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22:24: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杜甫的诗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6.
[④]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1995.
[⑤]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⑥]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 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⑦]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一期.
关键词：备考 杜甫 诗歌 思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c）-0097-01
初中阶段学生学过的杜甫诗有《望岳》《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旅夜抒怀》等，小学学过的最为印象深刻、意境悠远的有《江畔独步寻花》和《春夜喜雨》。这些诗词篇目虽然不多，但我们能够从诗歌的历史背景与内容中探究到杜甫的思想境界。
1 于历史背景中挖掘情感
杜甫早期为官，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他的《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来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春望》《哀江头》等诗。其中《春望》在中学课本中，以“感时伤怀”衬国破家亡之景，最令人深思。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此间写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写到了极致。
2 品内容领悟思想境界
新课标对诗词教学提出了如下建议：“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甫的作品展示了他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内容上剖析杜甫的生活现状，体会他处于不同境地时的心情。
2.1 壮游世间的雄心壮志
三十岁以前的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写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登昨泰山，《望岳》一诗中尽显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抱负。那巍峨的高山，神奇秀丽的景色，让杜甫生出不畏困难、俯视一切、勇攀绝顶的雄心和气概，那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更时时扣击着人激情澎湃的心灵。
2.2 漂泊异乡的片刻轻松
《江畔独步寻花》展现诗人漫步江边，悠闲自适的心情。品读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们仿佛看到诗人轻松漫步的于江边的惬意，而“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
《春夜喜雨》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所作。当时杜甫与农民一起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雨来临，滋润农田，作者由春夜雨景，想到万物萌发，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抒发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于漂泊中偶过几年悠闲的日子，杜甫满足于自然风光赠予他的舒畅，得意于耕作收获的充实。自这两首典型的诗中我们可以穿透历史的风烟，与杜甫一起欢畅，一起感悟人生。
2.3 政治失意的犀利笔锋
唐玄宗时，由于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杜甫几次未受重用。政治上的失意使杜甫的眼光关心个人命运而转向整个社会。他看到了国家为“开边”而给百姓带来的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以《兵车行》一诗控诉朝廷“开边”政策给百姓带来的学生灾难，以“三吏、三别”来昭示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亟需国家实施有力的措施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日渐犀利的笔锋里，力陈黑暗的社会现实：百姓不能安然入睡，夜深了还担心“有吏夜捉人”，被捉去的兵丁面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的命运，更有甚者，有的人一去不还，落得“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悲惨结局。
2.4 寥落前程里仍忧国忧民
由于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在他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茅屋，看见无情的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看到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自己“唇焦口燥呼不得”，只能在秋夜黯然面对床头如麻不断的细雨。尽管境遇如此凄凉，杜甫此时想到的却不是自己，仍抱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社会理想，即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忧国忧民的胸襟！这种在自己寥寂的日子里，在自己身难保的境遇中，仍心系国家，关心人民疾苦的情怀，怎不令人生出敬意？
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他的诗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史”因此而得名。杜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来的文学风格迥然不同。但无论怎样的诗句，我们在中考备考时，仍要以杜甫生活的背景为基础，立足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杜甫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了解这位用心去抒写情怀的诗人，让他诗歌的思想境界以更开阔的意境展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 顾农.杜甫文艺思想的核心[J].语文教学与研究，1984.
[2] 庄海志.读杜甫的《月夜》[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8）：91.
【关键词】诗坛双壁；诗学观；创作态度
一
陈廷敬，阳城(今属山西晋城)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 1638 )，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其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邓之诚曾说：“廷敬与王士祯、汪琬为友，而诗文各不相袭，诗名不及士祯，而工力深厚似过之。”。邓之诚认为虽然陈廷敬的诗名不如王士祯，但是作诗功力深厚胜过王士祯。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其家世仕途履历与陈廷敬相仿。陈廷敬与王士祯共同立朝数十年，常一起游观宴享，一起“砻砺切靡为学”。沈德潜说：“康熙初，公与西樵渔洋荔裳愚山顾庵绎堂诸公，时为文酒之会，号称极盛”。并且陈廷敬把王士祯引荐给康熙，后来才受到康熙的重视。
二
陈廷敬和王士祯被称为康熙诗坛双壁说明二者在创作方面有共同之处。在清初诗坛唐宋之争的潮流中，陈廷敬和王士祯两位台阁诗人都属于“宗唐”派。他们接受了明七子诗必盛唐的思想，却出现了分歧。其不合之处仅在于取法对象一为老杜，一为王孟诗派而已。陈廷敬“论诗宗杜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崇尚深厚朴茂。而王士祯则以“神韵”为宗，倾向于王孟诗派。然而在唐宋之争盛行的时代风气里，他们对师法的范本较为宽容，兼收并蓄，并非独尊一家。陈廷敬并非以杜甫独尊，他的作品中也有“多以丰神情韵擅长”的清新自然的诗歌。而王士祯也有取法宋代“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诗歌，非独尊王孟一派。陈廷敬诗学风格学习杜甫，最主要是他的“一饭未尝忘君”的精神。其在《将归杂咏十二首》中说：“出处两途宁为我，潜藏一饭不忘君”。对其为官为民，重民爱民的为官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又如《臣诗叠蒙圣恩奖赏每聆天恩，感激之下，涕泪零落累日愧悚恭纪以诗》中说：“一饭不忘如杜甫，平生无憾胜虞翻。”发挥了“夫文以载道，诗独不然乎。”的社会功用。陈廷敬忠君爱民，他在《午亭文编》中处处表达了这种思想，“盖天下之大，亿兆之多，其俗之美恶，由乎我者也。民之俗果美邪，是我之能为君子也，民之俗果未美邪，是我之未能为君子也。……既以民而致贤，复用贤而致民”。谈到君臣关系时，陈廷敬说：“人臣尽忠主事，岂得以希荣于宠为心？人君以礼使臣，固必有报德酬功之典”。这种思想在其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其《石榴诗》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中就表达了对皇帝的忠贞不二赤胆忠心。陈廷敬不仅思想上尊崇老杜，他在诗作中也化用杜甫的诗句。如：“嗷嗷正值投林鸟，山鸟山花思友于。”(《题宋山言清泠图》)化自杜诗：“山鸟山花一友于”。陈廷敬诗的风格也和杜甫相似。《张东山少司寇宅观棋》一诗，沈德潜谓之曰：“东坡少陵语，一经熔冶，无限风神”。
又如《桑林午食二首》反映清初百姓家破人亡的景象，具有“诗史”之精神，颇有老杜之遗音。
陈廷敬的诗歌还体现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都是由杜甫发端的。宋代特别崇拜杜甫，杜甫的诗歌创作一头连接着“唐音”，一头连接着“宋调”。陈廷敬受杜甫的影响，他的诗作兼有“唐音”“宋调”两种风格。其善于模仿的诗人一为唐代的韩愈，一为宋代的苏轼。韩愈和苏轼是比杜甫对宋人影响更为直接和巨大的诗人，陈廷敬一再说明其学诗途径是：“不学西昆学杜韩，也从曹植溯波澜。最怜时世新妆好，敢道风浪大雅残。”(《自嘲兼简内直诸公》)。陈廷敬的诗歌同样也模仿学习苏轼，其诗句中也可以寻觅到坡诗的痕迹。如《张东山少司寇宅观棋》曰：“古松流水幽寻后，清箪疏帘对坐时。”出自坡《白鹤观》诗序中的“独闻古松流水之间”一句，以及诗中语“楸枰对坐，谁究此理”。从容挥洒而酣畅，意兴超迈，风骨遒壮。担任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大型典籍总裁官的陈廷敬，是一个精通文史和文字学的大学问家。在“以才学为诗”方面，他步武前贤，陈廷敬的这一类诗因为有才学而显得力大思沉，更接近“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而同“多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味道有别。《右军书乐毅论真迹歌》则是一首讲论书法史的诗歌。同时陈廷敬的诗歌还体现宋诗尚奇的特点，颇得杜甫韩愈之沉郁崩腾，坡之奔放恣肆。有雄奇艰险之境莽苍之气、拗峭之力。如诗云：
燕山蜿蜿如游龙,东将入海陵虚空。峦壑汹涌变形状,腾波赴势随飞虹。
长城枕山尾掉海,海楼倒挂长城外。地坼天分界混茫,山回城转横烟霭。
楼脚插入大海头,巨灵触捕海怒流。呼吸万里走雷电,崭凿中涌堆山丘。
――《澄海楼观海》
此类诗摹写物境，境中传神。字里行间充满了奥衍恢诡峻伟奇崛，似杜、韩之肆力。
陈廷敬的诗歌风格类型多样，不拘一格。有的诗歌呈现出清雅醇厚的“唐音”风调。其学诗途径决不仅仅是宗杜诗，而是广泛吸收前人诗歌营养，博取众长，转益多师。主要表现为：青年至中年学杜甫、韩愈、坡，诗风沉厚崛奇。随着晚年仕与隐矛盾的加剧，他迫切希望归隐田园，其诗风也趋于平淡自然，转而崇尚韦应物王孟等田园诗派。陈廷敬晚年诗风逐渐失去波澜壮阔之势，转为平淡自然，清醇朴茂如：
蹊回秋风温，径仄残阳闪。坡陀下高风，草木相掩苒。
填咽谷叶丹，山翠叠磨。流涧波丛林，清晖浓于染。
此诗和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静穆淡远，语意高妙，点染如画。注重动静的结合，色彩的搭配，宛然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动静相宜，色彩漾动。他曾经在诗中赞誉过韦应物的诗：“我观韦公诗，澹然生道心”(《韦苏州诗书后》) 。
陈廷敬的诗歌广泛学习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诗风既有奇崛恢诡的一面，又有清雅醇厚的一面；既有气格高古之作，又有淡远自然之风。诗歌中不仅有“宋调”还有“唐音”；（下转第234页）
（上接第232页）既有老杜的“沉郁顿挫”又有王孟的清新自然；既有唐诗的气象宏大又有宋诗的生新奇崛。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寄情于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49-01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崇高的地位和隆盛的声明被人们誉为"诗圣"。 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因而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1.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是由于时代和社会以及个人性格遭遇共同作用形成的。在唐代"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大背景下，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离丧、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的黑暗，人民因为战争饱受苦难，这些都使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无法实现，从而使他由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慢慢转变为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杜甫的一生，遭受身世之苦、时代之苦、国破之苦，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时代夹缝中，繁华成为了过眼云烟，国破家亡的痛苦时时噬啮着他，在如此的生活背景之下，更加激发了杜甫的顽强人格和爱国精神，他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
2.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气质以及人生信仰决定了他与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存在着十分深刻而广博的历史内容， 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讲述事实，反映现实。杜甫经常能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通过细枝末节的场景来体现出来，使人震撼人心，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艺术的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衬托写出了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罪恶。这首诗不仅是他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 而且是他对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综合表现。同时， 也标志着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成熟。
2.2寄情于景，忧国忧民。在杜甫的许多抒情诗中，他往往寄情于景，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景物描写中，流露着诗人的激情，交织着内心的复杂情感，政治上的失意，漂泊无依的感伤，在诗句中倾泻出来，一字一泪，感人至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高超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这种风格在《登高》也有体现，作者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来倾吐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寓于壮阔的景物描写之中，让人感受到了他那沉重的﹑跳动着的情感脉搏。在杜甫雄浑壮阔的意象描写中，还隐藏着他身世悲苦的暗流，寄寓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2.3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作品的始终。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的人格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他的爱国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身为官僚子弟还是沦为"众人"，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国家成为了他的生命的支柱，成为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渔关失守后，他曾经参加流亡者的队伍， 因而写下不少爱国的诗篇，如 "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勾画了长安城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
2.4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杜甫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不少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他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同情，渗透着对人民深切的爱。他的悲哀不是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想到了比自己更苦的人民，他在颠沛流离之后暂时得到安居的一间茅屋为秋风所破，偏偏又下？远雨来，他盖着冰冷的破被、躺在"床头屋漏无干处" 的破茅屋里，尽管自己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还是时刻想着天下的寒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更关怀的是那些无处安身的" 天下寒士" ，只要他们欢颜，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些动人的诗句鲜明地表露了诗人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幅安居乐业的鲜明图景，更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正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是一位面对人生，忠于现实的伟大诗人，无论生活使他多么痛苦，他从未脱离现实，他自始至终力求描写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疾苦，呼吁人民的心身，他的诗歌无论是形式或者内容都给中国的诗歌扩大了领域，成为了千古绝唱。
参考文献
[1]刘娜. 略谈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J]. 才智.2008，16期：98-99
中国古代诗歌中，“江湖”一词的语义有“江河湖泊”、“隐居场所”、“不在都城”、“在野”的擅变过程。“江湖”一词肇始于庄子的寓言，转变于陶渊明，集大成于杜甫，其后文人相沿成习。一方面，江湖仍然保留着本义用法；另一方面，与“江湖”共存着的还有“江海”“湖海”“沧洲”等近义词语。诗人可以交替使用“江湖”的不同义项和同义词，使得诗歌语言既有一定的约定语义色彩，又可以表现作者的各自个性特点。本文着重探析“江湖”一词的多重寓意在诗歌中的流变过程。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比法
研究结果：
“江湖”一词的首见于《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峋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里“江湖”的语义是“江河湖泊”。指适合鱼生存的环境。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俗语“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便出自此。
庄子哲学强调避世养生，他使用“江湖”一词，亦指适合于避世养生的生存环境。稍加引申，就有了隐居场所的意义。最早以“江湖”一词入诗的诗人是曹植的《杂诗七首》。“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曹植诗中的“江湖”用的仍为“江河湖泊”的本义。最早以“隐居场所”含义入诗的诗人当为陶渊明，其在《与殷晋安别》中写到：“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良才”指出仕的朋友殷晋安，“江湖贱贫”指隐居的诗人自己。不过，现存的全部陶诗中，“江湖”一词只此一见。之后，谢灵运也在诗中使用过“江湖”一词。但与跟陶渊明不同，谢的“江湖”并非来源于《庄子》，而是来源于春秋越国大夫范蠢功成身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的故事：“范蠢出江湖，梅福入城市。”虽然出处不同，但语义相近。
明太子萧统虽然给予陶渊明很高的评价，其思想和诗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将“江湖”以“隐居场所”意义入诗的用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从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初中期，著名诗人的诗作中以“隐居场所”意义入诗的并不多。王维、李白诗中虽然也用过“江湖”一词，但用的都是“江河湖泊”本义。有趣的是，王维、李白都是既熟知《庄子》，又仰慕陶渊明的诗人，可是他们都没有理会陶诗中取自《庄子》故事的“江湖”一词的用法。是一现象令人深思。
“江湖”一词入诗次数最多的当推唐代诗人杜甫。现存1400余首杜诗中，“江湖”一词共出现35次。其中的29次用的是“隐居场所”意义，只有6次是“江河湖泊”本义。他的“江湖兴”指逃离政治浪迹天涯，他的“江湖客”指的是不在朝为官者。杜甫诗中的“江湖”多指仕途。单从“江湖”一词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杜甫在诗歌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集前人之大成并发扬光大之。
杜甫之后，韩愈、李商隐、贾岛、王安石等的诗歌中仍有沿用“江湖”一词。语义和用法分别是“隐居场所”、“远离都城”的意思，不出杜甫用例。大约都与受到杜甫的影响有关。
李白在《李太白全集》中，以妇女孩子为题材的诗歌多达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九分之一。但李白为妻子儿女所作，吟诵妻子儿女或是隐含妻子儿女的诗篇却只有寥寥十余首。
反观杜甫，作为诗坛之圣，其创作的现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描写妇女儿童的诗歌并不特别多，妻儿诗却有相当数量。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杜诗中涉及对妻子杨氏和子女的诗篇，有四十余首之多。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妻儿诗绝大多数是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这些诗反映了杜甫中晚年的家庭生活。
综合相比，李白和杜甫在妻儿诗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两个人的妻儿诗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本文从两人妻儿诗的内容和差异形成的原因对此加以解析。
一、李杜妻儿诗的内容
李白思想庞杂，个性鲜明，常恃才傲物，不容于人。他是诗歌界的天才，有着率真与洒脱的一面。在李白的妻儿诗中，诗人又是如何描写他与妻子的关系的呢？这些诗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总体上来讲诗人对待不同的妻子，有着不同的一面。
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把得到唐玄宗征召的那种喜悦之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李白得志之后有点得意忘形。“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与一双儿女欢笑嬉戏，展现出诗人慈父的一面；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却是对轻视自己、嘲笑自己的刘氏的警告，另外也是希望刘氏能够善待自己的一双儿女。
反观李白对待另外一位妻子宗氏，则表现出深情款款、两情相悦的一面，与对刘氏形成了天壤之别。
李白别出心裁，站在妻子的立场写自己如何思念丈夫。诗人大胆发挥其浪漫主义的想象，把自己妻子塑造成一个思念丈夫的怨妇。这种站在妻子角度，代替妻子倾诉对丈夫的爱慕之情的表现手法以一般人的感受而言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此种表现手法与杜甫的《月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李白是一位善于将妻子的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心理，并将其美化升华的诗人。
对待一双儿女，李白又表现出舐犊情深的一面。天宝八年（公元749年），诗人离开东鲁漫游已经三年，此时在金陵的他念及在东鲁的一双儿女，作《寄东鲁二稚子》以表思念之情。
由该诗可以看出，诗人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心生内疚之情，甚至到了“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的地步。到此，诗人舐犊情深的一面也就到了极点。可惜生活没有给李白机会，他终身与子女都是聚少离多，一双儿女始终缺少父爱。
总之，从李白的妻儿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个性鲜明，感情细腻，思想复杂丰富的多情才子。他有讴歌妻子的诗，也有非议妻子的话，有舐犊情深的语句，也有不得不将子女抛之于外乡的苦闷。
杜甫作为人们心目中的“诗圣”，他的诗明显具有儒家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也表现在他于安史之乱中对妻子儿女的关爱与牵挂上。
纵观杜甫创作的诗歌，诗人照顾妻子、抚育子女，可谓是万虑丛集，操碎柔肠。在这些诗作中，杜甫累次使用了十种不同的称谓描述杨氏，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老妻”“妻子”“妻孥”“妻”等。而杜甫也时常称儿子为“娇儿”“熊儿”“骥子”“稚子”等，称女儿为“娇女”“痴女”“小女”等。这些无一不表现出诗人是一个恋爱妻子、宠爱子女的贤夫慈父。在诗人一生创作的诗篇中，表现妻子儿女的诗篇和词汇量之多，足以使人感受到诗人对妻儿那份真挚而朴实的感情。
杜甫29岁成婚，其妻杨氏乃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可知“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他们婚后琴瑟相和，感情十分融洽。在杜甫诗歌中，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发妻的浓浓深情：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8月，杜甫在羌村得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只身前往投奔，不料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沦陷的西都长安。当时正值中秋，诗人不禁望月思亲，写下了著名的妻儿诗――《月夜》。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寒食节杜甫仍为叛军所困，滞留长安无法脱身，于是诗人又一次提笔倾诉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了《一百五日夜对月》。
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妻儿辗转逃难，历经艰辛，一路上一家人冻饿交加，疲惫不堪，饱尝了衣食无着和寄人篱下的痛楚。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组诗血泪纵横，倾诉了杜甫一家颠沛流离、漂泊异乡的经历和苦苦挣扎的痛楚。当时正值乾元二年（公元759年）11月，杜甫携妻儿由秦州来到同谷，不久就从这里前往成州。这是诗人一生中行路最多、生活最困苦的一年。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携妻儿前往成都投靠好友严武，生活才短暂地安定下来。这时的杜甫在成都的浣溪畔获得一安家之地，建成了草堂，总算让妻儿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闲暇时的杜甫或与妻子对弈为乐，让孩子垂钓溪畔，或与妻子儿女乘舟遣兴。
“杜甫故里”经过数年时间的设计和施工，在原有杜甫诞生窑的基础上，修建了诗歌展区和诗人展区等，总面积达200多亩，一跃成为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地方。
整个园区的建筑风格为朱砂红白相间的仿唐代建筑，斗拱飞檐，结构拙朴。进入园区大门即是诗圣大道，大道正中耸立着诗圣的铜质造像，这尊塑像高九米、宽五米，杜甫左手握一书卷，右手扶着一座山。其雕法细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诗人两眼远望，炯炯有神，一改杜甫陵园那个弯腰驼背、一脸忧愁的形象。导游介绍说，这尊塑像是根据诗人年轻时登上泰山的情形创作的。杜甫曾豪情满怀地吟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仰视气魄雄放、凝神遥望的诗圣，我想，诗圣似乎也在为当今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感到欣慰，他的心声一定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园区中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站在泗河桥上，看着缓缓流淌的泗河，看着鸟儿飞来飞去。试想，杜甫当年看到的是否也是这般生机盎然的春色？如若不然，不会写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千古绝句。
诗圣堂展区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杜诗的风格，介绍了杜甫的诗歌成就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卓越地位。走进杜甫的诗行，能感受到诗人那颗忧国忧民、郁郁寡欢的心的跳跃，感受到他刻骨铭心的恨与爱，感受到杜诗沉郁顿挫的特有魅力。“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们一边聆听着一个浑厚男中音的朗诵，一边观看着旋转投影纱幕：两间十分简陋的土墙草顶的屋子，忽然刮起了大风，卷走了屋上的茅草，落到地上的茅草被顽童抱走了。杜甫只能倚仗叹息……杜甫用自己的勇气叹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从自己的苦难中想到了百姓的苦难、国家的安危，他把自己的忧愁和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杜甫也在诗歌之外显得愈加巍峨高大，辉耀照天。
在诗人展区，我们先后参观了杜公祠、瞻雪阁，接着来到了杜甫诞生窑。窑洞被一把铁锁紧锁着，给人增添了一种神秘之感。杜甫是在里面酣睡，还是在油灯下吟诗作文？窑洞背后的笔架山三十多米高，不高大却形象，极像一个放大了的笔架，荒凉，寂寞，一如当年诗圣的形象，一如当年诗圣的境况，让人心生感慨，唏嘘不已。
随后，依次游览了杜甫幼年成长的上院、壮游园、三友堂、怀乡苑、万汇园……一尊尊造像，一个个场景，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当年诗圣的踪迹。我们随着诗魂在此栖息，又随着诗魂漂泊四方。
最近读杜诗，颇有感慨。原来比较喜欢李白，现在觉得虽然李白比小杜大了11岁，但还是杜甫有大哥风范，大家风范。在中国诗歌史上，我认为杜甫才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诗艺，更因为他的谦逊、温暖、善良和包容。
李白和杜甫历来被认为是诗的双峰——诗仙与诗圣，但杜甫从来就不吝惜对李白的喜爱和赞美。杜甫在怀念、题赠李白的诗作中，对其瑰丽的诗篇高度赞赏，称李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更为感人的是，杜甫每每在自己生活境遇艰难食不果腹之时，首先想到的是李白。最为感人的当属《春日忆李白》之名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在长安思念江东的李白，表现无限离情和不尽挂念，让人动容。更让人惊叹是杜李可以在同一题材上写出难分伯仲的千古名句，成为世代诗坛佳话。李《渡远荆门外》咏：“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旅夜书怀》叹“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昼夜互和，相映成趣，传诵千古。
杜甫让人感动，不仅因为他的诗歌。杜甫不仅对才高八斗的李白赞美关切，对有争议的诗人同样力排众议给予肯定。时人认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诗歌有浮华之风，褒贬不一，杜甫却认为其突破了“宫体诗”影响，刚劲清新——“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提倡“转益多师”，海涵百川，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诗歌的高超技艺，而是一代文豪的胸怀和气度。
当今湖北被称为文学大省，在各个时代出现了一些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但本人认为，湖北当代的作家们特别是著名作家们，特别是同一写作门类之间，历来缺少良性的沟通和善意的交流，互相激赏抬美的事向来没有，倒是互不买账相互挖坑甚至讥讽者，时有耳闻。且不论他们的文学才华能不能与杜李相比，在这一点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吧。文学创作固然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但作家们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应该会对文学创作本身带来裨益，对作家拓展视野丰富提高叙述能力和技艺等诸方面带来好处。而湖北作家历来陶醉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以绝对的自恋，在心灵建一个私密的花园，不让别人走近。
由此看来，《湖北作家写作家》便有了深远的意义和引领的风范，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展示出崭新的风景。
湖北作家们终于从埋头写作孤芳自赏中抬起头来，打量身边的同行，有的找出书堆中沉压了多年的作品看起来。虽然他们见面握手亲切再见，但其实对彼此的作品并不熟悉。
“我真没看过他的作品，其实写的比我想像的好得多。”一位老作家感慨说。
阅读作品、钩沉往事、彼此欣赏、互相推介、共同探讨……一次次温热的触摸、内心的会晤，他们有了新的平台和语境，湖北文学第一次展示出其乐融融的态势，一些老作家在写作同行时得到启发，焕发出新的活力，有了更加高远的目标和创作方向；一些作家开始就某种题材联手，共同制订创作计划；一些作家为同行对自己作品的解读，感到惊奇和欣喜，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和才华；更多的作家把其留存下来，作为湖北文学一份珍贵的记忆和文友之间坦诚交流的一段佳话。
我想，不远的将来，底蕴深厚的湖北文学，不仅会出现杜李的千古华章，也会展现“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动人风景。（作家、湖北日报记者）
我想伟大诗人杜甫当初肯定没有想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会火到这种程度，会这么“忙”，时而扛着大炮机枪，时而脚踏摩托，时而客串漫画人物，在各种场景中穿越往复，大有“明星范”。如果说，年轻人这么热衷于崇拜杜甫是因为杜甫的诗歌，是因为发掘杜甫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内涵，我们定然欣喜有加。
可现在，不仅“杜甫”已经伤不起，我们更要伤不起！本质上，这是一种文化畸形意识蔓延造成的文化“变态”。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源于一些无聊青年的恶搞，在新版语文教学课本中，杜甫的《登高》配了一副诗人仰视感怀的图，原本是想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更好体会诗人当时的胸怀和感受。然而，就是这副单纯配图却被一些恶作剧惯了的“孩子”当成了创作材料，于是各种天方夜谭，各种奇思妙想，各种“穿越”，在杜甫老人家身上一再上演了。
杜甫作为我们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巨匠，也是世界历史文化中的星宿，这是我们民族与国家的骄傲。但是，杜甫今天被追捧不是因为其诗歌文学造诣，也不是因为其作为爱国爱民诗人的操守，更不是为了传承其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他被我们当下一些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挖掘出来，成了一种宣泄与恶搞的工具。杜甫“很忙”是一种扭曲的文化畸形病变，一再发酵后居然引发了更多人的肆虐狂欢。甚至已经把恶搞的激情蔓延到李白身上。
杜甫“很忙”已经引爆了网络，各种版本的杜甫让这些孩子们在自嘲与自虐中狂欢，这种狂欢肆虐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应了物欲横流之下一些年轻人的亚健康心态。玩世不恭、轻浮浅薄背后是心理上的叛逆造作，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却沉醉在自我戏谑中，为了博取眼球不惜扭曲人格，进而一步步走向道德底线。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当前类似于“穿越文化”这样缺少积淀与内涵的畸形文化形态，正在对年轻人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亚健康的文化品质，掺和着全民娱乐的恶俗，不仅杜甫受伤，伤害更大的是我们承载希望的年轻人。
杜甫“很忙”是一种对文化的摧残与践踏，这是在给我们以历史文化巨匠与大师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抹黑。说到这，我们在看“孩子们”眼中的杜甫“很忙”，不仅没有丝毫的笑意，反而背负起一种压抑的责任与义务。不要再发酵这种没有内涵的轻浮文化，让我们的大诗人杜甫“歇息”吧。当然，这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社会、家长、学校，乃至我们教育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问题，究竟该给我们的青年人填充一种怎样的文化营养，来满足他们对文化的好求，以此来塑造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价值观与人生观，这是杜甫老人家饱受“摧残”后给我们的深思。
杜甫“很忙”，忙着“被穿越”，这种挖掘杜甫不是因为读懂杜甫，而是抱着一种戏谑心态，这种心态作为一种亚健康文化意识应该被及时矫正。杜甫“很忙”不好玩，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真正去读懂杜甫的诗歌，从其文学造诣中发掘诱人亮点，从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操守中读懂一个青年对于时代应有的责任。
中唐前期，诗歌相对沉寂，刘长卿、韦应物继承王孟诗派，以山水田园诗见长，工于五言。
元结、顾况等人的乐府诗歌反映了民生疾苦，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人物。
从贞元中到文宗太和初年的三十年为中唐后期。在这个时期，诗坛上出现了“中唐之再盛”的局面，诗歌发展走向多元化，形成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
白派―――以白居易为代表，还有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他们吸取杜甫成功的创作经验，以新题乐府写时事，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其诗以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为主要内容，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和乐府的形式为主要艺术特征，在当时影响很大。
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还有贾岛、李贺、卢仝。他们以奇崛横放的笔墨矫正了大历以来平庸浮艳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而特别致力于在杜甫胸中笔下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境界。内容上他们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甚至写凶狠；形式上他们以散文句法入诗，选用词语生动传神；尤其是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勇于大胆开拓，作品想象丰富而奇异，具有奇崛冷艳，明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成为中唐诗坛上又一位富有大胆创新精神的天才诗人。
同时，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人。他俩并称“刘柳”，其艺术风格不同于以上两个流派。柳诗峻洁而清腴，模山范水之篇，上承谢灵运；刘诗简练而沉着，讽刺时政之作，下启坡。
总之，中唐是唐代作家和作品产生最多的时代。
四、晚唐诗歌（文宗太和至唐亡的七八十年）
被后人尊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
杜牧擅长用大手笔写咏史诗。在他的诗中，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就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利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他长于七绝，格调清丽明快，风格俊逸豪爽。
李商隐则长于七律，擅长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深情沉郁、绮丽精工的风格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衰，足以接席杜甫而无愧。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又不易理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呈跳跃式，意象组合非逻辑式，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常常可作多种理解。其艺术技巧，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贡献。
同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情思才力比不上李，但其浮艳的作风对唐末诗人颇有影响。
大中之后，诗坛上出现两种倾向：一种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继承新乐府现实主义传统，批判现实，但才能不及中唐诗人；另一种以韦庄、司空图为代表，诗作注重形式美，思想内容贫乏，但艺术成就较高。
【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
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的有识之士，很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作为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山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当杜甫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杜甫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也许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亮、最耀眼的星座，你和杜甫一起辉煌流转，活在后来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你不仅灿烂在中国的文学史中，也随着传统文化一起走向世界。
你出生的那个时刻和地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记起。你思乡的明月却依然在千百年后余光中的诗中延续。在盛极而衰的大唐，你横空出世，震撼了今后的几十年，几百年，也可能会是几千年。在唱响最浪漫、最动人、最伤感的旋律之后，你沿江顺流而下，最终消失在一个没有尘垢的地方。也许天国是你最好的去处，在这个地球上没有适合掩埋你的尘土，所以你是太白，是青莲，是谪仙。
和你同时代的杜甫是现实的、沉郁的，作为朝廷命官，尽管历尽坎坷，他始终是忧国忧民的。他的情思浸润在他的诗歌中，也随着文脉延续了千年。
而你，无疑是浪漫的、豪迈的、超脱的，同时也是无奈的。你留下的意象是明月，是美酒，是剑，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许正因为你一生都在奔走，才总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许是因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才“举杯消愁愁更愁”；也许是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才愿意像豪侠一样仗剑建功立业……也许有太多的也许。但是我的假定改变不了你终生的颠沛流离。尽管我知道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传奇故事，尽管你的诗歌在唐明皇的宫廷里传唱……对于大唐的朝廷来说，你仍然只是个过客，是个优伶。那里没有你的位置，也不适合你的性情。
你本来是从江湖来的，只是路过了朝廷，为的可能就是留下一段故事，但仍是要回归江湖的。于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边游历，一边赋诗。灵山秀水激发了你创作的灵感，你的诗歌也让许多的山水走进了文化，走进了历史，走到了今天。好酒的你回归江湖之后当然不能没有酒，也许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品尝过许多有名没名的酒。可能你想不到的是，沾了你诗歌的光或者你名字的光的，是一千多年后的“诗仙太白”酒和“白云边”酒。不知道你到底喝没喝过和它们有关的酒，但因了你的缘故，我们总应该品尝一下的。也算是借点诗仙的灵气吧！
你际遇的不幸却是诗歌和中国文学史的幸事，是今天我们的有幸。作为后人的我真不知道是替你不平还是为诗歌庆幸。但你无疑是超脱的，是看破的，是不在尘缘之中的，所以晚年的杜甫在遇到你之后才会写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千百年之后，你走进了历史。我在你的诗歌里徜徉，也在你的故事里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