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2 14:31: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问题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是经师也是人师是老师也是朋友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二、加强办理生涯辅导。学校辅导学生的层面包括心理、学习、生活、生涯四个层面。前三项属补救性工作，只有生涯辅导是预防性的工作。由于教育本意在于“预防甚于治疗”，生涯辅导遂成为辅导工作的主流。
自两年前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56.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收费”的，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据__镇关工委对全镇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进行的统计，我镇共有留守儿童1494人，其中单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有836人，占留守儿童总数的59.97%，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约有558人，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0%；隔代监护的有488人，其他亲属监护有70人。自__市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启动以来，我镇各小学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以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为宗旨，以服务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为重点，以师生结对帮扶为主要形式，留守儿童关爱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涌现出一批网络健全、活动丰富、效果显著的留守儿童工作先进学校，以及一批责任心强，甘于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默默奉献的留守儿童工作先进个人。
为了深入了解我镇农村学校里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掌握有价值的数据和第一手资料，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形式对__镇几所学校展开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65份，回收有效率为87%。同时乡镇分管教育的领导、农村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和部分留守儿童采取开放型深度访谈和半开放型访谈，为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在调查的农村学校里，有将近一半左右的学生是留守儿童。这种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教育缺失的变化是学校教育应该面对和重视的变化，各个学校都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的特殊性设置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条例如，永安小学针对农忙季节，多数农村家长无暇顾及学生的学习，学校组织教师志愿者每天下午放学后对学生学习进行辅导，组织留守儿童在校完成作业，进行课外阅读，家长在忙完农活之后再接走孩子，切实让家长感受到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从2007年开始，学校实施留守学生家长工程，解决了在外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目前，该学校59名教师已有43名成为了“家长”，他们每天为留守儿童辅导一次功课；每周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电话联系1次；每学期学生共同参加1次社会实践活动，共同度过1个快乐的节日，让孩子感受家的温暖，这些措施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了使每个孩子健康成长，提高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成效，学校领导小组发动全校教职工探索研究关爱留守儿童的思路，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1、市级课题引领，走科学关爱之路。
根据校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学校申报了十一五__市级课题《留守儿童养成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在专家的指导下，从生活、学习、健康、道德等方面对留守儿童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结合各级各类竞赛，学校在留守儿童中开展“争当小标兵”的评比活动，分设“学习小标兵”、“自理小标兵”等。课题组的老师群策群力，根据各班实际开展各种活动，并及时总结，江都电视台《视点》栏目多次对该校留守儿童工作进行报道，《让农村少先队照亮留守儿童的心》等五篇有关留守儿童或获奖。
2、开设大课间活动，提高留守儿童身体素质。学校自编了“快乐课间三十分”系列活动课程，开设了十五个活动项目，要求留守儿童优先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合作创新意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远大的理想。以前，部分留守儿童生活条件很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不注重自身的身体锻炼，养成不节约、懒惰等不良习惯。在活动课的参与过程中，他们变了，小胖墩少了，小病号没了，孩子们学到了本领，找到了自信。如：呼拉圈兴趣小组活动，孩子们先在腰间转，然后发展到颈部、腿部转，最后达到单腿转。孩子们在活动中提高，在运动中创新，磨练了意志，增强了体质，培养了创新意识。
3、建立“亲情结对”制度，保证关爱覆盖率。
在征得留守儿童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建立“两覆盖、双自愿”的亲情结对制度。每名留守儿童和一名同龄伙伴结成互助对子，班主任是各班留守儿童的校园监护人；根据留守儿童的特点，尊重留守儿童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意愿，结成父辈、祖辈“亲情”关爱对子。
4、建立成长记录袋，关注孩子的点滴进步。
学校从去年开始为每一位学生建立成长记录袋，分“让你认识我”，“我很棒”，“我很满意”，“我真努力”四个版块，搜集一句评语、一次作业、一张画、一幅字等“十个一”内容，真实地记录下学生的成长历程。充分利用成长记录袋，引导留守儿童关注老师、伙伴对自己的评价，从自己的点滴进步中认识自我，树立信心。
从调查
来看，学校把住校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放在学校所有日常管理工作的首位。每所学校都有围墙，控制校外人员的随便进出。学校安排教师宿舍靠近学生宿舍，就近管理学生。学生住校期间，有教师的监管，不会出非常大的安全问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学校针对寄宿的留守儿童实行的是周返校制，即学生周五放学后回家，周日晚上返回学校，因为部分儿童家庭离学校距离比较远，在上学途中有安全隐患，也增加了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回家路上安全的担心程度，这也是调研中所普遍反映出来的问题。针对回家和返校路途中的安全问题，各个学校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预防。某小学校长对笔者说：我们学校对安全应该来说是非常重视，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首先我们通过家访、开家长会，让家长给予配合，明白安全的重要性。再有，我们执行严格的“接送制度”要求学生监护人星期五放学后将学生接回，星期日晚上将学生送回学校。不回家的在校登记。
留守儿童的生活被严格限定在校园范围内，接触校园外的世界的机会很少。而学校里的活动设施有限，很难满足学生需要。留守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如何充分合理安排安排他们的学校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与小学校长和教师的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和认识到，我镇小学校在课余时间为学生创设了丰富的学科兴趣小组活动，学校展开的各种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和中华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动留守儿童在参与中体验、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由于师资和资金问题，活动次数不定，在组织和制度上没有规范保障。
留守儿童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四类心理问题：情绪问题、交往问题、自卑心理、逆反心理。[2]其心理问题根源于亲情的缺失和爱的需要。父母不能给予子女的心灵关注需要学校和教师来承担、弥补。在学生问卷中，笔者对“在学习、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问题设置了不定项选择，表1-1是对问卷数据的统计。
表格略
从统计数据看来，作为同辈群体的同学是学生遇到困难时最重要的心理支持，这说明留守儿童在学校里同学将是他们最亲近的群体，学生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助交往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注意的，有24%的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选择自己解决，一方面说明这些孩子比较懂事和成熟，不想父母担心，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学生心理上的压抑，封闭自己，内心的活动不愿意向外倾诉，同时又希望别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这种不平衡状态如果不及时给予其心理疏导的话，很容易产生持久的负面情绪体验，甚至泛化，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教师关注和沟通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是多么强大的心理支持。而在现实中，由于师生比例的差异和升学考试的压力，教师把有限的时间都用来关注学习成绩好或有希望提高成绩的学生，课下也是尽量关心学习成绩好或有希望提高成绩的学生，而最需要得到特殊关注和关心留守儿童反而成了被排除在外的对象。
对儿童来说，家庭是最早、也是最基础的社会化场所，学校是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机构，而社会教育则贯穿了人的整个人生。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才有利于实现教育在时空上的紧密衔接；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有利于保证整体教育在方向上的高度一致，实现各种教育的互补作用，避免它们作用的相互抵消，从而加强整体教育的有效性。[3]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缺乏。学校教学因其学科多样和复杂性，使大部分家长难以涉及。而对于这些常年在外的农民工们来说，他们本身文化素质偏低，往往没有时间和能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只有依靠学校来承担其教育责任。[4]因此，很多家长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学校的事，而自己的力量则可有可无，孩子在学校，也就把教育的重任完全地交给了学校。在与家长们的访谈中，我们问到孩子们在学校的事情父母知道多少时，有的父母甚至不认识孩子的老师。孩子们在学校的活动、平时的学习情况，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考试的时候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学生在学校出了某些事情，教师打来电话时，才会跟学校联系。而教师主要通过作业完成、上课状态、考试成绩等来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除一些特殊学生，不会再向家长了解更多信息。
生命关怀，即以学生的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和智慧价值，赋予教育以关怀的品质。[5]“以人为本”的生本教育管理理念要求每一个学校都应该以生命关怀为办学指导思想，应该理解和尊重留守儿童的生命，让留守儿童在学校中能够充分享受童年的天真与快乐，焕发生命的活力，使“学生每一天的学习生活都是其生命成长的历程”。 以“生命关怀”为教育理念，就要彻底从应试教育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学校在对待留守儿童这群特殊的孩子，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潜在的创造性品质。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生命关怀，就应该“读懂”留守儿童的需求，为其生命成长提供适切的服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给予把学生当作是抽象的材料去进行“加工”，企图打造成整齐划一的“产品”。[6]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信念，把社会规范内化为他们自己的观念，使他们对规范的感知变成一种积极进取的行动。因此应该更多地发挥学生自主管理的作用，让学生自己参与管理，体验管理，在管理中形成内化，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遵守，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比如学生的宿舍生活教育，可以在学生宿舍中建立学生宿舍自治委员会，纪律检查组，扩大学生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和参与的自，辅以各项有益于身心的活动——以寝室为单位的宿舍风采展示活动等。通类似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也提高他们的生活自治自理能力，使学生从被动管理的客体变为能动管理的主体。
此外，教师应该意识到集体教育的发展功能，引导和创设健康积极的班级氛围，让每一个孩子处在集体教育的场域中，这是教育别人也是教育自己的有效方式。在班级群体中学生之间在年龄、成熟程度及经验上相差不大，学生的心理比较自由，也没有压力去接受家长或教师的态度及想法，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比较自由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建立各种关系。[7]留守儿童更需要集体的帮助，在集体的交往中进行自我表达，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并以此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社会能力。学生也是教育者。学生良好的表现所形成的氛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学校应当去努力创造这样一种‘教育场’，去充分开发这样一种教育资源。
在广大农村地区，村里的民俗民风、民族舞蹈、民歌、民间手工艺等都是潜在的、可待开发的课程资源。乡间的植物，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都可以运用和编写到学生的课本中。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资源是农村中小学实施思想道德教育校本课程的独特资源。农村以家庭为主的思想，可以养成学生的孝悌精神，有利于养成年轻人尊老爱幼的观念；农村生活的伦理资源，可以用来教育学生如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与人相处，有益于矫正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农民对士地的价值观念，可以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的态度，有助于控制甚至消除当今社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所欲为地掠夺的行为。
学校还可以充分利用其师资、场地和设施的优势，开展名目繁多、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社团活动，以及开展“春游”、“秋游”、“野营”之类的
旅游活动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感受和体验，吸引学生。通过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与社团，既培养和发展留守儿童某一方面的兴趣与特长，又使他们在团队活动中学会合作，学会关心，学会与人相处。同时，在广大农村有许多善于学习、敢拼敢闯的农民科技能人，他们勤劳有头脑，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农村小学师资力量薄弱的形势下，他们也是当地宝贵的人力资源。农村学校可以把他们请进学校，给学生讲一些科技常识和自己的拼搏历史，这些活动将农村生活中的传统资源的魅力展示给学生们，为他们树立人生路上的榜样。这种榜样案例的塑造真正实现了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抛弃了传统的空洞说教，用真实的活动来感染学生、唤醒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更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真实发展。美国学者克里夫顿与罗伯兹将教师的权威分成四个层面，法定的权威、传统的权威、专业的权威、感召的权威。前两者源于教育制度，后两者源于教师的个人因素。[8]对于缺少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而言，教师除了具有专业权威外，最重要的还要有感召权威。一个具有感召权威的教师，能直抵留守儿童的内心，能用情感的力量温暖感化和影响他们的内心和行为。
1.关心孩子的尊严感。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教师关心学生的尊严感，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受到教育。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9]对于学生来讲，他们喜欢听的是老师的鼓励和表扬，而不是老师的挖苦、讽刺。教师不应该把留守儿童看成是特殊的群体，而应该始终关注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对于学生的错误，少惩罚、多启发，多鼓励，教师只有用自己真诚的爱去温暖犯错误学生的心灵，让他们从教师的教育、关怀中获得力量，获得尊严感，才能激发他们的自信心。
2.做学生的朋友。教师不仅要成为学生学习中的引导者，还要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伙伴和朋友。师生之间平等交往，才能让学生敞开心扉，可以无话不谈。对于教师来说，要多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知识，了解、认识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采取多种形式使远离父母的孩子能保持活泼、快乐、健康的心态，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调节，帮助其在学习生活中品尝解决困难的快乐，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教师只有做学生心灵的朋友，才能得到学生的信赖，学生才会把自己的烦恼与教师进行交流，把教师当成自己心里秘密的倾听者。
任何不良的发展都不能独立于积极的个体特征而存在。这些积极的特征可能会成为一种保护性因或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战胜、补偿或削弱留守状况带来的消极影响。[10]父母外出务工是一种现实，正视现实、面对现实，留守儿童必须具有健康心理和积极乐观的心态。父母外出这一现实未尝不是对自己的锻炼和考验，也许这种磨练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这些观念需要教育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传递给他们，使其感到自己不仅应成为关注和同情的对象成为生活的强者，使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再单一化。这样，即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留守或者逆境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帮助他们积极的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亲子教育是不可替代的。人类文明传承的自然规律是代代相传，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儿童最亲密的抚养者是其最重要的榜样，通过对榜样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获取知识。因此，学校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同时，理应重视家长在教育中的地位，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留守儿童教育的共同体。
1.以学校为主导，加强家校沟通。学校应该主动地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设施和即将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介绍给家长，并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种疑问。作为班主任，更应加强与学生家长和其他监护人的联系，并通过家访、电话交流或书信等及时将学校的教育教学信息和学生在学习、生活、思想、行为等方面出现的情感问题通知给家长，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及时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吸纳过来，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促进，形成合力。同时，加强对监护人的培训，办好家长学校。由于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特殊情况，往往只有在学期末才能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这是家长们了解孩子在校状况的最正式的途径，也是学校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好机会。学校可以请优秀家长介绍养育孩子的经验，由班主任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根据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围绕孩子教育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11]在放松平等的交流氛围中，家长们一定可以分享到成功的教育经验，解决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实现家庭间的互动与互助。这种建立在经验分享基础上的互助活动，能够密切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家长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其他家长，为他们创造彼此学习交流的机会，对于学校来讲，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尊重家长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学校要创造条件之外，家长们也必须有走入学校的积极意愿，要带着一种关怀孩子的心理，一种了解孩子的愿望。带着他们的一双眼睛去观察，带着他们的一对耳朵去聆听，带着他们谦逊的态度去请教，带着他们的关爱去感受。[12]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径让家长明白家庭教育对于留守儿童的重要性，这有利于家长形成对孩子教育的更强的责任感，明白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分担学校的压力。在家长对教育问题产生错误理解或者与学校及教师发生矛盾时，教师要用真诚的语言和行动去与对方沟通，为家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来。只有这样，家庭和学校之间才能建立起平等合作的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完善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在寄宿制学校，只要家庭与学校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沟通，那么，留守儿童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学校也一定会获得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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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罗斯·埃什尔曼(英国)著.潘允康，张文忠等译.家庭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3.
[4]吴冬梅.寄宿制学校家校沟通的问题与对策[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8(6).
[5]吴锐荣.生命关怀:生本教育的起点[j].现代教育论坛,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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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振中等著.社会学语境中的教育弱势现象[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2.
[8]转引自陈振中等著.社会学语境中的教育弱势现象[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23
[9]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m].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0]刘海燕.农村寄宿制中学留守儿童学习自我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d].浙江:浙江大学2010（5）
[11]吴冬梅.寄宿制学校家校沟通的问题与对策[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8(6).
摘 要 留守儿童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更直接关乎到未来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这些儿童的今天关乎未来农村人口的素质与城市人口的素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国的未来，是我们的接班人。因此，充分协调和发动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力量，如何使这些在缺失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接受完整的教育是亟需我们研究的。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 家庭教育 政策 建议 成效
一、已有的研究视角
已有的关于留守学前儿童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既重视留守学前儿童的理论研究，更注意进行实际情况调查，寻找解决的具体对策，为推进留守学前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起重要作用。虽然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有关留守学前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家庭，学校，社会等视角涉及到该问题的许多方面。本文就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对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便进一步推动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我国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从97年开始的，当时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和留守幼儿的心理问题，这时尚未有专题研究和详细调查，媒体对此关注极少，公众尚未形成问题意识。2002年以后，留守儿童问题日渐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其中李庆丰（2002）提出了留守子女的三种监护类型，即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和自我监护，并认为这三种类型对儿童都有不利影响。2004年，国家开始介入留守儿童问题，标志是5月31日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京召开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此会集中了妇联、公安部、共青团、国家统计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专家，以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形式展开了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留守儿童的面临的问题，二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形成的原因方面，三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与措施方面，2005年以后关于留守儿童的专题论文数量大增，研究进一步深化，开始形成理论，并有专著出版，关注留守几童 ――《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期刊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尤其2006年全国留守儿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建立“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网”和2007 年两会热议之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终于成为教育界和各级政府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2007~2009年间的期刊论文研究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大都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现状及对策，其中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方面的论文相对占优大量的比例，但是其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呈现式和分析式，整体上对留守儿童的评统中，尽管对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对策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对留守儿童本身的研究过于单一，简单；大部分研究都是现象的描述，对原因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挖掘很少，而且在提出解决办法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个人认为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实际出发，提出真正可行的策略，切实的关注他们，帮他们改善乃至解决目前的问题。
二、目前研究的优点和缺点
（一）研究的优点
1．研究视角非常广泛。以个体为着眼点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留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境遇，并涉及到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的问题；从宏观大的社会入手，重点讨论了有关留守幼儿教育的制度保障问题。在这两种大的视角的情况下，有关教育公平、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都有所涉及。由于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逐渐增多，做出了很多的反思，因此一些研究综述、反思、回顾之类的元研究也应运而生。
2．研究方法的广泛。由于纸上谈兵被很多人所唾弃，科学的研究、有说服力的文章是建立在有效的时间调查的基础之上的。走访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追安德被大家所采用，所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实际价值，越来越有意义。
3.意义的重大。由于留守儿童相关文章的研究，是的政府、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有利准确的数据也给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由于大量的研究，理论的和实践的调查是的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了正确的对待，问题也正在解决中慢慢进行。
（二）研究的缺点
对近年来有关留守学前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不足：
1．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学，而学前儿童的启蒙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低，但是启蒙教育往往比较重要。
2．很多的学术论文还是比较空洞，有些很现实的问题都被边缘化甚至忽略，都提出对我国的二元户口制等做出改革，缺少实际的解决方法，有些策略是实施不通的。
3．制度性分析多，对文化分隔和歧视的现实关注较少。制度变革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关注留守子女这个群体如何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随父母融入到与流出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才是很重要的，对他们不利的社会弱势地位不要再被延续，这是目前的城市幼儿园所做不到的，也是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
4．现象的调查和描述性分析多，学理性研究不是很强，跨学科分析视角不够。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涉及农民工的家庭和城市社会管理，而且涉及到国民的教育权利，更涉及到教育机会的平等和中国未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留守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绝不在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因此，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提出比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多数研究停留在表面，都比较带有地域特色，理论不够深入，剖析的不够深刻。
参考文献：
[1]王青.农村“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问题初探――以湖北省浠水县兰溪镇为例.学前教育研究.2007(6)．
[2]殷世东,朱明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皖北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中国教育学刊.2006(2)．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摇篮，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早期教育，是终身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日益加快，现代社会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都和家庭教育紧密相连。儿童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对已有的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的研究及最终促成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诸多裨益。二、研究方法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为搜索平台”，以“儿童家庭教育”为搜索主题，时间跨度为1981-2011年7月10日，共搜索到文献205篇，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其有效文章为186篇。第二阶段对186篇论文内容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Excel2003软件工具进行数据统计和绘图。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从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文献来源分类及篇数；已有的研究涉及的学科；已有研究年度发展态势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文献来源分类及篇数
从总体对这205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首先从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文献来源分类及篇数的角度进行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文献来源期刊占77%，而硕士与博士论文较少，占17.5%。
2.已有的研究涉及的学科
某问题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既能说明该问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又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该问题受关注的程度。因此，我们选取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作为分析的指标之一。参考“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学科分类，检索到的205篇关于儿童家庭教育的文章，共涉及13个学科（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就已有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而言，有关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教育学学科领域，其研究篇目占已有研究总数的90%多。同时，该问题正日益引起诸多社会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检索到的205篇文章中，还涉及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并且不同的学科对“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视点和关注点并不完全一样。如，在教育学学科领域，“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的学科视点综合而全面，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也有对管理问题的探讨；既有现状的描述，也有问题解决的对策；既涉及宏观政策理论，又有政策执行分析；还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等。在家庭学学科领域，家庭结构、家庭教育观念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儿童学习、身体与心理的问题。在心理学学科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儿童心理问题、人格健康及学习情况研究等方面。
3.已有研究年度发展态势分析
某领域研究文献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趋势，既能反映出该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又能反映出自身的发展水平。检索到的205篇有关研究文献，每年度涉及的研究文献篇数及发展态势如下（见表3及图1）可见，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关心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从1980年到1995年关于儿童家庭教育的文献比较少，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对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逐步增多。随着农民工的出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多而全，研究文献基本涉及前面所提及的诸多问题，多角度，研究较全面。
（二）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定性分析
教育问题研究涉及的内容全面、综合而丰富，我们尝试从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内容三个维度对已有研究做定性分析。
1.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的理论基础关涉研究的立足点，是研究者基于何种理论来看待、阐释和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分析已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者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不同学科研究理论基础呈现多元化样态。一般而言，教育学科立场的研究者往往依据人本的教育理念、融合教育理念、教育公平理论与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来探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及建议等，其中涉及教育公平理论的研究最多，研究者或通过对“公平”的分析，或将教育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联系，来探讨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公平（特殊儿童包括残疾儿童、超常儿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应然与实然问题。家庭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社会学学科立场的研究者往往依据社会化理论来探讨儿童家庭教育中儿童社会化的问题。有的学者利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操作理论来研究儿童兴趣与家庭教育方式关系［1］，有的学者从生物生态学理论、自我概念理论、多元智能理论研究儿童家庭教育的环境问题［2］，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理论、角色扮演理论、符号互动理论角度研究儿童家庭教育的理念问题［3］、有的学者运用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研究特殊儿童家庭教育中的缺失问题与对策［4］。
2.研究的方法
研究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直接影响其对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甚至影响研究者对所研究问题的结论和观点，而且研究方法还在某种程度上内蕴着研究展开的逻辑结构。因此，研究方法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一项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分析已有关于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都同时采用了多种方法。使用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抽样访谈、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和手段。大量研究以“质的研究”为主，即以调查研究为主，辅以文献研究，具体调查方法采用问卷、口述史访谈、深度访谈法、焦点团体访谈、个案研究法和实地观察等［5］［6］［7］。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用实证研究方法，教育学多用描述、评价和文献等方法。梳理和分析已有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对研究方法的界定不清晰，存在模糊现象。如调查问卷的运用，有很大一部分的研究者运用的是自己编制的问卷，但是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信效度分析。诸多的研究者对方法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的界定存在差异。其次，多种研究方法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融合。分析诸多研究发现，虽然研究者表明自己在研究中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但仔细审视方法的具体运用，发现大多数研究仍停留于浅层次的操作层面，方法重复模仿，缺乏不同方法之间实质性的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许多研究停留于浅层次的模仿水平，缺乏一种用方法的创新带动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创新的精神。
3.研究的内容
某问题研究内容的聚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该问题关注的焦点，而人们关注的焦点又直接反映着该问题在社会公众视域内的重要程度。分析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关于儿童家庭教育教育问题研究的内容呈现多元化样态，其中主要涉及现状描述（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三方面的内容。
四、关于“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在注重宏观背景研究的同时，应更侧重问题研究的情境性和动态性
问题产生于一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产生于社会转型期，产生于城乡二元政治、二元经济和二元教育模式之下，因此，对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问题产生的宏观背景的研究。但同时，问题更具情境性和动态性，问题总是源于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境，是特定的现实情境的产物，而且随着情境的不断变化，问题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如需要解决的问题侧重点、难点会发生变化，因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条件、途径、方法和措施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只有关注外在条件的情境性和动态性变化，才能从根源上明晰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与措施等，也才能在情境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提高该问题研究的实效性。
（二）在研究数量提高的前提下，应逐步提高研究质量
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但仔细审视诸多研究成果，笔者发现，研究的质量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得到极大提高。很多研究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不管是理论观点的雷同，还是实证研究方法的重复模仿，都存在值得研究者反思的地方。就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看，虽然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者大都基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来研究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但总体而言，研究的理论基础还较为局限和单薄，且缺乏不同学科理论的相融，因此加强多学科理论间的相互融合和沟通已成为必需。另外，就研究方法来说，科学、规范地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促成多种研究方法间的实质性融合，也成为当前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质量的提高，需要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以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带动研究的新视界、新领域，虽然在已有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者努力尝试在理论和方法上创新，但还远未形成研究的主流。因为当前的研究亟须改变的就是，克服低层次、低质量的重复研究，努力拓展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新视界，拓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创新研究的方法，以提高该问题研究成果的质量。
（三）克服研究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多学科研究的融合
教育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发展和解决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多方综合协调才有可能得以解决。因此，对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之间的融合，从多学科的立场综合认识、分析和研究该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研究成果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达成研究初衷。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目前还并未有系统论述的专著，我们仅能在一些通史著作中对清代宫廷教育进行简单的了解。关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比较有力度的不过10篇，在这10篇中，有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皇族，有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皇帝及其诸子，其余亦各有侧重，笔者按其研究内容，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归结并予以评析。
杨珍与韩四亮均以康熙帝对其诸子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杨珍认为康熙帝教子严格，并为此倾注大量心血，他在培养皇子的过程中，确定的培养目标，成为清朝皇子教育的真正奠基者与开创者但对上书房制度并未涉及。韩四亮的论文共分四大部分，主要有康熙帝皇子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基本方式以及上书房的设立、上书房老师的挑选、上书房教学规则的订立等方面的问题。
韩大梅与冯钰舒都以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韩大梅认识到了清朝对八旗子弟教育的重视性，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清代八旗子弟家庭教育的侧重点为知识和道德品质两方面。冯钰舒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从多个角度入手，对清末宗室子弟的成长过程进行考察，文章内容涉及到皇室子弟教育，虽言之不详，但其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全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赵志强与颜丙震均肯定教育在清朝统治中的重要作用。赵志强定义清朝的皇子教育为清朝统治着为维护统治对其子孙施加影响的活动。它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而产生，腐败而消亡。他对上书房制度的兴起与衰落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衰落是因为制度的松懈，并做了相对应的论证。颜丙震认为清代十二位皇帝，除同治和年幼的宣统没有多少政绩外，其余的皇帝均比较勤政，究其原因，离不开清代皇室教育、皇位传承和内忧外患的现状。
常晓辉与杜家骥是历史界较早对清代皇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常晓辉在文中说清代皇族是一个文化素质极高的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汉文化的吸取，清朝能统治中国300余年，完全是因为其汉化。该文章主要是考察清初爱新觉罗皇族的教育，主要介绍了清朝统治者对王公宗室子弟的教育情况。杜家骥则以清朝整个皇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宗室王公及其子弟、闲散宗室、皇子皇孙的受教育情况，通过展示龙子龙孙们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清代皇族教育的成功之处。
吴吉远认为当今学术界对清朝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关注比较多，而对其基础――上书房制度的关注却显然是不够的，他甚至认为，学术界对整个清朝宗室的受教育情况的关注都不够。他从皇位继承角度，分析了上书房的设立，上书房的日常规章与运行情况，论述了上书房皇子教育制度的形成并指出了该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霍玉敏则认为清朝皇子教育的特殊性与成功性与秘密立储制相辅相成，在客观上延续了清朝的统治。
杨凌云与刘庆宇用不同的研究手法丰富了清代皇子教育研究。杨凌云的论文简要叙述了清代皇子教育从肇始到衰落的历程、皇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皇子教育的成就，归纳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并据此分析了皇子教育对清朝兴衰等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清代皇子教育颓废的主要原因有国势渐衰、制度松弛、皇子减少等。刘庆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明清两朝宗室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清代宗室教育制度完善，效果良好，远支宗室教育成果也十分突出，，清中后期，宗学制度逐渐与时代脱节，遂逐渐废弛。其余诸文虽对清代皇子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但皆为故事性叙事，亦未做深论，便不赘述。
二、关于清代皇子教育的定位问题
若想对清代皇子教育问题有更好的研究，就首先要明确这个问题的定位。清代皇子教育问题研究的范围应包含另外两个与其相辅相成的制度，即上书房制度和储位密建制度。很多学者将清代皇子教育归类于宫廷史研究范畴，有些学者将其归类于政治史研究范畴，有些学者将其归类于教育史研究范畴，亦有学者将其归类于制度史研究范畴。皇子教育问题即属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领域，又泛属于政治史、制度史、宫廷史，并且其衍伸问题――“上书房制度”的研究，可以用管理学、心理学的多学科角度去对待。
关于上书房建立的时间，史学界众说纷纭，有认为它建于康熙年间，也有认为正式建立是在雍正年间。史学界过多的目光都集中于上书房的成立时间，却忽视了其名称的由来。由于清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皇宫内日常用语皆以满文为主，很多学者不懂满文，故对上书房问题的考证颇为困难。早在1992年，赵志强就曾写到上书房的满文名字为“ageseibitheiboo”或“dergibitheiboo”，并做了相应的分析。但尔后的诸位学者都并未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自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
皇子教育的界定：上书房教育成为“家法”时，皇子、皇孙甚至皇曾孙都曾一同在上书房读书，但“皇子”仅指皇帝的儿子，皇帝的侄子、孙子等则不应在此列。另外，幼时即位的世祖、圣祖、穆宗、德宗，其聪龄即登大宝，尽管对其教育方式、方法、内容的研究对皇子教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其教育应属幼帝教育，而不属皇子教育的研究范畴。自清朝入主中原才为正统王朝，而后康熙幼年失怙，穆宗幼年即位且之后诸帝皆无子嗣，故而在研究有清一代的皇子教育时，我们重点应放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及其对诸子的教育。
学术界对清代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定鼎期女真教育问题，盛世期官学、宫学发展问题，衰颓期八旗子弟问题上，单纯对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及其两个衍伸问题的研究力度还是不够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研究空间。
三、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1、对清人笔记研究不够透彻
上书房的老师皆是朝中翰林，一时翘楚，这些文人骚客无不以入值上书房为荣，故而关于上书房等问题可散见于清人笔记。目前学术界被广泛引用的有赵翼的《檐曝杂记》、福格的《听雨丛谈》、昭■的《啸亭杂录》、吴振械的《养吉斋丛录》等，而据笔者考量，清记数量众多，可搜集的资料绝不仅限于此。
即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笔记，大家对其研究深度也有待开发。如《听雨丛谈》与《檐曝杂记》中记载的清宫皇子每日课程安排的时间先后与内容颇有不同，但目前并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除时人笔记外，曾入值上书房，尤其是担任过上书房总师傅的各位老师的著作、传记、诗文等资料，也应受到重视。
2、各学科仅以本学科视角研究问题
目前，有以政治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有以教育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有以制度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也有些研究能够综合多学科，但也仅限于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而笔者认为，上书房制度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对其制度的管理、监督、执行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上书房的主要教育对象又是皇子。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就应同时将管理学、心理学这些新兴学科与传统的教育学、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以期取得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3、从制度史中更深层次的挖掘问题
在审阅数学论文过程中发现很多论文内容简单,或是一两个习题证明或是将教材内容,他人论文组合改编,简单重复,更有甚者直接抄袭。很多从事数学教育工作人士认为数学教育论文难写,事实上他们还没有掌握撰写数学论文的规律。
数学论文分两种,一种称为纯数学论文,另一种为数学教学论文。很多从事数学教育工作者很难拥有大量时间从事纯数学研究,而职称聘任制又需要公开,这样一来很多人将自己工作经验加以总结转而写一些数学教研论文。 数学教研论文是对课程论,教学法,教育思想,教材及教育对象心理加以研究。但无论哪一种数学论文都要遵从论文格式及写作规律。
1 撰写数学论文应具有原则
1.1 创新性
作为发表研究结果的一种文体,应反映作者本人所提供的新的事实,新的方法,新的见解。论文选题不新颖,实验没有值的报道的成果,即使有高超写作技巧,也不可能妙笔生花,硬写出新东西来。基础性研究最忌低水平重复,如受试对象,处理因素,观测指标,结果与前人雷同,毫无新意,这样论文不值得发表。
1.2 科学性
科技论文的生命在于它的科学性。没有科学性论文毫无价值,而且可能把别人引入歧途,造成有害结果。撰写论文应具备:(1)反映事实的真实性;(2)选题材料的客观性;(3)分析判定的合理性;(4)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1.3 规范性
规范性是论文在表现形式上的重要特点。科技论文已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论文格式,大体上由文题,一般不超过20字;摘要(应用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具有意义等);索引关键词;引言;研究方法,讨论,结果等部分组成。这种规范化的程序是无数科学家经验总结。它的优越性在于:(1)符合认识规律;(2)简洁明快,较少篇幅容纳较多信息;(3)方便读者阅读。
2 撰写数学论文忌讳
2.1 大题小作
论文不是书,如论文题目选的过大,那么泛论,浅论就在所难免。数学教育论文基本特征:有数学内容,讲数学教育问题,具有论文形态,不贪大,不求空,具有新见解。这样作者应将课题选的小一些,写出特色。
2.2 关门写稿
一本学术杂志中的论文,单独拿出来看自然是独立完整的。就杂志的整个体系来看就会有一些联系,它们或是构成一个小专题或是使讨论不断深入。这样作者就要对你准备投稿刊物有所了解,以免无的放矢。不能缺乏事实凭空捏造,夸大结论。首先应该知道别人做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避免在自己的 论文中重复。同时可以借鉴别人成果,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避免做无用功。
2.3 形式思维混乱
科学发展到今天,科技论文的基本格式在世界范围内已趋向统一。论文要求规范化,标准化。有的论文东拼西抄,前后矛盾,这样的论文很难教人读懂。所以撰写论文应遵守形式逻辑基本规律,正确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尤为重要。
3 关于数学论文选题
数学论文选题是找“热门”还是“冷门”?“热门”课题从事研究的人员众多,发展迅速。如果作者所在单位基础雄厚,在这个领域占有相当地位,当然要从这一领域深入研究或向相关领域扩展。如果自己在这方面基础差,起步晚又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就不宜跟在别人后面搞低水平重复。选择“冷门”,知识的空白处及学科交叉点为研究目标为较好的选择。无论选“冷门”还是“热门”,选题应遵循以下原则:
(1)需要性 选题应从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
(2)创新性 选题应是国内外还没有人研究过或是没有充分研究过的问题。
(3)科学性 选题应有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作依据。
(4)可行性 选题应充分考虑从事研究的主客观条件,研究方案切实可行。
4 关于数学论文文风
4.1 语言表达确切
从选词,造句,段落,篇章,标点符号都应正确无误。
4.2 语言表达清晰简洁
语句通顺,脉络清楚,行文流畅,语言简洁。
【论文摘要】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 亿左右的农民工，而且人数还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由此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5800万，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很显然，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广泛力量的密切配合。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 亿左右的农民工，而且人数还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由此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5800万，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教育面临诸多困难，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一、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子女教育的现状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1、入学率偏低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在学者占全部流动儿童的90.7％，一直未入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调查结果还表明:在流动儿童中，达到上学年龄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表现十分突出。
2、 学习成绩差
留守子女在受教育当中存在心理问题严重及道德偏差等问题。对文盲率高达30%的祖辈来说，引导和帮助留守儿童学习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成绩明显偏差。成绩排名中，留守子女只占优秀生的10%，而差生当中有70%都是留守子女。
3、存在心理问题
心理成长关键期的留守儿童，因不能及时得到引导和帮助，他们的性格会受到影响。测试结果显示，有30.3%的留守子女存在各种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的心理问题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1、劳动力转移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三十年。伴随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发展，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二元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失衡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受利益驱使，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农民工不可能将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日益严重。
2、所处的环境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家庭环境。人的社会生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是从家庭环境中开始的。家庭的气氛，亲人的性格及其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子女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观念。留守子女与父母的分离，弱化了家庭教育作用，家庭教育的主体由父母变成了祖辈及其他亲戚。显而易见，祖辈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存在很多的误区。首先，对孩子过分溺爱，很容易养成孩子任性的性格；其次，老年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在学习方面不能给孩子很好的帮助；再次，在教育方式上缺乏畅通的交流，这对儿童的语言及创造性的发展有很大消极影响。而在亲戚的立场上，他们不便对孩子进行管束，孩子也很难在亲戚家中产生归属感，缺乏更多的关爱。
（2）学校环境。学校教育对人的社会化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对孩子成功的教育，源于学校和家庭的协调与配合。但是，由于留守子女的父母外出打工，学校无法配合和协调家长一起对留守子女进行教育和监管。此外，目前我国农村师资力量的缺乏，很难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辅导和教育，造成对学生的教育程度不够，不利于对留守子女进行很好的教育。
（3）社会环境。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使得他们没有能力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孩子，走上外出打工之路也是生活所迫。近年来，随着赚钱作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念兴起，打工照样挣钱的“新读书无用论”随之出现，使得农村家长和学生的厌学情绪增加，很多学生中途辍学，过早的走上了打工之路。
（4）政策滞后。政策的偏差，使得薄弱的农村的教育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接收农民工子弟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或者收取高额借读费，以限制外来学生“占用”他们的教育资源，所以留守儿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三、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很显然，如果农民工子女继续留守，得不到很好教育的话，农民工这个阶层与整个社会的脱节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十分不利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广泛力量的密切配合。
1、政府高度重视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责任
（1）加大投入力度， 进行政策倾斜。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提高农村学校和薄弱校教师的收入水平，提高现有农村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改善农村教育环境。
（2） 加大农村公共教育资源投入，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完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建立健全农村寄宿制校舍管理体制，实施并完善素质教育理念；普及信息化教育模式，鼓励学校积极开拓教学新方法和育人新理念。
（3）把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和各地区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工作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部门工作规划，置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把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与各级政府实施儿童发展纲要结合起来，将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各项权益保护列入纲要实施的监测评估体系。
2、家庭和学校密切配合，高度重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1）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如前所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上，而更应该从情感的角度去关心和爱护他们，多和他们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发展良好的、亲密的亲子关系。另外，还应经常与子女的任课教师、班主任联系，了解他们各方面的表现。再者，还应十分重视孩子监护人的选定问题，应尽可能把子女寄放在有一定学习环境，比较有文化的，并且有一定责任感，能更好地监督和指导自己孩子的亲朋好友处。必须注意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关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缺少了这一点，任何其他措施都无助于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
（2）重视对留守子女的学校教育。作为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实施单位，农村学校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和职能范围内，加强对留守子女的关心呵护。针对留守孩子的品德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问题，学校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开展思想教育和情感教育，营造健康活泼的教学氛围。同时，要积极同留守孩子的监护人进行交流，对其做必要的培训，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单一的教学形式，充分激励留守儿童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是作为教师应有的责任。
3、整合社会资源，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1）招募组建关爱留守学生志愿者队伍，推行“结对接力志愿服务”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形式的结对方式，组织志愿者队伍或志愿者与留守学生签订结对卡，针对学习辅导、生活帮助、心理抚慰和应急救助等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志愿服务活动。
（2）整合各方力量，推动留守学生关爱行动社会化发展。开展各种形式的关爱留守学生工作和主题活动的宣传活动，开展爱心募捐、义务家教、艺术培训、心理咨询等关爱活动，更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关爱行动，动员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关爱留守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参考文献
[1]邹先云. 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教育，2006(10):35-37.
[2]谭寒.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08(1):213-214.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一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二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1］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学科地位教育学教育问题
一、从学科意义到学科地位
目前对学科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为“discipline”，指学术的分类。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一为“subject”，指学校教学科目，如语文、数学、地理等。本文探讨的教育学学科地位即第一种，指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分支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学科形成的基本要素，参考路雨祥在《科学的历史与未来》中的阐述：“重大意义的新物种、新现象、新规律的发现；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手段的使用；有重大影响的新的科学方法的应用；关键性的新的科学概念的提出，以及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1］概括为如下三点：独特的研究对象，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终极指向在于解决研究领域中的某类问题。可以说，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解决该学科领域的问题。纵观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史，培根首先将科学进行分类，提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首次作为一门单独科学出现。随着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问世，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书中类比自然规律开始探索教育规律，并从“人”出发，把教育视为“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把对神学的研究方法引用到对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时从学科门类、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及教育制度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之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出版，标志着教育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建立在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教育理论通过系统整合，形成了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逻辑；教育的经验不再停留在简单的“随笔式表述”上，而是有了“思辨式的推演”；教育研究开始强调“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并在科学基础的支撑下，具有了高度的理论概括程度和一般性。正如杜威所言，赫尔巴特“把教学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使它成为具有特定目的过程的有意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2］。夸美纽斯时期，尽管对教育的探究还处在“经验描述”阶段，但就其使得解决教育问题有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支撑而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赫尔巴特时期对教育理论的逻辑化、思辨化，使得教育问题的解决拥有更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更规范的科学方法，教育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难看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为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对争论的质疑：学科地位是否存在高低之分
然而，学科地位存在高低之分吗？假设存在，这种高低由谁确定，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确定？现有的评判标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社会效益，尤其经济效益，最直接表现在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中，例如经济学、医学。诚然，热门学科的毕业生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但学习不仅仅是经济的再生产，毕业生们也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该学科，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有待考证。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需要，从而提前划分学科地位，规定学校可以教授什么学科，学科内包含哪些内容、由什么人来学，怎样学等。这种观点忽视了学科自身不为制度和课程设置控制的独立性。就学科自身而言，每一学科都有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言，正是这些丰富的学科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学术科研领域的纷繁复杂。在普遍的学科中定义学科之间地位与价值反而局限了学科间开放性。如果非要找一个参照物，那么只能回归学科的自身功能，即对学科解决研究领域问题的能力而言解释“学科地位”之争。
三、从质疑到反思：重审教育学学科地位
从“解决学科问题能力”的角度出发重审教育学领域对地位的争论。这里将上述争论总结为教育本身面临的问题、教育学能否解决教育中实际面临的问题、教育学解决的教育问题能否为社会所用三个方面。
（一）教育学是否被“殖民化”
陈桂生教授等人对教育学的前途颇为担忧，他们认为教育学沦为“别的学科的殖民地”由来已久，因为教育学缺少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因为“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因缺乏知识基础使得一种令人满意的教育理论一直没有出现，并导致教育理论的研究过分依赖于业已形成的那些知识体系—尤其是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3］。从教育的性质看，教育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使得教育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学科交叉，似乎任何问题都可纳入教育学研究范围。很容易导致教育学者对教育学研究内容和理论依据的疑惑，仿佛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其研究对象同教育沾得上边，就有资格成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4］。从教育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看，多数情况下教育学研究方法建立在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上，遗憾的是，这种借鉴的实质在目前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其他学科框架的机械搬运，“为别的学科所吸引，只把别的学科的术语或结论，作为标签贴在教育上”［5］。由此看来，就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失去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学的确成了其他学科的殖民地。实质是利用教育理论解决教育问题的机械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非指教育学从此就要切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其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问题根植于教育之外的客观性，没有纯教育问题，也没有纯教育学问题，一味地将教育学封闭起来，为其寻找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只会导致教育学知识“近亲繁殖”。所以，解决教育学被殖民化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拒绝学科借鉴，而是在借鉴时对其他领域知识进行有选择的创新。
（二）教育学是否空洞
学科的发展状况除了受自身理论、学科独立性问题的影响外，还要看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教育理论意在指导教育工作者形成正确教育观和学习观，只是提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概念而非具体实践方法，加上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本身的复杂性，人的发展受到遗传环境教育的共同影响，导致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同时，“教育研究队伍的专业性不强，无怪乎严谨的学者轻视或不承认教育学”［6］。教育学论文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无病阶段，而真正指向教育问题实际的作品更是鲜为存在，以至于很容易陷入高大上的说理层面，很容易让人误解。就教育学的内在价值而言，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身心发展，是精神的熏陶，但这种内在价值在解决社会中的经济政治问题时却略显吃力。因此，教育学的研究更要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教育学研究者们也更需静下心来，切忌急于求成。
对教师而言，专业发展既是一个研究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在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即教师通过接受专业训练和自身主动学习，逐步成为一名专家型和学者型教师，不断提升专业水平的持续发展过程。更多研究发现，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教师“自主发展”，也称“主体性发展”，是指教师在自我发展意识和动力的驱使下，自觉承担专业发展的主要责任，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和探索，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不断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如何激发自主意识，提升自主能力，是助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当前实践看，教师培训、教师阅读、课改实践等难以调动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意识。这些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外在要求下的类似“强迫式”的被动专业发展方式，是教师“被造”过程。而自主专业发展要求教师发展方式从“被造”变为“自造”[2]，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参与，从外部驱使变为“自主发展”。
而且，教师职业特点决定教师“自主性”专业发展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是与教师主观认识密切相关的复杂过程：从观念改变开始，再进入实践环节，在此基础上反思行动，依次不断循环提升。这一过程能够使教师专业发展从最初的群体性教师行为向个体过渡，尊重并重视教师个人已有的教育经验和观念，把一般的教育教学“原理性知识”与教师个人的“实践性知识”加以整合，提升教师主观价值感。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教师自己，最简单的途径是自觉开展教育研究，从研究学生、课程、教学直至自己开始。研究过程成为激发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意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实际历程。因此，基层教育科研是推动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境界一：改变教师思维方式，奠基专业发展自主意识
开展教育科研，帮助教师形成问题解决式思维，养成主动探索、善于质疑的思考习惯，提升专业发展自主意识。意识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大脑的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在无形中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基层教育科研，是帮助教师改变自身思维方式的有效途径。
教科研的工作思路和方式，从本质上讲，是教师践行问题解决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教师需要分析教育教学现象背后的问题根源，借鉴科学方法，如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个案法等获取有效证据，基于此探求解决方案。这一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基于经验的问题解决过程。在经验基础上，教师常常基于一种直觉型的“原始观念”甚至带有明显偏见的“刻板印象”处理问题，结论的科学性往往值得商榷。例如，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学生课堂纪律不好，测试结果不理想，教师通常会将其归因于学生素质差，不认真听讲，或课后没有好好学习，很少有教师认为直接原因与自身教学设计和教学方式等有关。
破解教师基于经验的根深蒂固的原始观念和刻板印象，最直接的方式是引导教师改变思维方式，从直觉型、经验型思维转换到理智型、辩证型思维。开展教育科研，借助教育科研问题分析范式，引导教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采用问题聚焦、归因分析、方案设计、实践探索等方式寻求解决思路，这一过程，其实是改变教师传统思维过程。通过教育科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不断问难与求索思路，帮助教师逐步养成一种问题归因、科学分析、辩证思考的思维方式，脱离经验主义，进入科学教育现实世界。利用科研思路、方法、过程，教师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教育教学工作，分析教育教学现象背后的问题根源，试着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数据和证据验证自己的想法。这一过程，既是改变教师思维方式的过程，也是激发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意识的过程。
在实践中，许多教师会通过教育科研活动，逐步改变原有思维方式。比如，海淀区翠微小学一位数学教师所教的两个班学生成绩差异显著，平均分相差8.16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教师开始把原因归为班级学生间的差异，没有克服的办法。后来，在学校的支持下，该教师参与区级个性化教育课题，对此开展研究。由于科研思路的启发，该教师最终找到解决方案：各个班的学生情况确实不同，作为教师，不能再用同一份教案，应针对不同学生和班级设计教案，实施个性化教学，解决班级学生差异带来的教学低效问题。可见，参与课题研究，可改变教师很多的固有教育观念。
境界二：给予科学方法指引，成为自主发展能力之源
开展教育科研，给教师一种提高工作实效的科学方法指引，助推教师专业发展自主能力的根本提升。教师不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对教育的新要求，面对的是一批批个性迥异、基础不同的新学生的个性化需要。仅靠一本书、一部教参就能教遍天下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提高教师职业能力已成为时代变迁带给教师的新挑战―教师必须成为学习者，职业能力必须在不断学习、改进、再学习、再改进的行动过程中螺旋上升。
能力的背后是方法，能力的发展依赖教师对科学、高效工作方法的掌握。为此，教师无论是备课、教学还是教研，有无科学方法，对工作成效会有不小影响。现实中，很多教师辛辛苦苦地勤恳工作，认真备课，努力上课，积极教研，四处学习，但教学工作进步甚微，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很多教师遇到教育教学新问题、新情况，不知道如何下手，或有思路却没有科学方法，特别是在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方面，很多教师认为教育科研“太难，太神秘，不知道具体怎们做，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教师被迫参与教育科研工作，但不知道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有了主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做什么。这都是制约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基本问题。
造成教师工作低效、能力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是教师缺乏科学工作方法的指引。如何提升教师工作科学方法和专业能力，最有效的途径是引导教师参与基层教育科研，学习、掌握教育科研基本方法，不断总结策略，形成工具，创新方式，最终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
在参与教育科研活动中，教师要学会一些基本科研方法，学会问题分析的思考方式、操作流程和工具手段，为教师解决日常工作问题提供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例如，海淀实验小学在参加学校小课题研究过程中，会根据研究过程和流程，给教师提供一套便捷、可行的操作方法：问题采集（问题征集卡、头脑风暴）―筛选问题（问题确定列表、罗列问题、赋值排序）―确定课题（缩小策略、扩展策略、转换策略）―分析课题（问题成因分析、鱼骨图分析法）―制订方案（文摘卡片、归纳措施）―合作研究―行动与反思……为教师提供一系列问题解决小工具，可让问题解决借助科学方法和工具引领，不再是雾里看花。在参与研究实践中，教师从不理解到理解，从手忙脚乱到按部就班，逐渐从忙乱的工作状态进入一种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的研究状态。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原来这才是教科研，我们喜欢这样的教科研，一是能做，二是有所得。”在研究方法和各种工具策略的帮助下，教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组织科研、信息处理及文字表达等能力逐渐得到锻炼。
在基本方法和策略掌握的基础上，教师会进入方法创新状态，迁移运用，融会贯通，根据实际问题，综合采用一套方法体系，独立探索更大领域的教育问题。这时，教师的科研方法、工作方法已转化为专业能力，进入自由发挥自主状态，自主能力得以提升。
境界三：养成反思梳理习惯，营造专业发展外在关怀
开展教育科研，有利于帮助教师形成总结、整理教育思考和实践经验的工作习惯。教师的工作是忙碌的，没有教育科研课题或项目这一载体，没有教育科研相关机制的敦促，很多教师很难自觉地把教育实践记录下来，反思，梳理，总结，提炼。更多时候，教师更善于用语言表达教育思想和教育案例。
教育科研活动可从三个方面促进教师形成自觉、自主的反思习惯。
第一，为教师提供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引导他们用新视角审视早已习惯的教育生活，带来新的感受和体会。经过科研思维训练的教师，面对新问题时往往能够客观分析，多方验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积极主动开展教育科研，思考教育问题，探索工作实践。例如，海淀区向东小学语文教师在研究语文教研方式方面，探索出一种“试课”的新型教研模式，由教研组内其他教师为教案设计者进行试课，而真正的上课者化身为听课教师，以学生身份体验教学过程的环节设计和内容安排，既能让上课者跳出自己思路，以第三者重新审视自己教案的可行性，又能让试课者从上课者的角度正确理解这份教案。“试课”给教师提供新的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教师就“试课”这一新型方式撰写了多篇反思日志。教科研使教师思维方式发生转变，不仅提供新的反思视角，也带来教学反思日志的思想深度。在成功体验的基础上，反思日志成为教师工作的价值嘉奖。
第二，为教师提供反思教育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参与教科研的过程中，教师不断接受来自各级教科研部门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支持，如反思日志、研究案例、经验总结、论文写作方面的格式和技法的培训，对提高教师反思动力和能力有实质性的帮助。
第三，教育科研活动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可督促和激励教师不断梳理、反思研究经验。例如，最基本的教育科研管理流程包括申报、开题、中期交流、结题总结等。每个环节，都需要教师根据研究进展梳理、总结研究过程和经验思考。教师参与教科研，通过申请课题或研究项目，通过与课题管理部门达成种种契约关系，制约教师行为，激发他们记录、反思、梳理、提炼。这种开始的“被迫行为”，尽管大多数教师不一定乐意，但当坚持一段时间后，通过反思记录、论文写作，使自己的研究经验在不断交流、分享中扩大影响后，反思逐渐成为教师职业生活的一种习惯，成为追求上进的教师的自觉行为。
很多时候，教师自主专业成长过程的快慢，除自身自主努力之外，依赖外部支持环境。反思梳理习惯的养成，进一步会帮助教师营造专业成长的外在关怀环境。教师通过研究和写作反思日志，将研究经验总结梳理成课例、案例、论文，使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为校内外的更多群体熟知。在校内，他们会成为顾问专家，可能逐步成为校级研究团队的核心骨干。在校外，基于教师反思日志基础上的优秀研究论文或成果，会在区级平台、市级平台甚至更高一级平台中得到认可，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知名人物，可能会为教师个人今后带来更多的专业成长机会和更广的专业成长平台。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教育名家窦桂梅、李希贵、李镇西等都是乐于自主钻研教育问题、善于总结梳理教育反思日志的行家里手。所以，教育科研促成教师反思梳理习惯的养成，进一步为教师营造更好的专业成长外在关怀环境，促使教师专业成长之路一路顺畅。
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实际上是从多方面助力教师专业成长，使他们不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中走向麻木和倦怠，体验职业价值，享受职业幸福。因此，教育科研工作，可以给青年教师以动力，中年教师以活力，老年教师以新生。所以教师要放低身段，摒弃功利，因为教育科研是解决教师自己的教育问题，别无它物。
参考文献：
[1]余文森，连榕.教师专业发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教育地理现状 学科问题
一、《教育地理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罗明东博士提倡并付诸研究的《教育地理学》是其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现。该著作在分析和比较国内外教育与地理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和摸索教育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教育要素和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要素对教育要素的影响，它是教育地理学的学科基础，用以解决区域教育问题。在书中，以云南省为例，综述并分析其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根据地域特色和教育原理为当地教育发展提出了长远性的战略规划。
二、我国教育地理学的现状总说
（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与地理相结合
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与地理相结合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教育界开始进行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和创建。1991年，上海市教委组织编写《上海教育资源》，以上海教育的整体情况为背景，主要体现了大、中、小学校教育地理分布。至1995 年，集中反映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的《中国教育地图集》在上海出版发行。这一成果在当时被称为“教育与地图科学上的一个创举”。在这本地图集中，体现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水平以及人口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教育特征。
（二）教育地理学的萌芽和发展
教育地理学的研究着重表现在区域教育研究。从教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角度，1995年同年王秋玲在《关于创建教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地理学”概念，教育地理作为一种产业的形式在中国萌芽。1996年，罗明东发表了《教育地理学：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建立教育地理学刍议》《论教育地理学研究的意义与契机》等论文，并在博士毕业时，选择“教育的地理学视角――教育地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方向。教育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展迅速。
（三）国内研究现状和成果
《教育地理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出路》一文，对这方面做了详细总结：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教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试论我国历史教育地理研究的现状与走势》《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等。课题方面：西南师范大学在“九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中包括“中国教育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研究”；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中包括 “教育地理学研究”等省部级对教育地理的重视。并且在2003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教育地理学专着《教育地理学》。此外在教育地理实践领域研究的课题也出现很多比如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主持的国家“十五”课题“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合理布局研究”等。
三、问题和疑惑
（一）教育地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到底在何方
如果说本书解决好了教育地理学是什么――研究对象――地理学层面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者说是教育领域中地理事实和地理现象，为什么――地理环境对教育的间接、直接影响及教育对地理环境的作用，那么在谈论到怎么样――如何解释教育现象，或者用什么方法、手段去解决教育问题在本书中显得有些不足。在谈到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上，完全采用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免让人想到这其中如何体现教育的作用呢？罗教授认为：“在纯粹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产生的人文地理环境，意味着地理环境发展到了成熟的程度。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地理环境的‘人文化’就越是突出……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只要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教育继续存在，那么就需要也可以应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对教育的地理空间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地理环境作为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的成熟度是由依靠它生存的一种高级生物――人类决定的。这显然是个谬误。由此，后面的假设也不能存在了。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但还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模式，对不同层次环境，区域环境，环境之间建立起解决教育问题的架构，不然，除了研究对象外，哪里还能体现出教育地理学的特点呢？
（二）空间分析模式不能只是框架
从地理空间角度看，地理学在教育地理问题研究中具有的动态研究模型中，表现为：与路线、位置、和设施有关的活动外，还有教育地理结合社会性问题和经济角度的问题。然而在后续的建构中并未单独成章提到这些。只是在区域教育和教育区域中，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整理，形成区域教育的特点，显得有些仓促。在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学科结构体系中：包括的教育地理学基本理论、教育科研地理、校园环境研究、区域教育地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教育时间地理研究）、学校选址及学区分布点规划、教育地图研究、各级各类教育地理、宏观教育空间布局研究，在书中涉及较少，略显内容不足。区域教育分析很少涉及教育地理学的方法。如果按照前文来说，教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等同于地理学分析方法。那么在后者的区域教育分析中这点也略显欠缺。
（三）教育地理学容易形成空泛的感觉
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地理学最基础的是基本理论研究，涉及面广，对个别情况过于精细，容易造成学科基础不实，宽而泛的感觉。
由于教育地理研究领域本身具有的基础性，科学性，以及在发展中表现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实践性，和学科的发展性，阶段性成果逐渐陆续产生以来，受到学术界鼓励和肯定。建立教育地理学是教育学科的重要工作，还需我们不断完善，以促进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大群.教育地理学一书出版[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大群.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力作-国内外第一部―教育地理学―正式出版 [J].云南教育， 2003，21（18）：95.
[3]罗明东.教育地理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4]王秋玲.关于创建教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