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5 16:27:4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文化
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来看, 传统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势力最大 、影响最深广的理论学说, 同时也是两种最切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文化学说。因此,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文化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也就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采取所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剔除或改造其中的消极层面,发掘并弘扬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另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述和理论建构上,也要努力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化形式。同时,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何在呢?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者回顾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传入的各种西学中所以能独领,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它满足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不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恰恰是为中国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具有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则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
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论证“结合”的可能性,指出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不仅有着悠远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而且在自然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对人类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结合”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正确方向,这种结合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和进一步发展,又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时代提升,有人说“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是很有见地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途径
有论者认为,有必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其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其联系在于: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的论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主要缺点即缺乏形式逻辑的弱点、经学方法的弊病、忽视个性的缺陷在过去几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入的批判和非常彻底的克服,这些缺点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仍可能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多数论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的前景抱乐观态度,认为作为人类哲学智慧之最高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具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且不断地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它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不可限量的伟大贡献。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这就是既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又要结合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进行民族文化的创新。
首先,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面向实践的科学理论,它具有着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在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理论形态；实践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27-05
从1923年和1928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1930年、1931年、1934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争论的三次高潮，再加上1931年到1936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雏形—思想的文学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把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经历了“”十年浩劫，文学艺术花园已经是百花凋零，文学批评已经沦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和武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十年浩劫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以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逐步对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行全面反思。以邓小平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精神，进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反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进行着正本清源的伟大事业，真正进入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开始了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思想文学批评和邓小平理论文学批评的雏形和轮廓，构想一种能够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毫无疑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是，至今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仍然是没有达到共识，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根本就没有本体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蔡仪就曾经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0年以后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1］16。其实这个说法的根源来自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在初版于1939年，罗森塔尔、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词典》中，本体论就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哲学。“本体论（古希腊文—关于存在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不同的一种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的学说。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存在学说与认识学说对立起来，企图创立一种在存在、在思维形式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之外，并且不以存在、客观实在为转移的思维形式的学说。‘本体论’这一名词的创造者克利斯提安?伏尔夫（1679—1754）就已经把存在学说和认识学说分割开了。往后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变成了对立，滋长出各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派别，并在唯心主义的形式逻辑中开创了对范畴和形式的传统看法。”［2］105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见。它鼓吹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用认识论遮蔽或吞没了本体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不可能没有本体论这种关于存在的本原和方式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当然它的本体论就理所当然地是实践本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应该是“实践”这种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根基。对此笔者曾经在《必须澄清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不再赘述［3］。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核心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35-02
近代中国经历了改良和革命，最终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思想。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过程，思想形态的历史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对于中国来说，则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至今仍带着所脱胎出来传统文化的痕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
中国封建主义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经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勃发，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就带有封建主义的表征，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时间较长，影响深远，以孔孟儒家学说为典型代表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社会根深蒂固。特别是到了中国的近代社会，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各个角度表现出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从文化形态上，封建文化寻求一种保守的、稳定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文化，如中国古代推崇的中庸之道，这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相背离。
在西方文明和中国旧文明相撞击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思想火花和文化烈焰使封建文化不可能按照既定的旧有轨道继续前进。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开了中国封闭几千年的国门，而且也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的文化意识，造成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与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激烈的现代文化逐渐取代已经日暮西山的古老的封建文明，在西方的炮火和各种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开始重塑中国的近代文明，制度变迁中文化主导发生了变动，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近代以来，中国从社会发展上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不代表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近代社会的传统化仍然是社会大众的主流的文化。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传统文化
在先进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下，封建专制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思潮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开始冲击中国的旧有思想意识形态，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罗网，为人们打开了眼界，不但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且为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前提。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逐次递进的思想文化变革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一样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种合乎历史逻辑的客观要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支撑封建社会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陈独秀、鲁迅等都撰写文章激烈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讴歌西方的自由民主。这时候主要汲取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不能解决中国复杂的实际问题。辛亥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结，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十月革命后，新的社会民主思想在中国普遍传播。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的风向标在新思想的席卷下首当其冲，其中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分化，以、陈独秀为首的一部分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征程，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
这个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以俄为师”，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战斗性。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救亡图存的工具与手段被引进，通过与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想的比较验证，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脱于各种学理思潮之上，在中国历史实践发展中生根，在与各种思潮的比较发展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仍延续至今。虽然它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现实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阻力。尽管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然而道德伦理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走过的弯路，特别是“”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进一步把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排除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放在文化建设的主要位置，并作为文化建设的内在基础。
社会主义不能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进一步论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倡导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倡导人民民主、平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这一文化思想奠定了新中国反封建文化的基础，反映了时代和革命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和进步，铸就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
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成为邓小平改革的思想火花，突破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封建思维模式，为中国后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启蒙。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通过实践看到，想用一个冲锋就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根源于社会思想的因素。历史发展是积淀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纳入历史发展的程序。邓小平也从中国建设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属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小农国家里首先奠定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基础，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再做一遍。这绝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得到完善。2000年2月，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里特别从执政党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角度充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随着发展理念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增添了更加符合时代内涵的新内容。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阶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上的重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为止对文化的超越认识，也是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超越认识，进一步证明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文化进步的现实途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发展包括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从中所表达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理解，它使理想和现实、过去和今天有一个互动的承接。以此为基础，中国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向前，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中的和谐文化，使以封建专制主义为表征的传统文化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社会现实都真正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的，认识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体现了真理的过程性和具体性。它要求我们在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注重其精神实质，而不纠缠于其具体论断、个别词句，同时要时刻注重对实际的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按照中国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每一次结合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围绕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的。每一次结合的实现，都是新一次结合的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思想是这一路径指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取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任何一种主义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因而它只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具体国情相适应，实现这种主义的本土化，才能得以在不同的土地上，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此作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原理的实际运用时强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也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性，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由认识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化、不断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正由于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对中国实际的认识，都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与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我们通过实践的一次次检验，来修正我们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而随着实践的深入，曾经正确的认识也可能变得不再正确，也需要我们不断修正，不断超越与创新。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绝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帆风顺的。正如所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贫乏”。由于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它的某些具体论断区分开来，与俄国革命经验及苏联建设模式区分开来，在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都付出过巨大代价。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也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回顾新中国60年的伟大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书本词句”到注重“现实关切”、由被当作“公式标签”到当作“行动指南”的曲折过程。综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什么时候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由于我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别国道路，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1957年之后我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与我们教条地、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等不无关系，其实质，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坚持好。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强调的，认识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的。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断延展，不断实现理论的超越与创新。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加以总结，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实践，再总结，再发展，循环往复、不断超越与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体现了真理的过程性。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真理。事物是过程，实践是过程，认识是过程，真理也是过程。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关键就在于它与时俱进，保持了自己的动态性。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片面地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所作出的某些具体论断，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其补充新鲜血液，使其永葆青春活力，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也体现了真理的具体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在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独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固定的道路和模式是没有的，照抄照搬绝不可能取得成功。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当然，在中国更不同于其他各国，因为中国在国情上更具有特殊性，辽阔的国土，13亿多的人口，没有经历像西方国家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国情的特殊性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有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创新的胆量与创新的气魄，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性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注重其精神实质，着重学习其所提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要纠缠于其具体论断、个别词句。邓小平曾倡导，“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怎样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语录，当《圣经》，奉行“拿来主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简章地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结果导致了理论的“水土不服”。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灵活地加以运用，用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指导思想科学，目标指向明确，使理论在中国结出了累累硕果。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没有忠实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看起来思想不够革命，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要求我们时刻注重对实际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必须坚持不懈。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高明的指导原则，如果不是和当时的、真的实际结合，而是和“以前的实际”结合，和从书本中得来的“实际”，和报表上看到的“实际”结合，也难以发挥其指导实践的效用。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些人好高骛远、心情浮躁，不肯铺下身子在调查研究上下真功夫，只是走马观花、蜻蜓掠水，搞花架子、走过场，不能掌握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只能从书本出发，从下级的报表出发，从不全面的报喜不报忧的材料出发作决策，拿这一决策来指导实践，就会出现与实践的脱节，导致工作的失误，而他们又会把这一失误的原因，归罪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管用了”。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要求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也要求有对实际切切实实的认识，只有二者都做到了，才谈得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无主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中国化，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60年的伟大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现在，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积极引导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只有通过创造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相适应的文化动力，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向深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文化；文化基础；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灵魂的再创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而运用其最基本的理论去塑造人们的认识。“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形式上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更有助于其宣传和传播。” [1]从文化意义上讲，要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必须从人民大众的不同文化层次去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思想在体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每个阶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2]36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正是各种文化各尽其能的表现。“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3]23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历史传承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去积极引领大众意识，防止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识上的僵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必然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滞后性，于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成为引导人们认识新生事物的灯塔。“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现实情况是，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和挤压着，它们互相冲突、碰撞、排斥，而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4]30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上的引路者，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传播对象的群体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大众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普遍价值观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形成相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向。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5]（二）不同文化之间相对统一的和谐共生。要建设和谐共生的文化首先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在相互交融间会产生碰撞。因此，我们要在充分探究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去诠释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谐状态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三）大众文化是动态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动态性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大众文化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天地之性人为贵。”[6]24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契合 融合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想要介入本土文化都必然要有其介入的合理理由。尤其是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文化底蕴深厚，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想介入其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新传人中国的外来文化首先会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排斥，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与了解后，才具有了可接受的语境和氛围。作为西方文化的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样也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自己的东西，就必须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腐朽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应该所具有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国眼光和中国视野。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就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理想情操等等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之处
（一）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的共鸣
“大同”社会的思想古已有之。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礼运》）。”孔子的大同思想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康有为也在其《大同书》中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私有制已经被彻底地根除了，“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在农业方面，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兼并都不再存在，“举天下之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在工业方面，不再存在私人生产，从生产资料到劳动产品一律归公共支配。“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公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也”。在商业方面，“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此外，其他如林业、渔业、牧业、矿业、金融，也都是公营；各种公共福利事业，育婴院、养老院和文教图书机构、学校等，都是实行公产、公营。在整个大同社会里，从生产到分配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在一个发达的、有序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下，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欲望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社会财富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人们只要开具一张订单，商店即会将你需要的东西送上门来，工商两部则及时根据全球的需要来组织生产。整个社会，“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珍天物”。总之，到了“大同”社会，国家、家族、阶级（等级）、君主、贵族都不存在了。在“大同”社会里，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孙中山更以“天 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这些描述看似朴素、疏浅，然而，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诸多相似之处，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贡献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提出了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最终消灭私有制，走向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获得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又一契合点。
（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契合
关键词：事实；文本；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奠基于对一种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规制着真正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了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操心”性地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地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付诸于“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如人—— 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 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然的”。[1]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约，剔出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所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2]而且这样一种理念成为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到了中世纪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承接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外在的具体事物的多，看成是原型为一，一涵盖杂多，演化为多。虽然柏拉图对此早有警觉，“一方面，同类的具体事物是多，它们的相是一，一个相涵盖多个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同时不止属于一个种类，这种情况下，具体事物是一，与之关联的相则是多。第一方面意味着同质性：诸多个别事物同属一个种类。第二方面则意味着异质性：同一个别事物同时属于诸多不同的种类。柏拉图在提出相论之初只注意到了第一方面，到《巴曼尼德斯篇》才意识到了第二方面。” [3]但是甚为可惜地是，它以放弃了相作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为代价，通过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置换了。
依照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来看，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事实成为了“顽固”的“哲学事件”，他绝不亚于思维内在性如何切入外部世界这一康德式的“哲学耻辱”的批判。如果说康德还是在哲学上对理论批判，那么，理论如何真正切入事实则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只能应对。柏拉图将异质性事实问题推到了哲学的“前台”，问题在于其在维护理念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纬度中最终没有走出这一影响后世的真正“柏拉图陷阱”。现今我们在次回到这一问题中，首先要寻求的莫过于，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种有着两千多年的陷阱呢？对此，我们不妨将问题设问为，这样的陷阱本身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是要直接解决还是跳过这一陷阱呢？如果我们跳过这一陷阱又蕴涵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景。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异质性的“复数”与理论世界的“抽象”的不完整性即或多或少地舍弃掉一些事实中的元素，从而我们经常会看到理论指导实践出现严重错位的现象，这已经足够证明“柏拉图陷阱”问题本身是真实的。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是理论我们就无法使其包容事实一切，承认了这一点，就告诫了我们越过这样一陷阱来思考才是“走出这一迷宫的珍宝”。从理论与事实的不对等性来反思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机制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当一个理论工作者执着于理论的创作中，可能更多地是面对各色的理论进行自己的理论再创造，但“柏拉图陷阱”已经告诉我们理论的“抽象同一性”是理论致命的硬伤，推而论之，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已经“抽象同一性”的理论时，本身相应于前者再形成的“二阶理论”必然在抽象的同时，丧失掉更多的事实内涵。那么，理论的真正创新机制的图谱为何？对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问题，我想试图从描述认识论的知识发生学的方向上将创新的源始关联项跃显出来。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学术史概念，[4]但是雅氏本身对“轴心时代”的东西方的远古文明的产生机制的深入探究、对于古希腊为何能够使得欧洲人“家园之感”、为何能够提出了后人无法超越的真实问题、对于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来讲为何真正堪称原创的时代，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台北曾组织学者通过对中国先秦时期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了研究并有论著发表，[5]而在香港则曾以《二十一世纪》为代表发行过“轴心时代”专号加以讨论。[6]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轴心时代”的繁荣的讨论渐势成为学术热点，但将其作为理论创新机制来挖掘的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对于中国的孔子来讲，其理论的创作真实的来源在于直接面对中国的先秦社会现实，而不是文本。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今天看来，一个学术史案例就是他们属当之无愧的原创哲学家。现在我们常概言“大师”的缺乏在于环境的缺乏，其实更准确地讲，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碰撞中，过于垂青于理论思维所导致的，而忘却了中国本身更注重于“事功”。当然不能说创新性思想只能属于古人，我们知道后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显然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
二、“脱节的时代”、人类理想与马克思学说建构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句名言说到了时代，也说到了这个时代，不过它所关涉的是单数的这个时代，[7]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这么表达显然是深刻的。“把握时代，要求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面对的现实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从上述一般原创法度机制回到马克思的原创论域中，这也实际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创新”。今天的理论界大量存在着不分古今、不分语境、不分问题的引述别人的文献，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则以从第1卷-50卷同质性引述为非反思的流行状态。[8]而对文本的“过度青睐”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那就是以引述数量颇多为荣，以引述古典较多为荣，而这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推至“旧书堆”中，有太多的书要读，即使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从一出生也难以读完亚氏的所有著作。汉语词“书呆子”莫非是说，忘记了生活本身而痴迷于书本无法走出来，现在的学界体制正好是将一个个“活泼泼”的“学人”转型到“死沉沉”的“专家”的“造人平台”。我们一再被教导的是，好好读书，面向文本本身，这当然不错，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最能激起原创思维的面向事实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不是主观意志的想象，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回到马克思的原创空间，一同面对那个“脱节的时代”之后，对于体认这个论断将更加深刻。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而此时在马克思面前站立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法国西蒙西斯蒂与英国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梯叶里、基佐、米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现在要问，面对如此学理资源，马克思学说建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呢？
正如马克思在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评论中所指认的那样，它们“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pari]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9]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切入社会现实的一种独特的“距离”视角。这是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理论、社会现实、社会前景作了一个“距离”。以经济学为例，西方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零距离”，而在方法论本质上限于资本，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微缩，将一切社会元素化为线性因子，以躲开资本在社会总循环中长期积累的无法均衡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遮蔽阶级对立和政治斗争对剩余价值分配的非均衡影响，微观与线形化的目的莫非在于使用数学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经济学推演。保持“距离”与马克思的理想有关，早在1835年，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就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0]而这也成为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在人类的立场上，为贫苦的人们特别是无产阶级寻求一种解放的道路成为了毕生的志业。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上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离开了这样一种立场，马克思主义也将被彻底肢解。
设定理想，用旧有理论拓展理想，发现旧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此之后，转而彻底走出旧有理论，重构理论这可能是马克思学说建构的运思之路。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受过青睐于康德、费希特哲学中“应有”与“现有”，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用“应有”批判“现有”，但是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马克思发现脱离了实际的法与法的实际形势，而“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0]这样一开始于“面向文本本身”，后有在“面向事实本身”之后，走出“文本本身”在马克思的学说构建中是常常发生的。如，在《莱茵报》时期，面对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用黑格尔的一套理性原则，力图让“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这样的“文本碰壁”现象促使了马克思从新探索，接着又踏进了费尔巴哈的道路上，即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与黑格尔理解的“颠倒关系”使得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的迷宫。原先受到黑格尔以及启蒙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还信赖着黑格尔一套市民社会理论，在《莱茵报》之后，马克思面对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实现精神”。[11]并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说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1]
如果从其哲学观上来看，站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更加能够说明马克思一直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面向事实本身”原则之下，将一切理论放在“事实”下面化解，那些试图才从各色各样的西方哲学的纯粹词句中嫁接马克思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意。[12]只有在“哲学之外的哲学观”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才能彻底划清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廓清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说之源，从而确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性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9]它不是为了创立完备的哲学体系，为现实辩护，为现实世界做出某种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思潮的优点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在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 [11]这里不再是词句的喧嚣而是“实践”的现实“变革”。
面对“脱节的时代”，在人类解放理想的引领下，在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摒弃旧有的理论资源成为了学说建构的真实历史原像。我们看到为了设定体现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社会观;初步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帮助马克思注目于经济领域，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指导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系统化，全面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从而作出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可见，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理想，为了设定和论证理想而创立科学工具，伴随科学体系的系统化，最终把理想全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在马克思学说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理论成分之间，理想与科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成，而在这种理想与科学的动态统一中，理想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了设定理想，马克思就曾借助于科学的社会观，为了进一步论证和实现理想，马克思又把他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社会和历史领域。这就像为了让建筑不可动摇而不停地把地基夯实一样。[13]如果说理想成为了马克思建构的明灯，那么“面向事实本身”成为了其不断走出旧有理论的坚实地平，一旦站在了“事实”的地平上，马克思学说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三、社会转型、中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台湾学者首次将“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以来，对社会转型通常理解为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同时，社会转型并非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其实质就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变迁。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揭示的政治发展一样，社会转型的方向不仅有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存在着消解的一面。就目前国内理论界来讲，我们并不缺乏对社会转型的描述性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讲，我们真正地作了“本质性”地把握。在本质主义看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但追求本质却激荡着人们的豪迈热情，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作了过多性的“哀悼”，但作为中国人总要启程。
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现实，社会理论，包括中国人，都将面临着“痛苦”的认同困境。特别在中国的大量西文本的引进过程中，出现了“尽管中国论者所援用的西方理论不尽相同、其理论渊源或理论脉络亦相当繁复，但是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 第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第二，把西方论者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第三，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第四，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且仔细的研究；第五，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非彼即此的判断。” [14]上述学者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的批评是极其深刻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直面国际学术界，同时又能深刻地把握住自己的“中国问题”，这本身就迫使理论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到底怎么样才能具有“全球性”，怎么样才算把握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思考的实质在于，如果我们已经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中，成为全球的一个构件，那么，中国的本身就是全球的，我们的中国学术当然理应是全球的。这就触及到一个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的学术环境中找回“学术的自我”，如果我们仅仅在“西文本”中痴醉，满口不着边际的“学术黑话”，在一切悬空了的学术中，中国问题始终没有出场，而出场的，或将被推之出场的莫过于是西方的话语重演。我们的学术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成为了绝佳的“赝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 即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怎么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可以进一步转换这样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这30 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做出什么贡献？” [15]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学术建构中，能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指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学术鹄的。
担当这样一种转型的理论形态，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假设排除非正常学术化因素以外，在国内的学术的“公共话语”中，能够把各自的理论汇聚为一种涵盖性极强的理论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具备了这样的实质要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实的理论指导中，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首先具备“全球性”，可以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些年来非常活跃，其理论研究水平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反对“洋教条”， 反对“面向文本本身”的纯粹学究的态度， 但交流和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到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讲，像科亨、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这样的学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但与将“面向文本本身”置于“置于中国现实问题”之下的次位的原则要求并不矛盾。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阅读罗蒂走出罗蒂”，“阅读哈贝马斯超越哈贝马斯”，但是理论界却有着单色调的“文本崇拜”现象却阻碍着中国转型理论的建构。依照前文所述，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复数”的异质性社会，对其提供一种恒固的理论单数形态本身堵塞了理论的生成，那么，作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正在动态的过程中克服这样一种古老的理论难题，走向真正的实践理论形态。
寻找中国学术的主体，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使命。而将此落脚到现实处，最为核心的将是读懂中国现实。所有的“面向文本本身”的理论活动，都将皈依于“面向现实问题本身”的实践活动。任何游离于中国现实的理论，都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融入到中国的个体世界，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世界。可能有学者疑问，作为一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的学术主体，在这里只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球”的就已经足够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使我们相信其能够给予我们变革世界与变革自我的力量，这同时对中国来讲，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事实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摒弃只关注“面向文本本身”所造成的“主体迷失”现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以此作为“理论示范”引领中国学术。这是一种“暴力性”的击毁整个中国“血脉”的传承。其次， 这种创新实践的展开，无非是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统统放在西方知识框架中加以过滤，加以恣意的“裁剪”或“切割”，这些研究成果势必带上西方知识烙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为严重。情况更为吊诡的是， 中国论者对“消费”西方知识乐此不疲。最后，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即要在原创法度中，处理好“面向文本本身”与“面向事实本身”的辩证关系。将“中国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立足点、研究过程以及最终的理论旨归中，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问题，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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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样本式”
中国哲学史研究至四十年代左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数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洗礼较初传时期已有质的推进，鲜明的中国性格已经显现。代表性的著作是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较成系统的著作还有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这也为后来“样本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调。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书名上看研究对象是中国政治思想，实际内容则是中国哲学史。吕振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中国哲学及思想以中国社会变迁为基础而展开的，它有着自身的脉络，即使过时的思想也有合理内容，会成为新思想的资源。在书中他依据这一思路对中国思想通史中合理的因素进行了挖掘。他明显划分出两大哲学及其思想走向，一是统治阶级的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一是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在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都存在这两种走向，前者主要体现为唯心论，后者主要体现为唯物论。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史里唯物主义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传统是可以结合的。在他以后主编的各卷中都是围绕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相结合这个主旨进行的。当然这种论证在实质上还是“以马释中”的模式。他们的这种研究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基本上演变为范本。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独享”。在这里可称之为“样本式”。代表性著作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这时的研究是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为指导原则的，这个定义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的派别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即众所周知的“两军对阵”的公式。这成了哲学史研究不可怀疑的经典和指导原则。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下进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寻到思想发生的社会背景，在具体的哲学家那里做出阶级的分析和断定；其二是党性原则，即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的斗争史；其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内在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两军”斗争的规律，哲学史就是要揭示它。当然这种根据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有益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是，将这作为唯一的内容和模式就扼杀了个性，堵住了创造的源泉活眼。这种“样本式”研究前途是可危的。反过来说，这同时也刺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使之成为一种僵化，双双受缚。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
进入新时期，哲学得到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开始摆脱束缚，突破和推进的进度逐渐加快。几乎同时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研究的新转向、新趋向。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其实是研究多样性的一种寻找，而且一直没有停下来。在整个八十年代大体上由“两军对阵”转向“认识史”，即“回到列宁”对哲学史的定义上去：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虽然这表明此时哲学史研究还未摆脱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直接的确定答案来作为指导原则的模式，然而根据列宁关于认识史的三个观点的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通史研究，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现了新气象。在通史研究方面，强调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因而力图勾勒中国哲学史所体现的认识发展规律，即认识的矛盾运动。在个案研究上突出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应批判的扬弃。在专题研究方面，侧重范畴、概念的研究，并且这一点成了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新的研究成果说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有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思路会有新的境界。若我们先依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我们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他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然后来一番梳理。然而事实上，我们哲学史研究在接下来走上了另外的路。在九十年代形成了与八十年代哲学史是“认识史”相衔接而又不同的一个新趋向———开始转向智慧层面的努力。这是对民族智慧的自觉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一条正确道路。冯契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构建了一个“智慧说”体系。论证了知识层面向智慧层面转向的必要性，而且在将知识与智慧相统一上开出了一条新途径。作出了一种极富个性又与时代、传统紧密结合的新探索。此时期第二个转向是从“认识史”转向生活世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侧重将哲学史研究的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寻求思想观念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与互动。这是对哲学智慧的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又一条新道路。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明它不再依附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开始努力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逻辑和理论特质，推进自身对哲学智慧本意的反思。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再单一，有了更深刻的自觉，恢复了个性多元的面貌。这种生机的恢复并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取得的（事实上也根本无法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辉映。
3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展望前“思的事情”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开展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这其实是接着九十年代的两个趋向的更自觉更深入探究，它包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以往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的合法性和中国哲学新建的合法性三个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段的探究中，学者开始展望“中”“西”“马”对话会通。然而作为一种探究之中的东西，总不免常常又流于泛泛而谈。因此，欲寻到真切的对话，我们还是要深思一番。在思之前我们已经明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硬地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会使双方都受到戕害。这提醒我们在路上必须小心翼翼。思从那里开始呢？我们得从中国哲学史的造成处开始。在这里才能看到极其丰富的综合，这综合是关于哲学自身的事情。因为许许多多牵涉哲学自身的重大问题都在此处凝结，形成一个能够面向无限可能的域。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造就，明显处处是立足于“中西比较”、“中马比较”而得的初步成果。但在这个立足于比较而形成的开端中，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而完全被遮蔽。恰恰相反，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近一百年的进展，正是说明其自身的理论特质一直是作为主线而得到贯通的。在中国哲学史的发端中，其自身的特质能通过比较更清楚地得到呈现。思到这里，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问到哲学自身上来了，因为不问它，我们就不能获得这个发端的任何秘密。我们这样问:是谁让比较显现出来，成为可能的？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它是把从事哲学这样的事情当做对普遍和绝对知识的把握，从而形成了它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传统哲学恰恰与它“异质”，不具有一种传统西方哲学所称的那样核心的本体论。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哲学问题的指向、问题的表述和问题的解决方面是极其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引导一种在实际行动中体验的智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彻底挖掉了形而上学及其产生的根源，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次革命。因此，中国哲学史在开端之处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并且由于其介入而形成一门学科，是有内在根源的。问到这里，我们发现使得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形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它们各自对待哲学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各自对待哲学的态度就是它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这种态度可以让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补、互动、互进。一旦从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从生活世界来考察哲学，考察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就把哲学智慧与现实行动结合在一起考虑了。而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刻就站到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它，面对它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考察，遭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的缺陷可以被克服，它未来的超越之路也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中国哲学对生活智慧的热爱与追寻、对每个人自由与发展的真切关怀，正是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是一种更真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在此时才会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局外人，恰恰是那个切身的鼓舞者和同路人。
作者：张涛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