利)和创造秩序的行为。善行所遵守的原则是：“在善与恶之间，必须总是选择善；在善与更善、恶与小恶之间必须选择更善和小恶”。而创造秩序的行为则具有建立和维护安全状态的倾向，它不仅制止自己对他人的生命与利益的干扰，而且，只要可能也阻止他人进行这种干扰。这就要求各行为主体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要有理性，因为“人类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围内，才是善良的”。
在利益分配上，正义表现为“每人得其所应得”，它不仅为社会权利，而且为人权奠定了道德基础。这种分配上的正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稳定财物占有；(2)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3)履行许诺。因为，什么地方财物占有是不稳定的，什么地方就必然有永久的战争，和谐的秩序就没有了保证；什么地方财产权不是根据同意而被转移，什么地方就没有交易，社会就会出现萎缩乃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自保；什么地方人们不遵守许诺，什么地方就不能有同盟或联盟，人类就会失去互助而陷于孤立。由此可知，在利益分配上对分配原则的违反即意味着利益分配上的不正义。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人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为了避免这种不正义的产生。各行为主体应当节欲、知足、本分和谦让。
在法律上，正义表现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的原则“是从人类平等的假定出发的”，因此它要求“一视同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忪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作为中道的权衡，法律具有两个显著的基本特点，即：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和强制力量的特点，并旨在通过这两者达到建立和维护一种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秩序，即通过法律的平等建立人间的平等。在自然状态与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现，才产生了不平等，不平等又导致了各种灾祸。无论内讧、动乱、冲突，还是战争，无不是由不平等引起的。由此，可以断言，在人类的普遍平等建立起来之前，战争不可能消失。因此，要消除战争，就应消除不平等；而要消除不平等，除了借助于法律的强制与公正促使大家各取所值外。还应靠各行为主体的自省与内修与之相配合。
总而言之，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正义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由落后到发达、由不合理到合理的无限发展过程，正义的实现是人类的理想之一。
二、秩序与正义的关系解读
秩序与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它们既是人们的一种理想预期，又是一种客观存在。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范畴。对于秩序与正义的关系，不能片面地看待。我们既要看到正义对秩序的作用，又要看到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理解秩序与正义关系的关键是对正义的认识问题，而对秩序与正义关系理解的现实落脚点则是如何把秩序与正义作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共识来遵从，达到秩序与正义的最佳契合点，获得最佳效应。使秩序与正义实现双赢。
(一)正义表征着秩序
正义作为社会恰当关系的概念表达，总是关涉着秩序，秩序乃正义内涵之一。正义之所以关联着秩序，是因为人乃是关系中的存在物，没有正义之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无法展开的。正义就在于社会有一个恰当的秩序，个人则遵守社会秩序。在希腊神话中，社会秩序源于神并依存于神，在希腊神话所描绘的世界秩序图景中，正义构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范畴，即宇宙之父宙斯制定颁布的统辖万事万物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正义女神忒弥斯表征着这一秩序，正义就在于遵守宙斯的秩序。毕达哥拉斯所谓正义就是和谐的观点，这直接说明正义在于万物之间的和谐秩序，他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而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数”的和谐关系有秩序地建立起来的，正义就是一种数的平方，因而它表达了一种和谐的秩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与秩序也紧密相关。在他那里，正义分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个人正义体现在人的理性、意志和各就其位，意志和要服从理性的统御，才能达到灵魂的安然状态。而城邦正义就在于每一个人必须在城邦中各司其职，不得于涉他人事务，从而保证城邦的有序生活。霍布斯从自然法出发从为为了结束“人对人是狼”一样的无序状态，人类就订立契约相互遵守，提出了正义在于遵守契约的思想。其中也表达了正义的秩序内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论述正义时指出，正义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础，它像支撑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了较好的法则。他意识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人们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而正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繁荣。罗尔斯在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罗尔斯之所以把社会基本结构当作正义的主题，这里有极大的内涵。首先，人是社会的动物，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需求的满足都有赖于同他人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才得以实现。其次，如何分配人们在合作中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利益乃是人的需求及其满足，面对利益，人们的猜忌和敌意往往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社会由此而引发混乱和无序，社会正义就是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发生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屏障和边界。动物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是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所以哈耶克指出，“只有那些能够由正当行为规则加以决定的人之行动秩序的方面，才会产生有关正义的问题。所谓正义，始终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种行动”。所以，社会正义意味着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乃是社会正义的内在向度之一。
(二)正义原则是秩序原则
正义状态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是正义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与扩大的过程。本来，世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处于一种自在的和谐与平衡之中，自从有了人，特别是有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以后，这种和谐便被人类日益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打破，被人对人的不公正对待方式及其结果打破，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在对正义的追寻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造就着一种自为的、有人类活动参与的相对和谐。因此，正义原则的实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现实的社会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秩序。人类所真正需求的是一个处于正义状态的社会。所谓“正义状态”就是社会处于稳定、有序、不断发展的过程里，处于一种合理的、符合每个人愿望(即合乎人性1的状态。这个社会营造和保持着一个有利于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环境，从而使每个人不平等的才能得以最有效、最充分地发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人类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人性的完善和各方面潜能的充分现实化。所以正义原则是一个追求秩序的原则，亦即一种目的原则。
(三)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性
秩序是一种规范模式，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国际秩序内含着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就本质和长远目标而言，国际机制是对大国霸权的超越与否定。这种超越与否定也内含了对正义的追寻和维护。国际机制体现的正是一种正义法则，是和平与平等的实质，正是内含正义要求的与国际机制相一致或类似的规范性要求逐渐出现并促进国际社会走向秩序化。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国际道德主义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道义相互依存”态势的形成，使国际关系中首次出现了道德主义付诸实践的可能，而这种道德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人类对正义法则的价值追求的内在体现。
一种秩序能否长存并有效发挥作用。其内在的正义成分起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一种秩序如能较好地体现公平与平等的要求，则必然得到普遍的认同；而如果它体现的是一种霸权式的不平等，则秩序早晚会发生变革，并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所取代。总之，正义法则是秩序的本质要求，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正义能否得到体现及体现的程度如何，是衡量秩序价值好坏的标准，而且直接决定着秩序的命运和发展前途。
(四)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
从系统论观点看。秩序体现为整个系统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之中，是整个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秩序仅仅是同那种协调的社会结构和均衡的社会状态相统一”，各种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更替，归根到底是人们对社会秩序所作的一种自觉或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切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是秩序转换的信号和先导，同时也是一系列秩序变动的产物，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只有在相应的秩序系统中才能得到缓解或消除。因此，建立、维护并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各国政府或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放大至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总体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秩序系统的最外层部分。国际社会一经形成、确立，便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而且制约着社会与自然秩序关系的处理，在开放的秩序空间中求得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的大协调、大协同、大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世界迅猛发展之际，秩序的重要性也更为显著。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制的崩溃。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处于大的变革时期。同时，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相互依存的加深、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困扰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的凸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动荡，都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秩序在现阶段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秩序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秩序某一部分的破坏极可能影响和冲击到整个秩序的稳定。
尽管从价值上讲秩序有好坏之分，但无论是好秩序还是坏秩序，都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转。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合理的秩序作辩护，而是认为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在无序状态下，强权必然成为真理，而正义则无从谈起。
从国际政治领域讲，对正义内涵的把握应主要从两个原则人手，即和平与平等。和平的实现需要有良好的秩序，因此进行制度性安排、维护秩序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对于世界真正的防御并不在于军备和科学，也不在于进入地下，而是建立在法律和秩序基础上。虽然仅靠制度性安排、秩序维护并不能确保和平，但没有秩序的维护，和平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作为正义第二原则的平等有多重理解，如经济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及人格意义上的。但一般而言，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范围内的平等更受人关注，而作为国际秩序相对恒定状态标志的国际法规起码从形式上保障了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权利义务的平等。从和平与平等两种角度分析，可以更深切认识到秩序相对于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没有秩序的稳定、有序，正义无从谈起。
(五)秩序和正义具有内在一致性
正义与秩序的内在一致性表现为正义与秩序的同向变动上，也就是说，秩序的良性运转及向更优化方向变动，将促使构成秩序的内部要素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正义。例如，国际法规、条约的制定与完善就优化着国际秩序，并能使正义得到更广泛、更深层的体现。反之，秩序的持续恶化则体现为制度、规则的霸道、非正义成分越来越多。同样，正义的实现与否也将直接决定秩序是否稳定。如果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被广泛遵从。则国际秩序将朝良性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正义法则得不到整个社会的遵从，则社会正常秩序必然受到冲击，秩序必然向不稳定状态转化。
三、我们时代的使命：重建秩序和正义的统一
综上所述，各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秩序都离不开正义，它以个人正义中的良心、社会正义中的平等和国际正义中的善为力量，分别作用于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调节着人类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秩序，从而使人类享受着安全与繁荣。然而，无论是个人正义中的良心，还是社会正义中的平等与国际正义中的善(国际道德或世界精神)，并不是如我们上面所述的那种纯粹理论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良心、平等与善，而是被无数层现实的外壳所包围的良心、平等与善，这无数层现实的外壳归结为一点，就是利益。个人会因利益的诱惑而违背良心，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社会群体会因利益的驱使而破坏平等并导致内讧与解体；国家会因利益的贪求而走上侵略扩张之路。显然，这些都是不正义的。如果人类社会充满这样的不正义，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混乱与灾难，各行为主体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然而，人类并非没有制止这些不正义行为的手段——智者的教导，榜样的激励，社会道德的约束，人民的监督，法律的强制，民主政府的领导，坚固盾牌的护卫，国际组织的调解，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规范。正是这些手段使各行为主体(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秩序有了保障。由此可知，正义是不能直接带来各行为主体的秩序的，在正义与秩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障碍——不正义，而且它总是伴随着正义而存在。只有当正义的力量通过某种手段超过不正义的力量时，秩序才有保障；反之，如果不正义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力量，则无秩序可言。
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它将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这种变革不是发生在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而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对于变革时代的社会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后延、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不同内涵的文化和观念的冲突，再加上旧规范被解构之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新规范，变革社会往往呈现出“规范真空”，即无序的状态。目前，我们的时代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序。虽然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转型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具有不稳定的一面。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严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无论如何。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生活都是一种威胁。它是社会危机的表现。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无序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而且必然发生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信仰之中。失序不仅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是正义的失序。变革时代的危机不仅是一场秩序危机，也是正义危机。今天的国人就在经受一场正义危机，正义感、羞耻感、责任感和义务感普遍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普遍存在；道德冷漠、道德虚无、道德困惑普遍产生。这种正义危机必然加深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不仅使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发展丧失了必要的秩序条件。
在一个存在太多无序现象的时代，人们内心渴望有序的生活。从根本上讲，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有序性的基本范畴。”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有序的基础，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秩序轨迹上运行，各种社会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是社会秩序的变化。因而，在社会失范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秩序重建的要求，重建社会秩序是变革时代的主题。这种重建工作，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重建。还是正义的重建。正义建设本身就内涵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建设之中。可见，在社会变革中，秩序重建和正义建设必须是统一的，同样也是我们现时代的任务。尽管我们不可能建立人类的普遍正义和世界永久的和平与秩序，但只要全人类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多一些安宁、和谐与幸福，少一些冲突、混乱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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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妇女参政；经济自主；家庭关系；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109-04
弹词最初是一种曲艺形式，主要用琵琶或者三弦伴奏，兼有说唱。关于弹词的起源，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弹词起源于唐朝变文或宋朝陶真。弹词这一称谓或说在元代已经出现，但由于证据的缺失，无从考证。明清时期，弹词是一种流行的曲艺形式，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弹词在这一时期分化为主要以说唱表演为主的弹词和主要用来案头阅读的弹词小说两类。其中，女作家所写的弹词小说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 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从数量来看，女作家的弹词小说作品占有优势。这一时期可考的弹词作品有四百种之多，其中弹词小说有五六十种，流传下来的女作家弹词小说有三四十种，可考姓名的女作家就有二十一位。[1]女作家弹词小说占据弹词小说总数的一半以上。女作家弹词小说的影响大于男作家作品。著名的作品如《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和《榴花梦》等都是出于女作家之手。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有如此众多的女作家连续地参与，并在内容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接续。[2]这不仅使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成为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并且成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女性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些作品对女性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家庭地位进行了期望式的描述，表达了她们对古代礼教的不认同。
二、我国古代礼教对女性参政权、经济权益和家庭地位的定位
（一）古代礼教对女子政治身份和活动范围的限定
中国古代礼教不允许女子参政。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除了一些朝代独立于后妃系统之外的女官，女子没有独立的品级。《礼记・郊特牲》规定“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女性依附丈夫得到封赠，才能有政治品级。《周易・家人》规定：“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礼记・内则》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女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中，不能过问“外”事。女性既不能过问“外”事，当然更不能参与“外”事（政治活动）。另外，古代礼教致力于隔绝男女间的交往，“表面看来，‘男女授受不亲’仅仅是一个男女之间交往问题，实际则不然，它本身不但包含着观念上的对妇女的蔑视，而且还在男女之间实实在在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妇女从政治生活中排挤出去。” [3]
（二）古代礼教对女子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规定
在经济方面，《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除此以外，如果媳妇获得娘家的财物，也要“受而献诸舅姑”。也就是说，女性在婆家，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权益，既没有所有权，又没有支配权，妆奁乃至婚后父母给的贴补，理论上都要听公婆处置。
（三）中国古代礼教对女子家庭地位的规定
夫妻关系上，“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4]《女诫》规定妻子要“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妻子要完全服从丈夫。另外，女性终身只能有一夫，男性却可以再娶和纳妾。妾的地位更加低下，“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5]她们更像是家中的财物或者工具而非家庭成员。妾的地位如此之低，受到欺凌和残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礼教将女性定位为附庸，没有男女平等可言。在政治上，女性没有参与权，政治身份和生活空间都受限于男性；在经济上，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即使被给予财产也往往无法获得完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在家庭中，女性要顺从丈夫，处于卑微的从属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有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些限制，她们参与政事、支配财物或管束丈夫。即使如此，她们也不能完全摆脱礼教的限制：宫廷中参政的女性有依附于皇帝的后妃身份，少数宫廷外的参政女性往往有能够给予她们发挥才能的空间的父亲或丈夫；经济上的掌控往往来自于她们在夫家的主妇或者长辈身份；家庭地位的提升很多源于丈夫的懦弱无能等原因，无法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礼教始终压制着女性对自身权益的追求。到了明清时期，礼教中的上述规定在女作家的弹词小说中受到了挑战。
三、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表现出的女权思想
明清弹词小说的女作家们在思想上超越了礼教的限制，在其弹词小说中塑造了各种参与政治生活、保护女性经济权益和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形象。
（一）女作家弹词小说表现出对女性参政的赞赏态度
女作家弹词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参政形式有男装参政和红妆参政两种。男装参政是指女性改换男装和冒充男性身份，以男性的姿态参政。红妆参政是指恢复女装或一直以本色示人的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在女作家弹词小说中，因为女性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礼教，所以“复女装”成为接受礼教对女性的定位、失去独立的政治身份的代名词，同时，“复女装”还意味着失去部分政治权利。
《再生缘》中的女主人公孟丽君男装参政，并且不复女装。孟丽君女扮男装后更名郦君玉。郦君玉科考中状元，进入翰林院为修撰。后来因为医治太后的病、献策招贤、处理朝政等有功，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在郦君玉即将暴露身份时，皇帝曾设想即使郦君玉真是女子，也要“成了亲来改了妆，依旧要，天天办事进朝房”。[6]这一设想虽然因为郦君玉的离世没有实现的可能，①但能提出这一彻底颠覆礼教的主张，显示出作品极强的参政意愿。皇帝认为郦君玉“是个贤良宰相公”，甚至赞誉她“千秋世界全凭尔，一国河山尽仗卿”。[5]（758）与此情节相似的弹词小说有《金鱼缘》和《子虚记》等。这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钱淑容和赵浣香女扮男装，分别更名竺云屏和裴云，中状元、入仕，并不再复女装。作者赞扬这三位女主角的理政之才，对她们的参政追求持肯定态度。
《笔生花》中的女主人公姜德华是男装参政，后来恢复女装。姜德华女扮男装后，更名姜俊璧。在朝中，她与奸佞虚与委蛇，救父救夫，又在皇帝过世、奸佞篡国的情况下，迎立新皇朱厚。被揭穿身份后，她无奈复装，她的相位被皇帝赐给她的丈夫文炳。当文炳还乡和外出征战时，她仍处理政务。皇帝赞誉她“匡复山河怀大节，扶持社稷好奇才……全忠全孝的能臣，多智多才的义士……第一忠良要算伊”。[7]类似的作品有《玉钏缘》、《榴花梦》和《凤双飞》等。这类作品中参政的女性角色最后都恢复女装，有一部分人安心于家庭，有一部分人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尽管恢复女装者，在争取女性参政的激烈程度上不如始终保持男装者，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弹词女作家在作品中屡屡塑造此类形象，仍显示着她们对女性参政的赞赏态度。
（二）女作家弹词小说表现出对保护女性经济权益的追求
女作家弹词小说认可女性对妆奁和工作收入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有的作品寄希望于夫家的长辈或丈夫尊重女性的财产权。如《玉钏缘》中的李艳贞，她作画、做闺塾师和做中书所得的润笔、束和俸银，都被允许自己收存使用；同书中的另一女性角色郑如昭被允许自己管理妆奁，并自主决定馈赠和赏赐。《凤双飞》中的真大雅也被允许支配自己的润笔和俸禄等。有的作品表现了女性保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才能，或安排他人来维护女性的财产权。如《笔生花》中的女主人公姜德华，赘婿入门，承继家产，不仰给与人，借母家的环境保障了自己的财产权。《榴花梦》中的女主人公桂碧芳，男装参政时因功封南楚王，复女装后，她以封国之富出嫁，虽然从南楚王退居王妃之位，但是封国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一直掌握在她的手中。《玉连环》中的梁红芝为避免丈夫将家资和妆奁赌净、将财产转移，设计逼迫丈夫改邪归正，保住了家产。《天雨花》中的左孝贞，在被恶婆婆袁氏勒逼，妆奁罄尽后，受到她的叔父左维明的救助，后来左孝贞携子重整门户。
有的作品赋予女性角色独立的经济地位，如《再生缘》、《金鱼缘》和《子虚记》等。郦君玉认为自己 “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宰臣官俸巍巍在，自身可养自身来。”[5]（607）这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郦君玉、竺云屏和裴云在朝为官，有俸禄，经济自立。作者对她们都持赞赏的态度。
（三）女作家弹词小说表现出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期望
女作家弹词小说安排了妇唱夫随和平等相待的情节，来寄托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愿望。妇唱夫随的例子有左仪贞、姜德华和桓琦徽等。《天雨花》中的女主人公左仪贞和桓楚卿结婚后，楚卿对待仪贞一直很好。妹夫王礼乾向左德贞形容桓楚卿说：“令姐要上天，他就掇梯。令姐要入地，他就把锄头。”[8]《笔生花》的女主角姜德华赘婿文炳入门。文炳在姜家代承子职，他曾经对妻子笑言：“向来闺闼随唱义，卿可知，此语而今已倒颠。”[6]（1322）《榴花梦》中的桓琦徽，征战沙场，她的丈夫罗传璧追随而至，在战场上对她生死相随。夫妻平等相待的例子如王文彩、惠希光、李凤倩、张飞香等。《玉连环》中的王文彩与丈夫梁琪之间、《梦影缘》中的惠希光与丈夫庄渊之间一直保持着既是夫妻又是良友的关系。《精忠传》中的李凤倩和丈夫岳飞之间、《凤双飞》中的张飞香和丈夫郭永忠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平等交流。上述女性角色，作者对她们都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的女作家弹词小说中，都隐含着赞同一夫一妻、不纳妾的思想。如设定作品中的某些正面人物不纳妾；描写妻妾成群家庭中女性的痛苦，对这些女性抱有同情，并塑造人物宽待她们或者安抚她们的痛苦等。如在《天雨花》中，最受推崇的诗书礼仪之家是左家，左家的男性成员，没有纳妾者；《凤双飞》中男主人公的父亲郭宏殷不肯纳妾，后来得一贵子；在《玉钏缘》中，作者塑造了善于安抚妻妾以减轻她们痛苦的男性角色谢玉辉等。从中不难看到，这些弹词小说的女作家们废除纳妾以实现男女平等的愿望。
四、明清社会变革对弹词小说的影响
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表现出的女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折射。
（一）明清时期民主思想的产生
明清时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夜，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兴起，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封建主义的重重束缚。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的呼声开始高涨。如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左光斗、赵南星等大都持有皇帝应该以天下为公器而非私有的观点。黄宗羲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9]唐甄发表“天子虽尊，亦人也”、[10]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9]（196）“乱天下者惟君” [9]（66）等种种言论，旗帜鲜明地将其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封建君主。在政治上对一人之天下的反对，必然会在思想上要求百家争鸣，由政治民主引发学术民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持有这种观点，如黄宗羲提出学术见解不能“孤行一己之情”。[11]
弹词小说女作家大都出身南方的官宦、缙绅家庭，她们有机会与官员或文人接触。《天雨花》的作者始终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评论事物，《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曾经“侍父宦游”，《再造天》作者侯芝的父亲曾历任知县、知府等职，《精忠传》的作者周颖芳其父其夫都是官员，从这些作者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出，女作家们有机会受到这些新出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猛烈冲击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给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带来猛烈的冲击。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对工商业高度肯定，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12]的观点。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东林党人赵南星认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13]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9]（41）都提倡提高商业和商人的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们也开始通过纺织、养蚕等生产劳动，挣取经济收入，获得经济自立。
一些知识女性也凭借个人能力谋生，如以书画收取润笔的王端淑、黄媛介等，塾师归懋仪、陈菊芬、苏碗兰等。弹词小说的女作家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榴花梦》的作者李桂玉、《金鱼缘》的作者孙德英、《子虚记》的作者藕尚、《凤双飞》的作者程蕙英等都曾执教。
（三）对传统理学的批判和同情女性的思潮
在思想领域，各种学说纷纷兴起，理学遭到批判。如龚自珍在侑神之乐歌中批判理学家们：“圣源既远，其流反反。坐谈性命……其徒百千。何施于家邦？何裨于孔编？”[14]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理学对人性的禁锢，主张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如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李贽提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5]谢肇赞扬出众的知识女性，高度评价她们的成就。“若伏生之女口授尚书，韦逞之母博究经典，班氏手续兄书，文姬记录先业。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于窦氏璇玑，以八百余言，纵横反覆，皆成文章，夺真宰之秘，泄造化之工，可谓出圣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谁谓红粉中无人乎？若夫残篇剩语，为时脍炙而名姓磨灭，莫知谁何。”[16]这种新思潮为女性思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正是受这些新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明清弹词女作家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从而在弹词小说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应当说，这正是社会变革在女性中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注释：
①此处郦君玉的死亡采纳郭沫若在《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中推测郦君玉“可以在三天之中任何一天死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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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49.
关键词：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教学探究 反思
一、学习指导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框要求掌握的主要内容有：理解哲学与思想文化及经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运用哲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说明哲学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作用；分析实例，说明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通过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培养自己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提高自觉地运用哲学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基于以上的要求，教师可采用以下三种学法指导：第一，个案分析法。在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可以运用教材中所学的基本原理，联系以往所学的历史知识，选取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个案可以在如下时期中选择：战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等。在这些时期，人类思想文化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哲学思想，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密切而又典型。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就会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水平上。学生要热爱生活，关注时代，从自己身边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变化中去领会时代的发展。第三，对比学习法。学生可以选择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分析，看看这两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现象有什么变化，进而对比这两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和哲学风格的差异。通过对比，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二、知识点拨
本课有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第二是“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以下作具体分析。
第一，本课是在第一课“哲学与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哲学的关键，学生可以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来看。首先，哲学来源于时代，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哲学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和时代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它的内容来源于时代。真正的哲学能够正确反映自己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其次，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推动力量。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弊端、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
第二，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判断哲学真伪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是否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是否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也就是说，看它是否代表了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二，不能认为凡是包含着个别错误结论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对问题的认识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因此，一定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后人看来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只要一种哲学代表了它自己所属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我们就要承认它是真正的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流，充满了伟大的智慧，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精华。但也包含着个别的错误结论。有些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或土或气，从当时的时代看，是以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看到了世界万物之间的转化，努力找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是他们对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代表当时的先进思想，把握了历史的主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仍然要承认古希腊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最后，不能认为凡是和哲学有不一致的哲学，或者为所批评过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我们要坚持用的历史分析方法观察问题，而不是用哲学的具体结论去衡量。
教材中讲道：“面对着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哲学家可以反映这一方面，也可以反映那一方面，可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进行反映，也可能不那么正确乃至错误和歪曲地进行反映。因而，哲学家可能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能是谬误的制造者。”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采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一定要运用历史的分析法。
三、课堂实录
以下是这节课的课堂实录：
师：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本第16页虚框内的资料与问题。请A同学回答：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
生：是由战国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决定的。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不同，不同阶级和阶层在是否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如何建立封建制度、如何对待各国的变法和改革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证，出现了百家争鸣。
师：A同学利用材料的能力非常强，回答得非常好！第二个问题：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之间是什么关系？
生：这对关系我们在学《文化生活》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已经学过。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师：B同学的知识迁移能力非常厉害，能够立刻联想到我们《文化生活》的这一内容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接下来老师提出第三个问题，大家进行分组讨论，10分钟后我找小组发言人来回答问题。（投影）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哲学=科学的哲学？第三个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如何指导社会变革？
生：正确反映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
师：C回答正确，“剪切”教材的能力很强。
生：这个问题我们组暂时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准确说我们对这一关系还未能理解，请老师解释一下吧！
师：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目了然的。远古时代，人们对打雷闪电、刮风下雨这些现象不能解释，产生了畏惧心理。有些思想家就利用人们的畏惧心理，提出了天命论。天命论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天命论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天子，因为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我们把天命论放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商周时代加以分析，应该承认它是有历史意义的。首先，它是从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的结果，它第一次提出世界性问题，把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于天命。其次，在远古时代，人们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那时也不可能产生高深的理论。那么，用什么思想能够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与外来的力量作斗争呢？这就是天命论。天命论是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且适应当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刚产生的时候也是全新的、最先进的高明理论，也是远古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生：准确地说应该是“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不能简单说“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可以通过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其次体现在它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师：第一问回答得很有水平，说明这组同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英雄所见略同，老师我自己也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这个作用。首先，我们从这两点积极作用可以看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其次，我们可以从结论中获得答案？“任何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都可以成为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的变革。”“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正确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因此就是指真正的哲学。
师：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历史知识中得到印证。你能用实例来论证真正哲学的这些作用吗？
生：西方的文艺复兴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
师：非常好。没错，文艺复兴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萌芽时期。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理解，即人文主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抬高人、贬低神，用人权反对神权，追求个人自由和现实幸福，主要代表人物有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潮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强调理性和经验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布鲁诺等。在宗教思想上，反对传统教会特权和烦琐的宗教仪式，主张个人虔诚信教即可得救，无须教会作中介，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师：自觉完成课后的相关练习题，存在问题及时发问。
四、教后反思
第一，本节课中其实关于真正的哲学的解释只有三句话，如果不加以深入理解，很容易陷入误区。因此，一定要让学生理解“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所以，务必要用实例论证“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浅出地准确理解“真正的哲学”这一概念。
第二，关于“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一目，课本没有明确写出“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社会变革的作用，而是笼统地说“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经过与备课组及学科组老师的激烈讨论，大家最后认为只能用“真正的哲学”作主语才能与后面的作用协调一致。所以，课本是否在这里存在欠缺的确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钻研教材并且与学科组老师讨论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师。
第三，大胆抛出问题给学生，这样才能引起思想上的碰撞。绝对不能轻视学生的理解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深度与能力，很多问题，往往是在思想的碰撞后才得到精确的认识的。本节课以问题来贯穿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以问题作为主线的课堂模式关键是要设计好问题，认真钻研教材，尽量以画龙点睛式的问题一下子击中学生的理解软肋。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思考，是每一门学科的追求。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社会变革；中小学教师；德育；能力；困境
变革型社会变革成为新常态，经济领域发展日新月异，政治和意识形态争夺暗流涌动，古今、中外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伦理道德陷入“阿伦特困境”即“现代世界的教育问题在于这个事实：教育本质上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它又必须存在于一个既非权威所建构，又无传统可维系的世界里。”[1] 变革型社会对教育的深刻影响是教育也需要主动变革。
变革性社会，已有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伦理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深化改革，适应社会变革要求，已然成为社会的共识。基础教育关涉青少年成长成才，关涉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变革的焦点领域。社会变革背景下，基础教育目标、环境、关系、文化等场域迎来变革，要求中小学德育走向专业化。此外，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革导致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倾向，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有被弱化的趋势，这种消极影响在基础教育领域阻碍着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必须加以专业化的干预，因此，要求中小学教师德育知识和德育能力走向专业化。近年来，学者们积极开展教师专业德育研究，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从能力视角来审视教师德育能力的专业的研究还比较少。由此，本文尝试在社会变革的现实背景下，以德育能力专业化为视角，与时俱进的审视当前中小学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的困境场域，探寻中小学教师变革型专业德育能力生成的可能性。
一、变革让德育陷入困境
“变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改变事物的本质（多指社会制度而言）。”[2]“教育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变革是教育得以延续的一种‘基本法则’，它标志着教育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3]。社会变革导致教育环境和教育系统发生变革，使德育陷入了德育内涵困惑、德育主体困顿、德育能力专业化困局等三重困境。
（一）德育内涵困惑
德育的内涵决定着德育的深度和广度。从德育内容的广度上来讲，德育内容具有基本性和时代性特征。基本性德育内容是指德育之于人类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适性要求，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时代性德育内容可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两个向度加以解释。历史的向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对德育提出的新的要求。
德育内涵的困惑主要体现在德育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视角下，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国民教育的德育维度势必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一直以来，对于德育是否走向政治，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比较熟悉的就是“小德育”和“大德育”之争。持“小德育”观点者认为：德育专指道德教育，亦即西方教育理论所讲的“moral education”，不应泛政治化；而持“大德育”观点者认为：德育是指广义的德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教育等。在社会变革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而发生流变，从德育专业化要求出发，对德育内涵和内容的不同界定，对专业德育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德育陷入困惑，势必深刻影响德育实践。
（二）德育主体困顿
德育是谁的工作？德育如何前行？如何走出德育倦怠？在中小学，德育是德育科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德育是否也是全体非德育科教师的工作内容，则存在争议。对德育主体认识的不同，直接影响职前职后教师教育中专业德育能力的培养。
一种观点认为，德育是德育科教师的工作，而不是非德育科教师的工作。德育是一门专业活动，是德育科教师主要工作，德育科教师负责启蒙学生的道德意识，激发学生的道德情绪，引领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非德育课堂上出现的学生道德问题，应当交由德育教师来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立德树人是全体教育的根本任务，学生良好德性的养成依靠课堂内外的共同努力。德育对于教学的特殊规定性意味着道德教育应成为教师专业化的重要维度，包括非德育科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都应承担道德教育的使命。因此，具备有效的专业道德能力，不仅是对德育科教师的要求，同样也是对非德育科教师的要求。
德育责任主体不明，导致德育科教师和非德育科教师都陷入德育是否“作为”的两难境地。这种心理困境的长久滋生，还会导致教师陷入德育倦怠的疲惫状态。
（三）德育能力专业化困局
20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教师专业化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在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下，教师从经验型教师走向专业型教师，“实地调研表明，不论是德育学科教师还是非德育学科教师都缺乏专业的德育能力”[4]，教师德育能力陷入专业化困局。
炔课度的困局主要体现在教师德育能力专业化对教师内化的素质和知识的要求方面。一方面，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专业道德；另一个层面是教师具备开展有效德育工作所需要的德育理论知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是对教师专业德育能力建构的知识和素质要求。在现实中，往往存在重视教师本人的德性和品质，而忽略了德育专业知识的要求的困局。
外部维度的困局主要表现为教师德育能力专业化对教师外化德育活动的能力要求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教师开展专业德育工作，只需要教师具备专业德育理论知识，外化的德育行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忽略专业德育能力的培养；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的必须经过训练，并在实践锻炼中获得，是对传统经验型教师德育提出的专业化要求，是教师专业化在德育维度的能力建构。
二、走向变革：变革型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
走出困境场域，需要变革传统经验型德育思维，从能力专业化视角审视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合理域限，重点厘清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的层次和结构，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
（一）专业德育能力层次
专业德育能力包括德育、专业德育和专业德育能力三个递进层次的含义。搞清楚这三个层次的具体含义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厘清专业德育能力结构和开展专业德育能力培养的理论基础。
首先，德育的含义。如前所述，德育存在大小德育之争的解释学困境。从德育的首义来讲，德育专指道德教育。但是，德育具有实践性，德育的含义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并符合现代社会伦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德育政治泛化倾向应当杜绝，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檀传宝先生指出的德育应当防止“泛政治化”，又要杜绝“去政治化”，德育要让“公民人格和道德人格相互支撑”。他还从历史形态视角将德育划分为习俗性德育、古代学校德育与现代学校德育。
其次，专业德育的含义。专业德育是从德育专业化出发，将德育视作专业化教育活动，是“教师德育专业化是教师专业素养中德育维度的专业化，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内容包括专业德育知识、专业德育能力以及专业德育情感。”[5]专业德育包括教师德育专业化和德育教师专业化两个维度。前者是就德育而言，需要专业化的知识架构和能力体系；后者是就教师而言，需要从事德育工作的教师走向专业化。同时，立德树人是教育的第一目标，德育科教师和非德育科教师协同德育过程，是专业德育的现实要求。
再次，专业德育能力的含义。把握专业德育能力的内涵，可以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考察。从心理学视角，“能力是在实践活动中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动顺利完成的心理特征。”[6]，专业德育能力则是教师开展专业德育工作所具备的心理特征的总和；组织行为学视角，是指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胜任力，指教师开展有效的德育活动，达成德育目标的能力。专业德育能力是对教师德育能力专业化方面的要求，反映教师德育能力结构的专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特点。从德育走向专业德育，再到专业德育能力，体现了德育的实践性特征，是德育与教育教学专业化实践的要求，也是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保障。
（二）专业德育能力结构生成
能力结构，指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力类型及各类能力的有机组合。能力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性，而是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种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可以划分不同的能力类型，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结构是不同的。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结构是开展教师职前职后专业德育能力培养的实践标准，是衡量教师专业德育能力水平的依据。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结构由内之外，可以划分为一般教育能力、专业德育能力两个层次。
第一，一般教育能力结构生成。一般教育能力结构是指对所有的教师而言，所要求具备的能力类型及各类能力的有机结合。德育能力是教育能力在德育维度的能力体现，因此，教育能力是德育能力的基础能力，也是专业德育能力结构中的处于基础地位的一般性能力。对于教育能力结构的研究，学者们较早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孟育群认为教师能力结构包括：认识能力、设计能力、传播能力、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等。张晓红通过问卷分析认为“中学教师教育能力包括：交流沟通、育人为先能力；推陈出新，能动教学能力；把握课标、灵活创新能力；结合教学、勤于研究能力。”[7]作者认为，教师一般教育能力结构主要包括课堂知识传授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教育信息化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第二，专业德育能力结构生成。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结构是指教师为专业化德育工作所具备的能力类型及各类能力的有机组合。学者们对德育能力构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具有代表性的有：刘争先博士认为教师德育能力包括德育学科专业能力、组织和管理德育过程的能力、德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三个方面。檀传宝教授发出“教师专业化≠教学专业化”论断，提出了“教师德育专业化”命题，并指出“‘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内涵至少包括专业伦理和专业知能（知识与技能）两个方面”[8]，丰富了教师专业德育能力培养的伦理学内涵。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结构除了普遍认同的德育学科专业能力、过程管理能力、发展能力和伦理建构能力以外，作者认为，根据教育教学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还可以增加情感共振能力、思潮辨识能力、变革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结构内容。
情感共振能力是在德育过程中，引起师生情感共鸣，从而走进学生心灵的能力；思潮辨识能力是教师主动辨别社会不良思潮，科学分析，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思想困境，凝聚班级良好氛围的能力；变革适应能力是教师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现实，甄别变革带来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创造性的开展德育工作，引领学生适应变革、积极创新的能力。
总之，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和培养体系建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师范院校、中小学校和教师自身的共同努力。研究视角的不同，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的途径也不尽相同。檀传宝教授在探讨如何实现“教师德育专业化”时提出从政府、大学、中小学校及中小学教师三个主体的视角建构教师德育专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也可从关系的视角，审视中小学教师在与学生、学校、学生家庭、同事、社会等的关系互动，关照教师专业德育能力生成。还可以从道德心理学出发，基于德育能力形成的心理学特征展开剖析，厘清教师专业德育能力体系的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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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静下心来认真品味信息技术对我们的影响时，我们不得不说信息技术带来了巨大变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和更多的问题。
生活在信息化的时代，处在信息技术的层层包围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能获取的信息和过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了，但似乎还感到信息量不足——我们能够利用的信息技术唾手可得，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但怎么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还不够理想？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为“信息化魔咒”。我们被深深地禁锢在这个“魔咒”中，一方面我们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因为信息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无处不在，使得我们总想回归过去的简朴生活。难道不是吗？当你的隐私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泄露，也不知道是谁泄露时；当信息铺天盖地包围自己，自己也无法从信息海洋中理出头绪时；当由于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拼命学习新技术，让自己整天处于紧张的学习“竞赛”中时；当整个社会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海量信息让我们来不及吸收时，一种逃离信息化社会的情绪也许会冒出来。
其实不必恐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使之成为必须社会变革的出现时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受到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会受到抵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即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和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在巨量信息产生时，感觉到信息量仍然不足的原因大概是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体现在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对称，信息或知识收集总量的不对称，信息使用水平的不对称和信息挖掘能力的不对称。一些人会感到信息的压力，而另一些会享受信息的红利。信息收集的要求也许会推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因为物联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信息获取渠道的另一代名词。想获得信息红利也许会推进信息挖掘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的整合利用，云计算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信息技术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也给人类自己又提出了更大挑战。也许我们今天的智慧还不能解决信息化带来所有问题，挖掘出信息化的巨大潜力，甚至还不能享用信息化带来的丰硕成果，但这个“魔咒”一定会被我们自己破解。
当2014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脚步踏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一大幕已然拉开的时代不知会有多长。它并不仅仅是以时间为标志，而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由高层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布局，以及社会整体心态，各个阶层心态的转变所开启。
未来是什么，从来就取决于人们怎么做，但首先取决于他们怎么想。不仅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包括他们的性格、心态，也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如何演化的重要变量。
无论一个人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认知和心理上，仍然停留在过去，已经跟不上形势变化和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中国社会的演化，我们能够迎来什么，需要新的认知架构，也需要心理基础。
无论过去有多么不满，或者失望，新的社会变革进程，总可以被我们赋予这种想象：它是对过去的一种超越，是解决累积下来的种种问题的行动，因为如果一切都可以维持，高层的一系列动作将难以得到理解。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既取决于高层在改革上的魄力，也取决于全社会积极的参与。
但值得注意，在具有压抑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强有力存在中，各个阶层中一些人的性格和心态，正在变得保守。在最不需要社会保守心态出现的时代里，我们恰恰面对它的到来。
部分社会上层精英的保守自不必说。在心理上，他们已经同构于多年来坚固的利益结构，任何可能改变这一利益结构的改革举动都可能引发他们本能式的反弹。部分中间阶层也无奈地趋于保守。安全感的缺失，过去是他们普遍的心态，但现在，在压抑中，他们只能采用保守心态来疗伤，企业家精神、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衰退。部分下层则在没有希望改变命运的坚固现实中麻木、认命，在心理上撤退。
从心态上看，各阶层既有拥抱变革者，也有保守者，他们或者试图阻碍社会变革进程，或者，试图向自己表明和这一进程无关。
中国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既必须整合各阶层的利益、心理冲突，又应该改变社会各阶层的保守心态。它需要各项列入日程表的改革扎实推进，同时也需要大力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程，以便突破坚固的利益结构。
社会始终是通过变革而得到发展的，而学校作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也自然会随之而进行相应的变革。在人类教育历史上，自学校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这无疑是学校变革永恒性的体现。早在1781―1787年，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就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一书中深刻指出：“时代在进步，五十年来，一切都变动了，学校还是依然故我。这哪能培养出现代的人才，哪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到189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J.Dew-ey）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又大声疾呼：社会“根本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在教育方面也只有相应的改变才行。”无疑，他们的话明确指出了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那就是，在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很大的和根本的变化情况下，为了使教育生活是有意义的，学校也必须进行同样的相似的变革。
17世纪，欧洲正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革新，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形成。各种新的思想和方法不断涌现。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宣告了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此同时，关心生产力提高的信心资产阶级也需要科学的帮助，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但是，无论在学校管理制度上，还是在学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当时欧洲的学校都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因此，17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平民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普及需求，都使得已具有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学校面临着变革。这正是西方学校第一次变革的主要动因。
自19世纪后半期起，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生活当时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更为广泛。这一切必然使得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都市化运动使得美国从一个以农村生活为主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以城市生活为主的工业国家。欧美国家社会生活的变革必然会对它们的学校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使得西方学校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 A.Cremin）就明确指出，进步教育运动是在美国现代文明史上构成了决定性的篇章，它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美国学校对当时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反应。此外，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使心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理论的诞生。这也为西方学校的变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的基础。变革成为了这一社会时代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变革是范围更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正是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的主要动因。
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当代学校教育信息化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学校的变革提出了又一次新的挑战。实际上，当教学机器在中小学广泛使用之后，随着教学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学校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的变革的挑战。在进入学习化社会的21世纪，面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教育技术的进展，学校必将面临着未来变革的严峻挑战。人们需要认真和深层地思考与学校变革有关的许多实践性问题，其主题就是如何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
学校现已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基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历史的视野，社会变革无止境，学校变革也无止境，学校将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变革。对于学校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真谛。正如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于（E.Durkheim）在《教育思想的演进》（1938）一书中所指出的：“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人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
二、西方学校的两次变革
基于教育历史的观点，西方学校的变革已有过两次：第一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的变革；第二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的变革。
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开始于17世纪。在这一次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被称为“教育科学奠基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enius）。在学校应该提供一种“周全的教育”的思想引领下，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教学原则想使教学方法井然有序。在《组织一所良好学校的准则》中，他明确论述了学校本身的概念、学校的组成等。在他看来，学校是一个共同的教育和教学机构、共同的学习场所，保证学生获得一切要学习的知识；学校的各个部分只有处在一种有规律的和不变的依从关系中，学校才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有机的整体，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在强调学习的程序和制定统一的学制系统的同时，夸美纽斯还专门从理论上全面论证并制定了班级授课制。在他看来，按年龄分的班级是把成绩相同的学生结合为一个整体，可以更容易地带领学习内容相同的、学习同样勤勉的学生奔向同一目标；每个班级都有应该自己固定的教室，每个教室都有自己固定的内部布置（包括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凳子）。确实，夸美纽斯关于学校、班级和课堂的观点使得西方学校生活由原来的无序变成了有序。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和之后普及学校教育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学校的革新，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在之后的西方学校发展过程中，西方很多教育家都论述过有关学校管理和教学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了西方学校生活趋于有序。例如，基督教兄弟会创立者拉萨尔（J.B.de La Salle）的《学校管理》（1720）、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学校的三个要素》（1857）等。当然，在这些西方教育家中，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F.Herbart）。他对学校管理和教学作了全面的探讨，强调对学生的管理，尤其是对教学阶段进行了划分，主张一切科目的教学完全采用统一的方法，以消除教学上混乱无序的现象。然而应该看到，尽管赫尔巴特探究了教育心理学化的问题、强调了儿童的多方面兴趣，但他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制定适合任何规模或结构的班级教学计划、注重教学的固定模式、偏重知识的系统传授以及忽视儿童发展的严酷管理。这就使得西方学校环境变得僵化和形式化，使教学成为一种呆板和枯燥的活动。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这种学校教育是“非常专门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因此，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最后在西方学校中变成了趋于形式化，“僵化”成为了学校的基本特征。“随着教学工作的高度结构化和颇有竞争性，科层制逐渐呈现，……在具体的班级管理工作中，教师也开始用一套工厂的管理式原则来管理学生。”到19世纪末时，西方学校形式化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学校变成了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这引起了当时很多具有学校革新思想的教育家的认真思考。
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A.Cre-min）所著的《学校的变革》一书，直接点明了这一社会时代西方学校所面临的变革主题。欧洲的新学校运动和美国的进步学校运动是这次学校变革的起点。其区域之广泛、思想之新颖和形式之多样，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欧洲，自英国教育家雷迪（C.Reddie）1889年创办欧洲第一所新学校――阿博茨霍尔姆学校之后，先后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中出现了许多新学校。概括起来，新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反对主知主义教育和学校过分强调灌输知识；二是反对学校课程忽视现实社会的需求；三是反对学校生活的僵化呆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四是反对学校在精神上压抑儿童。在美国，自美国教育家帕克（F.W.Parker）1875年领导昆西学校实验之后，先后在其他州出现了许多进步学校实验。概括起来，进步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反对从外面的灌输；二是反对外部的强制纪律；三是以训练的方法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巧；四是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在这次学校变革中，学校校长和教师以及学生家长都强烈要求变革学校，并积极参与了学校的变革。应该说，每一所新学校和进步学校在实践中都凸现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共同构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学校变革图景。
以新学校和进步学校为标志的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无疑是对这一时代西方社会变革的直接反应。与传统学校相比，新学校和进步学校更强调学校学校生活的多样，并在教育形式、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革新性实验。例如，学校要与社会生活加强联系，学校环境和学校设施要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学校要注意体育运动和学生健康以及发展学生的独立精神，学校的教学活动要适应学生的兴趣和满足学生的创造性，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要变得亲切和民主等。这一切使得西方学校生活发生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变化。瑞士教育家、国际新学校局的发起人费列尔（A.Ferriere）曾明确指出：新学校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在世界上传播开来”。美国教育家杜威和他女儿在他们的著作中曾把进步学校称为“明日之学校”。因此，在1949年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上，林肯中学的学生霍夫曼（Alice Hoff-man）在她的贺词中就动情地说：“对于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杜威，美国的学生深表感谢。因为学习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知识的获取不再是一项令人厌烦的任务。”
由于过分强调儿童个人的发展和课程教学的活动性，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也受到了批评和批判，甚至在20世纪50-60年代被新传统教育派的要素主义者所否定。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次西方学校变革所带来的学校生活的多样还是被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改变了基本特征的西方学校并没有回到原来呆板僵化的传统学校。这确实是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中最有意义的和最有启发的一点。就像曾经在西方起巨大作用的工业变革是不能否认的一样，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也是不能否认的。
总之，在当今的西方国家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所学校，在一所学校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个班级，在一个班级里找不到在每天的教学过程中从头到尾完全一样的课堂场景。这正是西方学校在第二次变革后表现出来的当今特征，即学校生活多样的特征。
三、我国学校变革应该思考的问题
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校变革的问题就受到了诸如陶行知、陈鹤琴的一批教育革新家的重视，他们主张改革传统学校并进行了各自的改革实践。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学校变革更是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广泛的改革实践使得我国学校生活开始有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但是，对于我国学校变革来说，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思考的。
一是后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和课堂是不是“新学校”和“新课堂”？
1911年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由此，抨击封建的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以及创建新型学校和发展社会教育，成为了后时代中国学校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很多现代教育思想开始从西方涌入近代中国。在这些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中，对后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产生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杜威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学者、《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最早中文译者邹恩润指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近代中国学者也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杜威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具有新颖性的教育观点。例如，阐释新的教育和学校理念、提出“如何做”和“如何思维”的命题、探索新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显然，杜威的这些教育观点击中了当时中国学校的要害问题。
我国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在之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教育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在之后，民国教育开始废科举而兴学堂，从西方引进了“新学校”和“新课堂”。但是，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引进的学校和课堂当时在欧美国家已经受到了众多教育革新家的批判，并开始进行了变革。因此，后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和课堂实际上并不是“新学校”和“新课堂”。而且，在后时代，我国学校教育领域中存在着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当时学校提供的教育和从前的科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教育历史表明，后时代我国学校变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1919年8月4日，杜威在参加天津教育联合会召开的教育会议之后，曾这样写道：在中国，“教学应当改变，管理学校纪律的方法也要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
二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的一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能够使这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真正与我国学校变革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与国际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通过扩大对外教育交流，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许多现代教育理念传人了我国。例如，仅仅在课程教学方面就有“学生为本”，“研究性学习”，“玩中学”，“合作学习”，“多维度学习”，“反思性教学”，“发现教学”，“差异教学”，“暗示教学”，“非指导性教学”，“有效教学”，“活动课程”，“人本课程”，“校本课程”，“个性化课程”，“探究式课堂”，“能力迁移”，“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教师专业发展”，等等。应该说，我们很多学校教师对上面所提及的这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已经比较熟悉，并运用在他们所写的科研文章当中。但是，从我国学校整个教学实践来看，显然还不是十分理想，一些我们引入的一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还只是停留在理念上或字面上。
[关键词]大部制；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5-0007-04
2013年的两会后，新一届政府的行政改革被确认为“大部制”改革，或者说，“大部制”改革是新一届政府行政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大部制改革而言，表现出与上一届政府行政改革工作的连续性，可以说舆论准备和操作方案的准备都已经进行多年，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而且，学术界也为之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讨，对大部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基本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性建议。因而，我们相信此次行政改革能够取得预期效果。2004年，中国政府为行政改革确立了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它都将是引领我国行政改革的总纲领，我们在行政改革过程中每一项措施的选择，都应当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前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是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动，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总目标就是衡量行政改革的尺度，凡是有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就是积极的，否则，就可能是走了弯路。
一、作为机构改革的“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标志着中国行政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它是1998年以来的机构改革的延续，依然属于机构改革的范畴；另一方面，在1998年以来的十多年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开始用“大部制”这个概念去表明机构改革的重心所在，从而使机构改革的切入点和工作重心都变得更加明确、内容更加清晰。所以，大部制改革是机构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的标志。可以预见，随着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后，机构改革这一主题下所要做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把政府行政改革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其他方面。除非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对政府结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否则，可以不再把主要精力投向机构改革方面。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政府自身的行政改革一直是以机构改革为重心的，是通过机构改革去带动政府职能、管理方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十六大召开前后，关于行政改革有了新的提法，那就是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此，学术界曾一度将其解读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机构”转向“体制”。然而，实践证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或者说，中国政府依然需要通过机构改革去带动体制的改变。这就是本届政府把大部制改革确立为行政改革重心的原因。但是，与此前的机构改革相比，大部制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关系更为贴近，会直接地触动体制，会使行政体制改革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甚至会直接引发行政体制的多方面变革。所以，在大部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行政体制发生更大的变化。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是合而为一的主题，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它们之间的区别而言，这三个方面是机构改革的三项任务，是不能混同的。但是，这三个方面又有着有机性的关联，任何一项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使其他两项目标得到同时实现，反而任何一项改革的不到位，也都会使其他两项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就始于1998年的机构改革而言，这三项目标都基本实现了。但是，改革是一个行进的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会积累起新的矛盾。所以，1998年的机构改革并不是机构改革的一个终极版本，必须持续地开展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不能触及也不允许触及的。这就是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都只能实现属于这个时期的具体目标，如果改革的行动带有非现实的诗意内涵，就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发现的问题也必须留待今天去加以解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和十六大之后直至新一届政府的改革之间，看到了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几次机构改革之间的不同特征。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机构改革并不是政府自身建设的终极目标，机构改革必须有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和明确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应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贯穿于每一次具体的机构改革过程之中。事实上，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确立起了这个方向，那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包蕴于机构改革行动之中的内在的灵魂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而答案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无论我们在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都必须沿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前行。我们的行政改革必须始终贯穿着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追求，须臾不可忘记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仅仅关注机构的调整，忽视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主题，那么，就是目光短浅的做法，即使我们在一个时期中取得了机构改革的预期成就，但很快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出现的，就会发现改了的东西还要改过来，就会陷入“折腾”的陷阱之中。
从机构改革到体制改革，再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模式，是一个层次迭进的主题系列，前者必须从属于后者。因而，在我们的行政改革路径的探索中，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必须充分认识到将会对体制带来哪些变化，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当我们注意到体制方面的变革时，又必须看到它是否偏离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只有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前进，才意味着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二、机构改革的现实与理想
克罗齐耶认为，“社会既不是柔软的面团，可供改革者任意揉捏塑形，也不是坚固的整体结构，必须用炸药将其炸开，而是处在运动过程之中的整体，其间运行着巨大的能量。假如我们可以如此看待社会的话，那么改革所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这样一个问题：使这类巨大的能量得以耗散，或更为准确地说，使这类能量不向消极的指向或保守的维度转化。”[1]改革者需要顺势而为，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认识清楚蕴含于社会之中的这种巨大能量的性质，并加以引导，使之服务于改革的目标。改革者不能凭着自己的兴趣和偏好行事，不能单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去确立改革的目标，即使自己对改革的期望是正确的，也需要根据客观情势去制定行动方案。总之，改革者决不能采取与社会中所蕴含的那种能量相背离的态度，如果那样的话，再好的改革愿望也会碰壁。就改革与革命不同而言，革命运动的爆发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伴随着社会失控的局面，而改革的过程则是可控的。对改革过程的控制决不是对社会的控制，相反，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恰恰是根源于对社会的正确引导，即把社会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引导到某个方向，使这种能量逐渐地释放出来。
其实，对于积存于社会之中的能量，是可以进行抽象把握的，是可以从中发现要求社会走向某个方面的愿望的。如果能够把握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形成较为清晰的改革目标了。所以，改革目标并不是改革者凭着主观愿望去制定的，而是社会期望和要求的反映。比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就不能把社会管理简单化为社会控制，因为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即将失序的危机，并不存在引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矛盾，所存在的主要是对社会自主与自由的追求，是要求以更多的自我治理去矫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呆板和僵化，试图打破的是因政府社会管理引发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如果政府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的话，只能置自己与社会期望和要求相对抗的境地，其结果反而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使问题积累起来，以至于引发出意想不到的危机。以上访为例，在中国的上访人群中，肯定存在着一些无良之辈，但就上访行为而言，所表达的是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信任，是对更高一级政府主持公平、正义的信赖。虽然会有人利用这一制度去谋取额外的利益，但这些人却不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的，恰恰是用脚投了政府的赞成票。即使是出于某种不良的动机，但在表现上也必须被理解为投了赞成票和信任票。但是，我们是如何对待上访人群的，我们是对上访现象加以控制、阻止、杜绝还是把上访人群中所包含的能量转化为改革的资源？这显然是需要加以反思的。这些问题就是机构改革面对的现实，是大部制改革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我们决不能把大部制改革理解成政府机构的简单合并和归类，而是要通过机构改革使政府在解决当前社会中的那些棘手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方面体现出更多的优势。
在分析改革的原因时，克罗齐耶指出，“在政治、经济领域，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与机构之中，我们的管理体制依然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却威力强大的机制之上：级别种类的分割、诸种情境的分离以及技术的分割，使得社会性与职业性的屏障继续存在。此类机制阻碍了自由的交流和沟通，允许权威依然以疏离追他者及保守秘密的方式行使权力，其系统也更为坚固，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当今，它却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可以用来提出要求与施加压力的途径越来越多，诸种社会屏障业已颠覆，但分割的技术与分割的局面未能有效地将其取代。体制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但是却依然存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可替代的体制的原因所在。”[2]所以，行政改革是我们这个社会治理过程中须臾不能忽视的主题。但是，克罗齐耶所揭示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以此为出发而制定改革的行动方案，可能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甚至是一种带有空想性质的方案。改革并不是要通过一次行动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因而，把行政改革分解为机构改革、体制改革，并对之作出有序的安排，才是可行的。同时，机构改革也需要分步实施。把中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的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前进方向和以次递进的策略。可以说，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入的递进过程，包含着一条走到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逻辑线索。这说明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一直坚持了现实性的原则。
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现实性的原则，在切实可行的每一个方案中去求得每一个小的进步，是保证改革持续推进的正确策略。但是，如果改革者缺乏理想的话，就会在陶醉于改革所取得的进步中失去目标和方向。克罗齐耶认为改革的重心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他说，“不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无法改变社会结构，也就无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要改变行政管理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可能的，由此可以改变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的诸种条件。”[3]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所采用过的政府改革策略都不能够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经验，也是不可以照搬的。因为，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政府无法满足社会要求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国家及其政府曾经经历过的，而更多的则是来源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并没有某种现成的西方经验可以借鉴。如果我们不予深究地把西方国家既有的经验搬过来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我们陷入到某种难以预料的泥潭之中。这是中国政府改革时代的现实，而基于这一点去谋划改革的时候，就会让改革的方案中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事实上，就中国的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而言，其实是包含着中国“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两个方面的内容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是包含着建构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理想的。所以，包括大部制改革在内的全部机构改革都包含着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内涵，机构改革无非是一场整体性社会变革的热身运动，当机构改革确立起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时，更是明确地宣示了通过政府的服务定位去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追求。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把对社会进行统治的政府改造成通过对自身的管理而实现社会管理的政府，那么，我们的大部制改革所要实现的则是把现有的政府改造成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理想与现实是统一的。
三、紧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题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说：“政府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旦这个工具过时了，重新发明的过程就开始了。”[4]大部制改革，及至整个机构改革的过程，都不能称作是对政府的重新发明，而是一种幅度较大的调整。不过，我们在此过程中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政府模式是在工业化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政府都有着无比优异的表现，但是，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它的不适应性暴露地越来越明显，把它说成过时了的工具决不过分。所以，我们必须基于后工业化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去重新建构政府。如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的机构改革已经考虑到了当前社会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话，也会使我们的政府显示出高效、经济和公共服务得以改善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仅仅在机构方面进行调整甚至改革，是不可能让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政府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要求的。
克罗齐耶在分析社会变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时指出：“一方面，行政管理体系将所有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都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不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要对社会进行变革是极端困难的；另一方面，对行政管理体系进行变革，必然会遭遇艰难险阻，变革几乎无法触及这一体系本身。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时间用于谴责这一体系的诸种弊端，但却从未获得任何成效。行政管理体系具有极为强大的内聚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吸纳诸种变革并对其加以同化，而对其自身的功能运行机制，却未做出丝毫实质性的改革。”[5]克罗齐耶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而作出这种判断的，认为政府即使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也不会改变自身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的性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政府是愿意通过改革自身而去适应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突出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依然是必要的。目前看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接受，而且全社会也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表示赞同。尽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服务型政府标准，尽管政府也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要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尽管要真正形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氛围还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能够积少成多地积聚起行政改革的宝贵资源。而且，这些资源会成为推动行政改革的动力。
但是，在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征程中出现一些怀疑甚至杂音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服务型政府理论直到今天还只能说是刚刚出现，与一切新生事物一样，这一理论健康的内核还显得极其弱小，它所面对的是近代以来经历过充分成长的管理型政府理论的话语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屈服于管理型政府的话语霸权而对服务型政府理论怀有敌意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只是由于他们的思维被管理型政府话语所格式化而失去了对新生事物的识别能力，从而对“服务型政府”一词作出了误读，以为它是在管理型政府话语体系中生成的一个新名词。事实上，就学术界的情况看，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的：第一，在将服务型政府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的时候，完全割断了它与管理型政府间的联系，使服务型政府成了脱离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大道的一个怪胎。其实，服务型政府是在管理型政府难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新的要求的情况下提出的新的构想，就人类社会发展到任何一个高级阶段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上曾有的生活内容而言，其社会治理也会将其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成就加以全部继承。所以，服务型政府会包含着管理型政府甚至统治型政府所创造出的积极的治理文明成就。第二，是在缺乏模式意识的情况下把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混同起来，或者说，仅仅把“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新的名词，用这个新的名词对管理型政府加以重新包装，在服务型政府的名义下去对管理型政府作出新的解释。在这种对服务型政府的解读中，如果说也存在着积极探索的话，那就是在服务型政府的名义下探索完善管理型政府的途径。与公开的怀疑和反对服务型政府研究的人相比，这两种倾向更具有危害性，特别是那些在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名义下把服务型政府建设庸俗化为对公共服务的改善提出改进意见的做法，往往直接地对服务型政府研究造成方向性的误导。如果存在于学术界的这些问题作用于实践过程并被实践部门所接受的话，就会使机构改革的属性发生变化，从而丧失目标。
不过，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构想本身就是非常积极的行动，更何况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在对中国机构改革成果的总结基础上作出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较大的四次机构改革后才寻找到了服务型政府这一目标。自从2004年提出了这一目标后，政府的行为方式、治理理念等各个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可以相信，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具体举措，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步骤和一个必经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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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3.
处于清朝统治时期。
工业革命从175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1840年左右最终在世界（主要是欧美）范围内完成，也就是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处于乾隆、嘉靖、道光三位清朝皇帝统治时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从生产领域产生变革，需要提供动力支持，蒸汽机的改良推动了机器的普及以及大工厂制的建立。
从而推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新，这场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世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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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教委双语教学指导工作小组
【大会主题】教育国际化·双语教学·双语教师
【大会议题】1.国际教育在中国（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与教材、师资建设、国际学校教学与双语教学比较与关联）；2.双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双语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教学评价、政策制度）；3.双语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双语教师教育标准、认证、国内外双语教师教育比较与借鉴、一体化双语教师教育体系构建）
【参会对象】从事双语教学和双语教师教育研究、管理、培养、培训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教育管理人员、国际学校和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所有关注双语教学和双语教师教育的人士
【会议形式】主题发言；专题发言；交流与讨论；双语教学现场观摩；双语教学示范课；双语人才交流；双语教材和成果展
【会议时间】2019年7月6日-8日（7月6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长春师范学院
【论文提交】论文一律以电子稿（word文档格式）的形式提交。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9年4月20日，论文提交邮箱：@
【会务费】会务费人民币600元（含会议期间餐饮、资料、交通等），请参会人员报道当天现场交纳
【住宿安排】1.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自理。2.为了安排住宿，回执单务必于2019年3月31日前寄回大会筹备组，以邮戳为准
【联系方式】电话/传真：
回执单（可以复印使用）
姓名
职务、职称
性别
住宿要求
单位全称
（地址、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