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7 19:40:18
论文摘要：可持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关系，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时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以期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这种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之上而又高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分析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的矛盾
根据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建立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基础之上。而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是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即GDP核算。现行的这种GDP核算未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而这些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样势必造成在以片面追求扩大GDP总量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既然存在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矛盾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为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联合《环境经济综合核算2003》权威文献。其中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全面阐述详细说明了把资源耗减、环境保护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方法和基本准则，构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基本框架可以就环境对经济的贡献和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一致的分析。这样，构建一套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呼之欲出，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之间联系紧密交相辉映。可持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又进一步完善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尽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
心是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GDP总量核算这种绿色核算相当于在现行GDP总量核算中扣减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恶化的代价。因此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核算成为绿色核算的关键。（1）自然资源耗减代价。若要核算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如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实物储量不确定我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2）生态环境恶化代价。对其进行核算的困难主要来源于生态恶化代价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是指工业发展引起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呈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被发现其核算成本难以分摊到哪一年。空间因素是指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包含的污染因子范围。2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的绿色与可持发展的思想意识不足。（1）从政府层面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片面追求经济的总量的增长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有时候仍不令行禁止。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造成严重后果。(2)从企业层面来看。一些企业追求自身的利润，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产生负外部性.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下降。(3)从居民个人来看。居民个人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如生活垃圾的不分类丢、农民化肥农药的过量或不正当使用等都对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三、对策与建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也是我们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的内涵。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突破克服:
1.完善资源和环境法律法规。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以及我国未来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建立一套相应的资源和环境的法律法规，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顺利推进为可持续发展立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2.完善统计法规.协调各部门统计。资源环境统计部门协调机制还不完善应成立由统计、矿产、林业等部门参加的资源环境统计协调委员会制定相关统计标准，由各部门分工协作组织实施。
[关键词]工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工资增长机制
一在我国制定“十一五”规划和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规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推动发展的方式，明确推动发展的政策导向。其首要任务就是“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一，而内需不足的主要表现是消费与投资和外贸关系的比例失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据，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消费33.3%、投资48.8%、进出口17.9%。很显然，这样的结构比例是不合理的。而历史数据则表明，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是1981年，为67.5%，但此后的20多年里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视积累（当时外贸所占比重较少）与消费的关系问题，1956年总理在中共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薄一波同志根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据此，我国在“一五”期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比例大致在23%左右，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直到1958年的，积累达到40%以上，才将这一比例的平衡破坏。从改革开放以来，GDP消费率从1981年67.5%降到现今的33.3%，可见消费的萎缩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据央行3月中旬的最新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还在明显下滑，同比下降3.8%，再创新低。即使以国内市场消费率来分析，按国家财政部企业司官员周来振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国内市场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约为45%左右。”1993年至2003年，我国国内市场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4.3%，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45%。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这一数字比世界平均消费率竟低了30多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却不断创新高，据央行的最新统计，今年2月底已经突破15万亿元。大多数经济分析认为，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存款超过了1万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消费预期过大，居民手持存款不敢消费。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这15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于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47，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并没有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居民手中。而恰恰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某些富人经济的特征，即投资过剩（如房地产的炒作），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富人将收入和储蓄转化为再投资造成的。即使政府采取某些金融政策，挤压储蓄存款，很可能带来的仍然是提升房地产和证券的投资热度，而不是最终消费的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探讨的就是总理曾提到的“穷人经济学”问题，即如何提高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能力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没有跟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
二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收入增长过缓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将造成消费与投资及外贸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些对策性研究认为，为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加大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力度，使居民有敢于消费的安全感。有观点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对公务员等的加薪带动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强化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分析指出，国家应当采取有关政策，鼓励企业调整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转化为其成员的消费能力。应当说这些对策都能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低才是影响到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职工有近3亿人，包括他们赡养的家属涉及居民数达5亿人之多，其中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消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4年全国城镇工薪收入者（含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16024元，但全国总工会对企业职工的调查却显示，同年企业普通职工的年均收入只是10913元，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仅为6468元。可见，企业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收入过低是收入增长过缓的主要症结。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经济全球化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的原因，也有企业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还有在企业内部工资分配中，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内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已是普通劳动者的10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几十倍，大大高于一些国外企业3至4倍的平均差距水平。这就揭示了企业内劳动关系的不平衡,是造成占我国工薪阶层主体的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的增长机制主要靠政府行为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工资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已截然不同。现在，政府公务员及其他财政支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或政策手段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但由于在向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劳动关系结构的失衡，在企业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增产机制却并未形成，需要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和协调才能加以解决。
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大前提下，企业利润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职工工资的增长，而这就直接制约了职工消费能力的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受惠的也只是政府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已无法惠及到大多数企业职工。企业的自已不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是否增薪取决于企业的效益水平和内部的结构关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指令这种传统的工资增长方式，只能进一步扩大工薪收入者内部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差距，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即使政府运用政策手段要求企业增长职工工资，在劳动者个人与管理者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仍然无法达到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预期。因为，在没有内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自行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会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分配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近几年在企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是，极少数管理者上涨的工资份额往往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也就是说，在劳动关系失衡的现实状况下，让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策调资方案未必能使大多数普通职工受益，甚至会造成新的两极分化。
三在劳动力市场化之后，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既不是政府指令所能左右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更不能指望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提高劳动者工资的主动性，而要靠劳资双方在制度范围内的平等博弈和利益均衡来完善。从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少依靠政府的指令或干预，而主要是靠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实现的，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工会的集体谈判，使得那些市场经济成熟国家，能较顺利地通过提高全民的消费能力来推动经济繁荣和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如瑞典、德国等）。在我国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在建立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同时，也恢复和建立了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这就是通过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动者一方，同以管理者为代表的资产所有者一方就工资收入等劳动关系问题进行协商谈判。通过这样的劳资博弈，保障企业劳动者的收入随企业的发展逐步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集体协商就不会形成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因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即使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为压低成本，企业必然会以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不平衡格局来牟利。作为收入增长机制的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为应对个别劳动关系中资强劳弱格局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据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0年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4年又重新颁布了《集体合同规定》，推动劳资自治性质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的全面实施。但是，当前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若要切实发挥作用，还需要排除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基本障碍。主观方面是仍有些人担心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会启动劳动成本的不断升高，损害或影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内投资环境；客观方面则是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低，且多数还局限于企业层面，而企业工会又受制约于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缺乏行之有效的集体协商能力。
排除主观认识的障碍，不仅要认真看待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对国内市场消费率的消极影响，而且要重新评估所谓的低成本外贸优势。目前欧美日等国的劳动力价格是我国劳动力价格的几十倍，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适当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并不会给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带来负面影响。即使把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提升一倍，与美国的平均职工收入水平相比，也仅仅由相当于原来的四十分之一提高到二十分之一，难以危及到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实践证明，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并没有使我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按商务部长的说法，在低成本加工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只是“过路财神”，大多数利润都到了跨国公司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全面升级。这就意味着，不能再以高能源消耗、高劳动强度、高污染，以及社会保障缺失为经济发展代价，而产业的升级反过来也要求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价格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影响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社会政治稳定。据广东的有关调查，12年来，该地区的农民工工资仅增加68元，而近两年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就足以说明仅靠低劳动力价格维持投资环境已经无以为继。
排除客观上的障碍，就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工会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维护好职工权益，维护好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为指导方针，落实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既是我国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之一，也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之一。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工会组织充分有效地整合维护企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各项社会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集体协商能力，相应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从趋势上看，各级工会组织不仅要完善企业内的工资集体协商，而且要扩展全方位的地区、行业或产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从现实需要出发，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只是部颁试行办法，层次偏低、范围较窄、权威不够，应当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及早将《集体合同法》列入立法日程。
建国以来，我国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传统上，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领域，无非是在企业内组织劳动竞赛、技术协作和技术革新，以及班组建设等生产性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会的确是通过直接介入生产过程的劳动竞赛等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工会就更需要通过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等方式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已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之后，工会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开拓新视野，既要保持几十年来的光荣传统，在自主创新等领域再立新功，又要看到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以履行工会基本职责造就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市场化的工资增长机制逐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强底层社会群体的消费能力。可以说，切实强化以工会为主导的集体协商工资增长机制，对推动“十一五”期间的拉动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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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的比较优势在农业，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胡亭亭.欠发达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与创新—以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7(5)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管理；减轻财政负担和实施结构调整的非国有化政策；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与借鉴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各国公共部门的企事业按其沿革和性质一般分为三种、纳入各级公共财政，与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公共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公共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非官员化原则和人制度、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系统、实行非国有化政策的原因、非国有化政策的做法、政府在必要领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对于保留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对于划入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垄断领域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公营企业的管理。而多数在竞争领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营公司对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预或参与其企业经营管理。
关键词：公共企业管理改革
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垄断领域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公营企业的管理。而多数在竞争领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营公司对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预或参与其企业经营管理。
一、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
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货物，对市场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够有效的货物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因此，需要公共企事业在某些重要产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成为政府职能延伸到微观的、贯彻公共政策和实施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干预手段。
西方各国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所有的资产称为公共所有。公共所有的企事业在法律上按照公共财产的归属分级所有，分为中央政府所有(即国有)和各级地方政府(省和市镇)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的地方所有。各级政府间有明确的财产边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有的资产无权支配和受益。
各国公共部门的企事业按其沿革和性质一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分离出来的、从事工商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如邮电局、国家印刷厂、无线广播和与地方政府相联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机构和一些公立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机构。有的不具法人地位，有的具有法人地位。在日本称为直营事业或法定事业。
第二种是在自然垄断领域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公营企业，由中央政府独资经营的即国营企业，由地方政府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经营的是地方企业。在日本按特别法律设立、由政府出资经营的称为特殊公法人企业。
第三种是在竞争领域和从自然垄断领域分离出来的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混合股份公司，中央一级的是国有股份公司，其国有股份一般占50%以上，在法国国有股份占30-99%的都叫国有股份公司；地方一级的是地方股份公司；还有中央、地方和民间资本混合的股份公司。
根据各国法律，各级公共企事业基本上按两大类依法分类管理：
一类由公法(欧洲大陆法系)规范或议会通过特殊法案(英美法系)规范并采用民法的一般准则，适用于在公共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上述前两种公营企事业。公益事业(如邮政通讯、供水供电、市政环卫，以及海关、审计、税务管理等行政部门和公立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服务性部门)以服务于社会公众而需要积极发展，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道路交通、能源电力、航空和金融等基础设施)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这类公营企事业以实现社会目标(包括就业目标等)为主，较少体现盈利目标；尤其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要投入大量“沉淀资本”才能开业，要由政府承担资源配置，必须纳入各级公共财政，与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由于这类公营企事业的经费不能全部直接从服务对象收取，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花费较大成本而投资回收又很慢，所以直接经济效益偏低，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政策性补贴，致使政府来自税收的财政负担很重。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营企事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另一类由民法类的公司法规范，适用于在竞争领域的一般公司，以盈利目标为主。混合股份公司与一般公司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由各国公司法规范，政府仅限于对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对资产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监督。公司经营受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引导，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二、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管理
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公共企事业依法实行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并对公营企业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
1.公共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各国国有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的隶属关系都与该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中央公共企事业的资产统归制定和实施国家预算的财政部(日本是大藏省)管理，例如，法国经济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职能由一般预算、附属预算和国库特别帐户构成。一般预算是中央预算的主体部分，其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它为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上缴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和国外收入等。凡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计划、资本变动、股权安排、重大发行债券和股票计划，都要报该部决策，重大问题还要由内阁会议决定。附属预算是专为政府经营的拥有财务自的非法人机构设立的法国特有的一种预算形式，中央公益服务性事业直属该部预算司，既要满足这些自给事业的财政需要，使其脱离政府机关，实行独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预算断绝关系，要求其做到自平衡。如有盈余则列入一般预算，如出现赤字便由一般预算补贴。然而，尽管由财政部统一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还要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领导人任命、行业指导和审计监督，重要问题由内阁会议协调决定。这体现了中央政府综合行使所有者职能和实际意义上的“国有”或“国营”。
2.公共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非官员化原则和人制度
由于政府直接经营国营企业容易产生经营管理官僚化弊病，各国政府一般采取授权人的办法，甚至授权私营企业予以经营；而政府则加强直接监督和规制。欧美国家实行政企分开，国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政府的部长或议员不得参加董事会，或政府官员一旦被任命为企业的董事长便不再担任政府职务，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政府一般从企业界选聘人，委派具有长期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专家承担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法国、德国的国营企业领导人由各行业主管部长提名，征得财政部长同意，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由总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国营企业董事会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同政府有关部门磋商。法国政府对于国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在国家控股90－100％的公司与在国营企业相同；在国家控股50－90％的公司也由政府提名确定，但对子公司的领导人选不予干涉。政府各部门通过严格的监督系统评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任命或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东亚国家(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有政府委派公务员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但总经理必须来自企业界，说明欧美与东亚国家政企分开的程度不同。各国法律还规定，必须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经过官方资格认证的、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员作为该公司的人，在公司内部实施强制性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
3.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在一般公司和混合股份公司是股东大会；而在公营企业是董事会或监事会。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公司战略决策权与日常管理决策权的适度分离。欧洲各国法律规定了职工代表和经济环境代表在国营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地位(美国企业的董事会中还要有消费者代表)。法国大型国营公司施行“三方代表制”：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职工代表(其中有工会的名额)和经济环境代表(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管理咨询顾问、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非竞争性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代表等)各占1/3组成董事会。德国公司监事会中同股东代表对应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小公司占1/3，大公司占1/2)，还有一定数量的外聘监事。这样，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组成了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体现了现代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社会化的趋势。各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在组织机构设置、生产和营销、人事管理上有很大自。而财务管理受到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工资水平既受同业协会制约，也需要政府部门批准。各国法律规定了国营企业职工不仅有参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力和选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的权力，还有参与分享利润盈余的权利。法国在拥有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中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设立盈余股份基金，工作三个月以上的职工有权按其报酬比例在法律规定限额内分享。德国公司通过有条件增加股本方式将新配股份给职工作为分享盈余的一种方式，通过获得自有股方式向职工分配股份。政府用减税的方法予以鼓励。新加坡政府对国营企业资金增殖的增长率超过银行年利率的部分，允许企业提取15%作为奖励基金，其中1/3奖给经营者，另外2/3由经营者奖给下属。
4.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系统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控制十分严格。法国财政部门每年由专设的基金确定向国营企业投资的额度。一是控制项目，即划分项目投资额的管理权限，大项目必须由财政部审批；二是控制投资收益率，用预期收益率与资本利率比较，以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三是控制资金来源，政府规定企业自有资金在有国家拨款和发行债券的总投资额中必须占有一定比例(如20~30％)。对于国营企业经营方向，政府部门一般下达指导性计划。法国政府的特殊做法是由工业研究部、经济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代表同国营企业一起谈判，签定3－5年的计划合同，规定双方义务，使企业发展计划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韩国从1983年实行国营企事业经营业绩协议，既考核公共目标(为主)，也考核盈利目标，使奖励与业绩挂钩，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业绩排序。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监督十分严厉。以法国为例有三重监督系统：一是经济财政部的监督，向企业派驻国家监督员，经部长授权行使其部分权力，检查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管理和评估效益；二是专业部门(工业研究部、运输部、邮电部、国防部)和国家计划总署的监督，向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专门对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进行过程监护和事后监督；三是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专有帐目法庭的财务稽查员检查企业的原始凭证和会计帐目，审计财务收支和经营合法性。近年简化为专业部门对口监督，但重要财务问题仍要向经济财政部报告。这套三重监督系统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受到严格的监管。另外，议会有权审查国营企业的预决算和年终报告，可以设立专门调查或监督委员会，检查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德国和英国也采取类似监督系统。
三、减轻财政负担和实施结构调整的非国有化政策
西方市场经济中把对私人企业用各种合法方式收归国有的政策称为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国有化或国营化；反之，通过立法把国有股份的一部分或全部出售给其他法人和私人、以及授权私人经营的政策称为de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非国有化或民营化。
1.实行非国有化政策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80年代，西、北欧各国和一些东亚国家经过了从经济复苏时期的国有化到经济赶超时期的非国有化的过程，既与各国历届政府政策有关，也有生产力发展到不同阶段的特点。西、北欧国家国有化涉及范围较广和国营企业数量过多，造成了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力下滑和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降低了本国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虽然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振荡性经济危机，却成了政府难以承受的财政包袱。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开支；一方面更加慎重地选择公共物品范围，尽量减少直接经济效益不可能很高的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推动公营企业的非国有化，主要是为了进行市场结构调整和完善市场机制。尤其在财政预算体制上需要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负担和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并把出售国有股份得到的资金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和向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领域再投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公共政策综合调节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经过国有化的高速积累和市场机制的发育之后，需要进行放宽经济规制和调整社会规制的规制改革，从而推动了行政改革和企业改革。
2.非国有化政策的做法
西方在实行非国有化政策当中，将国营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称为公司化。将国有企业出售一部分或全部股份的过程称为私有化，并需要相当完善和较大流动性的金融证券市场条件。除了英国之外的西欧和北欧各国对非国有化比较慎重。瑞典政府把不必要由国有独资的企业转换成股份公司并根据需要保持国家控股和一定的持股比例，从而筹集资金，既增强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实力，又减少行政干预。法国从1993年对58家公营企业集团中的21家实行非国有化后，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碳、航空、邮政及电讯等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公营。而在英国和一些东亚国家，则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和将从自然垄断领域中剥离出来的部分出售国有股份或出让经营权，但要为解决失业严重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如何克服私人资本的垄断倾向与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而采取措施。
在非国有化的做法上，首先把管理国有资产转变为经营国有资本，这是产权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准备，市场经济国家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进而在竞争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不同程度地放开规制和开放资本，各国在相同领域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竞争领域，德国在1987年出售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全部股份，将其所得资金建立了大众汽车基金会，10年来提供了34亿马克的科研基金。法国从1993年起对雷诺汽车公司的改造采取了特殊的“雷诺方式”，实行资本开放，确定国家持股水平在53％。其余的股东，由几个重要工业金融企业组成一个持有核心股份5％、并将上升到15％以上的“稳定投资股东集团”；同时推行“大众股东制”，确定公众股和法人股占公司股份的28％，其小股民数在百万人以上；职工股占5％，股票价格低于公开售价的20％，占公司总人数61％的10.2万名职工购买股票。1994年雷诺公司固定资产增加了20亿法郎。又如在自然垄断领域，1997年初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政府全面改造国营铁路公司计划，以解脱其长期亏损和高额债务。对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部分与可以转入竞争性部分进行区分，既对保持垄断性的部分进行结构调整，又将转入竞争性的部分引入竞争机制。措施之一是把铁路设施管理与运输经营分开，成立国营铁路网络公司，负责铁路设施的建设、维修和保养，从而把国营铁路公司的大部分债务(约1340亿法郎)转移出来，由政府通过直接拨款和金融市场筹资等方式逐步偿还；措施之二是下放铁路管理权，实行地区化管理，由22个行政区根据当地条件和运输要求参与铁路运营线路、站台、中转站的管理和价格制定，使铁路运输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发挥更大作用。1993年英国对国营铁路区分和剥离成两块：其一，铁路和信号系统仍为国营企业；其二，客运和货运系统是在政府规定了某一线路或区间的车次、运行时间和收费限价要求后，向社会招标拍卖一段时期的经营权，中标的公司要自置车厢，在合同规定的运营期内向国有企业交纳使用费，按市场竞争机制运营。
3.政府在必要领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
1)设立国有控股公司。在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有一些集团式的国有控股公司，在日本叫持株会社。一般称控制了一组公司的公司为控股公司，这组公司与控股公司组成企业集团。国有控股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税法、行业法规和特殊法律程序设立。由国家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即使国有股份低于50％，根据法律国家也能享有特殊的权利。按照经营范围，控股公司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经验表明，国有控股公司只管理中小企业并使规模受到一定限制，这种控股公司最为有效；按照专业部门分类并且作为几个业务公司的母公司而建立的控股公司也较有效。而综合性控股公司似乎弱化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却可能强化它自身对下属国有股份公司的内部行政干预，容易形成臃肿的管理机构和对工业活动所特有的瞬息万变的状况反应迟钝，以及在附属公司之间转移资金、抽肥补瘦而保护落后。按照经营战略，控股公司又可以分为纯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前者仅靠获益和控制，后者同时做实业。日本法律禁止设立纯粹控股公司，而美国法律未予禁止。国有控股公司的设立是根据政府明确的政策目标，作为政府财政部门与一般国有混合公司的中间机构，利用股份公司制度，通过对其它公司持股和参加经营来支配和管理一群公司，以较少的资本左右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并着眼于资本集团的资本增值。因此，政府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来使用新增资本可能比传统的财政补贴具有更好的资本效益；同时存在的风险是，如果由于出现内部人控制而经营不善或监督不严，就可能陷入日益严重的财务困难。
2)立法规定控制权。在非国有化过程中，需要由各国政府规划在哪些领域保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以及在必要领域保持决策权或否决权。德国政府把在德意志交通信贷银行的国有股份降到50.1％和把铁路运输公司的国有股份降到25.1％，是依据联邦法律规定：持股50％以上的股东拥有决策权，持股25％以上的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否决权，仍然保持了国有股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3)特别股权安排是在重要行业的企业中保留一部分尚不出让的股权(称为政府后效股或黄金股)，以防止有损国家安全的或在过渡期间经理层利用非国有化的机会来扩大其个人利益和损害公众利益的“不受欢迎”的收购或兼并，以保持政府效力。
4)特许经营权是在自然垄断性的供水、供电、煤炭和铁路部门中的专营权安排，如上述英国铁路对客运和货运系统采取招标经营的办法，既提高了经营效率，又保留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控制的特点。
四、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与借鉴
与西方的经济历史发展和概念含义不同，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党的十五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需要解决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和企业效率下降的问题，通过缩短战线，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既确保国家掌握战略性资源和经济命脉，又使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资产管理转入资本经营，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因此，首先要捋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分级所有。在国务院综合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和企业产权清晰的前提下，立足于国家财政预算能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设立资本预算和国家投资基金，把对国有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存量、投资、补贴和收益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对属于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即国营)企业与竞争领域的国有股份公司合理布局；并通过立法程序重新制定《国营企业法》和修改完善《公司法》，依法分类管理。同时健全规范不同类别企业体制和市场行为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监督。在此基础上：
1.对于保留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
参考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实施公共政策和调节市场活动的一种直接手段，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少数国营企业。建立政企分开的企业领导人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制定一套适合国情的选择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规则、程序和制度，实行“三方代表制”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自主管理，设立职工分享的盈余股份基金。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来源和投资收益率进行控制；专业部门对国营企业下达指导性计划，签订契约合同和评估经营业绩。建立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计划部门、专业部门和审计部门协调一致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技术、投资、经营和发展方向进行业务指导和严厉监督的完整体系。
2.对于划入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玫某中榷ǖ脑龀た悸堑盟坪醪还弧？/P>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牟普问埔簿龆宋夜壳暗淖芴逅案翰荒芗跎伲裨蚓陀锌赡茉斐尚碌牟普选？/P>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3．在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方面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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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有其特殊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三个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过程。这三个内容掺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国元素，因而具有民族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这样一种形态：本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体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探索或实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其在中国的运用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民族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着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实际上表明了哲学意义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只有将共性运用于个性，由个性来体现共性的时候，才能是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个性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则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所有的社会活动状况，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显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特色，即中华民族性特色。这种民族性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如俄罗斯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的特色。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这些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其发展过程的结果也会体现出这些民族的民族性。当然，这些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应该认为，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赞成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地域、文化及本质对民族性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表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括下列内涵：其一，民族是人类社会某一部分难以分离的稳定共同体；其二，民族具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其三，民族的经济生活相同或相似；其四，民族生活在某一共同活动的聚居区；其五，民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对某个事物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趋向；其六，民族是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而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在它的一切特征之中；其七，民族的精神力量及心理凝聚力乃至经济社会生活都受到其共同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其共同文化。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对象，也是在代表人物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因此，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中，都会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地域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宗教情况、心理情况、经济情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而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所期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特点又不一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状况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元素要在其过程中得到很好表现，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即是加强我们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将中华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性主体及对象，使整个中华民族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第二，使56个民族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学习和理解、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56个民族共同遵循的原理、方法及世界观，这也将为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理想及经济行为提供保证。第三，使56个民族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的原理改善及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更为具体、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中国素材，进而提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原理。第四，加强56个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区域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通过彼此的交流而共享。第五，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的交流及共享，逐步影响56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消除历史上遗留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现象，真正形成不仅能反映出56个民族特点，而且更能反映出整个中华民族特点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成果是民族性实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揭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这种具体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性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形成实践成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首先，在内容上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实践在中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形式上要采用中华民族能够接受的载体，特别是语言文化载体，否则再好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实践发展为例，它是一个基本实践事实，但在中国却只能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特征，形成当今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事实。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特别是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阶段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发展过程的特色，形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事实。这些历史阶段在其他国家没有，是中国才特有的。因此我们才能说，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我们中华民族所在的整个社会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而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的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成果为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也不断地掺合了中国分配观的元素，而这种中国分配观，正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在利益分配领域的民族文化意识，例如老子的全民平均分配观、孔子孟子的等级平均分配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社会大同平均分配观，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尽管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分配，这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传统中平均分配观念的影响。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在以前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形成实践成果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中国经济社会的民族性土壤中生长出来，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陈豹隐的经济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刘诗白等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的经济理论，还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透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陈豹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突出了“马学中用”；刘诗白被誉为中国五大产权理论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显然，他们的理论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但都贯穿于中国应用、中国风格所体现的中国民族性特点。而以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语境表达出来，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客体、经济关系的内涵，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性质、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及根本任务，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基本方法及基本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贡献了崭新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下列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等。①上述理论成果无不打上当代中国特有文化的民族性烙印，是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就开始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里，中国的民族性特色深深地融入其中。正如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造”，都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用中国人民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形式简单明了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进行阐释及实践。例如，马克思曾经认为，生产力中包含科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不仅在1975～1976年间就重申过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1978年3月，邓小平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又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邓小平同样根据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再如过去，我们忽略了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的原则，从而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说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话。而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深入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③又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④并进一步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⑤即是说，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中的抽象要素，必须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才有现实的意义。为此，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表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而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时认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这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论述，形成了其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进一步通过“三个自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探索过程。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民族性有必然联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指导各个国家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世界各个国家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风情、风俗习惯、、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等均不相同，因此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与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有一个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相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于是，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越南化、朝鲜化、古巴化、俄罗斯化、美国化等具有必然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家的本土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的必然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阐释的劳动者内涵，如果按照朝鲜的“主体思想”阐释，则是将劳动者视为万物的主人，是推动社会生产第一性的客观存在。而“主体思想”早就存在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文化领域，经金日成的深化才被赋予新的意义。1955年12月，金日成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与政治独立和经济自足相联系的“主体”概念，形成了“主体思想”的基础，并作为马克思主义朝鲜化的朝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成为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朝鲜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过渡，金日成宣布要在15年内赶超东欧兄弟国家，要通过“千里马运动”等方法，迅速使朝鲜成为经济及政治、军事强国。又如古巴的“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的重要表现，同样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卡斯特罗主义”的内容包括民族独立、社会公正、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塑造新人、党的建设及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在古巴运用、发展的民族化阐释。在卡斯特罗看来，马克思早就设想了一个全球化世界，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昭示，这个世界是一个对财产进行公平分配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在地球上还远未建立。因此，卡斯特罗对此诠释道，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规律，是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反对也不可能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因为这是现代帝国主义强加给这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古巴化，使古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近年经济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卡斯特罗多次强调，要“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古巴的实际出发。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古巴运用及发展的结晶。又如越南共产党主张，“在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坚定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胡志明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理论指针，认为要把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革命及科学本质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就进行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经济革新探索，并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很大的成功。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同样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性。例如，越共“十一大”的大会决议在总结越共的执政经验时，首先就强调“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以及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①这实际上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南化的民族性。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他国家的本土化的民族性，是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客观存在。
作者：蒋海曦
关键词 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基础；政策导向；北京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5-0021-07
一、学术问题与研究综述
1. 民营经济的界定
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经济概念和经济形式。它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和港澳台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和民营科技企业等类型[1]。1931年王春圃在他所著的《经济救国论》一书中首次使用“民营经济”一词，而在国外尚没有“民营经济”之说，只有“民营”的概念[2]。“民营经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各个学者对民营经济的概念与界定都有不同的看法。自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5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①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民营经济”即为民所有的经济，实质就是个体和私营经济[3]。②单东认为所有非国有国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都是民营经济[4]。③学者剧锦文（2002）则认为民营经济能在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经济物质形态，所以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组织形式[5]。④著名经济学家晓亮认为“民营经济”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包括7块内容[6] [7]。其中“国有民营”和“公有民营”都被包含在内，所以应该严格区分“民有”和“民营”。一个简单判别标准是，凡不是国营经济的，都能说是民营经济。⑤厉以宁提出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等一系列构想[8]。
第一种观点是从所有制性质上界定“民营经济”，但是考虑的角度较宽，将国有民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都纳入其中，甚至囊括港澳台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和民营科技企业等类型，不能单纯地说只有个体和私营经济属于民营经济。第二种观点是从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两方面综合考虑的，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未能考虑“国有民营”也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第三种观点是从企业理论角度考虑的，认为民营经济注重的是企业的绩效和利润是否最大化，是否有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能充分利用好资源。第四种观点，是从经营方式角度考虑的，注重“民”为经营主体，提出“民营”非“民有”，“公有”也可以“民营”，也是现在比较流行、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第五种观点，厉以宁因提倡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杰出贡献而名垂青史，经济学界称之为“厉股份”。但无论如何，这5种观点都在传达一个共同的信息：民营经济是与“民”有关的经济，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主要研究的也是与“民”相关的企业，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供给保障。
2. 民营经济的相关国家政策与理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有所松动和反复，民营经济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很大程度发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体现了国家由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到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即由“对立论”转变为“承认论”，改变了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看法，这一过渡不仅体现了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还体现了中国遵循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②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改变从前消极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然性的态度，从“承认论”过渡到了“补充论”。③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表明市场经济可以同公有制兼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④1997年9月，党十五大报告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历史经验，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加以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已不仅是起补充作用，它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论”过渡到了“组成部分论”[9]。⑤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大，首次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成为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经济理论的创新表现之一[10]。两个“毫不动摇”成为新世纪民营经济大发展和大扩张的“最高指示纲领”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采取的主要举措之一[11]。这是自1989年压缩民营经济入党标准后的首次放开，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和其他经济主体同等的政治参与机会。⑥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壮大民营企业。⑦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又提出“两个平等”，为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12]。⑧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改变了社会劳动关系和就业状况[13]。⑨2011年，站在“十二五”的新起点上，政府认为应该给予民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14]。⑩2012年全国“两会”报告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15]。■党的十报告中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3. 关于民营经济认识的几种主要学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公有制比重极高，最大达到了99%以上，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2002年民营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4%，上缴税收已接近37%，并且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占全社会总就业量的42%。目前，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在某些地区已占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大发展[16]。
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加深和讨论的过程，在政治、决策上仍然具有先天不足和滞后性。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综合来看，主要有3种观点：①资本复辟说。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民营经济、非公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犹如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在侧面中反映了暗藏其中的资本复辟，随之而来的就是引发阶级斗争[17]。②“国进民退”正常规律说。又有另外的学者提出“国进民退”的问题[18]，因为市场经济有进有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是不以人为意志转移的客观现象，对此重点不是民营经济以后会怎么样，而是在于不能产生歧视，不能对非公有经济存在偏见。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将保持国退民进的大趋势，民营经济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要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阶段特征和国内外形势[19]。③“还权于民”说。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方向就是“还权于民”[20]。继续建设市场经济，使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给老百姓以权力，去管理经济，共同分享经济成果[21]。
第一种观点的想法可能过于偏激，非公经济发展虽快，但是并没有到致使“资本复辟”的地步，但是这位学者同时提醒一定要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二位学者的观点，是在衡量公有与非公有的轻重，但是并不能单纯地去看待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经济，因为两种经济相辅相成，没有轻重之分；第三种观点跟第一种观点正好相反，它不但没有担心民营经济日益强盛会给今日之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什么威胁，反而告诉政府要“放得开”，要让百姓的民营经济自由发展。三种观点，都阐述了民营经济发展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各有利弊，要取其中之精华，指引未来经济发展的路。20世纪初中国仍然处于经济社会的改革转型时期，所有制结构趋向于以混合所有制为主。国有制起主导作用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纯粹的民营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渗透，而不是甲吃掉乙[22]。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非零和”合作博弈。
上述文献综述梳理了民营经济的概念，明确民营经济的性质，为进一步解放民营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地发展民营经济提供参考。
二、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1. 国家与首都民营经济的政策成长过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恢复阶段到稳定发展阶段，北京民营经济的状况基本上跟全国是一样的，大致经历了恢复、起步、稳定3个阶段（见表1、表2）。
从上面两个表格看来，北京的民营经济政策与国家政策同步，但是又有细微区别：第一，国家政策是在宏观基础上订立，它要照顾全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相对于全国性的政策，北京市政府所订立的政策就详细得多，它不仅有针对性地改善了北京市民营经济的发展条件，而且还为以后的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行的方案。第二，北京市政策的初次出现比国家要晚了几年。第三，北京市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补充与具体化，说明了政府环境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8]。
2. 1990年以来北京个体、私营企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数量剧增，在拉动北京市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的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例如，到2003年末，全市有中小企业166，059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76%[29]。截至2009年11月底，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企业已经达到122.9万户，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89.1万人。通过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与北京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也能看出北京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表3，表4）。因此，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扶持个体私营企业成长，让民营经济成为北京市显著特色。
总体来说，北京市个体、私营企业在2000年以来都是在快速、平稳地发展。先来看北京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情况：①自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以后，2002年至2004年是一个重要拐点，尤其是2003年个体户数量都出现了很大的增幅。②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能在2005年个体户数量的23.7%增长率中看出来政策效果的明显。③但是在2008年，中小企业出现了略微的降幅。有学者认为这降幅为0.2%是正常的并且是可喜可贺的，因为2008年是中国汶川地震发生的一年，全国上下经济都十分低迷，但是民营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可见北京市非公企业的潜力是无限的。④至于2010年本市中小企业产生1.5%降幅，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好有太大影响。企业的进退和合并、消亡都有特定市场发展规律，只要民营经济总体还在增长，那么部分的消退不足为患。
北京市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呢？从2001年到201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数量一直都在增长，2001年到2004年，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其数量的增长率都在20%；2005年至2010年，虽然不及2001年至2004年，但是增长率都在10%以上，增速明显。无论如何，2000年以来北京市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经济政策的逐步放宽。
三、学术总结与讨论
1. 应该重新认识北京市民营经济的贡献
民营经济作为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首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就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税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一，民营经济对国家税收起了很大的作用，来自民营经济是税收总量已经从2005年的134.8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60.79亿元（见图1）。
第二，北京民营经济对增加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有重要的作用（见图2）。
第三，2008年的汶川地震[30]与2010年的玉树地震[31]，北京私企都给予了慷慨帮助，分别捐赠财物共2.6亿元人民币和1，151万元人民币。
只有继续支持、扶持民营经济的成长，使北京民营经济企业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三个北京”（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建设的目标对接，财富为民所享，才能让民众过上更幸福、宽裕的生活。
2. 应该高度重视北京民营经济面对的挑战
第一，1978年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状况处于相当困窘的局面，中国众多的人口、低水平的经济和与国际发展的极大差距，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实行经济改革。在目前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环境构成了民企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发展、竞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征途中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因此，北京民营企业要把握好经济转型这个机遇，争取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民营经济充满活力，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却面临着用工、用地、融资等许多体制障碍。这些障碍不仅严重影响到民营经济为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为使党政权力更加腐败，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权力构成中，政府力量、官办经济依然树大根深，相互依存，有的政府官员甚至还是其所属企业的董事，所以民营经济当然会被区别对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降低政府干预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对民营经济以宏观调控为主[32]。
第三，国外的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有调查显示国外有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希望与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关系，而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动机在国际上已被经济学家研究多年。Agawam和Kroeber发现那些与政府部门密切相关的行业里的企业会有更多的政府官员担任董事。Fascia对47个国家的20，202个上市公司在政治层面上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被发现腐败问题比较严重[28]。国外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显然截然不同，这或许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但是国外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特别是在北京市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城市，更要防止、杜绝腐败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允许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关系捆绑在一起，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引起社会混乱（见图3）。
3. 北京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内外环境的限制，要处理好外部环境、协助企业管理好内部环境，是北京市政府、工商联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例如：①在诸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②最大限度放宽政策限制，减少干预；③针对中小私营信用度差，融资能力弱这个问题，市政府一直都在改善，未来将继续给中小企业加大信贷支持；④企业须加强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产品的安全和质量问题。随着“十二五”计划的落实，北京非公有制经济也将走向另一个高峰。在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首都民营经济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定将继续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为快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做出更伟大贡献。⑤党的十报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给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力、开辟新前景，民营经济必将迎来又一个大发展的春天。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将会更加宽松、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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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经济合作 本土文化 多元文化 和谐社会
“纯经济论”在通向一条局限之路。经济霸权主义，种族歧视，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信仰的垄断正在反映商品经济的特性, 并日益加深人类生存空间的矛盾、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然而, 我们隐约可见另外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其发展态势不可逆转，这一极力量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科学的灵魂。各民族多元文化正在形成人类的共识, 并孕育着一个社会经济共同繁荣的文明世界。合作经济、互助经济, 个体经济, 微型信贷经济甚至异货贸易经济一直扮演着平衡的力量和不容置疑的角色。一个和谐的全球化世界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扶持被遗忘的弱者群体, 弘扬着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众多的国家、民族所构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文化资源，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而用一种垄断文化取而代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寓于各民族多元文化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不能用单一的商品价值观来衡量。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加剧的世界：战争、地区冲突、社会犯罪、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伦理与文化多元性正在打破单一的垄断经济理念。我们在此分析的方法论完全针对“纯经济论”而强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我们方法论的共性是借助于被淡忘的人文科学，即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交际人种志学和语言学”。吉尔特 贺佛思德（Geert HOFSTEDE）同样主张与多种价值体系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反对 “唯经济论 ” 的模糊性，等级制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经济学界在南北合作的最新理念中强调经济的发展应重视人文科学，哈桑 扎乌尔(Hassan ZAOUAL)批判国际经济合作及地方分权合作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市场经济模式，他在“经济发展信仰论”中第一次提出“本土文化论”，强调经济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面对单一的先天性畸形的商品经济，“本土文化论”明确提出经济机制的多元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
建立在纯市场经济机制与自然选择法则上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考虑全球性商业行为的存在与发展。新古典主义结构理论即便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平衡，然而，尚未摆脱“总平衡机制范畴”的局限性。根据总平衡理论的定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概念认为各种行政机构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该理论以五项原则为依据：“即价格的弹性（不含心理因素）；经济行为的理性（不含人类学因素）；不考虑经济行为的时间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考虑平衡与失衡间的联系（地理环境）；货币地位中立性（不含文化因素）”。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总平衡机制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因为它同样是“纯经济论”的翻版，以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最终形成社会的失衡发展。从这一角度考虑，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共同信仰的建立将形成另一个经济平衡的砝码，规范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正如克尼 罗兰(Granier ROLAND)所说：“文化发展是实现市场繁荣和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豆制品，而欧洲人喜欢奶制品，对两种产品的亲疏只能反映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各异。作为民族的文化信仰，奶牛在印度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加以保护，而在法国奶牛的研究与开发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和食用价值。为什么穆斯林女性喜欢头带面纱，而西方女性喜欢身穿裙子，女性穿戴方式上的各异只能反映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尽管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上的差别，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不能构成威胁，那么，矛盾究竟来之何处呢？我们当今社会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国际合作中的危机不仅反映不同民族间在语言、历史和地源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主要地反映在不同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是否加以保护。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而亚洲人善于运用宏观的视野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东西方的教育体制里都用学分来表示学生的成绩，东方人用百级分表示满分，而西方人则用二十分表示满分。另外，当您在法国市场采购商品和在中国市场采购商品时，不难发现法国人的找零方式采用逐一累计方式，而中国人找零方式则采用一次性的叠加方式。中国哲学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和整体性，为此，中国人传统的经济思维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阴阳平衡理念，而且也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伦理因素。北大人文与地源学教授胡兆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引入市场经济里，他主张：“仁爱应面向所有消费者；道德应体现产品质量；诚信应考虑双方利益。生财应考虑协调合作”。“孔家思想的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上，孔子的以德治天下在外国人眼里，精神的力量就象北斗星一样，它有自己的定位，其它行星围绕着它旋转”。阿里思多德(ARISTOTE)说：“道德不从属于大自然，但也从不与大自然对立”。马克思 卡党马克(Max KALTENMARK)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总是位于伦理道德与治理艺术，哲学的思维主要在于人文科学，附以微量的玄学思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人文科学在中国从来都未与大自然分开过，显然，人类是动物界最聪明的群体，他的存在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人受道教影响这一事实，其它思想流派则强调自然秩序的神秘关系，或者说人们能够与大自然保持直接联系”。中国人相信灿烂的民族文化，即文化与伦理价值是经济合作的灵魂。不能肯定在中国仍然存在孔子的社会结构，历史的发展已将这种社会结构淡忘，尽管某种儒家学说一直在渗透着这种精神面貌。中国人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知识界的某种激进化削弱了这种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是开拓未来之必须。海外华人传播着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扮演着民族文化的理想角色，它的文化价值可以和马克思理论相提并论。它也能在家庭、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形成一个文化根基。尊崇伦理道德不能被否认”。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经济合作在中国人眼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合作是建立友谊的过程，即便合作终止，友谊长常在。子贡问怎样实行仁道，孔子说：“工匠要想完成他的工作，一定要使他的工具锋利。我们居住在一个国家，就尊敬那些大夫中的贤人，与那些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论语 XV-9）。
诚然，人们需要相互了解，合作其间双方组织的参观、旅游、饮食、娱乐是不可缺少的。 除此之外，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空间的距离、语言的障碍同样需要相互理解。相反，“纯经济论”则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合作完全变成供需关系，利润高于一切。
经济合作无论是涉内还是涉外，文化交流是形成共同信仰与认知的前提条件。“人类从不缺少文化理念，他们使用那些改变事物形象的棱镜，在看待其他社会时也只能通过这些棱镜直观”。我们引用的上述佐证无一不说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且不说某种社会现象的善与恶，各民族文化在其跨文化交际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是，强权政治却藐视不同民族文化共荣与多元性，超级大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是对该国民族文化的践踏，导致社会的贫穷。军事干预的目的不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民主，而在于寻求经济与战略出路。
以合作为主题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才是当代社会真正的人权。藐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谈世界政治民主毫无意义。目前，国家间、地区间发展的各种经济合作以公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与平衡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埃雷克 拜耶(Eric BAYE)和万桑 拜尔岱(Vincent BERTHET)在分析中国与欧盟合作时指出 ：“有谁对中国和他的民族文化了如指掌，有谁了解中国决策者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法国、美国总统的名字。如今，在这个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大城市与法国巴黎的航运胜过以往罗马与柏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依然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看中国”。他认为欧盟同中国的合作缺乏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只要相互包容、理解，外交、投资及人权分歧都能迎刃而解，外交应容许媒体和非官方组织发挥作用。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为众多国际间合作提供了广泛的领域，本土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必要条件，人类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根文化与本土环境，离不开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认知体系。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不应该构成共同伦理认知的障碍。“文化交流比起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更具有生命力，文化的认可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定团结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反对战争、消灭贫穷、维护世界和平与生态平衡应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认知。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文化交际从这里开始，经济科学才具有生命力。“宇宙的核心是建立神圣的和谐社会，人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于相互包容与共存，既完美的融合，普遍的善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资源，更主要的是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荣，既两者的结合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结语
“纯经济论”抹杀了经济科学的人性化，加重了各种全球性危机。国际经济合作的关键强调弘扬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研究，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教育的体系里。因此，内外合作的潜在力在于跨文化交际，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信仰、伦理体系，法律水准和风俗习惯。多元文化归属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并反映规范的伦理和共同信仰。任何强权政治都不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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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以人为本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根据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些理论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从不同方面和领域展开，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1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一个相对完备的科学体系，在于它具备科学理论的共同特点和基本特征
首先，科学发展观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精神，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理念，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其次，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刻总结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借鉴其他国家谋求发展的成败得失，合理吸收世界上研究发展问题的积极成果，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三，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是推动我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只有从科学体系的高度来认识科学发展观，才能准确把握它的实质，才能确立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才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2 科学发展观指明我国发展路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涵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江泽民强调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求发展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早期的发展观反映了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实践证明这样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于是，人们提出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同社会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把发展的涵义从单纯经济增长扩大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水平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良性互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科学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经济的发展总是同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第一次使我们对发展的要求从整体上有了一个全面、系统、准确认识和把握。“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相协调”。强调协调发展，始终把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看成一个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的整体，重点解决好发展中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要从执政兴国的大局出发，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下，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必须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还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全面履行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始终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确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解决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
因此，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新要求，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观点。
3 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目的，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解决了发展的本质和目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把以人为本作为促进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持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拓展，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利益，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关心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问题。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全面的和不断发展的，将人民群众现阶段的需要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和目标统一起来，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作了更加深刻的阐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在发展问题上的要求。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贯穿并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因此，我们强调经济建设要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治建设要着眼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权益，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建设要着眼于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确立起来，升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4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形成的理论创新体系，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一系列重大思想，从不同领域展开，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科学发展观已形成了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
（1）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各社会阶层、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既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发展。就是要使各个社会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3）发展的路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全面进步就是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和谐社会建设统一起来，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发展；协调发展就是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内国外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4）发展的动力是通过体制改革充分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改革的实质是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从事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发展的保证力量表现在，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动力和发展保证力量等的认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只有根据发展着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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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三产业；贡献度；测度技术
1.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不断变化，尤其在发达国家，第一、二产业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其发展程度从起初的不断上升，到后来逐渐稳定，此时总量也在GDP中占到最大，然而其并不一定是主导产业，反而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软实力”引导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方向，并且其比重，也即狭义的贡献度在不断上涨。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第三产业 GDP 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产业发展研究的也成为产业结构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准确衡量第三产业的总量和结构，有助于研究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有助于探讨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路径，从而实现经济快速、有序、平稳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
“第三产业”的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早在十七世纪末（1690年）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然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雪最先提出“第三产业”概念到。因而，本文所述评的主要是1935年费雪正式提出第三产业以后的理论[1]。
第三产业，是指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诸如商业、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房地产、贸易、饮食、卫生、文化、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各类技术服务业等）[2]，是满足人类除物质需要以外的更高级的需要，如生活中的便利、娱乐等各种精神上的需要。
3.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测度技术
3.1 贡献测度技术的提出
3.1.1 概念
所谓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下文中简称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的测度），是指基于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决策引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总量和结构等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然而变化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即如决策者要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决定提高文化行业的就业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的就业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则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就业形势的改善。优秀的文化实力能提高国民的精神力量，文化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之更加积极地投入生产生活中，其必然波及各行各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典型案例。因此基于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作用不可小觑。那么，对这种贡献程度即为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对这种贡献度的测度方法，即为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测度技术。
3.2 模型的建立
3.2.1 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测度技术
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最直接的测量方式就是观察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也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假设，Yt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那么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率则为：A=Y′Y式（3.1）
3.2.2 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速度贡献测度技术
本部分的测度技术设计灵感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的增长方程，古典增长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技术等，而本文的速度贡献测度模型则将用于第三产业的资本和劳动作为独立的变量从模型的资本投入变量与劳动投入变量分离出来，以测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假设生产函数为：Yt=At・f（L，K，Y′）式（3.2）
其中，Yt表示经济总量，At表示随着时间t变化的社会技术进步，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投入量，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对式（3.2）两边求全导数，可得：
其中，y=dYtdt・（1Yt）表示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a=dAtdt・（1At）表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的速度，α=（YtL）・（LYt）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1=（dLdt）・（1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的速度，β=（dYtdK）・（KYt）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k=（dkdt）・（1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速度，γ=（dYtdY′）・（Y′Yt）表示第三产业的对国民经济的弹性，y′=（dY′dt）・（1Y′）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式（3.6）表达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全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速度和资本投入的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四大部分组成。那么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增速的影响则是由式（3.6）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系数，即其弹性指标来衡量，即γ=（dYtdY′）・Y′Yt。
4.结论与展望
1、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第一、二产业的生产和消费紧密相连，因此应该提高对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视，本文的实证分析的结果业体现了这一点，并且第三产业具有行业多、范围广、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安排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第三产业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却独具优势，尤其对于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势，第三产业可以及时地解决这一问题[4]。
2、重视产量，但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只把眼光狭隘地放在经济总量上，否则会出现“虚涨”，而是处理好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目标，稳定发展速度，认清当前发展现状，发挥自身优势，拓展第三产业的市场，借鉴好的方法和途径，吸取经验，才能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述英. 西方第三产业理论演变述评[J]. 湖南社会科学， 2004 （5）：85-88.
[2]魏建宏.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实现经济顺利转型[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 （5）：146-14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